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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小说更真实，比历史更惊悚。《野兽花园》戏剧张力十足，以第一任美国驻德国大使的视角，再现1933年笼罩在柏林上空的阴谋、爱情与凶兆。
　　1933年，威廉?多德作为第一任美国驻德国大使，被美国政府委派到纳粹德国。起初，这位性情温和的美国教授并不愿意去德国工作，但当他的一家人抵达柏林之后，还是不由自主地被德国的惬意时光所吸引。他的女儿玛莎，则在异域找到了满足其无限遐想的广阔天地，很快就与第三帝国的那些风流倜傥的年轻高官们打成一片，并对这群年轻人极富感染力的复兴德国的激情充满了迷恋。她除了跟首席盖世太保鲁道夫?狄尔斯调情暧昧之外，还与一位苏联间谍产生了感情；而当希特勒亲吻她的手时，她更是感到一种莫名的兴奋。可是，这种最初的新鲜感却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褪去，威廉?多德和他的女儿渐渐地对希特勒的种种行径感到难以忍受……
　　埃里克?拉尔森，1954年生于纽约布鲁克林，美国著名的纪实文学作家，曾在《华尔街日报》、《时代》杂志担任特写作家，并为《纽约客》《大西洋月刊》《哈珀》杂志撰写纪实作品，著有《白城恶魔》（The Devil in the White City）《雷霆万钧》（Thunderstruck）《伊萨克的风暴》（Isaac's Storm）等畅销书。
　　拉尔森淋漓尽致地描述了柏林的喧嚣给人们生活带来的魅力与恐怖……为第二次世界大战这幕大戏填补了受人欢迎的新篇章。　　――《基督教科学箴言报》　　在拉尔森的笔下，极具魅惑的纳粹首都更像是一个恐怖的城市蒸汽锅，充斥着第三帝国及其领导人无所不在的生动宣传，以及纳粹内部凶残的派系争斗。　　――《出版人周刊》　　拉尔森是写作非虚构类历史小说的高手，他的创作令人着迷，让一项资料详实的细致研究，读起来更像是一部政治惊悚小说，强烈推荐给每一位对纳粹德国的崛起，以及美国在其间所起作用感兴趣的读者。　　――《犹太人图书世界》　　扣人心弦……恐怖时期噩梦的描述，它再一次提出了关于纳粹时代至今未能充分解答的问题――邪恶的人到底具有什么样的能力？将野兽关进笼子到底意味着什么？　　――《西雅图时报》　　一部讲述非虚构类故事的杰作，拉尔森再一次运用其组织历史细节的娴熟技巧，重新创造了一幕幕生动的画面……它似乎在警示各国公民，应该密切关注权力掮客和政府官员的动机，当看到其他人失去道德指针的时候，我们更应该坚守自己的立场。　　――《达拉斯/沃斯堡明星电讯报》
第一章走进丛林7
柏林虚位以待13
第二章在第三帝国寻觅住所48
隐形的斗争56
邂逅普奇64
死亡就是死亡67
蒂尔加滕大道27A号75
第三章花园里的撒旦82
冷酷的“e”字旗下的德国青年82
隐藏在内心的秘密101
鲍里斯之死108
“犹太问题”115
绝密请求119
撒旦的行动124
朋友的警告130
第四章尸骨的痛楚140
总理之吻140
乔治&梅瑟史密斯的血统问题145
穿长筒靴的目击者151
鲍里斯又死了一次156
“人为”公投157
神秘的鲍里斯160
“小舞会”164
噢，圣诞树173
第五章不安184
风暴警告205
“与希特勒谈话的备忘录”207
狄尔斯害怕了217
直面完美俱乐部220
营救狄尔斯223
第六章柏林黄昏234
最后的晚餐234
作家的退却240
邻居家的麻烦246
赫尔曼的玩具247
微末之言251
浴室里的信息257
塞露迪夫人的苦恼258
长刀之夜263
第七章当一切已经改变266
“射击！射击！”266
公园里的枪炮271
同情之末282
人不如马290
朱丽叶2号296
爱情美梦299
黑幕降临307
尾声：流放的孤雁315
终曲：“餐桌谈话”321
后记：与野兽同行322
　　第一章 走进丛林　　逃脱之路　　日，周四的中午，当威廉?E.多德（William E. Dodd）正坐在芝加哥大学的办公桌旁时，一个彻底打乱他家庭生活的电话打了进来。　　多德从1909年开始就在芝加哥大学历史系担任教授，现在他已经是系主任了。他因为对美国南方历史的研究和为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所作的传记而被人们所熟知。他现年六十四岁，身材匀称，高五英尺八英寸。他有着一双蓝灰色的眼睛，一头淡棕色的头发。尽管他的脸在没有表情的时候透露着一种严肃的神情，但事实上他很幽默活泼，像一块干柴一样很容易被点燃。他的妻子玛莎，人们一般会叫她玛蒂。他们有两个二十多岁的孩子。他的女儿也叫玛莎，二十四岁，他的儿子小威廉?比尔二十八岁。　　总的来说，他们是相亲相爱的幸福一家。他们并不十分富有。当时，经济大萧条正席卷着全国，但他们的生活还算宽裕。多德一家居住在位于芝加哥海德公园附近的布莱克斯通大街5757号的一所大房子内，与芝加哥大学仅隔几个街区。多德在弗吉尼亚的圆山（Round Hill）还拥有一个小农场，他每到夏季都会去那里打理一下。据县里的土地调查，农场大概占地386.6英亩。在这里，多德觉得十分自在。他穿梭于二十一头根西母牛、四匹骟马――分别是比尔、科力、曼迪、普林斯――以及他的法莫牌拖拉机和马拉犁之间。他还会在他老旧的燃木火炉上冲泡麦斯威尔咖啡。他的妻子不喜欢这个地方，她更喜欢让多德独自待在这里生活，而她和其他家人留在芝加哥。因为农场里的石头都是随意散落在地的，所以多德把农场昵称为“丽石庄园”。每当多德谈及农场时，就像男人在谈论自己的初恋一样。在一个苹果成熟的美好夜晚，他写道：“它们都在呼唤着我。那些水果特别漂亮，样子近乎完美，呈现火红的颜色，尝起来很是美味。那些树仿佛被丰硕的果实压弯了腰。”　　一般情况下，多德并不喜欢文绉绉的说话方式，但他还是将那个电话称作“晴天霹雳”。这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有些夸张。在之前的几个月，在他的朋友中间就流传着有一天会有一个像这样的电话打进来，所以出于本能，当多德接到那个电话时备感惊吓和烦恼。　　一段时间以来，多德对于他在大学的职位并不十分满意。尽管他喜欢教授历史，但他更爱写作。他长期致力于早期南方历史的研究，并着手写作一部名为《古老南方的沉浮》四卷本的书，但是一次又一次地，他发现他的写作总是被日常工作所打断。现在只有第一卷基本完成，他害怕直到他离开这个世界，剩下的书都可能无法完成。他和系里商量着减少他的工作量，但是这样的协议只是口头上的，实际上并没如他所愿般生效。因为经济萧条，芝加哥大学遭遇着员工离职、财务压力，这些使他的工作面临着从未有过的艰难。他要管理学校职工，备课，还要处理学生们向他寻求的帮助。日在给学院领导的一封信中，他请求在周日的时候休假一天，这样他就有至少一天的时间可以全身心地投入写作。他告诉朋友们，他的工作就像是“鸡肋”。　　还有一点令他不满的是，他相信他可以在仕途上走得更远。他在一封信里向他的妻子抱怨道：与那些在相同领域但晋升得很快的人相比，正是因为他没有生活在一个特权家庭，并且一直强迫自己努力工作去获得所有的一切，才阻碍了他的快速晋升。事实上，他确实是历经千辛万苦才到达今天的位置。日，多德出生于一个位于北卡罗来纳州克莱顿的小村庄。多德处于社会底层，那时南方还奉行着南北战争前的等级制度。他的父亲约翰?D. 多德是个没有文化的自耕农。他的母亲伊芙琳?克里希是北卡罗来纳州一个古老贵族家庭的后裔，下嫁给了他的父亲。他的父母靠种植伊芙琳父亲提供的棉花勉强度日。在内战爆发的几年后，棉花产量飙升，价格下降，导致多德一家不得不向小镇的一家杂货店借债。这家店铺归伊芙琳的一个亲戚所有，他是克莱顿地区拥有特权的三个人之一。多德这样描述那三个人：“他们很冷酷。……商人和贵族在这里为所欲为。”　　多德是七个孩子中的一个，他的童年是在家里的农田上度过的。尽管多德认为劳作是一种荣耀，但是他并不想把余生埋没在耕作中。他意识到，像他这种社会背景下的人想要改变命运，唯一的方法就是接受教育。他积极地奋斗着，总是把目光关注于他的学业，以至于其他同学戏称他为“苦行僧多德”。在1891年的2月，他进入了弗吉尼亚农业与机械学院（随后的弗吉尼亚理工大学）。在那里，他依旧是兢兢业业于学术的样子。其他的学生沉浸于恶作剧，比如画出校长养殖的奶牛，并上演一出格斗剧，来使新生相信他们击退了反对者。多德依旧只关注于学习。他在1895年获得了他的本科学位，并在1897年，他二十六岁的时候，获得了硕士学位。　　1897年6月，在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师的鼓舞下，多德怀揣着从一位慷慨的叔叔那里获得的贷款，前往德国的莱比锡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他还带上了他的自行车。他选择将博士论文的重点放在对托马斯?杰斐逊的研究上，尽管在当时的德国去查找美国18世纪的文献绝非易事。多德完成了他必需的课堂作业，并且在伦敦和柏林都找到了相关的档案材料。他也会做一些旅行，一般是骑着他的自行车，但是一次又一次地都会被遍及德国的军国主义情绪所惊吓。有一天，他十分喜欢的教授就一个问题展开了班级讨论：“当德国军队入侵的时候，美国将是怎样的无助？”所有这些普鲁士式的好斗让多德感到不舒服。他写道：“战争情绪在这里四处弥漫。”　　在不久后的1899年的秋天，多德返回了北卡罗来纳，并且在数月的求职后，最终在弗吉尼亚州雅诗兰德的兰道夫学院谋得了一个职位。他也和住在他家乡旁、一个富裕地主的女儿玛蒂?约翰斯小姐开始了一段新的友谊。接着，友谊开出了浪漫的花朵，在1901年圣诞节的前夕他们结婚了。　　在兰道夫学院，多德很快让自己陷入了水深火热。1902年他在《国家》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抨击由老兵联盟成功开展的运动。这件事的起因是，弗吉尼亚摒弃了历史课本，而使老兵们认为这是对南方荣誉的公开侮辱。多德控告说，老兵们认为的正史仅仅是那些支持南方从美国独立出来的论调。　　不久之后，民众强烈的反应铺天盖地袭来。一个专攻老兵运动的代理律师迫使兰道夫学院解聘多德，但是学校给了多德全力的支持。一年以后，在有关美国社会历史的演讲中，多德再次抨击了老兵们。他谴责他们不遗余力地去反对那些没有达到他们所谓爱国标准的学校和图书。他呼吁道：“一个坚韧和诚实的人士绝不会保持沉默。”　　多德作为历史学家的责任感激增，在他的家里也是如此。他的儿子出生于1905年，他的女儿出生于1908年。在意识到收入的增加十分迫切，还有来自南方反对者有增无减的压力下，多德在芝加哥大学寻觅到了一个空缺的职位，并最终得到了那份工作。在1909年寒冷的1月，也就是他三十九岁的时候，他和他的家人移居到了芝加哥，在那里他将度过接下来的二十五年。在1912年10月，感觉到自己的资产不多，并且希望可以建立一个作为支持杰斐逊的民主党人应有的可信度，他买下了那个农场。在他幼年时期那些足以累垮他且令他疲倦的工作，现在成为了他灵魂救赎的工具，并使他可以远距离倾听美国的过去。　　多德发现他自己对政治有一种持久的兴趣，这一点是1916年8月他在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面见总统伍德罗?威尔逊时发现的。根据他的传记作者所言：“这次面见深深地改变了他的生活。”　　当看到美国正在不知不觉中陷入欧洲大战的信号，多德越来越感到深深的不安。他在莱比锡的经历，让他毫不怀疑德国应该单方面对这场战争的发生负责。他很支持德国工业家就是贵族容克的观点，容克就像美国内战时的南方贵族一样。现在，他看到了一个很紧急的事情，类似的狂妄自大情绪也在美国本土的工业和军事的精英中存在。当一个部队的将军努力把芝加哥大学纳入到国家战备运动中时，多德生气了，并且把他的不满直接表达给了总司令。　　多德想要跟威尔逊谈十分钟，但实际上他获得了更多的时间。他发现威尔逊很有魔力，就像是童话里装满药水的瓶子一样。他开始相信，威尔逊对于支持美国加入战争的决策是对的。对于多德而言，威尔逊就是杰斐逊在现代社会的化身，在接下来的七年里，他和威尔逊成为了很好的朋友，多德还为他写了传记。当威尔逊在日去世的时候，多德陷入了极度的悲伤。　　紧接着，他把富兰克林?罗斯福当作可以与威尔逊匹敌的人，并且全身心地投入到罗斯福在1932年发起的运动中，只要有机会，他就会发表言论或写作来阐明自己的观点。他希望成为罗斯福内部圈子中的一员，但是不久之后，他感到很失望，并把这种失望的情绪转化为在文学方面的研究。　　现在他已经六十四岁了，他对世界的贡献将会是他对于美国南方历史的研究。这也恰巧是世界上所有的力量共同反对的诸多事情之一。这种事情就像是大学里的政策――在周日的时候不让使用供暖设施――是被强力抵制的。　　他越来越意识到，在大学里面交出一些职务就会有更多的时间去写作，用他的话说，“在还不是太晚的时候”。这个想法促使他认为，理想的工作可能是在国会上谋得一个要求不高的职位，可能是在布鲁塞尔或海牙当大使。他相信自己杰出的才干足以胜任这个职位，尽管相对于实际情况，他更可能高估了自己在国家事务中的影响力。在罗斯福成功改革之前，他经常给罗斯福写信，提供一些经济和政治上的建议。在罗斯福获选之后不久，多德收到了一封来自白宫的套用信函，上面说尽管总统希望每一封到达他办公室的信件都能得到迅速的回复，但他无法亲自及时回复所有信件，因此他让秘书替他来做这些事情。　　多德确实有一些很好的朋友和罗斯福很亲近，包括新一任的商务部长伯尼尔?罗珀（Bnniel Roper）。多德的儿子和女儿就像是罗珀的侄子或侄女一样，非常亲密，以至于多德心安理得地派遣他的儿子作为中间人去询问罗珀，在新的行政机构里是否有适合的位置能够让他在比利时或荷兰担任大使。多德这样告诉他的儿子：“这些职位是市政府的日常工作所必需的岗位，而工作量并不繁重。”他吐露他的目的主要是动用一切办法完成《古老南方的沉浮》这部书。“我并不是渴望罗斯福对我委以重任，我唯一担心的是，用我这一生都不能完成我的目标与追求。”　　简而言之，多德想要一个闲职，一个不需要太多条件但能给他提供声望和生活所需，并且更重要的是，能够给他足够的时间去写作的职位――尽管他认识到，他的性格并不是很适合去做一名外交家。他在1933年初给妻子的信中写道：“我并不是那种适合做高层外交（伦敦、巴黎、柏林）的人，我苦恼的是，我做的这一切事情都是为了你。我并不善于狡猾地像双面人一样，为了国家而在国际事务上撒谎。如果我会这样的话，我就会去柏林，向希特勒卑躬屈膝，并且重新学习德语。”但是他又补充道：“为什么要浪费时间去写这个主题呢？谁又在乎接下来的四年住在柏林呢？”　　不知道是因为他儿子和罗珀的谈话，还是其他势力的运作，总之多德很快又站在了风口。日，当他正在弗吉尼亚农场上隐居的时候，他跑到华盛顿去面见了罗斯福的新任国务卿科德尔?赫尔（Cordell Hull），他已经和赫尔在之前的很多场合都见过面。赫尔很高，有一头银色的头发，方形脸，双下巴。表面上看，他有着所有国务卿该有的姿态，但是了解他的人都知道，在生气的时候他没有一点政治家的风度，满嘴脏话，并且还遭受着演讲障碍的折磨。他经常把r说成w，就像卡通片中的人物“蛋头” 卡通人物蛋头是华纳兄弟卡通片中的人物，蛋头、兔八哥与达菲鸭等是华纳卡通片的标志性角色。――译者注――这一特征总是让罗斯福在私下里取笑他，罗斯福曾经笑谈赫尔“twade tweaties”twade tweaties原为“贸易协定”（trade treaties），但国务卿赫尔发音不清，故发成twade tweaties。――译者注的发音。赫尔一般会在他的衬衫口袋里插四到五支红色铅笔，这是他在遇到情况时最喜欢用的武器，也是他增加了如多德所愿的接受任命去荷兰或比利时任职的可能性。但是现在，突然强迫他去面对假想的生活变成现实，多德犹豫了。他在他的口袋日记里写道：“在对情况进行了深思熟虑之后，我告诉赫尔我不能胜任这样一个职位。”　　但是，他的名字已经广为流传了。　　现在，在6月的一个周四，他的电话铃响了。当他把听筒放到耳边的时候，他听到一个他可以立马辨认出来的声音。　　柏林虚位以待　　没有人想要那份工作。对于刚当选总统的富兰克林?罗斯福来说，这应该是一个挑战最小的任务，但直到1933年6月，这份工作依然无人接替，这本应简单的事情到此时变得格外困难起来。随着驻德大使的离职，柏林应该说还算是一个肥缺，虽然它不是伦敦或巴黎，但它好歹也是欧洲的几个比较大的首都之一，并且在它的新任领导人阿道夫?希特勒的带领下正经历着改革。根据某人的观点，德国要么正在经历着一个伟大的复兴，要么将面临着最残酷的黑暗。随着希特勒的上台，整个国家正经历着暴力思想的浪潮。希特勒旗下身着棕色衬衫的准军事部队――冲锋队――的纳粹党冲锋队员们，都像发疯了一样拘捕、鞭打甚至在某些情况下谋杀共产党员、社会主义者及犹太人。纳粹党冲锋队员们在地下室、小屋或其他建筑中建立起临时的监狱和酷刑站，柏林有五十个所谓的“地堡”，数以万计的人被以可笑的隐语词――“保护性监禁”的名义而拘捕。根据警察的证言，据估计，有五百到七百名囚犯死于监狱，剩下的则忍受着模拟溺水和悬挂之类的酷刑。一个邻近滕伯尔霍夫的监狱更是臭名昭著，它叫“哥伦比亚监牢”，可千万别和位于市中心的闪亮的现代建筑哥伦布大厦混淆了。这个巨变促使在纽约的犹太领导人拉比史蒂芬?S.怀斯这样告诉他的朋友：“文明的边界正被踏过。”　　日，在罗斯福就职还不到一个星期，柏林的暴行正在达到顶峰的时候（美国总统的就职日是在1933年），他做的第一个决定就是尽快填补柏林的空缺。罗斯福最初打算把这个职务交给詹姆斯?M.考克斯，他在1920年的时候竞选过美国总统，并且是罗斯福的竞选伙伴。　　在一封写满奉承话的信中，罗斯福写道：“这不仅仅是因为我被你的才干所吸引，更重要的是，我认为你非常适合这个关键的职位，所以我十分想向参议院提名你为美国驻德国大使。我十分希望你能在和你亲爱的妻子商议以后接受这个职位，我想她会成为一个完美的大使夫人，给我发一个你同意的电报吧。”　　考克斯回绝了他：他有多种商业利益需要兼顾，同时许多家报纸也在给他施压，迫使他婉言拒绝。他并没有提及席卷德国的暴力思潮。　　罗斯福暂时把这个事情放到了一边，因为更为棘手的问题出现了。整个国家正在经历着日益严重的经济大萧条，这个大萧条在春季已经造成了全国三分之一的非农业劳动力失去了工作，并且使国民生产总值减少了一半；直到至少一个月后，他才又重新把注意力转移回这个问题上。当他想把这份工作交给曾在伍德罗?威尔逊时期担任战争部部长并且现在是克利夫兰法律事务所合伙人的纽顿?贝克时，贝克也拒绝了。第三个人选是欧文?D.扬，一位杰出的商人，但他也同样拒绝了。接下来，罗斯福试图劝说民主党内的一位重要人物，并且也是他的主要支持者爱德华?J.弗林。弗林和他的妻子商量了这件事，“我们一致认为，因为我们的孩子年龄比较小，所以这样的工作我无法胜任。”　　有一次，罗斯福对沃伯格家族的一个成员开玩笑说：“你知道吗，吉米，如果我把一个犹太人送到柏林去当大使，这将是对希特勒的一个巨大挑战。你觉得这个工作怎么样？”　　现在，随着6月的临近，截止日期也临近了。罗斯福新政的一大亮点――国家工业恢复政策正面临着一帮掌握实权的共和党人的强烈反对。在月初，当国会还有一小段时间就要休会，那个提议急需成为纸质文件通过的时候，依旧被共和党甚至是一些民主党派的人士所批判。他们不断提出提议的修正案，并且迫使参议院进入马拉松式的会议讨论。罗斯福担心这场拉锯战时间越长，他就越有可能失败，或者说这个提议的影响力就越有可能被弱化，在某种程度上，国会的延期可能激怒立法者，使他们下决心离开华盛顿去开始夏季休假。每个人都变得十分暴躁。晚春的热浪使温度超过了纪录水平，整个国家死了一百多人，华盛顿好像快要被蒸发得消失了，人们好像都散发出了恶臭。在《纽约时报》的第一页上，占了三个大专栏的文章标题写道：“罗斯福削减项目以加速会议的进程，这一点也被视为新政的威胁之一。”　　在此方面，一个矛盾出现了，国会被迫去批准并去寻找新的大使。国会越早休会，对于罗斯福寻找一个新的德国大使的压力就会越大。因此，他发现，现在他不得不去考虑在任免权选择范围之外的人，包括三所大学的校长和一位充满热情的反战主义者哈里?爱默生?福斯迪克，他在曼哈顿担任里弗塞德教堂的浸信会牧师。这些人看起来都非常合乎要求，但是这些人都没有接受这份工作。　　6月7日，星期三，在国会休会期将至的时候，罗斯福遇到了一些和他关系相近的建议者，他提及他没有找到一位新大使人选的挫败感。当时在场的人之一就是商务部长罗珀。他和罗斯福已相识多年，并且有时候会被罗斯福戏称为“丹叔叔”。　　罗珀想了一会儿，然后说出了一个新鲜的名字，那是他的一个老朋友了，“威廉?E.多德怎么样？”　　罗斯福说这“不是一个坏主意”。尽管他在那会儿是否真的这么想已经不太清楚了。罗斯福总是会容易答应一些事情，但他不会真正去做。　　罗斯福说：“我会考虑的。”　　多德并不是外交上的合适人选，他并不富有，在政治上也没有影响力。他不是罗斯福的朋友，但是他会说德语，并且对德国很了解。一个潜在的问题是，他过去曾和伍德罗?威尔逊结盟，伍德罗?威尔逊相信参与其他国家的事务会阻碍美国的发展，并且坚持美国不要让自己卷入到其他国家的事务中去。这些由爱达荷州的威廉?博拉和加利福尼亚州的希拉姆?约翰逊所领导的孤立主义，越来越受关注并且逐渐占据主导。民意测验显示，大约百分之九十五的美国人希望美国避免卷入任何外国的战争。尽管罗斯福自己很喜欢参与国际事务，但他把这种想法深深地隐藏着，以防止它影响到他在国内事务上的影响力。但是，多德看起来并未受到孤立主义者的鼓舞。他是一个冷静的历史学家，并且对于德国的理解看起来很有价值。　　一个公认的观点是，希特勒政府或许不可能忍受但又不得不面对，柏林在最近几年不会成为国际威胁，因为德国的军事实力是有限的――它的国防军只有十万人，这样的军事实力完全没法和他的近邻法国相比较，更不要说法国、英国、波兰和苏联联合起来。希特勒刚开始的时候看起来像一个温和的演员，并不像在这年年初已经席卷德国的暴力情绪所展示的那样。日，纳粹党烧掉了违背他们意愿的图书――爱因斯坦、弗洛伊德、曼兄弟及其他人的――大大的柴火堆遍布德国。但是在七天之后，希特勒却宣称，他推崇和平，并且保证裁军，只要其他国家也这样做。世界都被这种裁军所迷惑，相对于更大背景下，罗斯福所面临的挑战――全球经济不景气和又一年的干旱――德国看起来比任何事情都刺激他的神经。罗斯福和国务卿赫尔都认为，最大的问题是德国欠美国的十二亿美元，希特勒政权看起来越来越不愿意偿还的一项债务。　　没有一个人看起来拥有那些可以和希特勒政府妥善周旋的品质。罗珀部长相信，多德会在外交事务的处理上十分机敏，当会议气氛变得特别紧张的时候，他将引证杰斐逊的理论来占据主导。　　罗斯福正式接受了罗珀的建议。　　随着国家陷入愈发严重的经济萧条，这里还有更多棘手的问题需要去解决。　　接下来的一天，6月8日，罗斯福给芝加哥打了一通长途电话。　　他言简意赅。他告诉多德：“我想知道你是否愿意在远地服务以回报政府。我希望你可以到德国担任大使。”　　他接着说：“我希望有一个美国的自由主义者在那里做一个榜样。”　　美国总统办公室很热，多德的办公室也是如此，芝加哥的温度已经达到了九十华氏度。　　多德告诉罗斯福，他需要时间去考虑，并且和他的妻子商量一下。　　罗斯福给了他两个小时。　　首先，多德和学校的领导交谈了一下，他们催促他去接受这个职务。接着，他在不断升温的天气下快步赶回了家。　　他有着深深的顾虑，完成《古老南方的沉浮》是他最重要的事情，去希特勒统治的德国意味着他没有时间来写作了，而且很有可能还不如他在学校担任职务的时间多。　　他的妻子玛蒂很理解他，她也知道他需要被认可，并且在他的意识里，他应该获得的比他现在拥有的更多。多德同时还感觉到亏欠他的妻子很多，她这些年都很支持他，即使有时候他只是获得了一些小小的成就。在年初从农场给她写的一封信里，他这样写道：“这里没有我的用武之地，我感到很遗憾，我对你和孩子都感到很抱歉。我很痛苦，一个如此真诚和奉献的妻子却有一个如此笨拙的丈夫，在如此严峻的历史时刻，尽管我早已经预估到了一切，却不能让自己在一个更高的位置，并且收获辛苦的生活所给予的全部回报。这些都是你的不幸。”　　经过一轮轻松的讨论和婚姻的自我反省，多德和他的妻子都认为，他应该接受罗斯福的邀请。罗斯福的让步使多德的决定变得更容易了，那就是，如果芝加哥大学“坚持”，多德可以在一年之内回到芝加哥。但是现在，罗斯福说，他需要多德在柏林。　　两点半，即半个小时之后，他的疑虑被暂时抛到一边，多德给白宫打电话并告知罗斯福的秘书，他会接受这份工作。两天后，罗斯福在参议院提名了多德，参议院也在当天做出了批准，多德不需要出席也不必去见证这种在将来会是司空见惯的提名议事。这个任命在新闻界影响甚微。《纽约时报》把一个简短的报告放在了周日，6月11日报纸的第十二页。　　国务卿赫尔正在前往伦敦的一个重要经济会议的路上，他并没有对这件事发表任何评论。即使当多德的名字第一次被提出的时候他在场，他也不会说什么，因为罗斯福所展现出来的管理风格，就是直接进行机构内的任命却不去问其上级，也正是这个特点不断地惹怒着赫尔。过后他会去抱怨，然而，他不会对多德的任命提出反对意见，除此之外，他看到了多德性格上的特殊点，“与威廉?詹宁斯?布莱恩十分相像，都是过分地热情与冲动，经常在打一些擦边球。所以，我对决定把他这样一个很能干且富有才智的人送往诸如柏林这种不安定的地方持保留意见。”　　后来，爱德华?弗林，一个已经拒绝了这份工作的候选人，宣称罗斯福给多德打错了电话，罗斯福是想将大使的职位给前耶鲁大学法学教授，一个名叫瓦尔特?F.多德的人。这样一种错误的谣言给了多德另一个绰号――“电话簿多德”。　　接下来，多德让他的两个成年子女玛莎和比尔回家，进行家庭聚会。他也清楚，这次冒险有可能会让这次相聚成为他家人的最后一次。他的《古老南方的沉浮》固然对他很重要，可是家庭才是他的真爱和需要。12月一个寒冷的晚上，圣诞节已经临近，多德独自在他的农场里。他的女儿和妻子在巴黎，玛莎在那里已经学习了一年的时间，比尔也不在。多德坐下来给他的女儿写了一封信。那天晚上他心情沉郁。那时的他觉得现在能拥有两个长大的孩子几乎是一件难得的事情。他很快就会知道，他们将开始自己的人生冒险，并且他们将来与他和妻子的联系不可避免地会减少许多。他觉得他的一生几乎耗尽，但他的《古老南方的沉浮》却还没有完成。　　他写道：“我亲爱的孩子，这学期你是否会（对我）生气呢？你对我如此珍贵，你的快乐穿透困境的生活而如此靠近我的心，我一直都认为你是一个活跃的、健康成长的孩子，我也知道你的成长并欣赏你的思想和成熟。我不会再要孩子。”他默想着“我们的前路。你的路才刚刚开始，我的路到现在为止已经临近终点，我开始细数我经历的苦难，追忆那些已经离开的朋友，还有其他依旧没有稳定生活的朋友。这是5月，却更像12月”。他接着写道：“家已经成为我生活快乐的源泉。但是现在，每个人都将分散到世界遥远的角落。我不能忍受我们的余生将在不同的地方度过。”　　罗斯福提供的工作给了这个家庭重聚的机会，哪怕相聚的时间只是短暂的。　　抉择　　由于正值国内经济危机时期，多德发出的邀请并没有被轻易接受。玛莎和比尔幸运地拥有了工作――玛莎在《芝加哥论坛报》担任文学编辑助理；比尔是一名历史教师和一位青年学者，但迄今为止，他在事业上的平淡却令他的父亲感到沮丧和担忧。在1933年4月写给妻子的一系列信件中，多德流露出了对比尔的担忧。“威廉是一个好老师，但是比尔害怕各种各样艰苦的工作。”“他太不专心了”，多德写道，“尤其当一辆汽车在他四周的时候。”“若想帮助他提升学习成绩，我们在芝加哥就不能有一辆汽车，”多德写道，“一辆带轮子的汽车是一个很大的诱惑。”　　玛莎在她的工作上进展顺利，这让多德觉得很高兴，但他依旧为她混乱的私生活担心不已。尽管他同样深爱着自己的两个孩子，但是玛莎是他最大的骄傲（她在家庭成员表上学到的第一个单词就是父亲）。她五英尺三英寸高，金发，有着一双蓝色的眼睛，嘴上还时常挂着灿烂的微笑。她具有浪漫的想象力和轻佻的举止，这引起了许多年轻或年长男人的兴趣。　　1930年4月，玛莎年仅二十一岁，她与俄亥俄州立大学的一位叫罗伊尔?亨德逊?斯诺的英语系教授订婚，然而这个婚约随即在6月就被取消。她曾与一位小说家W.L.里佛有过一段短暂的恋情，这个男人在几年前出版了一本名为《一个年轻人之死》的书。里佛管玛莎叫“莫茜”，并且曾在一篇冗长且漏洞百出的信件中对她许下诺言，七十四行单倍行距的文字，就是这些错误中的一个。这封信在那时被理解为是一篇实验性质的散文。“我除了你什么都不想要，”他写道，“我想和你永远在一起，为你工作，为你写作，我想要生活在任何一个你向往的地方。我除了你之外不会喜欢任何人、任何东西，我会真心实意地去爱你，同时给予你一份不朽的精神上的爱。”　　然而，里佛并没有得偿所愿。玛莎爱上了另一个叫詹姆斯?伯恩汉姆的芝加哥人，这个人曾写下过这样一句话：亲吻就像花瓣掠过齿间那般轻柔。之后他们就订婚了。玛莎已经做好了准备去接受这次婚姻，直到某个夜晚，她的内心突然浮现出了一个个关于自己婚姻破碎的设想。她的父母邀请了许多宾客相聚在位于布莱克斯通大道的家里，乔治?巴萨特?罗伯茨就是其中的一员，他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一名老兵，现在在纽约的一家银行担任副总裁的职务，而他的朋友们都叫他巴萨特。他和他的父母一起住在拉奇蒙特，城市北部的一个郊区。他有着高挑的身材，丰满的嘴唇，十分英俊。一位著名的报纸专栏作家在撰写关于他晋升的文章的时候评论道：“他有着光滑的脸庞，柔和的声线，他的演讲趋于平缓，他的身上完全没有一点顽固过时的银行家及枯燥沉闷的统计学家的影子。”　　最初巴萨特和其他宾客站在一起的时候，玛莎并没有觉得他特别引人注目，但傍晚当她偶然遇见他独自一人站着时，她被深深地迷住了，她写道：“当我在自家的门廊，远离其他人的地方，重新遇见你时，我的心情就像射出的箭一样痛苦却甜蜜着。这听起来非常荒谬，但事实确实如此，这是我唯一一次一见钟情。”　　巴萨特同样也深受感动，他们满怀热情地开始了一段远距离的浪漫爱情。在日的信件中，他写道：“那天下午，我们在游泳池里是那样的开心，在我把泳衣脱掉之后，你是多么可爱呀！”隔了几行他又写道：“上帝啊，多么完美的女人，多么完美的女人！”正如玛莎所说，巴萨特夺去了她的贞操。他叫她“亲爱的”或是“亲爱的米娅”。　　但是，巴萨特使玛莎十分困惑。他的行为举止并没有像她理想中的男人一样优秀。“我从未如此被爱，如此爱一个人！我也从未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求婚！”在数年之后，她对他写道，“我深深地受到了伤害，我感觉到自己的爱之树饱受了痛苦的折磨！”玛莎是首先想要结婚的人，但是巴萨特犹豫不决。她开始为自己出谋划策。她保留了与伯恩汉姆的婚约，这使巴萨特嫉妒极了，十分抓狂。他在拉奇蒙特给她的去信中写道：“你要么爱我，要么不爱我。如果你真的爱我，并且能真真切切地感受到这份爱，那么就别嫁给别人。”　　最终他们相互厌倦，并于1932年3月结为夫妻，但这却是个对彼此内心疑虑的检验，他们坚决要将他们的婚姻当秘密一样保守，甚至连朋友都不告诉。玛莎写道：“我全心全意地去爱你，长久以来我都努力想要真正地得到你，但或许我需要为此倾尽全力，爱本身也会令人筋疲力尽。”在他们结婚后的一天，巴萨特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这个错误是如此恶劣，他必须为了他在银行的工作去纽约。但更严重的是，他在那天没有给玛莎送鲜花――这个错误“微不足道”，但在她后来看来却有着更为深刻的含义。不久之后，巴萨特去日内瓦参加一场国际黄金会议，并犯了一个同样的错误。他在出发前没有打电话通知玛莎，“这表明我们的婚姻越来越令人担忧，我们即将分居两地”。　　他们俩度过了结婚第一年的分居生活，但定期在纽约或芝加哥相聚，但是肉体上的分离为他们之间的关系增添了沉重的压力。她后来认识到自己本应该听巴萨特的话，即使那时他犹豫不决，也要和他一起住在纽约，把去日内瓦的那个旅程转变成一段蜜月旅行。在一次打给他的电话中，玛莎深深地怀疑他们俩的婚姻是否本来就是一个错误。玛莎写道：“这对我来说就像信息技术一样难懂。”后来她开始和其他的男人“打情骂俏”，并且开始关心她父母的一位老朋友卡尔?桑伯格，她在十五岁的时候就与他相识了。他把自己写诗歌时的草稿――一片片破碎且不规则的薄纸片――以及两束用棉袄纽扣上的黑线扎着的金色头发送给了她。他在一个便笺中声明：“我曾经喜欢你用《情人渡》呼喊的方式说我爱你，喜欢你如阴暗的蓝雨般的私语。”玛莎留下了折磨巴萨特的足够的线索。正如她后来告诉他的，“我一直忙于自我疗伤，忙着用桑伯格和其他人来伤害你。”　　所有的力量在一天积攒到了一起，就在位于布莱克斯通大道上多德家的草坪上。“你真的知道我们的婚姻为什么最终会无果而终吗？”她写道，“因为我太年轻，太不成熟了，即使在二十三岁的时候，我还是想离开自己的家庭！我的心碎了，在我们刚刚结婚的时候，我的父亲在忙着打理自家门前草坪时跟我说了这么一句话：所以说，我亲爱的小女儿想要离开她年迈的老父亲了。”　　在她如今私生活混乱不堪的时候，她的父亲邀请她到柏林和他一起住，于是她突然面临着一个抉择：巴萨特、银行、最终不可避免的位于拉奇蒙特的房子、孩子、一块草坪――或者她的父亲、柏林，以及谁知道还有什么。　　她父亲的邀请是无法抗拒的。她后来对巴萨特说：“我必须在父亲、‘冒险’和你之间做出选择，我自己很难单独做出决定。”　　恐惧　　在接下来的一周，多德搭火车去了华盛顿，他于6月16日会见了总统罗斯福并与之共进午餐，那天总统的午餐桌上放了两个餐碟。　　罗斯福那天笑逐颜开，和多德说前不久德意志帝国银行的老总亚马尔?沙赫特（Hjalmar Schacht）来访问华盛顿，这个家伙可是掌握着还不还钱的权力，要知道，德国可是欠了美国不少钱。罗斯福说，为了这个德国人的来访，他可没少下功夫，他指示国务卿赫尔使了不少招数才平息了沙赫特招牌性的傲慢：沙赫特被带到赫尔的办公室讨论国事，在赫尔的办公室里没有待客的椅子，所以沙赫特只得站在赫尔的办公桌前，像极了罚站的学生，而赫尔则假装没看见沙赫特，自顾自地“忙着找办公桌上的一份文件，把沙赫特晾在一旁长达三分钟”。多德回忆罗斯福当时说这故事时表情诙谐，像个调皮的孩子。最后，赫尔终于在办公桌上找到了他要找的文件，那是一份罗斯福对于德国试图违约不还款的谴责声明。之后，赫尔才站起身与沙赫特握手打招呼，同时把这份声明递给了德国银行家。罗斯福告诉多德：“这些行为不外乎是打击一下德国的嚣张气焰。”罗斯福认为这样做确实起到了不错的效果。　　之后，罗斯福话锋一转，开始和多德讨论他对这位驻德大使的期望。首先提到的问题就是德国的债务问题。众所周知，德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欠了各国很多钱，而罗斯福面对这个问题的态度有些两难。他知道，那些美国银行家通过借贷给德国“牟取了太多的暴利”，但他们银行家的钱却也是美国老百姓的钱，因为这些银行家通过发行债券的方式套取了美国民众的积蓄。“因此，我们的人民有权利主张他们还款，但这又是老百姓的私人金融行为，远远超出了政府的职能范围，尽管如此，我还是要求你尽可能阻止德国拖欠债务的行为。”――主要是不要让德国欠钱不还，“要是他们久拖不还钱，也会影响我们的经济复苏”。　　之后，总统就与多德谈论起当时街谈巷议的所谓犹太人“议题”，或者叫犹太人“问题”。　　在罗斯福眼中，犹太人问题可是个有风险的议题。尽管震惊于纳粹对待犹太人的方式，也知道早年间震惊德国的暴力行为，但他仍然克制自己，尽量不发表任何直白的谴责声明。一些犹太领导人，如拉比怀斯、法官埃尔文?雷曼和路易斯?L.施特劳斯以及库恩―洛布公司，他们都希望罗斯福能够把这些现状公诸于世；而其他人，如菲利克斯?沃伯格和法官约瑟夫?普洛斯考尔，则希望罗斯福不要放宽犹太人进入美国的政策。罗斯福在这两方面表现出来的勉强态度让他们很是抓狂。1933年11月，怀斯将罗斯福描述成一个“刻板固执、不可救药，甚至令人难以接近的人――当然除了那些可以让他放心信任，并且不会因为任何犹太人问题而烦扰他的犹太朋友之外”。菲利克斯?沃伯格曾写道：“迄今为止，所有这些含糊不清的承诺没有一个曾付诸任何行动。”甚至连罗斯福的好朋友，一位哈佛大学的法律教授、后被任命为最高法院法官的菲利克斯?法兰克福特都发现自己说服不了罗斯福。这让他自己也觉得很无奈。但是罗斯福明白，任何一个对纳粹迫害的公开谴责，或是对犹太人进入美国的明显放松的政策，其政治成本都将是巨大的，因为美国的政治论述会把犹太人问题演变成为移民问题。在美国遭受经济大萧条期间，德国对犹太人的迫害，促使犹太难民一段时间里的大量拥入。这些孤立主义者坚持把另一个论点带入争论中，正如希特勒政府所认为的那样，纳粹对德国犹太人的镇压是德国的家务事，与美国无关。　　就连美国的犹太人也在处理这个问题上分裂成几个阵营。其中一个阵营以美国犹太代表大会为代表，他们号召利用各式各样的抗议，包括游行及抵制德货。1933年，这个阵营中有一位频繁在公众视野出现的领导者，同时也是这个阵营的名誉主席拉比怀斯，他越发对罗斯福的闭口不言感到灰心丧气。在怀斯前往华盛顿白费力气地去拜访总统的途中，他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如果他拒绝接见我，我会回来，把积压已久的犹太人的需求付诸行动。我也已经做好了两手准备。也许这样会更好，因为我将能够自由地发表我以前从未有过的言论。请主赐予我力量，我将奋战到底。”　　另一个阵营是由大法官普洛斯考尔领导的犹太人群体与美国犹太人委员会的联盟，他们主张走一条更加和平的道路，担心喧嚣不断的抗议和抵制只会让仍然留在德国的犹太人的境遇变得更糟糕。支持这一观点的还有一位芝加哥的犹太人律师里奥?沃尔姆瑟。在一封写给多德的信中，沃尔姆瑟写道：“我们在芝加哥坚决反对塞缪尔?昂特迈耶先生和史蒂芬?怀斯博士去推动一场有组织的犹太人抵制德货的活动。”他解释道，那种极端的抵制活动会促使德国犹太人遭到更严重的迫害，“而且我们知道，就他们多数人而言，情况会比现在变得更糟糕。”同时他声明，德国友人通过呼吁理性和自身利益的方式而带来的一个更加和平的氛围，会被一系列的抵制活动所破坏，并且会因此削弱德国偿还美国债券持有者的能力。他担心这样会让犹太人认为抵制活动是反抗的唯一途径。他对多德说道：“我们发现如果抵制活动由犹太人来指导和宣扬，那么就会使得议题――不应是‘犹太人遭受’而是‘自由受到限制’――变得更加扑朔迷离。”正如荣?切诺在《沃伯格家族》一书中所写的，“一个极端的分裂会使走向国际的犹太民族元气枯竭，就像纳粹新闻所说的那样，它会用一种单一的、难以安抚的意念去操控一切。”　　然而，让两个阵营都同意的观点是，任何一个阵营明确公开地试图帮助犹太人移民去美国的做法只会导致灾难的降临。1933年6月初，拉比怀斯给菲利克斯?法兰克福特――当时，他还只是哈佛大学的一名法律教授――的信中写道，如果关于移民的争论引起议会的注意，那么“这对我们将会是极为不利的”。事实上，当《财富》杂志的民意调查显示，有大约三分之二的受调查者希望那些犹太难民离开美国时，我们就可以推断反移民情绪将会一直延续到1938年。　　在罗斯福的行政管理机构中有一个较成熟的负责犹太移民的部门。劳工部部长弗朗西斯?珀金斯，这位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在内阁中占有一席之地的女性，一直试图让政府机构做点什么，好让犹太人能够更容易地入境美国。她带领的部门负责监管移民的运行和政策的实施，但却没有职责去决定接受或拒绝签证。这一职责落在了美国国务院和其驻外领事手中，而他们对此抱有全然不同的观点。实际上，一些部门里的绝大部分高官都对犹太人怀有抵触情绪。　　其中一位代表就是美国副国务卿威廉?菲利普斯，他在国务院是仅次于赫尔的二号人物。菲利普斯的妻子和埃莉诺?罗斯福是儿时的玩伴。菲利普斯的副国务卿职务就是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而非赫尔任命的。在菲利普斯的日记中曾把一位生意上的朋友描述为“我那来自波士顿的小犹太朋友”。菲利普斯很喜欢到大西洋城参观，但在另一篇日记中他却写道：“整个城市都被大批的犹太人侵扰着。事实上，整个海滩在每个星期六的下午和星期天都会出现一个非常奇特的景象――整个海滩都被身着浅色服饰的犹太男人和女人占领，只能看到零星的沙滩原貌。”　　另一位主要的官员，全权负责领事事务的美国助理国务卿威尔伯?J.凯尔，则称呼犹太人为“犹太佬”。在一个关于俄罗斯和波兰移民的备忘录中他写道：“他们的行为中透露着肮脏和反美，还常常让人感到危险。”在结束了底特律的旅行后，他把这个城市描绘成一个充满“灰尘、烟雾、污垢和犹太人”的城市。他还因为大西洋城也有犹太人的存在而抱怨不已。他和妻子于某一年的2月在大西洋城待了三天。每天，他都要在日记里写下一条条对犹太人的蔑视和诋毁。他在第一天的日记中写道：“我们沿着百达汇玩，一天看不到几个非犹太人。犹太人无处不在，仿佛是最普遍的群体。”当天晚上，他和妻子在克拉里奇饭店用餐，发现餐厅里挤满了犹太人，“只有极少的犹太人看起来不错。只有两个坐在我另一侧的犹太人身着晚礼服。整个餐厅弥漫着淡漠的气氛”。第二天晚上，凯尔夫妇去了一家完全不同的饭店――马尔伯勒?布伦海姆餐厅，发现那里的人和氛围显得文雅得多。“我喜欢这里，”凯尔写道，“这里与克拉里奇饭店里的犹太气氛真是有着天壤之别。”　　一位美国犹太人委员会的官员称凯尔是“一个反犹太主义的大骗子，他只是说得好听，但却从来没想过为我们做任何事”。　　凯尔和菲利普斯都赞成坚决按照国家移民法中的条款执行，限制所有“可能会成为公众负担”的移民入境。1917年的移民法案中，声名狼藉的“LPC条款”在1930年被胡佛政府重新采纳，用以在美国失业率猛增时期限制移民入境。领事馆官员掌握着很大的权力，他们决定哪些人能够移民美国，因为他们决定了哪些签证申请人不能通过“LPC条款”。移民法还要求申请人提供警方的宣誓证明，以证明他们的良好品格，同时需要上交出生证明及其他政府记录的复印件。一部犹太人的回忆录中写道：“你必须去向你的仇敌要一份品行证明书，这简直太荒谬了。”　　犹太积极分子控告美国的驻外领事馆得到上级的秘密指示，只给每个国家的一小部分人发放签证。这是一个很有价值的指控。美国劳工部的律师查尔斯?E.维赞斯基发现，在1933年领事馆曾给出了一个非官方的口头指示，把每个国家移民签证的数量控制在该国配额数量的百分之十。犹太领导人进一步声称，获取警方的记录不仅很困难，而且十分危险――“几乎是不可克服的障碍”，美国犹太委员会主席约瑟夫?M.普洛斯考尔在给副国务卿菲利普斯的信中写道。　　对于普洛斯考尔把领事馆描述成一个障碍物，菲利普斯表示很生气。“我们的领事馆，”菲利普斯用一种温和的方式斥责道，“只是用一种有效的方式判定签证申请人是否符合法律所规定的必要条件。”　　根据普洛斯考尔和其他犹太领导人的观点，认为这一政策会导致犹太人不会轻易申请移民去美国。的确，德国每年分配到的签证数额是两万六千人，但真正申请签证的只有非常小的一部分。这一差异为美国国务院官员反对改革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参数：如果只有那么一小部分的犹太人申请签证，又怎么可能出现什么问题呢？这一争论到1933年4月被罗斯福所接受。他十分清楚，出台任何一个使移民自由化的条例，都会导致美国国会大幅减少原定的签证配额。　　在和多德共进午餐的时候，罗斯福突然意识到这一事件的敏感性。　　“德国的权力当局用一种十分可耻的方式对待犹太人，而犹太人在这个国家显得十分活跃，”罗斯福告诉他，“但这不是政治问题。除非美国公民成为受害者，否则我们什么都不能做。我们可以采用任何非官方的方式，我们必须保护他们，减轻他们所遭受的迫害，每个人都应该行动起来。”　　话题转到现实问题上来了。多德坚持，他在他固定的1.75万美元薪水之内可以生活。这些钱对于大萧条中的美国人来说可不是一笔小钱，但是身为一位大使，这点钱可不足以招待欧洲外交官和纳粹官员。对多德来说有一点原则是：他认为当自己祖国的其他人民穷得都没饭吃的时候，大使不应该生活奢侈。然而就他而言，这也恰巧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别的大使都有丰厚的私产，而多德却两袖清风，所以即使他想过奢侈的生活，他也没钱。　　“你说得很对，”罗斯福告诉他，“除了两三个一般的晚宴和娱乐，你没必要夜夜笙歌。对那些常来使馆的人，包括在德国的美国公民，以及那些对美国感兴趣的德国人，要尽量公平地对待他们。我觉得你的薪水够用了，这些钱也耽误不了你干正事儿。”　　之后又谈了一些关于贸易关税和削减武器的话题，午餐就结束了。　　下午两点，多德离开了白宫，步行去国务院，打算在那里会见各种官员和阅读从柏林发来的信件，即总领事乔治?S.梅瑟史密斯写的冗长报告。这个报告是令人不安的。　　希特勒担任总理六个月了，通过一笔政治交易，他收到了任命，但他并没有拥有绝对的权力。德国的八十五岁的总统――陆军元帅保罗?冯?兴登堡，仍然拥有任免总理和内阁的宪法权力，同样重要的是指挥忠诚的正规军国防军的权力。与兴登堡相比，希特勒和他的副手们出奇地年轻，希特勒只有四十四岁，赫尔曼?戈林四十岁，约瑟夫?戈培尔三十六岁。　　有一篇报纸文章描写了希特勒的怪异行为，以及他的政府对犹太人、共产党人和其他反对者的暴行，因为在美国有一个广泛持有的信念，这样的报道一定是过分夸大的，可以肯定的是，现代国家不会这么做。然而在国务院这里，在多德阅读的各种信件中，梅瑟史密斯描述了德国从民主共和国到残暴的独裁政权的急速下降。这对梅瑟史密斯来说毫不费力，他倾向于写长文章，早期他的绰号为“四十页乔治”。他写的普遍暴力发生在这几个月，紧跟着希特勒被任命并增加对政府的控制之后，该政府向德国社会的所有方面施加压力。3月31日，三名美国公民被绑架，并被拖拽到冲锋队营地，他们被脱去了衣服，在寒冷中过夜。早上，他们被殴打，直到他们失去了知觉，然后被丢弃在大街上。一名美国合众国际新闻社的记者消失了，但在梅瑟史密斯调查之后被安全释放。希特勒的政府宣布，抵制所有在德国的犹太人的生意一天，包括商店、律师事务所、医生的办公室。还有焚烧书籍，解雇犹太人，看似无穷无尽的游行，并且禁止德国曾经充满活力的自由媒体。根据梅瑟史密斯的描述，它们被置于政府控制之下的程度，“比那些可能已经在任何国家存在的更强。新闻审查制度可能被认为是完全的”。　　然而，在他的最新一封信件中，梅瑟史密斯明显有着更乐观的基调。多德无疑发现了令人振奋的事情。异常乐观的梅瑟史密斯现在报告说，有迹象表明德国越来越稳定，并将此归因于希特勒、戈林、戈培尔日益增长的信心。“责任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政党的主要领导人，”他写道，“有充分的证据表明，他们将变得更加温和。”　　然而，多德从未得到机会去阅读梅瑟史密斯在他收回这个愉快的评估之后不久所写的那封信。标记为“私人绝密”的信件，被寄给了副国务卿菲利普斯。日，当多德一家准备出发去柏林时，这封信到达了菲利普斯的手中。　　“在此前的信件中，我试图指出政党的更高领导人越来越温和，然而，中层领导和群众仍然像以往一样激进，问题在于，更高的领导人能否将他们的温和意愿强加给群众，”梅瑟史密斯写道，“这开始看起来相当肯定，他们没有能力这样做，来自底层的压力会变得更强。”戈林和戈培尔尤其显得不再那么温和，他写道：“戈培尔博士每日说革命才刚刚开始，到目前为止做的只是一个序曲。”　　一名牧师被逮捕了。此人是下西里西亚（Lower Silesia）的前总统，梅瑟史密斯与他有些私交。如今这个人也被关进了集中营。他感觉到“歇斯底里”的情绪在中层领导的纳粹党中高涨，从而引出一个信仰，“那就是，唯一的安全在于让每个人都在监狱里”。国家悄悄地但积极地准备进入战争，部署宣传运动来召唤人们的感知，即“整个世界都反对德国，并且它毫无防备地立于世界面前”。希特勒关于和平意图的誓言是虚幻的，只是为了争取德国重整军备的时间。梅瑟史密斯警告道：“但是他们大多数想做的，绝对是让德国成为所有存在过的战争中最有能力的一方。”　　多德在华盛顿参加了一个德国大使馆为他举办的招待会，也正是在那里，他第一次见到了威尔伯?凯尔。在招待会之后，凯尔在他的日记中写下了对多德的简短描述：“他风趣幽默，讨人喜欢，同时又不失谦恭。”　　多德还去拜访了国务院西欧事务首席主管杰伊?皮埃尔庞特?穆法特。穆法特和凯尔与菲利普斯都同样厌恶犹太人，并都对犹太移民有着强硬的态度。穆法特这样记录下了他对这位刚上任的大使的印象：“他对自己的观点极其确定，并以一种非常有说服力和有教育意义的方式将他的想法夸张地表达出来。唯一的美中不足是，他将要用他的薪水养活一家四口人，并且还居住在物价相当高的柏林，甚至连我都负担不起在那里的生活费。”　　凯尔和穆法特都没有写下，他们以及和他们一样出身高贵的人在当时对于多德任职大使一事的惊讶和不满。在他们这个精英圈子里，只有出身高贵、血统纯正的人物才能配得上这种任命。他们当中的许多人上的都是同一所预科学校，主要是圣保罗中学和格罗顿中学，并直接从这些杰出的学校升入哈佛、耶鲁和普林斯顿。副国务卿菲利普斯在波士顿后湾区中的一座维多利亚时代建造的大房子中长大，他二十一岁时就已经经济独立，并在之后成为了哈佛大学的校董。他在美国国务院的同事们大多都很富有，他们会在没有预期投资回报的情况下就在海外从自有资金中拿出巨资投资一些项目。休?威尔逊，他们当中的一名官员，在称赞他的这些外交官同事们的时候这样写道：“他们都认为自己是一个了不起的俱乐部中的一员。正是这种想法培养出了他们可观的团队精神。”　　依照这个俱乐部的标准，多德在他们眼中有多符合穷人的标准就可想而知。　　他回到芝加哥整理行装，参加各式各样的告别活动。之后，他和妻子、玛莎及比尔一同坐火车前往弗吉尼亚州，最后一站到达圆山农场。他八十六岁高龄的父亲约翰居住在北卡罗来纳，离这个农场相当近。尽管他希望自己的孩子近在咫尺，但是考虑到罗斯福总统希望他作为新任大使尽快赶到柏林，多德起初并没有打算去拜访他的父亲。多德早前写信告诉过他的父亲他被任命为新任大使，以及在临行之前他都没有时间前去拜访。他随函附上一笔钱，并写道：“我很抱歉一直未能在您身边。”他父亲立刻回信，信中表达了他为多德获得美国政府授予的伟大荣誉而深感骄傲，但是又透露了为人父母才有的醋意，一些细节使多德心生愧疚，打算改变一下。老多德写道：“如果我有生之年无法和你见面，这也不打紧。直到我死前几个小时，我都会为你骄傲。”　　多德改变了他的计划。7月1日，星期六，他和妻子登上了一辆开往北卡罗来纳的卧铺车。在他们拜访多德父亲期间，他们顺道游览了当地的标志性建筑。多德和妻子抚摸着古老的地面，仿佛是在做最后的道别。他们参观了家族墓地，多德站在他1909年去世的母亲的墓前。当他走在草地上时，意外地看见在内战中被俘祖先的墓碑，其中有两名是和罗伯特?李（Robert E. Lee）将军一起在阿波马托克斯投降的。这场旅行笼罩着家族不幸和朝不保夕的气氛。“这真是相当悲伤的一天。”他写道。　　当他和妻子返回弗吉尼亚州的农场之后，他们接着又乘火车去了纽约。玛莎和比尔开着家里的雪佛兰，打算中途停在码头，再坐船去柏林。　　多德本想多陪家人两天，但是部门早就坚持，一旦他到达纽约，他就要参与大量会议，与银行经理们和犹太领导人们就德国债务问题进行讨论，尽管多德本人对这个问题毫无兴趣。多德担心美国和德国媒体会歪曲这些会议，来破坏他所希望在柏林展现的客观形象。他答应了，结果却换来极为糟糕的一天。这天，他遇见了形形色色的、犹如狄更斯《圣诞颂歌》中一连串鬼魅一样的拜访者。从一封来自著名的犹太教活动家的信中，多德得知在7月3日，星期一，将会有两拨人来拜访他。第一拨八点半到，第二拨九点到。这些会议将在世纪俱乐部举行，多德在纽约的大本营。　　然而，多德首先和那些银行家在纽约国民城市银行――几年后被称为花旗银行――的办公室会面。多德吃惊地发现，国民城市银行和大通国民银行共持有超过一亿美元的德国债券。那时，德国很有可能以百分之三十的利率偿还这些债券。“我们谈话虽多，但除了我应该尽我所能防止德国公然违约外，我们从未达成过一致。”多德写道。他对银行家毫无同情。对德国债券高利率的美好预期，使得他们忽视了显而易见的风险，即一个饱受战争摧残、政局动荡的国家有可能会出尔反尔。　　那晚，犹太领导人如期抵达，其中包括菲利克斯?M.沃伯格，一位支持美国犹太人委员会温和策略的杰出金融家，以及倾向于更为强硬的美国犹太人大会的犹太教教士拉比怀斯。多德在他的日记中写道：“讨论持续了一个半小时，内容包括德国人一直杀害犹太人，犹太人深受迫害，自杀司空见惯（据报道，沃伯格一家就有过此种情况），以及所有犹太人的财产都被没收充公等问题。”　　在会议中，多德似乎已经提到两个上了年纪的、生活在法兰克福的亲戚――莫里茨和凯西?奥本海默。大约在三周前，他们两人自杀身亡。后来，沃伯格写道：“毫无疑问，希特勒政权让他们活着时饱受煎熬，生不如死，他们渴望结束生命。”　　多德的拜访者竭力主张他劝说罗斯福进行官方干涉。但是他对此表示反对：“我坚持认为政府不能公开干涉，但是我向在座各位保证，我会尽可能运用我个人的影响力来反对德国犹太人遭受的不公正对待，当然也包括对美国犹太人的虐待。”　　随后，多德乘坐晚上十一点的火车前往波士顿，并于第二天，7月4日的凌晨到达。他一到波士顿就被司机接到爱德华?M.豪斯上校的家中，与其共进早餐，商讨事宜。爱德华?M.豪斯上校是罗斯福亲近的顾问。　　在这场内容广泛的谈话中，多德第一次了解到自己竟远非罗斯福的第一选择。这个消息使他深感羞辱。他在日记中写道，对他而言，这打击了他任何因得到任命而产生“过度自负”的可能。　　当谈话转向德国对犹太人的迫害时，豪斯上校力劝多德“尽你所能，减轻犹太人的苦难”，但是同时也发出警告：“不可让犹太人像多年以前一样，在柏林的经济和知识生活中占据主导地位。”　　就这一点来说，豪斯上校表达了一种在美国盛行的观点，即犹太人至少得为他们所受的苦难承担部分责任。当天，多德返回纽约，当与家人在查尔斯公园大道的公寓共进晚餐时，他遇见了态度更加激进的人。克莱恩是一位七十五岁的慈善家，他的家族靠出售管道用品发家。克莱恩据说是一位在某些中东和巴尔干国家都具有影响力的阿拉伯语学者，也是多德所在的芝加哥大学的系慷慨的支持者。他为俄罗斯历史和制度的研究捐赠了一个教席。　　多德早就知道克莱恩对犹太人并不友好。早前当克莱恩写信祝贺多德获得任命时，他就曾提出过一些建议：“战争胜利之后，犹太人迅速发展进步，染指俄罗斯、英国和巴勒斯坦，甚至还被发现企图掌控德国。他们碰了钉子以后彻底疯狂，犹如洪水猛兽，席卷整个世界，尤其在美国，因为反德宣传的关系，控制美国更是轻而易举。我强烈建议你拒绝任何社会邀请。”　　多德部分赞同克莱恩认为犹太人应为其所处困境负一定责任的看法。后来在给克莱恩的信中，他写道：到达柏林之后，尽管他对犹太人所受的残酷对待提出异议，但他确实认为德国人蒙冤受屈，有权申诉。“当我有机会私下与一些德国名流交流时，我坦率地提出他们面临的问题非常严峻，但他们却似乎并不知道如何解决。”他写道，“在德国，犹太人身居要职的人数远远超过他们的人口以及天赋所该有的。”　　吃晚饭时，多德听到克莱恩对希特勒的无尽赞美，同时也知道克莱恩个人对纳粹如何对待犹太人并不反对。　　那晚，当多德离开时，克莱恩给这位大使提了另一个建议：“随希特勒去吧。”　　第二天上午十一点，也就是日，多德一家打车前往码头登船。他们的船是开往汉堡的“华盛顿”号。他们在那里偶遇刚刚告别了儿子小富兰克林的埃莉诺?罗斯福，她的儿子即将起航去欧洲旅居。　　十几名记者也拥上了船，把多德和他的妻儿挤到了甲板上。玛莎当时在船的别处。记者们提出各种问题，并怂恿多德一家作出挥手告别的姿势，他们很不情愿地做了。后来多德写道：“我们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这个姿势与陌生的纳粹礼相似，不得不举起手来挥动。”这些照片引发了一片哗然，因为照片显得记者刚好捕捉到了多德一家人迎接希特勒的场面。　　多德愈发担忧，此时他开始害怕离开芝加哥，害怕离开他从前的生活。轮船渐渐起航，这家人即将经历如玛莎所描述的“超乎想象的痛苦和灾难”。　　玛莎哭了。　　初夜　　玛莎继续打着退堂鼓，正如她所说，这是为了未来两天“充裕且丰富的”美好生活。她并非因为忧虑才不去想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实际上是什么模样。然而，她为自己抛下家乡和人民、朋友和工作，抛下自己在布莱克斯通大道的家庭温暖、亲爱的卡尔，以及她在芝加哥“无比珍贵的”生活而感到痛心不已。如果她需要提醒自己还失去了什么，那么告别会上的座位足以说明一切。她坐在桑伯格和另一个好朋友桑顿的中间。　　她的悲伤逐渐缓和。海面平静，阳光明媚。玛莎和罗斯福的儿子在此时相识，他们在一起跳舞，喝香槟。他们相互检查护照，他的护照简洁明了地指明自己就是美国总统的儿子，而她的护照则有些炫耀，称自己是在德国全权代表美利坚合众国的大使威廉?E.多德的女儿。玛莎的父亲要求她和哥哥去自己的大房间，门牌是A―10。兄妹二人被要求每天至少在那里待一个小时，听他用德语大声朗读。他异常严肃，这使得玛莎感到一种毫不习惯的紧张感。　　然而，之前对冒险的预想很快消除了玛莎的忧虑。她对国际政治一无所知，并且也承认自己毫不了解德国境遇的严重性。她把希特勒看作是像查理?卓别林一样的小丑。她同当时的美国及世界上其他地区的许多人一样，没能想到希特勒能够持续这么久，并且受到重视。她对犹太人处境的看法是矛盾的。作为一名芝加哥大学的学生，玛莎早就受到过那些为传播对犹太人的敌意而对本科生进行的潜在宣传。她发现，甚至许多大学教授都憎恶那些聪明过人的犹太同事和学生。至于她自己，她说道：“我有点反犹太，我认同犹太人不如非犹太人外表好看，并且很难被社会认可。”她同时发现自己也同意这样一个观点，即使犹太人普遍很有才气，但他们也是富有的且有上进心。在这件事情上，她的身上投射出了很大一部分美国人的影子，他们在20世纪30年代为随后出现的民意调查的践行者所感染。某调查显示，41%的被调查者认为犹太人在美国享有了过多的权力。另外一个调查显示，五分之一的被调查者想要把犹太人驱逐出美国。（一个未来将持续数十年之久的调查显示，在2009年的美国，认为犹太人过度享有权力的人口比例已缩至13%。）　　一位同学将玛莎描述成郝思嘉，“一个有着金发、明亮蓝眼睛和白皙透亮皮肤的性感女巫”。她认为自己是一名作家，她希望自己能最终将短篇故事和小说的写作发展成一个事业。桑伯格激励她努力向前。“你具有所有作家应有的个性，”他写道，“时间、清静和付出是你过去的必需品；你已具备成为一名作家所需的所有条件。”在她动身前往柏林之后，桑伯格建议她把所有的事情都记录下来，并且珍视所有自己擅长的短文、随笔、诗句写作的灵感。最后，他敦促道：“弄清希特勒是如何组成的，是什么让他的脑袋运转，什么组成了他的骨骼和血液。”　　桑顿?瓦尔德还给予了她一些具体的建议。他警告玛莎不要为报纸写文章，因为那些“粗劣作品”会分散她严肃创作的注意力。他建议她用日记记下“某一政治时期的流言及人们的观念”。他写道，未来这些日记将会成为“你我最感兴趣的东西”。一些朋友认为她已经爱上了桑顿?瓦尔德，尽管他四处留情，玛莎还是把他的照片收藏在一个小盒子里。　　在海上的第二天，当多德在甲板上闲逛的时候，看见了三天前在纽约遇见的老熟人，犹太领袖拉比怀斯。他们曾在一张桌子上吃过饭。这次航行持续了几周，在这几周里，怀斯和多德讨论德国不下六次。之后，怀斯向另一位犹太领袖朱里安?W.麦克――一名联邦上诉法官报告说，多德这个人亲切友善，值得信任。　　多德对于美国历史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他曾经对怀斯说：“没人可以将有关华盛顿和杰斐逊的真相和盘托出，因为人们必须做好准备接受它，即使他们还没有准备好。”　　这让怀斯很震惊，并把这席话称之为“一周中唯一的烦心事”。他解释说：“如果人们还没准备好了解一个完整的华盛顿和杰斐逊，那么当多德从一名政府官员的角度了解了希特勒之后，他又该如何看待希特勒呢？”　　怀斯继续说：“无论什么时候我提出什么方式来回报国家，德国都会以赤裸裸的事实让他们的总理知道，包括基督教各政党在内的社会舆论都反对德国。……他一遍又一遍地回答，‘如果我有机会跟希特勒谈谈的话，我会坦白地告诉他所有的事。’”　　怀斯把他们在船上的谈话总结为，“多德认为自己是作为去德国培育美国式自由主义的代表”。他引用了多德最后一句话，“如果我站错了队伍，没有拥护总统先生所拥护的自由主义和其他所有事情，后果会很严重，而对于我来说，当然也拥护总统。”　　这个时候，确切来说，多德觉得他的大使身份不仅仅是观察员或是记者。他相信通过说理和举例，他将会对希特勒和他的政府产生一定的影响，同时，也会劝说美国放弃不参战的方针，从而参与到国际事务中去。多德觉得最好的办法就是尽量怀有同情心，做到客观公正并试着理解德国人的观念，因为我们都不曾正确地看待过他们的想法。在一定程度上，多德赞同德国人的看法。多德在他的日记里写道，令希特勒深恶痛绝的《凡尔赛条约》，“像其他停战条约一样，在许多方面是不公平的”。他的女儿玛莎在回忆录里更加强调了这一点，说她的父亲曾“谴责”过这一条约。　　作为一名学历史的学生，多德坚信人固有的理性，并且这种理性和信念将会得到伸张，尤其是在制止纳粹迫害犹太人这件事上。　　多德告诉他的朋友助理国务卿沃尔顿?莫尔，表示他宁愿辞职，“也不愿死守着协议书继续当挂名的首脑”。　　多德一家在日星期四抵达了德国。多德错误地认为，所有为家庭到来的事情都已安排妥当，但经过一段缓慢而乏味的通过易北河的旅程后，他们在汉堡下了车，却发现并没有使馆的人预订好去柏林的火车票，更不必说通常的私人轨道车了。一位名叫乔治?戈登的使馆参赞在码头接到了他们，并匆匆安排了旧式传统火车上的小隔间，而这列与“飞行的汉堡人”大相径庭的火车，开往柏林的旅程超过了两个小时。这个家庭的雪佛兰则造成了另一个问题。比尔打算开着它到柏林去，但是未能填写提前的文件，即需要它在下船之后可以行驶在德国的道路上。一旦这个问题得到解决，比尔就可以动身离开。同时，多德回答了一大堆记者的提问，其中包括一位来自一家犹太人报纸名叫《汉堡犹太人家庭报》的记者，这家报纸随后发表的一篇文章暗示，多德的首要任务是阻止纳粹迫害犹太人，恰好这种扭曲也是多德过去所希望阻止的。　　随着下午时间的流逝，多德一家人对参赞戈登产生了讨厌的感觉。他是大使馆的二把手，而且管理着包括第一和第二秘书、速记员、文件和代码办公室职员以及各种各样雇员大约总共有二十四人的基础结构。他为人严厉而又骄横，打扮得像上个世纪的贵族，他带着一根手杖。他的胡子是卷曲的，肤色发红又发炎，这个标志物使得一位官员戏称他为“非常胆汁质”。他讲话非常得体，玛莎形容为发音清楚，又有礼貌且非常谦逊。他不试图掩饰对这个家庭简单外观的蔑视，或是他对他们没有一大堆贴身男仆、女仆和司机而独自到达这个事实的不满。前任大使萨基特，比起戈登，更是那种富有的人，他在柏林的住处就有十个仆人。玛莎感觉得到，对戈登来说，她们家属于那种“他不允许自己在其可能的大部分成年时期去交往”的阶级。　　玛莎和她妈妈坐在一个小隔间里，其中放置着许多在码头表示欢迎而送给她们的花束。她的妈妈玛蒂心神不安，心情也十分低落，却期望着即将到来的“生活方式上的责任和改变”，玛莎回忆说。玛莎靠在她妈妈的肩膀上，很快就进入了梦乡。　　多德和戈登坐在一个单独的小隔间里，商讨着大使馆的事务和德国的政治。戈登警告多德，多德的节俭以及他坚持只靠国务院的收入支持生活，将会给与希特勒政府建立关系造成阻碍。多德不再仅仅是个教授，而戈登正好提醒了他，他是一名重要的外交官，将面临一个只崇尚武力的骄傲政权。多德日常生活的轨迹也将不得不发生变化。　　火车穿过美丽的小镇和傍晚余晖中刀刃状的森林峡谷，三个小时后到达了大柏林河，最后驶入柏林的雷特火车站，它位于流入市中心的施普雷河的岸边。作为柏林五大主要轨道入口之一，这个车站像个大教堂一样高于它周围的建筑，它有着桶形穹隆的天花板，车站两边都是拱形的窗户。　　在站台上，多德一家人遇到了一大群等待迎接的美国人和德国人，其中包括来自德国外交办公室的官员，以及携带照相机和所谓“闪光灯”的闪光器的记者们。一个看起来精力充沛的男人，中等身材，大约五六英尺高，向他走来并进行了自我介绍，正如之后作为历史学家和外交官乔治?凯南所描述的那样：他是一个枯燥乏味的、说话有气无力的像青椒一样的男人。他就是总领事乔治?梅瑟史密斯，又是驻外事务处的官员，多德还在华盛顿的时候就读过其冗长的公文。玛莎和她的爸爸立刻就喜欢上了他，认为他是一个有原则又坦率的人，是有希望做朋友的，尽管之后这个评价注定要进行重大的修订。　　乔治?梅瑟史密斯又回到最初的希望。他曾写道：“我从一开始就喜欢多德，他是一个非常简单的男人，无论是他的行为方式还是他的态度。”但是，他提到多德给人的印象是脆弱的。　　在一大群接待者中，多德一家还遇见了两位女士，她们在接下来的几年中在这个家庭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其中一个是德国人，另一个是来自威斯康星州的美国人，她与德国一个最崇高的学者王朝中的一员结婚了。　　那个德国女人名叫贝拉?弗洛姆――“弗西阿姨”，她是一家相当受尊敬的报纸的社会专栏作家，这家报纸就是《弗西报》，是到当时为止仍然在柏林发行的两百种报纸之一，并且不像其他报纸那样被种种政治势力所左右，《弗西报》始终能够独立地报道新闻。弗洛姆体态丰腴，又很俊俏，在鸥翼般黑色的眉毛下有着一双玛瑙色的吸引人的眼睛，她的瞳孔被下眼睑部分遮挡着，在某种程度上传达着理解力和怀疑主义。她受到这座城市民主团体中几乎所有成员的信任，还有纳粹党地位较高的成员，根本没有考虑到她是犹太人。她声称在希特勒政府中有地位高的消息来源人，他会提前告知她将来德意志帝国的行动。她是梅瑟史密斯亲近的朋友之一，她的女儿高妮叫他叔叔。　　弗洛姆在她的日记中记录了她最初对多德一家的考察研究。她写道：玛莎是“有学识年轻女性的完美代表”。至于大使，“他看起来像一名学者。他枯燥无味的幽默吸引了我。他善于观察又严谨，他说当他在莱比锡城还是学生时，就学着热爱德国。而且，他将致力于将自己的能力投入到在德国和他自己的祖国之间建立一种真诚的友谊。”　　她补充道：“我希望他和美国总统不会对他们的努力感到太失望。”　　第二个女人是美国女性俱乐部在柏林的代表之一，梅尔德里德?费什?哈纳克（Mildred Fish Harnack），她与弗洛姆在身体的每一个方面都相反，她是很纤瘦的金发碧眼的美女，她举止优雅但很缄默。玛莎和梅尔德里德立刻就相互喜欢上了对方。梅尔德里德之后写道，玛莎是“开朗又有能力的，有种对理解世界的真实渴望，因此我们的兴趣很接近”。她觉得她找到了灵魂伴侣，一个对写作相当有兴趣的女人。变得孤独和被孤立都会成为作品中的阻碍，想法激发概念，而且对写作的热爱会传染。　　玛莎反过来被梅尔德里德所感染。她曾写道：“我立刻就被她所吸引。”梅尔德里德身上流露出一种力量和美味融合的特质。“她很缓慢地表达自己的意见，她常常静静地听着，她闪烁着她那大大的灰蓝色的眼睛，认真地考虑权衡和评估着，并试图理解。”　　＊＊＊　　戈登参赞替玛莎置办了一辆汽车，并指定一位已签好协议的秘书陪她到她们一家人居住的旅馆――在多德一家租到合适的房子之前会住在这里。玛莎的父母则与戈登、梅瑟史密斯以及梅瑟史密斯的妻子一起走。玛莎一直开车向南行驶，穿过施普雷河，随后进入了都市。　　她发现了一条又长又直的林荫大道，这让她想起了芝加哥的那些僵硬的格栅，但是它们却不相同。不像芝加哥，到处都是摩天大楼，在那里，玛莎每天都步行去上班。在这里，大多数的建筑物都比较矮小，典型的大概五层左右，并且这种描述已经放大了对这座城市的这种低矮、平坦的感觉。大多数建筑看起来都比较古老，但还是有一些建筑看起来非常新，它们有多块大面积的草坪、平整的房顶、修整过的外观，所有这些建筑都出自瓦尔特?葛罗培、布鲁诺?陶特及埃尔利希?门德尔松这些德国建筑大家之手，只是这些人现在被纳粹定罪为颓废者、共产主义者，最不能让纳粹容忍的其实还是他们的身份――犹太人。这座城市充满色彩和能量，这儿到处都有双层公共汽车、轻轨、颜色亮丽的有轨电车，它们的链条会发出明亮的蓝色火花。身形较小的汽车飞驰而过，大多数是黑色的，但也有一些是红色、奶油色、深蓝色的，大多数汽车品牌都是玛莎没见过的：比如可爱的欧宝4/16PS汽车，带有致命弯弓之箭装饰物的霍希汽车，当然最多的还是梅赛德斯汽车，有的镶有铬金边，有的外观呈黑色，有的外形也不庞大。约瑟夫?戈培尔也将城市写进了他的诗歌当中，其中有些就又写到了柏林城里最受欢迎的选帝侯大街选帝侯大街（Kurfürstendamm），柏林城最具商业气息的街道，诸多奢侈品牌在这里设有门店，被称为德国的香榭丽舍大道。――译者注，尽管选帝侯大街这个词儿在戈培尔的诗歌里看是诅咒而非赞扬。事实上，戈培尔管这条街叫城市的“脓肿”。他的原文是这么写的：“有轨电车的铃声响起，挤满人的公共汽车发出咔咔嗒嗒的鸣笛声。出租车和漂亮的私家车在光泽的沥青路上低声哼唱着。”他写道：“洒了大量芬芳香水的女士们，在阳光或是霓虹灯的映衬下，脸上洋溢着如同妓女般的笑容；所谓的男士们在闲逛，单片眼镜反射着光线，假冒的昂贵宝石闪着光。”这就是柏林，他写道，“充满邪恶和腐败的石头沙漠，居住着一群生来就不会笑的人。”　　年轻的礼宾主任指出各种各样的地标。玛莎的问题一个接着一个，很显然，她想考验官员的耐心。车刚开出不久，他们来到了一个露天广场，到处都是用西里西亚砂岩建成的巨大建筑，并且在四个角落各有一个二百英尺高的铁塔，它们的建造风格是绚丽的意大利文艺复兴风格，卡尔?贝德克尔在其著名的旅行指南中提到过。这就是帝国的国会大厦，德国的立法机构就在其中。国会大厦在四个月前就已准备就绪，不过不久之后就遭遇了著名的国会纵火案。一位年轻的名叫马力努斯?凡?德尔卢贝的荷兰人，是个“堕落的共产主义者”，被逮捕并被指控纵火，还有另外四位嫌疑人被指控是同犯。尽管广泛认可的谣言是纳粹党本身策划了纵火以激起布尔什维克的起义，并由此在自由的暂停和对德国共产党的毁灭上获得了大众的支持。即将到来的审讯就是柏林的谈话。　　但玛莎很困惑。与让她有所期待的新闻报道恰恰相反，这座建筑看起来完好无损，铁塔仍竖立在那里，表面看起来也没有标记。“哦，我还以为它已经被烧毁了！”当汽车经过这个建筑的时候，她尖叫道，“它看起来很好啊，快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　　在这个和其他几个疑惑之后，玛莎承认她太轻率了，礼宾主任向她靠过去，低声说：“嘘！年轻人，你必须要学会只被看到而不是被听到。你不应该说这么多，问这么多问题的。这不是在美国，你不能想到什么就说什么。”　　在接下来的行驶中她安静了下来。　　玛莎和她的父母一到达滨海酒店，便四下参观了这所由梅瑟史密斯亲自为他们安排的酒店和膳宿环境。他们所入住的滨海酒店位于美丽迷人的贝尔维大街，街道两旁绿树成荫，环境宜人。　　多德对酒店的奢华感到震惊，而玛莎则欣喜不已。　　滨海酒店是柏林当地最好的酒店之一。除了四周庞大的枝形吊灯和壁炉，酒店还拥有两座玻璃顶庭院，其中一座棕榈树庭院不仅因其下午茶舞会享有盛名，同时正是在这个庭院，柏林当地人第一次有机会接触到查尔斯顿舞。就连查理?卓别林、葛丽泰?嘉宝这样的人物也曾是这里的顾客。梅瑟史密斯为多德一家订了一套皇室豪华套房，套房内还有各式各样的分间，一应俱全，包括一间带独立浴室的双人房、两间同样带独立浴室的单人房、一间画室和一间会议室。从116房到124房，所有房间都排列在大厅的两侧。两间接待室的墙上都覆盖上了又滑又亮的织锦。虔诚的祈愿者寄来了数不尽的花束，套房内充满了这些花朵所散发的春天般的馥郁花香。玛莎回忆道：“套房内的各处摆满了兰花、白百合和其他许多种类各异、五彩缤纷的花朵，以至于想要四处走动都相当勉强。”她同时回忆道，“在我们走进套房的一瞬间，眼前这般的宏伟景象使我们震惊得倒吸了一口凉气。”　　然而，如此富丽堂皇的景致深深折磨着多德毕生所信奉的托马斯?杰斐逊式政治理想的每一个信条。梅瑟史密斯写道，多德在到达德国的时候就曾明确表达过，他希望能代为安排最朴素的旅店，在最简朴的住房入住。尽管梅瑟史密斯明白多德是多么希望“能尽量地谦逊、不受到关注”，但他同时也明白，“德国官员，包括民众，可能没有办法理解他的意图与想法”。　　安排多德一家入住滨海酒店还有另外一个原因。美国驻德外交官和政府部门官员一向都是居住在滨海酒店，如果不按常规行事而独树一帜的话，将会违背德国的外交礼仪与传统，造成极坏的影响。　　多德一家就这样在滨海酒店安顿了下来。小比尔和雪佛兰汽车预计一时半会儿还到不了。多德拿了一本书回到房间，准备就寝；而玛莎仍然无法理解所发生的这一切。虔诚的祈愿者继续不断地寄来卡片和许多花束。玛莎和她的母亲因豪奢的酒店环境和膳宿而惴惴不安，两人都“极度渴望知道，若不出卖我们的灵魂，所有的这一切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晚些时候，多德一家重新振作精神，来到酒店餐厅用晚膳。在餐厅里，多德温习了一下他数十年前学会的德语，并且面无表情地试图去和侍者开玩笑。玛莎回忆当晚时写道，他那晚看上去“真是滑稽极了”！这些侍者更习惯于那些世界显要和纳粹官员的飞扬跋扈，因此对于如何礼貌地接受和回应多德开的玩笑显得手足无措，他们的表现在玛莎看来近乎谄媚。玛莎对酒店食物的评价是，味道很棒但是口味厚重，是典型的德国风味，并且饭后必须散散步才能消化。　　饭后多德一家来到外面，向左沿着贝尔维大街一路向前走，走过街灯照射下树木投射的阴影。黄昏的灯光使玛莎不禁想起美国乡村小镇令人昏昏欲睡的夜晚。在街上，她看不到士兵，也看不到警察。夜晚显得那么柔和而迷人。她写道：“一切都看上去是如此祥和、浪漫，却又那么陌生而怀旧。”　　他们继续踱步到街道的尽头，穿过一个小广场，来到蒂尔加滕公园，相当于是柏林的中央公园。公园名字的字面解释就是动物园或野兽园，从这个解释可以听出，这个公园在过去曾经是皇室成员的私人狩猎地。现在，蒂尔加滕公园坐拥六百三十英亩的树林，拥有众多人行道、车道和雕塑，从勃兰登堡门开始一路向西覆盖了位于夏洛滕堡的富人区和购物区的一片区域。购物区沿着公园的最北边；这座城市里著名的动物园就坐落于公园的西南角。公园一旦拉上夜幕便变得尤其诱人。一位英国外交官写道：“小小的灯在小小的树林间摇曳，忽隐忽现，草丛间星星点点地布满了数千香烟发出的火光，像萤火虫一样。”　　离开公园，多德一家来到凯旋大道，道路两旁排列着九十六座雕像和过去普鲁士领导人的半身像，在这些雕塑里有腓特烈大帝像，以及许多次要的腓特烈家族领导人的像，还有曾经光彩夺目的明星：如绰号“大熊”的阿尔布雷希特一世，被称为“孩子”的亨利一世，以及“吃货”维特里乌斯。柏林当地人称这些雕像为“Puppen”，即漂亮玩偶的意思。多德一路絮絮叨叨地讲述着每一座雕像的历史，无不显出他三十年前曾在莱比锡任职，因此对德国丰富的了解。玛莎能看出来，多德的不安已经烟消云散了。她写道：“我确信这个夜晚是我们在德国度过的最快乐的一个夜晚，我们每个人的心中都充满欢愉与平和。”　　三十年前多德在莱比锡任职时，有一位年轻的女士每天都会带来新鲜的紫罗兰装饰他的房间，从那时起，他便爱上了德国的这座城市。如今，当一家人在德国度过他们的第一个夜晚，漫步凯旋大道时，玛莎也对这座城市一见钟情。整座城市围绕着一种宁静祥和的氛围，这与她在家乡时通过新闻报道得到的对德国的印象截然不同。玛莎写道：“我能深深地感觉到新闻媒体对这座城市的诋毁重伤，我想要为他宣告辩护，还原一个真实的德国，德国人温和友善，夏日的夜晚温暖柔和，伴随着树木与花草的香气，街道静谧而肃穆。”　　日。　　……
　　拉尔森淋漓尽致地描述了柏林的喧嚣给人们生活带来的魅力与恐怖……为第二次世界大战这幕大戏填补了受人欢迎的新篇章。　　――《基督教科学箴言报》　　在拉尔森的笔下，极具魅惑的纳粹首都更像是一个恐怖的城市蒸汽锅，充斥着第三帝国及其领导人无所不在的生动宣传，以及纳粹内部凶残的派系争斗。　　――《出版人周刊》　　拉尔森是写作非虚构类历史小说的高手，他的创作令人着迷，让一项资料详实的细致研究，读起来更像是一部政治惊悚小说，强烈推荐给每一位对纳粹德国的崛起，以及美国在其间所起作用感兴趣的读者。　　――《犹太人图书世界》　　扣人心弦……恐怖时期噩梦的描述，它再一次提出了关于纳粹时代至今未能充分解答的问题――邪恶的人到底具有什么样的能力？将野兽关进笼子到底意味着什么？　　――《西雅图时报》　　一部讲述非虚构类故事的杰作，拉尔森再一次运用其组织历史细节的娴熟技巧，重新创造了一幕幕生动的画面……它似乎在警示各国公民，应该密切关注权力掮客和政府官员的动机，当看到其他人失去道德指针的时候，我们更应该坚守自己的立场。　　――《达拉斯/沃斯堡明星电讯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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