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 (1)宗教改革运动兴起.从图中可见天枰上重于教皇.肯定基督教的最高权威是.否定教皇.教会的权威.原因:民族国家形成.王权日益强大,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教会腐败堕落.人民反对教会勒索.影响:沉——精英家教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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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1)宗教改革运动兴起.从图中可见天枰上重于教皇.肯定基督教的最高权威是.否定教皇.教会的权威.原因:民族国家形成.王权日益强大,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教会腐败堕落.人民反对教会勒索.影响:沉重打击了欧洲封建统治的支柱天主教会,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为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了道路,为欧洲走向现代社会创造了条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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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分）A、【选修1—历史上重大改革回眸】阅读下列材料材料一：【太学三舍法】希望以学校的平日考核来取代科举考试，选拔真正的人才。“三舍法”，即把太学分为外舍、内舍、上舍三等，“上等以官，中等免礼部试，下等免解”，后来地方官学也推行此法，反映了班级教学的特色。【贡举法】王安石认为“欲一道德则修学校，欲修学校则贡举法不可不变”。改革贡举法，废明经、存进士，熙宁三年（1070年）三月，进士殿试罢诗、赋、论三题而改试时务策。熙宁四年（1071年），二月，颁新贡举制，废明经，专以进士一科取士。另设“明法科”，考察律令和断案。材料二：德国是欧洲16世纪宗教改革运动的发源地，宗教改革以后新教教派在德国占据优势并控制着德国的各级教育。各个封建邦国为了自身的利益，从16世纪起，特别是在十七八世纪竞相颁布强迫教育法令，并于1872年将6至14岁的八年初等教育定为强迫义务教育阶段。《萨克森学制计划》也称为萨克森法令（the Saxon Code），由梅兰克顿执笔、路德修订，是16世纪第一部学校法。《萨克森学制计划》以法律的形式要求萨克森地区实施世俗办学，为国家和教会培养具有新教信仰、具有良好德行的人材。请回答：（1）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两则材料所涉改革发生的主要原因。（4分）（2）据材料分析宋代教育与宗教改革后德国教育的异同。（11分）B、【选修2——近代社会的民主思想与实践】阅读下列材料，回答问题。材料一& 我们认为下面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类才在他们之间建立政府，而政府之正当权力，是经被治理者的同意而产生的。当任何形式的政府对这些目标具破坏作用时，人民便有权力改变或废除它，以建立一个新的政府；其赖以奠基的原则，其组织权力的方式，务使人民认为唯有这样才最可能获得他们的安全和幸福。材料二& 但是，当追逐同一目标的一连串滥用职权和强取豪夺发生，证明政府企图把人民置于专制统治之下时，那么人民就有权利，也有义务推翻这个政府，并为他们未来的安全建立新的保障－－这就是这些殖民地过去逆来顺受的情况，也是它们现在不得不改变以前政府制度的原因。当今大不列颠国王的历史，是接连不断的伤天害理和强取豪夺的历史，这些暴行的唯一目标，就是想在这些州建立专制的暴政。（1）根据材料一，概括《独立宣言》体现了哪些民主思想？（6分）它是怎样论述政府与人民的关系的？（2分）（2）结合所学知识，分析《独立宣言》发表的原因是什么？它具有什么历史作用？（7分）C、【选修4——中外历史人物评说】阅读下列材料，并回答问题：材料一：华盛顿年表日出生于弗吉尼亚州。1774年作为弗吉尼亚议会代表出席第一届大陆会议。1775年就任大陆军总司令，领导北美独立战争。1783年《巴黎和约》的通过，迫使英国承认美国独立。12月23日递交辞呈，解甲归田。其后四年，专注于维农山庄的工作。1787年主持召开费城制宪会议，制定联邦宪法。1789年当选为美国第一任总统。1793年再度当选总统。1796年发表“告剐词”，要求人们凡事以国家利益为重，同时表示不再出任总统。从而开创了美国历史上摒弃终身总统，和平转移权力的范例。日逝世。被美国人民尊为“国父”。——摘编自《华盛顿传》材料二：1912年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不到三个月，袁世凯逼清帝退位、宣誓效忠共和，孙中山实现诺言，平静地辞去临时大总统一职。……辛亥革命元老谭人凤在《石叟牌词》中评点当时历史人物，批评孙、黄(兴)此举是“放弃责任，一让总统，一辞留守，博功成身退之虚名，致令政变频乖，扰攘至今，而不能底定，不得谓非一大恨事也。”但他也肯定孙、黄“欲挽官僚窃权怙势之积习，准身作则，专为公家谋幸福，不为一己便私图”，“光明俊伟，敝屣尊荣，百折不挠，尽忠主义，求之世界人物，又岂多得者哉?”——摘编自傅国涌《华盛顿与洪秀全》（1）根据材料一概述华盛顿在美国建国过程中所作的重要贡献。(8分)（2）材料二中孙中山的辞职对当时政局有何影响?孙中山和华盛顿的这一举动在精神品质上有何相同之处?(7分)&
&选做题：本题包括A、B、C、D四小题，请选定其中两题。并在相应的答题区域内作答。若多做，则按作答的前两题评分。A．阅读下列材料：材料一& 戊戌政变大事记日（八月初三日） 御史杨崇伊向慈禧太后上奏折，称：“风闻东洋故相伊藤博文，即日到京，将专政柄。”维新派人士谭嗣同深夜密访袁世凯，希望他起兵勤王，逼慈禧彻底交权。&9月19日（八月初四日）慈禧太后自颐和园回宫。9月20日（八月初五日） 光绪帝先召见袁世凯（袁于当晚回到天津）；后接见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9月21日（八月初六日） 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宣布“临朝听政”。当晚，袁世凯从杨崇伊处获悉太后重新训政，为保全自己，和盘托出维新派的密谋。致使事态扩大，导致后来大批维新派被捕、被革、被逐和六君子被杀。&&&&&&&&&&&&&&&&&&&&——据茅海建《戊戌变法史事考》三联书店(2005年版)整理材料二& 关于戊戌变法的研究，所依据的材料主要是运动过后不久出现的梁启超的《戊戌政变记》，和康有为后来的陈述如《康南海自编年谱》。由于作者就是当事者，所以很难作为信史。但这些作品都不同程度强化了康梁系话语，而来自清政府方面的解释几乎一直没有看到。&&&&&&&&&&&&&&&&&——《回顾戊戌、重温历史》《光明日报》日请回答：&& （1）从材料一看，你认为引发戊戌政变发生的因素有哪些？你如何看待戊戌政变发生的原因？（4分）&&&&&&（2）关于袁世凯告密与戊戌政变的关系，过去认为袁世凯告密直接导致政变发生，是促发政变的决定性因素。请依据材料一判断，这一观点是否成立？袁世凯告密与戊戌政变的进程有何关系？（3分）&&&&&&&（3）据材料三，说明文中提到的两部文献在研究戊戌变法运动史中的缺陷。由此，你认为史学研究应注意什么？（3分）&&&&&&&&B．阅读下列材料：材料一& 追念乱世，分土建邦，以开争理。功战日作，流血于野；……乃今皇帝，一家天下，兵不复起。灾害灭除，黔首（百姓）康定，利则长久。——《金石萃编·秦峄山刻石》&&&&&&&&&&材料二& 唐兴，初未暇于四夷，自太宗平突厥，西北诸蕃及蛮夷稍稍内属，即其部落列置州县。其大者为都督府，以其首领为都督、刺史，皆得世袭。虽贡赋版籍，多不上户部，然声教所暨①，皆边州都督、都护所领，著于令式。&&&&&&&&&&&&&&&&&──《新唐书》材料三& 遣侍郎苏拜至福建，与督抚及琅议善后事。有言宜迁其（台湾）人、弃其地者，施琅疏言：“若弃其地、迁其人……此地原为红毛（荷兰人）所有，乘隙复踞，必窃窥内地，鼓惑人心……沿海诸省，断难安然无虞。……台湾虽在外岛，关四省要害，断不可弃。并绘图以进。”……上召询廷臣，大学士李奏应如琅请。寻苏拜等疏亦用琅议，并设县三、府一、巡道一，上命允行。&&&&&&&&&&&&&──《清史稿》请回答：&&（1）材料一反映了秦始皇的什么主要功绩？（1分）&&&& （2）材料二反映了唐太宗时期在突厥地区实行怎样的制度？试结合所学知识对这一做法作简要评价。&&&&&&（3）据材料三指出康熙帝在听取大臣们的建议后，对台湾地区实行的措施及原因。&&&&&&&（4）综合上述材料，概括指出三位古代政治家共同的历史贡献。&&&&&&&C．阅读下列材料：材料一&& 1986年，三星堆两个商代大型祭祀坑的发现，上千件稀世之宝赫然显世，轰动了世界，被誉为世界“第九大奇迹”。下面是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人像。
&&& &&&&材料二 &根据中国科学院对三星堆出土文物所作C14测定，将三星堆文化的历史年代定位于公元前3200年；是一个早于中原黄河流域夏代、商代、周代的另一个中国古代伟大文明。可以说，三星堆的发现，对于史学界是真正具有颠覆性作用的。&&&&&&&&&&&&&&&&&&&&&&——中国网日材料三 “伟大的文明就应该有点神秘，中国文化记录过于清晰，幸好有个三星堆……成都是中国文化的丰盈的偏仓”——余秋雨请回答：&&（1）材料一中三件青铜人像具有怎样共同典型的面目特征？你认为这与史书对哪一位古蜀国王的描绘相符？（2分）&&&&&（2）结合所学知识，如何理解材料二中“三星堆的发现，对于史学界是真正具有颠覆性作用的”? （4分）&&&&&&&&&&&&&&&&&&（3）你是否赞同余秋雨关于“成都是中国文化的丰盈的偏仓”的观点？请结合上述材料和所学知识说明理由？（4分）&&&D．阅读下列材料：（梵蒂冈）圣彼得大教堂前的广场，由教廷总建筑师，也曾主管圣彼得大教堂建筑的伯尼尼设计。广场以1586年竖立的方尖碑为中心。……梯形广场的地面向教堂逐渐升高，当教皇在教堂前为信徒们祝福时，全场都能看到他。……在长圆形广场的长轴上，方尖碑的两侧，各有一个喷泉，它们显示出广场的几何形状。在广场中央，可以比较好地看到大教堂的穹顶，它向人们指示了一个观赏大教堂的最佳位置，多少弥补了一点因大教堂前半增加了一段巴西利卡、人们在一定距离内看不到完整的大穹顶的缺憾。伯尼尼说，柱廊像欢迎和拥抱朝觐者的双臂。──陈志华《外国建筑史（19世纪末叶以前）》请回答：&& （1）设计师用椭圆形广场的设计，以及梯形广场地势由外向内、向圣彼得大教堂逐渐升高的设计，分别突出了什么理念？（2分）&&&&&& （2）当时罗马教皇决定改建圣彼得大教堂及其广场的目的何在？圣彼得大教堂前广场的设计体现了怎样的寓意？（4分）&&&&&（3）根据以上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圣彼得大教堂所体现了哪些领域的成就？试分析其原因。&&&&&&&&&&&&&&
&选做题：本题包括A、B、C、D四小题，请选定其中两题。并在相应的答题区域内作答。若多做，则按作答的前两题评分。A．阅读下列材料：材料一& 戊戌政变大事记日（八月初三日） 御史杨崇伊向慈禧太后上奏折，称：“风闻东洋故相伊藤博文，即日到京，将专政柄。”维新派人士谭嗣同深夜密访袁世凯，希望他起兵勤王，逼慈禧彻底交权。&9月19日（八月初四日）慈禧太后自颐和园回宫。9月20日（八月初五日） 光绪帝先召见袁世凯（袁于当晚回到天津）；后接见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9月21日（八月初六日） 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宣布“临朝听政”。当晚，袁世凯从杨崇伊处获悉太后重新训政，为保全自己，和盘托出维新派的密谋。致使事态扩大，导致后来大批维新派被捕、被革、被逐和六君子被杀。&&&&&&&&&&&&&&&&&&&&——据茅海建《戊戌变法史事考》三联书店(2005年版)整理材料二& 关于戊戌变法的研究，所依据的材料主要是运动过后不久出现的梁启超的《戊戌政变记》，和康有为后来的陈述如《康南海自编年谱》。由于作者就是当事者，所以很难作为信史。但这些作品都不同程度强化了康梁系话语，而来自清政府方面的解释几乎一直没有看到。&&&&&&&&&&&&&&&&&&——《回顾戊戌、重温历史》《光明日报》日请回答：（1）从材料一看，你认为引发戊戌政变发生的因素有哪些？你如何看待戊戌政变发生的原因？（4分）（2）关于袁世凯告密与戊戌政变的关系，过去认为袁世凯告密直接导致政变发生，是促发政变的决定性因素。请依据材料一判断，这一观点是否成立？袁世凯告密与戊戌政变的进程有何关系？（3分）（3）据材料三，说明文中提到的两部文献在研究戊戌变法运动史中的缺陷。由此，你认为史学研究应注意什么？（3分）&&B．阅读下列材料：材料一& 追念乱世，分土建邦，以开争理。功战日作，流血于野；……乃今皇帝，一家天下，兵不复起。灾害灭除，黔首（百姓）康定，利则长久。——《金石萃编·秦峄山刻石》&&&&&&&&&&材料二& 唐兴，初未暇于四夷，自太宗平突厥，西北诸蕃及蛮夷稍稍内属，即其部落列置州县。其大者为都督府，以其首领为都督、刺史，皆得世袭。虽贡赋版籍，多不上户部，然声教所暨①，皆边州都督、都护所领，著于令式。&&&&&&&&&&&&&&&&&──《新唐书》材料三& 遣侍郎苏拜至福建，与督抚及琅议善后事。有言宜迁其（台湾）人、弃其地者，施琅疏言：“若弃其地、迁其人……此地原为红毛（荷兰人）所有，乘隙复踞，必窃窥内地，鼓惑人心……沿海诸省，断难安然无虞。……台湾虽在外岛，关四省要害，断不可弃。并绘图以进。”……上召询廷臣，大学士李奏应如琅请。寻苏拜等疏亦用琅议，并设县三、府一、巡道一，上命允行。&&&&&&&&&&&&&──《清史稿》请回答：（1）材料一反映了秦始皇的什么主要功绩？（1分）（2）材料二反映了唐太宗时期在突厥地区实行怎样的制度？试结合所学知识对这一做法作简要评价。（3）据材料三指出康熙帝在听取大臣们的建议后，对台湾地区实行的措施及原因。（4）综合上述材料，概括指出三位古代政治家共同的历史贡献。&C.阅读下列材料：材料一&& 1986年，三星堆两个商代大型祭祀坑的发现，上千件稀世之宝赫然显世，轰动了世界，被誉为世界“第九大奇迹”。下面是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人像。
&&& &&&&材料二 &根据中国科学院对三星堆出土文物所作C14测定，将三星堆文化的历史年代定位于公元前3200年；是一个早于中原黄河流域夏代、商代、周代的另一个中国古代伟大文明。可以说，三星堆的发现，对于史学界是真正具有颠覆性作用的。&&&&&&&&&&&&&&&&&&&&&&——中国网日材料三 “伟大的文明就应该有点神秘，中国文化记录过于清晰，幸好有个三星堆……成都是中国文化的丰盈的偏仓”——余秋雨请回答：（1）材料一中三件青铜人像具有怎样共同典型的面目特征？你认为这与史书对哪一位古蜀国王的描绘相符？（2分）（2）结合所学知识，如何理解材料二中“三星堆的发现，对于史学界是真正具有颠覆性作用的”? （4分）&&&&&&&&&&&&（3）你是否赞同余秋雨关于“成都是中国文化的丰盈的偏仓”的观点？请结合上述材料和所学知识说明理由？（4分）&D．阅读下列材料：&（梵蒂冈）圣彼得大教堂前的广场，由教廷总建筑师，也曾主管圣彼得大教堂建筑的伯尼尼设计。广场以1586年竖立的方尖碑为中心。……梯形广场的地面向教堂逐渐升高，当教皇在教堂前为信徒们祝福时，全场都能看到他。……在长圆形广场的长轴上，方尖碑的两侧，各有一个喷泉，它们显示出广场的几何形状。在广场中央，可以比较好地看到大教堂的穹顶，它向人们指示了一个观赏大教堂的最佳位置，多少弥补了一点因大教堂前半增加了一段巴西利卡、人们在一定距离内看不到完整的大穹顶的缺憾。伯尼尼说，柱廊像欢迎和拥抱朝觐者的双臂。&
圣彼得大教堂及其广场
& ──陈志华《外国建筑史（19世纪末叶以前）》请回答：（1）设计师用椭圆形广场的设计，以及梯形广场地势由外向内、向圣彼得大教堂逐渐升高的设计，分别突出了什么理念？（2分）（2）当时罗马教皇决定改建圣彼得大教堂及其广场的目的何在？圣彼得大教堂前广场的设计体现了怎样的寓意？（4分）（3）根据以上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圣彼得大教堂所体现了哪些领域的成就？试分析其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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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中世纪的欧洲教会
教皇制度的确立罗马教会的背景初期教会发源于耶路撒冷，随着福音的传扬而向外扩展；教会在各地兴起，但都是在平行同等的地位上，没有上下、统属的关系。在众教会中，罗马教会逐渐崛起而凌驾众教会之上，是有种种原因。使徒彼得和保罗都到过罗马，据说二人均在罗马殉道，这使罗马教会的影响力大大提高。就客观环境说，罗马为当时西方政治、文化及经济中心，因此影响力最为雄厚。第二世纪末，基督教在小亚细亚及巴勒斯坦一带的势力逐渐衰微，相对的，罗马教会的势力却日渐膨胀。此外，罗马教会成功的抵抗异端，也大大的增强了它的领导地位；另一方面罗马教会富有赀财，极为重视救贫恤灾之事，它的慷慨好施更提高了它的声望。所以当时各地教会虽然没有尊奉罗马为教会之首，但罗马却往往以权威自居。罗马教权的确立和扩展四世纪初，康士坦丁大帝统一了罗马帝国，对教会有种种扶植的措施。先是在主后三一九年，他即颁布法令，免除教牧人员的纳税义务；后又于三二一年立法，赋予教会接受遗产的权利。但康士坦丁对罗马教会最重要的影响，是在主后三三○年，将国都东迁至位于地中海与黑海通道上的新罗马（Nova Roma）－康士坦丁堡。到了主后三九五年，狄奥多西在临终前，以多瑙河、亚德里亚海为界，将领土分为东、西两部分，东面以康士坦丁堡为都，史称东罗马帝国；西面以罗马为都，史称西罗马帝国。东罗马帝国由君王主政，大幅提升主教地位，使之与罗马主教抗衡，势力在拜占庭时代达到颠峰。西罗马帝国则是以拉丁文为主，在政治混乱、蛮族入侵的情况下，罗马主教成了人民精神与实质上的政治领袖，且演变成为教皇。主后四五二年，匈奴王侵入义大利；四五五年，日耳曼汪达尔族（Vandals）进攻罗马，据说都是在教皇大利奥一世（Leo I）的恳劝下收兵。四七六年，东哥德族（Ostrogoths）奥多亚克（Odoacer）篡位，结束了西罗马帝国。其后，数个异族王国，如西哥德（Visigoths）（四一五至七一一年）、东哥德（四九三至五五四年）、布更迪（Burgundian）（四四三至五四三年）、法兰克（五八六至七七四年）、伦巴底（Longobardus）（五八六至七七四年）等纷纷建立。此时的义大利，因着异族的入侵与当政皇族的懦弱，罗马主教成了保护人民的领袖。主后五九○年，大贵格利（Gregory the Great）出任教皇，他不仅整顿罗马的公共事务，并且组织军队驱逐伦巴底人。在蛮族进侵的年代，教会显为缓冲侵略的主要力量，同时更发挥积极的影响，使蛮族改变信仰，归入基督。因此，罗马教廷逐渐成为义大利最强大、最有力的权力机构。大贵格利的时期，标示了罗马已从古代的王国，过渡至中世纪罗马天主教一统基督徒的时代。大贵格利不仅是罗马教会最后一位主教，也是中古世纪第一位教皇。我们可以看见，罗马教会的地位与教皇的势力，二者协同，日渐增长。就着客观环境而言，教会既然在政治上拥有权力，便逐渐感觉本身需要一种类似国家的组织，以加强行政效能。其次，教会为防止异端的侵害，和因教义上的争执而引起的分裂，就需要有一位最高权威来维护教会的信仰。罗马教会强调‘使徒统绪’，逐渐形成教皇权力理论；最后的形式，可说是由大利奥所制定，以彼得为基督在世的代表，教皇则是彼得的直接继承人，为众使徒之首。所以自大贵格利时代开始，罗马即差派教士至西欧、北欧各地设立教会，各地主教均直接向教皇负责，接受教皇的命令；这些都大大的加强了教皇的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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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道主义的兴起在三世纪末、四世纪初，因着教会渐趋世俗化，即有一班人开始主张离世隐居，过圣洁、禁欲的修道生活。四世纪初，当康士坦丁统一帝国并归入基督教后，许多趋炎附势的人都加入教会，导致教会充满世界搀杂。而当时对神的敬拜，也日趋仪式化，更促使许多信徒从其中出来，追求个人亲近神的属灵生活，而离世隐居。初期教会最著名的修道者是安多纽（Anthony），他生在埃及中部的科马（Koma），约在主后二八五年开始隐居生活，许多人受他脱俗生活所吸引，纷纷跟随他的脚踪。之后，帕科缪（Pachomisus）进一步改善修道生活，于三一五至三二○年间，在埃及南部创立了第一所修道院。至于对修道主义影响最钜的，可说是本笃（Benedict of Nursia），约生于主后四八○年，据传于五二九年创立了欧洲最著名的卡西诺山（Cassino）修院及本笃会规，修士在修院过一种团体严谨的清修生活。直至十一世纪，所有的修院都采用此规条。教皇制度的发展与腐败康士坦丁以后，罗马天主教渐趋成形；大贵格利自出任教皇以来，带职终身，成为中世纪教皇制度之始。教皇（Pope）原是‘父亲’的意思。罗马天主教以马太十六章十八节为依据，将彼得尊封为圣经中的第一位教皇。以后又订定‘教皇上谕’与‘教皇无误论’，使教皇的言论提高至与圣经的权威同等，并赋与教皇赦罪的权柄。中古世纪教皇制度严重腐败，不仅在教义上因邪恶的异教实行而发酵，在道德上更是败落至极。中世纪教会历史中，有许多位教皇都犯了奸淫，除了有少部分教皇受人尊敬以外，大多数的教皇都涉及令人难以置信的罪恶。其中贿赂圣职、夺权暗杀、烧毁圣经、屠杀圣徒等事件，亦层出不穷。部分史学家称此时期为‘淫妇专政’（pornocracy）。在九至十世纪，教皇的选立更落在义大利几个大家族的操纵之中，以致教皇职位为某些家族所世袭，最终演变成职位买卖，甚至闹出同一时期产生三位教皇之事，使教皇声望一落千丈。另外，他们也混杂搀入许多巴比伦异教的偶像崇拜。罗马天主教崇拜‘母与子’，就是马利亚与耶稣。表面上他们是崇拜至高之父、圣母以及圣子；实际上，只有‘母与子’才是他们真正崇拜的对象。这种教训是从堕落的天使和鬼魔来的，目的是要用这教训管辖世界，叫人离弃信仰，去注意迷惑人的教训。（提前四1。）正如启示录所说，‘万国都喝醉了她淫乱烈怒的酒；地上的君王向来与她行淫，地上的商人因她奢华过度都发了财。’（十八3。）除了母与子的偶像崇拜之外，尚有许多的奥秘。比如死后入炼狱以求层层洗罪；又如守无数之圣礼以得救恩。崇拜童女马利亚始自主后三八一年，他们拜马利亚为天上的天后。到第四世纪末，这种拜偶像的作法更为普遍，甚至超过了对耶稣基督的敬拜。许多外邦的庙宇都被恢复，并且大加修饰。拜偶像的典礼也都重新设立，将其中女性偶像的名字改为马利亚。在罗马城内称为基督教的教堂里，人们所膜拜的其实是巴比伦教的天后，可以说，天后完全霸占了主耶稣的地位。天主教体制下的改革教廷本身的改革十一世纪教会衰落，买卖圣职、放纵情欲的情形随处可见。有鉴于此，教皇利奥九世（Leo Ⅸ，一○四九至一○五四年在位）开始推动多项改革，期望恢复早期基督教的圣洁。贵格利七世（Gregory VII，一○七三至一○八五年在位）上任，更推动全面改革。他严谨取缔圣职买卖，坚守教士独身制，以及确立教皇无上之权利，此举称为‘贵格利大改革’。罗马教廷在其重整下，威信曾经一度提升。其中值得一题的乃是历史上著名的卡诺莎堡（Canossa）事件。一○七五年，教皇贵格利七世命令亨利四世（Henry Ⅳ），放弃任命德国境内各教会主教的权利，而引发了一场‘授职权’之争。教皇以‘天授神权’之说，在贵族的支持下，开除了亨利四世的教籍，并废黜了他的王位。一○七七年，亨利四世来到卡诺莎城堡，在雪地里赤脚叩门求赦，向教皇悔罪认错，并重新取得教籍。此历史事件说明，君王的权力完全在教皇掌控之下。然而，这位受到奇耻大辱的皇帝回去之后，重新振作，打败敌对的势力，攻回罗马，使贵格利七世落荒而逃，最后死于途中。在十二世纪时，由于教廷一直与政权处于争斗状态，借着几位杰出教皇的领导，教廷的权力日渐高升。比如，教皇依诺森二世（Innocent Ⅱ）成功对抗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而欧革纽三世（Eugenius Ⅲ）更是进一步要求皇帝臣服于教皇权力之下。其后继位的亚历山大三世（Alexander Ⅲ），更是强硬的使英王亨利二世（Henry Ⅱ）不得不听命于他。教皇的权力在依诺森三世（Innocent Ⅲ，一一九八年至一二一六年在位）时，达到了高峰。他不仅是年幼皇帝的监护人，也是整个欧洲，包括西班牙、挪威和英国的实际统治者。在其任内，不仅使皇帝沦为藩属，也设立了宗教裁判所，组织第四次的十字军东征，夺取拜占庭教会的控制权，并举行第四次拉特朗会议（Lateran Council IV），成为一位兼具属灵与世俗事务无上权威的教皇。
修会的改革此时，除了教廷本身的改革，在修道院方面也带动许多的改革风潮。十世纪时，克吕尼（Cluny）修道院带动的修道院改革运动影响极大。所以，十一世纪贵格利七世推行的全面改革，以及十至十二世纪期间所有的改革，都可以称为克吕尼改革运动。克吕尼运动所要达成的目标，乃是回复本笃修道团严格的规矩，培育个人属灵生活，减轻修士的劳动量，发展崇拜的仪式，建立有效的经济组织，并摆脱世俗的控制。这时期，也有一班人主张走出修道院，四处游行传道。他们因身无赀财，需要靠百姓赈济，因此又称为募缘会士（Mendicant Orders）。这类游行传道的苦行僧中，最著名的为‘方济会士’（Francisans）、‘道明会士’（Dominicans）、‘圣衣会’（Carmelites）、与‘奥古斯丁团’（Augustinian Orders）。路德马丁就是奥古斯丁团的修士。这些修道团均需过一种清贫和顺服的生活，重视慈善工作与祷告，并有严格的团体生活规则，成为中世纪改革之先驱。修道运动中，包括了注重隐居的修院，以及四处游行的募缘会士修道团。以下介绍几个著名的修道团体：本笃会有‘西方修道主义的族长’之称，修造了十二间修道院，建立‘圣本笃准则’（Rule of St. Benedict），以改革修道运动。他们的修道生活较中庸，在黑暗时代对异族传递文化，有很好的果效。克吕尼会是在主后九○九年创立，争取不受任何地方领主和主教的控制，直接由罗马教廷保护。他们有能力从事各种社会的改革，所以许多修道院都根据这种模式建立，或彼此联合。因着他们比较富裕，并与社会有友善的关系，因此，他们中间有些人，便主张寻求一种更为朴素和原始的生活方式。西笃会（Cistercians）是对克吕尼修道主义的一种反应，是最著名的苦修团，着重先知精神过于权力；他们认为工作就是祷告，因此强调劳力过于学术，甚至成为农业发展的先驱者。西笃会在十二世纪末，共有五百三十所修道院成立；之后的一百年内，陆续有一百五十所成立。最有名的修道士是伯纳德（Bernard of Clairvaux），他是中世纪奥秘主义的代表者，熟悉圣经，自律甚严，品行道德崇高，爱心热切，嫉恶如仇，被视为‘欧洲的良心’。主后一一四四年，因着新回教势力兴起，伯纳德受其门生教皇欧革纽三世之托，以保护圣地为由，号召十字军。这次东征，后来却因为法、德两王不合，无功而返。十字军失败后，民众竞相指责伯纳德。伯氏以旧约摩西为例，将失败归咎于十字军的咨意纵欲和希腊人的背约，并进一步的题议要对付康士坦丁堡，此题议促成日后第四次的十字军出征。募缘会士修道团中，最著名的有两派：一派是方济会，另一派是道明会。方济会系方济（Francis Xavier， 即法兰西斯）于一二○九年，在亚西西（Assisi）成立的小型乞僧团。他们遵循马太十章七至九节的教训，出外传讲福音，并且订定类似使徒清贫生活的简单规律；其中以绝对清贫、不拥有财产、非经主教允许不私自传教、不涉入神学问题的争辩、‘与仇敌和好’的观念等，最为世人称颂。由于方济会对教皇完全顺服，得到教皇的肯定，日后且成为教皇权威的重要支柱。方济本人于主后一一八二年生在义大利中部村镇，早年贪爱世界，生活浮华。后来他得着启示，立定心志照着主耶稣的脚踪行，在生活上效法主。方济会的基本法则是舍己、变卖家产赒济穷人、效法主的门徒宣扬福音。方济本人自称与贫穷结婚；他爱穷人，强调‘如果不珍爱基督为他死的人，就不是基督的朋友’。曾有一段时间，方济会人数急遽增加，总数超过五千。他自己则时常出去游行布道，行经义大利，又达到埃及和叙利亚。方济所受教育不多，仅略通拉丁文；他最显著的见证是努力传扬福音，不怕苦，不积财。他认为爱邻舍，作善工，比研究学问更要紧。方济会后来也讲神学，改组以后的方济会，逐渐着重学术；后来亦有几位英国杰出的哲学家，是出于方济会。道明会（Dominicans）为另一个著名的募缘会士修道团，创始人为西班牙人道明，主旨乃为捍卫信仰并挽回异端亚尔比根派（Albigenses）信徒。他相信只有借着清贫和简朴的生活，建立一种更简单，并与初期教会使徒相类似的体制，才能与一群苦修的异端信徒接触，改变他们的信仰。于是他召聚有志追求知识学问、向异教异端传福音者，一起来传福音；此举成为教会宗教裁判所的先锋。因着他的目标，所以在大学的教育中受到肯定，在学术上享有声誉。主后一二三三年，教皇贵格利九世（Gregory Ⅸ）命令道明会消灭亚尔比根派，致使亚尔比根派于十四世纪末完全绝迹。除了以上所题的修道团体，还有一些小型的团体，如圣衣会（Carmelites）、奥古斯丁团（Augustinian order）、慈善武士团（Knights Hospitals）、圣殿武士团（Knights Templars）等。圣衣会在一一五四年于巴勒斯坦建立，着重极端苦修主义，守清贫、独居和素食。奥古斯丁团则是根据‘圣奥古斯丁规条’所办的修会，在规条的执行上较有弹性，许可奉行的人因应环境使用；改教运动的主要人物路德马丁，就是属于奥古斯丁团。慈善武士团据称原是在十一世纪末，为照顾病者，款待旅客与十字军，所组织的武士团，后来发展成为正规的军队。圣殿武士团是在主后一一一八年，为了保卫耶路撒冷，对抗回教徒而成立的武士修道团。他们的影响力极大，在各地建立多个堡垒，兼具修道院及骑兵队屯营处等双重用途。他们得到支持者大量的捐输，并且将所得的大量财富，储存于巴黎和伦敦的‘圣殿’中，因而建立了‘可靠银行家’的美誉。但他们于一三一二年被控为不道德、迷信、信奉异端，而遭受镇压。
天主教体制外的改革与教廷的逼迫十二、三世纪的教会，政治权力处于颠峰时期，特别是在教皇依诺森三世在位期间，教会的政治权力最为显著。依诺森三世对政治有积极贡献，为着改革当时教会的腐败现象，在罗马召开第四届拉特朗会议（Lateran Council IV），从事健全教会组织与神职人员生活的革新作法。大多数教皇主要的改革，都是在政治危机上打转。但一般信徒的思想，却急迫于道德与精神的变革，因此，主张回归朴实的改革团体相继出现。他们就是瓦勒度派（Waldenses）和亚尔比根派（Albigenses）。瓦勒度派当中世纪的罗马天主教，正竭力扩张教皇权利，争夺政治势力，并聚敛财富的同时；法国西部与义大利北部的山区，出现了一个主张回归圣经，跟随使徒教训的清流团体－瓦勒度派。创始人瓦勒度（Waldo）是里昂公民，原为活跃于社交、商业、政治界的富商。主后一一七三至一一七六年，有了重大的改变。首先，他将圣经从拉丁文翻译成当地的方言。其次，他照着马可十章二十一节的话，变卖所有的家产，分给穷人，并在公众场合，四处传扬福音。瓦勒度的传扬吸引了一班跟随者，称为‘里昂的穷人’。他们游行传道，凡物公用，过着简朴的生活，通称瓦勒度派。此运动由法国南部延展到义大利、德国等莱茵河区，甚至西班牙、波希米亚与波兰。瓦勒度派在十三世纪时，曾经分裂为二：保守的一派回归到罗马教会，较前进的一派则继续坚持自己的主张。瓦勒度派主张回归圣经，听从并领悟神的话，并以基督为信仰的独一中心。他们没有主教或教皇，拒绝一切人为的信条，并坚持平信徒有权利照着圣经传扬福音。他们拒绝起誓，也反对借贷收取利息，否定炼狱的教义、弥撒、和洗礼、擘饼以外的一切圣礼。他们不肯敬拜圣人、圣像和圣物，也不敬拜十字架；反对什一奉献、宗教裁判所、十字军和死刑等违反圣经的实行。他们过清贫的生活，在家中聚集，游行传道，教导圣经，竭力遵循圣经所启示之耶稣与使徒的榜样。他们相信，当教会跟随使徒的脚踪行时，便是忠于主的呼召。反之，当教会不愿弃绝属世的权势与财富，将变得属世，并失去教会的实际。他们并认为，教会的堕落始于第四世纪，罗马天主教与康士坦丁政权的联婚；圣职人员世俗化并奢淫的生活，亦违反了圣经所示使徒的生活。瓦勒度派并未与罗马天主教为敌，亦无意自立门户。他们甚至认为，任何人觉得自己是教会之外的另一团体，或自认属灵而抵挡教会，乃是自取灭亡。然而，罗马天主教却对于平信徒（而非圣品阶级）传扬福音一事极为不满，他们认为只有承继使徒职分的圣职人员，才有权柄传扬福音，因此极欲除灭这个‘贫穷’、‘无学识’的‘异端’。从十三世纪宗教裁判所的报告，即可一窥当时的教廷与政权对瓦勒度派的态度，认为他们是无知无识的人民，往各城、各家、甚至各会堂传扬错误的教训。里昂的主教曾劝说并禁止他们的行动，却不被接受，原因乃是神已经命令使徒向受造之物传扬福音，他们必须顺从神，过于顺从人。他们指出圣职人员的生活富有并松散，而被指控为藐视圣职人员；也被耻笑为是披戴着贫穷的戏衣和圣洁的面具，谎称是使徒的跟随者。因着上述原因，瓦勒度信徒遭到了罗马天主教、争权的政客、强暴的士兵严重的迫害。其中最严重的一次，为一六五五年的瓦勒度大屠杀。谷勒本（L. P. Qualben）在其《教会历史》（A History of the Christian Church）一书中题到：‘瓦勒度派乃是胡司派和波希米亚弟兄会的开路先锋。’胡司约翰被更正教会视为宗教改革的先锋并正统之士；更正教史家也将瓦勒度派与更正教主流思想之一的喀尔文主义视同姊妹；然而十三世纪的罗马天主教会，却将瓦勒度派信仰定为异端，极力排斥。与瓦勒度同时的方济，也主张并实践贫穷，罗马教廷则称他为教会圣人。由此可见，对于瓦勒度派的好恶，更正教会与罗马天主教之间，见解相差颇大。瓦勒度派原先所抱持的福音理想实在无可厚非，后来却被罗马教廷定为异端，甚至因着政治因素的牵连，遭遇强烈迫害和大屠杀。然而，他们在逼迫下仍得以幸存，并在改教运动兴起后，纳入新教的一部分。瓦勒度派的忠信、清心，他们对于圣经的坚守，以及对使徒教训的紧紧跟随，实为中世纪教会黑暗历史中的一线曙光，也是日后宗教改革的先驱。
亚尔比根派亚尔比根派，存在于主后一一四五至一二四四年间，又作迦他利派（Cathari）。因有许多迦他利信徒居住在法国亚尔比（Albi）而得此名。那是在法国南部的兰多克州，当地居民的风俗习惯，与北部相差甚大，与义大利很相似，并使用普洛凡斯语。他们与全欧洲的人不一样，不信奉罗马的基督教，而是另一种兴起于巴尔干半岛，较奇特的基督教。当时罗马天主教会萎靡腐败，招权纳贿，因此这种以纯朴无华为宗旨的基督教，很快的就在兰多克州流传起来。当地居民纷纷驱逐罗马教会的神职人员，夺取他们的修道院和教堂，改派自己的人接管。此派分布甚广，与罗马天主教敌对。他们认为真正的教会是永恒的，无须以高压手段来维持其存在。他们实行严谨的苦修主义，‘迦他利’一辞的意思，就是洁净，渴望以苦修来脱离灵魂之不洁。他们反对婚姻、生育、战争，拒绝接受十字架与圣礼，热心传扬福音，研读新约，且用方言翻译新约。因着亚尔比根教徒反对罗马天主教，所以被教皇宣告为异端邪说。直到教皇依诺森三世在位时，他不允许亚尔比根派在欧洲传布，于是首先发书给兰多克州势力最大的伯爵雷蒙，命他把领土内的亚尔比根教徒都驱逐出境。雷蒙不肯接受，还杀了教皇特使。这举动惹火了教皇，他便在一二○八年发布教令，号召各国组织十字军征讨异端。其实，逼迫始自主后一一四五年，有数名亚尔比根派信徒在科隆被烧死；而后几年教廷都曾明令公侯攻击亚尔比根派。教皇依诺森三世组织十字军，对付亚尔比根派，甚至宣布信奉异端为死罪。该次行动使法国南部遭到大肆蹂躏，达二十年之久。依诺森之后的继位者均持续执行对亚尔比根派的逼迫，并使宗教裁判所成为正式机构，继续执行此等消灭‘异端’之职务。宗教裁判所宗教裁判所（Inquisition）为教会历史中极黑暗的一页。罗马天主教以‘消灭异端为由’，于一二三三年正式成立了一个专门审判异端的教会法庭。在法庭中，被控异端者不准有律师，也不能得知原告的身分，一旦被控为异端，孩童、罪犯、或未经证实的传闻，均可当作正式证辞。被告在证实无辜前，都被视为有罪，当庭悔改者可由死刑改为终身监禁，凡为被告辩护者，均视为共犯。有些史学家发现，当时宗教裁判所采用的酷刑，就是那时期对一般罪犯所用的逼供手法。罗马天主教企图以武力的手段来薅集稗子，却残害了许多生命的麦子，杀死许多正直爱主的真信徒，宗教裁判所对异端的惩处，于西班牙达到颠峰。然而许多宗教裁判所的成员，自己本身并不是基督徒。而宗教裁判所中的受害者，却有许多是传福音的真基督徒，他们因着明白基督所传讲的福音，而开始拒绝错误的‘异端教导’，却被冠上‘异端’之名，受尽羞辱，至终为信仰殉道。十字军东征长久以来，欧洲基督徒向往到耶路撒冷等圣地朝拜。然而，随着土耳其人的兴起，让朝圣者的安全增加了顾虑，加上土耳其人对拜占庭所带来的无形压力，一○九五年，在东罗马帝国皇帝的请求下，教皇号召信徒组成十字军，企图从回教徒手中，收复基督徒往日所失去的领土。一○七四至一二七○年间，欧洲共出现了六次主要的十字军东征。十字军的呼召引起了热烈的回响，教皇信誓旦旦的表示，加入十字军不仅可以除罪消厄，死后还可以上天堂。然而，以收复圣地为由的十字军，却在攻占圣地耶路撒冷后，烧杀掳掠，使得罗马教廷威信大降，加上东征军队多为乌合之众，不仅使得欧洲动荡不安且资源耗尽。一二一二年，教廷甚至号召了一批由数千儿童所组成的儿童十字军，他们远渡到埃及的亚历山大港后，竟被商人当作奴隶出卖。十字军东征使得欧洲的社会结构彻底改变，并促进了东西方贸易与文化的交流。贵族的地位逐渐由新兴的商人及地主取代。纺织品、食物和香料的输入，刺激欧洲经济的发展，而十字军所带回的财富亦促进了货币的制造与流通，自由思想开始出现，加上已往一度失散的希腊文学及哲学文献，此时再被发现，对西方的教会造成很大冲击，亟需面对并因应这些新涌入的思想。总括来说，十字军的兴起，虽以夺回圣地耶路撒冷为由，但始终未达目标。然而，借着十字军的东征，为欧洲商业和经济带来革命性的影响，促进了东西文化交流，并刺激日后文艺复兴的兴起。教皇制度的衰落与宗教改革的先驱教皇制度的衰落十四世纪民族主义兴起，教廷与君王之间冲突日盛；教皇波尼法修八世（Boniface Ⅷ）与法王腓力（Phillip）因着税款与权力的问题，引发一连串争斗。在波尼法修八世、本笃十一世（Benedict ⅩI）两位教皇相继去世后，新任教皇革利免五世（Clement Ⅴ）便在受制于法国，与罗马动荡不安的情形下，于一三○九年，将教皇宝座迁到法国南部的亚威农（Avignon）。教皇宝座设于亚威农长达七十年，这段时期被称为‘被掳的巴比伦’时期。尽管在法王的支持下，亚威农的教皇成为西欧最有权力的人，但教廷本身的腐败并未改善，教皇成为政治的附庸。教皇权威亦因此大失，一蹶不振，而西方教会也因缺乏属灵领导而更加腐败。当时很多人对教会失去信心，最重要的原因，乃是教会本身的腐败。为了十字军东征，教会不负责任的以属灵的口号，鼓励人去参加，并且应许参军的人有天上的赏赐。因着教会滥用了她属灵的应许，结果便失去自己的信用。再者，为了东征庞大的费用支出，教廷必须广辟财源。一三○○年，教皇波尼法修八世宣布该年为禧年，信徒只要到罗马朝圣，便可勾销领洗后所犯之罪，并且宣布凡未能亲自前往罗马者，可以金钱代替，此言一出，立刻为教廷财库带入丰富进账。此后，举凡整修教堂，财务拮据，教廷便大肆发出纳捐赦罪的赎罪证明，形成了赎罪券制度。同时，神职人员之间买卖圣职，利用信徒迷信敛财的腐败事件也层出不穷。圣人的遗物、骨头、亚伦的杖、耶稣受审时走过的台阶，都成了信徒为自己或为在炼狱中的家人赎罪的凭藉。有句著名的话说，‘金银投入箱中叮当一响，灵魂立刻从炼狱中跳出来。’除此之外，中世纪罗马教廷的奢华与荒淫也令人难以想像，教皇宫廷几乎成了娼馆。甚至有教皇因被捉奸在床，而被情妇丈夫所杀。难怪教皇比约二世（PiusⅡ）曾说，‘罗马是惟一由私生子管理的城。’在这种灵性、道德衰落的情况下，仍有许多神忠心的仆人屡次企图改革教会。他们反对赎罪券的制度，主张回归圣经，在他们的努力之下，终于汇集成一股改革的巨潮，并在一五一七年，由路德马丁全面揭起此一改教运动。
文艺复兴时期萨沃那洛拉的改革文艺复兴（Renaissance）于一四○○年发源于义大利的翡冷翠（Florence，又作弗罗伦斯，即当时的Firenze）。文艺复兴一辞，法文原意为‘新生’，用以形容古希腊、罗马的文明，在艺术、文学、政治上的复兴。这个时代的主题是个人主义、世俗主义、理想主义；而社会重心也渐渐由封建制度下的王公贵族，转移到握有经济实权的商人和平民身上。此时期最重要的人物，莫过于翡冷翠的麦迪奇家族（Medici）。因着麦迪奇家族的统治，翡冷翠经济蓬勃发展，政治安定，因而成为文艺复兴的中心。此家族原为贵族，十三世纪借着银行与金融业起家，累积了可观的财富。十四世纪，此家族的经济与政治的影响力渐增，麦迪奇沙威特（Salvestro）成了翡冷翠城邦的首长。然而，一三八二年，沙威特因独裁残暴而遭驱逐；尔后麦迪奇乔凡尼（Giovanni）重振家业，使此家族成了全义大利，甚至全欧洲最富有的家族，并于一四二一年成为翡冷翠城邦的首长。其子柯西莫（Cosimo）因减轻平民的税务，赢得下层社会支持，却也因此引起政敌的不满，将其流放。当政敌消失之后，柯西莫虽不主动干预政局，麦迪奇家族却已成为掌控政权的惟一核心，柯西莫更被翡冷翠人敬称为‘国父’。十六世纪，麦迪奇家族提倡自由主义，尽管他们并不控制政府内任何官职，但仍以其财力和权势，操纵翡冷翠的政治。在其领导之下，翡冷翠的领土大为扩张，一五三○年，此家族将翡冷翠改为世袭王国，自任君主。族女麦迪奇凯萨琳（Catherine Medici）更嫁给法国王储亨利二世（Henry Ⅱ），当亨利二世去世后，成为法国实际主政者。除此之外，麦迪奇家族也产生两位文艺复兴时期的教皇，就是乔凡尼（Giovanni Angelo）和亚历山大（Alessandro）。文艺复兴名家米开朗基罗（Michelangelo）、拉斐尔（Raphael）、布拉曼德（Donato Bramante）等人，早年均接受过此家族的经济支持。原为道明会士的萨沃那洛拉（Girolamo Savonarola），一四八一年被派到翡冷翠圣马可修道院任职。在讲道时，萨氏经常抨击教皇和教会的腐败，揭露麦迪奇家族的残暴统治，反对富人骄奢淫逸，主张重整社会道德，提倡虔诚修行生活，他的言行颇得平民的拥护。一四九一年，萨氏出任圣马可修道院院长。一四九四年，法王查理八世（Charlie Ⅷ）入侵义大利，麦迪奇家族投降，萨沃那洛拉遂成为平民起义的精神领袖。他领导平民赶走麦迪奇家族，恢复共和体制，向往将翡冷翠改造成一个神权统治、虔敬简朴的城市。一四九七年，萨氏领导宗教改革，在市中心广场焚毁珠宝、衣服等华丽奢侈品，以及许多伤风败俗的书籍等；他禁止世俗音乐，推行圣歌，改革行政与税收制度，并谴责教皇亚历山大六世（Alexander Ⅵ）是‘撒但的代表’。同年，萨沃那洛拉遭教皇革除教籍。一四九八年四月，亚历山大六世与麦迪奇家族利用饥荒煽动群众攻击圣马可修道院。萨沃那洛拉被以分裂和异端狂想之罪名，在广场中心被处以绞刑，随后在广场上被焚烧。主后一四三八年，罗马天主教在翡冷翠召开第十七次大公会议，针对东、西方教会自一○五四年以来的分裂，进行修睦。此次会议的主题，乃是影响东、西方教会分裂的‘和子’（filioque）议题。此论最早可追溯至奥古斯丁，奥氏曾言：‘话是单从父神而生，圣灵主要也由父而出。我之所以加上这几个字，因为我们知道圣灵也是由子而出。’七世纪时，西方教会将‘和子’（filioque）一辞，加入奈西亚康士坦丁堡信经有关基督的信条中，成了‘我信圣灵…从父和子出来’。东方教会严重反对此事，他们认为‘和子’论是一种异端观点，为此双方争闹不休，遂成为日后教会分裂之导火线。除了‘和子’论点的辩论之外，此次大公会议也颁布了炼狱教义，以及其他关于教皇权力等声明。
中世纪改教运动的先锋－威克里夫约翰与胡司约翰政治背景十四世纪民族主义兴起，英、法、德等欧洲地区对罗马教廷长期辖控的不满加剧，君王与教廷之间的权力冲突日增。这样的政治背景，为当时一些不满天主教内部腐败情形的改革者，提供了良好的政治庇护。其中最著名的，就是英国的威克里夫约翰（John Wycliffe）。威克里夫毕业于牛津大学，是一位杰出的改革者，他高举圣经权柄，并将其翻译成英文，使广大的英语人民得以接触圣经。英王爱德华三世（Edward Ⅲ）之子约翰，为威氏的好友兼支持者，威氏亦支持其与教皇的产权之争。威氏反对教会敛财，并反对教皇干预政权。他认为真正的教会非肉眼可见，而是神所选召之人的组成；每位蒙召的信徒都是祭司，且都有读圣经之权利。他将拉丁文圣经译为英文，使福音与真理得以在英语世界广传。威氏的传讲对教廷带来极为不利的影响，因此，主后一三七七年，教皇曾五度下诏要逮捕威氏。然而在王子约翰及其他贵族的保护下，威氏始终无恙。威克里夫晚年，爆发了贵族与平民联手攻击教会的农民革命（一三七七至一三八一年）。教廷将所有的破坏和损失，归咎于‘威克里夫派’。然而，因着政治势力的保护，威克里夫在世时并未遭受逼迫。但在他过世之后，天主教以重振教会为由，将异端的罪名加诸威氏，不仅将其尸骨掘出焚烧，还大肆逼迫其跟从者。十五世纪初，一位深受威克里夫观点影响的学者－胡司约翰（John Huss），在波希米亚（今日的捷克境内）展开了另一波改革行动。一三四七年查理四世当选为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将布拉格定为主教辖区，并建立了中欧第一所大学－查理大学，使得欧洲学术思想大开。同时，天主教廷的腐败，加上波希米亚日耳曼人（德语）与捷克人（捷克语）的冲突，使得胡司约翰在波希米亚的改革格外引人瞩目。和威克里夫一样，胡司不仅将圣经翻译成为平民使用的捷克文，亦用捷克文传道，深受捷克人民的喜爱。胡司对教廷腐败的批评，引起天主教的强烈仇视。因此，天主教在镇压英国的威克里夫派后，立即转向波希米亚，继续镇压胡司派信徒。属灵方面的改革威克里夫与胡司对于‘信心’以及‘圣经’权威的确信，比路德马丁早了一百年。他们主张以圣经为独一的权威，以信心为得救的条件。这两个观点，衍生出后来的‘惟靠圣经’以及‘惟靠信心’论点，成为十六世纪宗教改革的主要内涵，也是主的恢复中真理的一项恢复。在教会观方面，威克里夫明确的表示教会并非人为的组织，乃是基督的身体、基督的新妇，由一切蒙拣选的信徒所组成。胡司痛批天主教的陋习，但并未提出更进一步的教会定义。他认为教会的元首乃是基督，并非教皇，新约乃是教会的律法。胡司的另一项改革，就是让平民在弥撒中领圣杯。长久以来，天主教的弥撒规定，只有圣品阶级可以领圣杯；平民只能吃饼，并不能喝杯，因为笨拙的平民可能会将‘基督的血’溢出。因此，‘杯的改革’成了胡司运动的一个重要特征。胡司运动的发展及影响因着民族意识的需要，胡司的改革得到了波希米亚国王的支持。一四○九年，教皇约翰二十三世（John XXⅢ）派人到捷克贩卖赎罪券；胡司大胆的在大学辩论会上，揭露了赎罪券的骗局，激起了天主教的仇恨。一四一一年胡司被教廷开除，然而他继续以文字和言论，攻击教皇和教廷的腐败行为，甚至斥责教皇是出卖主的‘犹大’。一四一四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西基斯门（Sigismund）为解决教会分裂、教皇纷争、以及异端等问题，特别示意教皇召开康士坦兹会议（Council of Constance）。当时的另外两位教皇为求安全，均仅派代表出席。胡司在皇帝允诺其安全，并发给人身保护文书后，应邀前往该会议。胡司在当地群众的欢呼下，抵达康士坦兹。然而，在会议中教皇不但不允许胡司发言，还将他逮捕下狱，不容许他为自己申辩。而会议的召集人，约翰二十三世自己，也因罪行众多，在该会议中被废黜。一四一五年，法庭宣判，胡司是传讲威克里夫和瓦勒度派的异端，应判处火刑。临刑前，胡司再次重申自己的信仰，并作了最后一次演讲。教廷为了怕胡司的尸体被人当作崇拜的圣物，将胡司的骨灰，连同火刑堆下的泥土，都撒入了莱茵河。当胡司被处死的消息传回布拉格后，捷克人群情激愤，怨恨教皇的暴行，以及皇帝的失信，整个国家陷入暴乱。这些因民族主义而起义的捷克人，分成两个不同的派别。贵族们主要是在布拉格，他们夺取了布拉格的管治权，拟定了‘布拉格四项条款’。条款中要求传道和接受圣礼的自由，并要求捷克宗教独立。另一派以农民和劳动者为主，从南方的塔波尔（Tabor）开始起义。一四一九年，农民革命爆发，贵族与平民联手成军，波希米亚国王惊吓而死。起义军的领袖是杰士卡（John Zizka），他采用‘战车堡垒’战术，多次打退敌人攻击。杰士卡死后，起义军继续战斗，曾攻至德国境内。在一片胜利声中，起义军内部分裂成了三派。第一派为主张妥协的贵族，他们因着取得城市管理权的目的已经达到，因此希望尽快结束战争。一四三三年，德意志封建与这些贵族在布拉格签署协定，根据这个协定，宗教会议承认捷克的平信徒可以领用圣杯，贵族亦可保有已经取得的财产。第二派为继续主战的塔波尔派，他们因着贵族的背叛，伤亡甚重，部分转往地下，继续进行民族主义的反抗运动。第三派既不采取武力抗争，也不与天主教妥协。他们宁愿效法瓦勒度派信徒的榜样，为信仰与见证受苦，他们开始独立聚集，成了波希米亚弟兄会（Bohemian Breth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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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路德马丁的改教运动十六世纪初期，欧洲的政治、经济及学术思想均力图思变，此一变动诚然酝酿改教运动生发的契机；而圣经权威的日益提高，与回归新约初期召会生活的渴望，于此时更是推波助澜，使欧洲遍处之改教运动风起云涌。路德马丁更力破当代宗教社会之无稽迷信，回归圣经纯正信仰，带给信徒及召会深远的冲击与影响力。路德马丁生平简述路德马丁（Martin Luther，一四八三至一五四六年）生于德意志萨克森（Saxony）的艾斯勒本（Eisleben），父亲原为一名矿工。路德年轻时看见乡民对宗教的迷信，使他印象深刻。路德曾在麦丁堡（Magdeburg）共同弟兄会的学校求学，后被送往埃森纳（Eisenach）修习高级拉丁文。一五○二年，路德从尔弗特（Erfurt）大学毕业，原本打算照着父亲的意思继续攻读法律，却因一连串突发的事件，改变了他的方向。一五○五年，他在行近史托顿轩（Stotternheim）时，险些被闪电击中，他在危急之余向父亲的守护圣人安妮（St. Anne）发愿，只要大难不死，就愿意成为一名修士。两周后，在父亲严厉的反对下，路德加入了当时修院团体中，最严谨清贫的奥古斯丁修道会。然而孩童时代的迷信，加上对炼狱的恐惧，路德的修道生活一直挣扎在苦修与赎罪之中，盼望得到神的赦免。一五一○至一五一一年间，路德探访罗马，企图从这个宗教的中心得着真正的平安，然而神职人员的奢华与腐败，让他更加失望。他返回德国后，在恩师施道比次（Johann von Staupitz）的介绍下，前往威登堡（Wittenberg）大学任教，并继续攻读神学博士。改教经过一五一二至一五一六年间，路德开始讲授诗篇、罗马书、加拉太书等圣经书卷。一日，他在房间里研读罗马书，神的话突然向他发出亮光：‘义人必因信得生。’（一18，和合本。）路德自述：‘从此，我觉得自己获得新生，…整本圣经以全新的面貌向我展开，我浏览圣经，到处都有类似的话语。’路德发现，人的得救并非倚靠行为，乃是借着信神的话，并信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一切。路德观点的来源，除了出自圣经本身外，也受到共同弟兄会和恩师施道比次的影响。他们的著作及教导，使路德从对神律法的外在恐惧，转到对其恩典的主观经历，而发展出了‘惟靠圣经’（sola scriptura）、‘惟靠信心’（sola fide）这两个宗教改革的主要观点。路德在威登堡选侯智者腓德烈（Frederick the Wise）的保护下，长期于此定居、讲学。一五一七年，路德与天主教的冲突爆发。为了反对帖次勒（Tetzel）在威登堡贩售赎罪券敛财的无耻行径，路德将《九十五条》钉在威登堡教堂的大门上，邀请各界在赎罪券的买卖、教皇赦罪的权柄、以及教会的宝库等三个议题上，进行公开的辩论。此举因着印刷术的便利，震撼了整个欧洲，教皇的权威与教会的财源，受到了严重的打击。一五一八年，路德与红衣主教迦耶坦（Cajetan）在奥格斯堡（Augsburg）进行会谈；次年，路德与厄克（Johann Eck）在来比锡（Leipzig）进行辩论；路德一再拒绝让步，只不断重申圣经的权威。一五二○年，路德积极投入文字工作，出版了《致德意志贵族公开书》、《教会被掳巴比伦》、《基督徒的自由》、以及上百本的德文小册。这些小册在欧洲受到广泛欢迎，激起了教皇的愤怒。教皇下诏要路德于六十日之内悔改，路德却将这分诏令公开烧毁。隔年一月，教廷正式颁谕，开除路德马丁的教籍。路德与天主教至此正式决裂。一五二一年，在教皇的催促下，新皇查理五世在沃木斯召开会议（Diet of Worms），要求路德出席说明。路德在皇帝和议会的面前重申圣经的权威。他说，‘除非是圣经或真理说服我－我不接纳教皇和议会的权威，因为他们常常自相矛盾－我的良心是神话语的俘虏。我不能，也不会改变任何信念。…这是我的立场，求神帮助我。’路德在返家的途中，被朋友以假绑架的方式掳走，藏在瓦特堡（Wartburg）的城堡里。会议结束后的一个月，皇帝立即宣布路德是冥顽不灵的异端分子，下令捉拿并禁止其刊物的发行。路德在瓦特堡健康不佳，将所有精力投注于写作上。九个月内，他写下了十二本书，并将整本新约圣经翻译成德文，使圣经对德国人民的生活产生重大的影响。然而在威登堡那里，路德的消失使得改革运动陷入了混乱。一五二一年，路德的同事迦勒斯大（Andreas Carlstadt）在城堡中举行圣餐，将告解和神父装束废除，把饼和酒分给平信徒，并领导政府没收教会财产，攻击会堂中的图像。同年底，慈韦考（Zwickau）的先知们来到威登堡，传讲末日信息，使情势更加混乱。一五二二年，路德在威登堡政府的邀请下，回来主持大局。因着路德的复出，迦勒斯大遭罢黜而离开，路德再度成为改革运动的领导核心。其同事墨兰顿（Philip Melanchthon），为一优秀的人文主义学者，始终忠于路德的改革，后成了其得力助手，承继了路德的改革精神。
喀尔文与瑞士法语邦的改教运动瑞士与日内瓦历史背景简述瑞士最早的历史，可追溯至主后一二九○年，由三个德语邦所组成的永恒联盟。由于瑞士的地理具有重要的战略及经济地位，因此附近的城邦纷纷加盟，以共抵外来侵略。十六世纪初，瑞士从原先位在阿尔卑斯山区的德语邦，向西扩展至法语区，共计有十三个邦郡。这些邦郡各自独立、自治，因此瑞士的改教运动与邻近法、德各国的方式截然不同。日内瓦位于瑞士的西南角，紧邻南法与北义大利。主后一五三三年，日内瓦脱离萨伏依（Savoy）王朝的统治，独立成为一个城邦国家。因着慈运理在瑞士的改教运动，造成了信奉传统天主教的邦郡，以及改教邦郡之间的紧张情势。日内瓦基于政治上的考量，在一五三六年宣布加入改教行列，是年，喀尔文约翰（John Calvin）也在法尔勒（William Farel）的邀请下，来到日内瓦，致力于福音派的改革。瑞士的宗教改革当路德马丁在德国地区进行改革时，另一个改教运动同一时期在瑞士发生。其中最著名的两位领袖为慈运理与喀尔文。慈运理生于瑞士，深受奥古斯丁作品的影响，并熟悉路德的著作。他赞同路德对于圣经权威以及信心的肯定，却在‘共在论’上与路德意见分歧。其主要的影响力在瑞士的德语区，以苏黎世为其中心。喀尔文一五○九年生于法国的诺扬（Noyon），曾于巴黎大学攻读神学。一五三六年，喀尔文到了日内瓦，开始他一系列有计划的改革，并完成了改革宗最完整的教义著作－《基督教要义》（Institutes of the Christian Religion）。从一五四一年至他离世的二十三年内，喀尔文以政教合一的方式，全面指导日内瓦的社会和宗教事务。不仅使日内瓦成了法国改革派的避难所，喀尔文主义也全面影响了法国、荷兰、和苏格兰等地的宗教改革。喀尔文的改教运动喀尔文原本并无意脱离罗马天主教。然而，他因着意外涉入好友柯布（Nicholas Cop）的改革运动而被通缉。此后，喀尔文自觉需与罗马天主教脱离关系，与改革人士同一阵线。一五三六年，二十六岁的喀尔文出版了一本极具影响力的神学著作《基督教要义》，清楚表明改革宗的信仰。该书出版后不久，喀尔文便应法尔勒之邀移居日内瓦。一五三七年，喀尔文向日内瓦议会进呈一系列鼓吹改革的文件，以期打造他心目中的理想社会。然而因着在圣餐实行上的争执，喀尔文和法尔勒遭议会驱逐出境。一五四○年的选举中，反对喀尔文的党派倒台，喀尔文重回日内瓦，根据之前所提出的条文基础，制定了教会法规（Ecclesiastical Ordinances），强制人民接受宗教教育。其次，他设立了宗教法庭（Consistory of pastors and elders），以十二位品行优良的长老组成，以创造一个合乎圣经教训的模范社会。然而，喀尔文在日内瓦的改革也不是毫无阻碍。一位西班牙的激进改教者塞尔维特（Michael Servetus），就时常反对喀尔文的教义。他发表了‘论三位一体教义的错误’，否认三位一体的教训。一五三三年，塞尔维特完成一部钜着《再思基督教要义》，全面驳斥喀尔文的《基督教要义》。在喀尔文的催迫下，塞尔维特被捕。日内瓦议会将他裁定为异端，下令将他烧死。虽然喀尔文代为求情，希望以较仁慈的方式处决，但塞尔维特至终还是于一五五三年，被缚在柱上烧死。处死塞尔维特的举动，给反对者一个大肆抨击的理由，也为喀尔文的一生蒙上污点。一五五○到一五六四年这段期间，喀尔文偏重于圣经释义的写作上，他对圣经熟识，以及对经文属灵意义的贯通，使其解经作品具有相当的价值。一五四九年，慈运理的信徒在布灵尔（Heinrich Bullinger，一五○四至一五七五年）的领导下，与喀尔文派联合。重浸派重浸派之起源当慈运理在瑞士推行改革时，遇到了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就是婴儿洗礼的问题。当时慈运理的两位同工－格列伯与曼斯，十分反对长期以来所实行的婴儿洗礼。他们认为，圣经中并没有婴儿洗礼的教训，一个人必须在心智成熟的情形下，自愿受浸，才能为他施行浸礼。他们向慈运理表达他们的意见，希望慈运理能够敦促议会，废除婴儿受洗的习惯。然而，议会中有许多议员，都是婴儿时期受洗的，一旦新令颁布，他们马上就会被逐出教会。在现实政治的考量之下，慈运理迟迟不敢行动，引起格列伯等人的不满。一五二五年，苏黎世议会举行关于婴儿洗礼的公开辩论。议会不仅决定保留婴儿洗礼，还通令所有的父母，都必须在婴儿出生八日内完成洗礼，否则就逐出教会。并且，格列伯与曼斯等人私下的研经聚会，也遭到议会勒令停止。命令公布当晚，格列伯与曼斯等人聚集在一起相讨对策。在祷告中，一位名叫布洛克（Blaurock）的弟兄受圣灵感动，跪在地上祷告，要求格列伯立即为他施浸。格列伯应允了，并正式为他施浸。由于他们施行成人浸礼，因此被外人称为‘重浸派’。‘重浸派’其实是当时的人们嘲讽他们的谑称，他们自己并不以此为名。事实上，他们并不认为自己是‘重浸’，因为婴儿洗礼并无效力，因此，成人的浸礼才是第一次的浸礼。他们自称为‘委身的一群’，主张回复到初期的教会模式，废除一切的图像，力求简单朴素。他们专心研读圣经，尤其新约，不关心所谓的信经与教会组织。他们反对路德和慈运理所主张的政教联合，也反对形式化的组织与圣品阶级。信徒和信徒之间，只有恩赐与职事的分别。教牧的责任是研读圣经、督责信徒、带领聚会、关心信徒属灵的状况等。在浸礼方面，惟有真心悔改，愿向主而活的人，才能受浸。在圣餐方面，他们认为擘饼是为了记念主的死，也是弟兄姊妹一起享受的爱筵。因此，他们多在家中擘饼，一面享受家的温馨，一面避免仪式所带来的迷信。此外，他们相信基督的再来，重视基督的托付，格外积极传扬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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浸派所受之逼迫因着十六世纪政教合一的情形十分普遍，因此，许多执政者与宗教领袖，都对这班反对教会与政治联合的重浸派信徒十分敌视。他们迅速成为天主教与新教的共同敌人，被视为一班反传统、反秩序的异端。一五二五年，格列伯、曼斯、以及其他二十位重浸派的信徒遭到逮捕。格列伯侥幸从狱中逃脱，后却因瘟疫而死亡。曼斯则在主后一五二七年，被推入利马河（River Limmat）淹死。布洛克逃出了苏黎世后，四处传道，后来也在一五二九年被天主教逮捕，处以火刑。一五二四至一五二五年，德国地区爆发农民革命，许多人将矛头指向重浸派。慈运理派、路德派、喀尔文派、以及天主教，联手起来欲将重浸派从欧洲大陆完全铲除。重浸派信徒遭受各样残忍的逼迫：监禁、罚款、淹毙、烧死、折磨…等，只要是当日一切违犯‘政府教会’的罪，如：不缴纳什一捐献、不聚会、不参加家庭查经、不肯传道等，都加在重浸派信徒的身上。一五二九年，在施派尔（Speyer）会议中，天主教与路德派达成共识，同意处死神圣罗马帝国境内一切的重浸派信徒。短短数年内，数千位重浸派信徒，在世俗政权与教会联手的逼迫之下殉难。重浸派之发展与影响十六世纪的重浸派，几乎遭到当时整个欧洲政治、以及基督教主流－慈运理、路德、喀尔文各派的一致声伐。除了政教联合、婴儿洗礼等争议外，还有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少数重浸派信徒，落入了改革的极端。因着这些少数激进分子所造成的社会事件，使得重浸派在历史上蒙受了异端之名。这些激进的人和团体有引起农民革命的闵次尔（Thomas Munzer）、慈韦考（Zwickau）的先知们、贺夫曼千禧年派（Hoffmannites）、以及马提（Jan Matthys）的闵斯特王国等。闵次尔醉心于社会运动，宣称自己有圣灵引领，企图建立一个神治团体。他煽动暴乱、驱赶新教与天主教徒、破坏教会财物，令欧洲人对重浸派留下了极恶劣的印象。贺夫曼原为路德派信徒，因着不同意路德派的圣餐教义，被逐往丹麦。然而他却转往法国，加入重浸派行列，并开始提倡他的末世思想。他相信自己是神所拣选的领袖，一切反对他的人都会灭亡，并预言基督会在一五三三年降临斯特拉斯堡。贺夫曼的忠心信徒马提，曾自称先知以诺。一五三三年，贺夫曼的预言并没有实现，马提非但不以为意，还宣布贺夫曼预言错误，真正的新耶路撒冷，不在斯特拉斯堡，而是在荷兰的闵斯特。马提率众以武力攻取闵斯特，企图建立一个圣徒王国，却遭到路德与天主教的反制。闵斯特事件使得重浸派在政府、社会、道德、及宗教各方面，均留下了恶名。上述这些激进人士，并不能代表所有的重浸派信徒。大部分的重浸派信徒，仍持守早期的改革精神，这些能够真正代表重浸派的团体为：瑞士弟兄会（Swiss Brethren）、摩尔维亚的胡特尔弟兄会（Hutterites）、以及门诺会（Mennonites）与阿米许派（Amish）。瑞士弟兄会，乃是指那一班在苏黎世跟随格列伯与曼斯的人。他们是最早的重浸派，主张成人浸礼与简朴圣餐，承继了此派真正原有的改革的精神。胡特尔（Jakob Hutter）在奥士柏斯（Auspitz）建立了一个名叫布德霍非（Bruderhofe）的小社区，实行凡物公用。后来有许多重浸派信徒，纷纷来此躲避逼迫，在摩尔维亚建立了许多‘弟兄之家’，因此被称为‘摩尔维亚的胡特尔弟兄会’。胡特尔于一五三六年，被缚在柱上烧死而殉道。另一个重浸派的分支为门诺会。门诺（Menno Simons）原为一个天主教神父，一五三○年脱离罗马天主教，后加入重浸派，主要活动范围在荷兰、德国北部一带。门诺的观点与瑞士弟兄会类似，反对婴儿洗礼，以及教会参与政治事务。他们不服兵役，拒绝宣誓，也不任职于政府部门。十六世纪末，门诺会发生严重的分裂，保守的阿曼（Jakob Amman）与其跟随者，自成一个极为严谨的教派，称为阿米许派。他们衣着一致，不修剪胡须，遗世而独居。即使是现在的阿米许派信徒，都还维持着中世纪农庄的生活方式，不使用任何电器用品，不照相，并且以马车代替汽车。他们持守敬虔的外衣，却失去了属灵的实际。十六世纪的重浸派，遭受许多的逼迫，却为欧洲基督教，如后来的英国独立教会、浸信会、贵格会等，留下不可磨灭的影响。
德国地区改教后的发展施派尔会议与奥格斯堡会议在沃木斯会议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颁布谕令，判定路德马丁为异端，并取缔其一切著作。但因外战频仍，此谕令一直没有彻底执行。德国南部诸王公效忠于帝国和天主教，北部王公们却支持路德。在改教人士与王侯们的力促下，第一次施派尔会议（Diet of Speyer）于主后一五二六年召开，决定在正式的大公会议召开前，王侯们可以自行决定信仰方式，并以信用向神和皇帝负责，因而暂时冻结了处分路德的沃木斯谕令。一五二九年，施派尔会议二度召开，在查理五世的支持下，支持天主教的王侯们坚决贯彻沃木斯谕令，并拟将改革派的区域天主教化。路德派人士对此提出严正抗议，抗议宗 （Protestant，或译为更正教 ）一辞即由此而来。一五三○年，查理五世在击退犯境的鄂图曼土耳其大军后，重新审视帝国内的宗教问题，于奥格斯堡召开会议（Diet of Augsburg），邀请天主教与路德派双方在会议中陈明信仰。由于不法的身分所限，路德委派了墨兰顿代表出席。墨兰顿在会议上发表了著名的《奥格斯堡信条》（Augsburg Confession），不仅为宗教改革的重要文献，也成了日后路德派的标准信仰声明。罗马天主教方面则立即发表了《反驳书》驳斥其说法，并要求查理五世予以取缔。谈判乃再告破裂。支持路德的王侯惟恐查理五世以军事行动进行镇压，于一五三一年二月组织‘施马加登防卫联盟’（Schmalkaldic League）。此时鄂图曼大军再度犯境，双方休战结盟，共御外敌。日后虽又召开几次协商会议，却始终徒劳无功。同时期其他改革者第二次施派尔会议结束之后，黑森（Hessen）亲王腓力（Landgraf Philip）为整合日耳曼与瑞士地区的改教势力，遂邀请路德、慈运理、以及其他多位改革者于马尔堡（Marburg）协商。然因圣餐教义观点之分歧，至终无法达成黑森亲王的合一目标。当时出席者还有兰伯特（Francois Lambert），为黑森亲王好友，在法国、德国、瑞士一带进行改革，曾草拟一分教会改革蓝图，主张教会应由会众自治，避免政治势力的介入，却因路德介入而告吹。路德认为，当时的改革派正与天主教对峙，亟需贵族支持，谈民意言之过早。为笼络贵族势力，路德倾向由政权来决定教会的圣职、圣礼事宜。同时期有一位改革者，既不同流于罗马天主教，又不附从路德派或重浸派，就是西利西亚（Silesia）的贵族士文克斐尔（Kaspar von Schwenckfeld，一四八九至一五六一年）。士文克斐尔热爱研读圣经，认为‘整本圣经的总和，就是基督’，并建议在遇到疑难经文时，要‘以连同上下文一起研究，以经解经’。在教会方面，他主张以新约初期的教会为模型，教会应是在各地出现，以基督为元首，让圣灵掌权，活出基督身体的实际。对于受浸，他清楚‘信而受浸’乃一体之两面，必须一致；但是他也没有加入重浸派。因着士文克斐尔在圣餐的教义上与路德的观点有所分歧，加上其根据圣经所建立的教会日益兴旺，引起了路德派和当局的抨击与迫害，使他四处流浪三十年之久。他所建立的团体不敢承认是教会，恐怕因此被归类为某派，失去服事更多爱主之信徒的机会。他们也暂停施浸和擘饼，祈求并等候圣灵的浇灌，使教会能合一；至于他们的职责，就是领人归主，以真理和生命供应有心者，盼望将来的荣耀。农民革命中世纪的农民，因长期饱受贵族与教会剥削，经常抗议与作乱。路德的改教，支持者大多是农民，不少人是借以达到社会革命的目的，要求废弃压迫农民的政治与宗教制度。路德的神学强调信心与自由，更被农民借用作社会运动的基础。一五二四年六月，由于德国南部公侯逼迫路德派，导致农民陆续起来暴动；翌年更蔓延至瑞士及德国各地，低阶人士闻风而从者三十万。接着革命团体出版《十二条款》（Twelve Articles of the Peasantry），以路德‘信徒皆祭司’的观点为由，要求免除劳役和什一税，进行政治改革；又以路德痛斥修道主义为借口而洗劫修院，充公财物。农民暴动的领导人闵次尔，原为神父，经路德的劝导与援助成为福音传道人，颇受路德器重。但他的思想喜趋极端，渐与路德抵触，终成为反对路德者。他认为路德推翻教皇权威，以圣经为权威，不过走了一半，他却要再走一半，就是纵无圣经之助，人亦可直接从神接受圣灵，借异梦或异象得到‘内心之道’（Inner Word）和‘内心的光’（Inner Light），而获得启示；同时借着受圣灵浇灌，加入被预定的团体，从世界分别出来。他引用启示录说，可用武力消除不信者，建立神权统治，将神的国度带到地上。这种神秘的属灵主义，便这样开始在更正教中产生影响，并且鼓动农民，使暴动更增加浓厚的宗教色彩。路德起初对农民表示同情，他曾说，‘我是农民的儿子，我的父亲、祖父、先祖们都是真正的农民，’并以自己的出身为荣。在暴动初期，他写了《和平的谏言：对斯华比亚十二条款的答覆》，称农民为‘亲爱的弟兄’和‘朋友’，责备不合理的领主；但他也坚称，基督徒没有权利诉诸自然权力（natural right）而得到公义，劝戒农民该尊重政府。但农民却回应以更严重的暴乱，越趋残虐，以致杀人放火，无所不用其极。由于信仰主张不同，加上对于改革见解的歧异，路德的怒气在闵次尔于慕哈森（Mulhausen）率人奉神的名屠杀镇压者，并威胁到威登堡时爆发。震惊之余，路德立即写下《反对农民的集体抢掠与屠杀》，列举农民抢夺、杀人、并假借福音之名行事等三大罪状，应当严惩，各王侯亦应尽所能制止暴乱。王侯们根据路德的‘劝告’大施屠戮，估计有十万农民遭戮，重伤者不计其数，闵次尔亦被斩杀。路德在得知贵族的凶残，十分痛心，认为是自己‘击杀了这一切农民，…他们的血要归到我头上’。农民革命犹如一场梦魇，使路德与农民间产生极大的隔阂。本来农民是路德改教的忠实支持者，农民们也认为路德会了解、同情、并帮助他们；然而路德所关切的并非物质、社会方面的革新，而是宗教、神学上的改良。路德认为，社会总是腐败的，从来不能拯救人，也不会因着有一个好的社会就会使人变得更好；所以基督在世上，最终受到的是苦难；人要得救的方法，就是从社会中被拯救出来。农民革命的结果，使路德与农民从此相互失去了信心。由于暴动期间，农民以自由、平等为口号进行暴乱，使福音受到扭曲，路德就引用罗马十四章及提前二章神圣权力的教训，企图借俗世权威之手，建立一个和平、有序的社会，俾有利于福音的宣传。而各王侯政权也利用路德的言论，加强中央集权。农民革命后，德国地区，北部属路德派，南部归到天主教。贵族或地主阶级，惟恐再度有暴乱，情愿王侯加强中央权力，并支持路德，促成德国国教的成形。
天主教内部的改革早在路德改教前，天主教内部便出现了许多振兴灵性的声音，如《效法基督》的作者肯培多马（Thomas Kempis），如人文主义学者伊拉斯谟斯（Erasmus）等，主张回到圣经及早期教父的教训。在路德钉上九十五条的同年，‘圣爱会’（Oratory of Divine Love）在罗马成立，以后许多强调互助、善行的组织和修会纷纷成立，巡回的修士在城乡里推动奋兴，阅读祷告和灵修作品，无意批判教义，只盼望在生命方面带来复兴。这段时期成立的修会中，最具影响力的为耶稣会（Society of Jesus），创办人罗耀拉（Ignatius Loyola），原为西班牙军人，一五二一年因重伤退役。康复期间阅读有关基督生平及早期圣徒书籍，深受感动，乃立誓成为耶稣精兵，严守纪律，顺从基督。以后他一路求学、旅行、著作，于一五二八年入巴黎大学进修神学。希奇的是，在同一时期，喀尔文亦就读该校，但无迹象显示两人相遇过，日后两人也走了不同的方向。一五三三年，喀尔文参与改教运动；一五三四年，罗耀拉和室友方济及五位伙伴共同起誓，要过贫穷、慈惠、宣教的生活，并完全效忠教皇。一五四○年，教皇同意耶稣会正式成立，由罗耀拉制定并修改规例。耶稣会有三项主要任务：对抗新教、提供高品质的教育、推动宣教工作。对于耶稣会教士，神在地上的国度集中于罗马教会，以教皇为代表，所有离开教廷组织或教义者皆为异端。他们在义大利、西班牙、葡萄牙迅速扩展，并在宗教裁判所的支持下，四处攻击更正教徒，又将天主教传播到美洲、非洲、亚洲等地。明朝来华的利玛窦、汤若望等即为耶稣会的传教士。因着更正派的威胁，天主教中下层教士及学术界，兴起召开大公会议研拟改革的呼声。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即位后，亟思改革教会。起初他希望借路德达到目的，但路德太过激进。一五二一年教皇利奥十世突然亡故，在查理五世的压力下，教廷选出曾担任他导师的哈得良（Hadrian）继任。哈得良相当虔诚，也曾参与许多改革活动，包括圣经研究、神职教育、改进讲道方式等；继任后他规画了一连串裁员、节流的改革措施，同时天天主持弥撒。但他轻看了路德的改教，以致在位二十个月后，便心力交瘁而死。他的墓碑上写着：‘他一生最大的不幸是被选立为教皇。’保罗三世于一五三四年就任教皇。在世俗的压力下，他采取了具体改革的方向与作为，严厉对付教士的不良素行，同意耶稣会的成立，又任命几位杰出的致力改革人士为枢机。为了抗衡反对的枢机们，他催促查理五世及法国国王法兰西斯一世协助他召开大公会议；终于在一五四五年开始了天特大会（Council of Trent）。会议长达十八年，一共召开二十五次，为天主教历史上的重要转捩点，影响了往后四百年天主教的组织与教义。会议中详细讨论引起争论的教义，并拒绝一切更正派观点，重申传统与教皇的权威，反对圣餐‘变质论’以外的一切立场，强调圣礼的功效，重新肯定炼狱与善功的观念。会议并决定以《武加大》译本圣经作为天主教的标准译本，宣布罗马天主教会是圣经的诠译者。天特会议不仅确定了天主教的教义，也针对神职人员的纪律进行改革，许多教廷弊政逐一扫除，为中世纪后的罗马天主教稍微带来一丝振兴的气象。但是由于改教人士的缺席，同时教会的本质不但未改，反而更高举、肯定其错误的体系，所以又被称为‘反改教运动’（Counter-Reformation）。路德宗的形成路德鉴于天主教的压迫，与俗世政权妥协，采取授与圣职仪式。一五三六年十二月，路德苦心构思出一篇信经，于翌年二月被批准，名为施马加登条款（Schmalkald Articles）。路德去世后，跟从者在神学观点上出现了分歧。路德的助手墨兰顿性情温和，一面主张与罗马天主教和解，另一面又有几分欣赏喀尔文派的教义。为了与天主教妥协，墨兰顿与德国主教草拟一分《来比锡临时和约》，约中坚持路德派的基本教义，却同时保留天主教的部分传统。这引起一些忠于路德的信徒十分不满，称墨兰顿与其跟随者为‘腓力派’（墨兰顿全名为腓力墨兰顿），称自己方为‘正统路德宗’。双方一直争执到奥格斯堡信条五十周年后，一五七七年的《协和信条》（Formula of Concord），才暂时止息，获得多数路德派的认同。然与奥格斯堡信条相比，协和信条不仅僵化、缺乏活力，且极富经院哲学意味；而信义宗高等神学亦由此发轫。一六二二年，耶拿大学的格哈德（Johann Gerhard）发表了《神学大全》，为路德派（信义宗）典型的经院哲学派全理性神学。路德宗的发展‘施马加登’同盟成立时，不仅包括德国北部，亦有南部一些大城加入。以后查理五世与法国和鄂图曼开战，无暇干涉路德宗的发展；慈运理等人战死，更使德国南部转而支持路德宗。按一五四六年的统计，似乎德国地区有十分之九属路德宗；超过三分之二的奥地利人为其教徒。包括波希米亚、摩尔维亚、波兰大部分皆属更正派，亦散播往周围诸国。但此刻路德宗亦遭遇最艰苦的时期。查理五世于一五四四年与法国订立和平条约，双方同意在境内扫除更正教；隔年十月又与鄂图曼订立停战协定；十二月天特会议召开，路德宗决定不派代表，使皇帝和教皇得到武力攻击的口实。一五四六年二月十八日凌晨，路德病逝于出生地，葬于威登堡教堂中的讲坛右侧。不久教皇发动‘十字军’，凡加入者皆获大赦，又以赀财援助查理五世。翌年‘施马加登’同盟大败，萨克森选侯腓德烈及黑森亲王腓力皆被囚，改教运动的熊熊圣火几成死灰。由于教皇和查理五世之间的纠结，各自为政，互相忌惮对方势力，以致成为水火。一五五二年，查理五世再度与鄂图曼、法国交战；新任萨克森公爵阵前倒戈，威胁查理五世缔结和平条约，规定恢复一五四五年的宗教情势。三年后，奥格斯堡会议召开，路德宗的改教运动获得天主教承认，确立‘谁的地区，谁的宗教’，各王公得择一信仰，少数意见离异者可移居他处；但却排除了慈运理、喀尔文派、和其他所谓过激主义，且不包括尼德兰地区（今荷兰）和德国境内的天主教会。
三十年战争十六世纪的欧洲，因着宗教版图的重整，爆发了多次的战争。归其原因，主要是一开始天主教即采用诉诸武力的方式镇压，以巩固其教权；这迫使改革者揭竿而抗之。在奥格斯堡和平条约后，天主教随即将矛头指向其他更正派，无论是当时最强大的西班牙、仍属天主教信仰的法国、欲恢复天主教信仰的英国，皆在其辖区掀起大规模的逼迫；如西班牙统治下的荷兰，有数以万计的人成为‘宗教裁判所’的受害者，英国的玛丽女王也获得‘血腥玛丽’的称号。这些争战最后几乎都是更正教获胜。如一五九八年，法王亨利四世为得王位，由更正派信仰改为天主教，却颁布《南特诏书》（Edict of Nantes）容许宗教自由，并给与更正派政治权利。一五五八年伊莉莎白一世继任英王，对宗教采取温和政策。一五八一年，荷兰共和国向西班牙宣布独立，喀尔文派成为官方宗教。虽然如此，并未结束宗教纷争。在日耳曼地区，天主教及喀尔文派皆不满意奥格斯堡的协定。耶稣会要求取回落入更正派手中的产业；日渐强大的喀尔文派不满自己仍被视为违法宗教；加上世俗王侯间的政治恩怨，最后终于引发了一场看似无关紧要且无意义的大战，即一六一八至一六四八的‘三十年战争’。战争分为四个阶段，从波希米亚、摩尔维亚（今捷克）延至奥地利，扩及欧洲大部分地区，牵连甚广，摧残极烈。就中欧地区而言，人口锐减三分之二，举目所见田野荒芜，工商摧毁殆尽，凄凉之景持续近一世纪。战火结束于一六四八年签订的西发里亚和约（Peace of Westphalia），厘定国土边界，重申‘谁的地区，谁的宗教’原则，把更正教各派包括在内，并且王侯不得改变其信仰，天主教不得干涉各邦的宗教事务。于是更正教得以与天主教分庭抗礼，获得日耳曼地区的支持；双方在那地的地理界限，迄今亦无太大变迁。北欧地区的改教运动丹麦、挪威、瑞典于一三九七年签约，成立联合王国，主由丹麦管辖；路德改教时，丹麦国王也想凭自己的权威，建立归他管辖的教会体系。所以在瑞典，他借口护卫天主教，扑灭瑞典爱国政党，导致一五二一年瑞典独立成功，并于一五二三年十一月拒绝批准教廷主教的选举，拒缴教会税，与天主教决裂，加入更正教；一五三一年选出第一位更正派的大主教。对于挪威，丹麦王赞助改教运动，却又处处干涉，终于一五二三年遭流放。被选继任之丹麦王，被选条件为必须拥护贵族权，并禁止更正教‘传播异端’。他巧妙的挑起贵族嫉妒有势力的大主教，并渴望自己能得到一些天主教的产业，来支持自己的改教政策。一般平民因厌恶天主教的恶例，如滥卖赎罪券等，也赞成国王的措施。一五二七年，国王下令主教职位应由国王委任，承认信义宗与天主教地位相同。一五三二年，丹麦获准加入施马加登同盟，正式接受信义宗的信仰。挪威因与丹麦联合，受其影响，接受信义宗信仰。辖管的冰岛，由于两位主教当中一位的继子受教于路德，返乡后于一五四○年继任主教，立即发起改教运动，刊行冰岛文的新约圣经译本。一五五四年，冰岛定信义宗为国教。瑞典改教源于两位曾在威登堡大学受教的学者，返国后大力倡导信义宗。一五二一年独立运动的领导者古斯塔夫（Gustavus Vasa）曾受教于二人，当选国王后经济困难，乃借改教运动没收天主教财产，削弱大主教的权势。一五二六年出版瑞典文的新约圣经译本。翌年国会决议，国王是瑞典教会最高领袖，接受信义宗信仰。此运动迅即传入芬兰，于是整个北欧成为信义宗的天下。在三十年战争中，最初丹麦参与更正教派。一六二九年更正派大败，天主教颁布归还谕，强迫全欧洲回复到天主教制度中。一六三○年瑞典王‘北方雄狮’阿道夫古斯塔夫（Gustavus Adolphus）为免瑞典沦为天主教下一个目标，先一步为保卫更正教率军登陆德国地区，隔年大败天主教同盟军，长驱直入莱茵河。又次年，与天主教名将华伦斯坦（Wallenstein）会战于来比锡附近的卢茨（Lutzen），因浓雾与部队主力隔离，力战而死，但是更正教却获大胜。法国此时虽信奉天主教，眼见哈布士堡王朝（Habsburg）势力不断膨胀，先经援瑞典，后派兵参战，至终和瑞典同为战胜国。瑞典国势骤强，使波罗的海成为其内湖。更正教经此一战，终于完全确立了其宗教版图。十七世纪的敬虔运动三十年战争后，德国地区正式成为更正教的区域，但是教会也逐渐形成国教，脱不开政府的干涉与安排；神职人员形同公职，造成灵性上的普遍低落。此外，路德重视个人与神的主观经历，逐渐被墨兰顿条理式的信仰所取代，发展成经院哲学般的信义宗主义；名义上根据圣经，实际上却是一种刻版、僵化的教理解释。因此不过短短一百年，信义会就从原先注重与神相交的主观信心中，再度落入了死沉的道理与仪式。只要谨守洗礼，领受圣礼，遵守规章，定时礼拜、听道，就称得上是一位好信徒。于是激起一些改革者追求更深、更有意义的基督徒生活。注重生命经历的敬虔运动，便在十七世纪的欧洲普遍展开。由于追求敬虔生活，因而被称为‘敬虔派’（The Pietists）。这班信徒并未推翻或脱离信义会，而是将路德所主张的‘理想’一一实行出来。他们常在家中聚集，几家聚在一起读经、祷告。聚会并非一人讲、众人听，乃是在‘人人皆祭司’的原则下，共同分享。他们认为读经不重在知识，乃重在生命与喂养；圣经必须应用于实际的生活中，以活出圣洁、道德的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