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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一乒乓球队断代史：从王涛到王皓 一时多少豪杰!
八一乒乓球队断代史：从王涛到王皓 一时多少豪杰
[日期：] 来源：《乒乓世界》杂志&&作者：李美多 宋斐 [字体：大 中 小]&&
　　文/本刊记者 李美多 宋斐
　　我们通常说的八一乒乓球队，全称是：解放军八一体育工作大队乒乓球中队。
　　这么说可能有点儿让人迷糊，换个说法就直观多了：王涛、刘国梁、王皓、施之皓都是或曾是八一队的人。迄今为止，八一乒乓球队拥有11个世界冠军，共有36人134次入选国家队。在国际比赛中的冠军数超过200个，全国冠军逾半百。还有一种更形象的说法，八一乒乓球队人称“小国家队”。曾有媒体评价：“八一乒乓球运动所达到的高度和厚度，其它项目难以望其项背。”
　　八一体工大队座落于北京西郊的红山口。这是国防大学的地界儿，上世纪50年代，贺龙元帅在大院内批出一块地，八一队在这儿安了家。正因为此，相比其它地方，这里总有点戒备森严的味道。
　　大院被群山环抱，幽静深远，气温比市里低几度。
　　大院好像走不到头，大得让人摸不到边儿。
　　大院朴实低调，虽有些楼群翻新，仍出不了部队的框框调调。
　　大院里名人很多，一个骑着自行车打你身边经过的人，很可能是个将军。
　　当你看到每隔10米便立着一个圆形铁框，铁框内镶嵌着世界冠军的照片时，就到了八一队的地盘了。乒乓球队和体操队在同一栋楼训练，一楼是体操馆，乒乓馆在三楼。一进门，就能看到11位世界冠军的大幅照片，在军绿色的墙壁上方排列开来。中央是国旗和军旗，下方的红色条幅上写着：“忠诚于党，热爱人民，报效国家，献身使命，崇尚荣誉”，条幅下面的八一军徽鲜亮夺目。东侧是男队的训练场地，上悬标语：卧薪尝胆，誓夺全运会金牌。西侧是女队，挂出横幅：练以质为准，赛以胜为标。2006年，主教练兼中队长的王涛决定对乒乓球馆进行翻新，红色塑胶，彩虹球台，蓝色挡板，与国家队训练馆的条件相差无几。
　　训练馆后身就是队员的宿舍，外面看有些旧，但都安了空调。一楼走廊中央是荣誉墙，总政治部授予的三等功中有乒乓球队。东侧是各队的训练计划，每周更新。一二楼有食堂，过了饭点时，队员就到其他馆子吃。
　　今天，我们来给八一乒乓球队做传。
　　1964年——诞生
　　八一队刚有了点模样，文革开始了
　　1964年，第二届全国运动会结束后，贺捷带领一个教练、四个男运动员，三个女运动员来到红山口，八一乒乓球队算是正式建立起来。虽然在之前的全国比赛中，每次都有解放军代表队参加，但都是临时集训，赛后就解散。
　　今年80岁的贺捷精神矍铄，乒乓圈的人叫他“老爷子”，“说我是乒乓球界的古董”。贺捷老家黑龙江，15岁当兵，参加了东北解放的全过程，参加了三下江南、士兵攻坚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贺捷在军队院校当哲学教员，他的学员中，有的现在已经成为上将了。然而他这辈子做的最重要的事就是乒乓球。
　　1959年，第一届全运会预选赛，贺捷在长春政治学校拿了冠军，进入沈阳军区的乒乓球集训队，在全军选拔赛中被打下来，但接受了另外一个任务，当裁判。那时正值26届世乒赛，作为吉林省的代表，贺捷来到北京，接受正规的裁判培训。不久，贺捷成为裁判组组长，那时他军衔大尉，荣高棠主任找他谈话，要他把解放军的传统带进裁判队伍，建立一支新型的中国裁判队伍。60年代到70年代初，在中国举行的大型国际比赛中，贺捷都是裁判长。他清楚地记得，1971年亚非邀请赛，他到西花厅向周总理汇报赛事，“当时我就站在总理身边，拿着秩序册汇报，最后得到了他的肯定。那是我一生最荣幸的事。”日，戴着助听器的贺捷坐在位于国防大学院内的家中，回忆着往事，字字铿锵。
　　八一乒乓球队刚有了点模样，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专业体育遭到了重创，这股冲击波及到了部队。八一体工大队解散了，乒乓队也散了。大家各奔东西，另谋职业。贺捷被发配到海南岛农场搞生产。
　　1973年——征兵
　　贺捷的耳朵聋了
　　1973年，贺捷又回到红山口，任乒乓球队队长，任务是重建八一队。这次回来后，他再也没有离开过。他还“挖”来了队员李振恃、施之皓……同年，李振恃进入国家队。1975年，李振恃参加33届世乒赛，获男团冠军。
　　八一队的重建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进行的：文革中期，部队提出恢复体工队。1973年，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共同下发第95号文件，文件规定，部队可以对地方文艺和体育人才以征兵的要求和形式进行特招。各军区、各兵种都为了1973年的全军运动会到处拉人。
　　当时八一体工大队的大队长是鲁挺，他于1959年在八一队任政委，一干就是10年。八—队解散后，在周恩来总理的过问下，鲁挺调到国家体委运动系任主任，并从八一队带出180余名教练员、运动员到国家体委运动队。期间，鲁挺率队参加了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八一队重新组建后，他任大队长至离休。
　　“鲁挺懂体育，他一抓计划，二抓作风，三抓总结。那时经常见他出入在训练场。”1973年进入八一队的姚振绪回忆说。
　　重建八一队前夕，贺捷在国家体委执裁国际比赛，办公厅主任要贺捷留在体委当乒乓球处处长，贺捷没同意。鲁挺要他回来重组八一乒乓球队，贺捷回来了。
　　“总政给我两封空白介绍信，我一封介绍信给了国家体委，从国家体委先请了两个教练，男队的陆巨芳，女队的李莉。一封介绍信拿到广州军区，请他们帮忙搞全军乒乓球选拔赛。”贺捷曾是广州军区体工队队长，那儿是他的根据地。全军选拔赛中选拔出很多优秀选手，组成解放军集训队。
　　“我们没有场地，就把军体院的刺杀馆改装了，窗户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被砸碎了，我们用草帘子给挡上，土地弄成水泥地，就这样白手起家，有了乒乓球队的雏形。”冬训之前，八一队和山西队比赛，男女队0比5就输了。当时冬训的口号是：为了重建被破坏的军队体育事业而奋斗！在这种精神的感召下，大家春节都没休息。冬训结束后再和山西队比赛，八一男女队5比0赢了。1973年4月，贺捷带队回到北京，参加在内蒙举行的全国分区赛，拿了分区赛的冠军。
　　回到红山口，乒乓球队仍然没有自己的场地，就蹭排球队的场地。排球队不训练的时候，乒乓球队员就搬出台子，人家一打，再把台子搬走。贺捷回忆说，当时大家的训练热情非常高，李振恃没休过一个礼拜天，徐东风练高抛球，练得背肿了，手都抬不起来。10月份在武汉的全国锦标赛上，八一乒乓球队获得男团亚军，李振恃获男单冠军，并和伍时宝获混双冠军。八一乒乓球队因此获得总政表彰，修了现在的乒乓球馆。
　　贺捷的耳朵就是在那次比赛中聋的。那是八一队重建后第一次参加全国比赛，而且是第一次现场转播。作为队长的贺捷压力很大。“当时没教练，运动员场上打比赛，下场就当教练，旁边就坐我这么一个领队，男队管完了管女队。”过度疲劳让贺捷双耳失聪，那时候他43岁。经过治疗，恢复了右耳的听力，现在年纪大了，连右耳也不管用了。“过去我在乒乓球队的外号叫‘贺聋子’，现在我真正成了聋子。”
　　特招李振恃
　　从那届比赛开始，世界比赛中哪一届都有八一队的人，最多的一届去了5个，越打越兴盛。
　　恢复体工队后，部队球队遍地开花。那时八一队相当于军队中的国家队，而各军区、各兵种的队伍相当于省队。尤其“特招”政策出台后，无论是在下属球队，还是在地方，看到好苗子，八一队就给挖来。当年以这种形式进入八一队的人才很多，李振恃就是其中之一。
　　为了李振恃，贺捷三进上海。“那时我听说李振恃赢了日本的河野满，就是因为出身不好，进不了上海队。这么好的材料，我得要。”
　　第一次，贺捷找到李振恃所在的上海邮电学校，一个叫杨永盛的老教练帮贺捷把李振恃的档案调出来，上面说李振恃的父亲是特务嫌疑犯，但经公安部门调查李父是清白的。又说他的舅舅是国民党的飞行大队长，炸过解放军，但李振恃连舅舅长什么样都不知道。根据第一次上海之行了解的情况，贺捷向八一队做了汇报。鲁挺当即拍板说：“这个人要了。”
　　第二次去上海，贺捷找到上海乒乓队的负责人余长春。余长春不点头，李振恃就不能走。“当时有个规定，只要是乒乓球人才，必须经过体委和乒乓队才能放出来。我们都是捡各省市队不要的运动员，训练成一流运动员。李振恃虽然没进上海队，但必须要通过乒乓球系统才能出来。”贺捷做余长春的工作：“你们又不用，再这么待两年就把这孩子坑了。”余长春同意盖了章，但上面不答应。
　　第三次贺捷没有直接出面，经过前两次那么一闹，上海体委和乒乓球队都知道贺捷这么个人。李振恃文革期间在空四军打过球，贺捷就出了个招，让空军乒乓球队以收回他为名要人。很快李振恃被送到沈阳军区，八一队再从沈阳空军把他调出来。李振恃那时的技术比别人高一块，很快就成了尖子。
　　贺捷说，八一队之所以长盛不衰，一靠队风纪律，二就是靠“明星”。被他挖来的“明星”还有铁道兵的施之皓、工程兵的戴丽丽、北京军区的童玲…… “我必须要挖到这些尖子，来带领队伍。”八一队先后出了11个世界冠军，有8个是经贺捷送到国家队的。过去乒乓球前三强是北京、广东、上海，慢慢地八一队的世界冠军人数就追上了上海。
　　贺捷重人才，但是有一条，靠关系进不来。当年郭沫若的秘书，要给贺捷一副郭沫若的字，让贺捷收下他儿子，贺捷说：“字不要，你来考试，合格了我再要。”因此在乒乓球圈，贺捷没少得罪人。“108将聚会的时候姜永宁和孙梅英的女儿跟我说：‘贺叔叔，当年你和我爸妈还是朋友呢，你都不要我。’我说不要你就对了，你现在是人才，但你不是打球的材料啊。”顿了顿，贺捷接着说：“不过我也有看走眼的时候，叶佩琼的儿子李隼我就没留下。”
　　姚振绪坐专机下部队
　　姚振绪到八一队时已经26岁。跟别的队员不同，他是从国家队退役后才来的。1968年姚振绪从国家队回到上海，1972年在上海举行的球类运动会中拿了冠军，仍然是绝对的一号，但他并不被允许参加全国比赛，还被调走当教练。姚振绪不服，找上海体委理论，“让我当教练可以，但是太早了，我还可以打。”谈话总共五分钟，姚振绪拒绝了“安排”的工作，为此两个月没拿到工资。姚振绪先在海军打了两个月，随即参加了全军运动会，之后就进了八一队。“打球就得在北京，我在国家队待过我知道。”1973年在武汉的全国比赛，他在男团队伍中打二号，八一队最后拿亚军出乎很多人的意料，没有国家队的也能打上来？第二次全国锦标赛李振恃没打，八一队又打了个第二。“没别的，就是靠拼！”姚振绪坐在位于东四块玉的家中，沏了杯茶，忆起当年，神情亢奋。
　　1973年，姚振绪在八一队是23级干部，最小的官，一个月6块钱津贴，不算特别高，但要比地方上好。“那个年代在部队地位高啊，穿军装多光荣啊。刚当海军时，军装下蓝上白，大盖帽和警察一样，我还记得有人找我问路。”
　　姚振绪离开八一队是在1975年，“1974年全国锦标赛之后，我的球不行了，顶不住了。”不久，姚振绪援外，但没脱军装，一直到1980年退伍转业，军装穿了8年。八一队的作风和纪律给这个“老兵”的印象最为深刻。“武汉全国锦标赛时，我们出去吃饭都排队去，只要一穿军装，就得一二一走。”
　　“那时强调老同志要带头，要以身作则。1975年我都28了，是年龄最大的。没人要求我跑多少，但我还必须跟大家一起跑，3000米11分半一点儿问题没有。这些是其他的地方没法比的，当过兵以后觉得没有什么苦吃不了的。” 现在，姚振绪还跟别人说：“你们孩子如果要打球，还是送八一队好。至少不学坏，对不对？”王皓的爸爸也对贺捷说过：“把孩子送到八一队我放心，不成材也成人。”
　　关于八一队，姚振绪还有另外一番记忆。在武汉拿了男团亚军后，八一乒乓球队经常下连队打表演赛。在那个提倡为工农兵服务的年代，文体工作者慰问表演是家常便饭。姚振绪记得他们除了部队还去工厂和人民公社，有礼堂的在礼堂打，没有就在户外打。最夸张的一次是在福建前线，对面就是台湾海峡，在山头上打，风一吹，球滚下去就没了。姚振绪还记得，他和队友坐过军区司令员的那种十几个人的专机下部队去。
　　“现在郭跃华和陈新华的表演，什么转圈啦，我们那时候都打过，一点儿不比他们差。”那时姚振绪和队友们上过北京好多的舞台，一个球打完跳下舞台，下一个球之前再跳上去接着打。一次在中央党校打表演，舞台有两米多高，姚振绪跳了下去，再一看傻眼了，看不到球了。姚振绪拿手的还有“防空演习”，在对方把球打上案之前，从球桌底下钻过去接球。姚振绪在八一队练这个动作时是冬天，穿的绒衣绒裤，地滑一出溜就滑过去了。结果到了真正表演时，穿的短衣短裤，又是水泥地，一钻过去胳膊腿磨破了一大块。
　　乒乓队与足球队的战斗
　　事实上，早在1973年“特招”政策出台后，各军区代表队都在积极地招兵买马，实力并不在八一队之下。1979年上半年的全军运动会，几十支部队队伍齐聚红山口，有铁道兵、工程兵、空军、南京部队、北京部队、二炮、机械工程兵……最后铁道兵拿了男团冠军，贺捷看走眼的李隼，就是这个冠军队伍的一员。
　　李隼，1976年加入铁道兵体工队，1981年复员，1996年任国家队教练至今，王楠、张怡宁、李晓霞都出自他的门下。虽然没进过八一队，但李隼关于部队的很多记忆都与八一队有关。
　　在铁道兵体工队期间，李隼跟着部队上过青藏高原，坐着解放车到过新疆的阿拉山口，给铺铁路、修桥墩的战友打过下手……
　　1979年第4届全运会前夕，北京地区部队的体工队在红山口集训，李隼和李振恃住一个房间，他们的打法相同。李隼印象很深：“星期天李振恃拉着我踢足球，踢完后去乒乓馆练低球突击。你知道怎么练？拿着凳子坐在那发多球，一个人发二十分钟，我给他发完，他给我发，还教我。那功力，闭着眼睛也还能打过去。”那时李隼16岁，李振恃已经是世界冠军。
　　“那时候比较热闹，一到晚上就听施之皓的组合音响，一听能听一晚上。他从国家队带回来的。刚开始是一‘板儿砖’，后来变成了4个喇叭组合的那种。”
　　“我们最大的爱好就是打排球，身体训练跑完三千米，就等着排球队练完，他们一下场我们和足球队打比赛。就为了赌一瓶八一队的冰镇酸奶，瓷瓶的，那是八一队一绝。当时足球队的李富胜、付玉斌、王仁杰，三个守门员，都鱼跃跟我们打，我们都能赢他们。打完之后那酸奶正好冻得带冰碴儿，最好吃。”
　　夏天，李隼和队友到红山口前的运河里游泳，后来里面淹死过一个人，就不让游了。李隼就和队友去后山逮蛐蛐，一逮逮到半夜，“为了掐一蛐蛐，北方人能和上海人打起来。”在八一队军训时，一共14个人，7个上海人，“一开始打扑克，他们说话我们听不懂，老输。后来我们听懂了，把他们破译了，也不告诉他们。”
　　1979年全军运动会夺冠后，李隼在全军第一个破格提干。提干之前他的津贴是10块，提干后是15块。“提干后每礼拜回家，我自个儿坐332路到动物园老莫儿(莫斯科餐厅)，叫上两菜一汤，那时没有超过1块钱的菜，一个红烩牛肉才几毛钱，一顿饭下来才2块多。”
　　1981年——盛世
　　“千万富翁”范长茂
　　1980年，范长茂到了八一队，在下半年的全国锦标赛上取得了自己第一个全国冠军，挣了120块钱，那年他17岁。
　　来八一队之前，范长茂在二炮打了三年球。“我从小就喜欢当兵，我父母更那什么，觉得军人家庭特光荣。”
　　1977年刚入伍时，范长茂的津贴是6块钱，女兵是6块7毛5。教练怕队员乱花，还帮着存3元，剩下的3元范长茂基本上用来买冰棍了。“3分钱能买小豆的、红果的，5分的是奶油的，1毛的雪糕。3块钱好使着呢。那时兜里装10块钱，就好像现在的百万富翁，东西便宜啊，吃一个早点8分钱够了。”
　　在那个年代，进部队还有一个实际的好处，管吃管住，军装一年发几套。
　　1980年各大军区裁军，全军只剩下八一队一根独苗，二炮乒乓球队解散后，范长茂顺理成章地来到八一队。范长茂想法很简单：“争取打主力，拿一个全国冠军。”那时的全国冠军就是一级运动员，八一队的奖金是120块钱。
　　第一次代表八一队参加全国比赛，是1980年上半年在无锡比赛，施之皓带着范长茂、丁毅、梁猛，打了第9。下半年的全国锦标赛，八一队打了翻身仗，拿了冠军。决赛和江苏队打，范长茂拿了两分，上来就把蔡振华赢了。“120块钱是拿到了，可哪儿舍得花呀。”
　　1982年范长茂入选国家队，1983年拿了世界冠军。“八一队让我最感动的就是鼓励，那时施之皓带着我们，一直往上打。”后来施之皓不打了，范长茂成了八一男队的领军人物。第5届、第6届全运会，带领八一队连拿两届冠军。
　　当时八一男队主教练是李振恃，刚从国家队退役。在范长茂的记忆中，刚退下来的李振恃和自己打比赛输赢一半一半。“李振恃很正直，管队伍绝对严。那时我特怕他，别说他瞪眼，就是笑，我都害怕。再大腕的运动员，到了他那都没脾气，一去他宿舍，他找你谈话，全蔫儿。他看什么书你知道不？《毛泽东选集》，全这个。”第5届全运会之前，李振恃天天给主力队员加练，喂多球。10点钟进馆，一直到下午3点，李振恃说：“走，吃饭去。”“哪还有饭啊，外边买点去吧。”
　　“小屁孩儿”王涛
　　1987年打完第六届全运会后，范长茂退役了，留在八一队任教练。那时王涛已经顶了上来，他不仅和范长茂一起拿了第6届全运会的团体冠军，还打了男单冠军，他是那届全运会上真正的黑马。
　　实际上，在“一战成名”之前，王涛在八一队已有5个年头，他的军龄甚至比范长茂还长。1976年，王涛以特招的身份入伍基建工程兵，10月1号拿录取通知书那天，他从什刹海体校骑自行车一直骑到玉泉路，那时他刚过完12岁生日。王涛打小成绩就好，入伍之前打了全北京第二，因此北京队也看上了他，找到他家的时候，他已经穿上军装了。按他的想法，男人就应该穿军装。“那时候我穿最小号的衣服，还得改，改了还那么大。”王涛穿着军装回学校，老师同学们都围过来：“都穿军装了！”“特神气，回家路上，很多人看我。那时我们穿的是四个兜的，算是干部，警察还拦我，说我是假军人，我就把军官证给他看。”
　　刚开始基建工程兵没有自己的场地，王涛在陶然亭游泳池的更衣室里先练了三个月。后来玉泉路的基地盖了一个球馆，石灰地，球鞋两天就磨破一双。那时队员住平房，四个人一间，冬天冷得要命，王涛当时年龄最小，负责生炉子，炉子比他都高。入夜，农村的猪会跑到宿舍附近吃垃圾。
　　王涛在这样的环境下一直练到1981年7月基建工程兵解散。他回去考北京队，北京队说他条件太差把他拒之门外。“那时我一直不敢来八一队，水平太高了。”这时，新疆部队的韩忠悌教练找到了王涛。王涛到现在都清晰地记得，去新疆坐了三天三夜的火车。“头天下午在戈壁滩上，第二天一睁眼还是戈壁滩。真给我吓坏了。”
　　新疆部队的训练条件比北京好，木地板，就是没猪肉吃。以前一点羊肉不沾的王涛到了新疆第一件事是学吃羊肉，要不体力跟不上。最开始吃羊肉串，一毛钱一串，吃一块钱的，就很饱了。
　　在新疆时出去比赛的机会很少，“到那儿就别想出来了，啥想法都没有，但练得特踏实。”就这样练了半年，新疆部队也解散了。1982年，在原基建工程兵教练王雪坤的引荐下，王涛终于来到了小时候就很向往的八一乒乓球队。
　　八一队高手林立，王涛暗自下了目标。他经常和范长茂练，那时范长茂已经是一号。后来王涛能赢他，然后把队友一个一个打掉。1984年整一年，王涛没缺一堂课，没迟到过一次。所有人加一起，就他一个人做到了。
　　机会终于来了。1987年第6届全运会团体赛，王涛从小组出线一直到决赛只输了一场球。“打疯了，我自己都觉得打得太好了。”那届全运会，他打掉了很多顶尖高手，江嘉良、黄文冠、惠钧、许增才、陈志斌，这些队员当时都是其他队伍的顶梁柱。而之前谁都没看好王涛，“谁会看好我呢，小屁孩儿一个，全都给他们摆了。”
　　拿完冠军，国家队没有调王涛，说他内战内行，外战外行。因为之前和王涛相同打法的施之皓刚在36届世锦赛丢了两分。然而王涛没有泄气，“没调就没调，我再拿冠军给你看看。”第二年全国锦标赛上王涛又拿了单打冠军，这回进了国家队。
　　1989年第40届世乒赛，中国乒乓球男队报名11人，没有王涛。“不用我，我就待在家里好好练练基本功。”1990年亚运会报了5个，王涛排第6。同年的亚洲锦标赛，王涛终于等来了机会，王涛团体赛一场未输，单打也拿了冠军。这次比赛奠定了王涛在国家队中的位置，紧接着1991年第41届世乒赛，王涛和刘伟获得混双冠军，这是王涛第一个世界冠军，也是这届世乒赛中国男队赢得的唯一一枚金牌。那是中国男队的低谷期，团体赛只打了第7名。从1987年一直到1998年，几乎每年王涛都有世界比赛或全国比赛的金牌入账。
　　王涛说：“如果不是在部队，我可能早就泄气了。”代表八一队比赛王涛觉得自己是一个军人，是军人就有使命感，这是在地方队没有的感觉。
　　1987年范长茂退役后，王涛成为八一男队的领军人物。1986年，10岁的刘国梁进入八一队，两年后的中国乒协杯男团冠军榜上已有他的名字。
　　那届比赛的团体决赛，王涛拿两分，刘国梁打双打拿了半分，八一队3比2险胜。第二年还是这个比赛，刘国梁已成了主力，一场没输，八一队又拿了冠军。
　　女“三剑客”
　　与男队相比，80年代的八一女队在世界比赛中成绩更辉煌。童玲、戴丽丽、沈剑萍，八一女队的“三剑客”为八一队撑起了半边天。童玲是36届、38届世乒赛女团冠军，36届女单冠军，戴丽丽是38、39届世乒赛冠军。戴丽丽、沈剑萍是37届世乒赛女双冠军，1981年至1984年的全国比赛中，两人为八一队获得了4次女双冠军。
　　与范长茂、王涛不同，“三剑客”在进入八一队之前就已经是国家队的队员，后因各自的部队在裁军时被解散，关系才转入八一队。
　　1975年，13岁的童玲从四川自贡体校来到北京军区乒乓球队。和李振恃一样，童玲也遇到了“档案门”。当时北京军区的马光泓教练(108将一员)到四川自贡挑队员，看上了童玲。一查档案，里面有“特嫌”的记号。童玲的父亲曾给一个部队领导当秘书，这个领导在文革期间遭到迫害，童父也受到了牵连。马光泓问清情况后偷偷把档案里“特嫌”批示那张纸拿出来烧掉，带童玲到了北京。
　　“马指导非常敬业，当时她去自贡时，已经有6个月的身孕，还拿拍子跟我打了几板。”童玲回忆说。之前四川队也看中了童玲，只是北京军区下手更快，在四川队之前把手续都办好了。
　　童玲来北京的第一个冬天特别冷，但吃得很好，每天的伙食标准很高。北京军区没有固定的训练场地，经常打一枪换个地方。吃了饭童玲就在食堂打，或者在军区的小礼堂，赶上领导开会还没法练。和所有体工队的队员一样，童玲下过部队，打过真枪，扔过真手榴弹。在队里时就过着训练、吃饭、睡觉三点一线的生活。1976年唐山大地震，马光泓怎么都找不到童玲，后来才知道童玲拉着别人跑去球馆训练了。不久后，童玲进入国家队。1981年，她获得36届世乒赛女单冠军，八一队给她长了两级待遇，记了一个一等功。
　　戴丽丽家里没人在部队，他们更没想到女儿会跑到那么远的地方当兵。实际上，在1978年进入工程兵部队之前，戴丽丽已在浙江老家呆了两个月，她因为心脏不好被浙江队拒之门外。期间八一队和南京军区都来要过人，浙江队说再等等看，结果半年之后戴丽丽仍然体检不合格。那时她已断了打乒乓球的念头，一心准备考学，按她的水平和学习成绩，进浙江大学体育系是没问题的。
　　一天，浙江省体校给戴丽丽打电话，让她代表体校参加华东地区的体校比赛。过几天工程兵去上海挑人，人家说浙江有个小姑娘叫戴丽丽打得不错，他们就来杭州看。戴丽丽的教练说：“你们把她带走吧，其他人你们别管，我们再往别的地方送。”
　　日，戴丽丽得知自己被工程兵录取，愣了半天，“怎么还会有队伍要我？”缓过神来赶紧回家收拾东西。一个星期后，她踏上了北上的火车。戴丽丽走的头天晚上，妈妈就开始哭：“那么远的地方，够不着了。”
　　一进工程兵，戴丽丽就成了重点，第一个礼拜大循环打了第二。戴丽丽每天在球馆里泡着，加班。跟八一队打交流，戴丽丽从正蓝旗跑到卧佛寺，打完比赛再跑回来。这些戴丽丽都能扛，但北京的气候实在让这个南方姑娘吃不消。“北京11月风呜呜吹，我们每天早上5点半就起来，不能穿自己的毛衣，只能穿部队的绒衣，12月份我们还站军姿呢，不让带手套和棉帽。”
　　1979年第4届全运会，戴丽丽和队友沈剑萍拿了双打冠军，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只要是两个人配双打，无论是国际还是国内，都是冠军。“那会儿我们俩都不练的，去了就拿冠军，她是直板正胶，我也是。”戴丽丽说。
　　1981年，童玲、戴丽丽、沈剑萍同时调入八一队，昔日的对手成了队友。“平常大家在国家队训练，打全国比赛时其他运动员回各省，我们就到八一队集训。大家相处得非常融洽，虽然来自不同的部队，但都是当兵的人。”戴丽丽说。只是有一点让她至今遗憾，“我们三个在全国锦标赛团体亚军拿了七八次，一次冠军没拿过。”
　　红山口地处偏僻，在当时更有与世隔绝之感。不过空气清新，而且安静。日子虽然单调，但也过得踏实。平时队里发罐头，一输球，戴丽丽和沈剑萍就打开罐头来吃。
　　八十年代，无论是对八一队还是各大军区的体工队，都有着深刻的影响。军区解散后，一大批优秀的运动员进入八一队，比如第二炮兵的范长茂、基建工程兵的王涛、北京军区的童玲、工程兵的戴丽丽、沈剑萍……他们的加盟造就了八一队的鼎盛。但同时，军区部队的解散，大大缩小了八一队的选材范围，九十年代后期，八一队出现了人才断档与这有着直接关系。
　　1990年——单传
　　1993年第7届全运会，刘国梁获得自己的第一个全国冠军，就是和王涛配合的男双。比赛中的一天刘国梁和王涛一起出去吃饭，走到门口了，刘国梁说：“不行，我得回去把袜子穿上，这马上就要当全国冠军了，得注意一点儿形象。”王涛没当回事，没成想最后两人真拿了冠军。后来很长一段时间，王涛老拿这事开刘国梁玩笑。
　　第二年的全国锦标赛上，王涛和刘国梁又拿了双打冠军。刘国梁比王涛小9岁，9岁差不多能跨3批队员。刘国梁成名早，王涛打得时间长，一直到2001年第9届全运会，王涛、刘国梁、王皓还在一起拿了团体冠军。那时王涛半年没摸球拍，临时练了7天，拎着球拍就上场了。那是王涛参加的最后一届全运会。后来刘国梁也快退役了，王皓刚起来，八一队有点青黄不接了。
　　刘国梁说：“我和王涛最鼎盛的时期就一直带着王皓，不管是比赛、训练还是日常生活。打乒超他上不了场，因为当时有马琳，那我们也把他带上。”
　　其实刘国梁一开始并未看好王皓，觉得他能打到国家队的中上游水平就差不多了。“在当时他的这种打法属于新生事物，谁也没想到他会打到现在这个水平。”
　　第9届全运会八一乒乓球男队夺冠后，贺捷急匆匆赶到新闻中心，给解放军报的记者范江怀打电话说，留出800字的地方。20分钟后，贺捷将一篇《小兵挑大梁》的短讯发过来。这应该是国内最早关于王皓的报道。
　　孙晋跟篮球队员抢面条
　　1990年6月，当了15年兵，转业刚5年的老孙把自己的独生闺女儿送到了八一乒乓球队。老孙的妹妹和妹夫也都是军人，所以他认为，闺女儿在八一队打球才最受锻炼。
　　老孙的闺女儿就是中国女队在2000年45届世乒赛团体赛上获得冠军的成员——孙晋。
　　刚进队那会儿，孙晋才10岁，个头1.37米，在训练之后，经常在食堂跟篮球队的“巨人们”抢面条吃，由于“实力”过于悬殊，结果自然可想而知。“我个儿小，一直在外面站着，最后面条捞完了，挑两根算是尝了一尝。篮球队的一夹面条就从我脑袋上提溜过去了。那会儿，谁都不帮你忙，大家都疯抢。一回来一锅，不抢就得等……”
　　夜幕降临，孙晋住的四人间里，小姑娘们经常哭成一团。“那会儿房间里也没空调，一到晚上睡觉的时候都要挂蚊帐，大家都在哭，每次都是捂着毛巾被哭，太想家了！哭着哭着，大家还会抱在一起继续哭。”
　　哭过，饿过，可孙晋的训练却没有落下过，她在八一队还遇见了自己的恩师——万国辉。万国辉在孙晋的眼里是一个非常正统、极具“八一味儿”的教练，“他不光是在训练上要求特别严，平时如果在生活上犯点错，他都会把我拉到他家里批评一通。因为那时候队员和教练住在一栋楼里，他就住在我们楼下。我们小的时候淘气，爱玩，晚上10点还不睡觉。他听到声音，就敲开门，罚我们第二天跑步。”
　　不按点睡觉，罚！不认真训练，罚！打比赛不拼，罚！
　　这一罚，就是跑25圈，10000米，上午罚完下午罚，“两分钟一圈，不能超时，超时重跑。有时候晚上跑完25圈，还让我们跑冲刺，冲十圈。”孙晋说，她在从国家队退役那么多年后还能继续打乒超，就是因为那会儿练出了过硬的身体素质。
　　刚入伍的孙晋，每个月的津贴是45块，“教练每个月给我们存40块，不让我们乱花。留着的5块钱能吃好多冰棍儿，那时候冰棍儿一毛钱一根。”
　　1993年，孙晋告别了红山口，走进了朝思暮想的国家队大门。虽然在八一队训练的日子只有短短的3年，但对于孙晋来说，那里也有一种让人难以忘怀的简单的快乐和幸福。“有的时候，我们周末会去颐和园。当时颐和园北宫门后门一毛钱一张门票，军人也得买票。我们几个小伙伴经常会跑去抓小鱼苗。颐和园后面原来有河，现在都填了。那时候拿个罐头瓶，然后拿几个网，我妈给我做的网。抓回来鱼也不吃，就养着好玩，拿馒头喂它。”
　　从80年代中期开始，八一队的很多优秀人才开始外流，丁毅去了奥地利，杨建华去了德国(后曾一度担任荷兰国家队主教练)，女队的何千红也在八运会后去了德国，渐渐成为德国女队的领军人物。到了80年代末，童玲、戴丽丽先后退役，八一女队遭遇到了“低谷”。由于方方面面的原因，八一女队已在国内乒坛沦为了一支二流球队，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了90年代。“八一队在我和王越古之后，出生的这拨队员，进国家队的就比较好少了。每次全国比赛打团体的时候，感觉我们阵容特别不齐，如果自己单打丢一分的话，团体就很难拿，所以压力比较大。”
　　1998年7月，11岁的曹臻正式入伍，穿上了在她妈妈初华娟看来“光宗耀祖，有着独特气质”的军装。初华娟的父亲是军人，所以她一再说自己有着很强烈的“部队情节”。她曾对女儿曹臻说过这样一句话，“这辈子你都不许给我把军装脱了。”
　　由于家庭条件一般，曹臻很小就养成了节俭的习惯，“进八一队后，第一笔津贴是175块，我能存小150块。两三年以后，津贴涨到了420块，我一个月存300块。”
　　在曹臻的记忆里，当时兜里的那点零钱在红山口的院儿里可管用了，“买点吃的，买点用的。那会儿又没有手机，打电话用IC卡，有时候还是我妈打给我。我小时候特喜欢记账，账记得特清楚，每天花了多少钱都记在小本上，反正在院里也花不了什么钱。”
　　和众多前辈一样，“吃食堂”的经历，也在曹臻的脑海里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迹。最初，没有什么比赛成绩的曹臻在二楼吃，等进了国家队，渐渐在国际、国内比赛中拿了一些成绩后，曹臻的“待遇升高，楼层降低”。“一楼是成绩比较好的人吃，二楼是成绩一般的人吃。小时候只能去二楼吃，那会儿根本抢不上饭，全是篮球、排球队的，个儿那么高。当时觉得一楼‘吃得贼好！’”
　　每天训练完，吃完饭，洗完澡，曹臻说大家经常会凑在一起看电视。这在今天看起来有些落伍，甚至是很老土的休闲项目，当时却是这帮孩子们的最爱。“男队在六楼左边，女队在六楼右边，每天训练完，大家都会聚在一起看电视，那会儿特别爱看电视剧《僵尸道长》和《我跟僵尸有个约会》。”
　　八一队训练严格的传统并未随着时光即将步入千禧年而改变。“我们那一批的竞争也挺激烈的，训练严格是一方面，大家都比较自觉，谁都不甘心落后。晚上我们全都去加练，女孩之间练，有时候也跟小男孩儿一块儿练。反正感觉就是，哪怕你不练，只要去了馆里，心里就会踏实点。每天晚上9点半关灯，都要练到8点半左右，等于比正常训练的量要多一个多小时。”
　　90年代，在八一队中也出现了一个新的名词儿——“代训”。
　　现八一工商银行俱乐部的赛场经理张东海在90年代末时，就是“代训大军”中的一员。“代训不算正式入伍，在入伍前，我代训了3年。那时候编制比较紧，前面的队员不退伍，后面的小孩就进不来。乒乓队整个队加一起才20个编制，所以一直到2000年，我才算正式进队，基本工资是150块。”
　　张东海回忆，当时代训队员的生活跟现在根本没法比。说白了，当时的代训队员，有点“二等公民”的感觉，不允许跟专业队一起吃饭不说，还不能住一起，得自费住大院里的招待所，一天光住宿费就要花去100多块。虽然后来招待所给打了折，如果两个人住的话，一天一个人按50块算，但加上每天20多块的伙食费，自费购买的海绵、胶皮，代训队员的花销是一般工薪家庭难以承受的。
　　“当时我家里条件还可以，父母在政府机关上班，但这笔开销也不小了。我爸妈跟我说：‘你喜欢打球，家里就全力支持。’现在的很多队员也是一样，只要喜欢打球，父母就是卖了房子也要供。”
　　尽管“代训”的日子一过就是3年，但张东海从未放弃，“我就是奔八一队来的。八一队有那么多光荣战绩，而且队风好，从小我就特向往来这里。八一队出的世界冠军也多。小时候看涛哥(王涛)、刘指导(刘国梁)他们打球，进了八一队后还跟他们一起训练，我感觉特幸福，特满足。”
　　2003年——回归
　　戴丽丽一个多月白了头
　　日，戴丽丽出现在八一乒乓球队的训练馆中，她的身份是八一乒乓球女队教练。这有些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1988年，戴丽丽正是意气风发的时候， 她做梦也没想到，距离汉城奥运会开幕还不到一个月，她竟会落选了。她选择了逃离，出国开饭馆，做生意，日子过得自由自在，15年没碰过乒乓球。
　　“1988年奥运会后，我觉得从此乒乓球就跟我说再见了。我不愿意碰乒乓球，看都不要再看，觉得恶心。”没人想到她能回来，她自己都觉得意外。
　　戴丽丽的回归竟缘于一个玩笑。2001年老八一们聚会，当时八一乒乓球队队长许志明跟戴丽丽开玩笑：“你现在要是回八一队都得送礼了。”戴丽丽说：“谁的礼我都不送，就送许队长。”“那要不要回来啊？”戴丽丽随口应和：“要！”“要回来我和童玲俩一起回来，我们什么也不要，就带二队，给我5年时间，我给你往一队送人，5年以后你就让我走人。”
　　结果童玲没来，戴丽丽来了。“童玲一个人，拿起包就可以过来了。我还拖家带口的。”戴丽丽突然有了孤军奋战的感觉，离开那么久，眼前的一切都那么陌生。“一想到又要过每天早上出操、上午训练，没有业余生活的日子，就觉得太可怕了。”
　　号，戴丽丽的关系批了下来，号她才来报到。工资发了两个月了，戴丽丽还在琢磨：“怎么才能逃呢？”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戴丽丽还是来了，“这可能是个缘分，还得回来踏踏实实地干，那么多小孩那么多嘴张在那，责任感，逃不了的。” 戴丽丽告别了自由自在的日子，不出去玩，不找朋友吃饭，连儿子都很少有时间陪。
　　2003年八一女队的状态可以用一穷二白来形容。当时孙晋退役，曹臻虽在国家二队，但连省市队的队员都赢不了一半。戴丽丽来时，八一女队已有十多年没进过全国比赛8强。
　　对于这些戴丽丽早有思想准备，然而任教的头几天她还是吃了一惊。“这些队员来八一队就是来玩来了，晚上不熄灯不睡觉，下飞行棋。礼拜天去查她们房间，睡觉起来被子都不叠，床上全是衣服。人不见了，一打电话已经在西单了。地上放着垃圾桶，外面全是垃圾，厕所臭的啊，就像进了火车站里一样。”
　　戴丽丽一下傻了，这比她想象中还要差。“不是说八一队现在怎么变成这样，而是现在这些小孩怎么变成这样。”
　　生活中的问题还能改过来，最大的问题是训练场上。早上8点半训练，9点钟还没几个队员上台子，梳头别卡子的，系鞋带的，干什么的都有。最让戴丽丽无法理解的是，有些队员在比赛中不要球，说胡打就胡打。“第一局打得不顺，啪啪啪打完下一局，下一局又不顺了，再啪啪啪再下一局。人家说我从小就这么打的。那时候不要球是正常的，要球是不正常的。一出去头上就写着‘输’字。”
　　短短一个多月，戴丽丽额前的头发全白了。
　　戴丽丽决定从生活入手，从小事管起。每周给队员开生活会，排值日表。当时队里有些不成文的规定，比方电话要小队员接，衣服要小队员洗。戴丽丽的改革，让大队员老大不乐意，虽然表面上不说什么，背地里都说戴丽丽事儿多。
　　戴丽丽挨个找谈话，大的小的都得做工作。。每个礼拜都得找重点队员谈几次，了解她们的想法，希望她做到什么，她们能做到什么。又打又拉。
　　那段时间，戴丽丽每天都过得胆战心惊，跟队员斗智斗勇。队员个性不同，有些队员得当面骂，她才能收敛；有些队员碰不得，戴丽丽就得底下和她谈，给她留面子。“有的队员在那胡煽，你一喊，她可能煽得更厉害，我就下不了台，下不了台我肯定要火，那她可能把球板都扔了，怎么办？”
　　“毕竟她们和我们那个年代标准不一样了。我也得学会理解她们，光来硬的不行。”
　　戴丽丽说幸好有侯蕊，侯蕊在戴丽丽来之前就已经是女队教练了，对队内情况比较了解，每个人的脾气秉性她都摸得很清。
　　“这几年她帮我做了好多工作，好多事我不方便出来讲的，她底下先跟队员谈，摸摸她们的底。碰到那种跟你顶的队员，她就赶快救火。她很会理解人，顾全大局。这几年走得很艰难，还好有这么好一个助手。6年搭档下来，我们像是亲人一样。”戴丽丽说。
　　曹臻曾在自己的博客上写到：“感谢戴指导这么多年对我的培养，我真佩服戴导，怎么折腾她都不倒。”在队员眼里，戴丽丽强势，总能摆平一切。戴丽丽说她的“强势”得益于她在国家队的主管教练郑敏之。
　　“刚进国家一队我在她眼里什么都不是，天天把我晒在大家面前骂。小的时候不理解，其实她骂得你越凶，是越希望你好。如果说李赫男指导让我发现了自己的优点，那么郑敏之就是把我逼到墙角里，让我敢于去面对困难，敢于去较劲。”被郑敏之管了6年，戴丽丽觉得没有什么坎迈不过去，和队员作斗争也就成了小儿科。
　　“她们偷偷溜出去，我就抓她们呗，天天跟她们斗呗。我跟木子讲，你将来要打出名了，人家记者采访我的时候，我就说感谢木子，她培养了我怎么去当教练。”
　　“她们有时说我态度不好，我说我培养了你们3年，把你们当奶奶供着，你们生病了我回家熬粥给你们送吃的，不就为了让你们赢点球吗？我吼还不让我吼啊？她们就不吭气了，有时候小孩不会站在别人角度去考虑问题，但有一条，她知道你是为她好。”
　　2003年底，戴丽丽成了女队主教练。
　　曹臻说：“戴指导来了之后，女队变化特别大，以前训练都特别散，准备活动都没人管，她一去首先从平时的集合开始，先在宿舍集合好一起去球馆，训练前，都要有激情，一个人带头喊：‘八一队！’大家一起喊：‘加油！’以前大队员跟小队员交流特别少，小队员见了大队员都躲着走。现在我回八一队，小孩儿跟我有说有笑的。”
　　2005年全运会，八一女队历史上第一次在预赛阶段惨遭淘汰。曹臻记得自己没赢几场，全输给省市队的了。“那时刚打完上海世乒赛，我找不着北了，本来自己的球没到那份上，全运会让我打一号，那压力根本承担不了。”
　　在戴丽丽的印象中，她没少批曹臻。“曹臻从国家队回来吓我一跳，这真是国家队的？输完比赛就哭，第一次我给她递毛巾，我觉得她是后悔，后来发现她一碰到困难就放弃，第二次、第三次我给她递毛巾，我说你不用哭了，你在场上劈里啪啦往外扒拉，还哭什么劲啊？”
　　戴丽丽把八一队取得的成绩贴出来，“我就让队员看看，原来这个集体是这么辉煌，你们忍心毁在你们这些人的手里？”坐在乒乓球中队办公室，戴丽丽指着整整一面墙的“世界冠军榜、全国冠军榜”，有些激动。
　　2007年全国锦标赛八一女队打了第五，是近十几年来的最好成绩。曹臻在对江苏队的比赛中拿了两分。“那天赢完江苏我们都疯了。”曹臻说。
　　王涛一上任开走了一半人
　　2005年，王涛也回来了。
　　2004年、2005年，八一男队也出现了金牌荒。2001年刘国梁退役后，男队就靠王皓一个人撑着。2004年雅典奥运会后，王皓始终难以摆脱失利的阴影。2005年许队长找到王涛，请他出山，回来当男队主教练。
　　从国家队退役后，王涛打过乒超，做过主持人，他还想开一个乒乓球学校，就教小孩，图个快乐和轻松。“打了这么多年球，太累了。”
　　考虑了很长时间，王涛做出决定，回来干。“如果我不干，八一队真的没人了。”要么别干，要干就干好，这是王涛的一贯风格。“我们这么多年的辉煌成绩，不能在我手上丢了，必须要带出来。”
　　刚开始王涛是男队主教练，后来兼乒乓球中队队长。队长就是一个球队当家的，管队员吃喝拉撒，管谁入党、谁结婚。刘国梁结婚就是先给王涛打的报告。队长还有一项重要的权力，就是人事任免。
　　当中队长那天，王涛就跟许队长说：“让我当队长，让我干了，我希望大队能支持我，可以给我参考意见，但不要干涉我做的决定。”
　　上任后，王涛先给男队来了个大换血。那时八一队的管理混乱，队员有走后门进来的，有调皮捣蛋的，有打不出来的还耗在那儿的，还有些教练端杯茶、抽着烟，进球场就一坐。王涛二话不说，把混日子的连教练带队员开走了10多个，男队人一下少了一半。进了一批有潜力有冲劲的小孩。
　　其实早在2003年王涛就看出了八一队的问题，他私下也和队里提过，当时没人听。这次回来之后，全按他的意思来，没人有意见。
　　王涛的第二个大动作是翻新球馆，球馆的地板30年都没更换过，有的地方都长虫了。“硬件条件太差就没法打球了。”王涛把所有窗户都堵上，安上灯，地板换成红色塑胶，球台统一成红双喜彩虹球台。刘国梁回八一队时一看，说：“除了国家队，咱们的馆是最好的了。”
　　为了增强队员的荣誉感，王涛把八一队的11位世界冠军的照片放大，挂在馆里最显眼的位置，队员一进来就能看到。“这就是你们的榜样。”
　　王涛上任以来，没有队员违纪，包括王皓在内，大家不敢。“生活上有管理条例，只要能想到的都写进去了。每个房间门后面一贴，哪儿做错了，自己看。违反了我就收拾你。”队员知道王涛做事干净利索，从来不拖泥带水，特怕他。“我也当过队员，我都想到你们前面去了。” 王涛坐在乒乓球中队办公室中，语速飞快，他对面墙上，贴着球队的“职业道德规范”、“训练课管理制度”、“比赛管理制度”和“生活管理制度”，每个都有十多条规定。
　　2008年八一体工大队举行全队队列评比，各个项目都参加了，列队、正步、军礼、打军体拳。乒乓球队拿了第二名。“第一名是我们那帮战士，我们比不了人家。”王涛说。
　　2005年十运会，八一男队拿了两枚银牌。男单决赛王皓0比4输给王励勤，一共打了20分钟。王涛在场外时看不下去：“没法看，王皓被王励勤打花了都。”
　　王皓从小就跟着王涛，打球和玩王涛都带着他，王涛了解他。2004年雅典奥运会后，看王皓那样，王涛心疼。王涛对王皓讲：“你这种感受我也有，1996年我拿奥运会两块银牌，单打2比3输给国梁，双打1比3也输了。咱们是要重视事业，要打好球，但是乒乓球不能打一辈子，10年之后就不是你的了，你会干教练或者其他的。我现在过的不就挺好吗？不能一直沉在里面，要能屈能伸。”
　　2007年，王皓拿了七八个亚军。奥运会前的夏季集训，王皓给王涛打电话：“涛哥，你来看看我吧，我受不了了。”王皓的妈妈也给王涛打电话：“队长你快去看看王皓，王皓扛不住了，想放弃了。”
　　王涛跑过去跟王皓讲了两个小时，“打第二怎么了，‘千年老二’看这词怎么用，我觉得是个好词，老拿第二，证明你老能进决赛啊，离冠军就差一步了。”王涛反反复复强调要突破，最后王涛给王皓下了死“命令”：“你要是不在中国队排第一号，不是领军的，你这种状态奥运会你打不了，你必须得拿下王励勤、马琳，超越他俩！”王皓听懂了，一下子释放了。半年后，按王涛说的，王皓做到了。2008年春节刚过，王皓世界排名第一。“王皓骨子里有军人的气质。”王涛说。
　　横滨世乒赛时，王涛和刘国梁一起看的王皓的决赛，王涛发现刘国梁眼圈红了。
　　王涛和刘国梁都很喜欢王皓，因为王皓从小就很听话。王涛说王皓这事儿你不能做，王皓就绝对不做。“我和他说酒后千万不能驾驶，现在太严，他就不开车了。他理解你，知道你是为他好。”
　　乒超联赛，再怎么累，再怎么紧张，王涛说：“王皓，有活动，你是我们队的一面旗帜，你得去。”王皓二话没有，做活动、签名、合影从来没拒绝过。
　　20岁之前王皓没喝过白酒，王皓20岁生日时，王涛说：“今晚我要让你醉一次。”结果王皓两杯就倒了，被抬走了。按王涛的想法，男人必须得有魄力，“让你醉一次你就知道了，哦，原来醉是这种感觉，你都没醉过，还叫男人啊。醉都不敢醉，球你也不敢打。气势不行，没打你就怂了。”
　　训练时，王涛会给队员们讲他小时候的经历，小队员觉得不可能。“他们没经历过，当然不知道，现在一个孩子当宝贝似的。”王涛讲完就问队员，“你有这毅力吗？没有毅力，天天睡大觉你还想打冠军？就算你吃苦，冠军还不一定是你的，何况你还不吃苦。”
　　、2008年的全国锦标赛上，八一男队团体三连冠。王皓还是2007年和2008年的单打冠军。
　　2009年及将来——
　　日清晨6点50分，张东海和往常一样，带着小队员来到八一体工大队的田径场出早操。为了准备即将开始的第11届全运会，教练和队员们不敢有半点懈怠。范长茂站在不远处，平头，穿着蓝色运动T恤和黑色短裤，表情冷峻。
　　范长茂现在是八一乒乓球男队的教练，2009年2月上任的。他在北京有房子，现在和张东海一样，住队员的宿舍楼。之前范长茂在德国呆了15年，拿到了德国国籍。刚回来那段日子，他抽空就得为恢复中国国籍的事忙活。
　　1992年，由于某些原因，范长茂被迫复员。那一年，是范长茂从小到大最背的日子，运动灶不许吃，运动服不给发，只能天天喝酒。第二年，范长茂带着老婆孩子去了德国，打俱乐部比赛。第一年范长茂只输了两场，第二年单双打一场没输。为了生存，范长茂尝到了比在国内打球压力还大的滋味。范长茂靠实力在德国站稳了脚，还开了餐馆。
　　2009年初，王涛向范长茂发出的邀请，请他回来做教练。八一队比赛多，教练人手不够，而且也确实需要有一个范长茂这样有资历、有能力的教练“镇住小孩”。范长茂没多想，就答应了。2月，范长茂冒着无国籍的风险退掉了德国国籍，撇下了饭馆，带着老婆孩子回国了。
　　别人问范长茂后不后悔，范长茂说：“我回来第一大愿望就是再穿上军装。我就喜欢穿着军装，怎么能后悔呢？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人说我傻，都说这步走得对。岁数大了，就打不动球了。德国打球毕竟是业余的，在俱乐部当教练，就跟学校的看门老大爷似的。不管怎么着我要回来，目前我都挺好，就是我小闺女回来上学不适应，去了几天死活不去了，我太太只好带她回德国了。”
　　“说心里话，我还是热爱八一队，对八一队感情特别深，13岁当兵，在部队炼了15年，其实出国是有一搭没一搭的，那时年轻气盛。”
　　“我现在已经收到公安部的文件了，‘范长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法，第13条，同意你恢复中国国籍’，一年才批5、6个啊。”
　　现在范长茂就等着穿上军装，没穿上军装管队员，有点底气不足，说话不硬。“等我穿上军装，非得把他们治晕了都。说真的，小孩就得苦练，没有别的。”
　　刚回来时，范长茂和小队员打，没几个能赢他。“我对他们说：‘我这么大岁数还收拾你们，你们还不玩命练？’现在的小孩打球感觉不错，就是斗志不够。打不好了还发脾气，这是没出成绩呢，要打了全国冠军你不把体育馆给拆了。咱们训练馆太好了，队员们有时候一出馆，都不会打。现在队长给运动员解决了一切后顾之忧，就看他们自己的了。”
　　前不久，王涛在队里公布了第11届全运会的参赛名单：王皓、张继科、雷振华，李陟、徐克打单项，王皓、张继科、雷振华，还有两个小队员尹航、李木桥打团体。一宣布完名单，李陟和徐克都哭了，他们没想到王涛会不报他们打团体，问他是不是疯了，王涛说：“我是疯了，是被你们逼疯的，我花了那么多时间培养你，自己不用心，从来就没玩过命，我为什么报你，我当然把机会给年轻队员。”
　　其实做出这个决定，王涛也是经过再三考虑的。“下届全运会就全是小孩儿打了，他们这帮大队员肯定打不了，我不能光看眼前。”
　　日上午，八一体工大队召开全队开誓师大会，军委副主席徐才厚亲自做动员。八一乒乓球队的任务是一枚金牌，这个任务自然落在了男队身上。“说实话，这届全运会拿冠军的难度非常大。压力大，但荣誉感也不一样。誓师大会，我们交换的队员，雷振华、张继科也穿上军装参加了。雷振华当时都傻了，哇，特震撼。他们从来没经历过。”
　　下午三点半，几个大人带着一个小孩来找戴丽丽，他们从上海特意过来，孩子今年10岁，爷爷、叔叔都是海军，就冲着八一队来的，希望能收下他们的孩子。戴丽丽让小孩和最小的队员打了几下，对他们说：“孩子还太小，过两年再来试试吧。”
　　“我们选材还是挺被动的，虽然有家长慕名而来，来考试的也不少，但真正的好苗子都在各省市控制着呢，他们不可能放。太小的孩子我们也看不准，来了就要穿军装的，小孩到这打个四五年，万一不行送回去，他们怎么办？”戴丽丽对记者说。“我们现在只能打擦边球，像男队尹航、刘亚楠，一个辽宁的，一个天津的，挖来时费了好大的劲。我们那个年代进部队的优势是能提干，工资比地方拿得高，出来工作管分配。现在地方钱也不少，市场经济了嘛。”
　　这届全运会，戴丽丽给女队订的目标是出线。“这两年队伍的成绩总体往上走，领导这次说进前八没问题吧？我还是保守点吧。因为我们用曹臻交换了山东的张继科，女队怎么打都不可能去拿金牌，那就以大局为重，保男队的金牌。”
　　实际上，八一女队早在2006年就“脱贫”了。全运会前，戴丽丽跟队员说：“不要因为曹臻不打，就没有信心了，刚好曹臻不在，你们有挑大梁的机会了。”
　　几天前，王涛跟领导说：“我实在扛不住了，全运会完了一定得歇歇。”八一队每年有一个月的干部假，王涛从来没歇过，“没有时间歇，天天都有比赛。全运会要是拿了金牌就地解散，先歇一个月再说。不过必须拿金牌，不拿金牌回来继续练。”
　　现在王涛每天早上6点钟起床，开车到八一队时不到7点，晚上7点以后回家。“我跟我老婆孩子晚上才能见一面。我老婆说她怎么觉得自己是单身呢？其实我们队里，离婚的很多，老在外面集训、比赛。在队里的时间比在家里长。”
　　作为乒乓球队当家的，几乎所有事王涛都要亲力亲为，乒超期间，上午在训练馆几乎看不着他，有无数个电话要接，下午才有时间来馆里指导训练。“我有糖尿病，乒超那会为了拉赞助，也得出去喝酒。”
　　“我再干几年，等王皓退役把队接了，我就可以不干了。不过他退役还早着呢。”
　　戴丽丽的家就在大院内，住的是八一队分的个经济适用房。以前戴丽丽聚会时还找工程兵的，现在她感觉自己就是八一队的人，这种感觉从来没有这么强烈过。“虽然不是八一队土生土长的，但部队的大环境都很熟悉。我现在到地方反而不习惯，在部队咱看个病去医务室拿个药就行了，去地方还得挂号，早上7点挂号，到11点钟还轮不到。后来我才知道地方看病还得找人开后门呢。”
　　“打完这届全运会我觉得我的使命完成得差不多了，刚回来时是我最有斗志的时候，现在是我最没有斗志的时候。我发现我享不了福，刚刚过两天好日子就完了。在国外时，那真是自由。所以人啊，就是贱，有人管吧，天天想自由，太自由了又想还得要人管。”
　　日中午12点，戴丽丽一身轻松地坐在乒乓球中队办公室中，球馆很静，阳光照了进来。这天是周日，第二天，参加全运会的八一队男队员们就要去国家体育总局训练局进行封闭训练。
　　除了参赛队员，男队还能再带两个队员去封闭。这几天，总有一些小孩闹张东海，让他也带他们去国家队，哪怕是去拎包，捡球也行。
　　“全国锦标赛我们三连冠了，今年我们再拿全运会冠军的话，就是个小奇迹了。现在的小孩一出去比赛，一说自己是八一队的，都觉得特别光荣，尤其是全运会前，王皓他们回来训练，特激励他们。”
　　“现在我们挑队员，除了看成绩，还要看人品。人品不好，球也打不上去。平时除了训练，小队员还要上文化课，英语、语文、数学，考试不及格，不能提干，入不了团，入不了党。” 张东海说。
　　张东海现在一年有半年的时间都在外面跑，一回来到这个大院，感觉特踏实，从小在部队长大的他，已经把这当成了家。
　　孙晋现在在中金证券公司上班，2004年退伍时，她的军衔是营级，后来她去北大学了经济。现在她每次回到八一队，路过冠军榜，看到自己的照片都很欣慰。最近几年孙晋忙于学业和工作，很少回八一队，上个月回去一趟，发现自己都不认识路了。“八一队盖了好多住宿楼，我开着车还得问人家路怎么走。”秋日的午后，大院里很凉爽，路上鲜有行人。偶尔会有穿球服的小孩，三三俩俩结伴儿去小超市买点零食。大院早上有早市，晚上还有烧烤摊出来，院里的居民，可能大多都是军属吧，有时会在广场跳上一段健美操。大院里应有尽有，只是太大，想出去要费点力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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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衔: 国家健将级
谢谢嘞，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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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一队全是&胖&子.......咋不断档
溪的美，鱼知道。山的柔，风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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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一体工大队生活水平高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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