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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描下载二维码徐诺金：理论联系实际的学术银行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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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诺金，经济学博士，研究员，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现任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并在中国人民银行总行交流，任调查统计司副司长。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硕士生导师。
　　先后于1987年和1993年在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研究生部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硕士毕业后在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金融研究所工作八年。1995年调到中国人民银行海南省分行工作；组建大区行后，1999年调任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2000年到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做访问学者；2001年4月调任位于广西的中国人民银行梧州市中心支行任党委书记、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梧州市中心支局局长；2002年7月调任中国人民银行东莞市中心支行任党委书记、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东莞市中心支局局长；2003年再次调回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任副行长；2011年调到中国人民银行总行交流，任调查统计司副司长。
　　学术银行家
　　工作的同时，徐诺金充分发挥在金融领域所积累的经验优势以及理论研究能力，在湖南大学、暨南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做兼职教授，同时担任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硕士生导师、华南理工大学金融工程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有媒体记者恰如其分地称他为有理论有实践、爱学习爱思考的&学术银行家&，是周小川行长倡导的典型的&学习型、研究型、专家型、务实型、开拓型&五型央行人才。
　　实际上，学术研究一直是徐诺金的挚爱。上大学时，他就对学术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喜欢看书，喜欢思考问题，喜欢探讨问题，哲学、社会科学类书籍他最爱不释手，并由此养成了思考社会问题的习惯。从硕士读到博士，毕业后的第一站又机缘巧合地进入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工作，徐诺金一直行走在学术研究的路上。人生经历的第一站很重要，它对每个人的人生发展往往会造成决定性的影响。而徐诺金在第一站一干就是八年。他说，&毕业后在研究所八年的工作经历让我不管走到哪里，都没有停止过学习思考和理论研究。&
　　他在研究所工作的时候，正值如火如荼的改革开放时期，理论界十分活跃，探讨问题的气氛浓厚。各种思潮、想法不断涌现。当时中国面临寻找金融改革突破口的现实问题，五道口1981级和1982级十几位同学于1984年在合肥召开的第二届中国金融学会年会上发布《中国金融改革战略探索提纲》一文，提出&建立金融市场作为中国金融改革突破口&的建议。由于这篇论文在年会上观点新颖，极具新闻价值，一些国内主流媒体纷纷主动联系、采访报道。1981级波涛被安排与《中国日报》记者草拟英文报道文稿，并于会议结束的第二天立即在《中国日报》上发布。就是这篇英文报道引起了&美国之音&、英国《金融时报》、路透社等国际主要媒体反复报道，在国内外产生了巨大的反响。在当时浓厚的学术研究氛围下，每个新观点的出现都预示着中国下一步改革的方向，学术探讨极具影响力。
　　在研究所的小环境熏陶和社会学术探讨的大环境影响下，徐诺金形成了学习研究的良好习惯。正因如此，他不管在什么岗位上都能够结合实际问题进行理论探讨、理论思考。无论走到哪儿，他从来没有停止过理论思考和写作。凭借深厚的理论功底和多年的工作实践，他对诸如货币政策、金融风险、经济周期、通货膨胀、宏观经济平衡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索，提出了很多有影响力的理论见解和政策主张。他的主要学术著作有：《货币供求》、《21世纪经济学》、《经济波动与通货膨胀的结构性分析》、《货币的未来》、《21世纪金融大趋势》（10本）、《银行营销经典》（4本）、《美国银行业危机处置》、《制度变迁中的金融理论及政策主张》、《金融生态论--对传统金融理念的挑战》、《回归恒等式--我国宏观经济均衡分析新范式》等。
　　日上午9时，徐诺金在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的办公室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稳增长必须稳投资
　　记者：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宏观经济数据显示，9月份PPI同比下降3.6%，稳增长成为当前&主旋律&。您此前接受采访时曾表示要稳增长就必须稳投资，并认为国内投资大幅下降将会使经济进一步陷入收缩状态。您能具体谈谈对这一观点的见解么？
　　徐诺金：我这几年一直在思考、探讨这个问题。现在普遍的主流观点是中国的投资率太高了，每次宏观调控都主张压制投资。2010年开始，我国在控制投资方面采取了很多的措施。我认为，如果我国对投资问题没有正确的认识，不仅会让国内经济受到机会成本的损失，换句话说，国内很珍贵的储蓄资源没有得到很好的利用，同时也会导致国内经济时起时落，波动太大。如果在国家的宏观经济问题上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很多宏观调控政策就不可能到位。
　　在这个根本性的问题上，我认为主流的观点是需要商榷的。回到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上去，首先要明确判断投资率高低的标准是什么。宏观经济学里讲国际收支平衡，国家宏观经济平衡回到核算上去就是收入和支出要平衡。宏观经济学认为宏观经济要均衡，也就是收入和支出要对等。宏观经济平衡的基本条件是&储蓄等于投资&。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储蓄-投资=出口（或引进外资）-进口（或对外投资）=国际收支顺差（或逆差）。
　　我们应该用这种分析方法来分析国内的消费、储蓄和投资关系。我国改革开放刚开始时，国民收入很低，百废待兴，投资需求很大，人们的边际消费率很高，储蓄率很低，首要问题还是解决温饱。当时国内的形势是储蓄小于投资的，因此需要对外开放引进外资，弥补国内储蓄不足，加快国内建设。改革开放前期宏观调控所面临的基本问题是怎样控制好投资，防止投资过度膨胀。那时的宏观调控，第一是控制消费膨胀，第二是控制基建投资。
　　随着改革开放的成功，国民收入快速增长，老百姓的边际消费倾向降低，社会储蓄率提高。在高储蓄率支撑下，国内完全有能力扩大投资。从经济平衡角度来讲，应按照国内储蓄率的变化来安排投资率。投资率安排低于储蓄率会造成储蓄外溢，把国内过剩储蓄借给国外了。对发展中国家来说，不应该出现这个状况。发展中国家应该很好地把自己的储蓄资源用于国内的建设，但是在2009年之前，国内的投资率是大大低于储蓄率的，最大的时候差了十个百分点，造成了国内大量的外汇储备，外汇储备实际就是国内的储蓄过剩。这种发展模式是不可持续的。2008年金融危机实际上也证明了这种发展是不可取的。
　　因此2009年之后，国内开始调整，扩大内需，促进国内经济平衡。从理论上讲，第一是扩大国内的消费需求；第二是扩大国内的投资需求。目前国内消费总量是不低的，老百姓的储蓄都是自愿消费后的剩余。但从结构上看，确实存在有一部分人有钱没地方消费，有一部分人想消费但没钱的问题，但这是国内收入分配的结构性问题所决定的。总体上，这种状况有体制上的原因，也有发展阶段上的原因。因此我认为，国内的消费水平从总量上是很难扩大的。
　　为什么很难扩大？因为有一部分人想消费，但没钱，而另一部分人有钱但没地方花，这部分人的消费是基本得到满足的。怎么把有钱人的钱变成没钱人的钱？不外乎经济的和非经济（如革命）两种。和平时期当然只能采取经济手段。经济手段也有两种：一是利用税收进行第二次分配，即税收的调节，但会影响缴税人的积极性；二是利用金融手段把有钱人的钱转化为投资，这对有钱人来说可以增加收益，对没钱的人来说可以增加就业机会和推动工资上升。这才是可以良性循环、双赢的同时还有利于社会稳定和发展的方法。
　　宏观经济政策应该考虑怎么把储蓄转换为投资。扩大内需的根本途径是促进储蓄向投资转化。由于对这个问题没有正确的认识，国内每次宏观调控都控制投资，会让国民收入蒙受损失，对经济稳定增长也不利。虽然这几次宏观调控措施中政府有意把发展速度调低一点，但是控制投资方面力度过猛、房地产市场发展基本停滞、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建设处于收缩状态，而基建铁路出问题之后，基础设施建设也处于收缩状态，因此经济增长速度迅速下降。
　　无论从我国近期经济发展状况来看，还是从中长期经济社会的发展来看，我们都必须要对投资要有正确的认识，要充分认识到投资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要稳增长必须要稳投资。中国要加快发展，必须要扩大投资。
　　调整投资主体结构，优化投资投向结构
　　记者：您能具体谈谈应该从哪些方面着手稳投资吗？
　　徐诺金：很多人反对扩大投资，因为确实存在投资效率不高、部分投资结构不合理、部分投资重复建设和投资腐败等问题。但是，要不要扩大投资和怎么提高投资效率，这实际上讨论的是两个问题。要提高投资效率，主要是调整投资的主体结构和优化投资的投向结构。
　　第一是谁来投的问题。过去投资的主体主要是政府，这种投资主体结构确确实实存在一些问题。政府投资往往造成在目前的考核机制下产生政绩工程、盲目投资、投资决策不谨慎等问题。同时由于很多地方政府追求&短、平、快&的短期效益，基础投资建设得不到重视。所以要优化投资主体，在稳定政府投资的同时，需扩大民间投资。
　　扩大民间投资，我们也不能过分理想化，因为就全局而言，中国民营经济实力还不是特别强。很多基础设施建设离不开政府的参与，没有哪个民营企业能够胜任。对民间投资可以进行引导，政府应牵头把这些民营投资调动起来，在调动投资方式方面可以有很大的操作空间。重视政府在现阶段国民经济建设中的作用的同时，应高度重视民营投资，要思考怎么把它引导到国民经济最需要的领域里来。因此，优化投资的主体结构，既要重视政府投资，同时要扩大民间投资，引导、拓宽民间投资的渠道。
　　投向哪里，这是优化投资的投向结构问题。我们现在很多领域很薄弱。比如，第一，教育。农民工子女的就地入学、异地高考等教育问题是很重要的一个投资领域。这个投资是当务之急的。农民工现在已经到了第二代、第三代，但是农民工的子女却很难进入当地的公办学校，大多还是留守儿童。这对农民工子女的教育、性格形成等有很大的负面影响。因此，在这一方面急切需要扩大投资。农民工输入最多的省份，应该相应扩大这方面的投入，帮助农民工解决子女入学问题。第二，医疗领域。即使是在医疗资源集中的北京，也没有哪个医院不排队。现在很少有人能有私人医生跟踪自己的身体健康状况，按照美国的水平基本上人人都应该有私人医生。
　　即使多数人认为已经投资过剩的基建设备制造行业，实际上也没有投资过剩。我国现在每个劳动者的人均资本配备水平只相当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十分之一左右。比如，产煤。在我国产煤就是劳动者向下面去挖，事实上采煤的配套设施很多，这都是机械设备制造业需要资本投入的地方。再比如，国外扫马路都是大型设备车处理剪枝、清扫等工作，国内还是环卫工人用小夹子在夹。在实现机械化后，这部分劳动力将可转向第三产业，从而提供更加专业化、更加高效化，更加精细化的服务。
　　我的观点是我国没有一个过剩的行业。即使是鞋帽、衣服等制造业。农民工有几双袜子、有几件衣服。中央电视台有过一个镜头，一位农民工戴的手套烂得已经不成样子，还在继续使用，而我们的经济学家和官员却在为过多的外汇储备如何用而苦恼。可见，我国的所谓&过剩&是&相对过剩&，是一种国内需求远未开发出来的过剩。如最近炒得很热的光伏产业，由于电力体制原因，光伏发电无法上电网、居民也没有得到利用光伏产能的激励，导致光伏企业集体挤向欧美市场，一遇对方政策阻击，市场受到影响，就大喊国内光伏产能过剩。实际上，这不是一种过剩，只要国内潜在需求一发掘，国内产能可能就不足。我国很多产业都是这样，远远没有到&绝对过剩&的阶段。但是，有些行业的确存在浪费、重复建设的情况，这也不是过剩。目前有很多行业是值得投资的，是需要投资的。
　　我认为关键问题还是要推进&以人为本&的城市化。这方面的投资是相当大的。包括教育问题、医疗问题、养老问题等都是&以人为本&的城市化的相关内容。城市化的核心是要人们从农耕文明的生活方式过渡到城市文明的生活方式。教育要公共化、医疗和养老要公共化，其中很多配套服务是需要很大投资。目前国内城市化水平才百分之五十左右，要真正成为一个发达国家，城市化至少要达到70%-80%，从这个层面上讲，国内的需求是很大的。
　　资本项目可兑换--监管必不可少，进程正在加快
　　记者：您在珠江金融论坛上透露，目前&我国资本项目可兑换的有利条件是比较具备的。&您能谈谈对我国现阶段资本项目可兑换的理解和认识吗？
　　徐诺金：首先，资本项目可兑换，我觉得应该从概念上把这个问题界定清楚。现在，有一些人将资本项目可兑换理解为可自由兑换。我认为从来没有绝对自由兑换，资本项目的兑换任何时候都应该是一种有管理的兑换，同时以便利人们选择和商贸投资往来为基本原则，满足正常跨境往来、商贸投资需要。
　　经过1997年和2007年两场危机之后，国际上关于资本项目可兑换有了一些新的认识。过去，所谓资本项目可兑换就是全部自由兑换，现在很少用自由兑换这个词。从概念上讲，我理解的资本项目可兑换，应该说是有管理的可兑换。
　　为什么说资本项目可兑换不是自由兑换？因为现在跨境资本量非常大。全球化之后，很多集团跨境资本的流动是很大的，同时也有一些短期资本在国际货币之间套汇。这对发展中国家造成一定冲击。尤其在一些经济脆弱性问题出现以后，这种大规模的跨境资本流动可能会影响到全球经济的稳定。在这几次危机之后，国际上普遍认识到资本项目可兑换不是过去所理解的绝对自由兑换，任何时候都要加强对资本项的监测和管理，加强政府的调节。这是维护一个国家经济安全和经济稳定的重要手段。但是，管理的方式需要从过去的绝对行政性的管理转变为更多的运用经济手段，通过监测分析、引导、监管达到既便利资本的兑换和往来，又能够使它对一国的经济影响减少到最小。
　　这些年来，我国在便利人民币兑换方面的改革进程还是比较快的。我国近年来围绕便利人民币兑换方面已经做了很多改革，现在真正不可兑换的项目比较少了。总体来说，我们现在也在进一步加快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的可兑换，在怎样便利贸易和投资往来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正面看待QE3的影响
　　记者：9月13日，美联储推出第三轮量化宽松政策（QE3），此举牵一发而动全身。您能否谈谈QE3将对中国经济产生哪些影响？
　　徐诺金：大家从QE1就开始说，美国量化宽松会带来通货膨胀。似乎美国推出QE3，通货膨胀就会自然出现。实际上，从美国国内的经济情况来讲，政府推出QE1、QE2、QE3是很自然的事情。因为美联储主要货币政策目标是两个：第一个充分就业；第二个物价稳定。按美国现在的物价来看，中长期趋势预期是比较稳定的，现在的通货膨胀水平还低于2%。从就业情况来讲，现在失业率第一次低于8%，但这8%跟美国的自然失业率相比还是比较高的。所以美联储要提高就业水平，把失业率压下去，因此不断采取量化宽松货币政策。
　　QE3对全球的影响和对我国的影响，我认为总体上是利大于弊。现在我国的经济也不是特别好，目前美元又是世界主要货币，美国的推出宽松货币政策对激活全球的经济是有好处的。全球经济要快速从危机中走出来的话，美联储的政策与美国的经济复苏是非常重要的。假如美国采取紧缩政策，前景会怎么样？难以想象。
　　所以我觉得是有利的。对中国来讲，应该说也是有利的。美国经济好了之后，对中国也有很大的正面作用，因为全球经济相互之间的影响程度是很高的。所以我们不能单从通货膨胀这个角度来理解，经济一活跃，以美元为标价的大宗商品价格肯定会回升，这是很自然的现象。美国本国的通货膨胀程度比较低，所以它肯定推行宽松政策，而美国的经济复苏对全世界都是有利的。所以我倾向于从正面的角度来看待QE3的影响。对我国的经济影响也一样。
　　有人认为，从通货膨胀预期上来讲，QE3推出之后美元就绝对会贬值，我觉得也不一定。美国国内物价水平是稳定的，全球大宗商品的价格取决于很多因素，也并不是单单取决于美元，所以我觉得应从正面的角度来看待QE3。央行最近的回购主要是针对国内的经济，也不是专门针对QE3。我们是从国内经济状态来决定政策走势。现在也看不出QE3对我国有多大影响。我们的外资引进现在是负增长，热钱的流动、流出好像是放慢了一点，流出的趋势放慢了。这个有多方面原因，我觉得和QE3也没有直接联系，对QE3的理解，我觉得从正面理解比较好。
　　强强联合，发挥两者优势
　　记者：您是五道口1984级的校友，根据您在五道口求学经历和对五道口的了解关注，您认为五道口金融学院的优势是什么？在与清华合并后，应如何保持这种优势？
　　徐诺金：五道口和其他学校相比，最大的优势是专业部门办学，和业务部门联系非常紧密。五道口的师资来源，一部分是从像北大、清华、人大这样的知名院校里面请来的专家学者，借用了普通学校的优势；另外一部分是人民银行和商业银行系统里的领导，这些领导是各自所在领域里的专家，他们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同时他们身居高位，能够站在全国的角度思考问题。他们能够把最新的战略思考方式传授给学生，并跟学生交流互动。实际上等于把两个优势结合起来了，这对学生以后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方式都有潜在的影响。
　　五道口的最大优势是学生从学习的第一天开始，就开始接触实际业务问题，并学习思考和决策。因此，毕业后学生的上手能力非常强，实践能力高。所以，现在银行、保险、证券的高管，相当一部分是五道口的学生。
　　在我看来，五道口和清华合并之后，发展得还是不错的。五道口还在继续坚持、发挥五道口的优势，同时充分发掘校友的资源。如果能按照现在这个方式做下去的话，将五道口和清华两者的优势结合起来，将自身的优势和清华的品牌优势结合起来，五道口金融学院能够发展得更好。合并之后，要怎么保持、发扬光大五道口原有的优势，体现五道口的特色，同时怎么将五道口的应用优势和清华大学基础理论研究的优势结合，是五道口金融学院将来要思考的问题。
　　记者：您能否结合自身的实践经验，从职业规划的角度给五道口的学生一些建议？
　　徐诺金：职业规划这个很难说。每个人都是应该结合自己的情况，包括兴趣、特长、专业爱好来规划，同时还要坚持。
　　我认为一个人选择机会太多了往往不一定是好事，而且选择机会越多，你最后选择的都是那个保守的方案，因为大多数人倾向稳定、保守，最保守的方案可能也不是最好的。反过来有些人成功，就是因为没有选择，背水一战，最后反而成功了。因此，我总结一条就是要坚持，踏踏实实做事，选来选去反而面临很多风险，不一定成功。人生奋斗的时间很短，建议大家不要眼高手低，这山望着那山高，也不要太多想法。认真选择好自己的从业领域，一旦做出选择，就在这个领域踏踏实实干下去，一直坚持下去。要有一种毅力和定力。只要坚持下去肯定能成。贵在坚持。年轻人要专一，要持之以恒，多看多思考，踏踏实实干，这是最基本的。 （实习记者/ 岳小乔）
说点什么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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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还没学好呢！
都是英文的呀，有语言障碍，要不废除中文呀，或双官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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