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工出事要报警吗？今天我妹夫在砖厂上班把一只脚切了一半该找谁？要报警吗？听说县里治不了要去市里，_百度知道
打工出事要报警吗？今天我妹夫在砖厂上班把一只脚切了一半该找谁？要报警吗？听说县里治不了要去市里，
望懂这的人士给出出注意，我真不知道
这属于工伤，建议先到大医院治疗，后续可以申请工伤鉴定，由砖厂进行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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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寒鸣编纂：当代中国农民工状况（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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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8:03 发布在
近年中央政府的有关部门和地方党、政府出台了不少政策举措，狠抓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并确也显示出一定成效，如2003年底、2004年初的两个多月间，根据党中央、国务院的部署，各有关方面协同速战，一举偿付历年拖欠农民工工资215亿元，清欠率68%；其中，2003年发生的欠款已兑付89%。胡锦涛、温家宝批示要求“切实维护进城务工农民的合法权益，加强规范管理，实行标本兼治，建立防止欠款的机制和法规。”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认为“目前取得的成效只是初步的”，要求从2004年起，“用三年时间基本解决建设领域拖欠工程款问题”，“要通过严格资本金制度，建立政府工程代建制，健全建筑市场准入制，加大对恶意拖欠企业的处罚力度，完善有关法律法远见等措施，努力做到老账要还，新账不欠。”（详参《全国清理拖欠工程款和农民工工资初显成效&&215亿元拖欠工资装进农民工腰包》，载日《中国青年报》）尽管如此，拖欠农民工工资仍未根除；下录两篇报道，就反映了这方面的状况：农民工，你拿到全薪了吗――本报记者与社工北京西客站随访返乡民工本报记者&&成梅&&谢小亮每到岁末年初，“农民工”这三个字便开始触动城市人的神经。无论是火车站的春运潮，还是春节期间的保姆荒，这些在城市打工回农村过年的人们，已经渐渐成为一个介于传统城乡人口之间的庞大群体。&&&&中华全国总工会公布的一项统计显示，截至2003年，分布在全国各地的进载务工人员有9400万人，而且这个数字还在以平均每年500万人的速度增长。&&&&农妇熊德明“代夫讨薪”的声音是2004年农民工群体发出的最有穿透力的声音。这一事件将农民工的欠薪问题直接提上了各级政府的议事日程。人们开始意识到， 在城市一系列保障制度之外，还游离着这样一支庞大的队伍。&&&&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与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社会工作系合作，于日―15日，在北京西客站组织了一次小规模的街头拦访调查，结果发现，在接受调查的187名赶着回家的农民当中，仍有74人（39.6%）表示自己2004年有被拖欠未结的工资，人均拖欠工资2790元，其中最多的拖欠了29597元，最少欠了100元。而这些农民工2004年拿到的薪水，最多一人是3万元，平均只有5272.82元。&&&&一年来，从中央到地方，政府下了很大力量来解决农民工欠薪问题农民工的权益保障为什么还是显得比较脆弱？&&&&关键之一在合同，劳动合同是劳动者基本权利的法律保障。调查中，尽管65.8%的农民工心里很明白有无合同很重要，但是仍然有77.5%的人并没签订劳动合同。由于相信有充足的人力资源可挑选，雇佣农民工的单位头儿们，在招工时总是尽力剔除那些可能提出合同要求的“狡猾分子”。“现在工作不好找啊，好不容易有个机会，你要合同别人不要，那人家就用不要合同的吧，简单省事啊。”一名农民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一句话就点破了其中的原因。&&&&在这种情况下，哪些农民工还会愿意被当作自我保护意识比较强的“狡猾”者呢？通过对这次调查的数据分析，我们发现，农民工的文化程度和他们的合同签约率、他们对合同的重要性的认识、他们是否愿望加入工会以及他们追讨工资的能力均是正相关系。也就是说，文化程度越高的农民工越重视合同的作用，也越懂昨尽可能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在用工者眼里也就越狡猾。&&&&除了合同的因素之外，多数农民工对有关政策法规还不够了解。调查发现63.6%的人不了解国家劳动、工资方面的有关政策、法律和法规。对于媒体开足马力报道过的“熊德明讨薪事件，也只有41.2%的人知道或听说过。这种法律常识的匮乏和住处来源的闭塞进一步阻碍了他们自我保护意识的形成。&&&&访谈中我们发现，不少农民自我维权意识淡漠，对于拖欠时间较长的工资多抱着“算了”、“认倒楣吧”等态度，消极地接受现实，不打算再去追讨。“都过去半年多了，还找他做啥呀？我们手里也无凭无据，你费半天劲找着了，他硬是不难也没办法，干脆老老实实的，别把现在的饭碗也整没了。”一位河北农民工无奈地告诉记者。&&&&和他有着同样想法的人并不是少数。调查数据显示，只有26.2%的人追讨过自己被拖欠的薪水，追讨的方式多是“大伙儿一块找老板理论”（67.9%），只有26.4%的人选择去劳动部门反映情况，9.4%的农民工采取通过法律手段讨薪。&&&&与记者一起调查的一位社工发现，真正对劳动局和法院抱有希望的民工少之又少。在他们眼里，这些机构是城里人的机构，不会真心替农民工说话。他们去求助，有的被复杂的程度弄得晕头转向，有的被以各种理由推脱受理，有的拖的时间太长让人无法等待……&&&&几名河南籍民工向社工讲述了他们的故事：老板以自己也没拿到钱为由，扣发他们的工资。他们找到区劳动局，劳动局说只能按照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支付，每月500元。他们不甘心，又找到法院，法院告诉他们，除了要交一笔诉讼费用之外，还得至少在北京等3个月。已经因讨工资在北京滞留了十几天的他们，无奈只好拿着老板打的欠条回家了。&&&&本次调查还发现，只有50.7%的人可以按时、足额地领到工资，其余49.3%的人都不同程度地存在没能按时或足额领到工资的现象。即使是“按时”，这个“时”也是不一样的：年底统一结算工资的农民工占53.3%，这是他们领取工资的最普遍的方式；20.8%的人按时领取；5.9%的人等到工程结束后一并结算。可见，这样的工资发放形式也是造成工资拖欠的原因之一。&&&&调查发现，建筑业的工人仍然是欠薪比例最高的。在所有被欠薪者中，有71.6%的人从事建筑业。&&&&值得高兴的是，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政府部门也开始加大力度，通过制定政策维护农民工的权益。日，新华社的消息称，截至日，全国已偿还农民工工资331亿元，偿付比例为上报拖欠总额的98.4%。而另一条消息也显示，北京市建委已经针对企业用工不透明等现象制定了相应的政策，市建委要求施工企业对农民工实行“实名化”管理，农民工工资实行“月结季清”，并加大了对损害农民工利益的单位的处罚力度等。&&&&如果听到这些消息，返乡的农民工们也许能舒心地过一个好年，对鸡年的预期收入也更乐观一些。&&&&[调查数据]1、您是怎么找到最近这份工作的？“老乡或都有熟人介绍”80.1%；“看到招工广告后自己去应聘”7.5%；“在培训学校接受培训后由学校推荐”1.1%；“在人才市场找到的”2.7%；“其他”8.6%。2、您有没有追献计献策过自己的工钱？“有”61.3%；“没有”38.7%。3、您和工友们是怎么讨工钱的？（可多选）“大伙一块儿去直接找老板理论”67.9%；“找到劳动部门反映情况”26.4%；“到法院告老板”9.4%。4、您平时领工资的情况怎么样？“能按时并全部领到”50.7%；“能按时领到，但不能全部领到”17.4%；“能全部领到，但不能按时领到”9.7%；“既不能按时领到，也不能全部领到”22.2%。&&&&[参与本项调查的社工：高德涛&&李佑平&&李婷婷&&朱孝华&&李传成]&&&&（载日《中国青年报》）农民工讨薪路漫漫――广东东莞农民工讨薪调查李报记者&&李斌&&&&“这球又被踢回去了！”一脸苦笑的包工头金绯良，手里拿着一张纸，站在广东省东莞市建筑局的大楼前。2003年10月，他带领45名工人完成大郎镇一家电子厂的土建工程。当年过年前两天，经调解拿到了4万元工资，剩下5万元至今一分未得。&&&&包车、吃饭，在东莞住一晚，金绯良一天就花去500元。“讨回3000块，我可能要花2000块。”金绯良有点心灰意冷地感慨：“讨薪就像在踢球，何时能进球，谁也不知道。也许一场球下来，一个球也进不了。”而且，民工不是踢球的，而是当做被踢的球，欠薪的老板和企业倒像守门员，想方设法将球扑出去。数十次上访，讨了130多天工资才拿到手&&&&日，湖南岳阳建筑公司东莞分公司（以下简称岳阳公司，经查未在东莞市工商局登记注册）承包的某工程已基本完工。按约定，这一天，柳利雄等55名工人将领取共50多万元的工资。然而，岳阳公司久拖不决，而且对城建办的调解置之不理。&&&&9月8日，东莞市建设局、劳动局找来岳阳公司的施工负责人林金活，并在工地上召开了调解会。林金活同意在9月10日前支付工人工资的90%，剩余款项在两个月内付清。可是，9月10日，工人们空等了一天。一气之下，20多名工人报导附近一条马路了起来。这惊动了市公安局。9月11日，他们如愿拿到了40多万元。&&&&11月12日，按约定时间已过两个月，柳利雄等人开始追讨剩余的11万元。在此后40多天，他们先后拿到了有市建设局见证、按有林金活手印的“承诺书”，盖有建设局大印、要求岳阳公司在三日内支付完工资的通知和“建议通过劳动仲裁或人民法院起诉解决”的一纸证明，却仍然没有拿到工资。&&&&12月27日，由于岳阳公司“不具备被起诉人主体资格”，东莞市劳动仲裁部门向柳利雄等55人发出了“不受理通知”。他们当天就找到了市人民法院。“55人每人写一份起诉书。”法院一名工作人员的话让柳利雄跳了起来，“这是故意刁难我们“。柳和法院的人吵了起来，一直闹到立案庭庭长那里。庭长答应他们只写一份起诉书，但同时说“打官司会很慢”，建议咨询司法局的法律援助中心。&&&&前后11次跑市建设局、多次上访市政府、劳动部门、法院和司法局，日，他们拿到了岳阳公司发放54600元和建设局的一份证明，证明余下的54450元将在日前支付。1月19日，柳利雄在电话中兴奋地告诉记者，工友们的工资拿到了。&&&&东莞市至少有2多万名建筑工人，到底有多少农民工像金绯良和柳利雄一样被卷进了这场“讨薪运动”？无法统计。2004年，东莞市建设局信访办一共接待了300多家欠薪投诉。日，该市建设局的汤锦华说，全市建筑行业目前拖欠农民工工资4200多万元。但几名包工头和农民工质疑这样的说法。一名来自湖南的刘姓包工头称，据他了解，仅东莞市某建筑公司拖欠的金额就已接近千万元，“几十个包工头，每人都被欠了几十万元。”从“门难进，脸难看”到文件公开取阅&&&&1月10日，夜幕降临，柳利雄盘腿坐在广东省东莞市建设局的草地上。他对记者说：“和以前相比，现在民工讨薪要容易了，特别是在总理帮民工讨薪以后。”&&&&10年前，27岁的柳利雄从湖北老家来到东莞。1998年后，他“兼职”帮工友讨起了工资。7年来，经他努力讨回的工资大约有300万元。在柳的印象中，1998年前，政府部门几乎不管讨薪的事情。那年，在东莞常平镇，他和几个工友因为被欠薪，找到劳动、建设部门，对方却以他们没有劳动合同为由不受理。气得柳利雄买了一本《劳动法》，指给他们看：“你们有责任管！”但没用。“你们不管，我们就闹。”工友们来气了。对方的回答更气人：“等你们搞出事来我们再处理。”&&&&一些政府部门的大门是很难进的，即使进去了，也是这不让站那不让碰，连里面的清洁工有时也大声呵斥柳利雄。他们只得缩手缩脚地站在那里，建设部门的工作人员翘着二郎腿：“我们出面还能帮你搞一点儿。否则，你们一分钱也得不到。”等到写完情况说明，递过去，对方瞟一眼，揉成一团，丢进垃圾桶：“字迹太潦草，重写！”&&&&2000年后，柳利雄感觉这样的现象明显少了。他现在常常大摇大摆地走进市建设局，“一屁股坐在那里，看报纸和文件”。以前农民工不可能看到的文件，整整齐齐地被放在信访办的桌上，供来访者随意索取。有时他们还能得到一杯热乎乎的茶水。从堵马路到派代表&&&&2003年4月，柳利雄和虎门镇的26名民工去一家村委要钱，农民工们请求打开会议室让大家坐一坐，却被要求坐在地上。第二天，他们找到镇政府。主管的副镇长则请农民工们吃了顿快餐，然后用车把他们拉到村委。镇长还要求村支书做了检讨。&&&&柳利雄和十几个工友住在东莞市郊一处工地的简易棚里，在他的床头堆着厚厚一叠资料，有《劳动法》、《广东省劳动合同管理规定》等10多种法律法规以及劳动部、建设部下发的相关通知，他将之视为讨薪的“法宝”，常常随身携带。&&&&日，新颁布的《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生效，其中第26条规定：无故拖欠劳动者工资报酬的，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支付劳动者的工资报酬；逾期不支付的，责令用人单位按照应付金额50%以上1倍以下的标准计算，向劳动者加付赔偿金。12月24日，依此规定，柳雄在一次讨薪中向劳动部门增加了一项要求：支付赔偿金26万元。&&&&过去，这些农民工堵马路、“绑架”老板堵住老板的车，几十人甚至上百人上街游行。以前，用这些招数很奏效。2000年后，柳利雄等很少再用这些办法了。他们也不再成群结队，而是派三五个代表去。&&&&“老板们的态度也有了很大的转变”，柳利雄说，“以前，老板说给民工多少钱就多少钱，没有商量的余地，一两个人根本不敢找老板要钱。那时，讨工资被打的现象很普遍。现在，老板打人的很少了。”&&&&广州至诚律师事务所的邓克忠在东莞塘厦镇呆了6年。他说，几年前，老板的态度相当蛮横：“我以前辞掉的人都没给钱，你如果有本事，从我身上拿到钱，我奖你20万元。”现在，老板大都愿意私下调解。在1998年前后，工人被解雇后，拿不到被拖欠的一两个月工资，他们常常在无奈之下一走了之，很少去投诉。邓克忠认为，这与当时的农民工维权意识淡薄有关，也与劳动部门的态度脱不了干系。经常拖欠工资的企业，政府宁愿他们早点走人&&&&东莞市凤岗镇劳动分局局长李事忠告诉记者，2004年受理的1000多宗劳动争议案件，只有60多宗进入仲裁程序。&&&&1月3日至5日，记者连续3天在东莞市凤岗镇劳动分局门口碰到了阙再仑，一名以“企业法律顾问”名义帮民工维权的湖南人，他不时向前来投诉的民工递上自己的名片。“在这里能接到的案子很少”，他说：“可能是大多数劳动争议都得到了有效调解的缘故。”&&&&邓克忠也发现，这两年塘厦镇经常拖欠工资的工厂特别少了。“他们已经感受到到了《劳动法》的实施力度，将来打官司工资还是要给，反而费力不讨好。”新出台的《劳动保障监察条例》，对企业欠薪的处理有了比较明确的规定。&&&&塘厦镇党政办副主任李忠铭说：“以前政府对企业有所偏袒，企业有被宠坏的感觉，不拖欠工资反而成了不正常的了。如今企业很清楚，现在什么都可以欠，就是工人工资不能欠。那些经常拖欠工资的企业，政府宁愿他们早点走人，好腾出地方来。”&&&&近两年，东莞市企业的欠薪问题得到了缓解，但企业逃离的问题开始凸显并日益严重。据了解，2004年，该市发生20多家外资企业逃离的事情，涉及欠薪400多万元。在东莞某镇，一家有着上千名工人的企业逃离后，当地村委会为此垫付了200多万元工资。村级劳动服务站站在谁一边？&&&&日，东莞市建设局办公室的汤锦华接受记者采访的同时，20多名农民工等了1个多小时。几天前，因为汤锦华外出开会，一名农民工带着铺盖卷在建设局大门前等了两天。&&&&整个建设局，专事信访和民工工资处理的只有汤锦华一人。如果他没时间，农民工就只有等。“清欠工作目前存在的最大问题就是没有具体人员编制，缺乏长期性的约束力。”汤锦华说，“农民工来投诉就处理，不来投诉的可能就不知道了。”&&&&缺人少手的问题在市劳动部门同样存在。该市仅外资企业就有1.4万多家，其他民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则在24万家左右。目前在东莞的外来务工者多达500多万人，其中签订劳动合同的有260多万人。而与此相对应的专职劳动监察人员全市不超过200人，其中还有很大一部分人要兼任信访和仲裁职务。&&&&从2001年到2003年，东莞市建立了590多个村一级的劳动服务站，几乎覆盖了所有有企业的村。他们承担着监控企业发放工资的重任，还有调解劳动争议，而后一项职能则屡受垢病。东莞市提倡，发生劳动争议先找所在村的劳动服务站调解，但这种“提倡”被一些劳动部门看成了“强制调解”。“我们经常碰到这种情况，劳动争议在经过村一级劳动服务站的调解不成，要出具证明书后，才能上诉至劳动分局。”因此，这被阙再仑和邓克忠认为是民工维体验的最大障碍。&&&&“由于种种利益关系，劳动服务站基本上以资方的态度出现，对调解常常施压不决。很多工作人员也不懂法律，只是拿一本法律书翻来翻去。”阙再仑说，劳动服务站明显地偏向工厂，使一些不懂法的民工感觉没有希望，最后不了了之。即使有结果，也是以民工的妥协为前提的。&&&&在塘厦某村，6名工人辞工后领不到工资，往村劳动服务站跑了两个星期都没有结果，也拿不到调解不成的证明书。2003年，邓克忠带着一个当事人去某小区的劳动站调解，对方不准邓坐在办公室，还扬言要报警抓他。作为代理人，阙再仑和邓克忠常常被劳动服务站拒之门外，“他们只和当事人谈，你代理人算什么东西？”&&&&“这几年，东莞的民工讨薪工作有了改观，但这一点还未被触动。”阙再仑说。&&&&（载日《中国青年报》）看来，清欠远未告结，讨薪尚须努力！在漫漫讨薪路上倍感艰辛、尝够苦涩的农民工们，是多么盼望能够得到救助啊！唯其如此，那位“代夫讨薪”而幸得温家宝总理关怀的熊德明，竟成了众人求助的“救星”。2003年10月以来，平均每天都会有五六个来自重庆市和邻省的农民工请她帮忙讨工钱。日晚，有记者在她家看到，熊德明从云阳县城参加完三八节座谈会回到家，家门口已有12个民工在等她，最远的来自陕西汉中。熊德明说她至少已经接待了600多个民工。一个来找她的人说：“大妹子，你给温总理打个电话不就中了。”她说：“其实我就是一个煮饭喂猪的。我没得能力帮你们去要工钱！”厚道的熊德明从邻居家借来面条从乡亲那儿借来棉絮，款待着求助者，诚恳地劝慰着她们。实在的熊德明，想到这些求助者的悲苦，甚至在温州打工老乡的“维权使者。”但同样是弱者的她又能够维护得了谁的合法权益？她怎么担待招待得起啊？万般无奈，熊德明只好简单收拾几件衣服，将家门一锁，离乡他走，出外打工去了。观察家、评论家们对此颇有番说词：&&&&&&熊德明吞下了“有毒的果子”郭松民&&&&&&&&正如一些预言家们事先预测的那样，熊德明轰轰烈烈的温州讨薪之行，以高开低走，虎头蛇尾而告终。她不仅没有整体解决重庆民工的矽肺病赔偿和欠薪问题，而且还背上了“仅为亲属讨薪”的恶名，甚至还要为“胜得利陶瓷公司”的关门停产、几十名工人生活无着负责。因为公司董事长王景林表示，由于要赔付熊德明代为索赔的那个民工、股东们认为“企业不如干脆关门”。（《现代金报》）&&&&&&&&在这场差不多是面向全国观念“现场直播”的维权中，当地有关部门和资方手腕的圆熟和老辣，熊德明及农民工的幼稚和拙朴，都表现得淋漓尽致：前者在对其他民工的合理要求继续拖延的同时，却对背后有媒体支持的熊德明给予“特殊待遇”，颇为爽快地答应解决熊德明的表弟和另外两个矽肺病民工的索赔问题――这是一颗有毒的果子，因为这种做法实际上是用非正义的方式给了熊德明以正义！急于求成的熊德明不知就里，接过来就匆匆吞下。结果当然就是她的形象被迅速抹黑了，“胜得利”的一位重庆民工就说：“熊德明说是给我们来维权的，结果只给她的两个亲戚讨钱，反而害得我们失去经济来源，我们的权益她怎么不维护？”&&&&&&&&熊德明这次讨薪行动的最大失误在于，没有意识到她必须坚持这样一条原则：要通过而且只能通过合法和透明的程序拿到赔偿和欠薪！这一原则决定了她可以代表委托她的民工和有关部门及资方谈判，达成一揽子的解决方案并公之于众，也可以在当地法院提起诉讼，更可以通过新闻发布会来获得舆论的支持和同情等等。如果她真得这样做了，即使民工们不能立刻看到真金白银，也虽败犹荣，并为以后的维权行动奠定一个良好基础。&&&&&&&&这一原则同时也决定了，她最不能选择的做法就是“幕后交易、个别解决”。但在对方借力打力、四两拨千斤的高超手法诱导下，熊德明选择的恰恰就是这个“最不能选择的做法”。这样一来，对方不但成功地使熊德明和媒体扑空，而且也成功地使熊德明的形象漫画化，瓦解了熊德明和民工之间的信任。&&&&&&&&熊德明温州之行给人留下的印象是：她不仅没有触动潜规则，反而强化了潜规则。&&&&&&&&经济学有一种观点认为，可以把市场经济看作是一种“耦合秩序”，交易各方在这种秩序中按照规则博弈，胜负取决于各自的力量、运气和技巧。从这个角度上来看，熊德明的失败表明，她和她身后的农民工，与资方不仅力量对比严重不平衡，而且博弈的经验和技巧也严重不平衡。熊德明的出现是农民工普遍处于弱势的结果。熊德明的离去，也许会让他们更加痛楚地意识到维权没有捷径，一切还要靠自己的成熟和努力――如果他们能够得出这样的结论，那么熊德明的讨薪行动，就还是有价值的。&&游离于体制保护之外的农民工权益郭之纯&&&&&&&&几天前还声称达不到目的绝不罢休的熊德明，已经黯然离开温州。至此，此次“代人维权”也基本上以失败告终。对此，有专家认为，不具备法定资格和专业知识的熊德明“难当讨薪重任”，有心理专家建议她要“认清自己”，也有人指出“熊德明的尴尬是体制之惑”，利用名人效应加媒体力量维权，遭遇尴尬是意料之中的事。&&&&&&&&我相信这些专家都是出于善意的。事实胜于雄辩，熊德明此次温州之行的确算不上成功。但是，我并不能完全认同“不具备法定资格和专业知识，难当讨薪重任”这样的说法――如果干了活得不到报酬、伤残得不到赔偿，这样的维权也需要丰富的专业知识，或完备的身份授权，让人难以接受。就此，一位作者曾经写过一段非常精辟的话：数钱吃面，做工付钱，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并不需要高素质来予以保障。如果一个民工需要把自己武装成全知全能者才能维护权益，那么，我们依赖的法律、制度，我们所信奉的社会公平、正义，对农民工来说未免过于奢侈，是断然消费不起的――我们的法律，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为弱者而设的，就是为了弱者在这个社会中不受欺侮。&&&&&&&&事实上，一个人的利益是否会受到伤害，的确与他具有什么素质无关。曾几何时，我们不是有很多“具备专业知识”的专家教授以及高级官员被打、被关、被子游街凌辱吗？有鉴于此，我部分认同“熊德明的尴尬是体制之惑”这一说法――之所以说“部分”，是因为我不认可在农民工欠薪问题上“体制不完美、法律不健全”，正如因替农民工打维权官司而出名的“民工律师”周立太所说，现在我国已经建立了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的法律体系，尽管还很不完善，但足以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是的，体制本身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在法律并不缺乏，媒介体造够了声势，国家领导人曾三令五申的情况下，农民工的权益仍然得不到保护，原因只有一个，农民工的权益保护游离于体制之外，他们的权益只是停留在纸上的权益。只要能真正进入体制的保护之中――无论是行政部门，还是法律机构，只要想真正替农民工解决这些问题，其实是不难的――熊德明丈夫被拖你的工资，温总理过问后，不就连夜被用“体制内”的办法解决了吗？&&&&&&&&笔者发现，似乎有一种力量在拒绝将农民工权益置于体制的保护之中（与之相似的，是矿工的安全）。这股力量，或许源自资本持有者的伦理缺失，或许源自扭曲的官商关系，或许源自不合理的官员政绩考量体系……是这些因素的合力，把农民工拒于体制保护之外，让农民工时时遭遇不平等。而农民工的权益，正是在这种缺乏保护的状态下被蚕食的。&&&&（以上两文均载日《中国青年报》）熊德明：“擅自闯进不朽者的行列”祝俊初&&&&&&&&熊德明出镜，给人的感觉就是一个字：累。从去年到今年，不少农民朋友打刀子诉苦，请她出马维权，很多媒体聚光，对也跟踪追击。人们对她总有话说，却不太爱听她说话。&&&&&&&&12月6日在央视《聚焦三农》栏目帮她召开的媒体见面会上，她又情不自禁哭了――此前的温州维权路上，她已哭过三次。对误解、误读、所受指责，她竭力想澄清，但澄清谈何容易？只有她的这些声音实在：“我当然不是救世主”，“我觉得我还是以前的自己”。（《京华时报》12月7日）&&&&&&&&什么是“以前的自己”？她说：“我以前主要就是种粮、养猪。”但自日后，这个重庆市云阳县人和镇龙泉村的农妇，就再也没能完全做成自己――那天，她巧遇走访的总理，反映了丈夫打工被欠薪一事，在总理过问下不到6小时便得以圆满解决。&&&&&&&&此后，民工被欠薪问题得到政府、公从前所未有的关注，催生全国民工工资清欠潮，并波及更广泛的民工、农民工的合法权益维护。在经济圈中既未曾呼风唤雨、也未曾指点江山的熊德明，也一把被推入央视年度经济人物的行列。&&&&&&&&就这样，她被推着走了。她成为名人，表面上拜机缘所赐，实质是现实逻辑使然。舆论捧热她的真实诉求，是期待政府首脑的亲民表率通过“熊德明符号”成为推动政府执政为民的强大力量，尤其是在依法保障屡屡被漠视的民工、农民的权益上积极作为――因为，熊德明身后站着九亿多农民，而共和国总理只有一位，若无社会整体的联动，哪来面貌总体改观？&&&&&&&&无疑，“熊德明符号”承载的社会使命，没有谁能独力承载，更非熊德明本人所能承载。看客能力和主观愿望，她还不宜、也不想卷处此中。成为名人，未改她的特长是种粮、养猪的事实。许多民工慕名上门求助，显然走错了维权路。深感有心无力的她曾出外打工以避，但就是打工也非她乐意而为――期间她曾多次表示，自己最希望的就是建个养猪场，好好养猪。&&&&&&&&今番，她充当维权使者“杀奔”温州，是因老乡恳请而“实在抹不开面子”，并不清楚该怎样依法维权，即使对带上律师有何用也很盲目，表明她对自己生疏的法律途径，压根儿没打算涉足，而指望以“名”制胜，故飞赴温州前致信该市政府及市长，出语就拽出去年旧事明晃晃亮剑。结果，分别为两老乡讨到2.6万元、4.8万元，离目标甚远。&&&&&&&&想到著名的《马赛曲》及其不著名的作者鲁热。斯蒂芬•茨威格在《一夜之间的天才》中，视鲁热为“擅自闯进不朽者的行列”者――法国抗击普、奥的时势，造就了这个工兵上尉、业余音乐爱好者的不朽，“胆大得令人可爱的半瓶子醋”的他，在日夜作词、谱曲一气呵成的战歌最终成为了法国国歌，但这个瞬间奇迹的伟大未改他这个人物的“渺小”。&&&&&&&&尽管不能机械对比，但如果将“熊德明符号”承载的社会使命与她的个人生活理想分开，则与《马赛曲》的社会价值独立于鲁热个人的命运轨迹同理。根本上，熊德明也属于“擅自闯入不朽者的行列”一类，西安“宝马彩票案”中的刘亮也是。这么说，并非贬损他们对社会的贡献，是实事求是。而对他们最大的尊重，也就是尊重其自主的角色选择、尊重他们做自己心目中的自己。不明白何以有人偏把熊德明定位于民工权益的天然维护者，更反感那些先将她高高捧为“讨薪英雄”、后又以她没扛动维权大旗而指斥她自我膨胀的人。她很清楚自己只是一个普通农民，最想做也最擅长做的事就是养猪，此外她还想做什么、怎样做、为谁做……是她的自主权，用不着谁指手划脚、越俎代庖。&&&&就法治建设、政府作为、企业良心等，谈“熊德明符号”无妨，但请放过熊德明本人。她再次说了：“我只是一个会养猪的农民，想回去安安静静地养猪。找个没人的地方，安静一下。”（载日《中国青年报》）赶紧让熊大嫂回家鲁宁&&&&又到年关，又是欠薪与讨债新闻集中出现之时。当下最抢眼的新闻当属熊德明熊大嫂千时赴温州替同乡讨欠薪。&&&&去年10月24日，出了个“温总理替熊大嫂讨薪”的新闻，熊大嫂由此被CCTV评为“年度经济人物”，并进城干上了拿工资的活儿。大约十来天前，熊大嫂辞职回乡重新干起了养猪的营生。&&&&没料想，熊大嫂的猪舍还同拾掇停当，她却东飞温州，做起了在温州打工的同乡的“维权代表”。从已见报的各种信息看，熊大嫂东行并非“主观故意”，当“维权代表”并非她的本意。她是由重庆的记者和律师们“簇拥”着飞抵温州的。&&&&说是替同乡讨欠薪，不如说是重庆一些媒体想借熊大嫂之“声望”制造出一桩“大新闻”――这件事“策划”味儿太浓。&&&&从熊大嫂到温州后的一系列行为看，众记者（包括背后的媒体）们如此“恶炒”，简直是在“作践”这位朴实的农家妇女。&&&&有的读者也许不明白，但记者们不会不明白――甚至必须明白（否则就不是合格记者），替维权总得具备基本的法律常识，此其一。其二，社会法治建设已以国内启动多年，法律常识表明，替人做维权代理人如今还得讲究个“主体资格”。仅上述两条，别说是吃记者饭的，就是一般人，也理当知晓这事儿不是熊大嫂所能干的。这出“荒诞剧”有违中国社会法治化进程的客观需要，除了“添乱”、“捣乱”和无聊的搞笑没有别的。&&&&讨薪是有正道可走的。这个正道就是借助工会、商会、调解部门、仲裁部门、法院等渠道，以行政规章、劳动合约和劳动法规为依据，依靠劳动监察、司法介入等正当手段讨薪。不否认许多时候有正道不“通畅”，或者“通行费”太贵外加“通行时间”太长，甚至还有一时半会儿“走不通”的情况，但无论何种情况，媒体若想对社会弱势群体诸如讨薪之类的正当之举提供强有力的舆论支持，则当从揭示正道为何不通、披露相关责任方特别是其中的行政责任方如何少有作为甚至不作为、揭露不法企业主之种种“劣行”，迫使各相关责任方进行制度改进和职能强化的的角度加强报道，说什么也不该拉着老实本分的熊大嫂代和为彰显“本报民本”价值立场的“道具”。&&&&欠薪并非温州一地，作为目前的一大“中国特色”，从追讨的环节缓解此焦点矛盾很有必要，却终究是治标之策。前不久官方公布了建筑行业（国内欠薪重灾区）欠薪的统计分析，30%的“债务人”是在建成已竣工的政府工程项目的业主，即地方政府是实际“债务人”；余下的70%中，又有一半欠薪的项目是地方“形象工程”或“政绩工程”。可见减少欠薪亟须从地方政府带头讲诚信着手。而在这个层面上讲诚信，首先又在于地方政府能否减少参与乃至直接从事微观经济活动的“热情”与“喜好”。&&&&“荒诞剧”与“恶作剧”之间有时只有一步之遥。这些天熊大嫂在温州所出的种种“洋相”正在告诉人们，这出“荒诞剧”正演变为伤害熊大嫂的“恶作剧”。在这里，我认为还是赶紧让熊大嫂回家去的好。（载日《中国青年报》）对于熊德明，你佩服她、同情她乃至责怪她，都可以，反正她只是一位忠厚老实的农家妇女。但“熊德明现象”却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深刻反思。熊德明所遭遇到的尴尬局面究竟反映什么样的问题？现录载日的《中国青年报》报道：一年接待1000多农民工&&只能告诉他们媒体电话熊德明尴尬折射政府“清欠”阴影本报北京11月14日电&&实习生&&&&&&&&今天，熊德明对笔者说，她和丈夫已向“聘用”他们的美心集团交上了辞职书，15日就要回老家了。&&&&&&&&最近，在中央电视台“中国十大最具经济活动城市”颁奖晚会上，她作为一亿多农民工代表为获得“农民工满意奖”的无锡市颁了奖。晚会结束后的当天，穿着布鞋的熊德明向笔者透露了想回家养猪的想法。她说：“这些（评选活动）离我太远了。”&&&&&&&&她告诉笔者，她不喜欢这种施舍的“城里生活”。她已在重庆云阳老家找好地皮，准备回家借钱修建养猪场。&&&&&&&&曾因一句大实话引发一场“讨薪风暴”，而后又被迫进城打工的重庆云阳农妇熊德明，在她成名后的一年里，至少接待了1000多位前来求助的讨薪的农民工朋友。&&&&&&&&“每次看到这些人苦苦地求我时，我很想哭。”她说，自己偷偷地哭过好多次。当面对这些来自全国各地的农民工们时，她都会鼓励他们要坚强，要相信政府。“看到他们失望可怜的样子，我只能告诉他们一些采访过我的媒体的电话，希望能帮他们解决一点问题。一年里，有1000多农民工兄弟找我这个煮饭喂猪的帮忙&&&&&&&&去年10月24日，温家宝总理在看望重庆三峡库区偏僻小山村――重庆市云阳县龙泉村村民时，熊德明一句大实话向总理反映了她爱人在城里打工被拖欠工资的问题。当天夜里她和丈夫就拿到了被拖欠一年多的2240元务工工资。&&&&&&&&这之后，全国范围内，有了一场为农民工讨工资的“讨薪风暴”。熊德明也一度成为了民工讨薪的代名词，还当选了去年CCTV“感动中国”年度十大人物。&&&&&&&&熊德明的儿子透露，他母亲经常为此难过，因为他们家也不能为这些农民工们做些什么。今年3月，有12个来自陕西等地的民工来了，熊德明在家里安排了他们的食宿，听他们倾诉自己讨工钱的艰辛和愤怒。&&&&&&&&“但是我也没办法，其实我只是一个煮饭喂猪的，没得能力帮他们。”熊德明说出了自己的无奈与尴尬。&&&&&&&&她也曾为了他们到县政府“闹过事”，但都无济于事。熊德明进城“上班”的日子，心里也不好受&&&&&&&&在很多人眼里，熊德明是幸运的，至少她能在见到总理后的当天晚上拿到丈夫被拖欠一年多的工资。她的“成名”也很快为她带来了好运，今年3月，重庆美心集团请她到公司里上班。&&&&&&&&熊德明想了好长时间，最后，她还是决定去了，原因有两个：一是因为每天上门找她帮忙讨薪的人实在太多，而她又帮不上忙，感觉过意不去；二是由于出名后，与周围邻居产生了一些矛盾，让她十分烦恼。她想暂时逃避一段时间。公司也决定给她每月1000块钱的工资，职务是“稽核”，属于管理人员，同时也把她丈夫、孩子安排在厂里工作。然而全厂几十名“稽核”人员中，大多有中专以上文凭，只有初中文化的她，每天都在顶着巨大压力上班。&&&&据熊德明的儿子透露，公司还为她母亲“专门”请一些新闻媒体过去，报道他们聘请熊德明的事迹。这在他看来，无非是利用他母亲的“名气”做广告，完全是为了商业利益。他也为此感到巨大的压力，觉得自己和家人在被利用，这让他感到很为难，也很尴尬。&&&&熊德明自己也很理解儿子的想法，她也觉得公司看中的只是她的“出名”，不是别的。&&&&她产生了辞职的念头，特别是当上次来北京，别人问起她去年许下的“回家养猪，过农民生活”的愿望时，她更是强烈地感觉到自己面临的现实压力：是回家养猪，还是留下打工？&&&&今天，她告诉记者，她这次想多养一些猪，大概两三百头，不过资金还不够，她想向政府请求贷款帮助。&&&&当笔者问及贷款的希望有多大时，她不再说话了。这不是熊德明的尴尬，而是我们政府的尴尬&&&&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长薛澜听到熊德明过去一年的经历时，感到很震惊，也很同情。&&&&有人说，这一切都是熊德明遭遇的尴尬。原因是，一方面想帮助别人但又无能为力，另一方面受人“聘请”而又决然辞职回家养猪。但在薛澜教授看来，“这根本就不是熊德明的尴尬，而是我们政府的尴尬。”　　他指出，自去年年底一阵“讨薪风暴”后，广大农民所处环境有所改善，但现在，新的一年年底又要来了，去年的拖欠问题今年还会出现吗？&&&&“说到底，这是政府的失职。”他说，本该政府部门管的事，却让一个农村妇女承受着这么大的压力，这绝对是很不合理的，甚至是具有讽刺意味的。&&&&他说，被拖欠工资的农民工首先应该找的是政府主管部门，但事实上，很多地方政府根本没有把解决农民工工资问题放在心上，没有把追讨农民工“血汗钱”工作落 到实处。&&&&据建设部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10月22日，全国2003年内拖欠的农民工工资基本解决，但2003年以前拖欠的171亿元尚有25亿元没有偿还，有4个省区偿付比例甚至不到60%。&&&&薛澜认为，熊德明的“尴尬”再次给我们敲响了警钟，政府应当立即担负起农民工权益保障的责任，明确各地方政府部门的职责，如发现问题，立即严惩不贷。他说，当务之急是要从上到下成立一支专门的行之有效的监管小组，同时要加强立法，把农民工工资问题规范化、制度化，从根本上切断拖欠农民工“血汗钱”的不法行为，切实维护农民工权益。“熊德明现象”充分反映出包括农民工在内的整个工人阶级处在叫天天不应、呼地地不录，告状无门的地位上。而熊德明其实并不需要她为所遭遇到的一切感到尴尬，真正应该感到无颜以对百姓的应该是政府，正是因为“很多地方政府根本没有把解决农民工工资问题放在心上，没有把追讨农民工‘血汗钱’工作落到实处”，才会使农民工叫天天不应、呼地地不灵，不得不把煮饭喂猪的农妇熊德明当作“活菩萨”！这据说是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根本宗旨的政府，这个在据称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政府，面对着“熊德明现象”以及熊德明所遭遇到的尴尬，难道不应该感到汗颜吗？难道不应有所警省？！须知，民可载舟，民亦可覆舟啊！尤为值得关注的是，年间，就在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三农”，强调必须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之时，居然农民工讨要“血汗钱”而被打致残、乃至“离奇死亡”的惨剧还是屡屡发生，请看下列报道：辛苦工作一千天&&&&到头来反遭暴行一民工讨要工钱竟被砍断手筋记者&&亓树新&&&&今天（日）下午，记者在哈尔滨市公安医院515病房看到，躺在病床上的徐殿彬，头上包着纱布，左手臂缠着厚厚的绷带吊在胸前，毛衣和内衣上仍布满大片血迹。&&&&据公安医院医生介绍，徐殿彬是12月4日是千被送到这里的，当时他的脸上、身上满是血水。经诊断，他的头部有多处创口深达肌层，左腕部屈侧见10厘米长创口，深达肌层，肌腱、示指屈指深肌腱离断，正中神经离断，头皮裂伤。由于伤势严重和失血过多，医院立即对其进行了左腕软组织裂伤缝合、伴神经肌腱吻合手术，同时进行抗炎治疗。在二期治疗方案中，将试图恢复他的神经感觉。&&&&事情发生在12月4日上午9时。据工友们介绍，当时，作为工长的除殿彬正与哈尔滨市永安房地产开发公司人员交涉，突然从公滨花园小区B7栋楼2单元下来一伙身穿黑衣、手持大刀的男子。这些人不由分说就对徐殿彬和其他等要工钱的民工大打出手，并大喊：“砍死他们！”民工们吓得四处躲避，但徐殿彬还是被他们抓到了。这伙人挥刀对徐殿彬一顿猛砍，最后竟按住他的手腕，砍断了左腕部肌腱和正中神经，徐殿彬当即昏了过去。&&&&工地的一位女民工看到这一幕，吓得大喊：“别打了，要打死人了！”但被这伙人甩到墙边。民工田某欲打电话报警，立刻有人举着大片刀追了过来，幸亏田某跑得快才侥幸逃脱。徐殿彬的妹妹徐殿兰扑上前去救人，被几个打手拖开，后背被人用刀背确了几欠。几分钟后，这伙人才分乘无牌照车离去。&&&&徐殿彬是哈尔滨道里区太平镇农民，他与120多名农民工一起，在哈尔滨市永安房地产开发公司工作了3年，工钱也被拖欠了3年，到今年8月，施工大楼眼看就要竣工了，工程却停了焉，民工们也没拿到工钱，回家的路费更是没有着落。为了尽早拿到工钱，徐殿彬代表来自黑龙江和湖北的30多名农民工多次找永安房地产开发公司要钱，但永安房地产开发公司一直拖着不给。工人们只好在工地上苦等，晚上就住在没有暖气、尚未峻工的楼里，地上铺的是草帘子。&&&&徐殿彬的工友告诉记者，在此之前，他们就曾遭受过两次威胁。今年10月23日上午，一伙不明身份的人来到工地，要赶吊在工地上等要工钱的30多名民工。农民工坚持不拿到钱就不走，这伙人就大打出手，有3名民工被当场打伤，至今仍躺在医院里。12月2日，这伙人再次来到工地恐吓这些农民工，并把他们的被褥扔到了外面。&&&&据悉，哈尔滨市警方及有关部门已经成立专案组，对此事展开调查。&&&&（载日《中国青年报》）湖北一农民工来京讨薪坠楼身亡是意外还是被害目前尚无说法本报北京1月6日电本报记者&&包丽敏&&&&“（他）上身裸露到胸以上，衣服盖住了脸，头发上好多灰，左边肩一带衣服上全是血，冷冷地睡在地上。”看到丈夫的尸体后，40多岁的靳其会在她总共8页的“讨薪日记”中记录了当时的惨状。1月2日，湖北籍民工胡卫国到北京朝阳区一工地讨要工钱，5小时后被发现死亡。&&&&北京市法医鉴定中心的鉴定称，初步确认胡卫国为高坠死亡，而如何发生高坠则还在调查中。&&&&据了解，事发当天早晨，胡卫国所在施工队队长陈某通知其前去结账。上午9时左右，胡卫国与另两位前去讨薪的农民工一起到达朝阳区风林绿洲项目工地。同行的农民工宋红生称，进工地后胡卫国说要去解个小手，三人就分开了。而5个小时之后，宋红生再看到胡卫国，已是是阴阳两隔。&&&&胡卫国与工友进入工地的时候，妻子靳其会就在工地对面的马路旁等他。靳是几天前来到北京帮丈夫一起讨工钱的，可没想到这一次大门口的分手竟成了永别。下午2时左右，工地有人报告：四楼躺着一个人！宋红生这样描述他当时见到的场景，胡卫国“侧卧着，脸朝下，双脚耷拉着，其中一只脚变了方向，好像折了，皮鞋碎裂，脸色苍白，头部后面的血都已经干了，脚手架上和安全网也有血迹。”&&&&胡卫国是怎么死的？是自己跳下的？是失足？还是被人推下的？到现在还是个谜。朝阳区公安分局已经介入侦查，目前尚无结果。“他不可能是自杀！”胡的亲属赵先生对记者说。赵是闻听此噩耗后刚刚赶到北京的。“他情绪一直都很正常，而且2日接到电话让去对账，他是满怀希望去的。他也不太可能是失足，因为他搞建筑搞了30年了，安全意识很强。”据悉，有关调查目前正分两条线索展开，一是由朝阳区建委牵头的相关政府部门调查欠薪、用工等情况，另一条则由公安部门将对账单等资料交有关部门，等待调查结果。涉嫌欠薪的施工队队长陈某正接受警方调查。北京崇文区法律援助中心也已决定为痛不欲生的靳其会提供法律援助。赵先生告诉记者，自从丈夫身亡，靳其会已经几天没怎么吃饭，没睡觉了，打击太大了。据赵先生说，胡卫国一家生活非常困难，一家四口都靠胡卫国的打工收入支撑，但包工头还经常欠薪。“2002年我爱人在北京做泥土建筑。带人70多个，直至今日不结账。”靳其会在“讨薪日记”中这样写道。据赵先生称，日，同来讨钱的工友刘喜平接到了恐吓电话，胡卫国和靳其会夫妇当时在场。就因为这个原因，她就殷每次要账的情况都做了记录，取名《进京讨账生涯》，就怕万一哪天出了事，还能留个见证。靳其会说，丈夫胡卫国总共要讨十来万元的工钱。来自北京市总工会的资料显示，目前北京建筑业农民工达89万人，是来京务工人员是最大群体。另有资料称，据北京市属几大国有施工企业调查，2003年总体劳务 费结算率在50%左右，有些单位只有30%左右。而据全国总工会的数据显示，目前全国进城务工农民工被拖欠的工资估计可能在1000亿元左右，其中建筑施工企业占拖欠农民工工资案件的70%。中国人民大学劳动法博士常凯教授认为，欠薪问题之所以成为一个顽症，并如此大面积、大数额、长时间，究其深层次原因还在于“重资本、轻劳工”。在发展经济和维护社会公平上缺乏制衡，过多地注重发展经济、注重投资和资产所有者，而在政策上对社会公正关注不够。常教授说，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更注重发展和效率，但政府调控这只“看得见的手”则更应注重维护社会公正。出现这样的问题，政府首先应当承担责任，然后再想法办法解决问题。追薪是必要的，但根本还在于解决欠薪。常教授称，我国《劳动法》中明确规定“工资应当以货币形式按月支付给劳动者本人，不得克扣或者无故拖欠劳动者的工资。”农民工应在《劳动法》保护范围之内，拖欠其工资，不仅是不合理，更是违法行为。“农民工们追薪，常常把工钱要回来就完事了，可是谁来支付追薪花去的成本呢？”常呼吁，《劳动法》应当进一步完善，比如应规定惩罚措施，如果不能按月支付工资就进行数目不低的赔偿和补偿，在这当中特别要加强劳动监察的作用。“另外，农民工应该组织起来，零散的农民工最容易受欺负，也最不容易维权。我国《劳动法》规定，工会代表和维护劳动者权益。工会应该在农民工欠薪问题上履行自己的职责。”（载日《中国青年报》）苦干四个月分文未得讨薪民工竟被打断腿王欢&&王蔷一群民工在砖厂苦干了四个多月，每天只能吃到馒头、白菜、咸菜，到现在不&&&& 但没有拿到工资，有人还欠下了承包商的钱。因为讨要工资，来自内蒙古的姜志强竟被工头儿一棍子打断了腿，不得不四处借钱医治。姜志强和他的父亲无法理解，这样的事儿怎么会发生在今天，发生在北京？讨工资竟被打断腿7月22日下午，记者在通州区潞河医院骨科病房，见到了拄着双拐的姜志强。他瘦削的脸上满是苦涩和酸楚，左腿上4条粗红的手术刀口让人不忍去看，最长的一条接近10厘米。他的父亲姜海轩专门从老家来到北京照料儿子，老人说为等砖厂给钱治伤，姜志强不得不在医院苦苦挨了5天，被打碎裂的骨头都钻破皮肤露出来了，孩子疼得满头都是豆大的汗珠。姜志强回忆说，今年2月中旬，一个名叫元清榆的人找到他，劝他来北京打工，活儿也不重，每月能挣千元左右，临走时他还给留下了500元，说以后再从工资里扣除。于是，姜志强满怀希望和同村的5位村子跟随承包商赵国民、工头李秀军来到通州区南火垡砖厂务工。等到了砖厂后，他们才知道自己要干的是体力活儿，每月的工资只有四五百元，扣除餐费、生活费后仅剩下300多元。4个月下来，这些工人每个月只能预支三五十元的生活费，至今都没拿到过砖厂承包商发的一分钱工资。甚至原本说好应由介绍人元清榆承扣的350元来京路费，也被告知要从他们的工资中扣除。一些工人辛苦近半年之后，不但没挣钱，反欠承包商不少钱。与姜志强一起打工的李金龙说，他们在砖厂的待遇非常差，上一个班要12小时，每天早晚两班连轴转。他们的伙食早晚是馒头咸菜，中午是馒头、白菜。即使这样，赵国民每天还要扣除他们5元伙食费。姜志强掰着手指头算了算，说自己没白没黑地干了4个多月，能拿到手里的辛苦钱只有400元，就算这样这笔钱到现在也没有发给他。姜志强说，6月24日零时30分，姜志强与20多名工友在上夜班前向工头李秀军讨要工钱，被李秀军当场拒绝。于是姜志强和其他5位工友随即表示停工，打算回宿舍。气急败坏的李秀军大喊一声：“我看你们谁敢走！”说着操起一根1米多长，约一寸粗的铁棍追了上去，第一棍砸在了地面上，第二棍狠狠地砸在姜志强左腿迎面骨上。姜志强当即倒在地上，被送到潞河医院后医生诊断，他的左腿迎面骨呈放射性骨折，感染后容易变成骨髓炎，须立即动手术植入钢板治疗，但必须先交清住院押金2万元。砖厂、承包商互相推脱姜志强被李秀军打伤后，承包商赵国民避而不见，姜志强的律师多次工作后，砖厂厂长陆继文才勉强同意，从厂里扣留给承包商赵国民的十来万元款子里先拿出1.5万余元。此后，砖厂和承包商就再也没有掏过医药费。7月22日下午，记者来到位于通州区三间房的南火垡砖厂。砖厂工作人员表示，目前砖厂工作繁忙，刚刚建了一个新窑，厂长陆继文正在与工人安装新机器。工人工资被拖欠与砖厂无关，那些工人都是由承包商赵国民找来的，工人的工钱都由赵国民支出。而在打人事件发生之前，砖厂已经支付给了赵国民约20万元人民币。大约1小时后，厂长陆继文与承包商赵国民在一间办公室接待了记者。陆厂长极不情愿地表示，姜志强被打伤后，他们送到的15500元已经尽了责任；拖欠工资是承包商赵国民与工人之间的事，与砖厂无关。虽然承包商在砖厂留有部分工程款，但砖厂在没有赵国民签字认可的情况下，无权对这笔钱进行处置。他说既然姜志强已打了官司，就等着上法庭再说。赵国民则表示，他根本就不欠工人的工钱。因为来京之前，介绍人已给这些工人家里留下了两三千元。目前这些工人只干了3个多月的活儿，这样算下来他不仅不欠工人的钱，倒是一些工人因为常常向他借零花钱，所以倒欠着他的钱。但姜志强和节金龙告诉记者说，来京之前每家每户只拿到了500元，他们村里的6位工友都是如此。赵国民还说，李秀军打人当天他不在现场，并不了解详情。李秀军虽然是他的雇工，但“只叫他干活，没叫他打人。”打人事件导致十七八年工人都走了，造成的经济损失他也受不了了。李秀军当天夜里就跑了，他现在也在找李秀军，姜志强的医疗费应由李秀军出：至于李秀军在哪里，那是公安局的事。逼上法庭讨公理为讨回公理，姜志强的父亲费尽周折找到了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所不仅借给他们1万元手术费，还答应免费给他们代理官司。目前通州区法院已经受理了这起涉及人身伤害的民事纠纷，预计下个月开庭审理。而牛堡屯派出所也对工头打伤工人一事立案了，上周刘律师还向通州区劳动部门举报了此事。姜海轩说，他们对讨回工资已经不抱希望了，最关心的是姜志强急需的医疗费用。医院要求必须足额缴纳25000元手术费才进行手术，他们向律师事务所借了1万元才补齐手术费。到目前为止，他们已经花了约23000元。现父子俩的生活费都成了问题，而姜志强还要面临二次手术，需要近8000元的手术费用；一年内还要再进行7次复查，这些费用让他不敢想象。望着儿子的伤腿，姜海轩摇了摇头说：“孩子23岁了，该说媳妇了，这腿要是好不了，回家以后可就难了”。（载日《北京晚报》）四民工在京讨薪遭殴罚跪本报北京1月21日电记者&&何春中今天下午，40多岁的河北农民工董国文躺在北京朝阳医院的病床上。他试图张开嘴巴，但张不开。他的嘴角已被缝了两针，泪水正从他的眼角溢出，整个脸随之跟着抽搐。他只能嗫嚅着向记者吐出几个字：“我-去-讨工钱-时被-打了，还-遭-罚-跪！”被打的4名民工都来自河北承德。他们中年龄最小的董午阳只有20岁。他在病房里称，2002年上半年，按照北京京政市政公司第五项目部项目经理李林的要求，以董国文领头的30多名农民工维修了北京两个过街天桥，并完成了一个挖沟工程。但据民工们说，他们一直没有拿到“应得的9000多元工资”。两年中，董国文和其他民工多次向李林讨要工钱，但一直没有结果。1月19日下午，4名民工拿着两年前的维修合同，再次来到京政市政公司向李林讨要工资。李林当时承诺到月底就可以结算拖欠的工钱。董午阳说，就在4人准备离工时，第五项目部经理陈玉恒回到公司。陈玉恒一听说是来要工资的，上来就用脚踹董国文，然后又打了董国文一耳光。陈随后让四五名保安上来围打4人，院门也被人关上。有两名农民工最终逃出报警。董国文和董午阳被保安殴打后，又被扯着头发，摁着脑袋，命令在院子里“跪下”。寒风中，董国文被打得半晕，已抬不起头来。陈又命令保安架着两人跪在他的面前，并继续殴打。随后，陈又让保安将董国文拖到屋里，让会计拿了2940元给他，并告诉他不许再来要钱。之后董国文和董午阳被放了。当天下午3点多，朝阳区公安分局十八里店派出所的民警赶到，将两名保安带到派出所。董午阳说，警察当时没有带走陈玉恒。4人中，由于董国文伤势最重，他随后被其他民工送到了医院，但警察没去医院找董国文做过笔录。董国文的妻子朱秀珍今天也从河北老家赶到北京。在丈夫的病床前，朱秀珍泣不成声。他说，她丈夫除了给祖坟和父母下过跪以外，堂堂男子汉长这么大还没有给任何人下过跪。“我丈夫现在病床上睁不开眼，睁眼就恶心、呕吐。”董国文的弟弟说，现在他正四处筹钱为哥哥治病，现已先后向医院交了8000元押金。医院初步诊断，董国文的脑部有外伤，脑子内部是否有损伤，最终的检查结果还没有出来。今天下午，记者来到京政公司第五项目经理部，在办公大厅，一些工作人员仍在忙碌着。但他们表示陈玉恒和李林都不在。晚上，记者拨通了李林的手机，李林称他人不在北京，并否认京政公司打人一事。他说他已结清了董国文的2940元工程款，而不是董国文所说的9000元，“现在谁也不欠谁！”（载日《中国青年报》）河南发生讨薪血案&&多名农民工被砍伤有关部门负责人表示：要尽早还农民工以公道本报郑州1月27日电（记者潘志贤）&&在今天上午举行的河南省十届人大三次会议第一次记者记者招待会上，有记者询问25日发生在郑州市的一起暴力伤害讨薪农民工事件的处理情况。有关部门负责人表示，该事件正在调查中，会尽早还农民工以公道。1月25日，多名农民工在郑州市中孚紫东苑小区讨薪时，连续3次遭到手持&& 钢管、砍刀的歹徒袭击，先后有7人被送往医院急救。据了解，1月25日11时许，正和工友们围在一起向中孚河南置业有限责任公司讨要工资的胡有余，被中孚紫东苑小区里边一个没穿制服的保安叫骂。胡有余回了几句嘴，保安立刻挥着一把长约20厘米的水果刀冲向胡有余，将胡的手扎伤。另一位也被打伤的农民工说，1月25日14时，在中孚紫东苑小区门口讨要工资的民工们正在吃饭，突然从中孚紫东苑小区涌出100多手持钢管、砍刀的男子冲向农民工，见人就打见人就砍，照着农民工的头部、腿部猛打。当时，农民工一边躲闪一边报警。一时间，围扰在中孚紫东苑小区门口的200多农民工被打得四散躲闪。那些手持钢管、砍刀的男子叫骂追砍持续5分钟后，丢下70多根沾满鲜血的钢管、砍刀乘坐出租车四散离开。紧接着，15时45分，有3名农民工被打；19时20分，又有2名农民工被打伤。直到1月26日10时，2名农民工下班回家走到距中孚紫东苑小区不远处的紫荆山公园附近时，突然五六个男子手持1米多长的钢管和砍刀向他们冲过来。两人见状快跑，才躲过一劫。被砍伤的农民工有两人伤势较重，其中一人肚子被捅破，背部的砍刀伤长约45厘米、宽约5厘米，右胸壁切割伤，右肺破裂，送到医院时已处于失血性休克状态。河南省政协常委、刑法学专家马培长认为，由农民工讨要工资引起的这起暴力伤害案件性质严重，有关部门应尽快调查，严肃处理。（载日《中国青年报》）河北：农民工讨要工资被打相关人士互相推诿无人担责本报石家庄2月2日电中华工商时报记者&&梁文君本报记者&&许海涛今天，3名受伤的农民工决定且法律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两周前，石家庄市部分农民工因讨要拖欠的工资被顺驰河北“国际城”项目工作人员殴打。1月21日，在石家庄市“国际城”售楼大厅门前，聚集了多名打着“求求顺驰”、“顺驰还我血汗钱、我要回家过年”、“顺驰还我血汗钱”等内容条幅的民工。据了解，这些民工中受雇于石家庄市田木园林绿化有限公司下属施工队，他们所讨要的是400多名农民工为“国际城”小区绿化施工的63万元工程款。当天下午，“国际城”售楼大厅门前事态突然恶化，前来要债的3名农民工工和1名代理律师被打。被打律师陈某对记者说，当天他听说有农民工讨要工资被打了，于是立即赶往现场，结果自己被劈头盖脸地打了一通，领头的竟然是顺驰华北区域总负责人魏铜钢。他们边打边说：“你不是律师吗？打的就是你律师。”据悉，陈某曾成功帮助石家庄市一家公司从顺驰河北公司讨回50多元欠款。石家庄市田木园林绿化公司副经理曹传斌目睹了事件全过程。他说，其实被拖欠工程款的远不止他们一家，当天到场的就有7家被拖欠工程款的公司。拖欠的工程款是“国际城”项目所有债权债务，顺驰不给钱，他们也没办法。据了解，天津顺驰是2003年，高调进入河北省会石家庄房地产市场的。当年，顺驰河北公司以近6亿元的拍卖价受让了石家庄市东南部的一块土地，曾一度引发了石家庄市地产界地震。这么一家有实力的公司还会拖欠农民工的工程款？记者电话联系顺驰河北公司求证此事。该公司新闻中心工作人员武晓娟称，“国际城”是属于石家庄慧公公司的项目，与顺驰河北公司无关。那民工为何打着向顺驰要工钱的条幅？“顺驰想上市，他当然不愿外界知道这事了。”田木园林绿化公司副经理曹传斌这样说。据一位知情者称，2003年底，慧谷公司与顺驰河北公司完成股权交昴，慧谷5名董事职务都变为顺驰方面担任。记者向顺驰公司提出要采访该公司相关负责人，但截止记者发稿时未邮回音。（载日《中国青年报》）如此等等出现于落实、践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之时，真的是“江淮之水，恩泽万民”吗？！我们不知道，在被称为“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很具野蛮性的欧美资本主义发展早期阶段是否出现过像这样一些雇工不给钱、要钱便遭毒打，乃至“莫名其妙”地令其死亡的现象；但我们知道，这样一些事情在包括欧美资本主义世界在内的现代文明社会是绝对不容许存在的。然而，这样一些事情，居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出现，究竟说明了什么？！如果处于执政地位的中国共产党真的坚持住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如果我们的政府真的还是个人民的政府，如果在这党和政府领导下的社会还真的是个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一切都不该发生啊！然而，这一切却确真的在当今中国发生了！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拖欠农民工工资，并且致使这问题难以得到根本解决呢？限于篇幅，这里仅通过录载相关报道，对拖欠农民工工资最严重、也最难解决的建筑施工行业略予分析：“交工之日，讨账之时”――一位包工头诉说民工“维权怪圈”新华社记者&&梁鹏眼下民工进城务工权益受损的案件屡见不鲜，工资被拖欠更是家常便饭。虽然劳动部门一再要求各用人单位要与民工签订劳动合同，但实际上大多数民工仍然不能签到这份他们明知很重要的合同。难道民工不知道劳动合同对于保障他们权益的重要性？一位包工头讲述了这其中的无奈。用工单位几乎没有不拖欠工资的&&&&赵芳忠是河南息县的一位包工头，外出务工多年。他告诉记者，用工单位就没有不拖欠他们工资的。遇到国家一类企业算是幸运，因为这类企业讲信誉，能保证工资最后全部支付，但即使这样，拖欠三五个月也是很平常的事。&&&&（2003年）10月26日，赵芳忠又接到一个活，按照约定，工人进场后7日内要付每人每天7天的生活费，但已经半个月，一分钱都没见到。他说，找人要钱就是今天推明天，明天推后天。当然比起拖欠工资这算小事。一般协议中都要约定“每到一月时按完成工程款总数的50%由甲方付给乙方”，这一条款基本上没有一家做到；“工程达到初验合格时，甲方付给乙方总款的90%”，通常也是没有一家做到；“交工10日内由甲方一次性向乙方结清全部工程款”，这个时候就是民工苦日子的开始――要账。&&&&赵芳忠说，完工之日，就是讨账开始之时。项目单位会用种种手法拖欠工资。第一招：拖。找会计要钱说让找经理，找经理又让找预算员，预算员又说要经理写条，等经理实在拖不过了，应变开始第二招：扣。想方设法以种种名义扣，要么质量不合格，要么管理不到位，经过七扣八扣，最多只能拿到85%的工程款。第三招：卡。施工中很多项目经理都是项目单位聘请的，不招待好这些人根本拿不到钱，于是就要请客送礼，伺候好了才能快点拿到钱。合同正规反而接不到活赵芳忠2002年在郑州承揽了一处工程，工程完工一年多了，至今余款仍然拖欠。到劳动部门咨询后，他知道签各种施工协议都不是正规的劳动合同，为了保障自己的权利，他从郑州市劳动保障局拿了一份正规合同，可谁知用这份正规合同去签约却是处处碰壁。今年（2003年）10月20日，赵芳忠以劳动输出承包形式去谈一个工程，谈妥后准备签合同时，他拿出了这份正规合同，但对方一看便说：“你这合同太正规了，条条框框太多。”赵芳忠说，这是国家规定的，可对方告诉他：“不行！我要签了将来我要负责任。要是签正规合同，我接受不了，你可以撤人了，我不让你干了！”赵芳忠说：“不光这一家项目单位是这样，我最近接触的所有项目单位都不接受我这份正规合同。”无奈，赵芳忠与对方签订了一份劳务协议书。记者将这份只有一张低的协议书与正规劳动合同比较发现，这份协议书上“劳动保护和劳动条件”6条全部没有；“工作时间和休息、休假”4条全部没有；“劳动报酬”7条只有1条“工资报酬标准和办法”；“保险福利”4条全部没有；“劳动纪律”、“合同终止”、“劳动合同变更”、“解除”、“经济补偿”等全部没有。在违约责任划分上，协议上全都是民工出现违约责任等问题后的违约追究，没有一条对方应该承担什么责任的内容。赵芳忠说，我们平常施工签的都是这样的协议书，即使偶欠有一两条对方责任内容的，也全是空话。记者了解到，很多民工并不是不知道劳动合同对保障他们权利的重要性，只是他们在合同签订中处于绝对弱势地位，是不得已才为之。（载日《中国青年报》）市场经济本是要讲公平、公正的，但“在合同签订中”农民工总是“处于绝对弱势地位”，故而为了有活干，也就只能与项目单位签订一份绝对不公平、不公正的“劳务协议书”了。市场经济本是要讲信用的，但“用工单位几乎没有不拖欠工资的”，即使是“讲信誉，能保证工资最后全部付清”的“国家一类企业”“拖欠三五个月也是很平常的事”，至于众多的项目单位则是用“拖”“克”“卡”等种种招数来拖欠工资，于是，“完工之日，就是讨账开始之时”。总之，受苦受累而又受侵害的永远是沦为社会最底层的农民工，谁来代表并维护他们的权益？谁来约束施工项目单位呢？是谁让民工不能返乡过年新华社记者&&刘大江&&&&&&&&离除夕夜只剩下两天了，民工王学兵仍然漂泊在人生地疏的成都，应得的工钱被拖欠，使他无钱返乡。“快过年了，我要回家，想看看家里才满5岁的女儿。”30岁的王学兵这样对记者说，但老实巴交的他不知道该找谁要工钱去。&&&&&&&&在王学兵所在的施工队，像他这样的因工钱被拖欠而无力返乡滞留本地的民工还有20余人。王学兵来自四川宜宾市江安县铁清乡集体村，他带着老婆和刚满18岁的弟弟，同其他200多名民工一道，2002年9月被包工头杨章才招工到成都市温江区从事道路改扩建工程。从合同看，该工种的建设方是温江区园林局（简称区园林局），施工方是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第二工程部（简称中建二局），但真正的施工方却是王学兵所在的临时招募的建筑队。正是在这种层层发包的复杂关系中，他一家三口人共计2000多元的工钱，在工程峻工已3个月后的今天仍没有任何着落。到底该谁对民工的工资负责？对此，包工头、发包单位和建设单位各执一词，但“没钱”却成为他们给予王学兵的几乎一致的回答。&&&&&&&&王学兵苦恼得愁眉紧锁：返回宜宾老家，春节涨价要花100多元钱，他家3个人就要花300多元，他口袋里总共才10多元，这仅有的一点钱还得维持一家三口这种不知有多长久的外地生活。王学兵住在一所民宅顶楼加盖的房子里，厨房墙上有一道巨大裂缝，冷风灌进来，寒气逼人。里面的几间屋子没有任何取暖设备，寒冷阴暗。王学兵在苦笑，他已经3个月没钱交房租，房东隔三岔五就来催要，在对房东无数次的许诺不能实现之后，王学兵感觉已失去了做人的尊严。&&&&&&&&记者到王学兵住所采访时，已是下午2时，他们正准备吃饭。几碗又黑又硬的米饭，一小盘咸菜，一碗清水煮白菜，就是4名民工今天的第一顿餐。王学兵告诉说，现在他们一天有时只能吃一顿饭，挨饿是常有的事。出动打零工不好找，临近过年，很多建筑队已放假，正地赶工的建筑队又不信任我们，怀疑我们打零工的偷他们工地的材料。我们到哪里都受人歧视。&&&&&&&&对于民工被拖欠工资无力返乡一事，包工头杨章才认为：工程转包单位中建二局的工程款垫付资金太少是主要原因。他说，当初中建二局承诺垫资1500万元，后来没有到位；到目前为止，我们转包的工程已峻工了3个月了，中建二局拖欠我们138万元工程款和32万元民工工资。我们拿不到钱，民工自然也就拿不到钱。说到这里，杨章才满脸的委屈：我的钱还被这个工程套进去120万元，现在负债累累。&&&&&&&&在记者追问下，杨章才承认他所承接的是转包工程，是违法行为。他说，工程转包在目前建筑业内风气盛行，发包单位的主要目的是想坐吃、占整个工程款的12%的高额管理费，在层层发包之后，民工的工资就很难得到保障。杨章才激动地说，要说违法，从区园林局、中建二局到我们，大家都在违法，区园林局和中建二局签订的合同实际上属于垫资工程合同，而垫资工程是国家三令五申反复禁止的工程形式，因为它很难保证工程质量，并且容易发生资金不到位、民工工钱被拖欠的现象。&&&&&&&&记者询问王学兵和几他几们民工：当初和包工头签合同没有？知不知道你们 所干的是转包工程及其可能拿不到工钱的后果？他们一概摇头。民工们太实在，他们太容易相信包工头的话。听完记者对转包工程的解释后，王学兵愣住了半晌才说出一句话：我们干了活，总不至于不给我们发工钱吧。这时，他的眼神一片黯淡。&&&&（载日《中国青年报》）发包――承包――转包、乃至再转包，在这层层相扣的链条中，每个环节都要获得；为了获取自身利益，甚至“国家三令五申反复禁止”的“垫资工程”也居为时下建筑业风行的工程形式。而“层层发包”、层层盘剥之后，“民工的工资就很难得到保障”了。绝大多数单位盖楼不出钱山东一调查揭示民工讨薪难根源记者&&郑燕峰&&&&&&&&山东省企业调查队最新公布的2002年四季度全省企业调查显示，在民工最多的建筑业中，工程款拖欠严重，且呈加重之势。&&&&&&&&据企调队专项调查副处长姜宏济介绍，景气调查是选取各行业3000多家企业为.调查对象，每个季度由这些企业决策者对经营状况、企业贷款拖欠等问题发展看法，企调队再根据这些回答编订景气指数。一般把100作为临界点，景气指数大于100为景气区，低于100说明不景气。&&&&&&&&调查显示，上年四季度，反映山东省企业贷款拖欠的景气指数为108.1，比上季度和上年同期提高3.4和2.4，整体趋好。但反映建筑业企业工程款拖欠的景气指数仅为59，处于不景气区间的低位，而且比上季度和上年同期下降10.5和7.6。姜宏济说，这说明建筑行业（工程款）拖欠严重，且呈加重之势。&&&&&&&&调查还显示，反映全省企业劳动力需求量的景气指数为98，比近年来最高点的上季度下降3.7。其中，受季节因素影响，建筑业企业劳动力需求景气指数为108.8，比上季度下降24.9。姜宏济分析，受行业特点和季节影响，四季度建筑待业一般开工不足；这一指数也表明建筑行业大量民工开始回乡省亲。&&&&&&&&一家建筑公司的负责人认为，当前民工讨薪难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这一`景气指数也从统计方面印证，工程款拖欠严重是一个重要原因。仅济南市，建设单位拖欠建筑企业资金就达19亿元。他说，虽然《建筑法》规定，一个工程要取得施工许可证，其中一个必要条件是“建设资金已落实”，但事实是现在的工程90%以上都是由建筑企业垫资。&&&&&&&&而来自劳动部门的调查显示，在建筑行业，被拖欠工钱的民工基本上处在无法人资格、无施工资格的施工队里，民工和施工队“工头”之间是自然人和自然人的关系，无法签劳动合同，也就形不成劳动关系，所以无法照《劳动法》来操作，劳动部门介入一般只能起调解作用。&&&&&&&&据当地媒体报道，一家企业在一年中起诉的百万元以上的拖欠款官司就有十几起，受到方方面面干扰的占一半，赔上精力、撕破脸皮，要回来的钱却寥寥无几。法规不严、执法不力，导致工程拖欠不能及时根治，最终影响到民工利益。&&&&&&&&据悉，为解决企业拖欠工资问题，山东省今年将专门出台《山东省企业工资支付办法》。为防止发生新的拖欠，逐步解决以往拖欠，山东省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将建立企业欠薪报告制度和预警警报制度，对企业欠薪进行前置监控。&&&&（载日《中国青年报》）《建筑法》明文规定一个工程要取得施工许可证，其必要条件是“建设资金已经落实”，而“现在的工程90%以上都是由建筑企业垫资”，可见法律成为具文，房地产空手道猖獗到何等程度！对于房地产空手道，“法规不严、执法不力”，是否行政执法部门或其官员已与“空手套白狼”的房地产商勾结一体，利益均沾了？至于“工程款拖欠不能及时根治”其结果影响的是民工利益：官――商一体导致民工难以按时足额获得劳动报酬。一家大型建筑公司总经理实话实说――建筑公司为何拖欠民工血汗钱济南&&齐强人&&&&&&&&岁末年关，民工讨薪难再度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统计表明，目前民工欠薪问题一半以上发生在建筑业。作为一家大型建筑公司的总经理，我现在全部精力都放在工程结算、追款会薪上。但建筑公司拖欠民工工资，只是一种表面现象，要破解这一难题，必须追根溯源，不能治标不治本。&&&&&&&&首先请原谅我不能公开企业和自己的名字。一旦公开，以后恐怕连个鸡窝都没人找我建了，我也要在这个行业消失了。&&&&&&&&我们公司年产值3个亿，可外欠款就有4个多亿，企业流动资金早就垫进去了。济南市建筑工程管理局的统计表明，目前全市建筑行业工程款拖欠总客已超过19亿元。据全国建筑协会不完全统计，全国建筑行业外欠款6000个亿。建筑单位（业主）拖欠工程款已经成为导致民工工资被长期拖欠的主要原因之一。毕竟民工处于拖欠链条的最底层。&&&&&&&&那么都是哪些业主在拖欠呢？从我们公司看，有关部门参与的工程竟占到50%，其次才是开发公司。&&&&&&&&随便举一两个例子吧。我们给一家公安分局110指挥中心建大楼，200多万元工程款已经拖欠两年了，想告又不敢告。为什么？那个区的法院大楼也是我们建的，我们先垫了50%的工程款，法院现在还欠我们上千万呢！还有一家街道办事处，说是政府解决就业问题，建了一个科技市场，欠我们工程款1300多万元，一年多了，才还了10万元，照这个速度，我们还得等130年。&&&&&&&&楼建好了，业主说没钱，建筑公司有时只好同意以物顶款。现在建筑公司手里都不缺房子，大多是顶账顶来的。但有些东西是根本不能要的。经如，一家民办学校提出用价值100万元的白顶账；更有甚者，一家超市说，钱没有，用馒头、花卷和咸菜顶款行吗？白酒、馒头、咸菜又怎么能给民工当工钱发呢？&&&&&&&&政府部门、事业单位的欠款，早晚是要还的。建筑公司最怵头的还是开发商。有的开发商只有二三十万元资金，就敢开工建楼盘。他们先用这点钱砌起围墙，然后就开始售房。有了图纸未动工，房价7折；挖好地槽一开工，售价8折，偻盘主体一完工，原价销售。靠预售款和施工单位的垫资，开发公司就能开工建楼，但是如果房子销售不畅，建筑公司的工程款可就打水漂了。&&&&&&&&这些业主为什么无米也敢蒸米饭呢？&&&&&&&&首先，目前建筑行业竞争异常激烈，比如在济南市登记在册的本地建筑队伍有800多家，外地队伍还有200多家。僧多粥少，为拼抢一个项目，运作自然不规范建筑公司不仅彼此压价，而且为建设单位（业主）垫资建设楼盘，已经成为惯例。在济南高超 ，垫资建设的比例能占到90%以上。一句话，你不干，有人干。&&&&&&&&其次，我们现在的房地产开发市场准入门槛低，造成空手道操作，恶性循环，最后集中爆发在了民工身上。现在立项很少审查业主的资金情况。一个工程从批文立项到规划招标，各个环节都能影响到以后的工程款支付。又比如招标，原业都有一个底线，现在招标是量价分离，成了互相压价。价值100万元的工程量，80万元就有人投标，然后通过转包，最终到了施工单位手中仅有60万元的工程造价。招标办对此也不干预。这种远低于正常成本的施工价格，一方面导致工程质量出现问题，致使工程的安全使用期从30―50年，降低到20年，另一方面，施工企业不得不对材料供应价格和工人工资层层克扣和拖欠。&&&&&&&&我们是一个非常看重社会信誉的大型企业，也拥有一定的资金。但整个市场的监管不力，很多没有资质的建筑队伍扰乱了市场。我们在与一些小建筑公司接触是发现，他们都有一个预期收入。比如一家县级建筑公司承揽了大公司工程中的内装修部分，他计划这一工程能赚10万元，便先从大公司先期拨付的工程款中划走10万元，装入自己的腰包，雷打不动，根本不管工程进度还是民工没钱难回家。民工和包工头找他讨薪，他干脆写个白条，说大公司还欠我的呢，你们找大公司要去。实话说，现在隔着好几层到我们公司要工钱的，就有35家小公司雇的民工。从法律关系上，这些民工找不到我们。但出于道义和同情心，我们还是准备了一些钱，在符合法律程序的情况下，按比例代发给他们。这就是守规则的企业面对的生存环境。&&&&&&&&另外，还要讲一点。一个建筑工程从基础打桩到抹灰装修，需要10多个工种、几千种材料，涉及到方方面面。建筑公司每年应付各种关系的花费也不是小数。一些小公司受资金局限，工程之外增加的社会花费成本，自然会转嫁到民工身上。&&&&&&&&到底是谁拖欠了民工的血汗钱？是包工头？是建筑公司？是开发商？还是别的？我看，建筑业民工欠薪问题，根源还在于法规不严、执法不力、社会失信，是不规范的房地产开发运作制度。&&&&&&&&如果明确规定，拟建项目只有筹集到足够资金才准立项开工；如果开发商都将大额保证金存入银行，或立项时由银行担保，而不是体现在注册资金上；如果建筑公司有雄厚的资金保证，能够承担一定的风险；如果业主拖欠工程款能受到法办；如果建筑市场准入制度能依法严格执行……还会发生拖欠民工工资的事件吗？应该不会。&&&&&&&&我们和民工一样，盼望着一个不失信的法制环境和透明公允的市场。&&&&（载日《中国青年报》）盖了多少高楼大厦，点饰着现代都市，使人们看来似乎这社会确已到了足可歌舞升平之世。但细细论究起来，空手的开发商发财了，建筑企业、转包的工头们也都可以从中捞到不少钱，代表和维护着他们利益的腐败官员们也尽可以从中分享利润。捞谁的？最主要部分无疑是农民工的血汗――不仅是在低廉的劳动价格下挤出的剩余价值，而且是民工们应得的劳动价值，劳动力再生产的必要价值。这房地产空手道犹如吸工人血的血盆大口啊！高楼大厦是由民工们的血汗疑聚而成的，一片繁华正建筑在这个悲惨的基础之上；根除那些吃人的房地产空手道，救救民工们吧！ 拖欠农民工工资的根源在哪里惠铭生每逢年关，拖欠农民工工资的事时有所闻。有些农民工甚至爬塔吊以死相威胁，试图以此引起社会的关注，这样的新闻也是层出不穷，迫得警方频频发表声明，声称实施这种行为要负法律责任，引得社会各界议论纷纷。再一个是春节临近，随着农民工回家过年，城市居民也屡屡被提醒要提高警惕，防止照例可能涌现犯罪高峰。这一切，很大程度是拖欠农民工工资所致。政府关注、社会议论，但几乎所有人都把矛头指向打工者为之工作的承包商或包工头，我以为这里边可能存在某种认识上的误区。&&&&其实，那些富有正义感和善良的人们在为农民工呐喊、助威时，在不少情况下，却把板子打错了地方。有些承包商或包工头恶意拖欠农民工血汗钱，这种现象有，但毕竟拖欠的数额不大。农民工工钱屡屡被拖欠，究其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根源是工程款被拖欠。由于种种原因，目前建设市场的管理混乱无序，资金不到位的工程频频上马，“没有资金争着上，有点资金全面上，有了资金昼少给或不给，逼着承包单位垫钱上”，已经成为当今建筑市场遭到扭曲的“普遍”规律。有的建筑单位信用意识淡薄，“拖欠有理、拖欠有利”之风盛行，甚至报导拖欠工程款作为一种经营手段甚至生财之道，也有的建设单位把拖欠当作筹措资金的渠道。特别是有些地方政府领导，为了搞什么“形象工程”、“×长工程”，不是没有钱乱上马，就是决策失误，导致资金无法回笼等等。根据权威部门对7个城市和12家大中型建筑企业拖欠工程款进行统计，截止2001年底，7个城市拖欠工程款471.724亿元，其中政府工程拖欠工程款占13.36%；12家大中型建筑企业被拖欠工程款97.91亿元，其中政府工程拖欠款接近50%。如此这般，就形成一根解不开的巨额“债务链”：建设单位不支付工程款给承包商或包工头，承包商或包工头就无钱给农民工发工钱。因此，在很多情况下，承包商或包工头也是受害者，并且受害程度比农民工更厉害。打个简单的比方，建设单位想投资100万元建楼，其实他只有60万元，最后，他只能拖欠承包商或包工头40万元，那承包商拿什么支付农民工的工钱呢？农民工拿不到工钱，就有可能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所谓治标不治本，若不从源头上解决问题，即使对承包商或包工头施加再大的压力，恐怕也不可能从根本上杜绝农民工爬塔吊讨工资之类的事情发生。&&&&因此，要想治愈拖欠农民工工钱这个问题，必先治“本”，那就是在全社会加强诚信教育，建立信用制度；完善法律法规，强化监控，杜绝不到位的工程上马，杜绝“形象工程”，建立工程保证担保制度等。只有解决了工程款拖欠问题，才能彻底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载日《中国青年报》）其实，惠铭生先生也大可不必为承包商、包工头鸣冤叫屈，因为这些实施着中间剥削的吸血虫并不是什么好东西，说什么“承包商或包工头也是受害者，并且受害程度比农民工更厉害”，问问那些累死累活而拿不到血汗钱的民工吧，真的是这样吗？但惠铭生先生也道出了一大实情，就是拖欠民工工资与建筑领域项目建设的资金落实、“形象工程”、“×长工程”等等有关系。据报载：全国累计拖欠工程款3660亿元政府成了拖欠“大户”记者&&严桦&&&&&&&&目前全国累计拖欠工程款3660多亿元。截至去年（2003年）底，全国共有124万个竣工项目，拖欠总额1756亿元，其中政府拖欠，642.80亿元，占36.61%。&&&&&&&&建设部部长黄卫今天（日）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政府投资工程拖欠问题突出，清欠难度较大。政府投资工程拖欠的工程款主要集中在市政、教育、交通三个领域，其中市政工程265亿元，教育工程155亿元，交通工程122亿元。&&&&&&&&黄卫指出，做好清欠工作，政府要带头。现在定下来的时间表是：2006年年底以前基本解决已经确认的已竣工工程拖欠的工程款，其中，中央本级预算拨款项目拖欠的工程款在2004年底前还清；地方各级政府投资工程的拖欠工程款在2005年底前完成清欠任务。2003年以前拖欠的农民工工资在2005年春节前解决。&&&&&&&&……&&&&&&&&据了解，我国建筑业现有从业人员3800多万人，其中农民工近3000万人，建筑业已经成为吸纳农村富余劳动力的主要行业。调查显示，目前农民工工资占农民工家庭经济收入的40%，是农民工全家赖以生存的重要经济来源。许多农民工辛苦一年甚至几年，却拿不到应得的劳动报酬，拖欠农民工工资严重侵害了农民工的合法权益。&&&&&&&&黄卫说，清欠工作要解决“旧欠未去，新欠又来”问题，要从法制建设上、从根本的长效机制上着手，从源头上遏制拖欠。目前建设部正在修订建筑法，在年底之前还将推出九部相关的法律法规，包括《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支付办法》、《工程结算管理办法》等等。建设部还将通过信用体系网络，把违规、不讲诚信的企业对社会公布。另外，拖欠严重的地区和企业将不能开工建设新项目。（载日《中国青年报》）不该发生的问题居然发生了：一方面，政府在践行“三个代表”旗帜下，大声疾呼着要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另一方面，则是截至2003年年底，“全国共有124万个竣工项目，拖欠总额1756亿元，其中政府拖欠其中政府拖欠，642.80亿元，占36.61%”，成为拖欠“大户”的政府，竟是空手道高手！这种情况大约只有在社会主义复辟资本主义的情况下才会出现。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演变为资本主义时所出现的资本主义是人类社会最丑恶的资本主义，这是由事实验证了的定律；并且，这大约也可称之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新命题吧！亡羊补牢，未为晚矣。只在处于执政地位的共产党真正坚持其本应具有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只要这党所领导的政府真正成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府，我们中国社会就能永远沿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目标奋进。而在这奋进过程中，诸如拖欠农民工工资等一系列问题便不难解决。胡锦涛总书记指出：“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经验，根据现世纪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要求和我国社会出现的新趋势新特点，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效、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和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如果再不切实有效地根治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切实有效地改善包括农民工在内的整个工人阶级的状况，提高其在现实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生活中的地位，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将沦为空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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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回复：陈寒鸣编纂：当代中国农民工状况（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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