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支持吗？网友提议为钱学森降半旗 举行国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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哭悼钱老。
建议：DF31拉着灵车上长安街，运载火箭把骨灰打上深空，就跟旅行者一样，一直往外面跑，永远不停
116.5.125.*
后辈可接班否。
民国时期培养的人才就是厉害呀
伟大的爱国者,伟大的国防者,伟大的科学家!
218.94.124.*
一颗赤子心，满怀报国志，他把青春和热血，都献给了祖国的蓝天大地！后人学习的楷模！钱老，走好！
钱老是中华民族的英雄!
沉痛悼念！中国航天之父钱学森今日在北京逝世 享年98岁
沉痛悼念！沉痛悼念！
沉痛悼念！
沉痛悼念钱老！
124.162.118.*
向伟大的科学家钱老深深鞠躬！！！
222.143.133.*
钱老永垂不朽！！世间已无钱学森，值得我们汗颜啊！！！
钱老，一个有良心的爱国的伟大的科学家。
沉痛悼念我们敬爱的伟大科学家钱老
高寿啊，仅此而已。
沉痛哀悼钱老！向为祖国强盛作出重大贡献的老科学家致敬！钱老一路走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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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国社区-人民网林徽因和梁思成、钱钟书和杨绛、沈从文和张兆和、钱学森和蒋英，这四对著名伉俪你最喜欢哪一对？以及对完美爱情和婚姻的理解。
林梁最出名，大概是拜林徽因所赐，太阳绕着月亮转，梁才子雅量非同一般~钱杨两书虫，惺惺相惜成伉俪~沈张二人最好玩，才子追得美女害羞得不行。。钱蒋两家本世交，两小无猜姻缘来~~
【的回答(67票)】:
钱先生与杨先生
我对完美和的理解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笑道人的回答(23票)】:
都是成功人士，要以学术生涯和纵贯一生的人品来论述——首先排除“亩产万斤气功大师钱学森”；
两个人都成功，但牺牲了其中一位更好的事业发展选择（当然，您尽可以说这是林的个人选择，但这道题也是我的个人选择不是？^_^），林徽因和梁思成的配搭我所不选。
钱钟书和杨绛、沈从文与张兆和，两对都是携手至死，互助互成的好例子。
前者66年共聚，后者55年坎坷。
尤其是沈从文身体一直不好，自50年又开始被左翼大肆攻击，直至88年去世，经历了30年政治迫害一般的痛苦；而张兆和女士相比杨绛先生（我还是习惯称先生），才情自有所不如，但是转做教师、编辑支撑家庭。
杨绛先生的爱情则浓浓淡淡地怎么也化不开，看干校六记、看我们仨，不能不羡慕人生有此一妻让人无法割舍。
这两对儿，不好分个高下。
——————补充——————
沈从文的婚外恋对象高青子（高韵秀），是主动送上暧昧（如刻意模仿沈小说中的装束与其见面）。而沈在妻子生育其间，也确有“精神上的出轨”。《八骏图》盖因此事。
但是理智和对自己“朴素”妻子的感情深厚（《边城》的人物创作系“一面用身边新妇作范本，取得性格上的素朴式样”），前后10余年的婚姻动荡，直至《主妇》，让这段感情经受了波折之后，以愧疚忏悔为这件事化了句号。完美构建了之后30多年的不离不弃。
当然可以认为这个故事没有两人恋爱时的童话般美好，但是——完美的婚姻不是没有摩擦，而是无论经受了什么样的变迁，最终两个人还是回到一起。
妻子晚年病重已不识得丈夫，丈夫依旧饱含深情。
【哲也的回答(16票)】:
钱钟书和杨绛。
我很讨厌小清新的爱情故事，感觉他们的爱情充满了世俗与有趣，这样子的爱情不会像风花雪月那样短暂让人扼腕，反而会让人感觉很长久、幸福与实在。
所以从其他人我看到了偶像剧，从钱钟书和杨绛我看到未来的我自己。
【张佳玮的回答(12票)】:
沈从文和张兆和。
两个很温柔豁朗、相对与世无争的人，不比其他三组，多少有些攻击性。
沈从文还不会游泳时，就吹牛自己会游泳。张兆和明知是谎，还是笑眯眯听下来了。萌系故事。
【史伽莱的回答(5票)】:
钱杨，怪咖能找到彼此已经很不容易了。
【钢盅郭子的回答(5票)】:
有关这些人物，很少研究，因此都是基于道听途说的个人看法，随意答，随意看
先排除林/梁，林身上故事太多，非常人可以接受，也非常人可令其倾心、满足
再说张/沈，说实话，我对师生恋不大感冒，浪漫可以当点心，但不能当饭吃
后面两对就很难取舍了，凭感觉，杨/钱可能更让我中意一些
因为个人觉得，蒋/钱的社会地位太高了，生活中要保持平常心有些难度吧
要说对完美爱情和婚姻的理解，我的看法是——多些信任，少些期望
【言雀的回答(3票)】:
我上学那会儿就想林徽因能和徐志摩好就完美了。不和徐志摩好，痴等一辈子的金岳霖也照啊。
我上学那会儿，就想钱先生和杨先生他们天天吵架吗？也会像普通人一样拌嘴吗？
上学那会儿，读边城，感觉沈很好玩，于是找来他的很多来读，包括后来他研究的那些传统物件的论作。
因为不喜欢理科对钱学森夫妇不了解，但是我设想了一下，一个常年在大西北工作，一个在北京，得多难熬啊！
后来，我长大了，我知道文字再好、成就再高都是凡人啊。喜怒哀乐爱恶欲一样不少。
【朱烨的回答(3票)】:
钱钟书和杨绛。其他的都没有去了解过。到目前为止，这一对伉俪 是我唯一夫妻二人的作品都看过的。钱杨的婚姻给我的印象是最伟大也最最平凡的。假如我是女的，我不知道钱钟书是不是我喜欢的，但作为男人我敢肯定，杨绛却是心中完美的妻子形象。
之所以说他们伟大，他们的家世、学识、影响力，经历是常人所不能企及，他们的故事比小说还精彩。之所以说平凡，你会发现他们的生活，就是一家合适的人、在合适的地点、合适的时间、做了大家都会做的事情，就是这么的平凡。
钱先生曾经这样说过：在遇见你之前，从未想过要结婚。结婚之后也从未后悔过。更没想过要和其她人结婚。
【BigPotatoC的回答(2票)】:
钱钟书和杨绛。
两者都是学识渊博、睿智、豁达、幽默之人。
人生得一知己足矣，何况知己还是自己的另一半！羡煞我也~~！
他们在文革期间的各种豁达与坚持，生活中的相互扶持，也会像长不大的孩子一样相互嬉闹，这些让我印象深刻。
【王元元的回答(2票)】:
感觉沈从文人品有点问题。
早年有人劝沈从文入党，他冷笑：没兴趣。建国后一番改造，让他惶恐无地。57年反右，他竟然诬陷自己的弟子萧乾是特务。但是萧乾不敢跟老师计较，多年后去看望沈从文，发现他住在一个小黑屋子里，就出面替沈从文要房子，不想沈从文大怒，吼曰：我还要入党呢！从此与弟子绝交 。
钱钟书内敛，不张扬，思维深刻，是真正的君子。
【鞠学健的回答(2票)】:
钱钟书和杨绛，杨先生在《我们仨》中描绘他们三个是一个单纯的学者家庭。这本书让我感觉到一个简单、平和而又朴素的家庭氛围，二老将淳朴的感情持续一生，平平淡淡，简简单单，没有热烈，心照不需宣，这是夫妻中最理想的一种和睦和默契。
【車十一的回答(2票)】:
钱学森和蒋英，这一对的故事，我觉得仿似严谨理性的公式与华贵音符之间的结合，虽有跌宕曲折，却觉一丝生硬。而默存先生与杨绛先生的爱情则能让我感受到一缕江南的氤氲，我欣赏这种温润的爱情。
从文先生和张兆和之间的故事虽耐人寻味，但这爱情的发端多了些许刻意的追求。而钱老与杨绛先生则相爱地那么悄无声息，又了却了每个人心中深埋的那一见钟情的夙梦。
林徽因和梁思成先生，这一对的结合是高调的。林女士那种与生俱来的夺目让人少了份亲近，留给旁人更多的是艳羡和嫉妒。这份爱夹杂了太多东西，过于喧嚣。不像钱钟书与杨绛的爱，让人体会到倏然如清风般的宁静，并时有般若盈溢。
世间哪有绝对完美的爱情，我觉得最接近常人而又能算得上完美的爱情要数林语堂先生的爱情故事。虽然不能和最爱的人（陈锦端）在一起，但可以将其深埋心底，默默思念，同时肩负责任，认真对待自己的家庭，有时候发现一个人的好，然后慢慢爱上她也是幸福的。
【尹希瞳的回答(1票)】:
钱钟书和杨绛。我书读得很少，只两本，《围城》和《我们仨》。前者让我对钱钟书的才华很痴迷，觉得他是个智商和情商都很高的人，想必对人情世故极为通达。读罢后者，才发觉他是大智若愚，好似生活也不能自理（……）。 我私自猜想，他们不会没有过争吵，只是脾性太过契合，彼此早已是融入自己身体的一个部分，哪有什么是不能包容的呢？那句著名的“在遇见你之前，从未想过要结婚。结婚之后也从未后悔过。更没想过要和其她人结婚。”真让人神往。
【雨轩的回答(1票)】:
除了钱杨，其他的我都喜欢啊。尤其还是沈从文张兆和
钱杨太聪明了，而聪明人都是刻薄的。
【落落的回答(0票)】:
我个人更喜欢钱钟书和杨绛。对钱学森和蒋英没什么了解。。。其他两对：以前也喜欢沈从文和张兆和，喜欢沈叫她三三，还有那些浪漫的情书。（ 我看过很多地方的云，走过很多地方的桥，喝过很多地方的酒，但只爱过一个正当好年华的女子。 ——沈从文致张兆和 ）后来看到一些八卦说后来沈从文也精神出轨过，还抱怨张兆和爱的只是他的情书而不是他的人。感觉他们并不是那么投契吧···
然后林梁那对我就不说什么了。。。梁固然很大度，但大度地让我觉得有那么点不真实。大概还是林徽因太GP（中性的，不褒不贬）吧。
然后钱杨携手一生，志趣相投，顺境逆境都不离不弃，真的很让人向往啊。而且看了《我们仨》，觉得他们都是书痴，精神世界非常契合。
【罗浩的回答(0票)】:
因为钱钟书，选他跟杨绛，比他幽默的人，没他博学；比他博学的人，没他幽默；比他深刻的人，没他犀利，都比他强的人，还在娘胎里。
【西门龚的回答(0票)】:
最喜欢钱钟书，最羡慕钱钟书
【尚梦菲的回答(0票)】:
因为我爱杨绛，你爱钱钟书而爱上你。
【庄表伟的回答(0票)】:
因为非常非常喜欢杨绛，所以虽然对钱钟书好感不多，但是依然投他们这一对一票。
【邢盈盈的回答(0票)】:
爱情和婚姻的美满永远不能在第三个人的角度上看，通常，人们常会将自己在乎的因素添加进去，如果具有了便是幸福的，我觉得完美的婚姻是建立的平等的基础上，建立在彼此理解，相互支持的基础上
【素思玛的回答(0票)】:
钱学森和蒋英
【胡红洁的回答(1票)】:
其他三对我都很喜欢。嘻嘻
【张三的歌的回答(0票)】:
钱杨二人相濡以沫。沈从文和张兆和之间差异太大，婚后并不幸福。梁思成和林徽因之间的故事都不说了，据说梁先生在林女士尸骨未寒之时，已爱上了女学生。钱学森和蒋英嘛，有空的话你可以看看南方人物周刊的一篇文章。蒋英属于热烈开放型，钱属于保守沉默型的。蒋英女士为了家庭被迫放弃了自己的歌唱事业。
【fandiju的回答(0票)】:
本人比较喜欢林徽因和钱钟书。
【如是我闻的回答(2票)】:
我选钱学森和蒋英。
一个是“两弹一星”的元勋功臣，一个是民国第一战略高手之女，其他都是拽文掉书袋的，钱老可是实打实的！
【潇潇-joanne的回答(0票)】:
必须林徽因和梁思成啊，太爱林徽因的文字了！什么叫爱屋及乌，这就是。
不看结果，不看因果，不看是非，不看对错。
有的时候，喜欢，就是喜欢了，因为喜欢她的文字，而爱上她的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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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元季，中国人民解放军总装备部，国防科工委高级工程师。1983年起为先生的秘书。1992年涂元季与钱学森撰写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系统结构》。并编辑了多本关于钱学森先生的书籍。国&&&&籍中国民&&&&族汉族出生地湖北老河口市职&&&&业文职少将毕业院校成都电讯工程学院代表作品《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系统结构》
涂元季，文职少将军衔，老河口市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装备部，国防科工委高级工程师，为钱学森先涂元季生的秘书。1957年考入成都电讯工程学院（）电子器件系，1963年毕业。其间，任助教一年。毕业后被分配到国防科委情报研究所，做人造卫星情报研究工作。1982年调到国防科工委科学技术委员会任科技秘书；1983年起任科技委副主任钱学森同志的秘书和学术助手。1992年涂元季与钱学森撰写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系统结构》
1 关于建设
2 关于建设涂元季3 关于
4 关于社会主义地理建设
2001年涂元季与主编了《钱学森论第六次产业革命：通信集 》一书。本书收入了1983年至1999年16年间钱学森同志关于“第六次产业革命”（即以生物技术为核心所引发的大农业革命）通信计186封。
2007年5月，涂元季主编《钱学森书信》的出版。“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钱学森书信》（简称《书信》）由出版。此书收录了著名科学家钱学森1955年至2000年之间给1000多人写的3331封信，分10卷出版。《书信》是钱学森科学思想和观点的展示，也是他做事、做学问乃至做人的生动体现。
涂元季主编《科学人生(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大功勋科学家传奇)/中国科学家丛书》。本书向您介绍了空气动力学家、核物理学家、核物理学家、地质学家、核物理学家、航天技术专家、光学专家、电子志学家陈芬允、核武吕技术专家、数学家等。涂元季谈任建国
1950年，钱学森准备回国时，美国防部海军次长金贝尔通知司法部：涂元季“决不能放走钱学森，无论在哪里，他都抵得上五个师”。其实，钱先生的“厉害”之处不仅在于科学技术，也在于日常点滴。涂元季在刊于《》的文章中写道：
钱学森1955年回国，1957年被增选为院学部委员，1994年改称。钱老当然十分珍视中国科学界给他的这一荣誉，并积极参加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的各种学术活动。但到晚年，当他行走困难，不便参加学术活动以后，便给当时的中国科学院院长写信，主动申请辞去学部委员的称号。钱老绝不是故作姿态。他引证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章程的有关规定，真心实意地请求辞去这一荣誉称号。这份请辞报告送到科学院后，据钱老后来告诉我，在一次学部大会主席团执行主席会议上，周光召院长对他说：“钱老，学部委员不是个官位，是大家选的，不是我任命的。我无权批准您的请辞报告。”在这种情况下，只好让钱老勉为其难了。
1998年，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对院士制度进行改革，80岁以上高龄的院士改为“资深院士”，不再参加院士的日常活动。钱学森对这一举措十分赞成。当有人再称他为“院士”时，他会认真地加以纠正说：“我已经不是院士了，只是资深院士。”这就是钱老对“院士”这一荣誉称号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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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地市：
无论是大妈广场舞愈演愈烈的矛盾，还是照妖镜之类的隔空斗法，都凸显了基层组织的缺位。 []
害钱学森蒙冤半个世纪的“万斤亩”
南方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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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业生产的最终极限决定于每年单位面积上的太阳光能，如果把这个光能换算成农产品，要比现在的丰产量高出很多倍，所以我们的生产还远远没有碰顶。现在让我们来算一算：把每年落到一亩地上的太阳光能的30％作为植物利用的部分，……那么稻麦每年的亩产量就不仅仅是现在的2000多斤，而是这个数量的20多倍，等于农业发展纲要的最高标准的60多倍！
　　在这里，钱学森根据光合作用的理论推算，“稻麦每年的亩产量就不仅仅是现在的2000多斤，而是这个数量的20多倍”，亦即稻麦亩产可以达到4万斤至6万斤。
　　钱学森的这篇文章，谈的是农业的展望，是农业的将来，就太阳能的转换的科学计算而言，钱学森并没有错误，至今仍是中国农业努力的目标。
　　用计算尺反复核算
　　钱学森还在《农业科学》1958年第12期上发表了《可以实现的理想》。由于《农业科学》是半月刊，所以这篇文章当在1958年6月发表，这篇文章，署名为“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钱学森”，全文约1300字。这篇文章专门论述“单产量的极限”，原标题是《什么是单产量的极限？》。
　　钱学森经过一番论述和计算，最后做出结论：
　　我们相信在一亩地上一年产20万斤干物质是可能的。像稻、麦等作物，我们可以算总干物质的1／5是籽粒，4／5是茎杆。那么只要我们也做到20万斤干物质，一亩稻、麦地的年总产量就可以达到四万斤谷子！这在今天自然还是一个理想，但是一个可以实现的理想。
　　钱学森所说的，依然是“理想”，亦即展望。
　　当时担任钱学森秘书的张可文在日接受笔者采访时回忆说，在1958年5月，钱学森写完一篇文章，交给张可文寄出去。张可文看完文章，问道，亩产那么多，可能吗？钱学森回答说，完全可能。
　　张可文回忆说，文章寄出之后不久，农业科学院的《农业科学》编辑部来电话，又询问文章中关于万斤亩的计算是否准确。电话是张可文接的。她转告钱学森。当时，钱学森从衬衫左边的口袋里掏出计算尺一拉，当着张可文进行计算：每亩田接受的太阳能是多少，打个折扣，转化为多少粮食。钱学森告诉张可文，计算是无误的。
　　张可文打电话给《农业科学》编辑部，钱学森经过复核，准确无误。
　　张可文作为当事人的回忆表明，钱学森是经过仔细的计算之后写下那一段文字，他是以科学家的严谨认认真真对待这一问题的。
　　细析552字的短文
　　从钱学森一系列文章的写作时间来看，钱学森的第一篇文章《发挥集体智慧是唯一好办法》、第二篇文章《展望十年——农业发展纲要实现以后》、第三篇文章《可以实现的理想》，都写在日《人民日报》开始报道“高产卫星”之前。
　　钱学森的第五篇文章《谈宇宙航行的远景和从化学角度考虑农业工业化》，发表于1959年2月；第六篇文章《农业中的力学问题》发表在日出版的《知识就是力量》第8-9期合刊上，那时候以亩产万斤为代表“高产卫星”浮夸风早已经饱受批评和纠正，所以钱学森的第五、第六篇文章《农业中的力学问题》也跟亩产万斤的“高产卫星”无关。
　　惟一例外而且影响最大的是日《中国青年报》上的署名钱学森的《粮食亩产量会有多少？》一文，发表在亩产万斤为代表“高产卫星”刚刚开始“放”起来的时候。《粮食亩产量会有多少？》一文，总共552字，日发表在《中国青年报》第四版，全文如下：
　　“前年卖粮用箩挑，去年卖粮用船摇，今年汽车装不了，明年火车还嫌小！”
　　这是江西井冈山农民的一首民歌。我们的土地正在农民双手豪迈的劳动中，付给人们更多的粮食，6月12日中国青年报第一版上发表了一个动人的消息：河南省遂平县卫星农业社继小麦亩产2105斤以后，又有2亩9分地平均每亩打下了3530斤小麦。
　　土地所能给人们的粮食产量碰顶了吗？
　　科学的计算告诉人们：还远得很！今后，通过农民的创造和农业科学工作者的努力，将会大大突破今天的丰产成绩。因为，农业生产的最终极限决定于每年单位面积上的太阳光能，如果把这个光能换算农产品，要比现在的丰产量高出很多。现在我们来算一算：把每年射到一亩地上的太阳光能的30％作为植物可以利用的部分，而植物利用这些太阳光能把空气里的二氧化碳和水分制造成自己的养料，供给自己发育、生长结实，再把其中的1/5算是可吃的粮食，那么稻麦每年的亩产量就不仅仅是现在的2000多斤或3000多斤，而是2000斤的20多倍！
　　这并不是空谈。举一个例：今年河南有些特别丰产试验田要在一亩地里收160万斤蔬菜。虽说蔬菜不是粮食，但到底是亩产160万斤！
　　所以，只要我们有必需的水利、肥料等等条件，加上人们的不断创造，产、量的不断提高是没有问题的。今天条件不具备，明天就会创造出来，今天还没有，明天一定会有！
　　这篇短文在发表时，还配了一幅署名娄桑的漫画，画着太阳手持“太阳能”对小麦说：“你把这些都吃掉，还能长大二千倍！”
　　由于这篇文章是在团中央机关报《中国青年报》上发表，标题很吸引人，文章加了花边，而且图文并茂，所以很快就引起注意，产生的影响远远超过钱学森前两篇文章。
　　这篇文章的影响大，最重要的是把钱学森的理论计算，跟当时正在盛行的亩产万斤的“农业卫星”联系起来。然而，这篇短文的开头前两段共149字，明显地不同于钱学森行文的风格。看得出，这是《中国青年报》编辑加工的文字。
　　不光是我作出这样的判断，就连远在大洋彼岸的中国和美国的学者毛海波、Patrick Lu，James Hu、刘雅臻、George C.Cheung，也作出这样的判断，认为这是被《中国青年报》编辑添加的文字：
　　被添加了的文字包括三方面内容：
　　1.江西井冈山农民的一首民歌
　　2.六月十二日中国青年报第一版上发表的一个动人的消息
　　3.总结式口号
　　以上三方面内容中的前两点内容，其实是抄录了两段公开发表的消息文字,这种抄录法在写作中是被允许的，没有疑义，这里不作讨论，今天要讨论的是钱学森为什么要把自己已经在《科学大众》上发表了的文章中的第七小节的段落中“挖”出两百个字来，再在这“挖”出来的两百字前面，加上两段抄录来的文字，再换上一个《粮食的亩产量会有多少?》这样的宣传味浓郁的题目，急急忙忙放到《中国青年报》上来再刊登一次，这是钱学森这样的大科学家“正常情况”下会去做的事情吗？（毛海波，Patrick Lu，James Hu，刘雅臻，George C.Cheung，《最新发现：制止浮夸风钱学森有功》，2009年11月《美洲时代星期刊》512期）
　　《中国青年报》编辑给钱学森的文章加了149个字，把钱学森在1956年春就开始思考、研究的科学问题，跟1958年“大跃进”中的所谓亩产万斤的“高产卫星”联系在一起，钱学森这位卫星专家变成为“高产卫星”提供科学依据！
　　毛海波等以为：
　　这件事情是哪几位好心编辑和记者及相关领导帮助钱学森做的？现在已成了一桩无头案，因为大多数人已作了古，但就是因为这篇文章的出现，才使得钱学森从此乘上了遭人诟病的历史列车，几十年来，指责钱学森的文章陆续面世，许多人以钱学森这篇文章为证据之一……
　　《中国青年报》“操盘手”泄露天机
　　其实，这并非“一桩无头案”，当事人也没有“已作了古”。
　　据我所知，那篇《粮食亩产量会有多少？》的“操盘手”，乃当时《中国青年报》科学副刊编辑Z君。
　　也真巧，Z君是我的老朋友。我们结识于1978年5月在上海浦江饭店召开的全国科普创作座谈会。前几年我的朋友尹传红先生从北京来沪，知道我与Z君有旧，跟我聊起Z君的种种“轶闻”，说Z君曾经为郭沫若整理过一篇讲话稿，深得郭沫若赞赏。接着，尹传红还说，钱学森的文章也是他整理的呢！当时，作为聊天，听过算数，我并没有在意。后来我着手写作钱学森传记时，就请尹传红确切回忆Z君与他谈话的内容。
　　尹传红很认真，专门写了一封4000字的回信，于日用电子邮件发给我。征得尹传红的同意，现摘录其中几段：
　　我始终认为，Z是个好人。他在特殊历史环境下做的一些事情，既受当时特定的背景、条件制约，也有他个人的认识局限。
　　下面，我就试着回忆一下听闻那件事情的前前后后吧。
　　1998年八九月间的一天，我与中国科普研究所研究员李大光，应《中国文化报》之约，来到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研究所樊洪业研究员的办公室，参与“科学与人文对话”系列对谈。其间我从樊的书架上看到一本书（具体书名忘了），内中收的是大跃进时期的各种文章。
　　在翻到钱学森写的那篇《粮食亩产会有多少？》时，我随口说了一句：“钱学森那么大的科学家怎么也讲那种大话？”这时樊洪业说：“可别小瞧了这篇文章，当年毛泽东就是在《中国青年报》上看到它，才相信粮食高产‘卫星’的。”这句话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几个月后，我在中国科普作家协会的一次活动上见到Z。闲聊时说起过去的一些事情，我无意中提到钱学森发表在《中国青年报》上的那篇文章，Z听了当即大笑（他平时就很爱笑），拍了拍我说：“你知道那篇文章是谁写的吗？”我摇头，他道：“就是Z某人啊！”我很惊讶：“是您捉的刀？”他说：“是我根据钱学森在一次会议上的发言整理的。整理稿让他看过，征得他同意，就署上他的名字发在《中国青年报》上了。”
　　Z还说，他也没想到经他整理的那篇文章毛主席会看到，并且产生了那么大的影响。
　　从尹传红与Z君的谈话中，可以清楚确认，那篇《粮食亩产量会有多少？》并不是钱学森亲笔所写的，而是Z君为之捉刀！
　　不过，我经过仔细的比对，发现Z君所说“是我根据钱学森在一次会议上的发言整理的”，不确，这并不是Z君记忆的差错，而是故意的托词。
　　我对照了《粮食亩产量会有多少？》的核心段，惊讶地发现，与钱学森在1958年第6期《科学大众》杂志的《展望十年——农业发展纲要实现以后》的第7段《农业生产还远远没有碰顶》几乎完全一样！
　　1958年第6期《科学大众》杂志是在日《中国青年报》发表《粮食亩产量会有多少？》几天前出版的。显然Z君在读了1958年第6期《科学大众》杂志上钱学森的文章之后，以高度灵敏的政治嗅觉，注意到其中的第7段《农业生产还远远没有碰顶》，稍加改动，然后“戴帽穿靴”——在前面加上“江西井冈山农民的一首民歌”，在结尾处加上口号式的“今天条件不具备，明天就会创造出来，今天还没有，明天一定会有！”再加上醒目的标题《粮食亩产量会有多少？》，找人画了漫画，就在《中国青年报》科学版上登出来了！
　　经过Z君这样一番精心“加工”，钱学森原本谈农业展望的一段文字，变成了解答当时的“热点问题”——“粮食亩产量会有多少？”因为在农业“高产卫星”频放“大跃进”岁月，千千万万读者不约而同地问：“粮食亩产量会有多少？”这么一来，钱学森变成了专为农业“高产卫星”提供科学注解的科学家！
　　倘若不是那天与尹传红聊天时，Z君在兴高采烈之中“泄露天机”，脱口而出说钱学森的文章乃是出自他的移花接木，恐怕至今难以揭开《粮食亩产量会有多少？》的内幕。
　　为了希望Z君详细回忆当时的情况，我于日下午在北京走访Z君家，看望久违的Z君。很遗憾，年已八旬的Z君借口身体欠安，不愿再谈往事。
　　当天晚上，Z君请他的女儿给我打来电话，转告他的两点意见：
　　一是你去看望他，表示感谢；
　　二是关于钱学森的文章，他不想说，也不再说，包括对他的女儿也不说。
　　至于Z君为什么“不想说，也不再说”，我不得而知。其实Z君当时主持《中国青年报》科学副刊笔政，把钱学森发表于别的杂志上的长文中挖出一段，精心加工，“梳妆打扮”一番，在《中国青年报》上“闪亮登场”，这原本只是表明Z君是一位具有高度新闻敏感的编辑，紧紧扣住时事焦点发表相应的文章。也许今日的Z君把问题看得过于严重，封口了，所以“不想说，也不再说”。尽管如此，好在基本事实已经清楚。
　　我找Z君，原本还想核实一个问题，即Z君所说的“整理稿”是否“让他（钱学森）看过，征得他同意”。
　　由于Z君“不想说，也不再说”，他的编辑加工是否征得了钱学森的同意，就无法核对了。我问钱学森当时的秘书张可文，当年是否经手《中国青年报》寄来的小样，她说记不清楚了。
　　在这个问题上，如果说钱学森有什么责任的话，那就是：
　　如果Z君当时确实事先把“整理稿”寄给他过目，他应当表示不同意发表；
　　如果Z君当时没有把“整理稿”寄给他过目，在事后他得知《中国青年报》发表那样改头换面的文章，应当要求《中国青年报》更正或者道歉。
　　也许是当时钱学森并没有意识到那篇短文会产生那样巨大的影响，也就没有说什么。
　　也许钱学森碍于他的声望，不便于在当时对Z君的“编辑加工”说什么，也就没有说什么。
　　然而正是由于钱学森没有说什么，这篇短文也就一直被以为是钱学森写的，把钱学森推进流言的深深的旋涡之中……
　　1958年10月钱学森加入中国共产党。图为钱学森参加党支部组织生活 （叶永烈/图）
　　走访毛泽东秘书李锐
　　我为什么要如此详尽调查《中国青年报》那篇短文的发表经过，那是因为这篇短文被毛泽东看到了——日，毛泽东在北京中关村参观“中国科学院跃进成就展览会”时，曾经对钱学森这么说：
　　你在（中国）青年报上写的那篇文章我看了，陆定一同志很热心，到处帮你介绍。（《中国青年报》记者集体采写，《最大的鼓舞——记毛主席参观我们的展览会》，日《风讯台》）
　　后来毛又在别的场合说，他之所以相信当时亩产万斤的浮夸报道，“这是我看了大科学家钱学森的文章，才相信的”！毛泽东的话，“一句顶一万句”，使《中国青年报》上刊载的这篇短文广受关注。
　　关于毛泽东后来的这段谈话，有许多不同的版本。追根溯源，都来自当时担任毛泽东通讯秘书的李锐的回忆。李锐在《反思大跃进》中说：
　　毛泽东秘书田家英问毛泽东：“你也不是没当过农民，你应当知道亩产万斤是不可能的。”毛泽东说：这是我看了大科学家钱学森的文章，才相信的。后来毛泽东检讨说，他是上了科学家们的当。
　　《直言——李锐六十年的忧与思》一书（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年版，67页）中，李锐有类似的记载，只是文字略有不同：
　　一天晚上，毛泽东找秘书李锐谈话。在谈到粮食“放卫星”问题时，李锐特地问毛泽东：你是农村长大的，长期在农村生活过，怎么能相信一亩地能打上万斤、几万斤粮?毛泽东说看了钱学森写的文章，相信科学家的话。
　　还是李锐，在《庐山会议实录》（春秋出版社和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年5月，78页）中写及日夜，毛泽东与周小舟、周惠以及他谈话时，当时担任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的周小舟当着毛泽东的面说：
　　农业是根子。粮食“高产”引起钢铁高潮。刮共产风不能怪公社书记，主要怪上面。哪里有什么万斤亩，上有好者，下必甚焉。
　　李锐在周小舟的话后面，加了这样的补充：
　　关于万斤亩，上海会议时，我问过主席为何轻信。他说，钱学森在报纸上发表过一篇文章，说是太阳能利用了百分之几，就可能亩产万斤，因此就相信了。
　　另外，据李锐笔记，1959年毛泽东在湖南视察时，曾经对周小舟说及：
　　提倡敢想敢干，确引起唯心主义，“我这个人也有胡思乱想”。有些事不能全怪下面，怪各部门，否则，王鹤寿会像蒋干一样抱怨：曹营之事，难办得很。说到这里，他自己和三个听者，一齐哄堂大笑起来，经久不息。说关于敢想敢干，“八大二次会议是高峰，还有钱学森的文章，捷报不断传来，当然胡思乱想起来。“许多事我都要负责，有些也真负不了。”
　　也就是说，毛泽东曾经在不同的场合，多次提及那篇以钱学森名义发表的短文。尤为严重的是那句“这是我看了大科学家钱学森的文章，才相信的”。后来毛泽东检讨说，他是“上了科学家们的当”！
　　不过，关于毛泽东谈论那篇以钱学森名义发表的短文的相关记载，都出自李锐笔下。李锐提及的当时在场的田家英、周小舟，都已成故人，死无对证。
　　为了查清事实，日我在北京走访当事人李锐。虽说李锐九十有三，却人如其名，眼光敏锐，思想敏锐。那天上午，他一口气跟我谈了近三个小时。
　　李锐对我说，他跟钱学森，“无一面之缘”，所以跟钱学森无怨无恨。他听毛泽东几度谈起钱学森时，他并没有读过《中国青年报》上以钱学森名义发表的那篇短文。他是从毛泽东的谈话中，才知道钱学森就万斤亩写了文章。
　　李锐回忆说，毛泽东跟他谈起以钱学森名义发表的那篇短文，总共有两次。
　　一次是在日至27日的武昌会议期间，在武昌的东湖别墅，毛泽东找他单独谈话。
　　李锐说，还有日至4月1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他出席了会议。毛泽东约他单独谈话。
　　李锐说，在这两次谈话中，他问起为何相信万斤亩，毛泽东都提及了钱学森的文章。
　　我问，当时还有没有别人在场？
　　李锐说，只有他与毛泽东。
　　我又问，当时做笔记了吗？
　　李锐说，没有。但是毛泽东的话，他记得很清楚。
　　我说，这么一来，你所回忆的毛泽东关于钱学森的谈话，并未见诸档案记录，也未见诸别人的回忆，成了孤证。
　　李锐回答说，本来就是我和毛泽东两个人的谈话。
　　所谓“冒叫一声”
　　前引《中国青年报》记者集体采写的《最大的鼓舞——记毛主席参观我们的展览会》一文，发表于 日中国科学院院刊第61期《风讯台》，可以说是一篇当时不多见的毛泽东与钱学森会面情况的文字记录。《风讯台》是这样报道的：
　　日下午，毛主席到中关村参观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跃进成果展览会。在参观过程中，毛主席看见了钱学森同志，和钱学森同志谈了话。
　　……主席看见了钱学森同志，主席说：“我们还是1956年在政协见的面。那一年，全国的干劲很大，第二年春天也有劲，以后就泄气了。接着就是匈牙利事件，又来个反冒进，真是一股邪风。说‘马鞍形’是不错的。你在那个时候敢于说四万斤的数字，不错啊。你是学力学的，学力学而谈农业，你又是个农学家。”
　　钱学森同志回答说：“我不懂农业，只是按照太阳能把它折中地计算了一下，至于如何达到这个数字，我也不知道。而且，现在发现那个计算方法也还有错误。”
　　主席笑着说：“原来你也是冒叫一声！”这句话把大家引得哈哈大笑。
　　可是主席接着说：“你的看法在主要方面上是对的，现在的灌溉问题基本上解决了。丰产的主要经验，就是深耕、施肥和密植。深耕可以更多地吸收太阳，让根部多吸收一些有机物，才能长得多，长得快。过去是浅耕粗作，广种薄收，现在要求深耕细作，少种多收。这可以省人工，省肥料，省水利。多下来的土地可以绿化，可以休闲，可以搞工厂。”
　　所谓“冒叫”，是湖南一带的土话，是一种带有自谦口气的“冒昧地说一声”。臧克家在他的《毛泽东和诗》中，曾经引用毛泽东关于旧体诗词的一段话：
　　旧体诗词源远流长，不仅像我这样的老年人喜欢，而且……中年人也喜欢。我冒叫一声，旧体诗词要发展要改革，一万年也打不倒。因为这种东西，最能反映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特性和风尚，可以兴观群怨嘛，怨而不伤，温柔敦厚嘛……
　　毛泽东在这里所说的“我冒叫一声”，只是自谦而已。
　　毛泽东对钱学森所说的“你在那个时候敢于说四万斤的数字，不错啊”，显而易见是指那篇以钱学森的名义发表在日《中国青年报》上的《粮食亩产量会有多少？》。
　　在那样的场合，钱学森无法向毛泽东解释那篇文章并不是他亲笔所写，所以毛泽东称钱学森“你也是冒叫一声！”
　　钱学森对毛泽东所说的不懂农业云云，是实事求是之语。钱学森当时是就农业发展远景进行太阳能转化为粮食的计算，“如何达到这个数字（即亩产四万斤），我也不知道”。至于钱学森所说“现在发现那个计算方法也还有错误”，也确实如此。所以他在1959年发表在《科学通报》和《知识就是力量》杂志上的文章，对此进行了更加详尽、准确的计算。到了1993年，钱学森再度进行计算，得出的结论是粮粒“理想最高年亩产是32-53吨”，远远高于他在1958年所计算的亩产四万斤的数字。
　　所谓“向毛泽东检讨”纯属瞎编
　　然而，也有人把毛泽东所说的“冒叫一声”，引伸为“冒进”，引伸为毛泽东对钱学森的严厉批评，甚至由此编造出钱学森当面向毛泽东检讨的所谓“故事”。
　　在祁淑英、魏根发著的《钱学森》（花山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一书这样编造钱学森“向毛泽东检讨”的假故事：
　　走出展览会的展厅，已经快到中午12点了。毛主席的座车业已停在门前等候。钱学森走近毛主席，不无羞涩地对毛主席说道：
　　“主席，我犯了一个错误，需要当面向主席检讨！”
　　毛主席停下脚步，惊讶地问道：“学森同志，你犯了啥子错误呀？”
　　“那一天我向您讲过的关于农作物光合作用的潜力问题。事后，我请教了几位农业专家，他们都说那是缺乏科学根据的。”钱学森诚挚地说道。
　　“噢，原来你钱大科学家也是冒叫一声呀！”
　　毛主席大笑着，坐进车内，向大家挥挥手，车子平稳地开走了。
　　对照日的《风讯台》报道原文，可以看出作者进行了明显的杜撰和篡改：
　　一是《风讯台》报道原文中并没有“钱学森走近毛主席，不无羞涩地对毛主席说道：‘主席，我犯了一个错误，需要当面向主席检讨！’”
　　二是《风讯台》报道原文中也没有“毛主席停下脚步，惊讶地问道：‘学森同志，你犯了啥子错误呀？’”
　　三是钱学森对毛泽东说“那一天我向您讲过的关于农作物光合作用的潜力问题”，又是子虚乌有！钱学森什么时候对毛泽东当面“讲过的关于农作物光合作用的潜力问题”？
　　四是作者把钱学森所说的“现在发现那个计算方法也还有错误”，篡改为“事后，我请教了几位农业专家，他们都说那是缺乏科学根据的”。
　　这种任意瞎编的虚假故事，造成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因为钱学森倘若当面向毛泽东“检讨”，这就表明钱学森承认日《中国青年报》上的《粮食亩产量会有多少？》是他写的，承认自己“犯了错误”。
　　那天，钱学森究竟跟毛泽东主席说了些什么呢？日钱学森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终身不忘毛主席的亲切教诲》中写道：“日，毛主席亲临中国科学院科学成果展览会。毛主席第三次接见了我。毛主席肯定了展出的科研大搞群众运动的成绩，指出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敢于走前人没有走过的道路。毛主席的教导拨正了我做科技工作的方向。”
　　事实表明，钱学森从来没有认为他的关于农作物光合作用的计算是“缺乏科学根据的”。钱学森也从来没有向毛泽东说过：“主席，我犯了一个错误，需要当面向主席检讨！”
　　不要“听了不实之辞而轻信”
　　要揭穿所谓钱学森当面向毛泽东“检讨”的这种“假故事”很简单，因为在日出版的《知识就是力量》第8-9期合刊上，钱学森又发表了《农业中的力学问题》一文。那是钱学森应约为中华人民共和国10周年国庆而写的。钱学森详细地论述了“平均亩产量是3.9万斤”是怎样计算出来的：
　　要说明这一点，我们得先计算一下在我国平均纬度的地方，一年之中在每一亩地上到底有多少太阳光落在上面。这个能量可以用各种单位来表现。我们这里选用从水和二氧化碳制造出碳水化合物的斤数来计算，这是因为植物的生长正是利用水和二氧化碳来制造淀粉和纤维这样碳水化合物的。我们算了一下，一年中落在一亩地上的阳光，一共折合约94万斤碳水化合物。如果植物利用太阳光的效率真的是百分之百，那么单位面积干物质年产量就应该是这个数字，94万斤！自然，高等植物叶子利用太阳光的效率不可能是百分之百，估计最高也不过是1/6，这就是说，单位面积干物质的年产量大约是15.6万斤。但是植物生长中所积累的物质，只有一部分粮食，像稻、麦这一类作物的谷粒重量，约占重量的一半，所以照这样算来，单位面积的粮食的年产量应该是7.8万斤。这是说全年三百六十五天都是晴天。如果因为阴天而损失25%，那么粮食的亩产量应该是5.85万斤。这是说，作物要在全年都生长，如果仅在暖季才长，也许要再打一个2/3的折扣，那么平均亩产量是3.9万斤了。
　　另外，钱学森发表在1959年2月第3期《科学通报》（半月刊）的“展望未来的科学”专栏的《谈宇宙航行的远景和从化学角度考虑农业工业化》中也指出：
　　自然，要实现这样一个复杂交错生产的生产系统，里面自然有电气化、自动化的问题，但也有尖端的科学问题。例如，从日光能源来计算通过光合作用所产生的碳水化合物，每亩年产干物质约24万斤。如果一半是粮食，那么稻、麦、玉米等的年产量可以是每亩12万斤（并秧的不在此例）。但这是说作物只能从光合作用生产粮食，不能直接利用土壤中的有机物。到底能不能？如果农作物这样的高级植物也能像菌类一样直接利用有机物，岂不就突破了太阳光能量的限制，那么每亩年产量可以无限制地提高吗？这问题很值得研究。
　　钱学森之子钱永刚教授告诉笔者，钱学森一向坚持自己对于万斤亩的计算是科学的，正因为这样，钱学森从来没有对此表示“道歉”或者“检讨”。
　　钱永刚教授把一封钱学森从未发表的信，用电子邮件发给笔者。那是钱学森于日给海外友人孙玄先生回信。孙玄先生在海外听说关于钱学森的万斤亩的种种传言，向钱学森提出相关的问题。钱学森在回信中说：
　　4月14日来示及附件拜读。我非常高兴您提出了您的看法和意见。您可以公开发表您的见解以便大家参考。我只讲两点：
　　（一）据我确知，先父在北京中央文史馆用的（名字）是钱均夫，不是钱家治。
　　（二）据气象记录，在中国大地上每年每平方厘米上接受的日光能量为120-200大卡，即每年每亩地接受日光能量为8-13.3×108大卡。如百分之百地用空气中的CO2和从根吸取的水合成碳水化合物，则每亩地每年有190-320吨。光合作用的能量效率可达50%，而粮粒只占全部产物的1/3，故理想最高年亩产是32-53吨。说亩产万斤，才5吨，远远小于理想数。所以充分发挥科学技术的作用是可以实现的，现在我国的亩产最高记录为1.5吨。所以您是听了不实之辞而轻信了。
　　也就是说，钱学森在1993年仍然明确坚持他关于万斤亩的计算是正确的，并劝说孙玄先生不要“听了不实之辞而轻信”。
　　在钱学森看来，当年的计算还太保守，“理想最高年亩产是32-53吨”，也就是 公斤，市斤！也就是说，不仅是万斤亩，而是十万斤亩！
　　钱学森的这封信，清楚表明了他对于万斤亩的坚信，认为“充分发挥科学技术的作用是可以实现的”。
　　钱学森的这封信，也清楚表明，有些书中所谓他向毛泽东“当面检讨”，纯属无稽之谈——钱学森称之为“不实之辞”。
　　三点客观评价
　　在笔者看来，钱学森的“万斤亩”文章，应当从以下三点进行客观评价：
　　一是“万斤亩”在科学计算上是正确的。正因为这样，作为一位严谨的科学家，钱学森反复用计算尺计算了太阳光能转化为粮食的数量。他1993年甚至得出“粮粒”可以达到亩产10万市斤的结论！
　　二是在“大跃进”年代，作为“海归”的代表人物、作为科学界的头面人物钱学森应约就《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发表谈话、发表文章，原本不过是表态谈话、应景文章而已。《中国青年报》编辑截取他的文章的一小段，经过改头换面式的编辑加工，演变成为1958年农业“高产卫星”提供科学依据，在广大读者中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责任在《中国青年报》。经过《中国青年报》编辑的“戴帽穿靴”，加上了井冈山民歌，加上来自河南“高产卫星”的“动人的消息”，把钱学森原本应《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之“景”所写的文章，变成了应农业“高产卫星”之“景”而写的文章，使读者误以为钱学森在为农业“高产卫星”充当吹鼓手，因而使钱学森蒙受不白之冤。应当说，由那篇“戴帽穿靴”的短文引出的种种严重后果，其实与钱学森无关。
　　三是把钱学森夸大为“大跃进的推手”，是“亩产万斤”浮夸风的“元凶”，显然是违背历史事实的。当时钱学森只是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他怎么可能成为“大跃进的推手”？！那篇以他的名义发表的552字的短文，即便是他写的，也不可能成为“亩产万斤”浮夸风的“元凶”？！
　　钱学森为《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发展远景写了一系列展望性的文章，无非是为了描绘《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美好前景，充其量不过是应景文章而已。
　　公案自有公论
　　应当说，毛泽东在1956年对于粮食的亩产量的判断是符合科学的。毛泽东在制订《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曾经提出：“半个世纪搞到亩产二千斤行不行？”
　　半个多世纪之后的日下午，在全国政协十一届三次会议分组讨论会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对水稻亩产做出这样的概括：
　　目前，全球水稻的平均亩产大概接近300公斤。即便科技发达的日本，其亩产也只有445公斤。无论是杂交水稻的单产，还是种植面积，中国都领先日本。
　　中国种植的杂交水稻面积达到2.4亿亩后，每年增产的粮食可以多养活7000万人。袁隆平表示，到2015年大面积亩产提高到900公斤的目标，可以实现。
　　今年80岁高龄的袁隆平甚至希望，自己90岁的时候，中国超级杂交水稻大面积的亩产可以达到1000公斤。（中国新闻社日电讯，记者赵建华、刘育英报道）
　　袁隆平是中国杂交水稻权威。按照他的说法，直到2020年中国超级杂交水稻大面积的亩产才能达到1000公斤，也就是毛泽东在1956年所提出的“半个世纪搞到亩产二千斤”。
　　这清楚表明，曾经种过田的毛泽东，对于水稻亩产量的估计是非常准确而科学的。
　　既然毛泽东在1956年认为中国经过“半个世纪”才能“搞到亩产二千斤”，那么在1958年怎么就会相信中国水稻亩产超过一万斤呢？
　　如同邓小平在日会见埃塞俄比亚总统门格斯图时的谈话中所指出的，毛泽东晚年陷入“左”的错误，是从1957年下半年的“反右派斗争”开始的（《邓小平文选》第三卷，269页）。此后，毛泽东在“大跃进”中，头脑开始发热，对亩产万斤的“农业卫星”表示赞赏：
　　日、6日、9日，毛泽东先后到河北徐水、河南新乡、山东历城视察。他对群众干劲冲天放粮食亩产万斤、几万斤的“卫星”确信无疑。在徐水时,他还提出了粮食生产多了怎么办的问题。8月初，他在接待来华访问的赫鲁晓夫时，以无比兴奋的心情说，自1949年解放以来，“只有这次大跃进，我才完全愉快了，按照这个速度发展下去，中国人民的幸福生活完全有指望了!”他甚至问赫鲁晓夫，苏联有没有粮食多了怎么办的经验。（薛攀皋，《科学家与农民竞放“卫星”》，2010年第5期《炎黄春秋》）
　　到了1958年11月召开武昌会议的时候，“大跃进”初期的狂热已经开始冷却，浮夸风备受质疑，亩产万斤的“农业卫星”一颗颗落地。
　　到了1959年4月，毛泽东发热的头脑开始清醒。日，毛泽东以他个人的名义，用党内通信的形式写信给省、地、县、社、队、小队六级干部。其中说，1958年的亩产实际上只有300斤：
　　南方正在插秧，北方也在春耕。包产一定要落实。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不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性。例如，去年亩产实际只有三百斤的，今年能增产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实在办不到，有何益处呢?又例如，去年亩产五百斤的，今年增加二百斤、三百斤，也就算成绩很大了。再增上去，就一般说，不可能的。
　　从吹嘘亩产万斤到实际上只有亩产300斤，表明毛泽东头脑“降温”。毛泽东还特别强调“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毛泽东，《党内通信》，《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八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237页）
　　钱学森并未道歉。在钱学森看来，他当时所做的太阳能转换为粮食的科学推算而言，至今仍是正确的，所以不需要道歉。也正因为这样，他在1993年又一次对太阳能转换为粮食作了一番科学推算，表明他对于自己的科学推算的坚持。
　　然而，有人却把1958年以亩产万斤的农业“高产卫星”为代表的浮夸风，一古脑儿推到钱学森头上，把钱学森污名化。如同钱学森的学生、原国务委员宋健所指出的：
　　“我发现，在中国有少部分人，特别是在钱学森回国以后，对于他对我们的国家、对我们的军队和国防事业的贡献，了解并不多，有的人根本不了解，抓住一点，不及其余，无限上纲，结果使人很愤怒。”（宋健，《控制论和系统科学与中国有不解之缘》，《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1998年第1期）（来源：南方周末）
编辑：蔡晓丹 作者：叶永烈 && && && &&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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