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纪念馆为什么不阻止大跃进

周恩来临终告诫西哈努克:大跃进不能进入共产主义
  周恩来密切关注着这次会议的进展情况,为了协助解决分歧,促使圆满成功,24日晚,他在出席了一次外事活动后,立即从北京乘专机飞往广州。午夜到达珠岛宾馆后,立刻会见范文同,听取会议情况的介绍,协调越、柬之间的分歧,商讨联合声明的内容和措词。第二天上午,他又分别会见了西哈努克、宾努、阮友寿和苏发努冯。由于周恩来的及时沟通和促进,三国四方领导人下午再次举行会议,很快就联合声明达成一致意见。着重指出:美帝国主义是印度支那人民最危险的敌人,三国人民为保卫自己的民族权利,要加强团结,英勇战斗,坚决战胜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会议特别谴责美国策动朗诺集团进行政变的罪行,号召柬埔寨人民响应国家元首西哈努克的召唤,为实现一个独立、和平、中立的柬埔寨而战斗。联合声明强调三国之间关系应遵循自决和睦邻的原则,“本着各国的解放与防卫是各国人民自己的事情,各方保证按照有关方面的愿望,在互相尊重的基础上,尽一切努力互相支持”。各方“决心维护和发展三国之间的兄弟友谊和睦邻关系,在反对共同敌人的斗争中互相支持”,“决心在三国关系中贯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尊重1954年关于印度支那问题的日内瓦会议的基本原则”和“1962年关于老挝问题的日内瓦协议”,“承认并保证尊重柬埔寨在现有边界内的领土完整”。这个联合声明标志着印度支那三国四方最高级会议取得重大成果。
  为了庆贺这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周恩来于4月25日再次从北京飞赴广州,当晚举行盛大宴会招待与会各国代表团。他兴高采烈地说:“印支三国四方会议胜利结束,圆满成功,我给你们带来一件大好礼物,这就是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今天成功地飞上天空!”这个喜讯引起了大家的振奋和欢呼。周恩来在讲话中坚决支持这次会议的联合声明,再次明确表示:“七亿中国人民是印度支那三国人民的坚强后盾,辽阔的中国领土是印度支那三国人民的可靠后方。”这两句至理名言,既表达了中国极力维护世界和平的决心,也是对一切扩大印支战争阴谋的极大威慑。
  4月30日,周恩来在审定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的口号时,特地加上了一条:“坚决支持印度支那人民最高级会议的联合声明。”5月2日,西哈努克发表声明,除了重申决不会向美国侵略者屈服以外,公开宣布决心同越南人民和老挝人民根据印度支那人民最高级会议,加强战斗团结,给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以日益沉重的打击,并最后彻底战胜它们。5月4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又一次强烈谴责美国军队入侵柬埔寨和扩大印度支那战争的行动,对西哈努克和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和老挝爱国阵线党中央的声明,表示坚决支持,高度评价印支三国四方最高会议是一次团结的会议、战斗的会议、胜利的会议。
  周恩来对促进召开印度支那三国四方最高级会议的一系列努力,就为西哈努克维护领土主权的斗争创造了良好的周边环境,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大跃进年代周恩来因反冒进被批 不得不认错(2)
&&&&&&&&毛泽东指责:1956年的反冒进使6亿人民泄了气,是方针性的错误。&&&&&&&&16日上午,毛泽东公开地在会上点了周恩来的名,他拿着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写的一篇鼓动大跃进的文章――《乘风破浪,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严肃地对周恩来说:“恩来,你是总理,这篇文章,你写得出来写不出来?!”&&&&&&&&在毛泽东的直接迫问下,周恩来只好答复:“我写不出来。”&&&&&&&&毛泽东继续往下说:“老柯这篇文章把我们都比下去了。上海有100万无产阶级,又是资产阶级最集中的地方,工业总产值占全国五分之一,资本主义从上海产生,历史最久,阶级斗争最尖锐。这样的地方才能产生这样一篇文章。”&&&&&&&&毛泽东以扬柯庆施来贬周恩来,其中的意思,敏感的周恩来已经察觉。&&&&&&&&与毛泽东相呼应,康生、柯庆施等人在会上也大批周恩来等人的反冒进。&&&&&&&&参加会议的薄一波后来这样回忆:&&&&&&&&这次会议,毛主席对总理批评得很厉害。毛主席说:“你不是反冒进吗,我是反反冒进的。”&&&&&&&&会上,康生是得彩的,柯庆施、李井泉是很积极了,对总理的批评其态度很是使人难堪的。&&&&&&&&会议整整开了十几天,大会小会,非常紧张。&&&&&&&&既然是“方针性错误”,是与右派“只剩了50米”的错误,周恩来只得当面向毛泽东和中央工作会议的代表们作检讨。为准备检讨,周恩来从到达南宁的那天起,几乎天天约请参加会议的有关人员谈话。&&&&&&&&薄一波看出来,周恩来的思想并没有真正转过弯来,但组织原则驱使他不得不作检讨。薄一波后来回忆:&&&&&&&&周总理不得不在这次会议上自我检讨,我说这个检讨呢,叫做不得不检讨,应该打上括号。&&&&&&&&1月19日晚上,心情沉重的周恩来在会议上开始作检讨性的发言。&&&&&&&&在他的检讨中,总的精神是不得不认错,把毛泽东所说的反冒进这个“带方针性的动摇和错误”的责任全都揽到自己身上。&&&&&&&&周恩来认为:这个“错误”的产生,是由于没有认识或者不完全认识生产关系变革后将要有“跃进”的发展,因而在放手发动群众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表现出畏缩,常常只看见物看不见人,尤其是把许多个别现象夸大成为一般现象或者主要现象。是一种右倾保守主义思想……&&&&&&&&一些主张反冒进的同志从周恩来的许多话中,听出了违心的成分。周恩来说:&&&&&&&&反冒进的结果损害了三个东西:促进委员会、四十条、多快好省,使1957年的工农业生产受到了一些影响,基本建设也减少了一些项目。&&&&&&&&这个方针,是与主席的促进方针相反的促退方针。&&&&&&&&这一反冒进的错误,我要负主要责任。&&&&&&&&他们理解,在会议的紧张气氛下,周恩来除了这样做以外,还能有什么其他的办法呢。顾全大局,相忍为党,主动承担责任,是他的一贯作风。&&&&&&&&在南宁会议上,周恩来能不能进一步抗争呢?应该说,抗争是有可能的,但却不是最好的办法。因为在方针性的问题上,公开暴露他和毛泽东之间的分歧,甚至在毛泽东思路明朗化的情况下,与毛泽东顶着干,效果肯定会适得其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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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跃进”前周恩来的两次检讨:毛泽东不甚满意
日 14:2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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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跃进”前,周恩来曾经当众作了两次检讨,但毛泽东仍不是很满意。
  1956年6月,周恩来和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在中南海怀
  毛泽东力批反冒进
  从1957年10月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到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连续不断地批反冒进,实际上已为“大跃进”的全面发动做了比较充分的思想、舆论准备。毛泽东亲自审阅批示的日《人民日报》社论提出:“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的跃进。”
  要想加快建设速度,在全国迅速形成“大跃进”的局面,就必须在全党统一思想。首先就要在领导层中统一认识。在毛泽东看来,要统一认识,前一段的反冒进是一个大的障碍。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向全体中共中央委员作了以《做革命的促进派》为题的讲话。毛泽东从整风讲起,提出了“要大胆地放,彻底地放,坚决地放;要大胆地改,彻底地改,坚决地改”的响亮的口号,并总结和肯定了“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群众斗争形式。这无疑是为坚持稳定发展的人敲响了警钟。
  然而这时的周恩来,在八届三中全会上仍表明这样的主张:“既要反对在改革突出不合理的制度上缩手缩脚的保守倾向,又要反对不顾职工觉悟程度和实际困难、冒昧从事的急躁情绪。”他所坚持的,仍然是“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观点。毫无疑问,这是毛泽东不能满意的。毛泽东在讲话中严厉地说:去年这一年扫掉了几个东西。一个是扫掉了“多、快、好、省”。不要“多”了,不要“快”了,至于“好”、“省”,也附带扫掉了。“好”、“省”我看没有哪个人反对,就是一个“多”、一个“快”,大家不喜欢,有些同志叫“冒了”……我们总是要尽可能争取多一点,争取快一点,只是反对主观主义的所谓“多”、“快”。去年下半年一股风把这个口号扫掉了,我还想恢复。
  这时,反冒进的呼声在党内已经基本上失去了市场,取而代之的是反“反冒进”。会上通过仍然具有冒进色彩的《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即《农业四十条(修正草案)》,把高指标重新摆到了人们的工作日程上。
  毛泽东于11月2日率中国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40周年庆典,并出席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其间,毛泽东亲自审改、批发了两篇《人民日报》社论,论点直指反冒进。11月13日的《人民日报》社论《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高潮》,对1956年的反冒进公开进行指责:1956年公布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以后,曾经鼓舞起广大农民的生产热情,掀起了全国农业生产高潮。但是,有些人却把这种跃进看成“冒进”,他们害了右倾保守的毛病,像蜗牛一样爬行得很慢,不了解在农业合作化以后,我们就有条件也有必要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跃进”。
  在莫斯科期间,毛泽东听到赫鲁晓夫“15年后可以超过美国”的豪言,则以中国“15年后可能赶上或超过英国”的话来回应。毛泽东觉得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中国可以进一步加快建设速度,把群众充分发动起来,生产就会出现“大跃进”。他在从莫斯科打回北京的一个电话中说:1956年的“反冒进”是不对的,以后不要再提“反冒进”了。11月下旬,毛泽东从苏联回国后,连续召开会议讨论他正在思考的如何取得经济建设更高发展速度的问题。
  日的《人民日报》社论《必须坚持多快好省的建设方针》,对反冒进的人进行了更严厉的批评:在反冒进期间“刮起了一股风,居然把多快好省的方针刮掉了”,“于是,本来应该和可以多办、快办的事情,也少办、慢办甚至不办了。这种做法,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当然不能起积极的促进的作用,相反地起了消极的‘促退’的作用”,“结果就背离了多快好省的方针,变成了经济战线的懒汉”。
  1958年更是在一种异乎寻常的气氛中开始的。日,《人民日报》发表元旦社论《乘风破浪》,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在15年左右的时间内,在钢铁和其他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社论批评“人们的思想常常落后于实际,对于客观形势发展之快估计不足”,明确“目前全国农业已经掀起了空前的生产高潮。各地党委必须积极地妥善地领导这个高潮,争取1958年农业生产的大跃进和大丰收”。社论喊出的口号是:“让我们乘风前进!让我们乘压倒西风的东风前进!乘压倒右派、压倒官僚主义、压倒保守思想的共产主义风前进!”
  日至4日,周恩来在杭州出席毛泽东召集的部分省、市委书记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发了脾气,周恩来等提出过的反对急躁冒进的主张受到严厉批评。毛泽东后来说:杭州会议,我在那里放火,“我是放恩来的火,有柯老为证,就在杭州,实在憋不住了。几年之气,就向薄一波发泄。我说:我不听你这一套,你讲什么呀?我几年都不看预算了,横直你是强迫签字”。毛泽东在周恩来面前发了一通牢骚,说:“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序言,对全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是‘个人崇拜’‘崇拜偶像’?不管什么原因,全国各地报纸、大小刊物都登载为什么军队多了几十万人,招收工人学徒多了100多万人?我说各部门都有对形势估计不足的情况,反对右倾保守为什么要多加人,我不懂,我也不知道。”毛泽东借谈1958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和第二个五年计划的修改问题,对周恩来等主张反冒进的人直截了当批评说:你们那个时候,不仅脱离了各省,而且脱离了多数的部!为了在更大范围内进行思想和组织动员,随后毛泽东召集了一系列的重要会议,就反冒进等问题继续批评周恩来等人。
  日至30日召开的第一届人大第三次会议,着重解决了经济建设上的急躁冒进。图为周恩来在第一届人大第三次会议上发言。
来源: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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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大观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觉察大跃进错误为何不能反对
来源:凤凰网历史日 10:20
  刘金田(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这张照片是我们一幅经典照,就是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给他聚集在一起,毛、刘、周、朱、陈、邓,这个照片还透露出一个什么概念呢?就是我们党内团结,你看看大家的表现,起码是领导核心,领导核心成员,都是跟毛泽东为首,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显示出是一个团结的集体。  解说:当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排序依次是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由于毛泽东在1953年提出的自己退居二线,以观察国际形势为主,因此刘少奇时任国家主席,邓小平担任党的总书记,在台前从事实际工作。  在毛泽东心情大好,对当年度的农业形势喜上眉梢之时,其他人又在做什么呢?  肖冬连(国防大学教授):当时毛提出提倡所有人都下去搞调查究,刘少奇说我也应该下去,到农村去,他就到了湖南,刘少奇是在常委中间,潜到底层是最深、最基层的而且时间最长的一个。  周世华(时任湖南省长沙县县委书记):少奇同志是号,大概是21号到天华大队去调查,调查的目的是为了贯彻人民公社六十条草案,是了纠正工作当中的错误,来听取农民的意见。  姚立文(时任刘少奇秘书):在这之前先回他老家,就是宁乡县炭子冲那个生产队,在那儿住了大概有十多天,我在那里住了大概也有五六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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