由生向死,向死而生生,归根到底,需要我们对死亡有正确的认识,从而更好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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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学史明理,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光辉历程告诉人们一个根本道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取得的胜利,根本原因在于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形成了丰富的哲学智慧,主要包括: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和价值观,坚守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坚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的群众路线;坚持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善于总结经验教训,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勇于自我革命,加强自身建设,使党永葆生机活力;重视意识对物质的反作用,构筑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正确处理人民群众决定作用与历史人物特殊作用之间的关系,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必须有一个坚强领导核心;坚持和运用唯物辩证法观察问题、解决问题。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 百年党史 哲学智慧
【作者简介】
赵剑英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党委书记、社长、编审 (二级),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全国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国家百千万人才暨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全国新闻出版行业领军人才,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获第五届中国出版政府奖优秀出版人物奖、第十三届韬奋出版奖。
中国共产党已走过一百年的光辉岁月,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逐渐从幼稚走向理论上成熟、政治上清醒,从建党时只有50多名党员,发展成为现在拥有9500多万名党员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无数次从失败中奋起,从困境中走出,付出了巨大的流血牺牲和代价,最终带领中国人民成功走出了一条中国革命道路和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学史明理,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光辉历程告诉人们一个根本道理,必须“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指导中国人民不断推进伟大社会革命”,“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些精辟论断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道路为什么成功的根本奥秘: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质上是一个哲学命题,包含着丰富的哲学内涵,它体现了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践、一般性与特殊性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视角回首百年党史的伟大历程,认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道路为什么成功的深刻原因,我们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点内容。
一、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2021年2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一百年来,我们党坚持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相统一,培元固本和守正创新相统一,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新境界,产生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产生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党和人民事业发展提供了科学理论指导。我们党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理论创新、进行理论创造的历史。”从党的非凡历程中我们可以深刻领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如何深刻改变中国、改变世界的,感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和实践力量,深化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的认识。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哲学内涵就是坚持主观与客观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统一,就是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的思想路线。百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并迈向复兴的伟大实践取得伟大历史性成就,首先是坚持正确思想路线的胜利,即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胜利。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也是一部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历史。
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确立是党付出了无数流血牺牲和巨大代价得来的,是党在与各种“左”的和右的错误思想路线的多次斗争中总结出来的,是通过伟大斗争得来的。“实事求是”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大贡献。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党内出现“左”、右倾的错误倾向。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央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给党造成重大损失。八七会议纠正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毛泽东同志提出:“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1927年11月党中央的扩大会议上,“左”倾盲动主义(即冒险主义)路线形成,使“左”倾路线第一次在党中央的领导机关内取得统治地位。这一错误路线一经提出就引起毛泽东同志和在白区工作的许多同志的批评和制止,只持续了半年左右。1929年下半年至1930年上半年,“左”倾错误又发展起来,形成第二次“左”倾路线,即“立三路线”。这一路线主张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污蔑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创造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以根据地来推动全国革命高潮的思想,是“极端错误的”“农民意识的地方观念与保守观念”。毛泽东同志坚决反对“立三路线”,及时纠正红一方面军中的“左”倾错误,使江西革命根据地不仅没有遭到损失,还成功地粉碎了敌人的第一次“围剿”。1930年5月,毛泽东同志撰写《反对本本主义》一文,提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形”等重要论断,第一次提出并深刻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的极端重要性。
党的六届三中全会纠正了“立三路线”,但对党内的“左”倾错误并未加以清算。在1931年召开的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上,王明“左”倾路线在党内占据统治地位,给党带来灾难性的损失。王明“左”倾错误路线脱离“敌强我弱”的革命实际,坚持“城市中心”论,在军事上主张全线出击,与敌人打阵地战、堡垒战,直接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由此被迫长征,在实行突围和战略转移的时候,又犯了退却中的逃跑主义错误,王明“左”倾错误路线使红军数量锐减,使中国革命陷入绝境。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与王明“左”倾错误路线进行了长期的斗争。
1937年夏,为了从哲学的高度彻底清算王明“左”倾错误路线,认真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对中国革命实践的独创性经验作出哲学概括和创新,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撰写了著名的《矛盾论》和《实践论》两部著作,它们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代表性著作,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奠基之作。《实践论》主要研究和论述了认识与实践的统一问题,《矛盾论》主要研究和论述了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问题。这“两个统一”的论证,解决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哲学基础问题,从哲学的高度阐明了党的思想路线的基础。
20世纪40年代初,为进一步反思和批判王明“左”倾错误路线,毛泽东同志带领全党开展了一场长期的、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运动,即整风运动。在整风运动中,全党围绕怎样从实际出发来对待马克思主义,怎样使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以及怎样对待党的历史上一些重大问题展开大讨论。1941年毛泽东同志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指出:“‘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而要这样做,就须不凭主观想象,不凭一时的热情,不凭死的书本,而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毛泽东同志借用我国古代成语“实事求是”概括和阐释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科学态度,并最终把这种科学态度确立为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1942年,毛泽东同志先后作《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的报告,提出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整风运动的目标是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整风运动彻底清算了王明“左”倾错误路线,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使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在全党范围内深入人心。在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指导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领导中国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要性,正如1958年7月毛泽东同志在会见黑非洲青年代表团时指出的:“长征中我们走了很多路,用两条腿走的,全部路程等于地球的轴心,从中国钻进去,从美国出来,有一万二千五百公里。那时我们犯了错误,蒋介石就逼着我们走这么多路,走到北方来了。这以后我们就得到了教训,知道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是应该相信的,但是要同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后来一结合就灵了,就打胜仗了。”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进行了艰辛探索,获得了许多重要的有益认识。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左”倾错误思想在理论和实践上不断累积发展,导致社会主义建设脱离中国实际、超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而急于求成、急躁冒进,具体表现为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和“文化大革命”,使党和国家事业以及人民生活遭受重大挫折。
1978年5月,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开启了思想解放的大幕,邓小平同志旗帜鲜明地支持这场大讨论。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邓小平同志发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指出:“目前进行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邓小平同志还指出:“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就是实事求是。”“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就是实事求是,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毛泽东同志在延安为中央党校题了‘实事求是’四个大字,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就是这四个字。毛泽东同志所以伟大,能把中国革命引导到胜利,归根到底,就是靠这个。”1978年12月18日至23日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冲破长期“左”的错误的严重束缚,彻底否定“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重新把“实事求是”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精髓,确立为党的思想路线,实现了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
邓小平同志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精辟指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正是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出发,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清醒地认识到中国所处的发展阶段,即中国还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从这一基本国情出发,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进行再思考和系统回答,深刻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形成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即“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基础上,把与时俱进确立为党的思想路线的内容,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党的思想路线。在国内外形势复杂、世界社会主义出现严重曲折的严峻考验面前,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和基本框架,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开创了全面开放新局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加深了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认识,积累了治党治国新的宝贵经验,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
党的十六大以后,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基础上,将求真务实确立为党的思想路线的内容,根据新的发展要求,深刻认识和回答了新形势下“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问题,形成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推进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成功地在新的形势下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习近平同志一直高度重视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2012年5月16日,习近平同志在中共中央党校发表《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重要讲话,指出:“我国已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和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我们面临的国内外形势更加复杂多变,新情况新问题新矛盾层出不穷。这些都对我们坚持和更好地贯彻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提出了新的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作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科学判断。同时,针对一段时间内治党管党“宽”“松”“软”问题,以钢铁般意志推动全面从严治党;针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特征、新问题和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坚持依规治党、形成比较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战胜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胜利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明确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战略安排,使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证明,每当我们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正确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立场的时候,党的事业就会顺利推进、取得胜利;每当我们偏离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偏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方向,我们就会犯错误,党的事业就会遭受重大挫折。我们要旗帜鲜明地反对教条主义、本本主义、主观主义和经验主义,反对各种“洋教条”“西教条”。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强调:“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坚持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既反对各种否定马克思主义的错误倾向,又破除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坚持从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国情出发,不断研究新情况、总结新经验、解决新问题,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是总结党的历史进程得出的最根本、最重要的经验。
二、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和价值观,坚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的群众路线
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马克思恩格斯构想的人类未来理想社会——共产主义社会——最根本的特征,是马克思主义立场和价值观的核心内涵。《共产党宣言》鲜明指出:“共产党人不是同其他工人政党相对立的特殊政党。”“他们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中国共产党章程》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马克思主义坚持实现人民解放、维护人民利益的立场,以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和全人类解放为己任,反映了人类对理想社会的美好憧憬”。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把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和价值观概括为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党的百年历史,就是一部践行党的初心使命的历史,就是一部党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的历史。大革命失败后,30多万牺牲的革命者中大部分是跟随我们党闹革命的人民群众;红军时期,人民群众就是党和人民军队的铜墙铁壁;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党广泛发动群众,使日本侵略者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淮海战役胜利是靠老百姓用小车推出来的,渡江战役胜利是靠老百姓用小船划出来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成就是人民群众干出来的;改革的历史伟剧是亿万人民群众主演的。历史充分证明,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赢得人民信任,得到人民支持,党就能够克服任何困难,就能够无往而不胜。反之,我们将一事无成,甚至走向衰败。”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社会变革的决定性力量,群众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人民群众是我们党的力量源泉,要牢固树立群众观点,践行“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马克思主义认为,实现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就是要把人从对物的依赖和人的依赖中解放出来,消除人的异化。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革命把贫穷的劳苦大众从被剥削被奴役中解放出来,实现了人民在政治上的解放,在政治权利上实现了人人平等,使中国人民站起来,翻身做了主人。“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在辽阔的中国大地上结束了100多年来中华民族遭受资本—帝国主义侵略和中国各族人民遭受资本—帝国主义同封建统治阶级联合压迫与剥削的历史,结束了国家战乱频仍、四分五裂的局面,实现了梦寐以求的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受压迫、受奴役的中国人民从此成了新国家、新社会的主人”。
改革开放时期,邓小平同志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解决人民群众的温饱问题,使人民群众富起来就成为中国共产党肩负的使命。经过40多年的快速发展,党带领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不仅解决了人民群众的温饱问题,更使人民群众富了起来。40多年来,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由1978年的3679亿元增长到2020年的100多万亿元。我国还建立了全世界最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科技创新和重大工程捷报频传,外汇储备连续多年位居世界第一。可以说,中国人民在富起来的征程上迈出了决定性的步伐。40多年来,我们党始终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全面推进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不断改善人民生活、增进人民福祉。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1978年的171元增加到2020年的32189元,中等收入群体持续扩大。我国教育事业全面发展,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5.2%。我国还建成了包括养老、医疗、低保、住房在内的世界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养老保险覆盖近10亿人,医疗保险覆盖超过13亿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超过60%。居民预期寿命由1981年的67.8岁提高到2017年的77.3岁。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粮票、布票、肉票、鱼票、油票、豆腐票、副食本、工业券等百姓生活曾经离不开的票证已经进入了历史博物馆,忍饥挨饿、缺吃少穿、生活困顿这些几千年来困扰我国人民的问题总体上一去不复返了!”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求,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成为新时代党的价值追求。为此,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和实施了一系列促进共同富裕的重大举措。首先,提出“精准扶贫”的思想,推动实施脱贫攻坚工程,因人因地施策,满足贫困地区、贫困人群的物质生活需求,使之共享我国改革开放的发展成果。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部署、亲自抓落实下,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现行标准下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解决,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创造了又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谱写了人类反贫困史上的辉煌篇章。其次,增加公共服务供给,坚持普惠性、保基本、均等化、可持续方向,加强义务教育、就业服务、社会保障、基本医疗和公共卫生、公共文化、环境保护等基本公共服务,完善分配制度。再次,更好地处理按劳分配为主体和实行多种分配方式的关系,完善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机制。规范初次分配,加大再分配调节力度。缩小收入差距,增加低收入劳动者收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构建和谐稳定的“橄榄型社会”。最后,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从法律上、制度上、政策上努力营造公平的社会环境,维护好个人权利。此外,中国的社会治理能力大大提高,大力抓平安中国建设,社会秩序稳定,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大大提升。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们不仅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的奇迹,而且创造了社会长期稳定的奇迹,我国社会大局保持长期稳定,成为世界上最有安全感的国家之一。这一切实践成就都是我们党长期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价值追求的结果。
三、坚持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勇于自我革命,加强自身建设,使中国共产党永葆生机活力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认为:实践是认识的源泉,实践是不断变化发展的,认识也需要不断创新。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中分析和阐明了认识与实践的辩证关系,提出认识的辩证发展过程(认识运动),即“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1963年5月,毛泽东同志在《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一文中精辟地指出:“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够完成。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就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这就是著名的“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的“两变”思想。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所作的创新性阐释,成为党不断总结经验、取得胜利的重要思想基础。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要坚持用唯物史观来认识历史,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分清主流和支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发扬经验,吸取教训。”“我们党一步步走过来,很重要的一条就是不断总结经验、提高本领,不断提高应对风险、迎接挑战、化险为夷的能力水平。”不断总结经验的过程,就是不断提高认识、把握规律的过程,就是不断自我革命、推动实践的过程。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一个历史的、动态的过程,不能刻舟求剑。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是人的认识发展的客观规律。自我革命是我们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革故鼎新的过程。
革命时期,党的每次重大错误都将中国革命置于十分危险的境地。针对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党的八七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得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重要论断,提出整顿队伍、纠正错误、“找着新的道路”的任务,为挽救党和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随后,党发动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等一系列武装起义,创建革命根据地,探索土地革命、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革命队伍迅速壮大。由于王明等人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即不了解中国革命实际,照搬俄国革命的方法,使党的事业和红军遭受重大损失。在危急关头,党中央召开遵义会议,纠正了博古等人的错误军事路线,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为纠正和清算党内长期存在的“左”倾和右倾错误思想,毛泽东同志领导开展了党的整风运动。整风运动彻底解决了党的思想政治路线问题,克服了党内广泛存在的小资产阶级思想,使全党全军在确立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上达到团结统一,使中国共产党在关于中国革命问题上逐渐成熟,为党领导人民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重要的思想政治基础”。
1978年,在党和国家面临何去何从选择的重大历史关头,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在全党全社会迅速展开。我们党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进而推动改革开放这场关系当代中国命运的伟大社会革命。由于“文化大革命”导致党的思想、作风、组织不纯,纪律松弛,软弱涣散等问题相当严重,党的建设遇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为此,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作出了关于整党的决定。这次整党是我们党在改革开放条件下为加强自身建设而进行的一次重要探索和实践。邓小平同志告诫全党,发现和纠正党自身的错误伴随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他说:“在改革开放的整个过程中都要反腐败,把端正党风和加强廉政建设作为一件大事,下决心抓出成效,取信于民。”“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我们党经历过多次错误,但是我们每一次都依靠党而不是离开党纠正了自己的错误。”在推进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我们党始终重视对党员的思想政治教育,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最新成果武装全党,先后开展了“三讲”教育活动、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等,同时坚持不懈开展反腐败斗争。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强烈的使命担当,提出党的自我革命的思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勇于自我革命,是我们党最鲜明的品格,也是我们党最大的优势。中国共产党的伟大不在于不犯错误,而在于从不讳疾忌医,敢于直面问题,勇于自我革命,具有极强的自我修复能力。”他要求全党以自我革命的政治勇气,着力解决党自身存在的突出问题,不断增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经受“四大考验”,克服“四种危险”,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四个自我”形成了依靠党自身力量发现问题、纠正偏差、推动创新、实现执政能力整体性提升的良性循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强烈的责任担当、顽强的意志品质,坚决改变管党治党“宽”“松”“软”的状况,以猛药去疴、重典治乱、刮骨疗毒的决心勇气,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打虎”“拍蝇”雷霆万钧,正风肃纪驰而不息,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完善党内法规体系,形成了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消除了党和国家内部存在的严重隐患,党内政治生活气象更新,党内政治生态明显好转,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显著增强,党的团结统一更加巩固,党群关系明显改善,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焕发出新的强大生机活力,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强政治保证。这些伟大历史性成就都是因为我们党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勇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勇于自我革命,不断加强自身建设而取得的。
四、重视意识对物质的反作用,构筑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
正确看待和处理物质与意识之间的辩证关系,在坚持物质第一性的前提下,重视意识对物质的反作用,这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精神是意识的重要内容,在长期残酷的革命斗争和艰难困苦环境中淬炼而成的中国共产党人身上的精神特质,是其带领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不断取得胜利的强大动力。毛泽东同志精辟地指出:“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就是由这里头出来的。”邓小平同志提出“五种革命精神”,即“发扬革命和拚命精神,严守纪律和自我牺牲精神,大公无私和先人后己精神,压倒一切敌人、压倒一切困难的精神,坚持革命乐观主义、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精神”。习近平总书记高度概括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在一百年的非凡奋斗历程中,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顽强拼搏、不懈奋斗……形成了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遵义会议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红岩精神、抗美援朝精神、‘两弹一星’精神、特区精神、抗洪精神、抗震救灾精神、抗疫精神等伟大精神,构筑起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我们党之所以历经百年而风华正茂、饱经磨难而生生不息,就是凭着那么一股革命加拼命的强大精神。”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又提出伟大建党精神,并强调其为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
一百年来,从石库门到天安门,从兴业路到复兴路,从小小红船到巍巍巨轮,一个个伟大精神成为党成长道路上的坐标,激励着党由幼小走向强大,由幼稚走向成熟。湘江战役,中央红军从8.6万人锐减至3万多人,烈士鲜血染红了湘江。“在红一方面军二万五千里的征途上,平均每300米就有一名红军牺牲。‘革命理想高于天’。”长征路上的苦难、曲折、死亡,检验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伟大的长征精神向世人证明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是坚不可摧的。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伟大历程中,保持彻底的革命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所崇尚的。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同志要求全党继续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拚命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在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中,英勇的中国人民志愿军不怕牺牲,彰显了蕴含在民族血性中的磅礴力量。毛泽东同志曾说,志愿军打败了美国佬,靠的是一股气,美军不行,钢多气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这一战,拼来了山河无恙、家国安宁,充分展示了中国人民不畏强暴的钢铁意志!”“这一战,打出了中国人民的精气神,充分展示了中国人民万众一心的顽强品格!”“这一战,让全世界对中国刮目相看,充分展示了中国人民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决心!”“这一战,人民军队战斗力威震世界,充分展示了敢打必胜的血性铁骨!”伟大抗美援朝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必须永续传承、世代发扬。无论时代如何发展,我们都要砥砺不畏强暴、反抗强权的民族风骨,汇聚万众一心、勠力同心的民族力量,锻造舍生忘死、向死而生的民族血性,激发守正创新、奋勇向前的民族智慧。
新中国成立后,面对帝国主义核垄断、核威慑、核讹诈,我国老一辈科学家响应党中央的号召,淡泊名利、至诚报国,潜心研究,自主完成原子弹和氢弹爆炸、导弹飞行和人造卫星发射。他们隐姓埋名、甘当无名英雄,在茫茫无际的戈壁荒原、在人烟稀少的深山峡谷,不计报酬、不畏艰辛,默默奉献自己的青春乃至生命,形成了“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登攀”的“两弹一星”精神。“两弹一星”精神,是中国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为中华民族创造的宝贵精神财富。2020年初,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风雨同舟、众志成城,迅速打响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很快控制了疫情,交出了抗疫斗争的优异答卷,为世界各国作出了榜样。在这场同严重疫情的殊死较量中,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以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大无畏气概,铸就了生命至上、举国同心、舍生忘死、尊重科学、命运与共的伟大抗疫精神,彰显了强大的中国精神和中国自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取得重大战略成果,充分展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充分展现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力量,充分展现了中华文明的深厚底蕴,充分展现了中国负责任大国的自觉担当,极大增强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自信心和自豪感、凝聚力和向心力,必将激励我们在新时代新征程上披荆斩棘、奋勇前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从积贫积弱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发展繁荣,靠的就是一代又一代人的顽强拼搏,靠的就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丰富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宝库,是中国精神的当代形态,是中国力量的不竭源泉。
五、正确处理人民群众决定作用与历史人物特殊作用之间的关系,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必须有一个坚强领导核心
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社会变革的决定性力量,但也绝不否定历史人物(伟大领袖)的特殊作用和贡献,要正确看待和处理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没有领袖人物发挥中流砥柱作用,人民群众也易随波逐流。当然,也不能过于强调历史人物的作用,不能搞个人崇拜。唯物史观在强调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决定性作用的同时,也肯定领袖人物作为人民群众的杰出代表在推动社会变革、历史发展和文明进步中发挥的开创性、引领性作用,为我们正确认识党的领导核心的形成和作用提供了理论基础。
党的百年历程充分证明,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必须要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并且全党必须拥护这个核心。建党和革命初期,陈独秀、李立三、瞿秋白、向忠发等中央领导更换频繁,没有形成一个坚强的正确的领导核心,表明我们党尚未成熟,所以事业发展常遇挫折,付出巨大代价。遵义会议后,逐步确立毛泽东同志为党的领导核心,党的革命事业不断走向胜利。但领导核心也是通过伟大斗争形成的,比如长征路上张国焘另立中央搞分裂,王明以共产国际执委自居,拉帮结派,挑战毛泽东的领导地位,毛泽东等中央和军队领导都与他们作了坚决的斗争。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基本上结束了王明“左”倾和右倾错误,牢固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全党和军队的领导核心地位,自此以后我们党的事业沿着正确的航向胜利前进。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遵义会议后,全党真正深刻认识到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重大意义并成为自觉行动还经历了一个过程。长征途中,在我们党最需要团结的时候,张国焘挟兵自重、另立中央,公然走上分裂党和红军的道路。抗战初期,王明在党内拉帮结派、我行我素,不听党中央指挥,再次从反面教育了全党。”
邓小平同志指出:“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
“四人帮”被粉碎后,邓小平同志恢复职务,被逐渐确立为党的领导核心。在邓小平同志的领导下,全党工作重心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作出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新局面。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实践陷入低潮。中国国内出现“八九风波”,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国家掀起反华浪潮,国际上唱衰中国的论调不绝于耳。面对这种局面,邓小平同志反复强调:“西方国家向中国施压,根本点就是要中国放弃社会主义。”在世界社会主义处于低潮,“历史终结论”甚嚣尘上,西方列强制裁封锁的情况下,社会主义中国稳住了阵脚。面对国内有人对社会主义前途缺乏信心,对改革开放产生怀疑的不利局面,邓小平同志于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以88岁高龄先后到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考察,发表一系列重要谈话,即南方谈话。南方谈话力挽狂澜,深刻回答了姓“资”姓“社”的问题,阐释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进一步推动了解放思想,把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继续推向前进。
党的十八大之前的一段时期,党的领导核心概念被淡化。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全面从严治党,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强调党的领导核心作用,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这么大一个党、这么大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党中央定于一尊的权威,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争论不休,不仅会误事,而且要乱套!”“如果党中央没有权威,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可以随意不执行,大家各自为政、各行其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不干什么就不干什么,党就会变成一盘散沙,就会成为自行其是的‘私人俱乐部’,党的领导就会成为一句空话。”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强烈的责任担当,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出台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推出一系列重大举措,推进一系列重大工作,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取得一系列全方位的、开创性的、历史性的成就,改变了党的领导弱化、管党治党“宽”“松”“软”等状况,使党经历了革命性锻造,消除了党和国家、军队内部存在的严重隐患,政治生态和社会风气明显好转,校正了党和国家事业的航向。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的经验证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在一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长期制裁和遏制打压下,要在落后的生产力水平基础上实现发展并追赶上时代的发展步伐,必须要有坚强的执政党领导,其中最重要的是要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这是被历史与现实的经验教训所证明了的。
六、坚持和运用唯物辩证法观察问题、解决问题
唯物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以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发展最一般规律为研究对象,是辩证法思想发展的高级形态。唯物辩证法主张客观、全面、系统、发展、普遍联系地而非主观、片面、零散、静止、孤立割裂地分析和解决问题。对立统一规律、质量互变规律和否定之否定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三大基本规律;联系和发展是唯物辩证法的总特征;矛盾规律又称对立统一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唯物辩证法为中国共产党提供了科学思维方式和工作方法。坚持唯物辩证法,反对形而上学,是党的一贯主张。毛泽东同志指出:“教条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都是片面性,都是用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去片面地孤立地观察问题和了解问题。当然,要完全避免片面性也很难。思想方法上的片面性,同没有好好学习马克思主义有关系。我们要用十年八年的时间来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逐步抛弃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
中国共产党善于正确运用矛盾思维解决问题,推动事业发展。《矛盾论》开篇写道:“事物的矛盾法则,即对立统一的法则,是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的法则。”《矛盾论》阐释的对立统一规律,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独立自主是毛泽东思想三大活的灵魂之一,党的统一战线是毛泽东思想三大法宝之一,坚持独立自主与党的统一战线的辩证统一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中国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一条重要经验。我们党在总结第一次大革命失败的教训时指出:“党不但要建立革命的统一战线,而且要始终保持自身的独立性,实行‘又团结又斗争’的方针,争取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权。”在第二次国共合作时,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共产国际执委王明主张“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抗日”,遭到毛泽东等中央领导的坚决抵制。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强调,“我们的方针是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既统一,又独立”。党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方针,连续打退和制止国民党顽固派三次反共高潮,以斗争求团结,有力促进了全国抗日。正确处理改革与开放的关系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基础。改革是处理好中国内部的事情,是内因,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开放是外因,是矛盾的不可分割的另一方面。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关系,改革是开放的基础和条件,开放是改革的外部推动力。“邓小平反复强调,要保持稳定和坚持改革开放,做好一件事,我们自己的事。关键是自己要搞好。”“国际舆论压我们,要泰然处之,维护我们独立自主、不信邪、不怕鬼的形象。只要沿着自己选择的社会主义道路走到底,谁也压不垮我们。”同时,为了扭转不利局面,争取主动,党和政府积极开展外交活动,打破西方国家的制裁,赢得有利的国际环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面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根据我国发展阶段、环境、条件变化以及国际合作与竞争的新形势,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也体现了运用对立统一规律和内因外因辩证关系的哲学智慧。坚持对立统一关系还体现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运用社会矛盾分析法,准确把握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及其发生的变化;坚持问题导向,承认矛盾的普遍性、客观性等。
系统思维是人类思维的高级形式,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一种十分重要的科学思维方法。系统思维坚持从普遍联系的观点观察和处理问题,坚持从整体或全局出发思考和处理系统内部之间的关系。1956年,毛泽东同志撰写了《论十大关系》,从普遍联系的观点出发,对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党和非党的关系、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是非关系、中国和外国的关系进行系统分析,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始终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作为一个巨大的系统工程来考察,把社会作为一个复杂有机体来认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的确立,“改革、发展、稳定”方针的形成,“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的提出,沿海与内地、东部与西部、先富与共富关系的处理,都充分体现了他缜密的系统思维。邓小平同志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立的章程并不少,而且是全方位的。”“我们制定了两个开放的政策,即对外开放和对内开放。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没有这两个开放不行。同时,还要使人民有更多的民主权利,特别是要给基层、企业、乡村中的农民和其他居民以更多的自主权。在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同时,还要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做到既能调动人民的积极性,又能保证我们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这是一整套相互关联的方针政策。”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全面深化改革,不能东一榔头西一棒子,而是要突出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习近平总书记科学运用系统思维,提出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抓住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键,确立了新时代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顶层设计、战略方向,充分体现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全局视野和战略眼光。
善于运用战略思维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优良传统。战略思维就是从全局角度、以长远眼光看问题,从整体上把握事物发展趋势和方向,体现了丰富的辩证法思想。毛泽东同志是世界伟大的战略家,他反复强调:作为一个领导人一定要有“战略头脑”。关于军事战略问题,他强调:“战略问题是研究战争全局的规律的东西”。“拿战略方针去指导战役战术方针,把今天联结到明天,把小的联结到大的,把局部联结到全体,反对走一步看一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建立抗日统一战线、解放战争三大战役、抗美援朝等无不是毛泽东同志高超的战略思维的重要体现。邓小平同志以高瞻远瞩的战略思维、开拓创新的政治勇气,推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学习邓小平同志‘放眼世界,放眼未来,也放眼当前,放眼一切方面’的世界眼光和战略思维”。他强调:“战略问题是一个政党、一个国家的根本性问题。战略上判断得准确,战略上谋划得科学,战略上赢得主动,党和人民事业就大有希望。”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统揽全局,注重运用战略思维治国理政,提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愿景,作出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战略判断,提出“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促进“一带一路”合作,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环环相扣,形成科学系统的战略思想,对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生伟大历史性变革,取得历史性成就,开创新局面起到了重大作用。
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光辉历程表明,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指导中国共产党人战胜一切艰难险阻,坚持正确前进方向的强大思想武器。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由小到大、由弱到强,披荆斩棘,不断取得新胜利,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主心骨和中流砥柱,坚持和创造性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无疑发挥了基础性、引领性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赢得优势、赢得主动、赢得未来,战胜前进道路上各种各样的拦路虎、绊脚石,必须把马克思主义作为看家本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努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上,我们党必须不断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智慧的滋养,在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的互动中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运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最新成果解决新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战胜各种艰难险阻,取得更大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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