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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毅：筑牢政治安全互信基础，让中国东盟关系走得更稳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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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外交部长王毅在博鳌亚洲论坛“东盟共同体：一体化的新起点”分论坛上发表讲话，强调要筑牢政治安全互信的基础，让中国东盟关系走得更稳更远。他指出，中方愿积极推进“中国—东盟国家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商签进程，为双方关系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法律和制度保障。办好今年首次在华举行的中国东盟防长非正式会议，积极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加强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合作，为本地区提供更多公共安全产品。我们还愿本着中国和大多数东盟国家都认同的“双轨思路”，坚持以和平方式，妥善处理好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一些争议，共同维护好南海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本文来源：外交部网站
责任编辑：王晓易_NE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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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至好友和朋友圈我们还要在错误路上走多远？
& & &我最近和朋友们交流，围绕新文化运动以来的错误（偶尔也把康梁维新时的错误纳入进来）展开，我对自由、宪政、民主、反儒家、反传统、民粹、实利主义现象等问题进行了分析，也批评了导出这些问题的“起源”。其中，新文化运动又是我批判的重点。在我看来，新文化运动除了“白话文”以外，它对中国社会的进程不是起到推动进步的作用，却是把中国引向倒退、更落伍的地步。新文化运动激发的社会思潮，既不是纯粹西方的，也不是纯粹反对中国传统的，而是用中国式思维理解当时欧美国家的，因而它从一开始就是个怪物。就是这种既没有拿到西方好的东西也没有扬弃中国坏的部分的新文化运动，它对20世纪中国社会的发展是带来致命性的错误，以致今天的绝大多数中国人还在不自觉地遵循该思维前进。本文是梳理、整理过去交流时的一些观点。& & & & & & & & & & 反儒家反传统的失误& & & 坦率地讲，今天中国人反传统的思维还是停留在新文化运动的阶段，除了呐喊几句反儒家、全盘西化以外，我们看不到有实力的系统化论证，流于空洞的口号是他们的主要特点。反儒家，主要表现为无情批评批斗孔子、孟子，而不是批判儒家的思想体系。说来也很有趣，今天批评孔子、孟子的人，他们本身对儒家思想就缺乏深度的了解，远远不如新文化运动时期的那批学者，因而要他们把批评、批斗个人上升到思想批判的层次，那是有很大难度的，他们可能适合不了该挑战的角色。全盘西化的人，在前期民国时期以陈序经先生最为代表，他甚至批评胡适，认为胡适先生倡导的“西化”还远远不够，今天主张全盘西化的人，好像不是很强大的声音，也极少有爆炸性的言论。& & &我是主张中西融合的人，虽然目前重点还是偏重于介绍英美的自由、宪政、民主等思想，但我从不否认中西融合的可能性，只是我认为中西融合可能在更遥远的未来，或许在150年以后，它的思路大抵是宪政制度和中国固有文化的某些部分结合。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上，时下最需要的，理应是多介绍纯粹一点的西方政治文化，扭正康梁变法以来的“中国式的西方政治”。如果不能把这个误区逐渐扭转过来，正如我前几天在《中国人很难建设宪政和民主》中指出的，那可能将持续迷茫下去。因为中国人最初用传统文化幻觉、顿悟和感知西方的政治，所以最初的这个错误若长期延续下去，那就会越走越偏。& & & 即以反传统来说，目下反传统反儒家的声音仍然强烈，但是，在这些反传统反儒家的知识分子那里，他们除了接过新文化运动的腔调外，我们真的很难看到有价值的见解。而且，这些“后新文化运动”的人，他们自己也没有意识到新文化运动的错误，即当时的反传统旗手们隔空2000余年去批评孔子，却对秦始皇开创的“帝制社会”及其帝制社会思想不闻不问，用秦晖先生的话说，新文化运动反儒家反传统的行为是“荆轲刺孔子”，而不是“荆轲刺秦王”。错批了对象，错批的结论就可想而知了。然后，新文化运动的残余分子不但兴奋于祖师爷的批评传统，还自认为自己抓住了要害和重点，自己是掌握了真理。& & 事实上，反儒家反传统的新文化运动旗手从开始就存在认识的错误，他们当时对中国和西方的社会有认识上的偏差，即他们以“时间横轴”作为标准去比较中西社会，并得出自己的结论。如公元前400年时，中国社会是怎样，西方的古希腊是怎样。但是，这种认识仅仅是一个角度，也是一种时间切入的方法，却未必是唯一的、正确的。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举出一个鲜活的例子：在21世纪的今天，欧美等发达国家已经步入发达民主水平，但生活在印度洋的某个岛屿上的部落、非洲的某些部落、亚马逊原始森林中的部落还在用弓箭，这个现象表明一个事实：尽管我们生活在同一个时代，但全世界的人类在政治社会上并不平衡不平行，他们可能相差几千年乃至几万年的距离。新文化运动时的反传统反儒家的知识分子，他们在处理中西社会时就面临了这个问题，而他们的方法就是“时间横轴对比法”。然而，中国的封建社会是在秦朝以前，也就是公元前221年以前，秦汉以后的中国就不在是封建社会，而是“郡县制”“帝制社会”，它表现为“一君万民”的社会；而西方的封建社会是英国革命以前，也叫漫长的“中世纪”，它在时间上大致是公元395年到1640年之间，欧陆一些国家甚至延续到19世纪。& & 西方近代反封建反传统，那是文艺复兴、思想启蒙运动的事，但他们反的时候是社会正处于封建制末期的社会大变革大调整阶段，而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们反封建反儒家反传统却不是处于封建制末期社会大变革大调整时代，而是中央集权的帝制社会面对英国的宪政社会的挑战。换句话说，我们中国人当时考虑的问题，并不是春秋战国时期中国人考虑的问题，也不是近代英国、欧陆人考虑的问题，我们面对的是从没有过的问题――有中西文化有帝制出路。这就表明，在1840年以后，中国人考虑中国社会的前途命运是没有经验可参考的，因为当时世界还没有哪个国家可以作为参考的范例。因此，从某种角度上说，近代无论是强调学英国，还是学日本，还是学苏俄，他们都不会轻易取得成功的，也只可能是最接近中国文化的会获得暂时性的成功。& & & 回到反儒家反传统上，自康梁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去反传统，其实就是要反秦汉以后至明清这个传统，而不是跨过这个阶段去反公元前221年以前的东西。换句话说，如果今天中国知识分子还没意识到这个错误，还不能去转变过来，那中国思想界就依然是在错误的路上行进，而重建就会越走越远，越远越偏。& & & & & & & & & & 对帝制社会的批判& 对帝制社会批判，我们首先就需要了解帝制社会，明白帝制社会的思想，同时还横向对比欧美政治。我们只有在全方位的视角上去认识，我们才能找到问题，也找到重建政治社会的轨迹。比如，就拿中西政治社会演变来说，我们需要去问问：为什么中国在封建制后走向帝制社会而不是宪政民主？为什么西方的英国开创出宪政政治，而不是中国模式、法国模式和俄国模式？& & 从欧洲大陆的理性主义哲学走出以来，对政治社会的演变与发展，我认为“影响性的因素”和“偶然性的因素”才是关键，而不是欧陆社会学家所推崇的逻辑推理（逻辑演绎）。在我看来，必然论的逻辑演绎本身就需要去论证，而不是直接使用，如果不能论证演绎逻辑的正确，那运用还逻辑演绎的结论就必须质疑。但是，我们至今很难看到任何一个欧陆社会学家去先论证自己使用的逻辑自身，而且，即使逻辑关系能够论证出来，那换到不同事物上是不是必然相通呢？这里又是一个疑惑的大问题。& & &对中国的帝制社会，我们显然无法用逻辑演绎去解释，也很难解构出一份令人满意的答案。帝制社会，既有封建制的一些影子，也有封建时期的思想被继承下来，还有中国政治社会特有的现象――一人政治。就中国帝制社会而言，法家思想推动建立了帝制，它表现在皇权独尊独大，中央政令畅通无阻，官僚不得血缘世袭，皇权直接任命地方官。这种一人独尊独大的权力，它与近代英国革命时期特别强调限制国王的权力恰好相反。& &当然，中国帝制社会还有近代英美政治的一面，即确立了中央集权、建立了一个非人格型政府和大众的平等意识强烈。通过中国的政治社会内部演变轨迹，以及对中西社会比较，我们可以看到更多先前看不到的东西，并知道问题的众生相。我们在帝制社会路上走了2000多年，英国却没有稳健确定过独尊独大的帝制，法国和俄国也只是短期的现象。因此，批判中国帝制社会，我们以中国内部、中西比较来切入，这应该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 & & & & & & & & &我们在错误路上还要走多久？& & &今日的中国知识分子仍旧是好走极端的新文化运动那个时期的思维，他们要么神化西方，要么攀附权力，要么攀附权力来阐述儒家。就推崇西方的来讲，他们绝大多数人也不见得对西方思想有深入的了解，倒是如丛日云教授所指出的那样，“我们有多少对西方文明的偏见”。其实，我们从一开始就是偏见，或者是出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思维，或者是出于保国保种的情绪，或者是出于狂热的崇拜强者。& & 正因为我们从开始对西方的自由、宪政、民主等政治文化的理解出了偏差――误解误读，以致我们走在错误的道路上叫喊，而且，令人不可思议的还是，误解误读的人自己就有认识误区，他们还在那里嘲笑居于社会多数的平民大众，认为他们是“奴才”“奴隶”“喜欢做猪”，是“需要接受启蒙的人”。又比如，说到美国的经典三权分立，有的中国人就喜欢把它比附中国隋唐时期的“三省六部”制度。这随处可见的误区，它到底影响了多少人？又有多少人是拿这些观点作为评判标准？什么叫“一错再错”，这就是典型的一错再错。& & &我们生活在一块迷镜的世界里，假如最初的认知标准是迷镜，那迷镜照过后的“影像”是不是有问题呢？这是不言而喻的。以中国康梁以来的诸多所谓“启新民”来说，我们过去的经历正是如此，今天的做法还是如此。我们走在自己想当然的“启蒙”话语里，但启蒙者和被启蒙者都没有摸到西方政治的真实面貌。而且，在中国文化的传统影响下，中国人的思维是缺乏自由的（我说的是消极自由），他们要么是道家“绝对自由观”，要么是“去做……的自由”（积极自由）。所以，在这样缺乏自由氛围的环境下，中国人很难做到“包容”“宽容”，他们多是翱翔在自我的世界里，其他的一切都是他们心中的工具。& & & 自由，应该是人类的目的，而宪政和民主都是为着更好地实现这个目的服务的，因而在建设新政治的路上，中国人需要认真审视自由、包容。只有在自由和包容的环境下，民主才会更加健康和良性。& & & & & & 郭贤源 & &.政冷经热的中日关系还能走多远？_观点库_观点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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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冷经热的中日关系还能走多远？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李克强总理21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联合会会长榊原定征、日中经济协会会长宗冈正二、日本商工会议所会长三村明夫率领的日本经济界代表团。三位会长的同时来访表明了日本方面对此次访华的重视程度。今年恰逢中日邦交正常化45周年，从时机上说，这也是中共十九大中国最高领导层换届和安倍第四次组阁之后，中日两国间的一件大事。亚洲两个最大经济体之间的交流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不言而喻，中方接待规格之高也可谓近年少有。在这次“日中经济协会”访华的背后，必须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强行“退群”，使日本妄图借助包含美国的TPP在经贸领域狐假虎威、抗衡中国的迷梦瞬间破灭。在两周前越南岘港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期间，由于加拿大总理的“闪避”，安倍强推没有美国参加的简装版TPP的“小目标”又暂告落空，收获了一个大写的尴尬。因此，在经济趋向回暖、出口增长强劲之时，日本朝野不得不回过头来继续正视庞大的中国市场对日本经济的客观影响。但是，在未发生根本性改善的前提下，如何进一步促进中日之间的经贸往来与合作，这就需要考验安倍的政治智慧和经济管理水平了。倘若中日两国之间的“积极”交流总是“亘古不变”地局限于民间层次，那么，可以想见，这必然无助于从根本上改善中日关系，且等同于不断积累两国政治层面相互冲突的风险——这一风险不是来自于两国日常经济交流的“总量”高低，而是源自两国政治领域的持续低温会造成地缘周边环境的持续恶化，对某些域内危险的管控逐渐失去平衡。此外，在中日两国民间力量共同促进相互间经贸合作的同时，我们也应注意到，在对日经贸关系中，中国处于产业链低端的国情并没有改变。中国对日出口产品的科技附加值总体上低于日本对华出口产品的科技附加值，这意味着在一个很长时期内，中国在某些工业制成品的核心技术上对日本仍然存在着路径依赖。从比较优势看，这当然是中日经贸往来由于存在技术落差导致的功能互补，但背后折射出中国在高端产业链的技术赶超任重道远。那么，在可以预见的将来，随着中国国民经济全产业链供给侧改革持续深化、核心技术水平不断提高，在某些高精尖技术领域开始与欧美日持平，甚至超越，那么中日之间的产业互补性将断崖式下降，中日之间的“经热”也将荡然无存！而眼下，日本使出浑身解数力推的简装版TPP包含亚太地区的11个国家，从而牵涉到南中国海周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中“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覆盖区域内的越南、文莱、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等四个国家。我们由此亦可窥见中日之间的“经济互信”一旦置于地缘政治博弈的参照系中，是一种怎样的状况。生意往小处做，无非是买卖；往大处做，就是政治。在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主题的大趋势下，中日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正如李克强总理指出的，中日关系发展离不开经贸合作的推动。希望日本经济界继承优良传统，继续致力于中日关系的改善与发展，同时发挥自身影响，带动双方人文、青年、地方等交流扎实开展，让和平、友好、合作成为日本各界对中日关系大方向的共识，共同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在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基础上推动两国关系行稳致远（人民日报北京11月21日电）。换言之，中日关系目前“政冷经热”的总体态势并未发生改变，日本外相河野太郎对“一带一路”倡议的乐观看法发生于安倍扬言修宪“冲刺”的晦暗背景下，因此，河野的表态对短期内的中日经贸关系而言只能说是聊胜于无。透过经济表象去观察政治决策——在经济回暖的形势下，中日强化经贸合作、日本经济团体期待深化对华经济交流多结硕果，可谓正得其时。但以安倍为首的右翼修宪势力，在何种程度上能够立足于东亚安全与稳定的大局，以期促进东亚乃至亚太区域经济的共同繁荣，对此，仍然存在着巨大的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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