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皓月涌泉(蒋月泉传)/评弹系列/菊坛名家丛书
&&&&这本《皓月涌泉(蒋月泉传)》由唐燕能著，是按文学传记的要求撰写的。它不同于人物评传，也不是蒋月泉的艺术档案或专述他个人阅历的文史资料。按文学传记的要求，既要写出他的艺术轨迹，也要写活他的个性与人格魅力，呈现在读者面前的应该是一个有血有肉、活生生的可以感知的蒋月泉。一代宗师的喜怒哀乐，他的人生遭际都应在书中得到表现。从这个角度看，文学就是人学，文学传记，也就是人的传记。作者在作传的过程中，既写历史，又写人。而传主的形象是需要通过具体的历史事件、日常活动的场景、生活细节，以及传主与相关人的关系中产生的心理状态的描述表现出来的。但这一切又不同于文学创作，不能杜撰，必须以传主个人的历史事实为根据，在充分尊重历史事实的基础上展开带有文学色彩的叙述与描摹。
&&&&蒋月泉（），评弹曲调中传唱最广、影响最大的弹词流派唱腔“蒋派”的开创者，当代最负盛名的评弹大家。这本《皓月涌泉(蒋月泉传)》由唐燕能著，为蒋月泉的传记，从人生经历和艺术成就两方面展示这位“金嗓子”的不凡历程。
&&&&唐燕能&&编审、作家、剧作家。生于1942年，1967年毕业于南京大学中文系。在香港、台湾、大陆出版的著作有：《郭沫若与他的日本妻子》、《黑色的悬念――外国政坛人物死亡之迷》、《外国政坛丑闻录》、《世界十大战争危机》、《世界十大罪恶集团》、《世界十大财宝之迷》、《世界十大政治内幕》、《探险勇士》等。编著《365夜历史故事》、《365夜笑话》。发表剧作《称心女婿》、《放水记》、《乐昌公主》，报告文学《纳吉之死》、《斯大林之死》、《高尔基之死》，以及《让每一块色彩都充满生命》《我心中的宠物欢欢》、《忆明珠与他的(白下晴窗闲笔)》、《与狼共舞的女人》、《为行业作家呐喊》、《我的瑞典朋友霍更》等散文数十万言。策划、编辑《扬州八怪人物传记丛书》，并担任《菊坛名家丛书》主编与总策划，专事于为杰出的戏曲艺术家立传。
总序序引言第一章&&海上生明月&&&&做“案目”的父亲&&&&喜临狮子巷&&&&家道中落&&&&大响档的魅力&&&&师从张云亭&&&&炭篓子里“小闲话”&&&&出“茶道”的“小辈英雄”&&&&第一次姻缘第二章&&泉声入万家&&&&拜师周玉泉&&&&“蒋调”的形成&&&&婚变&&&&乔迁新居&&&&小人穿大衣裳&&&&蒋王档与蒋钟档之《玉蜻蜓》&&&&挡不住的“诱惑”第三章&&清风邀明月&&&&从惶恐到诚服&&&&《小二黑结婚》的演出前后&&&&香港“淘金梦”的破灭&&&&自觉革命，将功补过&&&&“斩尾巴”运动始末&&&&上海市人民评弹工作团的组建&&&&一定要把淮河修好&&&&《海上英雄》的诞生与赴朝慰问第四章&&皓月凌空照&&&&发自肺腑的由衷之言&&&&《白蛇传》的精华与糟粕&&&&“白蛇”缠身的艰难日子&&&&出演《林冲》与《王孝和》&&&&梅山水库失眠之谜&&&&扛鼎之作《庵堂认母》&&&&郁结于心的困惑&&&&“熟皂隶，重板子”的无奈&&&&“双峰对峙”与历史性合作&&&&幸免一劫的1957年&&&&挥之不去的痛惜&&&&评弹绝品《厅堂夺子》&&&&师徒深情浓于血&&&&《莺莺操琴》震撼万人&&&&1962年赴港演出的巅峰状态&&&&半部蒋江档《玉蜻蜓》&&&&伤逝&&&&“大写十三年”的产物第五章&&残月夜深沉&&&&欲加之罪，何患辞&&&&“本质极好”的“反动学术权威”&&&&高压下编造的故事之重&&&&精神抑郁的“斯坦尼”&&&&有血腥味的可怕幻觉第六章&&涌泉润禾苗&&&&被“闲置”的日子&&&&初执教鞭，战战兢兢&&&&紧绷的神经渐趋松弛&&&&从杜十娘说起&&&&用唱腔来刻画人物&&&&谈噱书《恩结父子》&&&&出席文代会与复出书坛&&&&《星期书会》与书坛生涯50周年第七章&&月是故乡明&&&&晚婚并不如意&&&&荣获第一届“中国金唱片奖”&&&&沪港两地书&&&&来自故乡的温暖&&&&爱徒秦建国拜师&&&&涌泉长流附录&&蒋月泉年谱后记
&&&&序&&&&唐力行&&&&燕能先生是一位多才多艺的学者，在从事编辑工作的同时，他著书立说涉猎甚广，还是一位出色的京剧票友。燕能热爱传统戏曲文化，退休后主编了一套《菊坛名家丛书》，在“京昆系列”中为杰出的京昆戏曲艺术家立传。现在他又将关注的重点转为评弹艺术，着手主编一套“评弹名家系列”，并亲自为蒋月泉先生立传。在评弹艺术遭遇危机的今天，这确实是难能可贵的。&&&&蒋月泉先生与家父唐耿良先生是知交，他们从七煞档到四响档，一起去香港演出，一起组织评弹团，一起担任副团长，一起去治淮工地，一起斩“尾巴”，一起写新书，一起经历“文革”的厄运，一起主持《星期书会》，一起到苏州评弹学校讲学……他们交往的细节，在家父亲撰的回忆录《别梦依稀――我的评弹生涯》中有详细的叙述。著名作家顾绍文曾说：“我觉得蒋月泉和唐耿良两个男人之间的友谊很让我感动，也是作家很难创作出来的，比如唐耿良先生从加拿大回来，劝说蒋月泉先生动手术。比如唐先生劝蒋月泉不要结婚，两人之间的谈话，是作家无论如何难以想得出来的。这是朋友对朋友的谈话，是怕朋友出事呀。”(《别梦依稀：说书人唐耿良纪念文集》第109页)蒋唐两家交往甚密，记忆中母亲常会带着我们兄妹去延安路念吾新村蒋家，蒋家伯伯、蒋家姆妈是我们自小就十分亲近的长辈。1962年蒋家姆妈去世，记得我母亲十分悲伤，还亲到苏州帮助料理丧事。往事如烟，别梦依稀，至今记忆所及，就像一曲“蒋调”那样的醇厚、悠远。虽说熟悉，但我们小辈对蒋先生的了解是不完整的。全面了解蒋月泉先生的人生历程，了解他的为人和他的艺术，这不仅是我，也是广大爱好“蒋调”的听众朋友们的愿望。&&&&重构蒋月泉先生复杂、多面的艺术人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燕能先生一年多来，除了大量阅读相关的文字资料外，还访问了许多与蒋先生有过密切交往的人士，比如王柏荫、潘闻荫、陈希安、高美玲、江文兰、彭本乐、江肇j、吴宗锡、秦建国、蒋培森、石琦珍等先生和女士，掌握了大量信息，为写作积累了丰富的第一手材料。其中早年参与蒋先生诸多活动的潘闻荫先生已于半年前遽归道山，可见这些抢救下来的资料的重要和珍贵。为了更真实地重现蒋先生的生活环境，作者还认真地进行实地考察，例如燕能先生曾在南市老城厢的西北角寻找蒋先生的出生地狮子弄。他对照蒋月泉晚年接受江肇j、辜彬彬采访的录像中所记述的房子格局，寻寻觅觅，终于在一片高楼之下，找到了中有天井，四周厢房有立柱走廊相连的旧房，而蒋月泉先生就是出生在这里的一间普通的厢房。这不仅帮助作者找到写作的感觉，而且也使读者感受到历史场景的真实可信。
&&&&苏州评弹群星璀璨，流派唱腔更是经久不衰，目前公认的弹词唱腔约有二十几种。在评弹发展史上，各种流派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都有喜爱她的忠实的书迷。其中，蒋月泉先生所开创的“蒋调”，具有大家气象，更是为众多书迷青睐，以致有“无唱不蒋，无票不蒋”之说。在对“蒋调”作评论时，作者借用窦福龙先生对蒋月泉与杨振雄书艺的比较，甚为得当：“两块都是美玉，雕刻了两件作品。杨振雄那一块，一看――呵，刻得好，鬼斧神工啊！蒋月泉那一块，你一看，认为是天生的，浑然天成；好像不是雕刻的，实际上是雕刻的，让你看不出雕刻的痕迹。前者是精雕细琢，鬼斧神工；后者是浑然天成，返璞归真。”“蒋调”之美，可以意会，尽在其中了。今天寻踪追忆蒋先生的艺术人生，不仅可以满足广大书迷朋友的需求，还可以让我们从中获得启迪和教益。
&&&&评弹的根基是什么？评弹的基本艺术手段是什么？这些似乎不成问题的问题，其实尚需我们深入探讨。不解决这些基本问题，评弹的发展就有可能遭受挫折。华觉平先生深有感触地在《缺失了的第三代――有感于上海评弹团建团60周年团庆》一文中指出：“再说评弹演员的艺术实践，主要是有赖于长篇的实践，离开了长篇的实践，过多地进行巡回演出(按，指演出中篇与短篇)，没有长篇的根基，这艺术基础宛如荷花池中的浮萍，好看无根容易败。”(《评弹艺术》第46期，第59页)评弹团的第三代，包括华觉平在内，都是60个考生中挑一个的尖子。他们有天赋，有名师，但是他们生不逢时。华觉平在评弹学校毕业后进入上海评弹团，在“文革”前他有三年时间跟师学艺。跟随的是名师吴子安，本来他完全有可能也有能力把一部《隋唐》继承下来。但是在“左”的错误思想的束缚下，他只得到三个月的机会听长篇、说长篇，其他时间不是下乡就是下部队。巡回演出的中篇和短篇，虽一时热闹，大多没有生命力，演不长，不能保留，艺术上难以积累。华觉平痛定思痛地说：“这种‘政治化’的培养，压缩了他们艺术实践的空间。”在评弹团60周年团庆时，这三十个尖子只存下两个人还在评弹团。应该重视的是，这种状况，现在仍然存在。如果说评弹团的第三代是一个反面的例子，那么蒋月泉先生的艺术实践正是从正面证明了长篇是评弹的根基。蒋先生初习评弹是师从钟笑侬，学说《珍珠塔》。学了几个月，他发觉这部书并不适合他，于是就改投张云亭门下，学说《玉蜻蜓》。初习评弹，蒋月泉似乎更重视唱开篇。他刻苦钻研朱介生唱的“俞调”。“南市有一家设在仓库顶上的‘市音’电台，每天清晨六点专门播放由朱本人自弹自唱的‘俞调’。蒋月泉不顾默书至半夜、只睡三四个小时的疲劳，一早便赶到位于八仙桥黄金大戏院隔壁、专卖格子衬衫的中汇内衣商店门口细听。”不久，蒋月泉的“俞调”已唱得几可乱真。从为朱介生电台代唱，到自己挂牌弹唱，一时红遍上海滩。一年后蒋月泉为了补全长篇《玉蜻蜓》，又拜与自己平辈的周玉泉为师。周玉泉也希望与这位擅唱“俞调”的学生拼档。但是初次拼档，蒋的小嗓子就坏了。根据自己的嗓音条件，蒋月泉学习“周调”，逐渐摸索适合于自己的演唱风格。因为长期在电台演唱，蒋月泉很少有机会出码头实践长篇。“一次，潘伯英约他同去常熟一家书场说书，两人越档，各说一小时，水牌挂出，连说一个月，天天客满。此后，两人分开说书；潘伯英就介绍蒋月泉去太仓与常熟搭界的直塘镇一家书场。蒋月泉一人独做，‘生意’就不如昆山那样天天客满了。蒋月泉开始思索其中的原因：那时潘伯英书说得好，名气不大，怪不得他约我同去常熟越做，是要借我蒋月泉的名气，将听客号召得来。这些听客能够坐下来听书，是靠潘伯英的说表能力，靠他的实力；我蒋月泉只不过是唱得好听，上电台名气响罢了。我的说表能力还很不够。”蒋月泉还向姚荫梅征求意见，姚荫梅见他态度诚恳，便说：“月泉啊，你的书呀，是小人着件大衣裳。名气大，软壳蟹：壳蛮大，里厢格肉是不结实格，是空格。”蒋月泉想起同道中曾有人贬他说：“跟蒋月泉敌档，只要顶住他十只开篇，十天之后可以敌漂他。”他仔细思忖，这些话虽然尖刻，并非没有道理，说明自己在说表上功力不足，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啊！在上海唱电台、唱堂会还不觉得问题的严重，到码头上，人家是来听书的，问题就全部暴露出来了。从此，蒋月泉放弃都市生活的优越条件，去苏、锡、常等江浙一带大小码头的书场经受实践锻炼，不出几年，便使人刮目相看，其说表技艺大大提高，听众及道中人夸他：“说噱得张云亭之妙，弹唱获周玉泉之神”，成了评弹界极受听众欢迎、“名副其实”的大响档。燕能先生的这些描述，看似在讲蒋月泉的学艺过程，其实细细品味，就能感受到作者的深意了。华觉平的老师著名评话艺术家吴子安先生曾特别指出，走码头说长篇练说表的重要性：“说表是评弹的基本艺术手段，脚色的动作完全可以用说表或辅以简单的动作来交代清楚。”(《艺海聚珍》第362页)蒋月泉的说唱风格，他的说表含蓄、幽默、细腻，以及“阴功”与阴噱，乃至“蒋调”，都是他在两部长篇《玉蜻蜓》与《白蛇传》的长期实践中形成的。长篇是评弹的根基(一些优秀的中篇与折子书其实就是从长篇中来的)，说表是评弹的基本艺术手段，回归评弹的本真，是新时期培养青年演员、振兴评弹不可回避的基础工作。
&&&&蒋月泉传还有一个突出的优点，便是把传主放在大时代的变迁中加以考察。上海人民评弹工作团的建立是艺人们根据社会形势发展所作出的决定，为了表明自己的决心，艺人们主动放弃高薪收入，以致蒋妻病逝借款也要数年才能还清，可见艺人为参加国家剧团所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他们为了跟上时代，主动地组织学习，斩尾巴，编说新书。蒋月泉在参加了治淮工地劳动后，参演了评弹现代史上第一个中篇――《一定要把淮河修好》，正是在这一中篇演出中，为了反映斗志昂扬的赵盖山人物形象，蒋月泉创造性地发展了“蒋调”，谓之为“快蒋调”。唱腔在变化中发展，跟上了时代。但是他们却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尤其是“文革”中遭受了严重的迫害。根据蒋月泉哲嗣蒋培森先生的回忆，蒋月泉曾经说过：“唉！我现在越来越觉得不会说话了！”轻轻一声感叹，却是社会大转折时期包括蒋月泉在内的众多评弹艺人的心声。培森是我儿时的玩伴，自小便十分文静，颇有小绅士的风度。岁月匆匆，我们已是七十上下的人了。从书中我了解到培森所历经的沧桑，他与华觉平等评弹第三代一样，甚至更为苦难。但愿蒋传的出版可以给培森以安慰。
&&&&顺带要与读者交代一下的是，承本书主编及上海评弹团领导秦建国、周震华等先生的好意和器重，评弹名家丛书第一辑五本中有一本是家父唐耿良的传记，并邀我来承担写作。这是我非常感谢的！新中国成立之初作为地方曲艺的评弹，弹词与评话两个曲种平分秋色，此后，在特定的时代条件下，评话渐趋衰落。因而第一辑五本书中只有一本是留给评话名家的。这也是当前评弹格局的客观反映。接受任务后，我除了感谢外，还表示了在经费十分紧张的情况下，我父亲已经撰写并出版了《别梦依稀――我的评弹生涯》，应该把这个立传的机会让给其他评话演员。我想这也是我父亲的心愿。新中国成立之初评话界有两个三级演员，家父之外还有张鸿声先生。我真诚地希望能为张鸿声先生或吴子安先生等其他评话演员立传。他们与家父都是好朋友，一起到天国会书去了，那里大概可以尽情地说他们想说的书了。家父追悼会上播放的是蒋月泉先生的开篇《刀会》，三国的题材，“蒋调”的吟唱，蒋伯伯来接引我父亲，两个老朋友可以不用担惊受怕地欢聚了。
&&&&现在，燕能先生的大著《皓月涌泉――一代宗师蒋月泉传》已杀青，因着我们是半个世纪前的南京大学校友，更因着我们的评弹缘，又走到一起来了，他请我作序，我不能推辞，于是先睹为快。燕能先生有着深厚的文学功底，因此本书资料丰富，语言顺畅，书名与篇章结构颇见匠心，可圈可点之处甚多。每个热爱评弹的人心中都有着自己的蒋月泉，读读燕能先生的蒋月泉或许能使你的蒋月泉更为丰满、生动。是为序。
&&&&为蒋月泉先生立传完全是一个偶然的机缘。&&&&2010年笔者开始策划并担任“菊坛名家丛书”的主编，意在为已故或健在的且有卓越贡献的戏曲艺术家们立传。其中“京昆名家系列”已编辑出版了孟小冬、李玉茹、童芷苓、言慧珠、赵燕侠、李少春、小王桂卿、王芝泉、张美娟、张洵澎、李炳淑等人的传记，这一套图文并茂的“京昆名家系列”的出版，引起京、津、沪等地戏曲界和广大戏迷朋友的关注与好评。这应该归功于这个时代，归功于“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因为时代进步了，作者才敢于解放思想，用全新的理念和多方位的视角去诠释那一代戏曲艺术家的舞台人生。还要归功于上海戏剧学院附属上海戏曲学校，以及上海文化基金会的大力支持，没有这些单位领导从组织和经费上的扶持，再好的选题和设想都难以落实。&&&&去年，笔者着手策划“评弹名家系列”，上海评弹团鼎力支持，积极配合。作为此系列丛书主编之一的上海评弹团团长秦建国、副团长周震华亲自召开座谈会，研究、商讨传主与作者人选。初步拟定为15位大师级的评弹名家立传，先撰写六本，这六本书的传主为蒋月泉、杨振雄、周云瑞、唐耿良、徐丽仙、朱慧珍。另外九个评弹大家的传记，此后将物色作者、落实经费，陆续出版。&&&&蒋月泉乃评弹界的一代宗师，为他立传，更须慎重。为此，笔者曾先后联系过苏州、上海的几个著名作家，因为种种原因都没有落实。有的对评弹不熟悉；有的与作协签订的写作计划尚未完成；有的侨居国外，另行采访、搜集材料，有诸多不便。主要还是涉及稿酬问题。从经济上考虑，这样的小品种图书，发行量有限，作者的付出与回报不成正比，岂能强加于人？无奈之下，只得自报家门了。&&&&蒋月泉先生的书坛生涯与人生阅历，丰富而复杂，呈现跌宕起伏、多姿多彩的面貌。如何准确地反映一代宗师台前、台后的真实生活，怎样去表现他在艺术上的追求与探索，勾勒出他复杂而充满矛盾的性格特征，“蒋派”艺术如何从雏形到成熟至发展，它与时代变迁、政治气候、社会转型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关系――这些问题，对我这样一个过去与评弹接触不多、对蒋月泉先生知之甚少的知识分子来说，是必须思索并寻求答案的。
艺术家也是人，却非常人，往往有其独特的个性。蒋月泉先生机敏过人，见多识广，处事圆通，外宽内敛的个性是时代造就的。他的人生故事中的得意与失意，艺术上的成功与困惑，喜悦与无奈，无不与时代息息相关。他的传记，既是个人艺术上的发展史，也折射出他所处历史时期的社会史和文化史。所以，为蒋月泉先生立传，就必须交代他所处时代各个阶段特定的社会背景，否则他艺术上还是生活中发生的事就无法得到合理的解释。笔者为蒋月泉立传，对他个性的方方面面及其相关的艺术和社会现象作客观描述与解析时，只对历史与事件负责，并不涉及臧否任何个人。
蒋月泉先生在师承传统的基础上开创了“蒋派”艺术，对于苏州评弹作出了杰出贡献，是自有评弹以来“四百年才出一个”的大艺术家。他的一生是贡献给评弹的一生，是用生命拥抱艺术的一生。
他的艺术人生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学徒时期，时间较短。他拜张云亭为师，是为讨生活，养家糊口。以后逐渐喜欢评弹，并开始热爱这门艺术。及至电台唱红，他开始为个人的名利而奋斗，“蒋调”形成并风靡江浙沪。
第二阶段，是新中国成立之后，在党的教育下，懂得评弹工作应为人民服务。他自觉地服从党的领导，得到组织上的重视与支持，全身心地投入整理传统书目《玉蜻蜒》与《白蛇传》，以及编演新书目的工作，努力攀登评弹艺术的高峰，并发展、形成了雍容、大气的“蒋派”艺术，取得了辉煌的成绩。1962年，蒋月泉去香港演出前，曾不无自豪地对儿子蒋培森说：“培森，我这次赴香港，一定要以全新的面孔去。香港这些听众，就是上海过去的一批老听客，要让他们看看我蒋月泉的新面貌。”蒋月泉的这番话很能说明他当时的真实心情。
第三阶段为“文革”之后，他的境界提高了，开始为整个评弹事业着想。他忧心如焚，担心评弹事业后继乏人。所以，尽心竭力，倾其所知，为学生上课。只要艺术上的事，学生上门请教，他总是热情接待，有问必答。他把晚年都贡献给了评弹的教育事业。及至暮年，定居香港，仍在孜孜不倦地总结自己的艺术经验，以供后人借鉴。
本书是按文学传记的要求撰写的。它不同于人物评传，也不是蒋月泉的艺术档案或专述他个人阅历的文史资料。按文学传记的要求，既要写出他的艺术轨迹，也要写活他的个性与人格魅力，呈现在读者面前的应该是一个有血有肉、活生生的可以感知的蒋月泉。一代宗师的喜怒哀乐，他的人生遭际都应在书中得到表现。从这个角度看，文学就是人学，文学传记，也就是人的传记。作者在作传的过程中，既写历史，又写人。而传主的形象是需要通过具体的历史事件、日常活动的场景、生活细节，以及传主与相关人的关系中产生的心理状态的描述表现出来的。但这一切又不同于文学创作，不能杜撰，必须以传主个人的历史事实为根据，在充分尊重历史事实的基础上展开带有文学色彩的叙述与描摹。
鉴此，笔者在写作时，为追述、还原真实事件的原貌，对必然发生的情形作一定的符合逻辑的“合理”想象与细节描述，是在“小心求证”的基础上展开的。根据“孤证不立”的原则，即便是事件中出现的一件衣物、一辆汽车的品牌、一个无关紧要的使女的姓名，笔者都经过两人或两人以上内容相同的口述，再仔细分析核实，方肯落笔；重要事件更不敢虚构妄作。这些口述都有录音，并一字一句作了笔录。一些回忆文章中也不乏蒋月泉的有关内容，包括网上所发《蒋月泉年谱》，笔者都曾一一与口述资料与相关文字相对照，并发现一些错误，在书中作了更正。
笔者在采访、写作过程中得到了上海评弹团秦建国团长、周震华副团长，评弹界老前辈吴宗锡、王柏荫、潘闻荫、陈希安、高美玲、江文兰，以及窦福龙、彭本乐、江肇馄、石琦珍等诸位先生、女士的鼎力相助；尤其是蒋月泉先生的儿子蒋培森先生，提供了蒋月泉父辈及其家庭、亲族的情况，借此谨致谢忱！没有他们的无私帮助，笔者很难完成这一艰巨的写作任务。
“蒋派”艺术博大精深，蒋月泉的艺术人生犹如苍茫云海，以笔者的拙笔恐难以述其全貌，挂一漏万在所难免，浅陋、错误与不足之处，谅必多多，望识者不吝赐教，予以指正。(本书所附照片，大部分由上海评弹团资料室、秦建国、王柏荫、高美玲、蒋培森、蒋新月、石琦珍等提供，部分从已面世的出版物中搜集得来，特此说明。)
2O12年12月1O日初稿
2O15年3月20日再改
2O14年2月25日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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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案目”的父亲&&&&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唐?刘禹锡《浪淘沙》&&&&评弹并非一代宗师蒋月泉祖传的世业。然而，他却在艰难时世中踏上了原本不属于他的艺术天地，并最终攀上顶峰，这与他父亲的意愿与引导有关。&&&&故事还得从他父亲说起。&&&&蒋月泉的父亲蒋仲英生于光绪十五年(1889年)，苏州人。父亲在苏州景德路城隍庙开爿小小的香烛店，因为身体赢弱多病，母亲常去店里照应。蒋仲英有一个弟弟，即后来的蒋笑笑；一个妹妹，即后来的宋蒋氏。&&&&因为家境窘迫，蒋仲英上了几年私塾，就去城隍庙附近的一家被头丝线店当伙计。他算盘打得好，老板就让他穿长衫，坐账台。当伙计的薪水很低，每月只有几块大洋。顾客来了，见账台上穿长衫的小伙计，就会客气地叫他一声“先生”。蒋仲英一面敷衍，一面却羞红着脸。被头丝线店的生意虽不兴旺，还算过得去，老板为人也很和善。旧社会，人们大多早婚早育，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女方就会积极准备嫁妆，置办被子被面，用五彩丝线绣制枕套鞋面，被头丝线店是必定会光顾的。蒋仲英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望望身上穿的长衫，样子很斯文，却身无分文，“我何时才能娶上老婆，成家立业呢？”他痴痴地想。有时听顾客说上海如何好，又听邻居说阿三去上海发财了。这些话对这个少年不啻是一种诱惑和刺激，那个未知的花花绿绿的世界像梦幻似地展现在他的面前，他憧憬着，向往着。终于有一天，他对母亲说，我不想学生意了。母亲惊异地看着他：“老板对你不好么？”“我想去上海学生意。…‘你太小了，才13岁！上海大啦，啥人照顾你？”“我勿要人照顾格。”“上海呒不(没有)亲眷，生意也呒(没)处寻格。”“我会自己寻生意格。”儿子坚持着。躺在竹椅上的父亲开口了：“阿囡娘，你让俚(他)去闯闯吧。伲(我)有个姓田格亲眷在上海，可以寻俚(他)帮忙格。”&&&&父亲的一句话定了儿子的终身。尽管母亲舍不得，蒋仲英还是提了一只箧箱，离开故乡，乘了三天三夜的小木船抵达上海。&&&&姓田的亲眷确是蒋仲英父亲的一个远房兄弟，蒋仲英叫他田家阿叔。田家阿叔，二十六七岁光景，已婚，有两个女儿：大女儿4岁，二女儿才l岁。蒋仲英到上海四年后，田家阿叔又得一子一女：儿子叫田国川，三女儿便是中国电影默片时代四大女明星之一的宣景琳。其时，宣景琳尚未出生，后来蒋仲英的儿子蒋月泉却因了宣景琳的关系，牵上了赤绳。&&&&田家阿叔识字不多，是个报贩。他见蒋仲英年龄虽小，很懂事，嘴上又叫得甜，头脑活络，就对他说，阿叔是卖报的，我自己也寻不着好生意，你跟我卖报好哦？蒋仲英连忙点头：“好格，好格。”就这样，蒋仲英踏进上海滩的第一步，便当上了报童。&&&&除了贩报，田家阿叔有一批订户，需每天或隔天、隔旬送报上门，蒋仲英就与其他几个孩子挑起了这副担子。清末民初，大凡订阅报纸的都是缙绅商贾的有钱人家或知识阶层，有的住在法租界，有的住在英租界，有的住老城厢，报童们赤脚穿布鞋送报。蒋仲英此时早就脱去长衫换短打了。夏天，暴雨过后，南市老城厢一带都是弹硌路，满地污泥，他光脚穿一双帆布球鞋，裤管卷起，赤膊背一只报袋，串街走巷，去敲响一户户人家的大门。因为走得急，脚后跟溅起的污泥会飞到背脊上，甚至飞到头顶额角。送报有年，这些户主或下人都认识他了：“嘻嘻，小毛！怎么弄得这副腔调！”蒋仲英小名叫小毛，别人叫他小名习惯了，他听了也觉得亲切，久而久之，小名叫响了，本名却少有人叫他。几年后，小毛成了一个壮实的小伙子。&&&&此时，田家阿叔已有了儿子田国川和不足3岁的女儿田金玲(即宣景琳)。但阿叔染病在身，贩报已力不从心，在几个报童中他还是欢喜小毛，就把一两家报馆的发行人介绍给他；加之小毛在茶馆卖报也认识两家报馆的发行经理，订报的老客户又比较熟悉，便做起了报贩。小毛的收入上了一个台阶，他从昔日串街走巷一张张卖报送报开始一捆捆买进卖出了。蒋仲英在上海终于立牢脚跟，且在老城厢租了房子。喝水不忘掘井人，他与田家阿叔时有往来。&&&&蒋仲英又穿上长衫了。手头有了几个钱，他闲时喜欢去茶馆品茗，去“楼外楼”屋顶花园听林步青的苏滩，听弹词。上海开埠，加上太平天国战争，江南一带世家大族、地主官僚纷纷逃往上海，也带来了他们的娱乐方式。为适应这些移民的文化需要，茶楼、戏馆、书场日益增多。蒋仲英因做报童，经常去茶楼卖报，所以对老城厢和四马路(今福州路)、石路(今福建路)一带的茶楼很熟悉。他常去的茶楼书场有位于邑庙北首的得意楼书场、九曲桥畔的“怡情楼”和北首的柴行厅书场，由张金毛于光绪十四年创办的上海最早的专业书场――玉茗楼书场也常光顾。蒋仲英还爱看京戏。书场落回休息，有一两个戏馆的“案目”，会在听客中向戏迷介绍，某戏馆于某月某日将特邀某某京朝派名角来沪献艺的消息。早期戏馆的戏票由“案目”包揽代销。所谓“案目”即戏票推销员，是照应案边看客的头目。因为那时戏馆的大厅里只设方桌座椅，“案目”们按占据方桌的数目，先给戏馆老板交一笔钱款，名日“押具”，老板根据“押具”多寡分配方桌，押款多者，方桌居前居中，押款少者，方桌居后居偏；有钱的大“案目”则可以大包大揽，然后向看客兜售戏票，从中谋利。达官贵人，送票上门，看完戏再上门索款；一般看客可在看戏之日在戏馆门口向“案目”取票付款进场。&&&&一日，17岁的蒋仲英去位于石路(今福建中路近广东路一段)满庭芳茶园旧址的天仙茶园看戏。走进戏馆，他看见台前几张方桌上摆满果盆子，除了时令鲜果，还有花生、瓜子、杨梅干、各色糖果、糕点，供看客消闲享用。方桌边坐着几个嗑瓜子聊天的女眷，是他熟悉的太太小姐，便走上前去招呼：“王太太，张小姐，沈阿姨！”“哟，这不是送报的小毛吗？”其中一个胖女人认出了他。“哎呀，两年不见，穿了长衫，像个大人啦。侬(你)混得不错呀！”另外一个对他上下看了一眼，高兴地说。“托两位阿姨的福，马马虎虎啦。”蒋仲英敷衍着。开场锣响了，他有礼貌地说了一声再见就回到原来的座位。&&&&P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