聆听印春荣先进事迹报告 感受缉毒英雄的赤胆忠心
聆听印春荣先进事迹报告 感受缉毒英雄的赤胆忠心
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别重逢请点击上方蓝字关注我们在9月17日晚举行的印春荣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上，普洱市公安边防支队支队长印春荣和报告团其他成员，用朴实的语言，从“出生入死”、“百炼成钢”、“铁血柔情”、“运筹帷幄”、“赤胆忠心”等不同角度讲述了印春荣同志铁心向党、聚焦打赢、保持本色、砥砺前行的崇高精神和感人事迹。报告会情真意切、感人肺腑、催人奋进，赢得了观众的阵阵掌声。听完报告后，与会人员纷纷表示，在今后工作中要以印春荣同志为榜样，立足岗位，恪尽职守，克难奋进，以饱满的热情、优良的作风、扎实做好各项工作。普洱市委政法委干部罗承岚：“刚才听了印春荣同志的先进事迹报告，他的先进事迹感人至深、催人奋进，印春荣同志入伍35年来，一直以一名革命军人的优良作风战斗在缉毒一线，印春荣同志的先进事迹鼓舞着我们，我们要向印春荣同志学习，以实际行动践行对党忠诚，为人民服务，立足岗位，扎实工作，兢兢业业完成各项工作任务。”广大武警官兵纷纷表示，要以印春荣同志为榜样，认真学习贯彻党在新时期的强军思想，在岗爱岗，爱岗尽责，尽责有为，为实现强军目标贡献青春力量。武警战士李梦乐：“听完印春荣同志的先进事迹报告后，他那种责任担当的意识、英勇顽强的精神和沉着冷静的头脑，深深触及每一个军人的灵魂，他是时代楷模，是我今后生活中的榜样，他的事迹有力地鼓舞着我在今后更加积极努力地去工作，去成为像他一样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四有军人。”据介绍，印春荣现任云南省公安边防总队普洱市支队支队长，今年7月8日，中央军委颁授“八一勋章”仪式在北京举行，印春荣成为10位“八一勋章”获得者中唯一的公安现役部队代表。他入伍35年，从事缉毒工作28年，参与破获贩毒案件3234起，抓获犯罪嫌疑人4246名，缴获各类毒品4.62吨，易制毒化学品487吨，毒资3520余万元。先后获得“中国十大杰出青年”、全国第二届“我最喜爱的十大人民警察“、“全国公安系统二级英雄模范”、第二届“十大边防卫士”等荣誉，被云南省政府授予“禁毒标兵”荣誉称号，荣立一等功1次，二等功2次，三等功7次。为维护社会稳定、打击毒品犯罪作出了杰出贡献。记者：陈思彤 新媒体编辑：徐茜-商务合作：QQ--投稿邮箱：转载需经授权 抄袭可耻 侵权必究！长按“识别二维码”关注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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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最新文章阅读《郭明义精神论纲》田鹏颖 - 免费试读 - 手机阅读 - 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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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郭明义精神的物质基础　　一个时期以来，有一些人在解释郭明义先进事迹和崇高精神境界时，往往用郭明义“心地善良”“心肠柔软”来说明，认为郭明义之所以做了那么多感人的好事，做出那么多无私的奉献，根本原因就是郭明义是“好人”，郭明义心肠好爱流泪。确实，我们不能否认郭明义心地善良，更不能否认郭明义“菩萨”心肠，但这些都难以从根本上解释作为时代精神现象的郭明义精神。分析、研究、学习一种精神一定要回归到现实的经济生产中。我认为，现代社会化大生产是郭明义精神产生的经济根源和物质基础。　　（一）中国的工业化进程　　中国的工业化发展始于1953年，受当时国际国内条件的限制，中国没能按照工业化发展的常规道路前进，刚刚成立的共和国需要强大的重工业力量作支撑，所以中国采取了重化工业起步的超常规道路，实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在工业化初步发展的阶段，苏联走过的道路和模式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可学习、借鉴的“榜样”。五年计划的初步实施成果显著，中国加速了工业化的进程。在国内建立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国家对国民经济实行宏观管理，同时创建了大量的国有企业，以便保证工业化发展的资金能够大规模地通过国家积累的方式集中起来，推动重工业的投资和建设，促进工业化进程。工业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体制迅速延伸到整个经济系统，从而形成在中国执行了30多年的计划经济体制。新中国对原外资企业、国民政府经营企业、民间私营企业以及手工业进行了不同程度的社会主义改造，使这些企业成为社会主义性质的、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经济成分。同时，在苏联的援助下，中国兴建了一批大型重工业企业，初步形成了门类比较齐全的现代工业体系，构成了中国工业化的基础。1952年至1965年间，重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15.5%，高于轻工业年均增长率5.5个百分点，重工业在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也由35.5%提高48.4%。从1953年到1980年，全国基本建设投资中，工业投资占54%，而工业投资中重工业投资所占比重高达89%，主要投资于冶金、电力、煤炭、化学、机械等行业。大跃进时期“以钢为纲”的方针造成了严重的社会经济后果，但另一方面也留下了属于那个时代特殊的工业景观。对于中国工业化起步发展的评价与定位不能脱离当时的背景，在建国初期，“重工业重，轻工业轻”的工业格局对于稳定局势、稳定经济基础、稳固政治建设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不协调的工业发展也造成了国民经济结构不合理，经济持续增长力差。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形成了重工业增长自我服务和自我循环的局面，失去了同农业、第三产业之间、轻工业和重工业之间的协调发展，造成了积累与消费之间的关系不协调，资源配置不合理。但是，在这一时期，中国初步构造起了独立、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在此基础上继续前行，工业化进程也由起步阶段逐步进入了工业化的初级阶段。　　毛泽东曾说：“政治不改革，一切生产力都遭到破坏的命运，农业如此，工业也是如此。”[注：《毛泽东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81页。]中国人民及其政府必须采取切实的步骤，在若干年内逐渐地建立重工业和轻工业。1949年9月通过的《共同纲领》中提出要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稳步地变农业国为工业国，指出“土地改革为发展生产力和国家工业化的必要条件”，并在后面又提出了“经济政策”中关于工业的问题，应以有计划有步骤地恢复和发展重工业为主，例如采矿业、钢铁业、动力工业、机器制造业、电器工业和主要化学工业等，以创立国家工业化的基础。真正的中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开始于第一个五年计划（年）。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施与实践经验，为我国实现工业化奠定了初步基础。中国经过“一五”计划艰难曲折的发展后，使中国的工业化进程有了一定的基础。　　20世纪60年代中期，中国开始进行工业化战略的重大调整，放弃了单纯发展重化工业的思路，转而采取消费导向型的工业化发展战略。1964年，毛主席决定在中西部13个省区进行交通、冶金、军工等企业大迁徙、大建设，这就是所谓的“三线”建设运动，历史地形成了一批新兴的工业城市。　　中国的工业化发展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遭遇了短缺经济的结束。但是短缺经济发展进程中所形成的增长机制、发展模式等仍然在发挥着作用，表现出后遗症。在短缺经济时代，经济增长主要是依靠数量的增加，相对来说忽视产品和企业的结构与技术，使这些矛盾深入到更深的层次。随着工业化进程的进一步深入，传统制造业在一定程度上活力降低，老工业基地产业转型过程中涉及大量工业用地重新利用，工业所有制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个体与私营工业、乡镇企业、外资企业的崛起，国有工业比重下降，开创了多元化工业经济格局。在新一轮国际分工的形成过程中，中国凭借着强大的市场需求、低成本的生产要素(劳动力、土地、智力资源等)、相当实力的产业基础和生产能力等综合成本优势，获得了此轮产业转移的有利地位，已初步确立了在全球产业分工中的重要地位——加工、组装环节的比较优势。但这一优势并不能在全球的经济竞争中占据更加有利的地位。要想增强中国经济的竞争力，就必须跟上时代的步伐，利用先进的科学技术。问题的出现要求我们找到新的发展方式和方法。　　本世纪头20年，世界科学技术突飞猛进，为我国走上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少的新型工业化创造了有利条件。世界范围内结构调整力度加大，产业转移和升级的步伐日益加快，为我国最大限度参与国际间资源分配提供了大量机会。国际间资本流量的加大，也使我国扩大和利用外资，进一步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取得很大进展。资本、技术和管理的融合能力进一步加大，使我国深化国企改革和国有经济战略性结构调整获得了更大的选择余地。我们必须抓住这一难得的机遇，实现对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概括：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　　中国的工业化进程的加速是新世纪初开始的。“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产生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的心理学；对这种心理学人们至今还没有从它同人的本质的联系上，而总是仅仅从外表的效用方面来理解，因为在异化范围内活动的人们仅仅把人的普遍存在，宗教，或者具有抽象普遍本质的历史，如政治、艺术和文学等等，理解为人的本质力量的现实性和人的类活动。”[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二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7页。]工业化在本质上也可以说是人的工业化，把人的自然属性、社会属性中再划分一部分作为工业属性，社会是由人创造的、历史是由人创造的，人的作用主要就是把人心目中所勾画的宏伟蓝图通过工业发展的形式表现出来，尤其是运用高科技手段更是方便了人们的理想的实现。　　从工业化初期到工业化中期，甚至开启后工业化时代的历史蜕变中，科学技术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方方面面、角角落落。社会分工日益精细，社会化大生产中人们相互间的依赖性日益增强，社会生活中人们的依存度日益提高，但客观上现实生活中的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似乎越来越远，而主观需要则是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近。郭明义精神就是在这“远”与“近”辩证法中塑造出来的崇高道德境界。　　一个实现了政治独立的落后的民族国家，要想有效运用科学技术，推进自身的工业化进程，需要充分吸收工业先行者的科学技术，所以，必须与工业化国家积极交往，避免闭关自守，否则就无法利用先进国家已有的技术发明。中国工业化进程功过，一方面增进了人们的生活福祉，另一方面也造成了现代性焦虑。人文精神为科学精神所遮蔽，理想主义为实用主义所遮蔽，自我超越为世俗主义所遮蔽。然而，中国工业化呼唤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需要社会友好与和谐，郭明义精神恰恰在中国工业化不断加速，社会矛盾凸显期应运而生了，并显示出极大的生命力和感召力。　　总之，在当今快速发展的历史进程，现代科技革命带来的不仅仅是新技术、新工具、新工艺，还有新问题的出现，审视郭明义精神现象，诠释精神的深刻内涵，挖掘时代精神的产生背景，发扬精神的实质内容。用郭明义精神指导实践的发生、发展，共同面对当前的各种问题和矛盾。扬起科技之帆，遨游世界海洋。　　（二）工业化进程是郭明义精神产生的根本技术前提　　从人是技术的发明者、使用者、创新者来说，技术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人的本质力量展现，技术也是人的精神风貌的象征。确实，我们很难说科技知识与人的思想道德和精神境界具有简单的现行对应关系，但科技知识却是人们认识世界、把握人生的重要的基本的方式。哲学家培根说：“知识就是力量”，大概主要是指人掌握了自然科学技术知识，就有挑战自然界的力量。实际上人也可以用自然科技知识一定程度上挑战后克服人自身的自然。难怪列宁指出，只有用人类全部知识武装起来的人，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这表明自然科学技术知识和社会科学技术知识对人的精神境界的高低至关重要。　　从世界历史视角看，中国正处于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交织的阶段。中国的发展固然要面对城乡二元结构、“三农”等前现代问题，还要面对环境恶化、资源枯竭、生态破坏等后现代问题，更要面对的是加速工业化的问题。纵览人类历史，劳动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源泉，劳动创造世界。正是一代又一代的劳动者用辛勤劳动、伟大创造和英勇斗争，把人类文明不断推向前进。正是在工业化伴随信息化、城乡化、市场化和国际化的伟大进程中，郭明义精神放射出耀眼的光芒。1993年，齐大山铁矿扩建工程开工，标准是瞄准世界上的一流水平，规模是亚洲第一大的露天铁矿。和许多矿工一样，郭明义一家几代人，都是矿山人，都视矿山为自己的生命，矿山的荣辱就是他们的荣辱。如今，能和世界一流水平的铁矿拼高低，是我们工人技术的提升的象征、是中国技术发展进步的象征。　　邓小平曾经明确指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马克思主义历来的观点。”[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7页。]社会生产力有这样的巨大的发展，劳动生产率有这样大幅度的提高，靠的是什么？最主要的是靠科学的力量、技术的力量。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历史的推进，社会发展一般分为：前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社会发展前工业阶段的主要特点被认为是这样一种生产组织，在这种生产组织之下，几乎所有劳动力都从事消费品（主要是食品）的直接生产，交换机制尚未得到发展，都市化处于萌芽状态，政治精英在管理社会，但是他们的权力还没有真正的经济基础。”[注：[俄]伊诺泽姆采夫：《后工业社会与可持续发展问题研究》，安启念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24页。]经过总结，前工业社会最重要的社会关系是照单全收式的处理方式，进而工业社会是掌握前一段历史中的知识和资源。那么，在今天，人际的相互作用具有最大限度的综合性，涉及社会结构的一切方面。　　在后工业社会中，随着社会生产力对物质生活水平的极大促进，使得人们获取必要的劳动物质生活资料越来越容易，因此，提高物质生活水平对人们的吸引力极大地缩减了。在现今以及不远的将来，信息、知识、技术在社会存在中的意义日趋增长，以至于只有那些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具有获取和创新信息能力的人，才能在社会上取得成功，而一个刻意追求名利、追求财富的、眼睛向外的人是不能提高自己的知识创新能力的。在将来的后工业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相互作用的意义越来越重大，人与人的关系的发展是社会生活发展的主要表现形式和重要脉络。丹尼尔·贝尔曾经把后工业社会中人的活动称作“人与人的游戏”，并且在这种游戏中起作用的主要是非物质的精神、情感上的原因。从以上三点中，我们可以看出这种变化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的价值目标，人们的活动不再以获取物质财富作为最主要的目标，相反，在马斯洛层次理论中的最高层次在这一时代获得最高的地位——自我实现、自我完善。　　人的活动的物质动机已经让位于精神动机。郭明义精神的活动主体，就是在权衡物质动机与精神动机中，选择了精神动机，从精神的角度发挥自己的物质才能，去实现自己的精神目标。　　郭明义精神不仅在当今的工业社会中充满了活力，而且在后工业社会时期仍具魅力。人类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伴随着意识形态的进步，而进步的观念和意识也能相应的符合社会的要求，推动社会的发展。人类社会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再到后工业社会，意识形态也在不断进步。工业革命的进程已经将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消尽瓦解，而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也只能适应工业社会的要求，在工业化发展到后工业的时代，需要新的意识形态来适应社会发展。在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中国的工业化与世界工业化发展成为一体，成为全球工业化发展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中国也要在世界工业化向后工业化社会的转型中发挥自身的作用。中国社会不能满足于工业社会对政治文明以及意识形态建构上的已有成就，而是要面对后工业化的课题，勇于承担起解决后工业化带来的所有问题的繁重任务。所以，摆在我们面前的迫切任务，就是要根据人类走向后工业社会的现实而重建意识形态。民族意识在一定程度上是国家软实力的最有利的代表。郭明义精神作为中华民族在新时代下的软实力的最佳代表，一个民族的发展与强大，不仅是在物质资料生产上的雄厚，更是要注意其文化软实力在国际间的角逐。　　在中国工业化建设的进程中，要加强精神文化对物质的指导作用，深入现实的、具体的、真实的环境中挖掘时代的本质。工业化发展呼唤郭明义精神，郭明义精神所体现出来的个人品德和职业操守是新时期社会发展所应弘扬的品格。现阶段中国要加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理想信念教育，倡导爱国守法和敬业诚信，构建继承中华传统美德，符合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要求、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德和行为规范。深入推进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建设，不断拓展群众性个人品德建设活动，广泛开展志愿服务。在具体工作中要弘扬科学精神，加强人文关怀，注重心理疏导，奋发进取，理性平和，开放包容的社会心态。在全社会提倡修身律己、尊老爱幼、勤勉做事、平实做人，推动形成“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社会氛围。在企业组织中，强化职业操守，支持创新创业，鼓励劳动致富，发扬团队精神。净化社会文化环境，保护青少年身心健康。综合运用教育、法律、行政、舆论等手段。引导人们知荣辱、讲正气、尽义务，形成扶正祛邪、惩恶扬善的社会风气。　　（三）工业化发展为郭明义精神的产生提供物质基础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精神总要受到物质的纠缠。精神的产生与发展，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来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我们剖析时代的精神现象，解读郭明义精神，也应当按照这一基本逻辑思路，到中国工业化——一种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物质的生产方式中去找寻。　　工业化是人类社会经济形态发展的一个特定历史阶段。工业化使人类社会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工业化开启了现代化的序幕，奠定了现代化发展的基础，推进了现代化的进程。最先开始工业革命的英国在19世纪一度成为世界经济强国，工业革命用大规模的机器生产代替了手工劳动，那些阻碍经济发展的工具、形式和制度都遭到了革命，大工业生产方式逐渐渗透至各个产业部门，经济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发展，经济结构发生剧烈变动。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未提出“工业化”的概念，但他们关于“工业革命”的中论述可以看成是资本主义工业化进程的初始阶段。1844年，恩格斯的《英国状况·十八世纪》一文对英国工业革命的过程结果进行了论述。在恩格斯看来，英国工业革命是一场社会革命，和法国的政治革命和德国的哲学革命相比，这场革命尽管是悄无声息地进行着，但它比任何一种革命都更广泛、更深刻。从哈格里夫斯发明珍妮纺纱机到瓦特发明万能蒸汽机，技术上的每一个微小改进都能给整个工业体系以不可忽视的影响。　　“任何一个民族，如果停止劳动，不用说一年，就是几个星期，也要灭亡，这是每一个小孩都知道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80页。]可见劳动、实践、生产力在人类生存和社会发展中的根本地位是不可动摇的。分工可以提高劳动的生产力，增进社会的财富，促使社会日益精致。生产力水平与社会分工是成正比例的关系，也就是说一个民族的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应该最明显地在社会分工上表现出来。不仅中国如此，欧洲更是如此。每一次生产力的发展与进步，都会在社会分工中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随着社会分工的不断深入发展和分工缜密，人们与劳动材料、劳动工具和劳动产品的相互关系也会相应的得到发展与加强。与此同时，在不同时期的社会分工，工人、劳动材料、劳动工具和劳动产品之间的关系也会呈现出不同的特点。社会分工的缜密必然导致工厂的工人数量的增加，平时在工作的过程中人们的社会交往也会随之增加。一定的生产方式或一定的工业阶段始终是与一定的共同活动方式或一定的社会阶段联系着的，而这种共同活动方式本身就是社会生产力；由此可见，人们所达到的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因而，始终必须把人类的历史同生产力的发展状况联系起来研究和探讨。”　　在马克思的视野中，马克思也指出了一个民族本身的整个内部的关系构造也应取决于这个民族的本身所达到的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以及同其他民族间的交往程度。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生产力的发达程度直接关系着一个民族的地位、经济发展水平、工业发达程度、人民生活的物质要求满意度以及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的精彩度。从生物学的角度看，生产力如同一棵树的根，生产力的发达程度直接关系着这棵树的茁壮与否，生产力越是发达，那么国家或者是民族这棵参天大树就能够枝繁叶茂，郁郁葱葱，生机勃勃；如是生产力发达程度低，那么国家或者是民族这棵肩负众多百姓生存与发展的使命之树，就会缺乏营养，不堪重击，经不起风吹雨打，不仅枝不繁叶不茂，而且国之根本、百姓安危都是摇摆不定，难以把握。可见，生产力的进步与发展不仅是物质生产生活的根本，更是精神文明发展的基础中的基础。　　随着历史的飞速发展，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国际合作的空间的日益扩大，生产力越来越呈现出社会化、全球化的特征。生产力的社会化必然影响着生产关系的日益社会化。人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物质承担者，人也必然越来越社会化。这种社会化在客观上要求社会劳动者，特别是工业化的物质承担者——劳动者逐渐摆脱家庭的羁绊和田园诗般的生活方式，而“走进”社会与其他人进行普遍交往，进而使整个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交往方式，情感方式社会化。这也就是说现代化大生产既对劳动者的现代科技、技能等提出新要求，同时又对劳动者之间的协调、互助提出新要求，过去那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农耕文明的生产方式和“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生活方式已经不合时宜。　　郭明义精神产生在社会主义的新型生产关系中。马克思指出：“人们永远不会放弃他们已经获得的东西，然而这并不是说，他们永远不会放弃他们在其中获得一定生产力的那种社会形式。恰恰相反。为了不致丧失已经取得的成果，为了不致失掉文明的果实，人们在他们的交往方式不再适合于既得的生产力时，就不得不改变他们继承下来的一切社会形式。”[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32-533页。]马克思的这句话就是对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时，改变生产关系势在必行的另一种解释。同样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概括到：“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页。]生产力是物质生活的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也就是说，生产力对于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同样也具有决定的作用，这就在思想逻辑上把郭明义精神产生的根源性问题阐释清楚了。　　生产力的发展促进了生产关系的变革，由一定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构成了其社会的经济基础，郭明义精神深深地植根于工业化的经济基础当中，成为工业化经济基础当中的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　　马克思说：“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6页。]我们把人看是一种集合体，不管是从社会生产还是社会生活方面来看，人作为一切活动的主体或者是相对于自然作用的客体都是具有相对稳定性的、集合性的载体；人作为一切社会关系的载体，这是由人的物质性而决定的，它必须承担着作为一个社会关系的总和所应当承担的责任。郭明义作为一个社会中的个体，他同样也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同样也是各种社会关系的载体，自然应当承担他作为一个载体所应承担的责任。但是郭明义行为的产生，归根结底还是由于他所面对的社会关系的相互制约之下所产生的必然结果。马克思认为：“一当人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的时候，这一步是由他们的肉体组织所决定的，人本身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人们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同时间接地生产着自己的物质生活本身。”[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7页。]这也就意味着人们根据已有的和需要再生产的生活资料本身的特性决定了他们即将采用的用以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的方式。而且这种生产方式不能仅仅从个人肉体存在的再生产方面加以观察，而是要更加准确、确切地从这些个人的一定的生活方式、表现他们自己生活的一定、特定的方法，即他们的一定的生活方式。个体如何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就是这个样子。他们的内在外在表现，与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包括与他们生产什么相一致，也包括他们的生产过程相一致。总而言之，个人是什么样子的，完全取决于他们所进行的生产的物质条件。生产的物质条件是个人尤其是生存的需要和基础，生产的物质条件对于个体在整个社会当中所充当的社会角色具有一个无形的限定，如同在河水的千姿百态完全是由河道的走向所决定的一样，有什么样子的河床，就会呈现出什么样子的河流形态。　　生产是以个人的交往为基础，而社会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交往又往往是由生产来决定的。“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生产活动的一定的个人，发生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经验的观察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当根据经验来揭示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同生产的联系，而不应当带有任何神秘和思辨的色彩。”[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1页。]社会结构和国家往往是由一定的、现实的、个人的物质生产活动中产生并发展的，当然这种生产是在一定的物质条件下、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活动着的。发展是以满足人类不断增长的需要为最终目标，以与生产力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不断改革和调整为动力。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变化发展，人们的交往方式也在不断发生变化。我们都知道交往方式由交往目的、交往手段、交往结果三者所构成。交往目的、交往手段、交往结果与交往关系如同生产者、生产资料、生产对象与生产力的关系一般，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紧密联系。如果生产目的发生了变化，那么为了达到目的，实现目标，就自然而然地改变着方式、方法、手段。改革开放之前，人们与自然相依相伴，顺应自然，不扩大、不奢望地生活着，拿着凭自己的劳动所得到的应得的产品，然而改革开放之后，人们不再是以单纯的生存为目的，而是在生存、发展基础上追求享受，更有品位地生活。随之，人们的生活内容里不再是简单地吃饭问题，发展到今天而是吃得营养的、科学的问题。如今的交往结果导致人们的交往手段、交往目的也都发生着潜移默化的变化，一不小心就可能注意不到这些细微的变化，但是我们从历史的纵向上来考察，这是令人叹为观止的一幕。　　郭明义精神是新时代下的雷锋精神，就是通过他们在不同时代下的交往手段的不同而形成的继承和发展，郭明义出于帮助他人的目的，通过自己在现代生产力的条件下所拥有的能力运用一切可以运用的条件、方式方法，来实现他帮助他人解决困难的目的，从而达到了最接近理想的效果。　　单从生产的变化来看，从简单生产到复杂生产，从粗放型生产到集约型生产，从国内生产到国外生产，生产方式的变化是最令人惊讶的。由简单的使用劳动工具到现在掌握必要的劳动科学知识及劳动技能，由简单的经验劳动到现代的科学理论指导，使劳动者本身素质的提高也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这对于郭明义所代表的工人阶级整体素质的提高提供了可靠的物质条件，使他们的精神觉悟不再停留在改革开放之前的状态，反而更加具有人性化、真情化。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导致社会分工越来越扩大，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也越加的频繁，无论是从经济交往，还是从基本的生存物质资料的交换方面的交往，还是在接受教育的同时获得的与他人进行交流的机会，都毫无疑问地使人们在不知不觉中扩大了与他人、与社会的交往，从孤立的个人成为社会中的一个群体。郭明义精神的产生就是如此，简单的交往不会促进、更加不会使郭明义有机会去思考，甚至是去实践他的人生追求，“我只想对别人好”他内心中最最本质的意念不会得到表达的机会，是社会生活方式的改变、社会交往的扩大这样一些外在的条件为他的精神提供了沃土，使他的奉献精神得以张扬。我们都知道郭明义精神是一种现时代的“雷锋精神”，他的奉献，在本质上与雷锋的奉献精神是具有高度一致性的，但是同时，郭明义与雷锋从社会发展的意义上说又具有不一样的时代背景。　　如果说雷锋精神是毛泽东时代的工人阶级精神的典型代表，他所处在的工农业背景下，是纯朴的、稚嫩的，毫无杂念地面对内心的、发自肺腑地表达自己的内心对白，是把劳动者的责任，把做人的道义放在心中最首要的位置上，那么郭明义精神是新时代下的雷锋精神的继承和发展，是新时代工人阶级精神境界的升华。尤其是在新的世纪生产力高速发展、工业化水平快速提高、科学文化水平日新月异背景下，因此，我们面对如此强大的国家经济环境下，我们应当更加理性地看待郭明义精神。把一种社会精神放在当下的时代背景、社会经济环境下相结合，从理性的、客观的角度来解析这种精神现象的产生。一个人的意识形态是如何，这绝对取决于他长期所处的物质资料生产的环境之下。中国的现代化、工业化，就是郭明义精神产生的必然根源。　　二、郭明义精神的心理分析　　(一)郭明义的成长经历　　郭明义的伟大与他丰富的人生经历息息相关，也正是不一样的人生经历，不一样的人生感受，造就了不一样的郭明义。　　郭明义在军人的队伍里历练。1977年1月，时任鞍山军分区副政委的老红军余新元，把立志从军的郭明义送上了运送新兵的专列。17年前，也就是1960年1月，余新元还曾把鞍钢弓长岭焦化厂的一个小伙送上军列，他就是活在我们心中的雷锋。余新元当初可能不曾想到，这俩小伙竟然一前一后都成长为感动中国的人物。可以说，余新元是郭明义的第一位“慧眼伯乐”和第一位“领进门”的高人、名师。被老红军领进了军人的队伍，郭明义实现了他初步的理想，兴奋的郭明义踏踏实实地开始了他的军旅生涯。部队里有严密的组织，严格的纪律。郭明义在部队中受着良好的熏陶和感染，做什么事情都认真负责，勤劳努力。郭明义成为新兵进入军营后，学的第一课就是雷锋的故事。入伍第二年他被评为师“学雷锋标兵”。1980年6月，他在30多名同年入伍的战友里，第一个加入中国共产党。他还先后5次获得嘉奖，被师里评为“优秀团员”。他参加全师驾驶培训，又夺得理论和操作“双料冠军”。　　郭明义当兵所在的部队是沈阳军区23军67师，这是一支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英雄部队，从淮海战役、抗美援朝，到珍宝岛自卫反击作战，从枪林弹雨的战争年代到和平建设时期，这支部队涌现出“英雄儿女”“向我开炮”的“王成”原型蒋庆泉，“爱民模范”金遗华、“人民的好儿子”——舍身拦惊马救儿童的刘英俊、战斗英雄杨林等一批闻名全国全军的英雄模范人物。郭明义在这个“作风硬朗，战斗力强，是军、师主力团”里当兵5年，天天耳濡目染先辈和身边的英雄模范，无疑是他成长进步的一所“大学校”。存在决定意识，强将手下无弱兵。在这样的环境里，受着先进思想精神的教育，有着优秀的榜样示范，郭明义也成了部队中的先进学员，成为一名合格的毕业者。　　郭明义在鞍钢的工厂里锤炼。鞍山钢铁公司，是共和国工业的长子，是中国工业的先锋队伍，也是最早发现、宣传郭明义的国字号企业；鞍山，是正气浩然、闻名遐迩的英雄城；辽宁，是高举红旗、政治敏锐、善于发掘重大先进典型人物的省份。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半个多世纪以来，在鞍山这块热土、沃土上，出现了、走出了凝聚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中国共产党人高尚情操、工人阶级先进性和社会主义时代精神于一身的王崇伦、孟泰、雷锋、郭明义等一批享誉全国的英模人物，他们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毛泽东思想抚育成长起来的一脉相承、闪烁着时代光芒的平凡而伟大的共和国平民。鞍钢由此被誉为既冶炼钢材也培育人才的“大熔炉”。　　郭明义从部队复员回到鞍钢工作30年来，在齐大山铁矿先后从事过6个不同的工作并且在每一份工作中都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在当大型矿石转运车司机时，他创造了单车年产的新纪录；在任车间团支部书记期间，他所在的支部成为全矿的标杆；在宣传部任理论教育干事时，他撰写的党课教案在矿业公司评比中获得一等奖；在车间做统计员兼人事员期间，他参加了统计员资格全国统考，是当时矿业公司唯一获得资质证书的人；在齐大山铁矿担任电动轮大型矿石转运车的现场组装英文翻译兼驾驶员，一次他发现进口的5台电动轮有质量问题，最终让外方心服口服地赔偿了10万美元。从1996年开始担任采场公路管理员以来，每天都提前两个小时上班，16年中，累计献工15000多小时，相当于多干了五年的工作量。　　如今，郭明义在鞍钢工作已经30年，他用一串串闪光的足迹，谱写着在一个个平凡岗位上“当代雷锋”的辉煌。郭明义身上闪耀着先辈的精神，闪烁着优秀的文化，闪亮着崇高的精神。　　郭明义在多彩的社会里升华。郭明义不仅是爱岗敬业的模范，而且他的爱心活动已经覆盖了鞍山市、辽宁省乃至全中国。郭明义爱心团队的队伍遍布全国城乡。郭明义不单单是郭明义，不仅仅是郭明义，他还是献血模范、助学标兵、工友的好兄弟、爱心大使、通过“微博”点燃爱心的播火者。　　“伸出你的手臂，汇成爱的森林！”郭明义播撒和传递的爱心火种，如同星星之火，正在燎原中华大地。每一名中华儿女都为郭明义精神而倍感欣慰、倍感自豪，在中国大地上，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本来就应该产生或者本来孕育这样的精神，这样无私的情怀。不管时代怎么变，每个人都不可能与世隔绝，无时无刻在直接或间接地接受着别人的帮助，或者在帮助着别人，在中国的国土上，助人为乐的精神从来没有消失。个人是社会中的个人，不是孤立的、单个的人，个人只有在社会中才能体现和实现自身的价值。郭明义就是把自己置身于集体、社会的大环境中，用自己的言行来实践利他无私的精神境界，并能够感染教育周围的人认同、学习、敬佩这种精神。成为高尚品质的践行者、承载者、传播者。　　郭明义在工人世家中熏陶。这是辽宁鞍山的一个普通工人家庭，但这个家庭又是那么的不普通，全家人都很善良、真诚、无私、营造着一份和谐。　　父母是子女的第一教师。父母往往决定孩子一生。郭明义的父亲郭洪俊是齐大山矿的老一辈矿工，1968年，他第一个跳入深水井里抢救一名不慎落井的下乡知青，而作为英雄集体的代表到北京作过事迹报告，受到周恩来总理的亲切接见。后来郭洪俊成为矿里有名的优秀矿工和先进典型，被评为“辽宁省青年红旗手”、“辽宁省劳动模范”，又提升为齐大山矿的工会主席。郭明义的母亲叶景兰也是个“老矿山”，老人家会一手推拿功夫，经常无偿为矿区百姓治病疗伤，工友和邻居们感激不尽。郭明义在这样一个和谐的家庭里出生、成长，心里怎能不阳光、怎能不充满爱？郭明义的爱人孙秀英是医院的主管护师。20多年来，她对郭明义学雷锋、做好事“成瘾”的“傻事”，不仅从来没有说过抱怨的话，而且自己也跟随丈夫加入到义务献血和“悄悄”捐资助学的队伍之中。如此理解、支持丈夫，也为郭明义的伟大做了坚强的后盾。　　“爸爸就是我的榜样，是我的人生教科书，我会一直读下去！”这是郭明义的女儿郭瑞雪的发言，她毕业于南京师范大学，现在是中国地质大学的硕士生。受到父亲的熏陶与感染，郭瑞雪也从心中佩服自己的父亲。如果没有父母的言传身教，没有妻子、女儿的理解和支持，很可能就没有郭明义的今天。今天的郭明义已成为了一种精神。当别人都渴望成为一颗晶莹的钻石的时候，他甘愿做一块砖；当别人都希望自己成为大海的时候，他甘愿做大海里的一滴水。　　（二）郭明义精神体现时代精神　　如果说一个时代精神的理论表征是哲学，那么，一个时代精神的生活表现则是伦理或道德。那么郭明义精神就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代，最值得崇敬、最值得提倡、最值得效仿的伦理精神。　　学习郭明义，重视郭明义精神，要把他置身于他所处的时代中去，站在民族的、民生的、民众的、民心的高度和视角来审视这一精神。　　郭明义精神是在最伟大的时代塑造的最伟大的精神。众所周知，炎黄子孙，中华儿女，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创造文明，战天斗地的历史源远流长，浩浩荡荡。“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我们有过苦难、有过辉煌，但站在世界历史的制高点，我们审视，我们思考，我们比较，公元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人开启了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从那时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以一往无前的进取精神和波澜壮阔的创新实践，谱写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顽强奋进新的壮丽史诗，中国人民的面貌、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发生了历史性变化。随着《春天的故事》的唱响，中国史无前例的13亿人齐步迈向工业化、现代化，这是怎样的一幅历史画卷，是何等壮丽、威武和令人震撼！不仅中国历史上亘古未有，而且在世界历史上也从未有过。　　改革开放是新时代最鲜明的特点。从农村到城市、从经济领域到其他各个领域，全面改革的进程势不可当地展开了；从沿海到沿江沿边，从东部到中西部，对外开放的大门毅然决然地打开了。这场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改革大开放，极大地调动了亿万人民的积极性，正是改革开放，使中国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使亿万人民群众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正是改革开放，使我国成功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改革开放发展30多年，一个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社会主义中国巍然屹立在世界东方。快速发展是新时代最显著的成就。我们党实施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带领人民艰苦奋斗，推动我国以世界上少有的速度持续快速发展起来。我国经济从一度濒于崩溃的边缘发展到总量跃至世界第二位，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发展到总体小康，农村贫困人口从两亿五千多万减少到两千多万，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的发展，不仅使中国人民稳定地走上富裕安康的广阔道路，而且为世界经济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做出了重大贡献，以至于让西方人感到中国有威胁，即所谓“中国威胁论”。　　与时俱进是新时代最突出的标志。在历史的不同时期能解决不同的问题，马克思主义也要与时俱进的发展。我们党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探索和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使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不断地丰富与发展。我们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社会主义，就是选择了正确的道路。使中国大地上焕发出勃勃生机，给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使中华民族大踏步赶上时代前进潮流、迎来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事实雄辩地证明，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　　在实践中发展和丰富着的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构成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灵魂（基础和前提），有了这个灵魂，我们才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有了这个共同理想，我们才有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开放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有了这两种精神，我们才有社会主义荣辱观，才有我们共和国的精神家园。30多年的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实践，孕育和形成了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伟大时代精神。可能很多人觉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和我们没有什么关系！这是大错而特错了，我们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亲历者、见证者和受益者。这不仅是从政治的层面考虑，也是一种哲学思考。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倡导和要求和谐互助、公平正义、团结奋进的理念。郭明义精神正是与时俱进，适应了时代的发展，为新时代新精神注入了新的内涵与活力。我们与郭明义同样置身于中国当今社会，也感受着这种氛围、这种先进、这种熏陶。中国有众多的郭明义，有众多的郭明义精神实践者。关注当今社会，不难发现：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以人为本；　　尊重科教，崇尚创造，自强不息，锐意进取；　　诚实守信，团结友爱，互助奉献；　　自由平等，民主法治，公平正义；　　开放竞争，效率发展，稳定创新。　　所有这些，已经成为时代的主题词和最强音，人民找到了、丰富了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郭明义先进事迹及其所折射的时代精神，并不是郭明义内心激动的产物，而是基于对共产主义信念的深刻认知和理性思考：　　“30年来，我经历了很多，但我的信念一直很明确，这就是一个共产党员，要为党、为国家、为人民的事业奉献自己的一切，这是天经地义的，不需要任何理由！”　　“我是共产党员，就要做出样子来。党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不论任务有多重、条件有多艰苦、困难有多大，我都要努力干好，就要想着人民群众。”　　“我确实不富裕，但我的生活比困难群众好多了。群众有了困难，党员不能袖手旁观、无动于衷！一定要站出来，一定要管！”　　“我不图任何个人的名利，图的是为党增光、为国分忧、为民谋利。我坚持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理想信念给了我方向，给了我动力，给了我勇气，为崇高的理想信念奋斗，人的生命就有价值！”　　“我做好事，帮助别人，从来没有感觉到苦。一个人，被党组织所信任，被群众所信赖，被社会所需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就是最大的快乐。助人使人快乐，奉献使人幸福。”　　“把自己的生命同党的事业和人民的利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就找到了通向快乐和幸福的道路。只要是有益于党和人民的事，我就要天天做。每做一件好事，都有一股幸福感涌上心头！我越做越高兴，越干越有劲！”　　听着这些朴实的话语，我们不禁被郭明义精神所感动。更为重要的是郭明义不仅是这样说的，而且也是这样做的。郭明义升华的是许多共产党员所没有的精神境界！是一名共产党员应该有的精神境界。　　郭明义精神在最渴求感情的世界奉献最真挚的情怀。我们的生活需要锦上添花，我们的社会更需要雪中送炭。马克思25岁那年——1843年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说：“宗教里的苦难既是现实的苦难的表现，又是对这种现实的苦难的抗议。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情感，正像它是无精神活力的制度的精神一样。宗教是人民的鸦片。”马克思说：“废除作为人民的虚幻幸福的宗教，就是要求人民的现实幸福，要求抛弃关于人民处境的幻觉，就是要求抛弃那需要幻觉的处境。”[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页。]。这是何等深刻！现实生活中，我们有贫困地区，有弱势群体，他们最需要关爱、关心和关怀，他们最需要把“以人为本”落到实处！尊重人的主体地位和个性差异，关心人丰富多样的个体需求，激发人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爱别人甚于爱自己。”这是郭明义精神的特征。西方人在构建自己的现代化时代，所极力宣扬的“人对人是狼”、“他人即地狱”的伦理道德，在当代中国现代化建设中没有市场，社会主义的中国，实现的是无私奉献，实现的是抑恶扬善。这位被许多人看来是“郭大傻”的郭明义，却以其“追求纯粹”的思想境界、“善小而为”的道德品格、“甘当矿石”的奉献精神，赢得了广大人民的尊重！　　郭明义其人是在中国最需要的历史时刻涌现的最适合需要的时代人物。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伴随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民主法制的推进，文化建设有了很大的进步。同时也必须清醒地看到，当前文化建设特别是道德文化建设，同经济发展相比仍然是一条短腿，使我国的道德建设面临严峻考验。　　胡锦涛在庆祝建党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全党必须清醒地看到，在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的新形势下，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面临许多前所未有的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是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落实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任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繁重、更为紧迫。”这些“考验”和“危险”也必然会在道德领域表现出来。从总体上看，我国社会存在的道德问题，主要表现于一些时段、一些领域和一些人群。近年来相继发生“毒奶粉”、“瘦肉精”、“地沟油”、“彩色馒头”、“铬超标”等事件，这些恶性的食品、药品安全事件足以表明，诚信的缺失、道德的滑坡已经到了何等严重的地步。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国民素质的提高和道德的力量，绝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强大的国家、一个受人尊敬的国家。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总要有一批心忧天下、勇于担当的人；从容淡定、冷静思考的人；一批刚直不阿、敢于直言的人。鲁迅先生说那些埋头苦干的人、拼命硬干的人、舍身求法的人、为民请命的人，这，才是中国的脊梁。　　（三）郭明义精神的现实特征　　正是在这样人人需要雷锋、人人呼唤雷锋的时代，相当一部分人远离雷锋，相当一部分人小视雷锋，相当一部分人不愿意再做雷锋的背景下，郭明义“闪亮登场了”！郭明义提示我们：“雷锋有同志，同志有雷锋。”　　如果我们现实社会中“现实的个人”的生产、生活和生命中没有郭明义精神，甚至连郭明义精神的影子都没有，那么这“现实的个人”就是另类，就是另外一个人种！他在社会中就难以立足，就非常危险！所以学习研究郭明义精神，要挖掘郭明义精神的显著特征。　　深刻的群众性。郭明义，一个普通的名字，一位平凡的工人，一名无私的共产党人。2010年，这个名字、这种精神、这种文化随着全国上下学习郭明义活动的展开在中华大地上传播开来。不同职位，不同身份，不同年龄的人似乎在同一时间找到了精神追求的共鸣，社会主义制度下所应具有的，经济发展转型所需要的，普通民众所追求的精神信仰与郭明义精神实现了完美契合。郭明义精神是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精神文明建设成果，是我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理论武器和道德体现，是推动我国社会进步所需要的精神动力。郭明义精神形成于当代，发展于当代，正是因为他的精神符合广大群众的人生观、价值观，因此受到全社会的广泛认同，同时雷锋精神的核心价值代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因此雷锋精神具有广泛的群众性，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　　鲜明的时代性。雷锋传人——郭明义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诸多劳动模范中的一例，但不是特例，郭明义的先进事迹虽然出现于今天，但却属于一个时代；郭明义精神不是他一个人的精神，而是时代精神的折射。我们正处在深化改革开放的时代，正处在市场经济快速发展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时期，正处在科技革命发挥巨大作用并带来双重效应的时代，正是这样的时代，需要时代的精神。郭明义精神恰好出现在了这个时代，为新时期、新时代人们的多方面困惑找到了精神文化的导向和支撑。他的精神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得到广泛的拓展，他的精神已经完美融入了全社会人民的道德追求之中。　　突出的实践性。郭明义为全国、全党人民做出了表率。在郭明义精神的感召下，全国成立了郭明义爱心团队。这些团队的组成人员深刻领悟、学习郭明义精神，用自己的行动践行郭明义精神，让自己也成为先锋模范。这些先锋模范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同时也鼓舞和带领着全社会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而努力奋斗。在持续不断的学习郭明义精神的过程中，不仅是团队的成员，更是更多的人民群众也为郭明义精神注入了新鲜的血液，郭明义精神已经成为了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当今中国所追求和要实现的价值，并作为一种精神导向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来为人民的前进开拓方向、引领道路。　　扩大的发展性。在现代化快速发展的今天，各种各样的思想潮流充斥着市场，弥漫着社会。处在当下的人们很容易在这个社会中迷失自己，找不到正确的道路和方向。而能在这样的背景下坚持雷锋精神，发扬雷锋精神。我们不得不说郭明义是伟大的，而这样的伟大并不复杂，不需要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举，只要从身边做起，从一点一滴做起。郭明义精神的伟大之处正是表现在于细微之处见伟大。郭明义仅仅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广大参与者的一分子，但他所体现的精神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有机结合，如果郭明义精神能从个体到总体，从局部到全部，从部队到中国，不断地拓展与发扬，那么我们的现代化，我们的时代将会是先进的、完善的、全面的、令世人瞩目的。　　显著的实效性。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认为：物质决定意识，意识对物质具有能动的反作用。郭明义精神具有深厚的社会基础，源于社会实践，作为强大的精神力量作用于改造客观物质世界的一切活动，服务于社会主义建设，必然产生强大的物质力量，取得丰硕的成果。事实也是如此，在郭明义成立爱心团队以来，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了这支队伍，并用郭明义精神作为精神力量来指导自己的行为。形成一种和谐互助的社会风尚和无私奉献的社会氛围，从而感染生活在其中的人，自觉地实践郭明义精神，实践社会主义所倡导的、所追求的、所希望的精神。从而为物质文明和政治文明的建设提供精神，实现经济、政治、文化的全面和谐发展。　　三、郭明义精神的精神资源　　郭明义精神作为一种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而存在，必定是成长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当中的，正像每一位思想家都有一位思想上的老师一样，每一种思想形态都有它的文化之根。思考、挖掘郭明义精神的精神资源，就是在追随、在寻找、在探索、在研究郭明义精神的文化之根。　　（一）中国传统文化及其精髓　　传统文化是特定民族历史上沿袭而来的风俗、道德、思想、艺术、制度、生活方式等一切精神现象的有机复合体。中国传统文化是指以汉族为主体、多民族共同组成的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的特殊文化体系。中国传统文化就是以历史上的儒家文化为主体，对佛家文化、道家文化等融合、吸纳的结果。在一定的意义上说，郭明义精神是上述各种文化相互作用、相互渗透、相互整合的产物。精神的实际效应既可以体现在有形的物质器皿上，又可以反映在无形的风俗习惯上；它既包含在社会制度中，也在不知不觉中内化在人们的心理人格上。传统文化对一个民族的形成和发展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这种作用主要表现在对共同的民族心理和民族性格的塑造上，使人的精神、行为塑造具有积极向上的民族精神特点。中华民族所特有的自强不息、艰苦奋斗、淳朴务实、勇于进取、舍生取义、反抗强暴等优秀品质就是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之所在，正是由于这种民族精神，我们中华民族虽然饱经忧患，但仍能自强自立，打败强敌的侵略，仍能保持民族和国家领土的统一，我们的国家在今天仍能屹立于世界强国之林。　　中华民族在其发展中所取得的文化成就，不仅在世界文化宝库中添加珍品，更是在发展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文化精神及其产品，这些都是民族传统文化的精华。反过来说它们也是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得以形成和发展的前提与基础。中华民族在其传统文化中就蕴含着许多珍品和精华。在思想方面如“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高尚情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社会责任感；“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崇高理想；以及重义轻利、反对分裂的价值取向，顾全大局的行为规范和崇尚传统等，这些都对中华民族精神的形成发挥了重大作用。　　中国传统文化历史悠久、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只有把握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才能把握中国传统文化的真貌。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主要可以概括为诚信文化、求实文化、仁爱文化、尚贤文化、耻感文化、礼仪文化、忠孝文化、爱国主义以及人道主义精神等。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过的人们，从其言谈举止中会反映出中国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荣辱观、义利观、道德观。因为从古至今，中国文化的核心内容都是做人重于做事，做人是做事的前提和基础。　　诚信思想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实事求是不仅是思想路线、工作作风，更是一个重要的伦理原则，它本身就具有重要的道德属性和道德价值，包含着丰富的道德内容与要求。中国传统的诚信观非常重视实事求是的精神，其基础是“求真”、“求实”。它不仅从伦理学上注重实事求是是诚信的根据，而且从实践的层面上阐述明达事理与“诚”之间的互动关系。这种强调和重视实事求是的思想，在今天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实事求是不仅是诚信道德要求的思想前提，也是诚信道德观念中所要求的不可分割的最为重要的思想内涵。了解传统诚信观的这个特点，有助于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信用体系中，自觉地解决深层次的道德问题。　　仁爱思想是中华民族治国平天下的法宝，“仁、义、礼、智、信五者，性也。”保持人的这些先天的善良本性，并把这种善性加以发扬光大，使得每个人都能够从容处理，就可建立良好的社会秩序，实现社会的和谐。其“仁”在中国传统价值观中占有重要地位，传统中国社会的主要特点是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为取向，在与他人的社会联系中体现个体生命的价值，因而保持这一社会联系结构的和谐与稳定，对维护中国社会的传统特征来说，意义极为重，“仁”就是由孔子所创立的儒学的核心内容，仁者爱人。他说：“仁者，莫大于爱民。”孔子的仁者爱人思想，提倡一种做人的原则，那就是推己及人、将心比心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孔子之仁是一种道德意识，即对人的仁爱之心，是人之所以为人的道德标准，反映的是人的本质属性。孔子之后，孟子则明确提出了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他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下。”他主张的仁政是爱民、惠民、利民之政。仁政以天下黎民百姓的安居乐业为内涵，要求对社会成员普遍施以人道。墨子把兼相爱，交相利作为自己重要的政治主张，用兼爱取代儒家的仁爱。这种爱比孔子的亲亲之爱要求更高，但又不乏太多理想的成分，这种爱实际上体现的更多的是墨子的一种道德理想和对其理想社会的一种憧憬。墨子指出：“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因此，我们可以理解墨子的兼爱是一种自发的平等之爱。就兼爱的作用问题，墨子曾说：“诸侯相爱，则不野战；家主相爱，则不相篡；人与人相爱，则不相贼。君臣相爱则惠忠，父子相爱则慈孝，兄弟相爱则和调，天下人皆相爱，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这种兼爱是无阶级差别的爱，体现了其原始而朴素的人道博爱精神。由此可见，中国的人道主义精神早在千年之前就已深深地积淀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并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不断趋向成熟、完善，对于当代中国仍然产生出重大而深远的现实影响。马克思所说：超越对人的依赖性、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这两个发展阶段，也只有如此才能通往人的第三个发展阶段——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也正是这样的一个人，才具有真正的“仁”的德性。　　居安思危是中华民族长期繁荣并持久发展的意识动力，尤其是忧患意识的产生和历史上的人文主义传统的恰当结合。传统忧患意识发微于殷末周初，体现了殷末周初的政治家对殷人宗教天命观的破除和对人的责任的最初肯定。从传统忧患意识的形成来看，在社会历史积淀中，忧患意识不断地丰满和深化，最终被先秦儒家加以系统化。作为一种人文精神，忧患意识体现了对人类自身价值存在的肯定，体现着个人对自我完善和社会责任的自觉担当。这种自觉的意志体现了个人对终极信念的执着，就是积极的状态和刚健自强的精神。　　中国文化特别强调知耻的重要性，并把知耻意识看作道德的基础，强调个人自身的意志，个人自身对自己的约束。孟子从个人品格修养的角度强调：羞恶之心，义之端也。“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耻矣。”他甚至认为：“无羞恶之心，非人也。”而管子从国家治理的高度突出礼义廉耻的重要性，指出：“国之四维，礼义廉耻。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四维张，则君令行，故省刑之要在禁文巧，守国之度在饰四维。”宋代著名理学家朱熹提出了著名的廉耻论。他认为：“人有耻则能有所不为。”清末的龚自珍将个人的知耻与国家的兴亡联系起来，他指出：“士皆知有耻，则国家永无耻矣；士不知耻，为国之大耻。”可见，中国先贤不仅早就认识到耻感在指导和制约人的行为、引导社会风气等方面所起的作用，并将其视为修身齐家、安邦治国的有效手段。　　中华民族进步发展的主要发展主题是和谐发展与荣辱观，不同时代的道德会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超越阶级的同一性，虽然这种同一性是十分有限的，但它确实是真实存在的。同样，传统荣辱观中也具有今天道德教育所需要的合理元素。和谐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强调人、自然、社会的和谐是中国传统社会中重要的价值观。“和谐”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对自然界、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现象的本质概括，强调“天人合一”，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同时，“和谐”价值观也体现了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协调统一。因此我国传统文化中的和谐精神可以归纳为：和而不同，求同存异，尤其是在儒家哲学中有着鲜明的“以和为贵”的理念。　　早在西周末年史伯即明确提出了“和”的观念：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生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不仅如此，史伯区别了“和”与“同”，聚集不同事物而得到的平衡叫作和，这样就能产生新事物，也即“以同裨同”、“和实生物”，孔子也曾提出过“和而不同”。其弟子中也有人提出：“礼之用，和为贵”，在肯定“和”的价值的前提下，构建了古代社会以“和”为原则的人际关系，不同等级、身份的人，用亲情、温情、友情联系着。孟子宣称：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进一步深化了“和”的作用，“和”才能得道多助，这些均体现了儒家以和为贵的见解。　　而道家关于和谐的哲学思想阐述，主要在强调人与自然的统一。他们主张天道自然，认为天具有决定作用，反对片面地利用自然与征服自然。道家的创始人老子提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将崇尚自然、效法天地作为人生行为的基本依归，强调人要遵循自然规律。老子主张的和谐社会是：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老子认为的和谐社会是消灭一切文明对人类的侵害，将文化社会的人还原为没有任何印记的自然人。在人类历史上，唯有中国道家的高远睿智与博大情怀能够与宇宙万物融为一体，确立自然生态的完美境界，提出了构建人类与自然和谐下的社会理想，明确表达了人之社会不仅不与自然相离异，而且是自然的一部分。虽然具有和谐社会的特征，但它更像没有人生存的自然界。在庄子的思想体系中，和谐思想被体现得更加明显，他主张齐物，强调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应保持和谐关系。他的逍遥游的境界，给人们展示出了一幅和谐生态的完美境界。虽然这种设想让人感到有些世外桃源般的虚幻，然而对一种理想社会的向往却始终是构建“和谐社会”可借鉴的精神资源，激励着人们为之不懈努力。　　不管儒家还是道家思想，都是在中国传统文化发展中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它们二者的思想发展历史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历史，更是在社会中受着这两种文化思想深度熏陶的人们的思维发展历史，对人的意识、观念、行为、举止都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郭明义精神就是中国传统思想的美好成果，是保持着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最有力的证据。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长久发展的最强的文化保证。　　（二）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　　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必然是在中西文化相互交流、相互沟通的过程中实现的。没有中外文化的交流，要实现传统文化的现代化是不可能的。只有在同外来文化的相互交流中，才能找到传统文化的弱点和不足，认识到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差别之所在，从而明确传统文化的现代化目标，促使传统文化的自我更新。任何一种文化若是一味排斥外来文化或盲目移植外来文化的做法都是不可取的，都不可能真正实现文化的现代化。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化和文化的传承对于中国经济的腾飞、文化领域的繁荣发展都是至关重要的。　　文化的传承主要通过两种途径（或形式）：一是“民族凝聚的形式”，二是“个体转换的形式”。这两种形式彼此呼应，构筑成一个稳固的观念体系。任何形态的文化，首先是民族性的文化，它是适应民族生存的特点而形成和发展的，是在民族身体上生成来的民族化的精神依托和力量，它往往凝聚为民族特有的国民性格和社会心理意识。不同时期的不同民族，有着非常不同的文化传统和文化类型。但是，民族精神和社会心理必须通过具体的活生生的个体生命的存在得以凸显，“整个历史也无非是人类本性的不断改变而已”[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74页。]。一切都要经过“个体”思维的反馈、转换、过滤、筛选等活动，才能获得其崭新的思想内容和理论价值。如一个历史事件或一种社会现象的发生，首先反映到个体的心理意识中(心理影响)，同时又通过语言文字的传播反映到个体的思维结构里(语言影响)。这两种来自不同传播途径的影响在个体意识中构筑了较稳固的个体心理——思想意识模态。这一模态的价值构成往往决定着人们对世界、社会、人生的认知取向。具有单个个体心理——思想意识趋向的主体，互相沟通、联结、渗透和交融，形成具有社会意义的带有普遍性的人际关系网络，产生一种普遍的思想共振。这种被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共同意识到了的东西，尽管因其经验性、表面性还是零散的、不系统的、不健全的，但它却是社会意识形式中最普遍的一种心理。也可以说，它是从个体心理——思想意识中抽绎出来的一般心理，它舍弃了具体人所特有的因素、色彩，在个体心理意识的基础上，构成更高一层次的社会心理——思想意识模态。这一社会心理现象常常是一个民族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民族精神的丰富体现。　　从现代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人们对某种思想、理论的信仰，首先表现为一种心理过程，它不是靠外部的物质力量(手段)来维持，而是靠人们内心的自觉意识、自发的道德情感和对信仰本身的献身精神来维系。不通过社会心理、个体心理的双重调节机制，我们对历史上发生的任何一件事情便无法说明。譬如，在阶级社会里，统治阶级总是把代表本阶级利益的政治理念、道德规范说成是普遍适用的东西，并当作社会成员都必须遵从的行为准则。通过长期的灌输，统治阶级的这些理念和道德规范会成为一种公理的积淀，使人们在不知不觉中接受教化，并内化为一种自觉的信念、行为准绳和风俗习惯。在自然、社会、历史所建构的三维文化背景中，与历史发展相伴随的文化对人们影响最大。历史形成的文化氛围每时每刻都在塑造着与之相符合的社会人格，每个个体也以自身的心智去建构、维系、支撑传统文化的平衡与存在。传统文化时时刻刻在影响着人、改造着人；人又在既定文化环境中保存、再造着传统文化。而保存、再造的过程也就是传统文化不断得以延续流传的过程。传统文化与人之间构成一种相互作用的关系，久而久之，人们的政治态度、宗教情感、人生理想、艺术审美、价值评判乃至思想、生活、行为诸方式，都浸透着传统文化的影响。文化基质(或基因)总是以某种心理积淀和生理遗传的方式贮存在人的心理—生理机制之中，构成较为稳定的个体——生理模态。此模态能自我更新，依靠内在的向心力和凝聚力来维系。前代人通过一定渠道把保存下来的东西（物质的，精神的……）传给下一代，下一代人再通过一定方式学习、领悟、接受这些东西，世世相传，代代相继，传统文化在中华大地上就这样延续了数千年。　　在现代社会，存在着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冲突，更多的是指思想意识、观念形态的冲突，是传统心理与现代心理承受力之间的冲突，而不是指物质层面上的冲突。这要求我们在研究传统文化时，除了把握传统文化的确切含义外，还应对它进行层次上的划分。具体说就是，一切表现出来的、构成物质形态的文化，可称之为“表层型文化”；潜植于人的思想观念、积淀于人的心理—生理结构并时时影响和约束人的思想行为而毫不自觉的那种文化，可称之为“深层型文化”。前种文化类型不能自己解释自己，后种文化类型虽能解释许多现象，但它自身也必须深入到经济、政治的现实中去寻找根据。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中华民族的旧政治和旧经济，乃是中华民族的旧文化的根据；而中华民族的新政治和新经济，乃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的根据。”[注：《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64页。]这样，传统文化问题就不仅是“传统学”和“文化学”所研究的对象，如何从跨学科的角度全面系统地研究传统文化，切实解决现代化建设中所遇到的一系列实际问题，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亟待解决的重要理论课题。　　每个民族都有构成本民族精神凝聚力的文化传统。其中，价值判断系统对整个文化系统的发展轨迹和方向起着调控、制约的作用。价值判断系统的这种调控制约的属性，我们称之为传统文化的价值取向性。一般而言，中国传统文化有着与西方传统文化迥然不同的价值取向。如西方传统文化的价值取向强调人与自然的对立，强调人的独立自主和进取精神，求真求实的精神旨趣使得西方传统文化中的价值判断总是与事实判断联系在一起，美的东西总是与真实的东西联系在一起，也就是说，只有真实的，才是美好的。这种价值取向使得西方文化不断处于永恒的冲动和超越之中。与此相反，中国文化的价值取向始终把谋求人与自然、社会的和谐统一作为人生理想的主旋律(这就是“天人合一”、“天人合德”观念的体现)，反对人的独立意志和锐意进取，培养人的群体意识、顺从诚敬意识等，此种价值取向使得中国传统文化一开始就具有很大的惰性，它所寻觅的是一种中庸的、调和的、改良的途径。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价值判断总是与事实判断相脱节，却与伦理道德观念紧密相连，甚至契合为一，也就是说，美的东西总是与善的东西相联为一体，只有善良的，才是美好的。两种不同的价值判断组合形式，导致中西方思想文化中非常不同的内容形式和思维方式：一方注重对自然本体的追求，一方注重对社会人生的探讨；一方是纯知识体系的建构，一方是道德规范原则的叠加；一方是理论性思想的突破，一方是直观性思维的构想。两种不同类型的民族文化特征十分明显。通过这种简单的中西文化和思维方式的对比，我们可以看出，中国传统文化价值取向的一个重要特性就是具有浓厚的伦理道德倾向。对中国思想文化的这一特征，西方思想家也早有察觉。孟德斯鸠曾说过：“中国人把整个青年时代用在学习这种礼教上，并把整个一生用在实践这种礼教上。”[注：[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张雁深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313页。]黑格尔也指出：“在中国人那里，道德义务的本身就是法律、规律、命令的规定，……这道德包含有臣对君的义务，子对父、父对子的义务以及兄弟姊妹间的义务。”[注：[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25页。]这些论述从一个侧面表明了伦理道德观念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所占的重要地位。　　五千年悠久灿烂的中华文化，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巨大贡献，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国脉传承的精神纽带，是中华民族面临严峻挑战以及各种复杂环境屹立不倒、历经劫难而百折不挠的力量源泉。中国传统文化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提供了丰厚的精神资源，是中国优秀文化传统和中华民族精神的坚实基础。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过程中，我们要学习和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吸收其精华，剔除其糟粕，弘扬中华优秀文化传统，培育和弘扬中华民族精神，构建适合中国实际的、能够形成国人共识的、反映中国现实发展的、引导中华民族积极向上的价值观体系。要达到这个目标，应注意解决好以下问题：　　科学对待文化资源。在世界文明发展史上，玛雅文明、古埃及文明、古巴比伦文明、古印度文明都中断、失落了，唯有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生生不息、承前启后、薪火相传。之所以如此，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华文明有丰厚的中国传统文化资源作基础。正是中华民族丰厚的传统文化，为中华文明的发展和延续奠定了丰厚的根基。关于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问题，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所需要解决的问题。没有中国传统文化之根，就没有中华民族精神之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就无法建立。这就说明，我们的和谐社会建设与中国传统文化有相通之处，我们当代构建的价值体系与中国传统文化有密切联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沃土中。对待中国传统文化，一是要充分重视。自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百多年间，我们对传统文化基本上采取否定的态度，到了“文化大革命”，这种倾向被推向极致，变成了一场运动，中国传统文化遭到了空前的摧残，在中国一代甚至几代人的心里都留下阴影。否定中国文化传统的结果，最终酿成了一系列恶果，造成了“断裂的一代”、“西化的一代”，造成了对传统文化没有温情和敬意、失落迷茫的一代人。改革开放后，党中央逐渐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危害性，大力倡导学习和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弘扬和培育中华民族精神，收到了显著的成效。但也不可否认，一些国人还没有对这个问题充分重视起来，更没有落实到行动中。新一届党中央领导集体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我们重视中国传统文化、弘扬中华民族精神提供了极为有利的契机。我们要认真对待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把学习中国传统文化放到一定的高度上来认识。二是要认真发掘。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乃至人类的瑰宝。它历史悠远、博大精深。中国传统文化中有许多宝贵的思想资源，如“和合”、“民本”、“天人合一”、“制天命而用之”、“民胞物与”、“格物致知”、“即物穷理”、“知行合一”等命题和认识，都具有不可低估的价值，都值得很好地发掘。三是要批判地继承。在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否定中国文化诚然不对，但不加批判地全盘接受也是错误的。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不乏糟粕的东西，必须对这些东西加以剔除。比如，儒家学说中的封建礼教、等级观念、“三纲五常”、“三从四德”、“官本位”等观念就是需要剔除的糟粕。法家学说中的“尊君”、权术思想，对现代社会管理也是消极因素。道家学说中的“守拙”、“贵柔”、“无为”等思想，在现代社会中都有一定的消极意义。我们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一说要重视传统文化，就把古代的经典奉为至宝，认为只要熟读经书就会无所不通，就是掌握了传统文化，就可不加甄别、不加批判地全盘拿来。我们对传统文化的学习，对中华文化传统的弘扬，必须采取“扬弃”的辩证态度，才能从中汲取积极的因素，构建出能够反映国人共识的科学的核心价值体系。　　处理好中国传统文化的整合与创新，做好继承与发展的重要任务。中国近现代在如何对待开放中国传统文化的问题上，曾经展开过几次比较大的争论，有过“中体西用”、“西体中用”、“会通以求超胜”、“全盘西化”、“儒学复兴”、“民族大众文化”、“创造性转换”、“综合创新”等观点。张岱年先生提出来的“综合创新”论在中国文化论争中是一种极具价值的学说。这种文化主张，是在研究和分析了中国近现代文化论争中各种学说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它抛弃了中西对立、体用二元的僵化思维模式，排除了盲目的华夏中心论和欧洲中心论的干扰，特别是提出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注意吸收“会通以求超胜”论、“民族大众文化”论中的合理因素，认为只有辩证的综合创造，才是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坦途。对古今中外有益文化加以综合，以构建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不是无原则的调和折中，而是发扬一种创新精神，进行创造性的综合。为此，我们既要对传统文化中有益于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合理成分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和文化样式。例如，将传统的重义轻利价值观创造性转化为义利兼顾的新型的价值观；将儒家所极力倡导的“贵和尚中”精神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的和谐理念；同时，我们又要紧密结合当代中国的社会文化状况，把传统文化的主导价值观与当代中国的现实价值导向、价值理想有机结合起来，创造源于中国传统文化又高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观。将传统文化中所蕴含的爱国主义观念发展成为全球化背景下的、具有国际主义精神的当代爱国主义精神，以此丰富和完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三）郭明义精神在中国传统文化现代转化中的地位　　郭明义精神集中展示了中国文化的永恒魅力。弘扬郭明义精神，本质上就是弘扬中国文化。　　现代化作为社会发展和进步的范畴，是近代工业革命的产物，它最初的含义是指一个国家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的过程，现在则泛指一切落后的和不发达国家赶超先进发达国家、建立现代社会体系的过程。所谓文化现代化主要是指人们在充分吸收以往优秀文化成果的基础上，建立适合现代化政治、经济发展要求的现代文化。　　文化现代化是以经济现代化为基础，文化的现代化若是离开商品经济的发展，单纯地在自然经济基础上构筑现代文化无疑是天方夜谭。人们的现代化思想观念和传统思想观念的冲突本质上就是商品经济与自然经济的冲突。例如：平等原则与贵贱等级原则的冲突；政治要求与文化现代化从根本上说是建立起与现代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体系相适应的现代思想观念体系。　　从人类历史发展进程看，商品经济还通过等价交换原则和社会契约关系，形成了社会生活中的自由平等意识和权利义务观念，从而促成现代文化的产生。任何一个社会如果没有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要实现社会的现代化是很难设想的。在近代史上，一些国家在缺乏商品经济基础的条件下，试图通过政治革命打碎传统制度构架，实现社会现代化，但由于没有随政治革命而起的经济革命和发展商品经济，现代化进程就难免夭折。近代中国的辛亥革命比起日本的明治维新要彻底得多，但是日本的明治维新使日本跻身于现代国家行列，从中国失败经验中我们知道，在旧的行为方式和思想方式支配下，不仅实现不了现代化，而且反革命的复辟也是一蹴而就的事。文化与实践需要相结合，不仅仅是简单的结合，还要加大文化间交流与文化的创新。　　郭明义精神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学说相结合的实践性产物，是一种文化的继承和升华。研究郭明义精神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现代化问题，对于继承和创新中国传统文化，建立一种既有批判继承又有超越创新，既有世界性又有民族性的现代新文化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　　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是在文化危机中做出的反应，是在外国文化冲击下对本土文化的护卫和反思基础上的自我超越过程。它并不是自然或是自发的形成的，是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扬弃中进行的自我改造。传统文化现代化是人类主体为了自身的进步发展所进行的持续不断、永不停息的改造旧文化、建设新文化，迈向未来走向世界的过程。因此，它关注的应是传统文化如何实现创造性转化的具体途径问题，而不是对西方文化或传统文化的盲目肯定与否定。郭明义精神包含着批判地继承和弘扬民族优良传统文化传统的价值选择的内涵，包含着科学地解决新生文化主体的价值观念的形成、确立和发展同本民族优良文化传统的联系的价值要求。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型，首要任务是在实践基础上形成社会主义新文化的精神和核心价值内核。研究郭明义精神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化问题，对于继承和创新中华传统文化，丰富和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时代意义。　　社会在进步，世界在发展。时代在不断丰富和发展着郭明义、郭明义等一脉相承的感召精神及与历史同行的时代价值。时代在召唤，精神在传承，价值在发扬。　　先进性与广泛性相结合体现在价值与现实的有机结合。价值现实是郭明义精神最本质的价值属性，是其理想性的价值规定达到客观化、现实化的一种价值事实，是一种实然性价值存在。郭明义精神本身所具有的价值现实可以从“质”与“量”两个层面上来透析。　　郭明义精神价值现实的“质”是指郭明义精神所具有的先进性的内在价值，在其现实性上所达到的最佳价值境界。就“质”的现实规定性而言，郭明义精神价值的现实最佳境界既不是望尘莫及，也不是触手可及，而是先进性与广泛性的完美结合，是价值主体的最大需求度、认同度和实践上的可接受度的高度统一，这是郭明义精神之所以具有永久价值魅力的内在依据。郭明义精神是崇高的，充分体现了共产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具有经久不衰的时代穿透力；但它又是现实的，是现实的需要，现实的昭示，是现实社会生活中普遍可见的文明之光的投影和聚焦。正是郭明义精神的这一特质，即“先进性与广泛性相结合”的“质”的规定性，规定着它的价值现实的“量”的规定性，使之永葆青春。　　郭明义精神价值现实的“量”，是指它所具有的价值功能在现实中所能达到的客观效度。作为一种高尚的伦理精神，郭明义精神具有内在的道德价值导向功能，已成为我国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的重要内容。成为公民道德建设的重要价值目标，具有培养文明、健全人格、净化社会风气、调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实现团结友善、社会和谐稳定的作用。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要弘扬郭明义精神，达到义务与权利、为社会、他人与有益于自身的统一，就必须把握郭明义精神“质”和“量”的规定性，把先进性与广泛性紧密结合起来。　　知与行的统一是郭明义精神所珍视的价值实践。郭明义精神本质上是实践的，只有在实践中它的价值才能够凸现出来，才能被实现、发展和升华。郭明义精神价值实践的基本特征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知行统一。从哲学的角度来认识，言行一致的深刻内涵是知行统一。遵循知行统一原则，关键在于把握实践这个中心环节。实践是知之源泉和动力，是检验其知是否具有真理性和行为是否符合真理要求的唯一标准。遵循知行统一规律，最为困难的是把道德之知和道德之行统一起来。所谓“知易行难”，更多的遗憾就是发生在道德之知和道德之行相悖的问题上。我国古代先贤向来反对“心口不一”、“口是心非”，视之为“小人”。《礼记·杂记》中说：“居其位，无其言，君子耻之；有其言，无其行，君子耻之。”孔子强调：“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论语·宪问》），《孔子家语·颜回》中则以“行言”和“舌言”作为君子与小人的分野，指出：“君子以行言，小人以舌言。”郭明义精神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平凡之中见伟大，细微之处见精神。正如毛泽东指出的，一个人做一件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只做好事，不做坏事。因此，弘扬郭明义精神，做到知行统一，就必须努力提高运用科学理论指导人生实践、正确进行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的能力，真正地、永远地做到学与用、知与行、说与做的统一。二是德才统一。“德”是前提，是方向，它决定着“才”的价值实践程度。郭明义精神的核心价值取向，就是无私奉献、助人为乐。正如郭明义所说：“我活着，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做一个对人民有用的人，我要在一切实际行动中贯彻。”另一方面，“才”是条件，离开了“才”的“德”，是空洞的、毫无意义的。郭明义精神中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的“钉子精神”，为其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价值实践提供了现实载体，注入了生机和活力。通过具有价值本体论意义上的实践，德与才完美地统一在郭明义精神的人格价值上。　　历史与空间的延伸是郭明义精神所展现的价值维度。从价值维度来解析郭明义精神，有助于我们从更宏阔的视野上把握郭明义精神的价值精髓。郭明义精神的产生和发展既是一个历史过程，又是一个由个别到普遍、由局部向全局辐射的过程。因此，从历史和空间两个维度上解读郭明义精神的价值，是历史逻辑和辩证思维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