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是怎么死的啊?
刘少奇是怎么死的啊?
　　1969年10月，林彪一伙以战备疏散为名，把有碍他乱中夺权的人清除出北京。10月18日，黄永胜向全军发布了“林副主席第一号命令”。10月19日，林彪用电话记录的形式报告毛泽东。毛泽东听后，当即指示：“烧掉。”林彪、黄永胜以毛泽东说“很好，烧掉”为指示，继续通知疏散，刘少奇是“第一号令”最早受害人之一。　　患有糖尿病的刘少奇，鼻孔插着长期放置的鼻饲管，吸痰器不时伸进他的喉头，医护人员知道，这位国家主席随时都可能突然死亡。为了通知刘少奇，护士用棉签蘸上紫药水在一张报纸上写了几个大字：“中央决定把你转移到另一个地方”。刘少奇无言以答，他知道转移意味着什么。他把脸转了过去，护士把报纸移到另一边，他再次把脸扭开。他是无声地作最后一次抗议！愿削职为民，去延安或老家种地都不行，硬是要他的命啊！　　失去生活自理能力的刘少奇，长期卧床，没人为他清洗，身上又脏又臭。临走时，看护人员索性把他的衣服剥去，包裹在一床粉红色缎面被里，外面蒙了床白色床单。晚上7时，刘少奇被放在担架上，在专案组人员的监护下，由护士和刘少奇卫士长陪同，放在飞机后舱，运往河南开封。　　那天，开封机场突然戒严，一队队荷枪实弹的解放军来到机场，岗哨林立，如临大敌。工作人员不知发生了什么事，一个个都十分紧张。军用飞机在跑道上缓缓停下来，人们仰头张望，只见两个穿着白色护士服的彪形壮汉，抬下来一副担架。担架上的人，骨瘦如柴，只剩一张皮包的脸埋没在又长又乱的头发胡子中。这个白被单裹着的人盖有一条毛毯，从毯子下发出一阵阵令人作呕的恶臭……　　这个人是谁呢？在他已变了形的脸上，人们仍依稀发现过去残留的影子，他就是曾经让亿万人民崇敬的共和国主席刘少奇。　　刘少奇赤裸的身体难以抵御飞行途中的严寒，到开封后感染了急性肺炎。没有人关心他的病，到开封后，被当作一截木头似的抬进了监狱。停止呼吸，嘴和鼻子都变形了　　11月13日清晨，当刘少奇的卫士长再次来到他的身边时，在监狱的地下室，刘少奇已经停止了呼吸。刘少奇的遗体上，盖了床白床单，蓬乱的白发有一尺多长，嘴和鼻子都变形了，下颌一片淤血。卫士长小心地为刘少奇剪去过长的白发，刮去长而稀疏的胡须，穿上一套普通的衣服和鞋子。火化单上职业一栏竟写着“无业”　　日深夜，头部和面部全都用白布裹得严严实实的刘少奇遗体，由几个人抬上一辆“六九”型吉普车。由于吉普车太短，刘少奇的两只脚还露在车厢外面。15日零点刚过，“灵车”在淅淅细雨中驶向火葬场。他那为中国革命、建设奔波了半个多世纪的两脚，屈傲地伸展在风雨中……　　刘少奇的火化单上填写着：姓名：刘卫皇；职业：无业；死因：病死；签的是他儿子刘源的名字。　　共和国的主席竟然成了“无业”游民，死后连名字还要遭到侮辱：刘卫皇，是当时最忌讳的“保皇派”的代名词。　　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共和国的主席刘少奇，就这样从政治舞台上顿然消失了，而且经年累月的沉沦冤海，直到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才为刘少奇作出彻底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的决议。
其他回答 (1)
病死的。但生病时在牢里。至于真正的原因要等到以后档案解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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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话题领域专家刘少奇怎么死的?死因是什么?
刘少奇怎么死的?死因是什么?
刘少奇的手臂曾在革命战争年代受过伤，经过扭打，如今又发作了，穿一件衣服往往需要一两个小时；到饭厅吃饭，短短的30米距离，竟要“走”上50分钟，甚至两个小时。前后跟着的看守战士谁也不敢上去扶一把。最后根本不能走动了，只能由工作人员把饭打来吃。
　　
　　工作人员去饭堂打饭，被人骂作“保皇兵”，因此也不肯每餐去打饭，只好打一次，吃几顿。刘少奇满口只剩七颗残存的牙齿，嚼不动窝头、粗饭，又长期患有胃病，加上长期吃剩菜馊饭，常拉肚子，身体更虚弱了，手颤抖得不听使唤，饭送不到嘴里，弄得满脸满身都是。
　　
　　这一切，使得刘少奇身体愈来愈坏，经常生病，病得太厉害了，而大夫护士也不敢好好看。每次看病前先开一阵批斗会，一边检查病情还得一边大骂：“中国的赫鲁晓夫！”有的用听诊器狠狠敲打，用注射器使劲乱捅，看病就跟上刑一样。有一次，刘少奇实在忍受不了，抗议道：“你们给我看病是假，我的病你们越看越重。”接着，他们又把刘少奇服用多年的维生素和治糖尿病的药也停了。
　　
　　1968年仲夏的一个晚上，刘少奇发起高烧。大夫来敷衍了一下就走了。第二天转成肺炎，引起多种并发症，随时有死的危险。上面得知后，立即派医护人员来抢救。当时中办的负责人对医护、工作人员说：“现在快要开刘少奇的会了，不能让他死了，要让他活着看到被开除出党，给九大留活靶子！”
　　
　　谁都知道，对像刘少奇这样一个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了一辈子的共产党员，最大的摧残、最沉重的打击，莫过于“活着看到被开除出党”了。
　　
　　会诊医生提出应让刘少奇离开监护环境住院治疗，被拒绝了。医生请求摘掉卧室内挂满的标语、口号，以使刘少奇不受刺激，也被拒绝了。他们就是要让刘少奇活受罪，活受折磨。这以后，刘少奇再也无力起身活动，每天在严密的监视中躺在床上。
　　
　　他身边没有一个亲人，没有人给他换洗衣服，没有人扶他起身大小便。因为不活动，双腿的肌肉渐渐萎缩了，他的胳膊和腿由于常打针被扎烂了。护士记录上写着：“全身没有一条好血管”。紧接着，刘少奇由于植物神经紊乱，不能下咽食物，只能靠鼻饲维持快要枯竭的生命。
　　
　　日，这天早上，刘少奇听到八届十二中全会把他“永远开除出党”的决议。十二中全会开过整整24天了，单单在生日这一天，让茕然一身的刘少奇，独自承受着这最沉重的打击。刘少奇气愤已极，浑身颤抖，立刻大汗淋漓，呼吸急促，大口呕吐，血压陡然升高到260/130，体温升到40摄氏度。从此以后，刘少奇一句话不说了，连治病和生活用语也一句不说了。
　　
　　日，根据林彪“一号手令”，将刘少奇送往开封。刘少奇鼻子里插着鼻饲管，喉咙里通着吸痰器，身上扎着输液管。医生护士都认为他“随时都可能发生突然死亡。”但当时中办的负责人来到刘少奇房门口瞧了一眼，根本不管他的病情，亲自叫人通知刘少奇转移。
　　
　　晚上7点多钟，刘少奇赤着身子，被人用被子一裹放上担架，由专案组的人监护，让护士和原卫士长老李陪着，乘飞机飞往开封。林彪在河南的那个死党亲自把刘少奇关进一个围墙高大，电网密布，戒备森严的特别监狱。
　　
　　这正是初寒的天气，刘少奇在担架上因为没有穿衣服，一着凉肺炎又复发了，高烧39摄氏度，呕吐厉害。而林彪在河南的死党却声称：“一切均好，病情无异常变化。”到11月5日，刘少奇又一次高烧，抢救两天后才降到37摄氏度。
　　
　　就在刘少奇退烧的第二天，即11月8日，专案组下令：凡北京陪同来的人立即撤回北京，一个也不准留，连北京带来的药也不留。临走之前，专案组的人特意到火化场看了看，说：“千万不要死在我们手里。”然后向当地负责人员训话说：“要激发对刘少奇的仇恨，保留活证据。”
　　
　　原卫士长老李一回北京，就要向当时中办的负责人汇报情况。他得到的回答是：“不用了，先休息一天。”可是深夜两点，电话铃催醒了老李：“他昨天已经死亡，你必须再赶去。”老李惊得一句话也没说出来，连忙取了一些衣物匆匆赶往机场。
　　
　　13日凌晨，老李到开封，直奔刘少奇身边。刘少奇躺在地下室的地板上，身上盖着一个白床单。一尺多长的白发蓬乱着，嘴和鼻子已经变形了，下颌一片瘀血……
　　
　　老李给刘少奇剪去白发，刮去胡子，穿上衣服和鞋子。深夜12点，六七个人把刘少奇的遗体抬上一辆吉普车，小腿和脚伸露在车外，拉到了火化场。
　　
　　火化场早已得到通知，说有一名“烈性传染病人”要半夜火化，只准留下两个工人。二十多个军人把小小的火化场全部戒备。由中办专案组的人在火化单上填写———姓名：刘卫黄；职业：无业；死因：病死。并冒充死者的儿子刘源签了名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受到错误的批判，并遭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政治陷害和人身摧残，于日病逝。
其他回答 (7)
饿死的，文化大革命
不过 也算是 被批斗死的
渴死的
死前连一口水都喝不上
日,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因患病死的。他患的是肺炎、尽力衰竭和糖尿病酸中毒等并发症，早已不能从口腔进食了，全靠从鼻饲管中打进的流食，维持着奄奄一息的生命。直到日早晨6时45分病情恶化，抢救无效，刘少奇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在河南开封逝世，享年七十一岁。
是被&四人帮&害死的.
是在河南开封第一监狱被饿死的
不过不是被林彪害死的
是另有其人
林彪也是替死鬼
不管怎样他就是冤死的，是当时建国以来最大的冤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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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如何整死刘少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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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如何整死刘少奇？
1967年开展全面夺权运动以来，全国所有省、市、自治区都先后完成了夺权，并陆续建立了新政权──革命委员会。在庆祝“全国一片红”的锣鼓声中，日－31日，召开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八届十二中全会。
在这个大会上，毛泽东指出：“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这一论断代表了毛泽东对局势发展的坚定、自信和满意。林彪则在这个全会上提出了“文化革命成绩最大最大最大，损失最小最小最小”的“著名”论断。
这种“最最最”是林彪的典型句式。这种典型句式中也包含了林彪最根本的政治特征，因为语言方式是思维方式的显现。林彪在文化大革命中起到极大鼓动作用的“最最最”式的极端用语，也非常明显地显露出他极端的政治纲领。他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把各种倾向推向极端的最重要人物之一。
林彪、江青、康生、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戚本禹以及那些最勇敢的学生领袖，差不多都是人类历史上最典型的极端型思维和行为的人物。如果专门剖析林彪的言论，那么，无论就其内容，还是就其语言，都给我们提供了极端的代表作。
在讲话中，林彪还提出了人类历史上“四大文化革命”的观点：第一次是希腊、罗马的古典文化；第二次是意大利的文艺复兴文化；第三次是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第四次则是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这里，他再一次运用了最最语式，说：“前三次都没有毛主席领导下的这次文化大革命伟大，这次文化大革命是世界上最大最大的一次。”
正是在这个极端的运动中，一切都以“最最最”的方式表现出来。共和国主席刘少奇的结局，便是以最最惨烈的方式，写在了中国当代政治史上。
八届十二中全会通过了江青、康生把持下的中央专案组用伪证做出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通过了撤销刘少奇党内外一切职务，永远开除其党籍，并继续清算刘少奇及其同伙叛党叛国罪行的决定。
这个《决定》无疑给了刘少奇原本已经很艰难的生命以致命的打击。刘少奇于日被秘密押到河南开封。11月12日晨六时，这位中国当代史上应该留下一页的、值得尊敬的人物，无声无息地死于开封市囚禁他的地方。当他被秘密火化时，已被折磨得形象枯槁，填写的是化名，没有人知道这位火葬单上填写为“无业”的“刘卫黄”，就是共产党的副主席，共和国的国家主席。
回看当时真实的历史镜头，我们看到，在宣布刘少奇专案材料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毛泽东面无表情地坐在主席台上。那目光既是含威不露的，又饱含着历史的沧桑。在会议上宣布有关刘少奇的决定时，他俯瞰全场的目光使人感到，他面对着他不得不翻过的这一页历史，既沉重而又义不容辞，他不时微眯的双眼表明，或许他心中还掠过更复杂的思绪。
他做了一件必须做的事情；做了一件应该做的事情；做了一件不得不做的事情；做了一件历史要求他做的事情；做了一件潮流推动他做的事情；做了一件足以震慑全党、全军、全国百姓的事情；做了一件很大的事情；做了一件在他的眼界中又不算很大的事情。
总之，他做了，而且有着做完后的从容。
回顾文化大革命初期，日深夜，毛泽东曾派车将刘少奇接到人民大会堂谈话，当刘少奇向他提出辞去国家主席、中央常委和《毛泽东选集》编委主任职务，和妻子儿女去延安或老家种地，以此尽早结束文化大革命，使国家少受损失时，毛泽东曾温和地建议他认真读几本书，并对他说：好好学习，保重身体。还将他一直送到门口。
按照我们对毛泽东所有经历的把握，我们知道，在政治上剥夺刘少奇的权力和影响，使之离开最高领导核心，这大概是毛泽东在运动初期的既定方针。然而，后来采取的极端方式，确实是因为有一份足可以把刘少奇在历史上定为“公贼、叛徒、内奸”的专案材料放在了他的面前。这个江青及红卫兵的杰作，推动毛泽东对刘少奇采取了最极端的处置。事情发展到这一步，毛泽东也只能采取这个处置。他不可能、也不再会对刘少奇留出一点宽大处理的余地。
透视刘少奇的案件，我们可以看到，像毛泽东这样一个大权在握、不被人左右的领袖人物，他既决定着一切，也被一切决定着。他既推动着潮流，又被潮流推动着。他有足够的选择余地，实际上又没有选择的余地。
历史翻到1969年的4月1日，中国共产党的第九届代表大会召开了。这似乎是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取得全面胜利的象征，也是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到达顶峰的时刻。在这次大会上，毛泽东面带完成了一场惊心动魄大革命之后的坚定、从容、安详和疲倦兼有的神情和口气，讲了许多话。讲了要落实政策，讲了要防止一个潮流掩盖另一个潮流的错误，讲了工宣队、军宣队不要压人，讲了要团结起来争取更大胜利，讲了要准备打仗，讲了对文化大革命的总结，也讲了有关文化大革命的继续深入。
这其中，有一段话是特别重要的，他说：“看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搞是不行的。我们这个基础不稳固。据我观察，不讲全体，也不讲绝大多数，恐怕是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工厂里头，领导权不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在工人群众手里。过去领导工厂的，不是没有好人。有好人，党委书记、副书记、委员，都有好人，支部书记有好人。但是，他们跟着过去刘少奇那种路线走，无非是搞什么物资刺激，利润挂帅，不提倡无产阶级政治，搞什么奖金，等等。”这段话总结的是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正是这段话，揭示了毛泽东文化大革命的基本政治纲领和经济纲领。
正像我们曾经分析过的，文化大革命最终反对的是商品经济、价值规律这个庞然大物。毛泽东在1949年以后，一直在和这个看来渺小实则庞大的对立物做斗争，今天，他终于取得了胜利，所以，他又接着讲：“团结起来，为了一个目标，就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要落实到每个工厂、农村、机关、学校。”要把“六厂二校”那种清理阶级队伍、学习毛泽东思想、实行无产阶级全面专政的做法落实到社会所有的单元中。
在显示文化大革命光辉胜利的中共九次代表大会上，我们看到了文化大革命建立起来的新政权。当然，在“六厂二校”的经验中，在那些社会单元中，已经包含了基层的政权，这里讲的是与这些基层政权相联系的、或者说作为全国各级政权（包括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集中体现的中国当时最高的权力机构，即中共中央的政治局。
我们把中共九届一中全会选出的政治局二十一人名单公布如下：
毛泽东，林彪。（以下按姓氏笔划为序）叶群，叶剑英，刘伯承，江青，朱德，许世友，陈伯达，陈锡联，李先念，李作鹏，吴法宪，张春桥，邱会作，周恩来，姚文元，康生，黄永胜，董必武，谢富治。
这二十一人的政治局是文化大革命中形成的最高权力中心。二十一人的名单其实已经包含了文化大革命的全部政治纲领，包含了文化大革命胜利的全部含义，包含了毛泽东在1968年以来推行的建设新社会的战略部署的性质，包含了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实质。
需要略做说明的是，中共第九届中央委员会当选的一百七十名中央委员和一百零九名候补中央委员共二百七十九人中，八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继续当选的只有五十三人，仅占九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的19%。占八届中央委员、候补委员的29%。
文化大革命确实是一个“大革命”，这个“革命”的性质已在上层的大换班中充分显示了出来。我们对二十一人政治局名单的分析，基本上可以看成是对整个中央委员会乃至全国各级政权组成的分析。
首先，我们看到一个极为严重的事实。在二十一个政治局委员中，只有周恩来和李先念属于操持国家国民经济、国计民生的人物。对于一个夺取政权、独立管理国家已达二十年的政党，这绝对是一个十分畸形的权力结构，它表明曾在国家一线领导经济运转的干部力量基本被摧毁了。这确实是一场把商品经济打倒的政治大革命。
接着，让我们进行更为深入的分析。除了毛泽东，除了朱德、刘伯承、董必武这三位德高望重而又多年不掌握实权的元老，再除了叶剑英、许世友、陈锡联这样几位毛泽东需要平衡政治全局的人物以外，主要是两个六人集团。
&一个六人集团，就是林彪、叶群、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以林彪为首的这六个人是军队的实权人物，他们是林彪“最最式”极端政治纲领的组织体现。正是这批人扩张权力的需要，成为推动文化大革命向极端发展的力量之一。
另一个六人集团，就是江青、康生、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谢富治。这是领导文化大革命的中央文革小组的班底。他们是文化大革命的具体操作者。是共产党内专门从事整治干部的一批政治杀手。他们极端的思想和扩张权力的极端需要，也成为推动文化大革命向极端发展的力量之一。
当政治局内这两个六人集团（一文、一武）掌握了国家的生杀大权时，不难想像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建立起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政权了。毛泽东通过他们指挥一切；而他们又通过毛泽东指挥一切。当这样两个六人集团簇拥在毛泽东左右时，当国家的最高权力基本上由他们掌握时，他们的思想就是国家政权的纲领，国家政权的特征又体现在这些人物的人格上。(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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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9版：副刊 钩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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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为人知的刘少奇之死内幕
刘少奇与王光美
　　亲密的战友与接班人
　　毛泽东和刘少奇是几十年出生入死共同战斗过的老战友。1922年，他们曾共同领导了安源路矿工人运动。后来刘少奇一直在白区工作，毛泽东在根据地探索革命之路，在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统治时期，他们都被看成右倾机会主义的代表，同样受到打击。在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上，刘少奇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为党的历史上的这次伟大转折作出了贡献。作为“左”倾危害的体验者，刘少奇积极参加清算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并写了《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论党内斗争》等大量著作，贡献突出。
　　当时毛泽东给予刘少奇很高的评价。
　　在党的“七大”上，刘少奇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实际上成为党的第二把手。1959年，他又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与毛泽东共同领导中国，国内正式出版物上，“刘主席”的称号与“毛主席”并排出现，当然也有两位主席的肖像，刘少奇也被称为毛主席的“最亲密战友”。1961年，毛泽东会见蒙哥马利勋爵时，肯定他的接班人是刘少奇。
　　分歧始于“三面红旗”
　　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分歧，大体发生在1962年初。刘少奇本来是赞成“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但在1961年八届九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后，他回湖南老家宁乡县炭子冲搞调研，看到到处是荒凉的田野、饥饿的人群，妇女们在田地里挖野菜，老人孩子们在树下采树叶，许多人饿的得了浮肿病，和原来听到的汇报和想象根本不是一回事，于是改变了对“三面红旗”的看法。
　　在5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明确地表达了自己的看法，认为“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是造成目前困难的主要原因。中央要对这些错误负主要责任”。
　　他还提出彭德怀信中说的一些具体事实不少是符合实际情况的，人民公社当时不办也可能好些，迟几年办也是可以的，建议解放彭德怀。这些观点显然涉及“三面红旗”，也引起毛泽东的不满。毛泽东一直认为“三面红旗”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体现，是对马列主义的创造性发展，是完全正确的。他曾表示愿与全世界反对“三面红旗”的人作战，包括党内大批反对派和怀疑派，因此，谁反对“三面红旗”，谁就被认为是修正主义，刘少奇也被他看成犯了“右”倾错误。这个分歧导致了老战友的分手。
　　造成毛、刘分手的第二个原因是对待“四清运动”的不同看法。毛泽东认为要从政治上搞“四清”，斗争的重点是解决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问题。刘少奇则认为应从经济上搞“四清”，有什么矛盾解决什么矛盾，不要把什么问题都往阶级矛盾上拉。1964年底，中央工作会议上，刘少奇在毛泽东讲话时插话，表示了自己的看法。毛泽东很生气，联想起邓小平劝他可不参加会(当时毛泽东感冒，邓好意劝他不必参加会)，认为中央第一线不让他放心，并坚持让刘少奇作检查，认为这不是个人之间的是非，而是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之间的大是大非。这件事加剧了两人之间的冲突，毛泽东对刘少奇失去信任。
　　另外，在当时的外交问题上，在调整改革中出现的包产到户等事上，毛、刘二人间也有较大分歧。
　　毛泽东将刘邓推至“文革”风口浪尖
　　1966年5月，毛泽东在南方休假。刘少奇按照毛泽东的部署和安排，5月4日至26日在北京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
　　六月的北京，政治风云动荡，聂元梓贴出了第一张大字报，而且得到毛泽东的支持。清华大学随之出现了群众组织“红卫兵”，大批学者专家领导受到围攻批斗，有的被抓被押，有的自杀。中央决定派出工作组引导“文化大革命”，却又与群众产生对立分歧，纷乱的形势让刘少奇不知如何应付。他多次打电话给毛泽东请示汇报，均未收到明确的回复。六月末，迫于无奈，刘少奇和邓小平乘飞机去杭州，与毛泽东面谈运动情况，并请毛泽东回京讨论工作。毛泽东委托他们相机处理。
　　刘、邓回京后，立即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决定向大中学校派工作组控制和引导“文化大革命”。七月下旬，毛泽东回到北京，他不这样看，认为工作组“起坏作用，阻碍运动”，应该“统统驱逐之”。
　　8月1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召开，毛泽东在全会上发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刘少奇成为不点名的“资产阶级司令”，他在党内的地位由第二位降到第八位，毛决定林彪为接班人。刘当即表示：保证服从党的决议，努力去认识自己的错误，不做任何不利于党的事。此后，刘少奇处于被批判的境地。
　　他要认识错误，准备书面检查，以让毛泽东满意。
　　10月，庄严的人民大会堂内，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中心内容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其中一项议程是刘少奇在全体会上作检讨。对这个检讨，刘少奇早就准备了。1964年的一句插话都让毛泽东大发脾气，最后作了检讨。现在这么大的“错误”哪有不检讨的道理。刘少奇很精心，很认真地做了准备，并很快把检查稿送交毛泽东审阅。9月14日，毛泽东在刘少奇的检查上作了批示：
　　少奇同志：
　　检查上写得很好，很严肃，特别是后半段更好。建议以草案形式印发政治局、书记处、工作组(领导干部)、北京市委、中央文革小组各同志讨论一下，提出意见，可能有些收获，然后酌加修改，再作报告，可能稳当一些，请酌定。
　　毛泽东&&9月14日
　　刘少奇照批示做了。
　　10月23日上午，刘少奇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作检讨：“我的检讨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讲讲50多天来的错误。在今年6月1日以后的50多天中，我在指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是路线方向性错误。这个错误的主要责任应该由我来负……第二部分，是说我这次犯错误不是偶然的，我在历史上也犯过一些原则性和路线性的错误，如1946年在对东北战争的指导上有错误，对林彪的指导是不够的……第三部分，讲我犯错误的原因，一是不理解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更深入、更广泛的新阶段，不理解进行文化大革命的方法，怕乱，怕反革命上台；二是错误估计形势，世界观没改造过来；第三，最根本的是没学好毛泽东思想……”
　　当然，他是专心地按照《炮打司令部》的口径讲的，虽然他不诿过、敢负责，但事实上他没弄清，也无法弄清自己犯了什么错误。
　　刘少奇决定解甲归田
　　刘少奇的检查没能降低“文化大革命”轰轰烈烈的温度，也没能因此保护更多的人免受冲击。相反，越来越多的人受到指责、批评、批判，连红墙围起的中南海也出现了刺眼的大字报……作为国家主席，他有责任制止这种作为，可他没有了能力，现实让他作出选择，经过深思熟虑，他决定辞职。
　　刘少奇找到了周恩来总理说：“总理,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是我怎么也没料到的,我现在这个国家主席的位子已毫无用处,为了尽早结束运动,让广大的干部免受更大的冲击,让国家少受点损失,我要辞去国家主席的职务。”
　　同样忧心忡忡的周恩来安慰地说：“少奇呵，你不要太伤心，好多事情都很难办，这不行，不行啊。还有个全国人大代表大会问题。”
　　就在刘少奇想办法如何使党和国家少受损失的同时,批刘高潮愈演愈烈：12月18日下午,“打倒刘少奇”的大字报部分上了街。日,王光美被造反派骗出中南海。1月7日，刘少奇之子刘允若被抓进监狱。1月中旬，中南海里的造反派冲到刘少奇家,开刘少奇的批斗会,让他背诵毛主席语录,若背不出，便是不忠于毛泽东思想。
　　1月13日深夜，一辆华沙牌卧车直驶刘少奇住处，随车秘书要他立即乘车去人民大会堂，毛主席要找他谈话。事情显得有些突然，刘少奇心里拿不准此行的意图，他拉下车窗帘子，闭目深思。都是老同事了，没有什么多想的，互相通通气，看看他的态度，反正目前工作是不好做了，实在不行，回家种地去，重要的是要保护各级领导干部，这种搞法对国家损失太大……
　　“噢，少奇来了，坐，坐。”毛泽东正倚在沙发上抽烟，他没有站起来。
　　“主席好，您找我有事情谈？”刘少奇平静地问。
　　“找你谈一谈。平平的腿好了吗？”很显然，毛泽东已知道造反派以刘平平腿被车轧断为名，骗王光美出中南海被扣至清华大学的事。
　　“根本没这回事，是个骗局。”刘少奇没表现出愤怒和委屈，“主席，这次我犯了大错误，是路线错误，责任在我，广大干部是好的，特别是许多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主要责任由我来承担，尽快把广大干部解放出来，使党少受损失。我要辞去国家主席、中央常委和《毛泽东选集》编委会主任职务，和妻子儿女去延安或老家种地，以便尽早结束‘文化大革命’，使国家少受损失。”
　　毛泽东没有马上接话，他沉吟不语，不住地抽烟。
　　毛泽东避开了刘少奇的话题，他建议刘少奇认真读几本书，还特意介绍了法国学者海格尔写的《机械唯物主义》和狄德罗的《机械人》。临别时，毛泽东亲自送刘少奇到门口，要他“好好学习，保重身体”。
　　毛泽东偏信林彪江青诬陷
　　1966年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刘少奇受到批评，不再参与中央领导工作。10月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后，全国开展了批判“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热潮，刘少奇处于受批判的地位。
　　林彪、江青一伙深知，要打倒刘少奇，不经过毛泽东点头，那是不能实现的。于是，他们借用群众揭发和专案工作等名义，竭力对毛泽东施加影响。
　　日和12日，叶群两次找总参谋部作战部一位副部长，向他口授诬陷刘少奇的材料，要写成书面材料揭发上报。13日，林彪在住处找这位副部长谈话，要他把书面揭发材料改成向林彪和毛泽东写信的形式上报。当天，林彪就把这位副部长写的信和诬陷刘少奇的材料批送江青，要她“酌转”毛泽东。
　　日，康生让他的老婆曹轶欧出面，给中央一位领导同志写信，揭发王光美的所谓“问题”，并攻击刘少奇包庇王光美。这封揭发信在部分中央领导人中间作了传阅，最后也报到了林彪手里。9月16日，康生亲自给毛泽东写信，重新提出1936年薄一波、安子文等61人经组织决定出狱一事，并把它挂在刘少奇的账上，说什么“少奇的决定，就使这些人的反共叛党合法化了”。
　　林彪、江青一伙进一步有计划、有预谋地将这些材料择要报送毛泽东，有的并在一定范围内印发传阅。
　　毛泽东接二连三地读到和听到这些材料时，不能不为所动。特别是毛泽东原先闻所未闻的所谓刘少奇历史上几次“被捕叛变”等情况，终于使他从根本上改变了对刘少奇的看法。
　　随着“文化大革命”局势的疯狂发展，“打倒刘少奇”逐渐成为运动进程中所不得不采取的步骤。进入1967年以后，在上海“一月风暴”的影响下，全国各地造反派纷纷抢印夺权，派性恶性膨胀，局势混乱不堪。毛泽东虽然采取了命令解放军“三支两军”、号召大联合、停止串联等一系列措施，但未能奏效。这种骑虎难下的局面，很需要有一个表面上符合运动逻辑的举动，在一定程度上吸引人们的注意力，统一各方面的思想。当时已经别无良方，只有把刘少奇的性质再次升级。
　　林彪、江青一伙在打倒刘少奇问题上起了极为卑劣的推波助澜的作用。他们除了不断向毛泽东递送诬陷材料外，还利用各种机会煽风点火，在群众中制造打倒刘少奇的舆论，使之成为既成事实。
　　日下午，张春桥以“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的身份在中南海西门单独召见清华大学造反派头头蒯大富，指使他发起打倒刘少奇的行动。果然，蒯大富回校后，立即筹备公开煽动“打倒刘少奇”的大规模行动，即所谓“12·25大行动”。
　　12月25日，蒯大富率领5000余名造反派，在天安门广场召开“誓师大会”，又分五路到北京主要闹市区广播、演讲、散发传单，大量张贴“打倒刘少奇！”、“和刘、邓血战到底！”等大标语、大字报，并且醒目地贴上了天安门城楼。12月27日，北京各高等院校造反派在工人体育场召开“彻底批判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公然宣称刘少奇、邓小平是党内最大的资产阶级当权派，是中国现代修正主义的祖师爷、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黑司令”。一时间，社会上掀起了一股狂潮，强使群众接受“倒刘”现实。
　　与此同时，江青等人有意发动各方面的力量，制造“倒刘”舆论。12月30日，江青、姚文元、王力、关锋等“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到清华大学，向组织“12·25大行动”的蒯大富表示“坚决支持”。
　　12月31日,江青单独召见刘少奇的女儿刘涛,拉拢说：“是毛伯伯和我对你好,还是刘少奇、王光美对你好？所以你要明白，要彻底跟刘少奇划清界线,要跟毛伯伯和我走,不要跟他们走。”在江青的策动下,刘涛写了大字报。
　　日，康生在人民大会堂小礼堂把准备好的一卷刘少奇讲话材料交给蒯大富，叮嘱他“回去后要组织批判”。蒯大富接受任务后，几天内就组织人马贴出了一大批大字报。1月10日，康生在中央高级党校煽动说：“说刘少奇是全国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是你们党校对全国的贡献。”
　　日，清华大学的造反派设下所谓“智擒王光美”的圈套，绑架了王光美,后在周恩来干预下释放。
　　1月9日，谢富治在接见全国公、检、法系统赴京代表时，号召“全国政法战线立即行动起来，向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刘少奇、邓小平开火！”
　　由于江青一伙的策动，到1966年底、1967年初，“打倒刘少奇”的活动蔓延到全国，并且愈演愈烈。毫无根据地攻击、丑化刘少奇的行为到处出现，对此不但没有人出来制止，而且不容许人们提出任何相反意见。全国已经形成“打倒刘少奇”的舆论环境。对刘少奇进行专案审查，就在这种种复杂背景下开始了。
　　1966年12月，林彪、江青背着中央成立“王光美专案小组”，对外叫“中央办公厅丙组”。“王光美专案小组”领导成员为：谢富治(组长)、江青、汪东兴、萧华、叶群、陈伯达(顾问)。
　　1967年3月，康生在那份“备忘录”中又把它叫做“丙组专案办公室”。1967年5月中旬，谢富治向“丙组”人员宣布：“丙组”改为“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对外叫“五·四组”，组织上归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第一办公室领导。
　　就这样,一位经过中共中央全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出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副主席、国家主席，被林彪、江青丧心病狂地立案审查,充分说明“文化大革命”中法制的破坏是何等严重！庄严的党章、宪法已成了一纸空文。
　　1966年底，“打倒刘少奇”的行动已经从北京蔓延到全国。12月，北京地区一些老“红卫兵”，因为为刘少奇鸣不平，被“中央文革”下令抓了起来。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陶铸，也因为有过一些保护刘少奇、邓小平的言论，被打成“中国最大的保皇派”，于1967年1月被突然打倒。
　　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从普通群众到高级干部，只准说刘少奇坏，不准说刘少奇好。同时，在“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局势下，社会秩序一片混乱，法制破坏殆尽，使江青、康生之流得以为所欲为，以售其奸。
　　（下转B1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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