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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烧航海图
　　　　火烧航海图
　　　　郑和下西洋是几乎所有上过学的人都知道的历史事件，然而，在明代对于这件事情的功过则存在非常大的争议。至少在四百来年的历史评价上，官方以及当时的知识分子主体上是对郑和持批评意见的。
　　　　话说1477年，宪宗皇帝希望重新下西洋，因此便命内廷宦官传令兵部，要求将当年郑和的航海图等资料取来。这个消息一出，可急坏了一人。此人就是车驾郎中刘大夏。
　　　　刘大夏暗自沉吟：三宝太监是一位好人，据说此公刚正廉洁，对国家忠心耿耿，对皇上的忠诚日月可鉴。但他好大喜功地下西洋，劳民伤财，下西洋使上万将士为之殒命。运回来的东西呢，都是一些奢侈品，对百姓生活没有任何好处。唉，我该怎么办？如果当今皇上也好大喜功，这可如何是好？
　　　　沉思良久之后，刘大夏用拳头狠狠地捶打着桌面，“罢罢罢，我决不能让皇上得到航海图。”想到此处，刘大夏来到了档案库。因为他身居车驾郎中又主管档案，所以，很快就找到了航海图。趁人不备，他把航海图藏到了身上。之后，回到了兵部大堂。兵部尚书项忠接到圣旨也急忙去档案库寻找，结果当然是不见踪影。
　　　　宪宗皇帝见航海图找不到了只能作罢。后世的一些官员、知识分子根据这个历史事件进行了演绎，传出了刘大夏火烧航海图的故事。
　　　　因为刘大夏“烧”了郑和的航海图，近几年对刘的批评在网络上甚至到了人身攻击的地步。其实，仔细看看刘大夏的生平，我们可以心平气和一些。刘大夏是一个好官，在今天看来属于典型的思想守旧，好人办坏事儿。作为后人心平气和地对其评价是应当的，而且照某些人所说的，如果郑和继续下去，那将……其实，这纯属臆测。就算郑和发现了美洲又能怎样？结果还是一样，中国仍然不会有“欧式地理大发现”。为了给刘大夏这位明代的治世能臣一个诉说的机会，我们不妨简单介绍一下刘大夏这个人的简历。
　　　　刘大夏是湖南华容人，与王恕、马文升合称“弘治三君子”。其实，刘大夏是否烧了航海图难以证明，但藏匿起来确属无疑。因为，早在1465年（成化元年）越南（安南）入侵老挝，宦官汪直便建议趁机攻击越南。宣宗立刻要求兵部交出永乐年间征战安南时的地图，兵部职方司主事刘大夏便将图册藏了起来，结果致使管理图册的官员遭到毒打。刘大夏对兵部尚书余子俊说：“打死一个小吏不过是一条命罢了，如果安南战事一开，死的人可就不止是千人万人了！”
　　　　刘大夏一生最值得大书特书的就是，弘治六年（1493年）黄河决口，作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的刘大夏前往山东、河南治水，经过两年的奋战，两省水患终于解除。三年之后，刘大夏积劳成疾回到了湖南。在乡间他将俸禄都周济给了本地百姓，人称“东山先生”。
　　　　刘大夏居官四十多年，为官清廉，其子孙后代皆非常清廉。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刘大夏为人非常和善，即使祖田被人霸占都不言不语、息事宁人。正德元年（1506年）三月，刘大夏见明武帝昏庸无比，连续上疏请求归隐。两年后因为受宦官刘开诬陷，刘大夏被捕入狱。幸好，三个月后刘瑾被杀。正德十一年五月，81岁的刘大夏病逝。
　　　　由此可见，即使刘大夏真的烧了航海图，诸位后人也没必要对其进行人格侮辱和丑化。而且，还有一些观点认为：刘大夏只是藏起了航海图，等事情平息后又放回了原处。航海图最终被销毁的原因，一是明朝灭亡档案丢失；二是清朝为了禁海，乾隆皇帝下令烧了航海图。至于航海图被谁烧的，我们实在没有铁定的证据。
　　　　就算郑和航海图没有被烧、被藏，明帝国仍然无法实现“欧式地理大发现”。首先，正德皇帝寻找航海图去海外的目的，还不如永乐皇帝宏大、富有战略眼光。他最主要的目的不是为了经济，而仅仅是显示自己的治国能力而已。其次，郑和下西洋的历史意义不在于有些人认为的那样：扩大海外贸易，从而让中国尽早进入资本主义，避免明代灭亡的命运，甚至不会出现晚清之后的民族大耻辱。郑和下西洋的历史意义在于：“中式地理大发现”所蕴涵的和平理念，与“欧式地理大发现”的血腥的对比是那么的强烈。
　　　　中国人不会实现欧式地理大发现
　　　　杀死麦哲伦的民族英雄
　　　　日（也有的说是4月21日），带着六十多名侵略军士兵登上今天菲律宾马克坦岛的一位白人――老麦，没有想到自己作为一名高傲的贵族，并以杀死“异教徒”让世界上所有人都皈依为他所信仰的宗教为己任的人，这一天成为他的末日。
　　　　“酋长，你们应该懂得你们的信仰是邪教，应该归信我们！”“胡说，你是谁！”“我是来拯救你们的使者，我们将把你们从黑暗中拯救出来！”“不用，我们一直都生活在光明之中。”“这么说，你们是不想了。那我将强迫你们信仰！否则，你们就将被视为异教徒，将被彻底消灭!”“我们从来不怕威胁，为了自己的信仰可以失去生命！”
　　　　“开火！”老麦大叫一声，躲到了一边。在他身后的六十多名士兵开了火。顷刻间，数名当地土著居民被枪杀。那位酋长飞身跃起，一手抓住树枝，从侍卫手中接过了大刀，厉声说道：“杀死他们！”说罢直扑老麦。标枪呼啸而至，侵略者相继倒下。老麦这时站起身，拔出了身上的佩剑，左手叉腰，他想用优美的欧洲击剑动作来迎战眼前这个高大的皮肤黝黑的“土老帽”。
　　　　在他的心中，他是高傲的贵族，而对面的人却是一个不懂得进化的“蠢人”，他认为他的剑可以刺穿对方的胸膛。然而，他错了。当他的剑刺向对方胸膛的时候，那人健壮的身躯非常轻松地躲开了。左手的盾牌当的一声挡住剑，右手的刀猛然砍向了老麦。老麦吓得缩颈藏头，还未等他明白过来，壮汉的脚已经踹在了他的脸上。正当他想站稳脚跟并举剑刺去的时候，他的胸口一阵剧痛，壮汉的刀尖已经刺进了他的胸膛。
　　　　老麦的身子慢慢倒下，他没有想到自己41年的人生，竟然会结束在异国他乡。
　　　　这个人死后，有人说他是位伟大的人，有人说他是恶魔；有人说他是对物质进步、科学进步、历史进步产生巨大推动力的人，有的人却说他是给当时乃至四个世纪的当地人带去无穷痛苦的侵略者。他就这样被杀死了！有的人为此沉痛悼念，并形容为惨死、牺牲；有的人却为之欢呼，有的人将杀死他的拉普拉普视为民族英雄乃至亚洲的英雄，因为他是第一个杀死殖民领袖的亚洲人。
　　　　非常不幸的是，我的道德观将会让我形容那个时刻的词汇不是“伟大的航海家在不甘中慢慢死去”，而是“当拉普拉普那正义的刀刺进了侵略者麦哲伦的胸膛时，当罪恶的血液喷溅而出时，正义的时刻终于来临。一切爱好和平的人都应该欢呼个伟大时刻的来临！”
　　　　在一本《最遥远的航行》的书中记载了麦哲伦被杀死的经过，比我描述的要血腥。他首先被人用长矛刺中拿剑的右臂。之后，侵略军用盾牌围住他想杀出重围，这时一位勇士挥刀上前一阵猛打猛杀，最终砍伤了麦哲伦的左腿。其他侵略者仓皇而逃，完成了所谓的伟大航行，而留在岛上的贵族麦哲伦则被刺成了筛子被扔进了大海。
　　　　中国乃至绝大部分历史学家对于以哥伦布、麦哲伦、达?伽马为代表的“欧式地理大发现”（以郑和为代表的“地理大发现”我称之为“中式地理大发现”）敬佩之至。然而，世人也应看到，“欧式地理大发现”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放出了种族灭绝、种族歧视的恶魔。
　　　　在整个人类历史上，唯有中国在各个文明古国中对外侵略最少，对世界和平贡献最大。世界应该感谢中国，如果十四五世纪的中国人和当时的葡萄牙人或西班牙人一样，如果郑和带去的不是和平而是刀剑，那么，整个世界都将是一片火海。当时的欧洲乃至世界没有任何一股力量可以阻挡明帝国的刀剑。
　　　　郑和带给人类的是和平。如果世界上有人敢说中国人好战，那么他就是别有用心。因为，我们中国在最强大的十几个世纪里，从来没有主动到别人家里去砸坏人家的锅、抢夺别人的妻女、杀害别人的亲人。
　　　　当1497年达?伽马正在大海中迷失方向的时候，阿拉伯航海家马吉德带领他走出了死亡圈，因此，他才能够到达印度。第一次印度之行他还没有露出殖民者的本性。然而，当1502年再次来到印度的时候，他露出了他们国家贵族习以为常的海盗本色。在海上他不但杀害帮助他的当地国王，还垂涎阿拉伯商船的财宝，将船上几百名乘客包括妇女儿童全部烧死，就连随行的葡萄牙船员都评价他的这种行为是“残暴和最无人性的手段”。
　　　　而哥伦布呢，他的最大贡献就是让欧洲人发现了一块儿新大陆而已，可对于那块土地上的原住民，整个欧洲都有原罪。因此，对“欧式地理大发现”绝不能抬高，否则会造成“物质高于一切”的负面思维泛滥。
　　　　中国人绝不可能实现“欧式地理大发现”，郑和所代表的“中式地理大发现”与前者有着本质的不同。
　　　　在许多喜好历史的人的头脑中，都萦绕着一个疑问：假如郑和的航海事业能够继续下去；假如郑和的船队遇到西方的船队并将其彻底打败；假如再给明朝几十年的时间，晚明昌达的商品经济……所有的假如都代表着中国人内心的一种愤恨。
　　　　这种愤恨源于在1840年后我们经受了一百多年的屈辱。而在此之前的十七个世纪里，我们在四分之三的时间里都是世界第一。我们难以忍受这种突然而至的屈辱以及被学生们欺负的现实。
　　　　英国的那位退役海军军官又告诉我们：郑和其实是真正的“地理大发现”的开创者。它贯通了亚洲、欧洲、非洲、南北美洲五大洲的市场。
　　　　郑和发现了美洲同样不用惊奇，因为，早有商朝时中国人就到达过美洲的说法。
　　　　攸侯喜发现美洲大陆的传说
　　　　公元前日，武王趁着殷朝主力对外征战之际，突然联合八百诸侯进攻朝歌。牧野一战，纣王临时拼凑的军队被姜子牙率领的反商军打败。纣王自焚，天下易主。消息在半个多月后传出，事情已定、王驾已死，各路勤王大军纷纷止步等待武王下一步作为。人心已动。
　　　　然而，诸侯中却有两位不愿承认周武王为新的王。他们是攸侯喜和摩虞侯。二人听说纣王已死、朝歌已破之后，集中了部下和眷属，以及溃败的商朝军队、商人共计25万人东渡大海，漂向了未知的世界。
　　　　他们去了哪里？无人知晓。又是外国人先给咱们指明了方向。1761年法国汉学家德?歧尼发表了《中国人沿美洲海岸航行及居住亚洲极东部的几个民族的研究》，正式提出，中国人早在三千多年前就已经到了美洲。其后，英国翻译家梅德赫斯特在1846年提出假说，殷人渡海逃亡，途中遇到暴风，被吹到美洲。
　　　　其后，1913年兴公、魏声、陈汉章、朱谦之等人相继支持外国人的观点。罗振玉、王国维、郭沫若、董作宾等史学巨擘在研究甲骨文的过程中，越来越相信商人的一部分败退到了美洲，而大部分商人则败退到了商人的发祥地河北、辽东一代。
　　　　攸候喜率军民25万人失踪之后，中美洲尤卡坦半岛兴起了奥尔梅克文明，而这一文明与殷商文明极为相似。攸侯喜之所以跑到美洲，其原因可能就在于从山东半岛坐船想回辽东，那是商人的根据地，可巧路遇大风，最终迷失方向漂到了美洲。
　　　　郑和的“中式地理大发现”代表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无论中国人以后是否重视海洋经济，以中国人的本性根本无法实现“欧式地理大发现”。明朝中后期一些帝王之所以支持“海禁”，并不能排除“欧式贸易”中的负面因素：种族屠杀以及奴隶贸易。很难想象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荷兰人、英国人在美洲、非洲、亚洲等地的所作所为，在中国就不会出现。“欧式贸易”的“原罪问罪”被人集体忽略了。
　　　　现在，我们就简单回顾一下“欧式地理大发现”实现的历程。
　　　　在“欧式地理大发现”之前，东西方商路主要有三条：
　　　　第一条：中国――中亚――里海――黑海――小亚细亚――西欧
　　　　第二条：中国――波斯湾――两河流域――地中海――叙利亚――西欧
　　　　第三条：红海转陆路到埃及的亚历山大――两河流域――波斯湾――中国
　　　　明朝时，红海这条路被阿拉伯商人控制，地中海则被威尼斯、热那亚商人垄断，中亚黑海则被蒙古人垄断。15世纪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开始影响地中海贸易，欧洲人对三条商路都逐渐失去了控制权。与此同时，在欧洲从王者享用到日常商品交易对黄金的需求量大增。但此时，欧洲的金矿产量逐渐减少。关于欧洲人对于黄金的需求，哥伦布曾在日记中说：“谁有了它，谁就能得到想要的一切。”
　　　　而这时，“地球是圆的”的地理学说日渐得到承认，航海技术大进步特别是中国的罗盘针在13世纪传入欧洲，万事俱备只欠有人敢于冒险了。1415年葡萄牙人攻占了非洲的林达城后，1419年占领了马德拉群岛，1432年占领阿苏尔群岛，1445年占领佛德角，70年代占领几内亚，1487年到达好望角（其实郑和半个世纪前就已经到达了好望角）。由此，开始了地理大发现。
　　　　日哥伦布率领三只船和90多个水手，由西班牙的巴罗斯港出发，在1493年到达古巴和海地。之后，哥伦布又到了巴拿马。因为哥伦布以为到的是印度，所以称其为“印第安”。达?伽玛率领四只船和100多个水手，于日离开里斯本，日到达印度西南的卡利库特。此行，得到的香料、宝石、象牙等物品载回欧洲获利六十多倍。其后，葡萄牙人立刻再次派出13只船远航，但被风暴吹到了南美巴西，于是他们占领巴西。
　　　　1502年达?伽玛率领20多艘船和数千名士兵，占领了非洲东海岸莫三鼻给（今莫桑比克国的莫桑比克市）、苏法拉（今莫桑比克国的见拉）等地，又以海盗的行为洗劫印度、阿拉伯船只。1509年葡萄牙人击败了由土耳其、阿拉伯、印度组成的联合舰队，由此垄断了东方贸易。
　　　　日麦哲伦率领5只船和250多个水手从西班牙出发，1521年3月到达菲律宾。其后麦哲伦被杀，剩余船只经过印度洋绕过非洲于日回到西班牙。
　　　　在葡萄牙和西班牙开辟海上航线的同时，英国和荷兰也在进行同样的事情。1497年亨利七世命令卡波特开辟新航线，结果到达了北美洲。其后，于1553年向北航行准备开往印度，但威罗贝爵士最终被冻死在俄罗斯。其后，荷兰人也向北航行准备从北冰洋前往中国和印度。
　　　　葡萄牙与西班牙在“地理大发现”中的冲突越来越激烈，最终，两国先在1494年划定了“教皇子午线”；其后，又在1529年于萨拉哥撒对世界进行了第一次瓜分；此后，相继侵略了印度尼西亚、马来亚等国家，进而与中国发生冲突。但葡萄牙人屡次战败，不得已与中国合作，在澳门充当起了中国地方政府的乡镇级行政管理人员，负责中国与欧美日贸易的中介事务。
　　　　与中国的相对幸运相比，非洲和美洲人民则身处水深火热之中。在之后的15―17世纪中，欧洲人采取各种残酷手段对世界人民进行掠夺。以今天的新西兰为例，当年英国人对当地的土著居民说是租借，当双方签订合同时，英文版本写的却是“卖与”。而在非洲，仅葡萄牙人就在15世纪末到16世纪末的100年里，掠夺走黄金27.6万千克。
　　　　自1442年开始，葡萄牙人将非洲当地人卖到欧洲为奴。1501年西班牙人也开始贩卖黑奴，从而形成了长达几个世纪的奴隶贸易，仅在海上病饿而死的非洲人就有数百万。葡萄牙人、西班牙人之所以向美洲大规模地贩运奴隶，除了惊人的利润（几个杜卡特买一个黑人到美洲后可以卖到几百杜卡特）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美洲印第安人被大规模屠杀后所造成的人口锐减。西班牙人占领中美洲、南美洲后，在短短的七八十年内就屠杀了1200万到1500万印第安人，在古巴、牙买加等国仅用了二十多年就杀光了所有印第安人，海地、墨西哥、秘鲁等国家的印第安人被屠杀了九成左右。葡萄牙人占领的巴西也同样如此。
　　　　然而，中国会这样吗？显然中国不会这样，“中式地理大发现”如果真的发生的话，会是与当地人民和平相处、友好通商。然而，当他们发现这个地方对郑和的战略性任务没有任何帮助后，他们就不会再光顾这个地方。比如，郑和船队到达印度南部进行了友好通商后，郑和的使命完成了，中国人留给当地人的是一个“美丽的传说”。
　　　　正如侵华的排头兵葡萄牙人、第一任赴中国使臣皮雷斯所说：中国不以掠夺他国为荣，而它无疑是一个重要的乐善不倦的且非常富饶的国家。由于中国人非常懦弱，易于被制服，所以马六甲总督无需动用许多军队，用征服马六甲的10艘船，即可将中国沿海置于我们的控制之下。
　　　　也许有人说，“欧式贸易”的原罪问题已经被谈得够多了，这是小节问题。然而，我们不禁要问：欧式贸易伴随着数千万人被屠杀以及上亿人被奴役，可以说，太平洋从来没有太平过，大西洋也是海底冤魂出没，欧式贸易的价值何在？
　　　　以郑和为代表的“中式地理大发现”在贸易上是一种“朝贡贸易”。外国敬献，中国赏赐，而使臣夹带的“私货”也主要被达官显贵们买走。尽管明朝后期使臣夹带“私货”的现象越来越多，民间富商们也开始购入外国商品，但这种贸易基本上是纯“进口”，对政府的财政收入是一个巨大的考验。
　　　　随着国力、主要关注对象的变化，朝贡贸易自然会起起伏伏。因此，“中式地理大发现”即使成立，郑和就算到了美洲甚至澳洲乃至欧洲，无疑是多了几十个朝贡国而已。而中国在这种贸易中永远是“最大的利益的亏损者”，在这种贸易中，中国只是对外给予。
　　　　在儒家思想影响下，在其他海外国家尚不足以威胁明朝安全的情况下，在北有强敌需要广泛国际合作的形势下，在传统明君观念的影响下，郑和以及朱棣都不可能对当时的各国进行殖民侵略，至于美洲，乃至欧洲、北非，即使中国船队到达这些地区，也仍然是以“和平使者”的面目出现，中国人是爱好和平甚至是有些贪恋和平的民族，中国无法实现“欧式地理大发现”，因此也就不会像15世纪到20世纪的欧洲那样，靠剥夺别人的生命、掠夺别人的财富来换取自己的兴盛。
　　　　那么，郑和下西洋的目的是什么？如果不是殖民侵略，会是什么？寻找建文帝？建立海外贸易？现在，我们就来探讨一下郑和下西洋的真实目的。
　　　　郑和下西洋的真实意图
　　　　马三宝的故事
　　　　明洪武十四年（1381年）朱元璋命颍川侯傅友德、永昌侯蓝玉、西平侯沐英领30万大军，联合奢香夫人等当地土司武装，进攻北元残部梁王和大理段氏。洪武十五年的某一天，在何代村傅友德的前军突然受到袭击，为首的竟然是一位没有成年的孩子。只见他骑着高头大马，手中一杆枪左拨右刺异常勇猛。在他身后还有许多少年。
　　　　傅友德听到这个消息后，非常吃惊。“这些人是什么人？”傅友德问身旁的一名降将。“应该是马家军吧，唉，但马家军已经全军覆没了，现在都是一些孤儿寡妇呀！”“马家军？哦，明白了！你去看看这支队伍有多少人。”“是。”降将领命而去，三十多分钟后回到了大帐。
　　　　“我看见了，确实是马家军。领头的那个孩子叫马和马三宝！他爹马哈在一个月前被我们杀死了。他有一个哥哥、四个妹妹，看样子他是领人报仇的。大概有三四百人吧。”“什么！三四百人竟然与我20万大军对阵！哈哈，我倒要看看这个娃娃什么样子……”
　　　　1402年，朱棣领大军与自己的侄儿争夺皇位的战争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一支神秘部队从后面迂回包抄而来，突然间杀向了正在骑马助阵的朱棣，朱棣显然没有准备。正在慌乱之际，突然间一支箭射来，朱棣正巧侧头观看敌情躲过了一劫，箭射在王冠上。吓得朱棣大叫一声，战马长嘶，猛然跃起把朱棣掀翻在地。“哎呀！”这时朱允傻亩游槌辶松侠矗蝗司俚侗憧场
　　　　正在这时，突然斜刺里杀出一人，断喝一声：“休伤我主！”人到马到枪也到，“噗”的一声将来人扎死。
　　　　两年后的永乐二年，已然称帝的朱棣在南京的后宫召见那位救主的战将。“马和，朕念你救主之功，且多建奇功，想赏赐你点儿什么？”那人连忙回道：“万岁恩情，奴永世不能报答。怎敢奢求，只求万岁千秋万岁，永葆健康。”“从今天起，我想赐你姓‘郑’，你乐意吗？”“臣愿意。”“郑和，22年前你战败被俘，按照旧例将你阉割为奴，你不记恨我们吗？”
　　　　“万岁，既然您说是旧例，我还恨什么。自从我到了您的麾下，如今已有21年。二十多年，您待我不薄。我只愿来世做一个完人！”朱棣点了点头，“我对你是信任的，要你负责宫中的膳食以及宫殿营造，就是对你最后的考验。如果是别人接到这个活儿，定然是中饱私囊，而你却分文不取，公正廉洁。朕有一个庞大的计划要交你去完成，你愿意去做吗？它很危险，但很刺激。”
　　　　郑和一听，连忙说道“万岁，何事？臣不怕危险，只求为陛下分忧。”
　　　　“朕要你为朕领兵出海，去完成一项任务。”
　　　　“臣愿听其详。”
　　　　郑和就在那一晚，领受了“下西洋”这一战略性任务。以前（包括现在）许多人，都认为郑和下西洋的使命是为了寻找玉玺和建文帝的下落。其实，仔细考虑一下就可以知道，这一点顶多是原因之一，甚至连主要原因都够不上。
　　　　首先，建文帝即使活着也是一只政治上的死老虎，不会对朱棣构成致命威胁。是活老虎的时候朱允啥疾皇侵扉Φ亩允郑慰鍪鞘О芎蟮乃览匣Ｆ浯危耒艟」苤匾忻挥杏耒糁皇枪叵档矫孀拥奈侍猓杂谥扉Φ耐持蔚匚灰参尢笥跋臁
　　　　曾有人异想天开地说，朱棣怕建文帝在某个地方拿着玉玺这么一盖，之后就率领千军万马杀回来。如果玉玺真有这么大的号召力，那么，朱允删透久挥斜匾油Ｍ饬恕：Ｍ庵罟换岫桓銮看蟮墓叶グ镏桓鎏油龅木鳌
　　　　朱棣之所以派遣郑和下西洋，其原因除了提高个人威望之外，主要是出于国家安全和财政的考虑。当时，蒙元势力仍然有着巨大威胁，其势力范围不比明初朱家父子的势力范围小。北到俄罗斯东到高丽（朝鲜）西到阿富汗南到印度的广大范围内，蒙元都还具有影响力。当时最强大的蒙古国家是帖木儿帝国。
　　　　帖木儿在位期间（年）不但对同属蒙古帝国的伊尔汗国、察钦汗国发动进攻，而且在1380年攻占了伊朗、阿富汗；1393年占领了南高加索；1398年入侵印度占领了德里（其后撤军）；1402年与当时风头正劲，吞并了东南欧的巴尔干地区，战败德国、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多国联军的土耳其奥斯曼帝国激战，最终生擒奥斯曼帝国的苏丹。可以说，蒙元的各种势力在中国北部、西北部极为强大，在东北、西南也具有较为强大的影响力，明朝处于被半包围的状态，整个陆路被切断了。而东部以及东南沿海则没有实力强大的敌人。综合以上因素，可以说朱棣派遣郑和下西洋，主要是为了实现以下战略目的。
　　　　第一，向各国展示实力，警示各国勿与建文帝余部、蒙元合作。明初的海军非常强大，当时整个欧洲的战船合起来都不如明朝海军的实力。永乐时期拥有大约2000多艘可以用于战争的各类船只，具备投入数万乃至十几万军队攻伐的实力。因此，向这些国家展示海军的实力，显然是想让各国看到明帝国的强大，警告各国不要与明帝国的敌人为伍。
　　　　第二，与各国交好，给予其更大的好处，使之不与建文帝余部、蒙元合作。用现代词汇表示就是“花钱买和平”。你要什么？我给你。他进贡一分钱，我们还他一块钱。由此，我们才会看到每次郑和返航都会有一些国王、王子随船前来入贡，最后扎根于中国。你既然全都有了，打仗的冲动自然就少了。
　　　　第三，与其他国家合作共抗蒙元。永乐帝拨给郑和的将近三万精锐之师，对付海盗绰绰有余。如此大规模的军队，完全是为战争准备的。郑和第一次下西洋就属于这种目的。永乐二年（1404年）实力强大的帖木儿兵分两路，一路东进攻打明朝，一路南下攻打印度北部。
　　　　战争刚刚打响，明帝国就迅速作出反应。永乐三年（1405年）郑和下西洋便来到印度南部，在印度南部徘徊很久之后才继续南下。这就涉及从西南部出击攻打蒙古，策应印度对抗蒙元的问题。因为从陆路进入印度北部与蒙元对抗所需的时间、成本并不比海路少。
　　　　从军事角度看，如果一支奇兵突然出现在敌人面前，对其心理震慑显然更大。陆路进兵被敌人侦察得知的可能性很高，而海路的不确定性则增加了军事行动的突然性。当时蒙古军队攻占了印度北部之后，并没有长期驻守。郑和在印度南部的行动，相对起到了阻吓作用。
　　　　第四，构建新的国际秩序。元朝被明打败之后，由蒙古建立的统一秩序被打破，亟须一个国家替代蒙古在亚洲的地位，再加上明成祖朱棣要体现其即位的正当性等因素，明亟须展开公关活动。
　　　　第五，配合陆路军事行动。例如，永乐初年，安南进攻老挝、广西和云南等地，永乐三年，朱棣开始进行战争准备，在警告无效的情况下于永乐四年（1406年）七月，命令成国公朱能、西平侯沐成、新城侯张辅等率军攻击安南。可巧的是，郑和第一次下西洋的时候，其船队就曾经在永乐四年正月到六月在越南海域徘徊。结果呢，安南的南方军队一直未敢撤兵。郑和率军进入占城后，安南更是提心吊胆，南部军队一直严密监视郑和的军队。可以说郑和的船队对于明政府仅用了九个月就活捉了安南伪国王、伪太子起到了重要作用。
　　　　第六，防止海盗势力与倭寇合流。郑和的目的之一是剿杀陈祖义海盗集团，并于首次下西洋就达到了这一目的。这个多达五千余人的海上武装集团曾令各国头疼，但在郑和的船队面前不堪一击：烧毁战船十艘，俘获战船七艘，生擒陈祖义等匪首三人并带回京城杀了头。这样，既消灭了海盗，又震慑了倭寇，还在南洋各国赢得了威望。
　　　　基于上述六大原因，郑和开始了下西洋的壮举。但是，以郑和下西洋为代表的“朝贡贸易”对于明朝经济并无多大作用。我们现在就来谈谈明代的朝贡贸易。当时与中国有朝贡关系的国家的主要贡品有：
　　　　朝鲜：金银器皿、白棉绸、貂皮、人参、白棉纸、种马。
　　　　琉球（今日本冲绳）：马、刀、象牙、玛瑙、丁香、苏木、胡椒、硫黄、磨刀石。
　　　　安南（今越南）：金银器皿、犀角、象牙、熏衣香、沉香、速香、木香、墨线香。
　　　　占城（今越南中南部）：象牙犀角、孔雀、熏衣香、乌木、苏木、各类布巾。
　　　　日本：马、刀剑、各种用品、苏木、硫黄。
　　　　暹罗（今泰国）：象牙、犀角、孔雀、宝石珊瑚、各种香料、胡椒等。
　　　　对其他如真腊（今柬埔寨）、爪哇（今印尼爪哇岛）、三佛齐（今马来西亚）、苏门答喇（今马来西亚的苏门答腊岛）、满剌加（今马来西亚的马六甲）、撒马儿罕（今乌兹别克）、鲁迷（今土耳其）、天方（今沙特的麦加）、渤泥（今文莱）、彭亨（今马来西亚彭亨州）、百花（今东南亚某地）、西洋琐里（今东南亚某地）、览邦、淡巴（今菲律宾某地）、苏禄（今菲律宾苏禄群岛）、古里（今印度科泽科德）、娑罗（今婆罗洲，又名加里曼丹岛）、阿鲁（今刚果共和国阿鲁市）、小葛兰（今斯里兰卡西北某地）、榜葛剌（今印度东部）、锡兰山（今斯里兰卡）等国家的回赐物品价值大多高于进贡物品。
　　　　以上诸国的贡品分为“正贡”和“附带货物”。后者往往是前者的十几倍到几十倍。附带货物在弘治之前基本都由明政府给定价格购买。弘治朝之后，则一半购入，一半进入官方指定市场进行销售。
　　　　当然，购买不全是花钱而是作价之后用中国产品折抵，当然也有回赐铜钱的情况，例如永乐四年（1406年）朱棣就回赐日本国王、王妃1.5万贯铜钱，给每次朝贡的正副使节、居座、通事等每人分别赏赐铜钱1万文、8000文、5000文。
　　　　明政府除了将一部分贡品赏赐给官员外，还将其作为薪俸发给大臣。之前，有些人经常提及这些物品有许多是日常生活用品，言外之意是百姓可以得到。但笔者认为，至少在明朝前期百姓乃至民间富商们是无法得到这些番货的。
　　　　在回赐物品、指定价格中，为了彰显天朝的博爱，往往将价格提高许多，是民间贸易价格的几倍到上百倍。在这些朝贡国中，明政府对于朝鲜、暹罗、马六甲、琉球四国非常好。除了朝鲜以外，明政府对其他国家颁发的朝贡凭证勘合比较严格而且颁发较少，朝鲜除一年三贡之外，还有不少贡奉理由。对琉球、暹罗、马六甲三国的贡奉物品，在作价上高出其他国家许多。例如胡椒市价每斤3贯，琉球则是30贯、暹罗25贯、马六甲20贯；乌木每斤500文，暹罗和马六甲的竟然是40贯。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中国与各国的朝贡贸易，极大促进了朝贡国的经济发展。例如日本，许多日本学者在谈到这一问题时，往往会说：没有铜钱就难以指望我国经济的顺利发展。而反观中国，除了树立“天朝上国”的威仪之外，只有大量货币流出。
　　　　明代的铜钱有相当一部分是宋代铜钱，本国铸造的铜钱本来就不够，却仍然大量赏赐给各国。再加上价格奇高，各国争相向中国朝贡，甚至不惜大打出手。这并非是真心出于对中国的尊敬，而实实在在是利益所致。当能够博取利益的时候关系就近，反之则远。这就是“花钱买太平”政策最大的不足。因此，郑和的下西洋壮举，虽然历史意义重大，但在经济上却是弊大于利。
　　　　第二回明帝国的短视：海上贸易兴盛与衰败
　　　　以郑和下西洋为代表的“朝贡贸易”就是如此，给他人做嫁衣是其最终归宿。它的主要目的是政治的和军事的而非经济的，因此，它对民众生活的影响相对较少，仅仅是副产品而已。与“朝贡贸易”如影随形的海外贸易政策就是“民间海禁”。这一问题，成为现代许多人批评朱元璋的主要口实。其实，将问题全都归咎于朱元璋个人，既简单化又不能找到问题的根本原因。
　　　　朱元璋的“海禁”有其不得已的一面，甚至有其正确的一面。问题就在于，日后的皇帝们特别是中后期的皇帝们，在享受、腐败方面敢于违抗“祖制”却对“海禁”不敢进行改革。而有些皇帝例如嘉靖等却在严重问题出现后，将问题的根源锁定在了“海禁松弛”上，从而更加严格执行“海禁”，导致倭寇疯狂侵扰东南沿海数十年。
　　　　朱元璋禁海的八大原因
　　　　鄱阳湖大战
　　　　公元1363年，元至正二十三年。鄱阳湖上，火光冲天、杀声阵阵，兵士的吼叫声震天动地，刀光剑影下燃烧的战船纷纷沉没。朱元璋站在战船上冷笑着透着骄傲，陈友谅则满脸愤怒透着无尽的伤感。当年，庞统献连环计，曹操八十万大军在赤壁灰飞烟灭。现如今，陈友谅领兵60万对敌朱元璋20万。万不想，巨大的战船被困在湖内，进退不能。火箭嗖嗖地飞，陈友谅的心则冰冷冰冷的。
　　　　陈友谅抹了一把鼻涕和眼泪，对手下众将说道：“今我战败，日后恐不能再生。尔等勿念我，速速逃命吧。今日看来赵普胜说得是对的，是我过于疑心。尔等替我照顾好他的后人。”众将无不涕泪横流。陈友谅继续言道：“我等造船技术优良，楼橹可高十余丈，放眼天下，无人能够比肩，日后尔等兴盛也全倚赖于它，不可忘记！”
　　　　众人点头，就在这时，忽然，一支冷箭射来，一代枭雄“哎呀”一声倒在了甲板上。
　　　　1367年，朱元璋挥兵平江。东吴王张士诚率众死守城池。也许有人说，张士诚心无大志，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也是个英雄。张士诚手握残剑，手里提着一只肚子饿得瘪瘪的老鼠。“各位兄弟，张某起兵抗元十四载，不想今日竟死在朱元璋手中。平日张某胸无大志，只求让生我养我的这块土地上的百姓安宁。今日粮已尽、草已无，战马皆为肚中之物，只能以老鼠充饥！各位，若有离我张士诚者，我绝不阻拦！”
　　　　众人振臂高呼：“誓死捍卫吴王！”张士诚将长剑一挥，“今日起，一宅一家是为战场，人无分老弱是为战士。”一场惨烈的城市保卫战正式开始。不久后，张士诚被朱元璋捉住，有的说他自缢身亡，有的说被朱元璋用弓弦绞死，有的说被朱元璋命人乱棍打死，有的说城破自焚。
　　　　元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正月，也就是明洪武元年正月，朱元璋在应天（南京）登基之后开始北伐。四月占领开封，八月攻克元首都大都（今北京），元顺帝逃往漠北。1371年平定四川，1381年攻占云南，1387年收复辽东。随着朱元璋的实力愈加强大，他的烦心事也越来越多。其中之一就是原属于陈友谅、张士诚管辖的地区仍有许多人在怀念他们。特别是张士诚，这位靠着十八条扁担起家的“东南王”虽然进取心不强，一心偏安东南，但确实对当地百姓非常和善，轻徭薄赋，死后每年的阴历七月三十日，江浙等地老百姓都借着为地藏菩萨烧香的名义来纪念他。
　　　　因此，东南地区许多百姓对这位新的统治者依然比较反感。朱元璋从维护自己统治地位的角度出发，对该地区百姓进行严密监控。江浙闽粤地区濒临大海，造船业极度发达，民间就可以建造宽三四丈的私人船只，而巨贾富翁们甚至可以建造规模能与陈友谅战船比肩的货船。
　　　　当年陈友谅的战船长达十五丈，宽达两丈，高达三丈。几十年后的朱棣时期，中国的战船长四十四丈四尺，宽十八丈，折合现今长度为151.18米，宽61.6米。这些都是靠江浙地区高度发达的造船技术建造起来的。
　　　　对于大海，朱元璋是陌生的。陌生自然会有三种表现：一是惧怕，不敢下海；二是疑惑，探究下海；三是蔑视，懒得下海。朱元璋就属于前两种情况。他为了防止江浙等地区百姓与“海外势力”勾结，便下了“禁海令”，由此，便有了著名的“片板不许下海”的命令。
　　　　因为篇幅限制，朱元璋禁海以及对海外诸国持“软弱”态度的原因，我们不作详细阐述了，综合起来有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防止陈友谅、张士诚、陈友定海上残余势力与倭寇、蒙元联合攻击明朝。据史料记载，这些残余势力东与倭寇联合，西南则与东南亚诸国的一些势力联合，直到永乐年间，这些残余的反明势力仍然大规模地存在。永乐皇帝还为此专门下旨：只要这些人回乡就可以赦免罪责。
　　　　第二，不对官方禁海，希望垄断海外贸易利润，增加军费。
　　　　第三，明初百废待兴，国家缺少粮食，为了保证粮食供应、军需，朱元璋举全国之力兴办农业，对于非农业自然要予以限制。否则农业不兴将影响政权的稳定。
　　　　第四，对于海外诸国心存蔑视。这是历代帝王的通病，天朝上国的思想延续了整个中国封建社会，在他们眼中海外诸国都有求于中国。
　　　　第五，倭寇骚扰。因为蒙古对日作战、室町幕府孱弱等原因，日本处于分裂状态，倭寇自元代开始就侵扰中国。为了防范倭寇而禁海。
　　　　第六，根据隋唐伐高丽、元朝伐日本的前车之鉴，对于对外战争有着一种恐惧。因此，对海外诸国持怀柔政策。
　　　　第七，明初商品经济不发达，每年不过20万两（当时是以粮食作为税收，1石粮折1两银）的税收，对于明政府来说没有大规模的海外贸易的冲动。然而，明初统治者忽略了这一点，即明初商税的不发达是战争所致并非商品经济实力不济。历史上宋代的商税收入达千万两，南宋甚至达到了数千万两的规模，元代也有五百万两左右。可见，朱元璋在这点上是糊涂的。
　　　　在明朝二百多年的统治中，官方的海外贸易占GDP的比重一直都非常小。例如，官方统计的海外贸易税收在1574年是最多的，为2.9万两白银，而该年度财政总收入为400万两白银，所占比例不过0.7％。黄仁宇教授将明代的税赋划分为田赋、盐课和杂色收入，而杂色收入包括国际贸易税收（即“番舶抽分”）。
　　　　年，明朝的国际贸易税收仅为7万两白银，仅占杂色收入378万两白银的1．86％；如果将田赋、盐课等计算在内，则明代国际贸易税收的比重就会更低，仅为0.22％。
　　　　第八，限制走私。因为从唐代开始，随着海外贸易的发展，东南沿海地区的走私现象就很严重。走私的主要商品就是盐，为了保证民众对盐的需求，朱元璋开始对盐业走私进行打击。还有一点请注意，张士诚、方国珍两人都是靠贩私盐起家的。
　　　　在实行海禁的同时，朱元璋以及历代明帝王对于“朝贡贸易”极为支持。究其原因，一是为了彰显继承元朝的法理；二是为了掌控海外贸易。为了管理海外贸易，早在1367年12月，朱元璋便在江苏太仓的黄渡镇设立了市舶司。其后，因为陈友谅、张士诚的一些残余势力经常假冒商船袭扰朱元璋的军队，朱元璋也深感其地与南京过于接近不利于安全，所以在两年多以后的1370年2月便撤销了市舶司。
　　　　因为，朱元璋很害怕他的那些虽然被击溃但没有被消灭的敌人出海逃遁，等待时机卷土重来，便在洪武四年(1371年)诏令“濒海民不得私自出海”，他修建了沿海地区的海防工事、搜民为兵，实施了严密的巡检制度和鼓励告发私人秘密出海的首告制度等，甚至连出海捕鱼也被禁止。
　　　　与此同时，也禁止外国私商前来进行商贸活动，从而拉开了明朝二百多年海禁的序幕。其后，全盘吸收明朝治国政策的清朝继续如法炮制，终至19世纪下半叶开始，国家接连遭辱。尽管后来成祖朱棣在位时曾命三宝太监郑和七下西洋，但那是官方为了彰显国威的一种“面子工程”，而对民间仍旧禁海。为此，朱棣还严令“原有海船者，悉改为平头船，所在有司，防其出入”。
　　　　然而，东南沿海的百姓要生存，人们对于海禁的抵触情绪非常大。而闽浙粤等省的地方政府，因为身处一线对于百姓疾苦也很了解。朱元璋制定禁海政策之后，其效果并非朱元璋想的那样好。
　　　　朱棣即位之后，虽然没有废除海禁，但基本上和历代君王一样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皇帝如此，地方官员就更加如此了。因此，在永乐到正德之间，海禁政策执行力度并不强，民间走私越来越频繁，这在带动经济发展方面确实起到了很大作用。然而，走私毕竟使得国家财政流失。当商品经济越来越发达，商税比重越来越大的时候，皇帝陛下的眼睛终于盯上了它。
　　　　明初，对外政策有两大基石，一是对民间禁海，也就是禁止海外贸易。其实陆上民间与外国通商同样是禁止的。二是以朝贡贸易为核心的对外贸易。
　　　　盯上海外贸易商税的也是正德皇帝。这个家伙荒淫无度，眼中只有一个字“玩”，从而爆发了明代中期以前最大规模的刘六、刘七农民起义。因为，正德皇帝好玩儿贪享乐，而内帑的钱在三宫六院呈几何级数增长的太监宫女等用度下显然不够，正德皇帝便开始打起了贸易税的主意，开始在主管朝贡贸易的市舶司征税，而且是正常的朝贡贸易中的商品和使臣带来的个人商品一并征税。
　　　　正德打的旗号是“抽分”，抽分起源于洪武一朝。但洪武时期的抽分则不是税。按照规定：朝贡使臣携带的私物（其实就是走私）中的十分之六由政府购买，其余四分可以进行贸易。正德三年（1508年）政府行为的抽分开始，从而对朝贡使团带的私货开始征税，税率为20％。正德四年变为30％。其后正德十二年定制为20％。
　　　　这其实就是鼓励民间发展海外贸易。明代对于朝贡使节夹带私货的规定很模糊，而且对人数规定也很模糊，所以，许多私人海外贸易商便加入朝贡使团的队伍，国家征税等于承认了他们的合法性。因此，正德的行为虽然使得朝贡贸易开始衰落，但民间走私行为也日渐减少。
　　　　广东作为东南沿海的重要省份，其官员对于民间海外贸易的支持几乎成为全省上下的共识。可以说，凡是支持禁海的大臣在广东都无法立足。在福建也是如此。当然，事无绝对，广东、福建官场也有支持海禁的官员。他们理由多是：奸民数千私带兵器勾引外夷危害地方。
　　　　而且这一时期非常重要的情况就是，广东等省对于海商的税收是由地方政府的机构布政司管辖，而不是由中央也就是皇帝亲自派太监掌管的市舶司管理。可以说，这时关闭了的民间贸易的闸门已经开启，中国历史的进程即将加速度前进。
　　　　然而，这一大好形势的发展却因为一位邻居的残忍行为戛然而止，事情变坏了！
　　　　“最不安分的邻居”的一次不安分带来了世界格局的改变
　　　　几万大军百万百姓挡不住三百多日本武士
　　　　1523年也就是嘉靖二年六月，日本人宗设谦道率朝贡外贸代表团领三艘货船来到了宁波。不久，日本人鸳冈瑞佐在宁波人宋素卿（原名宋缟，浙江鄞县人）的陪同下也领着一拨外贸代表团到了宁波。因为，两位日本人的上司一个是左京兆大夫，一个是右京兆大夫，在日本就是死对头，到了中国之后，双方仍然非要斗出个你死我活。宁波市舶太监赖恩宴请了两个代表团，可他万万没有想到一个小小的座次问题竟引来了一个大事件。那天……
　　　　气呼呼的宗设谦道来到了宴会厅之后，猛然间看到鸳冈瑞佐竟然坐在了上座，宗社勃然大怒，指着他的鼻子骂道：“你凭什么坐上座，要知道我是第九次贸易团的正使，你是什么东西，凭什么坐在上座，给我滚下来！”瑞佐冷冷一笑，“你不要这么猖狂，这是在中国不是在日本。你的，要听从中国官员的命令！”“巴嘎，你这个混蛋东西！”宗设拔出日本刀就要上前。太监赖恩一看，脸色一沉：“慢！太放肆了。这是在中国，不是在日本，放下你的刀！”“放下，放下！”周围的中国官员们齐声怒吼。宗设放下了日本刀，在宴会上脸色阴沉着、闷着一肚子气吃了顿令人尴尬的饭。
　　　　然而，更令人想不到的是，第二天，宗设竟然杀死了瑞佐及数十名随从，焚烧了货船。其原因就是，他知道了事情的一切。宗设先来到宁波，按理应该是他的货先验，可宋素卿贿赂了赖恩，后到的瑞佐竟然先验了货。而这对于带有政治使命的宗设来说，简直无法忍受。那个时候的日本正处于动乱时期，大大小小的诸侯并出，谁先与中国进行官方的贸易，那么无异于中国政府承认了他可以代表日本。因此，宗设显然没有完成大内氏家族给他的任务。恼羞成怒的宗设率领三艘货船及三百多武士登陆追杀宋素卿。
　　　　沿途烧杀抢掠，从宁波一直追到绍兴。令人奇怪的是，明朝政府竟然反应异常迟钝，而且官兵战斗力异常低下，百户胡源、备倭都指挥刘锦、千户张镗相继战死。指挥使袁班、百户刘思等成了俘虏。这伙日本人在逃回日本途中，因为大风将一部分人吹到了朝鲜。
　　　　接到中国命令的朝鲜守军生擒了二十人献给了中国，这才算让老大中国赢回了一些面子。事后，给事中夏言认为一切都是海外贸易惹的祸。最终，福建、浙江的两处海外贸易窗口――市舶司被裁撤，仅留下了广东一处。对于事件主要责任人赖恩没有丝毫处罚，宋素卿则因揭发宗设谦道反而有功。事后，御史熊兰等弹劾宋素卿，才使得宋素卿被关入监狱，其后神秘地死亡。
　　　　这件事史称“争贡之役”。
　　　　朝鲜和日本，都是我们的邻居。但自从唐朝之后，二者对中国的态度开始改变。朝鲜仍然在大部分时间内是中国最好的邻居，而日本则成为最不安分的邻居，时不时地想“兵发北京”，占领中国。
　　　　自唐朝末年到明朝初期的四个半世纪里，日本与中国基本上没有像样的邦交来往。朱元璋时期，为了安抚日本，将日本放入了15个“不征之国”名单中。而洪武十三年发生的胡惟庸案，则使朱元璋认为日本有贼心，因此对日朝贡贸易越来越疏远。明成祖继位后，中日朝贡贸易才开始正常化。
　　　　丝绸到了明代成为对外贸易中的重要物资，例如对日贸易的“朝贡”中，明回赐给日本的物品中丝绢罗布占了很大比重。到了明代中后期，丝织贸易更是占据很大比重。
　　　　在诸多朝贡国家中，日本也是最为特别的一个。主要是因为日本处于分裂状态，各种分裂势力都争相朝贡，使得日本朝贡团比较杂乱。按规矩办事的人有，强悍违法的人也有。在永乐到正德的一百来年的时间里，日本使团在中国发生的械斗还是比较多的。
　　　　特别是有些使节本身就是将领，做事不按常理出牌而是只讲究武力解决。但即使如此，因为各种原因，明政府一般都不予以追究。因此，日本朝贡贸易使团越来越猖狂、大胆无礼，最终造成嘉靖二年的“争贡之役”。
　　　　从上面的例子我们至少可以看出三大问题。
　　　　第一，明朝政府仍然没有改掉中国人好面子的坏毛病。日本贸易代表团在中国领土上横行，竟然没有进行有力回击，仍然把他们视做所谓的“客人”，碍于他们的外交使团的头衔放任其胡作非为。
　　　　第二，明朝腐败横行，已经严重威胁到了军力。三百多异国武士，横行三百里，万千中国军队竟然束手无策。如果在海上我们还可以理解，但这却是在陆地上。这个严重的问题，竟然没有得到皇帝、兵部以及各类官员的高度关注。
　　　　除了军力还有贪污问题。宋素卿行贿市舶司，正德五年他便行贿刘瑾千两黄金，正德竟然赐给他“飞鱼服”。此事的直接导火索就是市舶司先行验货，并更改座位排定。中国理亏在先的直接原因就是市舶司受贿。
　　　　第三，明朝的朝贡贸易除了“赔本赚吆喝”外，另一个问题就是惯坏了一些国家，让一些国家看到中国政府为了面子，可以不要“里子”。例如，事后礼部官员的报告里说：宋素卿的贸易凭证（勘合）是弘治时期颁发的本该收回，贸易凭证应凭正德年间的勘合，但宋素卿说正德勘合已被宗设夺走。但依臣看，这个人假话连篇，以后不能再让他来了，把他放回国查看是否有勘合，让日本自行决定如何处罚。至于允不允许日本再来朝贡，那等以后再说吧。
　　　　对于这一点不要说一般大臣，就是嘉靖看了也非常不满意，命令刑部再议，两年后得出结论：叛国罪，杀。
　　　　“争贡之役”造成了极大的危害。中国生擒日本二十多名亡命之徒竟然一要靠老天爷，二要靠友邦朝鲜。这种战果无论什么时代看来，都是极为丢面子的。嘉靖皇帝为此龙颜大怒，可以说，任何一个人都会为此生气。但跟谁生气则不一样，正确的做法是对自己生气，加强军事训练，检讨自己的外交政策。但嘉靖却把所有的气都发在了日本中央政府身上。可怜的日本中央政府很倒霉，它对于日本各地基本没有约束力，将军能够说话算数的地方顶多就是屁股下面的凳子。
　　　　看日本政府没有将罪魁祸首宗设问罪（中国曾在嘉靖四年六月托琉球朝贡代表团去日本宣旨），嘉靖皇帝便禁止日本朝贡使团来华。而这一事件对于反海禁派的打击最大，海禁派更加理直气壮。给事中夏言一语定乾坤，嘉靖看罢他的奏章，立刻下令：严格执行太祖的海禁政策！
　　　　夏言在奏章中说：区区百十余人，宁波、绍兴两郡军民何止百万，竟然让倭寇在中华肆虐、荼毒生灵、占领城池、抢夺军械库、火烧官府、杀害官员。地方官员们一个个事先不能防御，事发不能剿灭，毫无章法、坐视战机贻误。真是国家大耻辱呀，大耻辱呀！
　　　　怎么办？既然倭患起于贸易、发生在市舶司，那么就废除市舶司、禁止贸易。这件事情过了17年后的嘉靖十八年闰七月，日本使团才再次来华。这次嘉靖帝严令地方政府枕戈待旦，不过日本也因为17年前的事情尝到了苦头。所以，这次使团来华非常友好。第二年嘉靖就颁发了勘合并告诉日本：尔等十年一朝贡的旧例，你们可要严格遵守。
　　　　嘉靖此举被许多人认为是不对的。然而，笔者却认为这是嘉靖皇帝在观察日本的反应。果不其然，五年后日本代表团就来朝贡了。嘉靖严令军队围堵将他们轰回了日本。万不想八年都等了，日本又提前一年前来进贡，而且船数、人数都不符规矩。日本之所以等不及，可能是因为内战缺少物资所致。
　　　　这时，浙江巡抚朱纨看日本使团实在可怜，便替日本使团说好话。他说，按规矩确实应该等嘉靖二十七年六月来华，他们竟然在二十六年十一月就来了，而且也确实违规多派了几百人，但如果把他们再赶回去似乎不近情理。我看呀，不如对规定内的100人给赏之外，那多出的400人也给予赏赐吧，这样可以体现天朝的宽宏大量。
　　　　这次中日双方都不满意，在嘉靖看来日本秉性未改，不宜再与之交往；在日本看来，对日严格执行十年一朝贡的规定，显然是不平等政策。你看朝鲜一年三贡之外，还可以以各种理由来朝贡，太不平等了。我们要教训中国，可是用什么教训呢？
　　　　倭寇！
　　　　其后，倭寇犯境、海上抢劫中国商船、抢劫他国朝贡船只的事情日渐增多。也许日本的行为对中国的伤害太深，嘉靖皇帝和一般朝臣可能会想：我们待你们不薄呀，你们竟然这样对我们。看来，对这些番夷国家不能太信任了。所以，嘉靖皇帝对于所有朝贡国家都开始严格执行太祖时期规定的入贡时间、人数等政策。这一政策造成许多与中国原本关系很好的国家日渐疏远中国。例如，真腊（柬埔寨）在整个嘉靖时期一次都没有来。其实，人家不来理由很简单，如果按照一百多年前的规矩执行的话，任何好处都没有，谁愿意来。所以，嘉靖时期中国的友好国家迅速减少。
　　　　与此同时，因为葡萄牙、西班牙等国对于东南亚原中国藩属国的侵略日渐增多，一些关于葡萄牙等国贩卖人口的消息也逐渐增多。嘉靖皇帝对禁海政策的正确性越来越深信不宜。而且，在与倭寇、葡萄牙和西班牙等国的数次战争中，所有人都发现：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国防建设不是越来越好而是越来越坏。因此，嘉靖皇帝决定在坚决禁海的同时要严整东南沿海军务。
　　　　在政府层面的朝贡贸易如此，对民间禁海的政策则日趋严厉。嘉靖三年、四年、八年、十二年，先后四次颁布禁海令。
　　　　第一次基本内容是：福建滨海居民凡是贡船没有报关者，私贩苏木、胡椒千斤以上者重处。四川、云南、贵州、陕西等省也如此。对于私造双桅海船者、把船卖给外国人者、私贩武器出境者全部绞死。
　　　　第二次基本内容是：漳州、泉州等府的一些百姓假借商贩为名私造双桅大船，在海上私自通商。兵部听着，你们要令浙江、福建两省的巡按官员严查。这些船不论是否载有外国货，都以通番罪论处，全都给我充军发往边关服役。官吏百姓包庇纵容者全都发往西南烟瘴之地。
　　　　第三次基本内容是：浙江巡按要严查浙江地区沿海居民假冒中介组织（牙行）囤积外国货。那些地方豪强富商地主只要违规建造双桅大船，全都给我拆毁。
　　　　第四次基本内容是：兵部要传檄浙江、福建、广东、广西文武官员，一切违禁大船不论何人建造全部毁掉。从今以后，沿海军民凡是与走私犯、海盗交结者，他们的邻居不举报的全部有罪，施行连坐制。
　　　　至此，嘉靖海禁进入到最严厉的时期。而后世对于嘉靖此举持广泛批评态度，甚至为此将一位治军名将、抗倭英雄推向了历史审判台。这就给今天的我们一个深刻的教训：要么严格执行错误的政策，本来在朱纨的打击下，倭寇包括西方国家的“国家海盗”都已经受到了重大打击，葡萄牙甚至为此全面倒向晚明政府，只要再坚持下去问题就可以基本解决了。嘉靖却在所谓的权力制衡下抛弃了朱纨，由此造成“提督之死”。要么就以民生为重，改变错误的政策。二者必居其一，绝不能摇摆不定，否则，最终贻误改革的最佳时机，失去改正错误的最好机会。
　　　　“提督之死”与“禁海派”和“弛禁派”之争
　　　　提督之死
　　　　嘉靖二十七年，也就是公元1548年五月，提督朱纨举6万海军，率领300艘战船、80条舢板，由都指挥使卢镗为先锋，进攻浙江省双屿岛。此时的双屿岛上聚集着当时世界上最为强大的海盗集团，它们有：倭寇、中国海盗、数次战败于中国舰队的葡萄牙海盗、其他欧洲和东南亚国家海盗。在小小的双屿岛上驻扎着1.2万葡萄牙及其殖民地海盗，其他海盗也有万余。它们拥有各式战船200多艘。关于双屿岛海盗势力下节将重点介绍。
　　　　朱纨奉嘉靖之命剿灭海盗，并制定了沿海官兵保甲制度，命官民混编严防死守，不得使海盗船靠近大陆，大陆船只不得出海，没收并捣毁民间一切双桅船。朱纨认为：海盗船在海上长期漂泊自然会疲乏至极，这时，对其进行进攻必然取胜。
　　　　这一政策无疑起到了很好的作用，许多海盗都因为疲惫不堪聚于双屿岛。然而，这么多海盗在一起自然会产生冲突，例如双屿岛的葡萄牙海盗势力管理相对严格，可中国和日本的海盗就非常散漫，双方也产生摩擦，但总体上仍然能够合作。朱纨在派出大量细作的同时，还准备了大量的火炮、硫黄、爆竹、破船、油脂等，等待大风的光临。六万大军将双屿岛紧紧围困，在数月时间里严防死守。
　　　　最终时机来临，六万中国海军借助风势，展开火攻，以大炮作掩护进行登陆作战，很快就消灭了中国和日本的海盗联合体，击毁海盗船几十艘。其后，对双屿岛上的主体势力葡萄牙海盗进行攻击，双方在海上、陆上同时进行战斗。最终，击毁葡萄牙大船35艘、帆船42艘，击毙800多名葡萄牙人，以及上万名葡萄牙殖民地海盗。
　　　　这就是著名的双屿岛之战。然而第二年，指挥这场战斗的提督朱纨却在狱中服毒自尽。临死前，朱纨悲愤地说：我既贫且病，而且脾气倔强，决不肯跟奸佞对簿公堂。我是死定了！即使皇上不要我死，福建、浙江的那些参与海上走私的人也必将置我于死地。横竖是死，我宁可自行了断，也不愿死在他人之手。
　　　　历来对朱纨之死都有一些争论，这种争论的实质就是海禁与反海禁的争论。当然，站在今人的角度反海禁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当仔细观察历史考虑古人的观点时，海禁也并非没有正确的地方。今人对朱纨的批评在反海禁派的基础上进行了系统化处理，再加上有些人很有特色的辛辣笔法，把本应该心平气和的讲述变成了没有必要的对古人的讽刺、揶揄。
　　　　朱纨之死有其更深刻的原因。朱纨的提拔者是夏言。夏言遭严嵩陷害被杀后，作为夏言的亲信之一，朱纨被杀早在预料之中。朱纨之死，完全是“禁海派”与“弛禁派”斗争的结果。
　　　　在当时，对于海禁问题有以下一些观点。
　　　　1）闭关绝贡。张B、归有光认为，不能为了区区微利，而造成百姓生灵涂炭。如今海寇之所以严重，全是互市的原因。当年郑和下西洋就有违祖制，引得那些亡命之徒勾引外夷，酿成百年之祸。
　　　　2）朝贡贸易的同时，进行积极的海禁。持此观点的主要代表是钱薇和朱纨、唐顺之，他们的主张是荡平走私窝点后，重新建立市舶，派遣高官监督，完全推行旧制。
　　　　3）海禁御倭。胡宗宪和屠仲律认为：倭寇数万人之所以能够长驱直入，完全在于国人之中的汉奸接济并为之向导。这和北疆敌人可以袭扰边关，其有汉奸相助是一个道理。因此，必须要严行稽查。
　　　　对船不能实行国初“寸板不得入海”的政策，这样会使沿海边民生计全无。所以，双桅尖底船要改为平底单桅，并对之做好记号，时常查验。
　　　　对货物，严查之。捕鱼船上的物品除了捕鱼之具和水米之外，如果有其他东西则予以没收。每处关卡都要有责任人，出了问题可以追究到个人。
　　　　4）宽海禁，开放民间海外贸易。持此观点的最有名的就是福建巡抚谭纶，其他人则有郭造卿、王言、王世懋、唐枢、郑晓等。
　　　　他们认为：细民以海为业，正如婴儿靠母乳为生一样。老百姓越穷越容易为盗，因此，禁也无用。每到捕黄鱼的时候，聚船数千都是犯法的，但谁又忍心禁止他们去捕鱼呢？与其这样，还不如松海禁。这样不但可以收取税务增加军饷开支，而且保证了百姓生计。
　　　　朱纨被杀后，通倭的海盗利益代言人获得空前胜利。海盗势力再次大起，明廷没有办法，最终派遣胡宗宪再次剿倭。卢镗、俞大猷开始整顿海防，然而，因为朱纨事件的影响，卢镗作为当事人也有些缩手缩脚。1553年闰三月，王直率领倭寇，领百余艘战船，在台湾到淮北的广大海域内进行抢掠，就连南京都受到威胁。
　　　　嘉靖皇帝在悔恨中，命南京兵部尚书张经，以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总督南直隶、浙江、山东、两广、福建等处军务的身份处理倭寇事宜。但没有多久，张经在获得“王江经大捷”后，反被严嵩迫害处死。
　　　　其后，严嵩文靠胡宗宪，武靠戚继光、俞大猷，先后诱杀了王直、徐海等。直到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倭寇之患才渐渐平息。随着倭寇侵扰高潮的退去，行将就木的嘉靖皇帝也似乎明白了问题所在，因此“海禁松弛”的时代再次来临。
　　　　隆庆开放：明代的有为之君
　　　　嘉靖临终前干的好事
　　　　在对走私、海盗的强力镇压的过程中，许多有识之士明白了问题的所在，在隆庆年间海禁政策终于有了松动。其实，早在这之前的1564年，一份奏章上面的观点就引起了嘉靖皇帝的注意：自倭寇犯我东南沿海之后，臣等虽奋力剿灭但成效不彰。其原因就在于，海边居住的百姓不出海就没办法生存，海外的国家如果没有中国的丝绵帛锦等产品几乎无以立国。我们守卫边疆越严，他们对中国产品的渴望就越甚。私下交易由此便产生了，如果私下交易不能实现，那么就只好抢了。古人曾说，扫除坏的东西就如同掩埋鼠穴，需要留一个，如果都堵死了，那么处处都会被咬坏。
　　　　嘉靖皇帝放下奏章之后，思考良久。他知道谭纶说的确实有道理，处处防等于处处没有防。然而，他却不敢主张开放禁海。嘉靖皇帝知道自己的名声不好，24年前一群宫女差点儿要了自己的命，而如今全天下的百姓几乎都在盼着自己死。即使这项政策是正确的，在他手中开始恐怕仍然会引来众人的不满。因此，倒不如留给自己的继承者让他来解决，以博取万世好名。
　　　　三年后，这位虽然极有政治手腕却无治国才能的嘉靖皇帝死了，民间欢呼雀跃。继位的隆庆皇帝也就是后来的穆宗皇帝朱载登上了历史舞台，尽管他在位仅仅六年，却博得了后世的好感，他的一系列治国新政，被后人称为“隆庆新政”。在福建官员的建议下，隆庆决定在月港设立海澄县，施行“开放海禁”政策。他不仅让海疆获得了安宁，在他的支持下，“隆庆议和”后的北部边疆也获得了安宁。
　　　　在嘉靖年间，明帝国的走私经济形成了四大基地：澳门、福建海沧、浙江双屿、福建月港。
　　　　之所以选择月港，那是因为1557年包括倭寇在内的各方走私者以及海盗势力曾经大闹月港，月港是当时中国最大的走私基地。没有办法，福建巡抚谭纶只好招抚这些海盗，并在月港设海防同知，将靖海馆变更为海防馆。到了1576年月港开放海禁之后，月港的收入大增。
　　　　月港开放实际上是将走私变成合法，它有三大好处：防止给国家尊严带来伤害；将走私流失的税收予以收回，充实国库；防止内陆商品大批流向国外。
　　　　凡是想出海的商人，必须首先要在自己的户口所在地开具证明信，即“保结”，主要内容是这个人是商人，是好人，要去进行海外贸易；然后向所在地省市政府（道府）提出申请，得到批准后由海防机构发给船引，即通行证。当然，这也是官方的纸面上的操作程序，实际上，只要有牙商（中介商人）、洋行（专门经营海外贸易的机构）出面作保，就可以申请到船引。船引需要填写限定器械、货物、姓名、年貌、户籍、住址、向往处所、回销限期（也就是多长时间内必须回来）等内容。船引需要海防官、府道备案，回国后双方还要对照查验是否按照船引行事。
　　　　紧随其后就要缴纳营业税，即当时被称做“引税”。起初规定一张船引纳银3两，之后上升到6两。
　　　　政府还对出海船只数量进行限制，起初每年船引总计50张，1575年增加到100张。
　　　　对外贸对象国也进行了限制。规定除日本以外，可以前往东、西洋，以婆罗国（今天的文莱）为界，以东为东洋，以西为西洋。
　　　　月港开放只针对漳州、泉州两地的商民，其他地区的海外贸易仍然被禁止。即使明朝政府如此限制对外贸易，小小的月港在税收方面却突飞猛进。
　　　　月港开放，名曰开放，实质上仍然是禁海，福建巡抚许孚远曾一语道破其中的天机：“于通之之中，寓禁之之法。”简单地说，就是将无法控制和消灭的走私转化为可以控制的公开政策。此政策使走私贸易在几十年间得到了控制。然而，因为月港开放只针对漳州、泉州两地的商民，大部分人仍无海外贸易的权利，海盗、走私问题也就不能完全解决。最终到了明代末年，明朝的政权竟要靠海盗来保卫。海盗问题自古就存在，但明代后期则日趋复杂化。之前的海盗主要是中国人，元代才出现了倭寇问题，而明代末期随着欧洲强国的相继东来使这一问题复杂化。面对复杂的问题，明政府还是抱着“花钱买太平”的政策，希望用贸易来制衡全新的敌人。其结果就是造成邦交国大量减少，中国首次将海外贸易主导权让给了别人。
　　　　第三回明帝国的短视：邦交国政策的严重缺失
　　　　明帝国在海洋经济上没有吸取宋代以来四百多年的经验，对海洋经济的重要性视而不见。在邦交国政策上，明政府过于看重历史失败教训，开列了一张“永不征伐”国家的名单、严重束缚了自己的手脚，而当藩属国出现纷争时，一味靠说服、靠花钱买和平，使得在国际关系中处于被动地位。而就在这被动中，中国丧失了海外贸易的主动权。
　　　　琉球王的榻上遗言
　　　　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某一天，在一间富丽堂皇的宫殿内，一位老态龙钟的男人躺在床榻上。此人看上去病得不轻，一个劲儿地咳嗽。“七年前，倭寇占我领土，孤忍辱偷生到今天。当年太祖助我国繁荣，深望天朝大明助我复国。不知为何，天朝至今都不肯发兵。我琉球与大明修好已有三个多甲子，大明虽不救我，但我也要感恩。今日，倭寇又有偷袭大明之阴谋，我既然知道了就不能不禀告天朝。蔡廛尔今日赶赴天朝，定将此信息告知皇上，多多准备！”
　　　　在病榻前，但见蔡廛两眼落泪，接连叩首回禀：我主放心，今日一去就是死我也将此信带给天朝圣主。太祖洪武二十五年，我家祖先来到此地，至今已有131年，然故国今日逢难，我也当誓死效忠。
　　　　病榻上的君王闻听，摆了摆手道：你今日回去就不用再回来了，今日倭寇已占据琉球，国已不成国了。
　　　　蔡廛跪爬着来到病榻前，双手扶住君王的手，哭泣道：我主此言差矣！我蔡氏一门来琉球131年了，大明虽然是我的故土，但琉球是生我养我的地方。我怎能贪图故国荣华，而忘记琉球！
　　　　“唉！国破家亡你回来作甚。”“我主安歇吧，我去了。”蔡廛见君王没有回复便起身离去。他经过艰难险阻，躲过特务追杀，终于来到了中国，迅速将倭寇准备进攻中国的消息上报给地方政府。对此，《明实录》记载说：琉球国王中山尚宁遣蔡廛来言，迩间倭寇各岛造战船五百余只，欲取鸡笼山，恐其流突中国，危害闽海。
　　　　琉球的丧失，对中国的国防安全、经济贸易造成极大危害。原来，早在日，在日本鹿儿岛地区的萨摩藩岛津家的家臣桦山久高，率领3000兵卒，分乘100艘战船进攻琉球国的奄美大岛。成功登陆后，又于22日攻占德岛，24日攻占冲用良部岛，26日攻占琉球岛北部的运天港，其后攻占归仁城，进逼首都首里城。琉球国国王尚宁王出走。4月5日占据首里城十多天后撤兵，双方签订停战协定，艳梅群岛被割让给了萨摩。
　　　　第二年，尚宁王被胁迫与萨摩藩的岛津忠恒一前往江户拜见了德川家康，其后又在江户谒见了德川秀忠，自此成为日本的藩属国。
　　　　日，在位32年的尚宁王在不断地期盼与失望中抑郁而终。可以说，中国坐视琉球丢失既有实力的不足，更有对外政策的失误，是过于信奉“花钱买太平”这一方式造成的危害。在各藩属国中，除了朝鲜之外，中国和琉球的关系最近。二者的关系，还要从洪武五年开始说起。
　　　　明洪武五年（1372年）正月，朱元璋命杨载出使琉球。琉球国在南宋时就已经成为独立国家，到了明代已经立国三百余年。杨载到达琉球国后，琉球国国王非常高兴，并随后派遣兄弟泰期等前来朝贡。朱元璋赏赐《大统历》及各种宝物。察度于元代至正十年（1350年）登基，中国开始与琉球有了关系。其后元代灭亡，琉球始终未来朝贡。
　　　　朱元璋自从立下“皇明祖训”后，就对邻国施以优惠政策，并对朝鲜、日本、大琉球、小琉球、安南、真腊、暹罗、占城、苏门答腊、西洋、爪哇、彭亨、白花、三佛齐、渤泥等十五国作出“不征”的承诺，让各国解除了戒备与担忧，也换来他们不再与元朝余部合力攻明的承诺。然而，就是这条祖训，使得明代历代帝王被束缚了手脚。自此，明朝以厚赐的形式将朝贡贸易做到了极致。
　　　　除此以外，购买这些国家朝贡船只带来的货物价格都在其他朝贡国之上。例如胡椒市价1斤为3贯，朝贡品为20贯或25贯，而琉球的则为30贯。由于琉球造船业极不发达，为此，朱元璋又将海船作为赏赐，例如，洪武十八年（1385年）便赐中山王海舟一艘。琉球的山南王和山北王各遣使臣来中国后，也赐山南王海船一艘，其后再赐山北王海船一艘。为了更快地发展琉球的经济，明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将福建沿海地区的“闽人三十六姓”移居到了琉球。这些人来到琉球后，有知识的人授官为大夫、长史，懂海战者授官为通事，掌管军事。
　　　　仅以琉球蔡姓闽人来说，授官紫金大夫者1人、正议大夫9人、长史33人、通事103人、伙长2人。
　　　　为了防止倭寇和各类反明势力的骚扰，朱元璋于洪武四年（1371年）、洪武十四年（1381年）两次颁发禁海令。凡民间与各国通商者除了杀头之外，全家都要充军边关。其后，永乐皇帝也执行了此类政策。
　　　　宣德五年（1430年）后，明政府再也无力举行大规模的航海贸易。郑和下西洋之后，明与琉球的贸易进入鼎盛阶段。因此，以琉球为中转站，中国与东南亚诸国开始进行贸易。琉球先买各国产品，之后朝贡给中国，中国给予赏赐。琉球朝贡物品主要为：硫黄、马匹、苏木、胡椒等。从公开的政府咨文来看，琉球船只因为较小其数量较多，其货物大多在10万斤，但其中不包括苏木的数量。中国在册封琉球的过程中，也领各类商品到达琉球。福建作为对琉球的主要贸易地，全省经济都获得了一定发展。与此同时，福建百姓还可以从对琉球的贸易中获得盈利，参加赴琉球使团的各百姓也可以得到酬金。
　　　　例如嘉靖四十年（1561年）随郭汝霖使团出使琉球的福建役吏、伙长陈大韶、许严等六人，每人得酬劳银六两五分；吴宗达等16名舵工，每人得酬银六两五分；大桅、二桅班手、头碇、二碇、护针、总甲、水梢、行匠、道士、戏子、门书、皂隶、马夫、厨夫等500人，每人得酬银五两三钱五分。在此情况下，不但政府获得了一定利益，民间也得到了好处。
　　　　然而，就是这样的国家，明帝国仍然没有对其重视，坐视日本将其作为殖民地。晚清同样没有吸取教训，再次坐视不管，琉球最终成为日本的领土。
　　　　不仅仅是琉球，东南亚的许多明朝藩属国，在明代不主张海上用兵的政策下，纷纷成为他国的殖民地。在16世纪，明帝国的海军与葡萄牙、西班牙等国的差距并不大，而且，欧洲列强远离本土且殖民地统治不稳，其新建的物资供应体系运转不畅。无论从何种角度看，明帝国仍然可以击退侵略，但明帝国却没有这样做。
　　　　琉球被日本占领前一百多年，马六甲这个对于中国海外贸易非常重要的国家便被葡萄牙占领了，同样明帝国再次自动放弃了盟友。自永乐元年（1403年）十月，朱棣派尹庆出使马六甲开始，明朝便与马六甲通好百余年。起先，马六甲国国王拜里米苏拉为了抗拒北部的暹罗，积极与明朝合作，在与尹庆交谈之后便派遣使者回访明朝。
　　　　使者于永乐三年（1405年）九月到达当时的首都南京，明成祖诏封拜里米苏拉为马六甲国王。此后，马六甲先后在永乐五年、七年、十年、十一年先后跟随郑和的船队，四次派遣使者前往明朝朝贡。永乐九年（1411年）拜里米苏拉更是率领王妃、王子、臣下等五百四十多人跟随郑和来到南京。马六甲与中国的关系进入蜜月期。
　　　　永乐十二年（1414年）拜里米苏拉病逝，其子梅格即位。梅格随父亲来过中国，为了对抗暹罗，在其11年的统治中先后六次遣使入贡。在此期间，明朝借助马六甲开始与东南亚各国开展贸易。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梅格之子沙即位，在其22年的统治中，先后六次派遣使者，两次亲赴明朝朝贡。在其即位的同年三月，便亲赴北京。
　　　　朱棣之后各国国王都没有来华，马六甲苏丹是唯一一位来华的君王。宣德皇帝对此极为高兴，两国关系发展到了高潮。其后马六甲陷入内乱，与中国的关系日渐疏远。直到景泰六年（1455年）马六甲著名宰相敦?霹雳上任后，中国和马六甲的关系才逐步恢复。1498年霹雳宰相病逝，执掌马六甲朝政42年的他去世后，马六甲开始没落，后因“亚刘事件”两国关系中断。亚刘原本是江西万安人，本名萧明举，畏罪逃往马六甲，官居通事，主要负责中马朝贡贸易。
　　　　但亚刘这个人恶习不改，正德三年（1508年）十二月来华后，竟然贿赂明朝官员伪造了任命印符，前往渤海国索要宝物，后与副使端亚智等分赃不均，亚刘竟勾结海盗彭万春等人将副使等21人全部杀死。案发后，亚刘等人被判处凌迟、斩首等。
　　　　正当两国为此事谈判之际，葡萄牙于1511年进攻马六甲，马六甲苏丹沙二世逃往国外。在17年的时间里，他数次请求中国政府帮助复国，但因为各种原因都未成功，最终在愤恨中死去。
　　　　马六甲、马尼拉、琉球等重要贸易中转站的丢失，证明明政府没有采取正确的处置方式。
　　　　现在，我们来看看明朝中后期的对外政策吧。
　　　　第四回 明帝国的短视：没有对“国家海盗”
　　　　进行强有力的反击
　　　　当欧洲国家以及日本蚕食、侵占大明的邦交国的时候，明政府没有主动维护自己的利益。这种状况直到琉球、马六甲被傀儡化以及被侵占之后变得更加严重。可以说，明中期以前，作为当时世界上经济、政治、科技、文化的“第一强国”，并没有维护自己的利益。“怀柔”的海上政策，得到的不是和平而是更进一步的侵略，使得对海洋经济自唐代以来，第一次失去了主导权。
　　　　清代后期大批邦交国丢失的情况，在明代就已经出现。朋友对于一个人的重要性我们都能明白，对于一个国家同样如此。这是明代给予中国最大的教训。我们不索取不正当的利益，但是也不允许别人侵犯我们的正当利益。
　　　　明末中朝并肩作战击溃丰臣秀吉的侵略军就是一例。明末对葡萄牙、荷兰侵略者的坚决抵抗证明，只有勇于维护自身利益，才能得到世人的尊敬。
　　　　葡萄牙的兴盛之路
　　　　葡萄牙国王的命令
　　　　日，葡萄牙国王唐?曼努埃尔一世正在看着一封信，那是迪奥戈?德?塞格拉将军给他来的信。信上将军说已经快到中国了，请问下一步该如何处理。曼努埃尔一世站起了身踱着步，用低低的声音说着：自从1460年我们占领了塞拉利昂之后，我们那颗寻找中国和印度的心跳动得更加厉害了。《马可波罗游记》中记载的帝国是那么富有强大。但书中记述的情形距今天已经二百多年了，他们还是那么强大且富有吗？如果他们只是富有那就好办了，但如果他们既强大又富有，我们该怎么办？哦，这可是件麻烦事儿。我必须要知道中国人现在的情况，越多越好。
　　　　想到这里，曼努埃尔一世回到了王座上，提起笔给塞格拉下达了如下指令：
　　　　要弄清中国人的情况。他们来自哪里？距离有多远？到马六甲贸易的间隔时间有多长？携带什么商品？每年来往商船的数目和船的规模如何？是否在当年返回？他们在马六甲或者其他地方是否设有商馆和公司？他们是否很富有？性格怎么样？有没有枪和大炮？身穿什么服装？身材高矮如何？此外，他们是基督徒还是异教徒？他们的国家是否强大？有几位国王？国内有没有摩尔人和其他不遵行其法律及不信仰其宗教的民族？如果他们不信仰基督教，他们信仰和崇拜什么？风俗如何？国家规模以及与什么国家接壤相邻？
　　　　欧洲在秦帝国时期就与中国有了间接关系，经过15个世纪的岁月，中欧之间仍然要靠中介来发生联系。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但更悲哀的是它以战争为开端。在葡萄牙进行的海洋扩张中，国王若奥一世的三儿子恩里克王子起到了很大作用。他在葡萄牙南部阿尔加维的圣文森特角开办了航海学校，并组织了多次航海活动，世人称之为“航海王子”。
　　　　1420年葡萄牙侵占了马德拉群岛，1446年又侵占了非洲几内亚地区，1455年侵占了塞内加尔地区，1460年侵占了塞拉利昂。其后，他们的目光转向了东方。
　　　　其实，早在1428年，恩里克王子就从兄长佩德罗王子手中得到了《马可波罗游记》，由此，对中国和印度产生了无限的遐想。其实，在欧洲贵族的头脑里，中国人并不陌生。古代西方称中国为“塞里斯”，这一称谓在公元前6世纪或7世纪亚里斯特雅士所著的《阿里玛斯比亚》的《独目篇》中就已经出现。公元前416年到公元前398年间，在波斯宫廷供职的希腊人克泰夏斯是第一位记述见到了中国人的西方人。
　　　　当时间到了15世纪末的时候，欧洲各国为了战争、税收、掠夺人口以供军需，他们开始主动支持海盗抢掠，对于航海也非常支持。最终，葡萄牙找到了一个叫达?伽马的人，他希望去找寻中国和印度。达?伽马于日率领船队从里斯本特茹河海湾出发。他的船队由4艘船组成，共有水手和士兵约150人。船队经过加那利群岛、佛得角群岛，驶过好望角，到达非洲东海岸的圣布拉斯湾。随后进入印度洋，又经过蒙巴萨、马林迪，终于到达了印度。
　　　　自此，葡萄牙的侵略矛头指向了亚洲。1510年，葡萄牙占据了印度西海岸的果阿（卡利卡特）。1511年，又攻占了马来半岛的马六甲（明朝称做满刺加）。满刺加地处咽喉要道，是郑和航海的必经之地，明朝朝贡体系中的重要一环。因此，攻占满刺加以后，葡萄牙已打开通向中国的大门，中葡两国的直接接触已是指日可待。
　　　　中葡之战：打出来的尊严
　　　　葡萄牙人学下跪
　　　　在广州光孝寺内，有五个高鼻子蓝眼睛，长得又白又高的葡萄牙人站在一个中国人面前。这个人会马六甲语，名字叫亚三。他是被广东地方当局指派的翻译人员。亚三看着他们高声说道：“今天，你们来到天朝上国进贡，首先要学会我们中国人的规矩！”“什么规矩？”其中一个看上去是这五个人的领头人问道。
　　　　“得下跪，知道吗？见了皇上你要跪下来，不能直视，不准抬头。各位既然想与中国交好，就要记住一句古话‘客随主便’，刚才我看了，你们的腿确实挺硬，那就看我的，先跪左腿，这么跪！”亚三说着很利索地跪了下来。看他这个样子，葡萄牙大使皮雷斯面带怒色，想：“我葡萄牙近几十年来占国无数，从来没有给人下跪过。怎么办？不跪显然不行，我这次来的使命就是和中国通好，近距离地观察中国的中央层面。以我看中国地方官员，他们不堪一击。而且中国人温顺不好战，很容易被打败。现在最关键的就是看他们的国王是个什么样的人，中央政府是什么样的政府。所以，我必须跪。”
　　　　想到这里，皮雷斯僵直的身体，跪了下去。站在门口的广东佥事海道顾应祥看到这，点了点头。“大人，这些佛郎机国人终于会跪左腿了。”“嗯，是呀，广东向来以海外贸易为重要财政收入。只要是外来使臣，我们从来不加阻拦。可是，这些人确实是够呛呀，连下跪都不会。刘通事为此还被责打了20军棍，说他没有教会他们礼数。经过我的建议，总督都御史陈大人、三堂总镇宁公公、总兵武定侯郭侯爷这才同意他们来光孝寺习礼。看来收效很大呀。”
　　　　这些葡萄牙人是1515年奉国王曼努埃尔一世、葡萄牙驻印度总督的命令来华的，1516年8月到达马六甲，日到达广州，历时两年多。因此，葡萄牙方面非常着急。然而，他们不知道此刻广东地方当局正在为是否让他们去北京激烈地争论着。
　　　　原来，葡萄牙1511年占据马六甲，切断了中国对外贸易的通道。马六甲苏丹曾派叔父那宋?穆达里阿来华求援，因为明政府不肯发兵，失望之中死于归途。其后，马六甲国王又派其子端?穆罕默德来华。明政府则要求暹罗等国发兵援救。尽管中国并未发兵，但朝廷上下已经形成统一意见：对葡萄牙进行经济制裁。
　　　　既然正在对它进行经济制裁，让皇帝见葡萄牙人肯定不合适。因此，双方激烈地争论着，争了足足有一年半还是没有结果。然而，皮亚斯在一年半的时间里已经将广东当局官场看得一清二楚，并与广东百姓广泛接触，竟然得出了错误的结论：因为中国人不好战，十艘战船就可以占领中国。
　　　　最终，皮雷斯在亚三的帮助下贿赂宁城之后前往北京，那一天正好是日，5月份到达南京的时候，正好发生朱辰濠叛乱，明武宗南巡的历史闹剧正式开演了。皮亚斯等人决定贿赂江彬以求见到皇帝。
　　　　当时，葡萄牙给予的礼物有：珊瑚树、各色锁袱、金盔甲、玻璃、撒哈剌等，三刃剑一把，还有一把铁软剑。因为没有该国的记载，朝廷也没有相应的国书原件，无法检查是否是真的使团，所以礼部的意见是给些钱打发他们回去吧。江彬以葡萄牙语很好玩儿为理由，说服了正对语言十分感兴趣的明武宗。可事情刚刚有所转机，1521年1月武宗就突然暴亡，第二天礼部就将葡萄牙以及其他国家的使臣打发走了。
　　　　更为严重的是，在皮雷斯使团前往北京的同时，在广东屯门的葡萄牙小型舰队的成员，因殴打中国收税官员（因为他们私自通商）、抢夺良民为奴等不法行为，与地方政府发生了冲突。加上明武宗死后，江彬阴谋政变的消息传出，皇太后和内阁大学士杨廷和等迅速出牌除去了江彬。而葡萄牙使团是靠着江彬的势力才得以被接见，因此他们在1521年5月被驱逐。
　　　　就在这时，葡萄牙舰队因为拒不执行明朝政府要求其离开的命令，被中国军队团团包围。经过短时间的冲突后，葡萄牙舰队仓皇逃去。恰巧，皮雷斯的使团刚刚回到广州，立刻遭到了拘押，并最终被砍了头。
　　　　在使团被扣押期间，葡萄牙军方与明政府进行协商。中方给予的条件是：葡萄牙归还马六甲。最终双方于日爆发了“屯门之战”。
　　　　中葡首战
　　　　嘉靖元年也就是1522年8月，葡萄牙国王若奥三世命令驻印度总督对中国宣战。宣战的原因是中国政府扣押了葡萄牙赴中国的大使，这个事情的起因及结果我们将在第三节进行详细介绍。当葡萄牙军队在中国海上有异常调动，开始按照战斗序列进行编排演练的时候，明政府派往广东的按察使汪f便命手下将士作好战斗准备。
　　　　双方战斗开始，汪f命令守城将士严守不出，待敌舰靠近时再行炮击。然而，令汪f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葡萄牙舰队在距离屯门很远的距离竟然开炮，城头上的明军顿时一阵慌乱，汪f惊诧于葡萄牙武器的先进。这时，守军也开始大炮还击。汪f大喊一声：不许放，还没有进入射程。躲起来，快！
　　　　这时，葡萄牙舰队更近了，汪f躲在城墙垛子后面，看着葡萄牙舰队耀武扬威地前进着。突然，他大喝一声：“开炮！开炮！给我狠狠地打！”屯门守军开始奋力反击。葡方舰队见屯门守军异常英勇，并非大使皮雷斯所说的不堪一击，疑惑中也下令撤退，准备重新拟定攻击战术。见葡萄牙舰队撤离，汪f也率领手下战将回到了临时司令部。
　　　　“各位，刚才我们看到了佛郎机（葡萄牙）火炮的厉害，请问各位有什么克敌之法？”众人一阵沉默，这时，一人说道：“大人，火炮虽然比我们的大炮厉害。但是，敌寡我众，我军必胜！”“你说的对，但是用更多战士的性命来换取胜利，我觉得是对指挥官智慧的侮辱。我想还应该有更好的方法。”这时，一人又道：“中国历代战争中都有火攻，我看我们也可以火攻。借助风雨有利天气，突然发动进攻火烧佛郎机（葡萄牙）战船！”
　　　　汪f点了点头，“各位将军说得都很好。当年，佛郎机国（葡萄牙）占领马六甲的时候，那里有许多中国人。虽然，他们背叛国家去他国为生（直到晚晴这种歧视华侨的观念仍然存在于统治者思维中），但毕竟根在中国，我看能否赦免他们的罪责，让他们为我们做内应？佛郎机（葡萄牙）人远渡重洋来到中国，其粮草接济自然不行，我军只要将其围困，时间久了他们自然会投降。今夜，广东所有战舰一起出发，围攻佛郎机（葡萄牙）！”
　　　　“是，就按大人的计划执行！”
　　　　入夜，汪f命200艘各式船只趁着夜色突然将葡萄牙舰队包围。由此，长达一年的合围正式开始。在这一年中，汪f用各种方式与葡萄牙船上的中国人取得联系，这些人开始陆陆续续地将葡萄牙火炮的图纸、构造方式、射程等关键指标传送出来。汪f立刻让军匠进行研究，对中国火炮进行了升级改造。
　　　　与此同时，汪f又命令收购民间的一些破旧船只，购买柴草、硫黄、油脂等备着日后火攻之用。时机终于来了，汪f令中国军队对葡萄牙舰队发动了最后总攻。最终，葡萄牙舰队彻底失败。
　　　　这次战役，明军积累了对葡萄牙作战的经验。之后，明廷命令中国人不准与葡萄牙人接触，中国军队一旦遇上悬挂葡萄牙国旗的船只，就立刻将其击毁。其后，爆发中葡“西草湾之战”，明廷派出指挥柯荣、百户王应恩抵抗。此战，中国军队生擒了别都卢、疏世利等42人，斩首35人，捕获战船两只。中方则有百户应恩等阵亡。
　　　　经此一战，明政府对于外番的朝贡贸易进行了大规模的收缩。明确要求：非入贡即不许互市。久而久之，即使原本与中国友好的国家的贸易也被耽误。为此，嘉靖八年（1529年）广东巡抚林富奏请松弛海禁。他说：佛郎机（葡萄牙）本来就没有和中国建交，驱逐他们禁止与之交易是正常的。然而，《祖训》、《会典》上所记录的国家都是对中国友好的国家，如果把它们也禁绝了，这简直就是因噎废食。
　　　　葡萄牙见正规作战无法取胜，便开始与倭寇合流做起了海盗生意。在国内走私集团的带领下，葡萄牙人开始在福建的海沧、月港，浙江的双屿等地与倭寇及国内走私集团合流。嘉靖五年（1526年）福建人邓獠越狱后，便开始勾结葡萄牙人前往双屿，其后邓氏兄弟也加入这一集团。
　　　　在双屿岛上，葡萄牙有一千二百多名殖民军以及属国的一千八百多名士兵。彼时，葡萄牙人的贸易总额大多在300万葡萄牙元以上。在双屿岛上，葡萄牙还建立了自己的殖民政府。由一名稽核、一名主管殡葬和收养孤儿的官员、几名警察、一名市政厅书记员、四名公证员等组成。另外，还建造了两所医院、一座慈善堂。
　　　　1543年，葡萄牙人在王直（五峰船主）的率领下前往日本，正式与倭寇合流。令人吃惊的是，葡萄牙人占领双屿岛这件事情，中央政府竟然长期不知道。究其原因，主要是一些沿海居民因为海禁难以生存，更无钱缴纳税款。16世纪以后，中国的税款大多以白银结算。而中国人最缺的就是白银，因为葡萄牙与日本交好，日本又是产银大国，所以，葡萄牙人得到了大量的日本白银。而当地官吏也因为受贿，便上下联手隐瞒了这件事。
　　　　随着葡萄牙人的势力愈加强大，殖民者的本性愈加显露。某些葡萄牙人开始奸淫妇女、抢夺人口，最终消息传到了皇帝耳中。皇帝立刻命令福建水师将国内外的所有商人全部驱逐出宁波，并任命朱纨为提督剿匪，最终将海盗、走私犯赶出了双屿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