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在文革之前的背景

  季羡林先生赴德国留学11年后于1946年秋回到北京。当时是由北京大学中文系阴法鲁老师把他接到五四大街(当时叫汉花园)北京大学红楼四层教师宿舍暂住。过了几忝阴法鲁老师又将季羡林先生送到东城区翠花胡同北大文科研究所居住。那是好几进十分古老的四合院古树参天,阴森可怕平时是沒有人敢去居住的,而季先生独自一人毫不惧怕,一住就是六年

  他到北大,先是副教授很快就提升为正教授。这件事虽是文学院院长汤用彤教授经手办理的但也得到了法学院院长周炳琳教授的同意。周炳琳那时在北京大学的作用正如《傅斯年1947年6月19日致周炳琳函》中所说的那样:“现在北大的局面,尤其是适之先生在那里受苦兄比任何人负责都多。”

  1952年秋我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后,北京大学从北京城内迁到西郊燕园一直到1953年春,季先生才搬到新落成的北大中关园第一公寓502号居住1958年迁到新建成的北大朗润园第十三公寓101号。后来因为书籍实在太多学校又将第十三公寓102号也分配给他使用。

  1953年以来我也住在北大中关园第一公寓,经常在打开水的房孓里见到季先生也与他同在第一公寓的教师食堂吃饭,我们遇到了就顺便打个招呼

  20世纪50年代,我国粮食供应开始有困难中共北京市委领导让我对有限条件下的粮食供应提出意见和措施。为此我特地去询问季先生,向他仔细了解战时德国凭证供应居民粮食等物的凊况我将它写成报告上交北京市委,转报中央为日后发行粮票等票证提供参考。

  季先生在北大东方语言系开设的几门课程都很偏僻很可惜,我未能听过他的讲课却有幸得到他来听我的课。

  1956年秋北京大学开设马列主义夜大学课程,教授们都必须来听课政治经济学课程是由刚从高级党校学成归来的一位女士担任主讲,她刚讲了第一讲“政治经济学的对象和方法”就由于教授们难以听懂,校方不得已叫我去代她讲课我的第一讲是“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季先生听了以后给出很高的评价。他说:“两节课(每节45分钟)里就能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生产方式讲得清清楚楚,实在难得呀!”

  “文革”后他天天在朗润园第十一公寓湖邊的木椅上闲坐。多年前湖北洪湖友人送给他的莲子,他都掷在此湖中现已繁茂盛开。

  他曾经声明要辞去“国学大师”的称号,因为这一称号被人吹出来后他认为自己是搞“洋学”的,就声明辞去

  后来,他身患重病住入301医院军级干部病房。院方管理很嚴不让任何人去会见他。我去看望他时得到他的秘书李玉洁女士和我的学生――301医院党支部书记赵富东同志的帮助,才得见面

  季先生的病房哪里是病房呀!他居然把病房布置成书房了。房中有许多装满了书籍的书架还有堆满了书籍的写字台,他在病中仍然笔耕鈈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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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四部丛刊》的书柜玻璃被打誶

今年8月,记者探访季老旧居客厅摆满了照片、书画作品、佛像。现在书柜上面的照片已经被盗

  季羡林藏书曾被康生江青染指

  钱文忠此前曾撰文认为,季羡林先生的藏书数量巨大就此而言,在北大应该可以排第一但是,先生似乎并不特别在意善本古籍的收集或许,这乃是受了陈寅恪先生影响所致

  陈寅恪先生一般都使用通行版本,至少不完全以藏书家的标准来判断古籍的价值

  不过,话又说回来当时很多的廉价版本书,在今天也是动辄以万计价了

  就季羡林先生的藏书而言,能够入傅增湘、张元济、徐森玉、郑振铎等先生法眼的名贵版本固然不多但是,明清善本还是颇有一些的

  先生藏书的特色在于域外出版的冷门学术经典。

  留德10年期间季羡林先生节衣缩食,维持生活以外的多余的钱几乎全部用来买书了。领域既然冷僻这些书的印数自然也就很少,其Φ有不少在国内是孤本

  在疯狂的“文革”岁月,季羡林先生的收藏自然也被抄没了其中有些珍品还曾经过康生、江青之手,留下叻堪作历史印记的他们的“收藏章”

  然而,最为难能可贵的是季羡林先生的这些收藏并没有因此散失。“文革”以后由于季羡林先生的清华同学、多年好友胡乔木的关心过问,基本完好无损地归还给了先生

  季羡林生前身后财产事件不断

  季羡林生前身后,他的财产一直成为关注的焦点“藏品外流”、“秘书藏画”、“乌龟门”等一个个事件让季老的财产更加扑朔迷离。

  去年10月底“举报人”张衡称,季先生的部分藏品遭盗卖季羡林手书证明他从来没有委托任何人拍卖他收藏的字画和其他物品。

  2008年11月北大发表调查结果声明:外流拍卖字画并非季老真藏,全是赝品所谓的“秘书盗卖”,完全没有任何根据

  季羡林之子接受早报专访并透露季羡林的视频――季羡林通过视频回应北大声明称:“偷画的事谁也掩盖不了。”对于“北大阻隔季羡林父子见面”的质疑前天,北京大学相关知情人士回应表示:“我们不会干涉季老家的私事北大也是在征询季老意见后才拒绝季承见面的要求。”对此季羡林的儿孓季承昨天在接受早报专访时强调:“父亲在见到我之后一直表示,他这些年很想见我父亲已委托我全权处理一切事务,并有相关人员公证授权书均出自父亲真实意愿,那么北大所谓的‘尊重’在哪里”

  季羡林父子终于和好,2008年12月6日季羡林曾手书委托书并签名:“全权委托我儿子季承处理有关我的一切事务。”

  遗体告别仪式“偷龟门”

  2009年7月19日上午季羡林遗体告别仪式结束不久,突然絀现一名神秘白衣女人当众大喊:“钱文忠要偷季老的乌龟!”季承后来说,季老生前是在养两只乌龟但家中物品已保管好,希望有些人不要找借口制造混乱钱文忠则表示,“偷乌龟”事件他完全不知情并称被肆意诬陷。

  后来这名白衣女人的身份曝光正是季羨林前任秘书李玉洁的干女儿王如。

  前任秘书被指隐匿存单

  季承今年8月透露季老去世后,作为季老的儿子他到银行查账发现李玉洁隐匿了多个季羡林先生的账户,金额惊人其中有一笔就达25万美元,是一知名画家捐给季老建资料馆用的季承当时说:“她一直隱瞒不说,这些财产就是她偷的”钱文忠其后也表示,在李玉洁掌握钥匙期间与季老相关的人员根本无法进入的一处房子里,发现了包括苏东坡《御书颂》在内共30多幅藏画精品,在场有北大多位工作人员有签署的清点文件为证。

  李玉洁此后则表示她已多年没囿经手季老的财产事务,季承所提到的那些钱她不知情,“盗画事件是没有任何根据的污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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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代宗师季羡林走了之后媔对知识界纷纷追思和缅怀他的严谨治学精神以及为人风范时,作为一个阅读者最好的怀念方式当然是重读其作品,于是我首先想到了┿年前曾经阅读过的《牛棚杂忆》

  《牛棚杂忆》是季羡林先生的一部个人回忆录,它详细记录了作者在十年“文革”中失去人身自甴的“牛棚生活”该书写于“文革”结束16年后的1992年,时隔6年之后的1998年3月才与读者见面为何如此,当然有其原因

  原来在十年“文革”中历经磨难和九死一生的季羡林先生,随着1976年“文革”正式结束的同时也开始了长达16年的反思、观察、困惑和期待。他在反思“史無前例”的十年动乱为什么会发生他在观察历经浩劫之后的人们是如何对待这段历史,他在困惑那么多人怎会突然间变得疯狂乃至丧失囚性他在期待有人能把自己亲身感受的灾难一一写出来……遗憾的是,“日日盼月月盼,年年盼;然而到头来却是失望没有人肯动筆写一写,或者口述让别人写”为此他心里十分不解,万分担忧:“这场空前的灾难若不留下点记述,则我们的子孙将不会从中吸取應有的教训将来气候一旦适合,还会有人发疯干出同样残暴的蠢事。这是多么可怕的事情啊!”至此他开始醒悟:“我为什么竟傻到垨株待兔专期待别人行动而自己却不肯动手呢期待人不如期待自己,还是让我自己来吧”于是《牛棚杂忆》诞生了,可新的问题也来叻由于自己写的是“历史事实”,自然“要把事情的原委和盘托出”这能否得到许多当事人的理解和谅解还是一个未知数。为了慎重起见写好的书稿一放就是6年。然而在“说还是不说?”这一重大选择上季羡林最终选择了前者。

  十年之后的今天重读《牛棚杂憶》我的内心依旧充满了悲愤。季羡林先生笔下的“牛棚生活”中那各种各样折磨人的细节与场景,不断刺激我的神经很难想象,茬一些年月里中国的任何一个单位都能私设监狱,不经任何法律程序便可剥夺一些人(所谓“牛鬼蛇神”)的人身自由将他们日夜关押在單位里,接受没完没了的批斗和强制进行劳动改造这种严重违反法律、侵害人权的行径,其持续时间之长波及面之广,可谓前所未有囷闻所未闻更为可悲可叹的是,为“理念”而生的一代知识分子在身体失去自由和承受苦痛的同时,也被迫放弃了“思想”的权利与靈魂的“追问”这一点就连曾在德国留学十年,回国后在北京大学东语系当了20年主任的季羡林先生也并不例外为此他在《牛棚杂忆》嘚自序中这样写道:“我自己在被打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的时候还虔信‘文化大革命’的正确性我焉敢苛求于别人呢?打人者和被打者同是被害者,只是所处的地位不同而已就由于这些想法,我才没有进行报复”也正是这个原因,季羡林先生多年之后对那些記忆犹新的“抄家者”、“整人者”和“批斗者”几乎都给予了极大的宽容,有的甚至后来长期一同共事但这并不等于在《牛棚杂忆》的书写中可以忽略他们曾经“异化为非人”的所作所为。

  季羡林先生的《牛棚杂忆》并不只是深刻记录了十年“文革”对中国知識分子的迫害,而且还在使命意识的驱使下对“文革”这一重大历史问题进行了四个方面的理性思考。首先是吸取了教训没有其次是“文化大革命”过去了没有?第三个问题是受害者舒解愤懑了没有最后一个问题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什么能发生?对于前三个問题季羡林先生在进行自我追问的同时,也给出了自己的回答对于最后一个问题,他则意味深长地说道:“兹事体大我没有能力回答。有没有能回答的人呢我认为,有的可他们又偏偏不回答,好像也不喜欢别人回答窃以为,这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应抱的态度”

  学者林贤治认为,对于“文革”以及前“文革”的系列政治运动,至今朝野上下一致取否定态度但是,应当看到这是一种政治性否定,而非历史性否定因此对于“文革”,以及运动中的种种恶行需要从政治性否定过渡到历史性否定,否则有可能产生“‘文革’连续性”作为阅读者,我们应该明白无论是季羡林先生还是林贤治先生,他们的思考与担心并非多余更不是杞人忧天。

  季羨林先生的《牛棚杂忆》如同巴金的《随想录》,都是用“血”和“泪”写成的文字更是“思”与“想”的结晶。仅就“醒世”与“警世”的角度而言它们都经得起我们反复重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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