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致员工《富人国》V认证系统揭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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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到底敢不敢买房?请教一些对房价有深刻认识的朋友,矛盾中(内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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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于轼:允许单位自建房是开历史倒车
14:55:15　来源: 南都周刊　 　黑马推荐
经济学家茅于轼：政府手里有钱有地，就应该帮助建廉租房，不是帮助买房子……我们只能
一步一步地克服这个转型中的困难，但要向远看，因为这个改革啊，说老实话就是整个利益
分配大调整，谁都不让的话，那咱们就别改啦。
这个做法挺危险的
南都周刊：广州有地有钱的单位在符合城市建设规划和土地使用规划的前提下，可以自行建
房解决单位内职工的住房问题。这一消息经媒体披露之后，引起了非常热烈的讨论，您是怎
茅于轼：详细情况我不了解，但我觉得是这样一个问题。从经济学来看，房价高是市场决定
的，我们用一个低于市场的价格去建房买房，那么这个差额从哪来呢？有人捡了便宜，但这
个便宜是谁的损失呢？土地本来是可以卖很多钱的，现在卖了很低的钱，机会成本就损失掉
了。这是不是手里头有东西的人都可以这么干呢？特别是政府啊，手里头有大批的土地，既
然企业这么干，那政府是不是也可以这么干呢？
南都周刊：因此似乎争议的关键在于土地资源的问题，有人认为这意味着国有资产的隐性流
失，损害了其他公民的利益。
茅于轼：是啊，这是不行的。谁的手里头有东西——不光是土地——我都可以把它转化为职
工的好处，内部人员的好处，政府就可以大捞一笔，政府手里东西最多啦。私营企业当然没
办法，他们没有这个可以白捞的东西，每一样东西都是花钱来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做法挺危
新的补偿是开倒车
南都周刊：目前有的评论者认为，这是开历史的倒车。广州市长认为这是两码事，其区别在
于政府将对这些房子限制户型、限制价格、限制销售对象。有了这些限制，就能够避免出现
分配不公的现象吗？
茅于轼：我刚才说了，关键问题是这个差额——你捡便宜了，这个差额从哪来的？不管你怎
么分配，怎么限制，你总是捡了便宜吧？这点不可否认吧？请问你这便宜从哪来的？谁受了
损失呢？我反复讲了，这是个原则问题，你分配给这个人，不分配给那个人，这有一大堆理
由。这个所谓限制不是根本问题，根本问题是，这个财富是从哪来的？是谁所有的？
南都周刊：也有看法认为，允许单位自建房，是为了解决原有的单位体制所遗留下来的历史
问题。比如在同一个单位工作的同事，有一些人有幸享受了福利分房，有一些人却没有，在
房价如此高的今天，其中的经济利益差距非常大，这本身就是旧有的单位体制遗留下来的一
种不公平。单位自建房可以理解成对这种不公平的补偿，但是又会在新的社会环境中，造成
新的不公平。我们该如何面对这两种不公平？
茅于轼：这话有道理。就是说房改以前和房改以后，产生了许多不公平，有的人赶上，有的
人没赶上。但反过来我们就要问了，如果我们不搞房改，那会怎么样呢？肯定不行的。在房
改停止福利分房以后，我们的房地产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建国后的三十年恐怕就没盖过这么
多房。尽管有各种问题吧，但是房子盖起来了。
那么你要说公平，确实是不公平，这个我觉得是说得对的。要说不公平，那还有好多不公平
啊，我们现在还有福利什么，但农民什么都没有啊。我们只能一步一步地克服这个转型中的
困难，但要向远看，因为这个改革啊，说老实话就是整个利益分配大调整，谁都不让的话，
那咱们就别改啦。当然，张维迎也说，对这个受损害的人给点补偿，这也是必要的，过去我
们做过的改革就是这样一个办法，老干部受损，我们给他们离休啊，离休的各种待遇都是一
种补偿。当然，补偿应该是越来越减少，再来个新的补偿，这是有点开倒车啦。
有钱有地应该建廉租房
南都周刊：在这些可能出现的不公平和弊端面前，仍然有相当多的民众支持这一政策，就是
一些不在国企工作的人们也期望通过这些政策能把过高的房价降下来。您认为这一期望基于
什么心理，会达到这种效果吗？
茅于轼：从现实讲呢，如果这样大铺开的话，房价是会降的。因为这个是供求关系啊，你满
足了部分需求，那市场的需求就会降下来，房价是会降的，但降多降少很难说。但问题是，
如果你要让大家能够买上房，一个更公平更有效的办法不是这个办法。这是一个又不公平又
缺乏效率的办法。
解决的办法就是全国人民的收入都提高，其它办法不能治标。就像北欧这些国家，贫富差距
是很小的，他们生活过得比较安定，那是要靠大家齐心协力地把制度改好。
南都周刊：您一直反对政府的经济适用房政策，您认为中国目前的情况，当务之急是搞廉租
房。这样的说法一直遭到很多人的反对。
茅于轼：我不知道他们反对我的理由是什么。我的意思是，政府有钱你先帮助最低收入的人
嘛，是不是啊？低收入的，不是中高收入的，这点我看谁都会同意的。政府手里有钱、有
地，就应该帮助建廉租房，不是帮助买房子。
南都周刊：还有的人认为，中国目前的市场化仍然不是真正的市场化，政府介入非常多，尤
其是在房地产政策方面，于是有的人认为所谓市场化也不是真正的市场化，所以回到单位自
建房，可谓“以毒攻毒”。
茅于轼：这个问题是很复杂的，涉及到供给和需求。为什么现在房价这么高，而且利润这么
大，因此大家就很有意见啦。现在我们分析房价高，问题出在缺乏公平竞争上，我觉得过去
政府干预市场是不成功的，唯有在公平竞争上做才能见效。需求是普遍存在的，可以说，大
家都顶着不买房，房价立刻就降了。但是为什么供给就是上不去呢？供给如果能上去的话，
超额利润就没有啦，房价也就下来了。供给问题是两个大问题，一个是资金问题，一个是土
地问题，不是钢筋水泥的问题。所以应该研究资金和土地的供给怎么增加。这个问题我不是
专家，只能分析到这里了。
南都周刊：改革到了转轨时期遇到了诸多问题，使部分人产生了对过去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的
种种好处的怀念，这种心态的存在会成为社会发展面临的一个新的问题吗？
茅于轼：这个我觉得是一个问题。大家都忘记了计划经济的恶果，想着计划经济能捞点便
宜。计划经济，就是效率非常低，非常的不公平，有些人觉得公平，那是一方面，但是在权
力分配方面是非常的不公平。农民连进城都不可以，连出门都不可以的，你说公平不公平
嘛？！收入分配的差异没有现在那么大，但是人的权力非常不公平。我们好不容易走进了市
场经济，又要回过去，这是非常危险的。当然，要是大家都愿意要变穷，变个穷人国，我们
也可以，咱们就回计划经济去。我看这恐怕不符合大多数人的利益，而且你变了个穷人国，
别的国家都是个富人国，我是个穷人国这不安定啊，除非你把别的国家也变成穷人国，就是
把革命推进到全世界，很笑话的。(记者 彭晓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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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昌生:强压房价对老百姓并无好处！
10:30:22　来源: 光明网　 　黑马推荐
如果我们一定要不顾供应不足这样一个事实,不是想办法去增加供应,而是要求政府采取强制
措施去降低房价，政府恐怕也只能勉为其难。
作者：徐昌生
现在有一种倾向很危险，那就是将房价问题无限拔高，使它与和谐社会、社会公平、政府职
责相联系。有官员当众表态：住房是人的一种基本权利，是一种基本的福利保障！这样的煽
情表态当然很受老百姓的欢迎，只是是否真能落实到每一个人身上，恐怕由不得老百姓一厢
正是因为老百姓对房价下降赋予了太多的期待，所以，降低房价也成了官员们争取民心的头
等大事，有关部门的治理政策接二连三，涉及土地、户型、贷款、税收等林林总总，地方政
府解决房价的各种表态信誓旦旦，包括多建经济适用房、多建廉租房、加大力度严禁炒房、
成立住房保障机构等多种多样，但是折腾的效果并不理想，房价不降反升已是无可争辩的事
实。老百姓在失望之余，对政府更是加大了希望，期望政府能够拿出更加斩钉截铁的决心，
推出更加斩草除根的措施，坚决地把房价降下来。
老百姓的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哪一个人不希望房价便宜点？哪一个人不希望用更少的钱
住上更漂亮更精美的住房？其实，岂止是住房，豪华小车、名贵时装、手提电脑、时尚手机
大家都希望更便宜点，最好是不要钱！要命的是，世界上好东西就这么多，如果都卖一块钱
一样，这个世界岂不抢成一团糟？
也许有人会反诘，这些东西是可要可不要的，而住房却是每个人生存必不可少的，因此价格
不能太贵！但是这样的反诘是没有力量的，不管是无足轻重的，还是举足轻重的，没有增加
总量，就是不够分！也许还会有人不服，住房并不是不够，大量空房没有人住就是事实。说
这种话的人其实只看到了事实的一面，它的另一面就是还有更多的人没有住房或者期待着改
善住房，把这些空房全部送出去也还是不够分！假如一定要把它送出去，应该分给谁恐怕并
不是一件轻易就能解决的事情，最后还是出高价者得！须知，当供应不足时，价格上涨是抑
止需求最常见的有效手段。
如果我们一定要不顾供应不足这样一个事实，不是想办法去增加供应，而是要求政府采取强
制措施去降低房价，政府恐怕也只能勉为其难。政府已经推出了不少措施，但却没能遏制住
房价不断攀升的势头。为什么调控的效果与我们的初衷南辕北辙？通过经济学的理性分析，
象控制户型结构、二手房交易全额征收营业税、增收土地增值税、提高房地产的开发门槛等
措施注定都是劳而无功的，有的不仅不能降低房价，反而是为提升房价推波助澜（具体分析
可网上搜寻拙稿《房价调控为什么劳而无功？》）。
还有没有釜底抽薪一劳永逸的办法？有许多自诩为有道德有良知的经济学家、知识分子、行
政官员以及广大的热心民众都纷纷献计献策，他们认为应该坚信“乱世用重典，重症用猛
药”的古训，只要措施坚决有力，房价还是可以降下来的。如果政府采纳这些极端的办法，
房价的确能够下降，也肯定有釜底抽薪一劳永逸的效果，只是这样地降低房价，于普通百姓
恐怕不是福音而是灾祸！相反，对于某些有权的官员而言，恐怕是一件大大的利好消息。
且看都是一些什么样的奇思妙想：
由政府垄断开发房产。有著名的评论家提出，房价不断上升，开发商牟取暴利是根本原因。
既然他们为了暴利不思悔改一意孤行，建议商品房住宅改为一律由政府兴建，这样政府既能
便宜供地又能便宜卖房，房价下降自然水到渠成。出这种主意的人，是想要大家回到一切都
等政府安排的计划经济时代。推行这样的措施，房价当然会降下来，只是政府的力量总是有
限的，一切等政府来安排开发，恐怕开发新房的总量会越来越少，到时我们有钱也买不到
房，只能巴结逢迎讨好送礼给掌管卖房的官员才有可能分得一个购房指标。
取消银行购房按揭。有某位地方官员提出，房价不断上升，有人炒房是根本原因，而始作俑
者是银行。假如银行不提供按揭，或者大幅度地提高按揭利率，炒房者便失去了同时购买多
套住房的资金支持，房价自然会应声而降。推行这样的措施，房价当然会降下来，但它同时
也使更多的穷人彻底地失去了改善居住环境的希望。因为，有银行提供按揭，穷人总还有住
上新房的希望，即便是做房奴；而假若取消了按揭，房价是下来了，可是穷人却买不起了，
得到最大好处的恐怕是那些不需要分期付款的富人。
多建经济适用房。几乎所有的地方官员和大多数百姓都坚信多建经济适用房可以解决房价偏
高问题。然而，只要一地的土地供应总量不增加，增加了经济适用房，就意味着其他普通住
房的供应将减少，它们的价格将上涨。当然，不是经济适用房购买对象的富人们多花点钱买
房也许是天公地道，可是穷苦百姓也不要以为自己能够捡到什么便宜，因为，政府所建的经
济适用房也是有限的，那么多的百姓在排队等候，谁能成为最后胜利者，恐怕不仅要经过复
杂的审核程序而苦苦等待，送礼求人也是不可避免的。既然穷人送礼求人就能够从后面挤到
前面，那么富人多送礼就怎么不能从外面挤到里面？许多城市经济适用房小区里时常停着奔
驰宝马就是明证。我们再换一种思维，假如政府提出不建经济适用房，而是将建经济适用房
的补贴按照购买经济适用房的条件先后分给老百姓，不知道有多少百姓坚信这种分配能够公
平公正？假如能够做到公平公正的话，我们就无需去劳心建什么经济适用房，只要把这种补
贴发给大家即可；假如不能做到公平公正的话，建再多的经济适用房恐怕也无济于事！
全面征收住房物业税。目前有很多的专家学者提出要通过征收大户型住房的物业税，减少人
们对大户型住房的需求，使同等的土地建造更多的小户型房子从而达到增加供应的目的。但
是，那些想购买宽敞住房的人并不会轻易地放弃自己的理想，他们会通过变通的手段来达到
自己的目的，比如买两套紧邻的小户型以打通，买净高接近5米的房子以分层使用等，这样
人们对小户型房子的需求还是会增加，整体房价仍然不会下降。当然，有人还是不甘心，他
们提出改革税种结构，无论大小户型，统统征收物业税，使人们购房前交税改为购房后交
税，并且永远交下去。这样做，将使大部分人买得起房子养不起房子，从而抑制人们对房子
的需求，也就达到了降低房价的目的。这一招应该算是重拳出击，人们将视房子为负担，别
说按揭贷款买房炒房，就是那些拥有房子的人也会赶快抛售。如此，岂止房价下跌，恐怕人
心早已大乱！原本降低房价的目的是使更多的人拥有房子，结果却使大家都没有了房子，这
样的降低房价又有什么意义呢？
一对夫妻只能购买一套住房。这是网上民众提出来最多的一项措施。这项建议对于防止炒房
无疑非常有用，只是可操作性太差，搞不好我们会旧病未除又添新痛！什么样的人可以换房
子，什么样的人可以卖房子，多余的房子应该卖给谁，应该卖个什么样的价钱，这些都是见
仁见智的问题，把这样一个没有标准答案的题目交由政府官员去做，这无疑大大地加强了官
员的权力，腐败恐怕不可避免。假如你家里遇到了天灾人祸，你需要变卖大房换小房以解燃
眉之急，可是官员的审批却迟迟不能下来，你又如何是好？更要命的是，这样的事情都需要
政府来管，那么需要增加多少官员，需要增加多少开支，又会给大家带来多少苛捐杂税，又
会影响多少办事效率？大众好不容易自计划经济中解脱出来，岂不又陷入审查经济的桎梏之
强制房产开发商公布成本，然后再强制其以合理低价出售。这一办法看似公平合理，既能保
证开发商的利润，又能保证房价不上涨，似乎是降低房价的妙招。一些有道德的经济学家不
断地撰文论证此举是如何地必须如何地重要，因而深得人心深受欢迎。然而，且不说开发成
本本身就无标准可言，也不说调查成本的成本非常巨大，即便是我们能够拨开迷雾看清内
幕，这一方法仍存在着根本缺陷，那就是它漠视了当前供应不足而需求旺盛的现实。试想一
下，现在市场上遵循出价最高者得的原则尚且供不应求（因此价格也就不断上涨），如果强
制压低价格，势必引起蜂拥抢购，那么有限的房产资源如何分配？在公布的价格范围内拿不
到满意的房子，人们必定会求助于其他途径，要么求助于金钱，也就是加价从他人手中转手
购买；要么求助于权力，通过贿赂让拥有分配权力的人关照自己，最终结果都是一样，那就
是表面的房价固然不高，可是老百姓实际到手却价格不菲。同时，社会风气将日益倒退，官
场腐败愈加盛行。
当然，出主意的人还有很多，还会有所谓的治根治本的方法层出不穷。只是不管什么办法，
万变不离其宗，如果不能增加供应，光靠抑制需求，要么无法降低房价，要么降低了房价却
给社会带来了其他的更大的问题，整个社会得不偿失！干预市场强压房价，除了给官员们更
大的权力和更多的利益以外，实在看不出能给普通百姓带来哪怕一丁点好处。
强压房价还会伤害一个更大的弱势群体，那就是那些在建筑工地上日夜劳作的农民工，那些
在钢铁厂水泥厂以及其他相关行业一线勤奋打拼的操作工（这些人大都是农民工）。因为，
政府强压房价，势必会减缓房地产业发展步伐，这些人将因为房地产业的急转直下而面临失
业和减薪的威胁。这些人才是真正的穷苦百姓，他们既买不起经济适用房，也没有资格购买
经济适用房，只是他们的命运也许并不被城里人所关心而已！
用两句经济学上流行的话语作为本篇的结束语，一句是，凡是市场不能解决的，政府也未必
能够解决；二句是，评价一项政策好坏，不是看它的愿望而是看它的结果。但愿那些对政府
强压房价抱有强烈期望的普通百姓能够早日警醒，但愿政府官员不要因为部分民意压力而匆
忙出台并不理性的经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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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工资越来越低，越来越买不起房？
文章提交者：包蒙 加帖在 经济风云 【凯迪网络】 http://www.kdnet.net
关于人民币升值---告诉你另外一个真实的中国
中国，这个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国家，带给我们无数的荣耀和自豪，也时常让我们感
到愤懑和无奈。透过日益繁荣和强大的表象，子敖和很多人一样，企图追寻和揭露隐藏在其
背后的真相：我们可以被盘剥和压榨，但不可以被欺骗和愚弄！作为这个国家的国民，我们
有权利知道一切，以任何理由、任何借口来剥夺人民的知情权，都是不道德的。下面这篇文
章深刻分析阐述了中国经济繁荣背后的真相，它很长，却有让人一口气读完的魔力，子敖特
地转来和大家分享。
信息技术革命的强大渗透力、历史终结的想象，使上个世纪末期的这一次全球化浪潮获
得了巨大的动力，其无远弗界的扩散性与上个世纪初期那一次全球化已不可同日而语。于
是，借助资本流动、贸易及隐藏于其后的规则和制度的扩散，资源全球化配置的市场理想在
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初现轮廓。多少有些巧合的是，这个澎湃而至的全球化潮流，与发端于80
年代的中国转型在时空上重叠汇聚，其结果是，资本和贸易的全球性布局，不仅作为一种背
景，而且作为一种现实的力量，深深地卷入了中国的转型。换言之，中国的转型已经不再是
关起门来的转型，而是一种包含了深刻全球化内容的转型。中国正处于一部完全陌生的历史
之中。作为一种独立于主权国家的自主力量，全球化深深地渗透进了中国转型的几乎每一个
层面。当十几年前对普通中国人来说还仅仅是梦想的汽车已然进入中国家庭，当中国人像世
界公民一样在第一时间分享着发生在遥远他国的新闻事件，当政府官员、学者、企业家熟练
地谈论着国际惯例的时候，无论在精神上还是物质上，也无论是在个人层面还是在政府层
面，我们都能真切地感受到，全球化已经成为中国转型中一种无形但却巨大的推动力量。这
种在政府之外的重要力量，正是中国转型中一个非常值得观察的面向。加入WTO的4年之中，
中国融入全球化进程也全速推进，在一片中国威胁和中国世纪的惊呼声中，中国作为全球化
巨大受益者的形象也开始愈发清晰。
然而，事实果真那么确定无疑吗？经过学者和政府官员十数年诲人不倦的启蒙之
后，&竞争&一词，终于成为中国人生活中的核心词汇、经济哲学。一般的理解中，竞争是一
个比谁更优异的竞优过程，其刺激创新、激励进步的作用几乎是理所当然的，但这种理解遗
漏了一些重要的例外，相当多的情况下，竞争可能导致正好相反的结果。它不仅不能使竞争
参与者变得更优异，而且会使他们放宽自己的道德约束，不择手段，从而取得竞争优势。个
人、团体间的竞争如此，国家间的经济竞争同样如此。全球化时代，国家在经济竞争中获取
竞争优势的办法大致有两种，一种是加大经济活动中的科技、教育投入，在增加本国人民福
利的情况下，提高经济活动的生产率，而另外一种相反的办法则是，以剥夺本国劳动阶层的
各种劳动保障，人为压低他们的工资，放任自然环境的损害为代价，从而赢得竞争中的价格
优势。后一种办法被形象地称之为竞次(race to the bottom)，即打到底线的竞争。顾名思
义，在竞次的游戏中，比的不是谁更优秀，谁投入了更多的科技，更多的教育，而是比谁更
次，更糟糕、更能够苛待本国的劳动阶层，更能够容忍本国环境的破坏，一句话，是比谁更
有能力向人类文明的底线退化。以竞次手段所获得的所谓竞争力，其内里是一个民族向道德
野蛮状态的复归。
好一个打到底线的竞争，似乎正是90年代后中国的全球化实践的最佳隐喻。中国超低的
劳动力价格，一直是中国某些经济学家津津乐道的所谓比较优势。与美国和日本比?中国的
劳动力成本大约相当于它们的4%。对这样悬殊的劳动力价格差距，人们一般是将其当做与发
达国家的某种天然差距坦然加以接受的，不仅如此，有些政府官员甚至还为此相当庆幸，似
乎中国也终于有了某种不容剥夺的奇禀异赋。不过，仔细追究起来，这个低廉的劳动力价格
就并非那么天然和正常了。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26年之中，中国的GDP增长速度是发达国
家的好几倍，但工资增长的速度却远远落后于这个幅度。(在中国，在体制内人员工资出现
刚性增长的同时，数量庞大的底层劳动者群体的工资却在表现出罕见的粘性)而在日本的经
济快速增长时期，日本工资的成长速度比美国快70%，到80年就已经与美国持平。从50年到
80年，日本的工资追上美国用了30年；而从78-04年，中国经济也高速增长了将近 30年，工
资却只有美国的4%。在制造业，中国的劳动力价格甚至比90年代才开始快速增长的印度还要
低10%(印度快速增长的历史比中国晚了10多年)。这实在相当让人费解。更让人费解的则
是，从90年代初期到现在(这是中国经济增长最快的一个时期)，在中国最发达的珠江三角洲
地区，民工的工资竟10年没有上涨。这不但对中国独步全球的经济增长构成了刺耳的嘲笑，
也确证了中国工资增长的某种不自然性。
如今这种工资与经济增长反向运动的现象，已经开始从中国最下层的民工那里蔓延到所
谓的知识阶层。这几年，在中国经济过热的同时，中国大学毕业生的工资出现了明显的下
降，05年初，中国大学毕业生的工资已经被打到了每月500-600元的超低水平。一位在人才
市场焦急寻找工作的河南财经大学的毕业生无奈地表示：这让人怎么活？。按照这种劳动力
价格趋势，再经过一个30年，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恐怕只会越来越大。而中国世纪可能只
是一段民族主义非理性亢奋所留下的历史笑柄。将经济不断增长、工资却停滞不前(甚至不
断降低)的现象简单归咎于中国劳动力的无限供给禀赋是非常容易的，然而疑问在于，为什
么人口密度远大于中国，内部市场潜力远小于中国的日本没有出现这种现象呢？同样的疑问
还有，如果由数量惊人的农民直接转换而来的农民工确实存在某种过剩的话，难道在中国人
口比例中小得微不足道的大学生也存在无限供给吗？很显然，劳动力无限供给的说法只是一
套似是而非，根本无法让人信服的肤浅说辞，是有人故意强加给大众的一种学术蒙昧。事实
上，劳动力价格从来就不是单纯的市场供求关系所决定的，而是政治、经济、社会、自然禀
赋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所以，中国超低的劳动力价格也并不是由什么自然禀赋所决
定的，而是由一种人为的制度在起作用。其中，政治制度的作用相当关键。
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国，劳动力被当做一种纯粹的自然资源在使用，他们既没有集体谈
判工资的权利，更谈不上在发达国家已经成为常规的各种社会权利(福利、保障等等)。在相
当多的时候，他们的待遇甚至比毫无感情的自然资源都不如。起码，保护环境的呼吁在中国
是合法的，而保护劳动者权利的呼吁则是事实上不合法的。于是，作为分散的个体，在与资
本的博弈中，他们的工资便成为所有成本中最容易压缩的那一部分。我们看到，在中国经济
增长尤其是90年代的经济增长中，中国劳动力价格一直就被压缩在维持简单再生产的底线附
近。在中国沿海地区，地方政府为了最大限度的迎合资本尤其是外资，在廉价馈赠各种自然
资源之余，也最大限度地压制劳工的各种自发和合理的诉求，以便人为地维持某种价格竞争
优势。这种人为的压制，极大地拖低了中国劳动力的基准价格。如果按照某种可笑的教条，
这种极不正常的价格，会被视为不容亵渎的市场均衡价格。但掀去覆盖在这个均衡价格上的
体制重压，我们就将发现，这个均衡价格实际上一点都不均衡，它将在现在的水平上并向着
现代社会的基本文明标准大大地上扬。在企业主和地方政府那里，工资是一种必须尽量予以
压缩的成本，而在劳动者那里，工资则是一种必须尽量扩张的福利，工资最终的价格水平其
实就是两种力量最后博弈结果。
这是一种典型的政治过程，而不是市场原教旨主义者们众口一词的简单的市场过程。现
在我们已经很清楚，在中国经济全速增长的整个过程中，这种博弈的最终结果，是中国劳动
者尤其是底层劳动者的毫无保留的惨败。所以，在21世纪的最初几年中，当有人突然发现中
国在全球竞争中的这个秘密，并将这个秘密当做中国的某种天然禀赋的时候，我们就很难不
钦佩他们不求甚解、倒果为因的本领了。将一种政治过程的冷酷后果(劳动力价格)当做一种
自然禀赋并作为可资炫耀的比较优势欣然加以接受，当然早已不只是一种学术上的无能。应
当坦率承认，有人已在公众意识中成功地塑造了一个神话，使我们误认为---我们面临激烈
的国际竞争环境，如果我们的人民不延长工作时间、不降低工资要求、不降低保障水平，他
们就会面临失业的危险。而实际情况是，中国的低工资更多的是国内分配严重不均衡的一个
结果，它既非国际竞争的结果，也非自然禀赋所致。低廉的劳动力价格固然可以在全球竞争
中赢得有限但非常脆弱的比较价格优势，也可以因为外汇储备的扩张、贸易的增长而为国家
赢得某种强大的形象，但这种以牺牲人民福利，降低社会伦理标准为代价来换取所谓国家竞
争力的办法，是一种典型的竞次。难怪有西方评论家惊呼：中国正在摧毁资本主义！
显然，他并不是惊奇于中国的竞争力，而是惊奇于我们竟然能够如此轻而易举地逾越现
代资本主义的伦理底线，向着野蛮、冷酷的原始资本主义时代倒退。
对这个结论，只要看一看工厂中远远高于正常水平的工伤死亡率、远远超过正常水平的
工作时间，就丝毫也不会怀疑了。或许，正是凭借这种野蛮的力量，我们才能让它的老牌资
本主义对手不寒而栗。然而，野蛮的力量毕竟是野蛮的，它不可能与文明的力量做长久的赛
跑。人力作为一个民族国家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实际上是一个国家竞争力的根本。一个国家
将人力资源打压至简单再生产的底线，就像一个工厂不提折旧费用一样荒谬。它纵然可以创
造短期超常的产出，但决不可能成为最后的赢家。一个残酷的事实是，中国虽然有超低的劳
动力价格，但如果考虑生产率因素，在劳动力密集型制成品方面，创造同样多的制造业增加
值，美国的劳动力成本仅仅相当于中国的1.3倍，日本相当于中国的1.2倍。而如果与韩国比
较，中国的劳动力成??、日将近 1/25的微薄工资换来的仅仅是非常微弱的劳动成本优势。
这个优势随时可能被其他因素所抵消。
全球化的竞争环境中，中国采取的竞次姿态是全方位的，这在FDI上也表现得同样突
出。自改革开放以来的20多年中，中国已吸收的FDI达到5000亿美元，这个数字是战后50年
间日本吸收FDI的10倍。与此同时，中国自02年之后开始超过美国，成为年度吸收FDI的全球
冠军。有人宣布，中国已经成为世界FDI一个巨大的磁极。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在短
时间中超越世界资本主义的首都美国，的确是非常令人吃惊的，绝大多数人也是将此看成中
国势如破竹的全球竞争力的一个明证而甘之如饴的。但正如我们在低工资中所发现的秘密一
样，中国傲视全球的FDI 之中也同样隐藏着巨大的代价。除了低工资的吸引之外，全球FDI
蜂拥而至的另外一个原因是，中国各地方政府以竞次方式对自然资源、环境、市场，甚至是
政府税收的甩卖。
了解了中国FDI的真实内容，就不会对下面这样一个事实感到惊讶了：在中国所有城市
中，FDI 雄踞首位、GDP 排名全国第四的苏州市，在多项衡量居民富裕水平的指标上竟然落
后于远处中国内陆的成都市。中国FDI在增进本国人民福利水平上的作用由此可见一斑。更
加重要的是，FDI在未来影响本国居民收入上的负效应可能还远远没有显示出来。因为土
地、自然资源可能在未来产生的现金流收益都在通过GDP在源源不断地外流。把财富带走，
把GDP留给中国，这就是竞次逻辑下FDI的另外一面。学者曾对FDI的效果做出过某种宏观估
计，如果假定FDI的投资收益为10%，主要由FDI形成的国家外汇储备的投资收益为，那么中
间这7个百分点的投资收益率差距，将意味着资本效率的重大损失。
90年代中期之后，中国经济在原有体制框架下的自主高增长动力实际上已经衰竭，与此
同时，地方政府赖以推动经济发展的金融资源被全部上收，这种情况下，引进外资便成为各
地方政府维持本地经济增长的几乎唯一可行的手段。除此之外，引进外资作为一种国家战略
也受到了毫无节制的鼓励。对地方政府官员个人来说，不惜一切引进外资是风险最小、收益
最大的——这是90年代中期之后FDI快速增长的一个重要背景。引资之风刮得最为炽热的长
三角，地方政府甩卖式的竞争达到了非常惨烈的程度。苏州是中国吸引外资最为成功并将这
个战略发挥到极至的榜样，为此，苏州获得了一系列的赞誉和政治上的奖励，但苏州为此付
出的代价却很少有人提及。一份江苏省政府的内部刊物披露，苏州的土地开发成本为每亩20
万元，但为了引进外资，却将地价压至每亩15万元。
恶性竞争的驱使下，周边的吴江、宁波、杭州地区只好将地价压到每亩5万元的超低水
平。由于地处相邻，号称寸土寸金的上海也加入了这种杀价竞争。在上海郊区，每亩土地的
价格压至5-6 万元。如此，就出现了GDP不断增长，但招商用地价格不断下滑的怪现象。在
苏州昆山，每亩工业用地的价格从01年的9.5万元降到02年的8万元，再降到 03年的6万元。
对这种降价，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一位负责人说，我们不降就失去竞争力。这位负责人显然
是诚实的，但这种诚实却将中国FDI中的竞次逻辑暴露得相当彻底。
FDI上的竞次虽首先表现在土地的甩卖上，但决不仅表现在土地上。多数情况下，地方
政府为了吸引外资，采取的都是组合性的竞次策略，意味不仅在土地上让利，还要在财政，
甚至金融上补贴。同样是长三角地区，零地价、送厂房、政府指定银行配套贷款 (比例为
1：1甚至 1：2)、五免十减半等政策倾销已经成为这个地区常见的引资组合，有人形象地将
此称之为政府的割肉比赛。当然，政府本身是无肉可割的，这些所谓肉其实都是本国人民的
福利。以牺牲本国人民的福利换取FDI的观赏性指标，对政府官员及FDI的投资者来说都是净
收益，但对本国人民来说，则是纯粹的赔本买卖。
中国与日本一样，是储蓄率奇高，资本相当丰富的国家，但中国在改革开放26年当中吸
收的FDI不仅相当于日本战后50年的10倍，而且还在年度数字上超过储蓄率低得可怜的美
国，这实在是一个相当让人诧异的事实。这除了证明中国存在惊人的资本浪费之外，证明的
另外一个事实是：中国节节升高的FDI是一个政治选择，是一个非理性的体制做出的非理性
的经济选择(虽然它对官僚体系的利益来说是一种理性选择)。可笑的是，这种政治选择仅仅
制造出了一些可以唬人，可以炫耀的FDI数据，而我们为此付出的代价却是国民福利的净损
失。既然是体制的选择，那么，只要这个体制不变，这种竞次战略不走到不能承受的地步就
很难回头。学者在研究了一些地方政府05年的经济计划之后发现，引进外资被普遍提升到经
济发展生命线的高度。在改革时期，向中央政府争取项目、投资，一直是地方政府官员发展
经济首要的议事日程，90年代中期之后，FDI为这种传统思路开辟了另外一条捷径。如果说
前一条路导致巨大的投资浪费的话，那么后者则是洞开了财富的输出之门。
我们不能怪国际资本太狡猾，太贪婪，只能怪自己太愚蠢。这个体制的独特优势仅在
于，它可以未经国民允许就慷慨地牺牲本国国民的福利，这显然不是一种荣耀。而资本总是
流向那些劳动力价格最低廉、政府保证剥削力度最高的地方(包括对自然环境的剥削)。毫无
疑问，闻利起早的国际资本是非常欢迎这种体制的，所以，他们乐于用最廉价的赞扬满足我
们炽烈的虚荣心。中国在全球化竞争中的竞次手段，远不止于人为压低的工资价格，也远不
止于土地收益、财政收益的赠送。对环境破坏的容忍，对自然资源的消耗性开发，对本国市
场的让渡，对本土经济的歧视等等，都是这种竞次方式的体现。有太多的证据表明，在中国
赢得世界工厂美誉的同时，中国的环境破坏、能源消耗率、自然资源消耗率都已经达到令人
难以忍受的地步。而这，正是世界工厂得以奠定的基础。
在这个星球上，人们可能只见过赖账不还的发展中国家，却很少见到像中国这样奢侈和
大方的穷国。在毛泽东时代，中国曾经以赔本赚吆喝的方式大肆支援第三世界，在今天，中
国以同样的方式无私地补贴着国际资本。这真是一种绝妙的历史雷同。在这种历史雷同中，
我们看到的是中国某种核心体制和文化的历史延续---一种一贯歧视、压抑本土自主民间力
量的体制和一种政府中心主义的战略文化。全球化时代，一个国家的竞争力主要体现在这个
国家的企业所具有的竞争力上，作为一种游离于政府之外的力量，企业比政府力量更容易跨
越民族国家的边界。跨国企业巨头在全球化中越来越显赫的作用已经证明了这一点。然而，
在整个转轨时期，尤其是90年代，中国在全球经济竞争中一直固守着一种政府中心主义的战
略姿态。这种战略将一个国家的政府而不是一个国家的企业和人民作为竞争的主体。政府中
心主义，作为中国内部全能政府体制的延伸，是一个非常自然的结果。它要求将最大限度的
财力集中在政府，以形成某种调控能力和塑造某种名不副实的指标形象，中国以政府控制为
基础的汇率制度所形成的庞大的外汇储备，以政府廉价出卖资源为手段所获得超高的FDI，
以压低人力工资和财政补贴所刺激的出口能力，以及在政府投资为主强行拉动的经济增长率
等等，都是这种政府中心主义战略的结果。毋庸置疑，所有这些的确都为中国创造一个完美
国际形象提供了数据上的支持，但同样毋庸置疑的是，所有这一切都在相当程度上是以本土
企业的衰弱和人民的贫困为代价的。
如果仅仅是国家好像具有了某种竞争力，而企业变得衰弱，人民变得贫困，那么这种所
谓国家竞争力就只能是一种昙花一现的假相。经济发展的本来目的是让人变得昂贵起来，而
伴随着中国高速增长，人却变得越来越贱，越来越廉价，这种事实显然是对经济发展的一种
扭曲。或许，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对于一个经济人似的国家官僚体系来说，要想获得了某
种跨越民族国家范围的巨大寻租利益，蓄意维持一个贫困的底层和一群毫无竞争力的企业，
就是它们所必须做的。与其他国家相反，中国不仅没有保护本国市场尽量只面向本土企业开
放，反而利用各种手段抑制本土尤其是本土民间企业。这使得本土企业无法充分利用本土市
场所给予的宝贵的成长机会。这也是为什么号称拥有巨大市场潜力的中国，在长达26年的时
间中却没有成长出一家国际巨头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中国苏州，这个与全球化融合得最为彻底的中国东部沿海城市，四家曾经在80年代中
国市场上非常知名的本土家电企业(被称为四小名旦)，如今已经悉数销声匿迹，其中最为知
名的一家如今在靠门面房出租苦苦度日。中国商务部05年发表的一份报告承认：中国以市场
换技术的初衷没有达到，跨国公司在中国已显露垄断苗头。但中国商务部显然不会承认，跨
国公司之所以能够长驱直入是中国官僚体系蓄意削弱本土民间企业竞争力的结果。全球化的
经济力量不过是主动利用了中国体制的这个天然缺陷罢了。或者说，这是全球化力量利用各
国的体制禀赋(而非自然禀赋)主动进行的一次全球配置。显然，跨国资本全球化配置在中国
的试验是一次成功的经典之作。很难想象，在全球化的激烈角逐中，由不满的劳工+低技术
为主要构成要素的中国企业能够具备什么真正的竞争力。以这样原始的竞争力，中国恐怕只
有能力向非洲出口资本主义。事实上，这种竞争力的匮乏已经充分地表现在中国的贸易上。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贸易总额迅速攀升，世界贸易组织的统计表明，到 03年，中国的进
出口额已经跃升为世界第四，世界第三。但伴随着贸易总额超高速增长的一个奇怪现象是：
中国出口产品价格不断降低，进口产品价格不断上升。进口产品价格上升而出口产品价格下
降被认为是贸易条件恶化的典型症状。有统计表明，02年，日本对华出口产品价格比90年上
升了3%，而对华进口产品价格则大幅下降了18.4%。
仅此一项，日本每年从对华贸易中节省将近200亿美元。与此形成对比的一个景象是，
在中国华南的一家出口工厂中，电扇、榨汁机、烤面包机的平均批发价格从10年前的7美元
下降到03年的4美元。该厂的一位负责人感叹到，只有最廉价者才能生存下来。
中国贸易条件不断恶化的事实，在表面上看，仅仅是中国从不断增长的贸易中获得了越
来越少的利益，而深层所表现的则是这样一个相当符合逻辑但却令人不安的现实：中国企业
的相对竞争力不仅没有随着经济的增长而上升，而是在不断下降。以跨国公司为标志的全球
化力量对中国转轨的深度卷入，在中国塑造了一种新的经济格局。一方面，跨国资本利用品
牌和文化影响力占据中国少数富人和中产阶级的绝大部分消费能力。富人和中产阶级是中国
最具有消费能力的一个群体，而跨国资本的产品中所包含的某种文化内容，是最能够满足他
们的品牌追求以及身份确认要求的。作为全球化的核心意识形态，消费主义首先是从意识
上，然后才是从经济上将中产阶级从民族国家内部分离出去，从而成为世界的中产阶级。所
以，跨国资本一旦占据了他们的消费能力，实际上就将中国的市场从民族国家的内部转移出
去，变成了世界市场的一部分。另一方面，本土技术简单、生产率低下的制造业，由于全球
性的生产过剩所导致的激烈竞争被跨国资本成功地纳入全球生产体系，为跨国公司的全球生
产体系提供简单的组装、加工、零部件生产等。于是，中国的底层劳动者实际上也就变成了
世界经济体系的底层。
很清楚，中国的阶层分化已经与世界性的阶层分化更加紧密地融合在一起。借助于本国
政治体制和国际资本的双重力量，中国庞大劳动者的底层地位也将更加稳固。这样，单一民
族国家的经济体系由于全球化力量的嵌入而遭到了裂解。中产阶级的消费需求对应的是国际
资本的供给，而本土制造业却由于无法掌握最终的销售渠道被变成了跨国资本的组装车间。
对跨国资本来说，这样的组装车间世界各地到处都可以找到，他们随时可以挑选他们认为成
本最低廉的地方。这就是说，中国的制造业面临的不仅是本国同行的竞争，而且也面临世界
范围内的激烈竞争。这种竞争为跨国资本最大限度压缩这些组装车间的利润提供了借口和现
实的可能。当本土最大的消费需求无法转变为本土产业的合理利润的时候，产业的竞争力的
升级是根本无法想象的。换言之，他们可能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只能维持简单再生产并被固定
在世界经济体系价值链的低端而无法向上游移动半步。
然而，这并不是这种格局最为严重的后果。更加严重的后果在于，这些为中国提供了最
多就业机会的本土制造业(也包括其他产业)，由于生存艰难、利润微薄而无法提升劳动者的
工资水平，从而使他们陷入贫困陷阱。这是中国宏观经济经常表现为内需不足的重要原因之
一。内需不足就必须扩大外需，增加外需就必须和其他穷国竞争，这种竞争又导致不断压低
工资以及其他成本，而这反过来会进一步导致内需的萎靡。这显然是一个难以自拔的需求陷
从社会结构上看，全球化力量的涉入，在二元结构上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剧了中国社会结
构的断裂，中国已经无法通过本土产业结构转型的传导作用推动社会结构的整合和转型。一
个消费不能渐次向下层移动的断裂社会，其经济的长期增长潜力是非常值得怀疑的。一个合
理的推断是，蜂拥而至的全球化力量可能促进了中国的短期经济增长，但却阻断了中国的长
期发展之路。改革开放的绝大部分时间中，官僚体系就一直奉行着抑制本土经济尤其是本土
民间经济发展的政策。在无法平等分享金融、土地等要素资源的情况下，中国大量的本土企
业要么与官僚体系结盟，形成一种多元化、短期化的战略文化，要么持续挖掘廉价劳动力这
个惟一的优势并将其发挥到极致。这两种情况都不可能形成长期的企业竞争力。
除了抑制本土经济之外，中国对外资却给予了税收超国民待遇，这也使得本土企业长期
处于极其不利的竞争位置。中国对本土草根企业的歧视之深与对外资企业的优待之多，形成
了非常显明的反差。一个最广为人知的例证是，外资的税收优惠在延续了20多年之后，仍然
无法取消。
对此，中国的财政部长金人庆深感无奈。在一次会议上，他明确表示了他的不满：目前
外资企业所得税率不到15%，而中资企业为33%，这完全是不平等嘛，WTO框架下，不说给中
资企业优惠，至少要一视同仁，这才是国民待遇。我觉得，现在为中资企业说话的人太少
了，而为外资企业说话的人太多了。但金人庆可能不明白，在这种独厚于外资企业的怪现象
背后，是全球化官僚在中国的崛起。全球化官僚是那些熟悉国际惯例，具有全球化视野，在
意识上与跨国公司有着深刻认同的民族国家的官僚。如果范围更加宽泛一些，全球化官僚还
应该包括那些对中国官僚系统有着深刻影响的学术团体。这些官僚未必与跨国公司有着直接
的利益牵涉，但是与跨国资本家阶层有着深刻的文化认同。正是由于这种文化和意识上的认
同，全球化官僚会不知不觉地偏袒国际资本，而这才是全球化真正的力量所在。
跨国公司的全球化不仅仅是一种经济的力量，更是一种文化力量。隐性的文化力量要比
外显的经济力量强大得多。01年，主管中国证券事务的中国证监会，竟然要求IPO、再融资
时，必须由国际会计师事务所补充审计。国内的会计师事务所固然造假成风，不堪信任，但
四大(国际会计事务所)也同样可能造假。将制度建设的失败归罪于国内会计事务所并加以歧
视性政策，当然是相当荒谬的。而其中反映的则是中国全球化官僚骨子里的一种文化自觉。
早就有美国学者观察到，多数国家和城市中，具有全球意识的官僚和政界人士的力量已超过
提倡民族经济的一方，这种正在中国充分浮现出来的力量，就是金人庆感受的那种(替外资
说话)的无形力量。
更加重要的是，要记住国际资本与一个腐败的政治体制是非常容易相互腐蚀的。与中国
企业相比，虽然国际资本普遍具有 (在母国培养的)更加健康的企业文化和商业伦理，但利
益所诱，所在国腐败的政治文化所驱，同流合污在所难免。有迹象表明，跨国资本为了经济
利益已经越来越广泛地卷入了中国的政治腐败案件。中国政治级别很高的建行行长张恩照的
腐败丑闻即是其中一例。完全可以预计，这种合谋在中国将会变得越来越频繁。格外令人担
心的是，只要他们愿意，跨国资本的政府俘获能力要比中国本土企业强大得多。如果这种系
统性的勾结真的成为现实，那么，中国的官僚企业利用国家权力入股可能还能分得一杯羹，
而中国本土的草根企业就将被置于一种完全失去话语权的危险的依附地位。
这意味着，中国本土企业将被彻底固定在利润最微薄的价值链的最底层。下面的数据可
以直观告诉我们价值链最底层企业的依附境遇究竟是怎么回事：03年中国出口了53亿双鞋
(相当于为世界上每个人生产一双鞋)，但中国企业可以获得的利润仅仅是总利润的20%，其
余80%的利润都被拥有品牌和销售渠道的发达国家厂商所获得。按照摩根士丹利一位经济学
家的说法就是，中国仅仅得到了一点面包屑而已。在中国本土企业由于缺乏竞争力而逐渐被
逼至了附加值极低的世界价值链低端的同时，外资却占据了中国附加值极高的价值链的出口
高端。93年之后10年中，工业机械的出口总额增长了20倍，而其中外资企业的出口比例从
35%跃升到接近 80%。同时，在最能体现附加值的计算机及外围设备的出口中，外资企业占
据的比例更是达到92%的绝对比例。其他高新技术的情况也基本如此。外资在中国出口中的
超高比例，与其他后发工业化国家如韩国、泰国等国的情况相比，相当的不寻常。
有研究者由此认定，中国已经出现了外资替代效应。即正规制造业被外资取代的情况。
如此看来，中国不过是一个为外资提供廉价劳动力、廉价土地、有着超低环保标准、超低社
会责任标准的生产基地。总之，90年代之后，由于在全球化浪潮中选择了激进的竞次战略，
中国已经成为国际资本正在构建的全球经济体系中一个最廉价、最庞大的中转站。这大概就
是中国作为一个大陆型经济体但外贸依存度却奇高无比的背后原因。
然而，正当许多不求甚解的经济学家为中国的自由贸易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而陶醉的时
候，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的一项最新研究却给他们当头浇了一盆冷水。这个研
究得出的结论是：穷国的贫困并非由于缺乏自由贸易，因为贫穷国家的外贸依存度已超过
40%---远远高于富裕国家的平均水平。这等于说，外贸依存度奇高所表明的，可能并不是这
个国家贸易的发达程度，而是这个国家的贫穷程度。
中国独特体制有这样一种功能：它可以将全球经济竞争的压力向内转移并转移给它的底
层人民，而在国家层面上维持一种强大的形象。个中奥妙，是长期生活在西方国家的人们所
难以理解的。所以，在中国凭借各种强劲的指标引得观者如云，并博得阵阵惊叹的时候，它
实际上可能是在表演一套魔术。不过，在一通让人眼花缭乱的东方功夫之后，我们也开始渐
渐露出了最大的破绽，那就是：我们有一个庞大得惊人的底层人口和一群毫无竞争力的本土
企业。这正是是我们在全球化图景背后，看到的另外一个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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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行限制第二套住房贷款的背后是什么？
现在央行出台限制第二套住房的贷款，好像是为了银行的风险，而且央行的宣传也
是这样说的，但是实际上是这样吗？
首先从风险的角度，如果买房人有多套住房，只要不是套数过多，有二三套住房的
情况对于银行实现债权，是最好的情况。因为贷款人有多套住房，在贷款人无力支付的情况
下，银行就有条件选择便于执行的房子进行偿债，债权的实现就有更好的保障。同时，按照
中国的司法制度，生存权是第一位的，若买房人只有一套住房，那么银行等债权人在执行债
权时就必须附带的解决他的居住问题，这样的法律要求的结果，实际上银行是无法执行它的
房子的，所以对于有多套房子的人，银行贷款的安全性实际上是更高的。
其二再看一下对于更换住宅的老百姓，在某一个时期多半是要持有二套住宅的。因
为老百姓更换新房子，比较合理的情况是把新房买好、装修好，再搬家完毕后再考虑卖掉老
房子，那么这个过程老百姓会同时拥有新房子和老房子一段时间，如果限制二套房贷款，老
百姓就必须在卖新房子前先卖掉老房子，那么新房子没有下来前让老百姓住哪里？所以这个
政策实际上还损害老百姓的利益。
因此银行所谓的限制二套房的合理理由是不成立的，其背后实际上是部门的经济利
益，银行要借此涨价。现在CPI加速增加，中国的实际利率早已经是负利率，多贷款银行吃
亏才是关键，而房贷实际上是银行最安全的贷款。
同时由于外汇又增加了几千亿美元，在被迫吃入美元的过程中银行受到的挤兑，银
行没有金融基础的滥发货币已经造成现在的通货膨胀激增，缩减贷款也是银行的重要任务。
对于房价的高涨，政府希望限制需求，因此限制二套房的购买，也是央行出台这个
政策的背景基调之一，但是现在的高房价的涨价动力已经逐渐地从需求的拉动变为通货膨胀
的拉动的，相比高涨的股票、猪肉粮油、原材料价格等等，房价的这一轮上涨实际上比率不
是很突出的，只是当今老百姓的生活支出最大是房子，让老百姓切实感到支出压力的是房子
而已，所以政府当前希望通过抑制需求来调控房价，估计又是竹篮打水了。
另外央行的调控政策也有在经济上争夺话语权的意味，房地产也是衍生金融的一部
份，证券就更进一步了，可以是广义货币，现在股市大牛，证监会对于中国经济的发言权大
有赶超央行的态势，现在召开17大，在这样的环境下，央行、证监会、国资委、财政部、发
改委、建设部、商务部、统计局、审计署等经济相关部门的争夺还是要有举措的，这些举措
就是夹带部门利益的各种政策的出台，央行的这个政策也可以看作是举措之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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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中国所有人都是改革受益者
09:46:33　来源: 《小康》杂志
　　我认为现在政府仍然太大，在改革中也会形成新的既得利益者。这就需要推进新的改
革，改革的方向就是不断减小政府部门的权力，规范政府的行为，使其真正变成服务型的政
府，而不是统治命令型的政府。
采访/《小康》记者 陶卫华 郭芳
“中国所有人都是改革受益者”
《小康》：你2006年写《理性思考中国改革》，当时是出于一个什么样的考虑？
张维迎：我想改革开放将近三十年了，我们确实取得巨大进步，人们生活水平提高，思想言
论自由也更多了。但这当中也出现了一些新的社会问题，如不同团体、阶层的人在改革开放
中得到的利益分配不均匀，自然会有一些人有不同看法。我觉得有责任正确引导社会舆论，
以更理性、建设性的角度看待这些问题。
看一个大的历史变革应该站在一个高度。从一个旧体制到新体制的变革，当中有很多复杂的
问题，很难有一个理想状态。如果我们认识到改革的艰难性，认识到改革中有些事情是不可
避免的，这样就更能从积极角度看待这些问题，也才知道怎么去解决。
《小康》：为什么你的《理性思考中国改革问题》引起这么多人争议？
张维迎：这个社会并不是理性的东西大家一定接受，否则科学研究精神就没那么重要了，尤
其在社会变革中。群体行为在多数情况下不仅没理性，还没有责任心，没有人对自己说的话
《小康》：现在一些年轻人对你的批评是因为他们缺乏理性？
张维迎：也不能简单地说年轻人，很多年轻人还很拥护我呢。但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让年轻
人多了解一点历史。任何一个民族、国家忘记过去、忘记历史，悲剧就可能会重演。所以我
想现在真是需要我们对改革开放之前的情况做一些很好的思考。
《小康》：改革本身是一个利益格局调整的过程，肯定在过程中有人受益、有人受损，你觉
得改革到现在，哪些人得益、哪些人受损？
张维迎：我自己觉得改革从整体来讲，中国所有的人、全体都是受益的。如果和改革开放前
比较一下，我不知道哪一个阶层真的受到损害。中国三十年改革开放受惠于所有人，国民财
富收入三十年里增加了十多倍，人均GDP翻了三番多。当然过程中肯定有不平衡。我现在不
想介入情绪化的争论，因为只有理性思考才有一个正确认识，如果情绪化地看问题，就没法
《小康》：你有一个结论是改革到现在政府是其中最大的利益受损者，这个判断主要有什么
张维迎：我只是从改革开放以来利益格局的相对调整来讲，因为改革开放以前，政府是主导
一切，相对来讲其他人比如说农民处在社会底层。现在农民跟文化革命时候相比，生活水平
大大提高了，自由度提高了，一个农民在干部面前应该说腰杆挺得要比原来直。
《小康》：可很多人认为政府恰恰是改革中最大的既得利益者？
张维迎：政府部门本来就是最大的既得利益者，改革前就是这样。改革本身就是不断削减政
府的权力，约束政府的行为。在计划经济下，从农村到城市，每个投资都是政府主导，每分
钱都是政府支配，现在不是。当然我认为现在政府仍然太大，在改革中也会形成新的既得利
益者。这就需要推进新的改革，改革的方向就是不断减小政府部门的权力，规范政府的行
为，使其真正变成服务型的政府，而不是统治命令型的政府。
《小康》：从整体来讲，政府的权力有一点点减小吗？
张维迎：政府的权力在农村减少了很多，不是一点点。我呆过农村，过去在农村你一句话不
对，村政府乡政府就可以把你关起来；你搞点小生意，倒买倒卖，政府就可以开全村会议批
斗你。在当时情况下，它不合“法律”但合乎政治，合乎政策。现在也有一些地方政府部门
对农民采取非常手段，但是它绝对不敢公开做这样的事情。
最重要的是人们有了更多自由，对自己的生命有了更多支配权。在过去这些生命自由不属于
你，你没权利做任何事情。一个村民出一个县，甚至出一个乡，都要开一个证明，现在没有
这个证明，也可以很自由地全国到处转，这是社会很大的进步。总之，改革开放三十年，农
民的地位大大改善了，有了更多财富，出现了好多企业家。所以一定要从一个辩证的角度看
“现在比改革开放前公平多了”
《小康》：市场化改革大方向，不管怎样争论，这个前提是有共识的，但是在具体的路径上
会有不同的看法。
张维迎：当然我们希望在这个过程中大家做得更好。但在这个变革过程中不可能不犯错误，
不可能每一个政策每一个姿势都完美。还是要对市场经济有信心，我们遇到的问题要用市场
的办法解决，使市场更好地发挥作用，而不是用反市场的办法。现在有些地方动不动限价，
这不仅是反市场的，也是反贫困社会下层人民的，骨子里反映了一种对市场的对抗，这跟文
化革命搞计划经济强迫农民去低价卖东西是一样的。
《小康》：倘若有很好的社会保障制度，是不是就不太需要用限价来解决？
张维迎：其实好多社会保障市场自身就能提供。中国古代遭了灾年，富人会主动施粥的。在
西方，大量的社会保障都来自教会、私人慈善机构。民间的救济活动是市场的一部分。
其实人最愉快的不是花钱，是为别人花自己的钱，最难受的是花别人给你的钱。所以一个社
会如何给人们创造更好的机会，让每个人可以靠他自己有尊严地活着，靠他的能力活着，这
是最重要的。社会保障制度搞得过分，就会变成一种养懒人的制度。
《小康》：那你就是主张纯粹的市场化？
张维迎：从来就没有纯粹的市场化，你怎么努力都会有人老在反市场。哪有纯粹的市场？总
会有人喜欢特权，实际上好多反市场的人都是谋取私利的，不要以为他大公无私，从历史上
看，几乎反市场的行为都是谋取私利的，不仅为了政治上的目的寻求支持。
《小康》：你觉得市场本身能解决公平性的问题吗？
张维迎：你以为市场制度比原来古代制度、计划经济的制度更不公平吗？显然不是这样。你
看全世界，如果有市场经济造成极端的不公平，那一定是因为有特权扭曲了市场。
因为人的天资相差并不是那么大，而且每一代人都在变化。过去讲“富不过三代”。从我们
现在研究看，中国改革开放改天换地的三十年，按收入阶层算的话在非常快地变化。原来在
社会最底层收入的人，五年之后还有多少人在最低收入？在最高收入的人，五年后还有多少
人在最高收入？在这方面，据斯坦弗大学一位教授的研究，中国比美国进步都快。过去不是
这样，你爷爷是一个干部，你父亲就能找一个好工作，你将来也有好的饭碗。我想现在总的
来讲要比原来显得平等得多。
《小康》：可是客观看这三十年的改革，最大的问题就是在公平问题上，造成了一个很大的
贫富差距。
张维迎：我觉得现在比改革开放之前公平多了。你应该承认这一点。
我们现在看有一些农村和城市变得富起来的人，觉得他们是改革最大的受益者，这也可能是
对的，但是回想一下，当年他们为什么做这个选择？因为他们在社会最底层。
当时如果能去政府、能在国有企业找到工作，谁去私营企业啊？没有的。所以这些人就属于
当时社会上最底层的弱势群体，但是改革开放给了他们很好的机会，使得他们现在反而变成
社会中的上层阶级了。这个历史非常重要。所以我为什么说至少从机会的角度讲，中国社会
还是慢慢变得比原来更平等了。
《小康》：现在农民有多大的上升空间？除了进城当农民工？
张维迎：你现在有这个机会，这是你改善生活很重要的条件。原来你就没这个权力，你进城
打工，就把你拿绳子捆起来，给全村批斗一通，你有这个能力都没有办法养活自己。现在至
少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多的机会了，你只要不懒，总是可以有碗饭吃的，可以维持自己的生
活。如果每一个人能够通过自己的能力养活自己，这就是社会最大的进步了。
当然农民现在机会更多了，你看看大城市里面有多少从农村出来的人？原来你有多少机会？
我那年考大学，我们全乡就考上2个大学生，现在我们村就有十几个大学生！
每个时候每个人都会有不满意。不满意是因为你的参照系，所以有过经历的人认识问题就更
全面一点。你去问一个六七十岁的老农民，他可能会跟你谈一肚子抱怨，但是你真正进一步
跟他讲，那跟你原来比呢？“那当然还是现在好啊！”这是很简单一个道理。
其实，决定一个人的幸福是好多因素的，一个人的自由，一个人的自尊是非常重要的。在计
划经济下老百姓有什么样的自尊？没有。我从来不认为我们现在比原来更不平等了。我一直
认为我们现在比原来更平等了。
我觉得综合看的话，把人的尊严、自尊、人的自由、权利都考虑进去，不要太物质主义了，
你就不能说现在比原来更不平等。
权钱结合很糟，但只有权没有钱更糟
《小康》：现在的情况下，会不会造成贫富差距更加扩大，富的人永远富下去？
张维迎：只有特权经济才容易富的人永远富有。市场经济富的人可能会破产的，如果说我们
对这个不满意，可能是对市场的干预太多，可能是由于政府的保护使得某些人不必承担市场
《小康》：我们现在恰恰有这样一种危险就是财富往往和权力交织在一起，就像吴敬琏所说
的，我们要警惕权贵资本主义。
张维迎：这就是我们进一步改革要解决的问题，为什么财富能够和权力交织到一块儿？就是
因为政府部门权力太多了。社会要防止获得优势地位的人借助于政府的权力来给自己设一道
保护墙。这是改革设计的问题，不是不改革的理由。
政府也是一个很复杂的机构，不能很简单地理解。政府里面有很多坚持改革的，像邓小平，
他是一个站在更高的历史角度来看问题的，这叫伟人。政府内部也会有很多冲突，有积极推
动变革的力量，也有保守的阻碍变革的力量。政府内部也有一些所谓既得利益者，维护自己
眼前的利益，这时候怎么使得积极推动变革的力量能够不断削弱反对变革的力量，这是我们
社会进步的一个源泉。
《小康》：从国企改革到医疗体制改革宣称失败再到房价高涨，越来越多的人对改革产生失
望情绪，问题出在哪里？
张维迎：国家医疗体制改革最近在确立新的方向。总体上讲我还是比较赞成更多利用市场
的。温家宝在东北讲话也强调这一点，借助于市场。我们不要以为原来那个文革期间计划经
济的医疗体制有什么好。
当然现在医疗体制有好多的问题。但是根本的问题在哪儿呢？你没有引入市场啊，你没有让
医疗放开，自由地办医院啊。如果你真正允许了，就有更多的服务出现了，当然不同的人可
能支付不同的费用。国家可以把那些低收入的包下来，保证着，但是收入高些的人愿意多花
钱，这也是社会再分配，你允许私人办医院，有人富有，他愿意多花钱，他就雇医生、雇护
士，好多护士都是农民的孩子，他们有工作机会了，生活就可以改善了。我们为什么不给大
家这种工作机会？
《小康》：医疗体制改革问题出在不够市场？可是之前很多医院的某些科都包出去——
张维迎：这就是变胎啊！这跟计划经济的腐败是一样的，你真正引入市场，你要让他对自己
负责任啊。他现在不负责任，里面多少黑箱不知道，你怎么能说是市场经济呢？政府是有责
任提供医疗服务，但是政府没有权力不让别人提供医疗服务。我们现在这种权力的垄断导致
社会一系列的问题，有人还反过来说垄断得不够。
《小康》：也有一些专家说，到了现在这样，我们宁可不改革，也不要这种扭曲的改革。
张维迎：原来就是扭曲，计划经济本身就是最大的扭曲，我们改革本身是把扭曲变得越来越
少，当然在这个过程中肯定还会有扭曲。但你必须承认政府这方面现在还是比原来管得少一
原来你不是处级干部电话不能安，不是局级干部飞机不能坐，那时候价格都很低啊，那有什
么好呢？凡是政府人为控制的低价格，而不是市场竞争导致的低价格，一定是为少数特权阶
层定的价。
《小康》：你的“次优选择”再往下该怎么走？
张维迎：中国改革有好多令人不满意的地方，但是总体大方向是对的，而且现在所有问题包
括腐败问题除了改革我不认为有任何的办法。分配资源就是两种办法，不是按照市场的办法
分配就是按照权力分配，大家有时候对货币不太满意，但是马克思讲，货币是天生的平等
派。货币是流通的，特权是固化的。在一部分人有特权、一部分人有货币的情况下，权钱结
合，很糟糕，大家有不满意的地方，但是如果只有权没有钱情况会更糟！花钱能买到房子，
总比花钱都买不到房子、只有有权的人才能获得房子好吧？所以，我们要做的是减少权力，
减少特权，而不是限制市场。
历史证明，维护少数人利益的最好办法就是强化权力，摧毁市场。没有比这更有效的办法
了。这也就是为什么有一些人那么歇斯底里地要维护这个权力、反对市场。
《小康》：前段时间茅于轼因为写一篇“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的文章，因此引起很大
争论。茅于轼有被误解的感觉，他说群众经常不知道谁是他们利益的真正维护者。你也有这
种感觉吗？
张维迎：中国现在这个社会，从媒体角度看，任何负责任的人说话都会受到一些人挨骂。哗
众取宠的人就会得到一部分人喝彩。这样的历史现象其实在不断上演，从法国大革命、巴黎
公社、希特勒到文化革命，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
我希望经过这么多血的教训，使得每一个人都能变得更理性一些，因为有些机会主义者总会
利用一些人性的弱者来谋取私利，这也是我为什么强调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就使得这些机会
主义者如果要谋取私利，就要为别人创造价值。但是有一些人就想不劳而获，他惦记一种超
市场的强权。我看不到所谓“左派”除了谋取私利为社会做过任何有价值的贡献，包括“四
人帮”，祸国殃民。
《小康》：一种没有分歧的改革不可能，但是不同的利益和不同的诉求都应该得到尊重，都
应该有表达的机会，这也是公正的体现，对此底线你是否认同？
张维迎：是啊，但是你要看到结果。真正的市场经济一定是一个多赢的经济，是尊重每个人
自由选择的经济。我看不到任何其他的制度安排能比市场对不同的利益和不同的诉求给予更
多的关注，比市场更公正。我对自己的观点充满信心，我认为它经得起考验。
几年前，一个朋友曾给我讲过这样一个故事：释迦牟尼的嫂子对释迦牟尼很仇恨，雇了一个
女人来破坏他的声誉。这个女人挺着一个大肚子来到释迦牟尼传教的现场，对着释迦牟尼又
是跳又是叫：你满嘴慈悲为怀，实际上一肚子男盗女娼，你看把我的肚子都搞大了，还想抵
赖？看热闹的人越来越多，释迦牟尼的弟子非常气愤，要把这个女人轰走，但被释迦牟尼阻
止了：由她去吧！这个女人跳得越来越厉害，最后把裤带挣断了，衣服里掉下来一个枕头。
这个故事对我启发很大。当有人误解你的时候，或者有人污蔑你的时候，你需要做的只是等
待！枕头终会掉下来的。我们一般人做不到这一点，但是我们仍然需要有自己的信念，要对
自己的东西充满信心，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本文来源：中国经济网 作者：陶卫华
郭芳 张维迎) (本文来源：《小康》杂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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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家是中介来的!
[-10-11 13:52:47):
你买就买了,我悄你干嘛?
[再爱五百年]( 13:49:14):
我自己就买了。怕什么 ？
有兴趣悄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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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句废话-任志强
“房价会涨就会跌”不但是一句废话，而且是一句傻话。
所有人都知道水可以结成冰，冰也会化成水。问题在于人们要知道的是什么情况下
水可以结成冰，什么情况下冰可以化成水。赤道下的阳光会让冰在照射下迅速的变成一滩
水，但北极的冰峰却有了比几代人寿命更长的历史。
每天的太阳都会升起，也会落下，是因为人类已经历数千年而了解了自然的规律，
可以准确的知道太阳在地球的某一地升起或落下的时间与运行。也知道太阳是永远不会落下
的，人们所看到的太阳在地球不同位置的变化，不过是因为地球的转动。
“股市会涨就会跌”是指在经济的运行中，企业的经营会在人为的控制中出现好与
坏的结果，给投资人带来不同的收益时，投资者会用赞成与反对的投票方式卖出与买入形成
股市的波动。实体经济的运行背景成为了人们衡量与估计预期的规律，但这个预期的估计则
因人而异，有时对，有时错，也让股市的波动加剧。如“台风”可能袭击墨西哥的产油基
地，人们产生了对石油供给的不良预期让油价变化，但台风临近时转了弯，油价的不良预期
消失了，油价又恢复了常态。实体经济并没有因台风而产生变化，但油价却已上上下下的变
化了许多。
人们要知道的并不是“股市会涨就会跌”，也不是“投资股市有风险”的提示，而
是想知道什么时候太阳会升，什么时候太阳会落，否则就成了废话。而如果股市能象大家都
已知道准确的太阳升起和落下的时间那么也许就不是股市了。
尽管股市会涨就会落被认为是一种常态，但如果从一个更长的时间段看，如十年、
二十年或三十年的周期，那么大家会发现这个图像中的曲线始终是指向右上角的。如果最终
的结果是指向右下角，那么股市也就没有存在的基础了。这同样告诉人们另外一个道理，最
终人类的经济活动是创造财富和总量增加的，股市有涨落的被动但最终一定会涨的。
对于投资人而言，股市最终是会涨的也是一句废话，因为投资人也许在股市下跌时
亏光了，没有资金能力支撑到股市再上涨的那天了。所以才有了市场中对投资人资格的审
查，有“合格”投资人要求的门槛，才有了股市的分析师与研究机构，有了股指期货等对冲
工具，让人们可以尽可能的回避短期的风险并有机会等到股市上升的最终收益，股市的波动
最终并不能阻止股市的上升。
“房价会涨也会跌”大约与股市有着共同之处，那就是价格会有短期的波动，但最
终一定是上升的，并且每次跌后的上升都会更向右上角前进。而房市与股市不同的又在于房
屋的实体需求远大于股市的实体需求，股市的投资功能远大于房市的投资功能。实体需求会
减轻价格波动中的伤害，并使人们有更多的机会和能力在自我居住需求的消费之中消化价格
波动的影响并迎来价格恢复与上涨的未来。
问题在于房价何时会跌？第一次喊狼来了，也许有人信，如果狼没有来，三次之后
狼真的来了，人们也会在多次受骗之后不再信了。
股市的升跌会有许多实体经济的指标做参数，于是投资者可以预测风险并用对冲等
工具防止风险。楼市没有对冲工具，许多国家的金融体系中用证券化转移风险，但基础同样
是用实体经济的指标做参数来寻找涨跌的信号。预测楼市的涨跌同样有些必备的条件，与其
告诉人们“房价会涨就会跌”的废话，不如告诉人们房价涨跌的必备条件，否则就变成了
“房价会跌也会涨”的同样道理。人民日报的文章告诉大家的如商品属性会让价格有涨有
跌，大约就是告诉人们“有跌也有涨”的道理。
猪肉价格的变动告诉了社会市场经济中的一个最基本道理，供求关系决定着价格的
变化，（股票不是商品，不是靠供求关系，而是靠实体经济变化决定着价格）。房价的涨跌
也不例外。目前的价格上涨基于日前的供求关系，只有改变了这种供求关系之后，房价才可
能会随之而变化。
我们的供给会变化吗？
首先是我国的土地制度和土地供给制度会变吗？土地制度决定着土地供给的资源利
用情况，也就是说决定着供给的数量。土地供给制度决定着生产与开发熟地的速度、数量与
成本，同时决定着有效供给的能力。以目前的政策看，城乡土地的差别与十八亿亩的红线都
是不可突破的。用土地生财的利益驱动也不会让政府放弃强制性的“招牌挂”供给方式，同
时将70%的建设用地向社会住房保障体系的建立倾斜必然会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减少商品房土
地的供给量。这一段的周期内想改变商品房的土地供给由短缺变成充足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而进一步减少商品房土地的可能性却随着保障性住房的问责制压力在大大增加。
再看住房有效供给会变化吗？
答案是会！一是在中央年初增加供给的调控导向下，土地的供给结束了连续三年多
的下降趋势，由负转为了正增长，一至两年的周期之后，实物供给也会增加。二是90平米的
小户型政策会在一段周期之后增加住房供给，在同样的土地面积上，可居住的户数会增加。
三是严格限制了社会保障性住房的套面积，并加大了土地的供给量和问责制的行政措施，因
此也会增加供给和套数。四是限价房政策的出台不但限制了价格也限制了套型面积，同样会
增加供给。
那么在上述供给肯定增加的情况下，是否房价会在供给增加中降低呢？这就要分析
增加的是什么供给了。一类是增加了保障性住房，而能有资格享受保障性住房的家庭本来也
不该是和也不是购买商品房的家庭，解决这类家庭的居住权利与市场无关。一类是商品房的
小户型增加，户型与房价单价无关，只与总价有关，这主要解决梯次消费中的初级消费。一
类是限价商品房的增加，这会有购买资格的审查与限制，可以满足中等偏低收入家庭的住
房，不同的住房需求会分层次解决住房问题。
而另一类对房价产生重要影响的则是完全商品房，尤其是重点解决改善与提高住房
标准的消费需求的住房。而目前的政策导向中这类住房的供给不但不会增加反而会减少，但
这个消费群体却是在增加的。当前面的相关住房供给增加时后面的供给就会减少，这一多一
少中房价自然会各有不同，最终看需求了。
在限制贷款与投资加速中，有增加但不等于能满足需求的增长，缓解供求矛盾，但
不等于能扭转天平向另一侧倾斜。
再看需求是否会变化？
决定需求的首先是人口，即刚性需求的人口比重与总数，适龄分家独立与结婚生子
的家庭数量与供给的关系，这一点早已被论证多次了，大约2020年之后才会从上升转为平衡
决定需求的第二个因素是收入。连续多年的城镇家庭收入超过2位数的高增长和今
年继续的高增长也早已被论证多次了。尤其是适龄层的收入增长远高于其它年龄层的增长速
度，再加上国家各种社保、医保等制度的建设减轻了这一年龄层的未来支付压力，让最适龄
层的消费能力大大提高了。也让所有家庭的住房可支付能力提高了。
决定需求的第三个因素是国家个贷的支持力度，利率的上升加重了依靠贷款购房家
庭的支付负担，但尚未让收入正在高增长的家庭退出购房的行列，并不足以让全年只有3%的
商品房供给量从不足转为过剩。
另一个决定需求的因素是城市化与旧城改造的刚性需求。这些家庭的购房资金与消
费能力关系不大，因为购房的资金来自于投资中的补偿费用转化和城市化中的补偿转化，当
然还有高收入家庭的自愿进城，如果这个数量在不断增长，也会恶化供求关系。
总体看，只要中国的整体经济仍保持着高增长，需求是不会在一个较长的周期中出
现变化的，而供给总量的增长在满足需要和让供大于求的可能性上也是看不到希望的。也就
是说除非国家政策发生进一步的变化，否则还看不到太阳落山的信号。
24号意见与全国住房工作会议大约都给未来定了个调子，那就是政府努力做好政府
该干的保障低收入家庭的住房权利的事，市场则做好住房条件改善和生活质量提高的事，当
住房保障体系更加完善之后，房价的涨落就是市场的事了。
当医疗改革中政府加大了保障性的力度之后，医价就不再是争论的重点了。自愿享
受高价医疗服务的仍大有人在，仍供不应求。但最终价格会改变供求关系，只要打破垄断，
市场就会平衡，而高价服务已与人们的基本保障无关了。
当教育改革中政府加大了保障性的力度之后，教育价格也同样不再是争论的重点
了。包括社会帮助的圆梦行动都是在弥补国家保障的不足而不是争论教育的价格。同样享受
高价教育的也大有人在，也同样供不应求，也只能靠价格来调节供求关系。
最终在政府建立了住房保障制度之后，房价才会成为调节供求关系的工具，成为真
正没有“政治责任”附加义务的商品，才会根据供求关系与产品质量有涨有落，并随着资源
的稀缺与经济的整体上升而长期处于上升的趋势。
有人误以为凡是商品就一定会随着工业化生产的效率提高而降低生产的成本，从而
降低商品的价格，这也许是个错误。凡是和稀缺资源消耗密切相关的商品，不管如何改进生
产，提高效率都无法完全消化资源紧缺而影响的价格上涨。许多商品随着必要成本的增长也
会始终保持上涨的趋势，就象猪肉、鸡蛋和牛奶会有局部时间的波动，但最终也只会上涨而
无法因生产效率提高而降价。
不能只看价格会涨就会跌的表面，而要看决定价格背后的规律性因素，否则会涨就
会跌就变成了一句废话，也就变成了有跌就会有涨的废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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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冥神通]( 15:30:13):
我在遥望,大盘之上,有多少房价在自由地上涨.昨天已忘,风干了好房,我要和你重逢在没房
的路上.房价已被牵引,质落价涨,有房的日子,远在天堂.呕也,呕也,呕也.谁在呼唤,行情多
长,挣钱的渴望象白云在飘荡. 东边割肉,西边有狼,一摞摞的钞票,就送到了银行.在房价沧
桑中,房子在何方 跟政府商量: 让房价降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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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遥望,大盘之上,有多少房价在自由地上涨.昨天已忘,风干了好房,我要和你重逢在没房
的路上.房价已被牵引,质落价涨,有房的日子,远在天堂.呕也,呕也,呕也.谁在呼唤,行情多
长,挣钱的渴望象白云在飘荡. 东边割肉,西边有狼,一摞摞的钞票,就送到了银行.在房价沧
桑中,房子在何方 跟政府商量: 让房价降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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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深圳关内为例，家庭年收入在三十万的长住人口应该占8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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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买就买了,我悄你干嘛?
[再爱五百年]( 13:49:14):
我自己就买了。怕什么 ？
有兴趣悄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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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你的建议
[花生米果果]( 13:40:15):
现在就是底了，不可能再降
毕竟通货膨胀的厉害，现在一万块的房子就相当于去年5000块的房，如果自住买房现在是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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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己就买了。怕什么 ？
有兴趣悄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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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就是底了，不可能再降
毕竟通货膨胀的厉害，现在一万块的房子就相当于去年5000块的房，如果自住买房现在是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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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没买，是家里人想买,我很矛盾,不知道该不该这个时候买,但是好象确实在降价,但是没降
多少,那些8年10年的房子还是要那么贵
[专题讲座]( 13:22:55):
正在降价，你还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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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降价，你还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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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忽悠]( 13:12:46):
看来楼主已经亏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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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楼主已经亏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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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大家的跟贴~没想到房网的朋友这么热心
昨天去看下下房,没啥小区的,都快10年的,还要1万2.1万3的,看了很不值得,想想既没升值的
空间也不适合住家,那买来干嘛,很是郁闷,稍微好点的要1万5六,,以目前的情况是买的起,月
供6K以内的还是可以接受,但是真的不值得,不知道后市怎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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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那些拍脑门子的数据从哪来?别装砖家了!
[大漠孤烟]( 17:03:15):
两条意见供楼主参考：
一、房价上涨与否除了和市场供求关系有关外更与商家囤积哄抬有关，然而，不妨思考
一下，什么情况能让商家的囤积和哄抬行为得逞呢？那就是有利于商家的现在（或预期）的
供不应求的环境！所以请楼主思考这个环境的真实情况如何。
以深圳关内为例，家庭年收入在三十万的长住人口应该占80%以上的，那这个群体的
住房承受能力是多大？年余15万（不考虑新新人类的月光族）是正常的，三、四年完
& 现在到底敢不敢买房?请教一些对房价有深刻认识的朋友,矛盾中(内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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