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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天爱消除攻略专区导读
天天爱消除出来也有一段时间了，现在目前玩家最迫切的需求也已经比较明朗。针对天天爱消除推出的好友比分特色，玩家到处在找寻一些刷分教程、攻略。天天爱消除攻略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手动刷分，这个基本上是一些天天爱消除高手分享的经验心得。还有一类就是通过辅助及脚本来刷分的攻略，这一类也是玩家最乐于尝试的。小编主要为大家带来这两个分类的天天爱消除攻略，专区持续更新，敬请关注哦！
天天爱消除攻略推荐
修改第一个数据时候本人是500000起步，进去消除一组等待结束别调速度。每一局增加50000，最后200万。这样确实麻烦但是很保险。每一局都正常没有数据异常
昨天看到有很多饼丝说以前的刷法不能用了，今天经过几个小时的摸索，天天爱消除终于成功100W+给大家分享下！
天天爱消除200W以上高分攻略，前段时间tx取消了大部分人刷的分数，现在有高手推出了最新的天天爱消除200W以上高分教程，亲们想刷分的可以参考下！
首先用终极219w的方法找出第一个DW数据，改成800000。（当然，有可能也不是第一个，第一个不行就改第二个DW，如此类推。）
天天爱消除怎么刷分我想大部分人现在都知道了，但是天天爱消除还可以刷达人勋章你知道吗？西西今天就带来天天爱消除刷达人勋章攻略！
天天爱消除ios版怎么刷分，其实方法和安卓版差不多，看你用什么工具来刷分，小编小编给大家分享两种天天爱消除ios刷分教程，一种不用工具一种使用软件刷分！
天天爱消除游戏中加入了金币和钻石系统，玩家通过它们可以购买各种道具。而游戏中闯关模式为获取金币的主要来源，下面教你微信天天爱消除闯关模式怎么领取金币和钻石！
天天爱消除文章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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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服时间游戏名称服务器名下载号05-03 10:00664新区05-03 11:00追风少年05-03 15:00火牛大战05-03 18:00黄绿争霸05-04 10:00665新区05-04 11:00明日之星05-04 15:00隔扣大师05-04 18:00石佛传奇05-05 10:00军屯耕战05-05 11:00梦回三国05-05 11:00滑翔德雷05-05 15:00神之2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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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天爱消除
游戏资费： 免费开发商： 腾讯游戏来源： 游戏类型：题材： 游戏大小： 12.9MB
腾讯精心制作的手机游戏，专为广大微信和手机QQ用户量身打造。加入&天天爱消除&，将快乐收于指掌之间，从此再也不愁没人陪你玩，瞬间变身成为朋友圈里的&大红人&。
----萌萌星球的天外来客----
&天天爱消除&来自于萌萌星球。他是喵星星、琦琦熊等动物居民们最爱的游戏。只要找出3个相同的动物手拉手排一起，他们就能happy的打滚。
----靓丽玩法爱不释手----
※ 史上最萌的消除游戏，没有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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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知道谁是学校里的&天天爱消除&第一名？谁是办公大楼的消除冠军？想跟附近的玩家打个招呼？快加入&天天爱消除&&&首款支持和附近的人进行比赛的益智游戏。
※ 喜欢一个人玩？&&那也没问题！闯关模式让你自得其乐。
※ 时尚的你，怎能不玩这款最时尚的游戏？再不加入将立刻被甩出时尚圈！
----支持设备----
iPhone 4、iPhone 4S、iPhone 5、iPad 2, new iPad系统4.3以上（不支持iPhone 3GS、iPad 1、iPod touch 3）
----特别提示----
在游戏《天天爱消除》中，用户使用平台账号（QQ或微信）登录，能够同步游戏中部分数据，包括等级、好友等非通过购买累计的数值。用户在游戏中购买的游戏代币&钻石&仅限于在此应用中使用。腾讯平台上的虚拟货币, 比如Q币、Q点都无法在游戏内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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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门推荐◆桥本秀美：古籍整理的理论与实践（理论篇）▲桥本秀美（中文名：乔秀岩），1966年生于日本福岛县。1985年考取东京大学，就读于中国哲学专业，获得学士学位、硕士学位。1996年9月至1999年7月，就读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师从王文锦，获文学博士学位。现为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并为北京大学第一位全职外籍教师。2010年3月起，成为东京大学兼职教授。研究领域为文献学、三礼、经学。著有《义疏学衰亡史论》《北京读经说记》等。本文为桥本秀美在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做的「儒家经典之形成」第十一次专题演讲。现分为“理论篇”与“实践篇”两部分发布。台湾过去的古籍出版以影印为主，近来文哲所大力开展清人著作的点校整理工作，可谓有划时代意义。笔者作为爱好者，一直关注古籍整理出版事业，并在实践中对各方面问题产生了自己的想法。只是过去无意表述，没有形成系统成熟的看法。这次奉林老师之命，试整理陋见，向各位老师、师兄、师姐汇报。由于思考能力有限，论述不免零碎且多重复，概念也不够清晰，敬请各位谅解。理论篇（一）古籍整理的基本概念我们平常阅读的古籍，大多是现代工业产品。能够用二十世纪甚至二十一世纪的资料来讨论研究历史问题，是因为我们相信其中的文字内容直接或间接地反映古代情况。古人根据某些材料，基于某种思想，采用特定的语言方式来撰作一部著作，该著作经过转抄、翻刻流传到今天。有些书撰写时间长，也有些书经过多人、多次的改编，情况很复杂。通过古籍讨论古事，必须了解我们手中的文字如何直接、间接地反映历史现象以及古人思想。分析这些具体情况，以方便读者了解，乃是古籍整理的目标。古籍整理的出发点是版本。调查各种现存传本，分析其间的关系，是版本学的任务。在版本学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各种文献资料，研究这些不同版本上的文字有何特点，有何意义，如何直接或间接地反映古代情况，换言之，了解此书撰作以及流传的来龙去脉，应该说是版本目录学的任务。在此基础上，再深入研究不同版本上的文字，分析整理各种异文的不同意义，乃是校勘工作。阅读整理好的文本，还要借助于训诂学以及文字、音韵学等相关知识。只有适当解决语言问题，才能理解文本所表达的内容。这些工作都做好，才能讨论历史现象以及古人思想。以上是单纯化的文献学模式，实际上各层次的问题都互有关联，不能独立讨论。古籍整理目前最主要的工作方式是点校，在版本、目录、校勘、训诂各层次问题当中，校勘最值得讨论。1987年出版的倪其心老师校勘学大纲是北京大学古典文献专业的第一部校勘学教材。书中（第三章第四节）论述校勘古籍的目的和任务是「努力恢复古籍的原来面貌，提供接近原稿的善本」。这一论述应该视为比较抽象的理论概述，基本方向的确如此，但实际情况远远复杂。「原来面貌」往往不可定论，「原稿」不如刊本也是常见情况。陈垣根据校勘史书的经验，论四种校勘法，而强调慎用理校。若就经学古籍而言，继承性、逻辑性明显比史书强，校勘必须用各种经学观念及逻辑来检验。总而言之，校勘的问题涉及面广泛，不是单纯的是非判断。下面要将校勘问题与版本目录学问题结合起来讨论。（二）书与版本的成长变化今天我们看到的经书，都经过汉晋注家校订，在那以前经过漫长的流传过程，内容不断变化，这一点不待马王堆周易、武威仪礼等材料而自明。即便在魏晋以后，经书文本变化的幅度也相当大，诸多异文都是历史存在。我们认识一部书，应该要有历史眼光，不可以一种文本来否定其他异文。今从中华书局2001年出版礼记译解第一次印本中，摘录三处礼记正文。第287页礼运「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请信修睦。」第685页祭义「立爱自亲始，教民睦也。立教自长始，教民顺也。教以慈睦而民贵有亲，教以敬长而民贵用命。」第828页缁衣「有国家者章义瘅恶，以示民厚，则民情不贰。」「请信修睦」是十分单纯的错讹文本，礼记绝无这种句子，无需论证。「立教自长始」也是错讹文本，看下文即知当作「立敬自长始」。但此错讹并非礼记译解编排之误，而是阮刻十三经注疏的错字。商务印书馆白文十三经因袭之，黄侃批校也失校，以黄校白文十三经为底本的礼记译解中仍然保留这一错字。假如道光以后的著作引用祭义作「立教自长始」，除了知道这是错误以外，也必须知道这是作者因袭阮元刻本的结果，并非手民之误。「有国家者章义瘅恶」情况更复杂。礼记译解的底本无「家」字，就礼记译解而言「家」字纯粹是误衍字。但衍「家」字却有先例，陈澔集说作「国家」，礼记注疏闽、监、毛本也都作「国家」。另外，「章义」陈澔集说及礼记注疏闽、监、毛本都作「章善」，是因为伪古文毕命作「章善」，礼记释文已经说明「尚书作善」，唐石经初刻亦作「善」，后改「义」。校勘记、抚本考异都认为衍「家」、作「善」为错谬，郑注礼记的文本应该是「有国者章义瘅恶」，而陈澔集说的礼记文本即作「有国家者彰善瘅恶」。如果明清人的著作里引缁衣作「有国家者彰善瘅恶」，决不能说是错误。「有国者彰义瘅恶」、「有国家者彰善瘅恶」，两种文本都是礼记文本，而且带有不同的背景意义；「立教自长始」之与「请信修睦」同样不能认为是礼记文本，但「请信修睦」是必需无条件消灭的错字，而「立教自长始」是历史存在而且有过一定影响的错字，可以说在礼记文本概念的边缘上。越是历史长远的经典，文本概念越复杂。书好像一个人，有成长发展，也有蜕变老化。正如一张照片不足以代表一个人，一种文本也无法代表一部古籍。版本的寿命较之古籍本身，短暂许多。使用时间最长的如所谓三朝本南北朝七史，南宋前期刊版，刷印使用至万历年间，先后四百年。但其间经过不断的修补，至嘉靖时原版不存一叶，即南宋中期补版亦寥寥无几。又如日本足利学校所藏明州本文选，版本学家认为是南宋初刊行后未经修补的印本。台湾、日本、大陆收藏的同版书无虑十套，无不经过绍兴二十八年大量修补，如日本东洋文库藏本，据尾崎康先生调查，补刻叶已占七八成。不足二十年时间，而七八成书版已被更换，可见一种版本也不断在变化，而且速度相当快。书与版本都在不断变化，因而一个印本代表不了一种版本，一种版本也代表不了一部书。虽然如此，我们认识一部书、一种版本，并不是直接认识无穷变化的一切现象，而是形成一个概念。因此，问题在于我们如何形成书与版本的概念。（三）书与版本之辨别书是抽象概念，版本是具体实物。版本不能跨越时间、空间的限制，书则可以。请从礼书通故选两段文字，进一步说明问题。羣祀礼通故第48条引郑玄针膏肓：「孟夏之月，令雩祀百辟卿士有益于民者。」郊礼通故第40条引先郑周礼注：「鬰草千叶为贯，百二十贯，筑以煮之镬中。」案月令「雩祀百辟卿士有益于民者」在仲夏，任何版本都不在孟夏。虽然如此，「孟夏」并非「仲夏」之讹。月令郑玄注说「雩之正，当以四月」，是郑玄认为应该在孟夏，所以自撰针膏肓即当孟夏月令。郑玄原文如此，昭公七年左传正义引亦如此，故黄以周也照抄无误。可见在郑玄以来学者的月令概念里，「雩祀百辟卿士有益于民者」之文在仲夏，其事在孟夏，而其事在孟夏这一点从来没有任何版本直接体现过。又案：鬰人注作「十叶」，任何版本都不作「千叶」。虽然如此，也不能认为「千叶」是「十叶」之讹。黄以周在肆献祼馈食礼通故第55条说明「先郑『十叶为贯』，十当作千」，其说实出段玉裁说文注。（周礼汉读考、周礼正义均不见此说。）且不论他们的见解妥否，必须知道他们相信「十」是讹字，应该作「千」，所以引用自然作「千」。他们引用的是他们认为正确的礼记文本，而这种文本只存在于他们的脑子里，从来没有印在纸上。每一部书的概念都具有丰富的文化含义，任何一种版本都无法代表。但实际上经常有人不了解书的概念，根据版本胡乱校改。如中华书局点校本礼记集解第591页士虞礼：「尊于堂中北墉下。」〔一〕校记〔一〕：「堂」，原本作「室」，据仪礼士虞礼改。按照仪礼的宫室概念，「堂中北墉」不可能连言。所以不必调查版本，即可断言仪礼没有「尊于堂中北墉下」这种句子。假如有宋本如此写，也只能认定是宋版讹字。底本作「尊于室中北墉下」本来无误，校者以不误为误，是因为中华书局的十三经注疏本作「堂」，遂谓「仪礼」作「堂」，混淆了书和版本的概念。区区一个中华版，怎么能够动摇我们有两千年悠久传统的仪礼概念。我们必须知道仪礼只能作「室中北墉下」，作「堂中」不过是版本讹字，与仪礼无关。又如第794页乡饮酒义曰「尊于房户之间〔一〕，校记〔一〕：仪礼乡饮酒义「户」作「中」。校记的「仪礼」自然是「礼记」的笔误，但礼记乡饮酒义也不可能作「房中之间」。实际上，作「房中之间」是阮刻十三经注疏本的讹字。与第591页的「堂中北墉」不同，校者在这里出校没有改字，或许察觉到「房中之间」的不辞。但作者孙希旦卒后三十年才出现的版本讹字，与礼记集解何干？拿一极其无聊的版本偶讹字来说「乡饮酒义」作某字，岂不荒唐？问题严重的如中华书局点校本尚书今古文注疏，点校说明有如下一段话：校以他书的，周易、尚书、诗经、周礼、仪礼、礼记、左传、公羊传、谷梁传、论语、孟子、尔雅及其注疏，用中华书局影印的清阮元重刻宋版十三经注疏本；大戴礼记用中华书局大戴礼记解诂点校本；说文解字用中华书局影印的清陈昌治据孙星衍覆刻宋本改刻的一篆一行本；国语及韦昭注用上海古籍出版社点校本；周书用抱经堂丛书本；史记及其集解、索隐、正义，汉书及颜师古等注，后汉书及刘昭、李贤等注，三国志及裴松之注，宋书，用中华书局点校本；水经注用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本；管子、墨子、荀子、吕氏春秋、淮南子、春秋繁露、说苑、颜氏家训，用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本；贾子用上海人民出版社贾谊集点校本；论衡用中华书局论衡注释本；白虎通用抱经堂丛书本；潜夫论用中华书局版汪继培笺、彭铎校正本；楚辞用中华书局楚辞补注点校本；文选用中华书局影印胡克家覆宋淳熙本；通典、文献通考用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本；太平御览用中华书局影印宋刻本；艺文类聚用上海古籍出版社点校本；江声尚书集注音疏及段玉裁古文尚书撰异，用皇清经解本。用大段篇幅说明自己对这些经典古籍都没有应有的书概念，宣布要用作者根本不可能见到的版本来削足适履，这种校勘不如不做。如第489页校记〔一〕：下引大戴礼记说明堂之制之文，见明堂篇，原误作盛德篇，今改正。第490页校记〔一〕同样也将「盛德篇」改为「明堂篇」。案点校前言知点校者用中华书局大戴礼记解诂点校本。且不论用二十世纪的排印本校改嘉庆年间著作的荒唐，核之大戴礼记解诂，引文固然在明堂篇，但目录还有说明「许氏五经异义引此经文，称为盛德记」，可以知道称「盛德篇」确有根据。（孔广森补注直接将所谓明堂篇文字归入盛德篇。相对而言，孔广森补注较之解诂更适合作标准注本，而近二十年来解诂影响力远比补注大，这纯粹是因为解诂有中华书局点校本，而补注没有单行本。由此亦可见出版事业对学人读书往往有决定性巨大影响，所以我们对文哲所的点校项目期望很深。）这一段内容，大戴礼记流传版本都在「明堂篇」，孙星衍认为引此内容应该称「盛德篇」，是孙星衍的大戴礼记概念如此，校者不可以拿版本来乱改。类似例子屡见不鲜，如引益稷文而称皋陶谟，引有司彻而称少牢，学者的书概念都不与版本文字一致，引文在所有版本上都属有司彻，也不可以把少牢改为有司彻。又如第525-526页「禹平水土，主名山川，释水注〔一〕云『从释地以下至「九河」，皆禹所名也』」，校记〔一〕云：「注」字原无。案：下引为郭璞注文，因知脱一「注」字，今径补。其实这两句话唐石经以来各种版本都作经文，邵晋涵、郝懿行也都视为经文，孙星衍也相信为尔雅正文，所以引来证明禹的行事。若是郭注，作为书证也不够分量。校者见阮元刻本此两句刻成小字，遂断定为郭注，应该说是孙星衍想象不到的。中华书局点校本礼记训纂第860页「牖，穿壁以木为交窗也。从片，户甫声。〔一〕」校记〔一〕：「声」字原脱，据说文片部补。底本作「从片户甫」与大徐本合，校者补作「从片户甫声」与小徐本、段注本合。盖校者止凭段注本，论断「说文」作「从片户甫声」，因而认为作「从片户甫」脱「声」字。在我们看来，说文的文本也很复杂，大徐本、小徐本都是说文，不能据小徐本否定大徐本，更不能以段注本为绝对标准。又如第885页乡饮酒义「象月之三日而成魄也」下释文：「魄，说文作霸，云：『月如生魄然也〔一〕。』」校记〔一〕：「如」，原误「始」，据经典释文改。经典释文也是文本比较复杂的一部书，就这一段而言，上海古籍影印宋版以及通志堂本均作「如」，但余仁仲本礼记、阮刻注疏本等附刻释音作「始」。说文诸本皆作「月始生」，作「如」文义不通。再核武成释文云「魄，说文作霸，云『月始生魄然貌』」，可证乡饮酒义释文也应该作「始」。作「如」者宋版、通志堂本等版本讹字，（黄焯汇校失校。）断不可以说「经典释文」作「如」。我们手里所持的确是版本，但读书需要穿过版本错讹，读不包括错讹的内容。否则只不过是看版本文字，那是二十世纪、二十一世纪的工业产品，与今天报纸无异，不足以讨论古人、古事。中华书局点校本毛诗传笺通释第554页方言：「屝〔一〕、屦、麤，履也。」校记〔一〕：「屝」原作「扇」，据方言（周祖谟校笺本）卷四改。案：方言版本无论宋本、汉魏丛书本、戴本、卢本还是钱氏笺疏本，莫不皆作「屝」，未闻有作「扇」者，而且从内容来考虑，自然以「屝」为是，作「扇」不通，只能认为是讹字。我们判断方言作「屝」，不作「扇」，毫无疑问，不仅周祖谟校笺本作「屝」而已。现在校者不直接称「据方言改」，而称「据方言（周祖谟校笺本）改」，表面看似保守的做法，实际上是错误的。仅凭一个周祖谟校笺本，不可以校改道光年闲的著作。只有确定按照马瑞辰的方言概念应该作「屝」，不作「扇」，才能校改。引书不是引版本文字，我们校古人引书，必须了解该书的历史概念，根据作者对该书的认识来校引文，切忌拿我们手头上的版本随便乱改。（四）附论当代学术规范下面摘录有关贝多芬交响曲的两段文字：第五交响曲的第一乐章是建筑在用两个音写的四个音符构成的主题上。这无疑是音乐主题的最小限度。这里乐队的敲打声像命运、不可抗拒的力量支配着我们。他们的进行没有松劲的时候，主题发展的无情的逻辑被双簧管奏出的如怨如诉的小宣叙调所打断，这只是使我们再一次陷入迅速的骚动中，这场混乱直到乐章末尾才停息下来。（西方文明中的音乐，2001年，贵州人民出版社。）第三交响曲：这部交响曲的演奏有着比「浪漫」成分更多的「革命」成分。第一乐章演奏得极快，已经接近于不可能演奏的节拍机标记，这一点加上织体的紧密衔接，足以造成一种具有非凡感染力的戏剧性的急迫感。在第671小节（播放时间为15’04”处），加德纳使音乐形成了一个高潮，这种处理十分恰当，因为这一高潮在音乐的发展进程中具有关键作用，但却为大多数指挥家所忽略。（理查德·奥斯本加德纳指挥的贝多芬九部交响曲，爱乐丛刊——音乐与音响第七辑）后段奥斯本的文章是唱片的评论，主要讨论指挥家加德纳的指挥表演艺术。前段保罗·亨利·朗讨论的是贝多芬的作曲艺术。作曲艺术必须经过表演艺术才能让我们听到，我们听到的是当代乐队的表演，但是我们仍然可以讨论两百年前贝多芬的作曲艺术。保罗·亨利·朗说到「乐队的敲打声」，也提到「双簧管奏出的如怨如诉的小宣叙调」，但不会有人要求他出脚注说明唱片版本以及播放时间，因为表演是曲子的表象，并非曲子本身，任何一张唱片都不能代表贝多芬的曲子。无论是卡拉扬指挥的，还是克莱博指挥的，贝多芬就是贝多芬。加德纳的演绎特色比较突出，实际上所有指挥、乐团的演出，甚至同一指挥、乐团的演奏，每一次都不可能完全一样。反过来说，伯姆也好，伯恩斯坦也好，都不能代表贝多芬，绝不可能。听他们的演奏，我们一方面欣赏他们的表演艺术，另一方面通过他们的表演，也能够欣赏贝多芬的音乐，可是他们不是贝多芬。书与版本之间的关系，犹如曲子与唱片。没有人混同曲子与唱片，而很多人不能分辨书与版本。来自西方社会科学的所谓「学术规范」要求我们引书必须注明出版社及页码，我们人在江湖，有时不得不应付这种「规范」。实际上，引古书要求指定一个版本，如同讨论贝多芬第五交响曲要求指定一张唱片，实在无从选择。而且注记当代版本的页码也没有积极意义。比如1926年上海锦章书局影印的阮刻十三经注疏，似乎在三四十年代普及最广，被认为标准版本，所以哈佛燕京的礼记注书引书引得等皆据以为本。岂知不过半个世纪，几乎绝迹，我自己未曾一见。由于锦章书局影印时进行缩拼，页次与底本不同，与其他版本都不一致，因此那些引得也就失去了实用价值。后之视今犹今之视前，我们今天认为中华书局的点校本二十四史堪称定本，学术界普遍以为标准版本，但据说现在书局有重新点校推出新版的计划。他们将来的新版能否成功，现在不便评论，至少可以肯定，现在的点校本二十四史将来也会有被淘汰的日子。到时候，现在所谓规范化的学术论文引用正史文本出脚注的页码，都要变成信息垃圾。其实，引正史只要写明篇名，没有任何问题，最多看情况写卷次即可，版本页码毫无必要。篇名、卷次是属于书的概念，不管将来有甚么版本，都不会有改变。至于页码，每一版本都不一样，没有普遍意义。如中华书局新编诸子集成点校本墨子闲诂有1986年版与2001年版，装祯设计无异，但经重新排版，页次全然不同。例如公输篇「子墨子解带为城，以牒为械」这段话，1986年版在第447页，2001年版在第486页，相差四十页。若据1986年版记录页码，用2001年版无法核查。其实只要写公输篇，任何版本都可以查到，何必写这种才过十几年即变成垃圾的页码来污秽文章。版本是具体物品，也是商品，所以一方面受市场机制的控制，很快被淘汰，另一方面也受空间的限制。去年过世的北大中文系孟二冬教授，几年前在东京大学进行访问研究。有一次告诉我说，东京大学的资料室没有全唐文，不便研究。其实东京大学的资料室虽然简陋，也不至于连一套全唐文也没有。问题是，他们的全唐文是台湾影印本，而孟教授平常使用的是中华书局的影印本。两种影印本，用的底本无异，但影印本页码互不相同。孟教授的笔记引用全唐文中的资料，都用中华版的页码来注明出处，换了台湾版无法查找。当然，写页码纯粹是为了平常核查方便，所以他后来编撰出版的登科记考补正引用全唐文资料，也只写卷次篇名，没有写页码。我们不乏这种事例。英文著作引用中国古籍，经过翻译，很难想象原文写的是甚么。于是有必要核查原书，却发现脚注写「某某书，多少页，四部备要本」。台湾中华书局的四部备要在西方学术界相当普及，而在大陆49年以后一直没有重印整套四部备要，现在很少看见整套四部备要，更不用说台湾版。美国学者注明引文出处，往往不写篇名，只写页码，如果没有同一出版社的同一版本，仅凭英文翻译查找相应原文，难度极大。古籍的书概念不免带有一定的主观性，但在社会上存在一定的共识，太过离奇便不会被人接受，这就是文化传统。书概念存在于学者脑子里，但他的脑子具有社会性，因此也可以说书概念如同语言，既在个人脑中，又存在于社会上。余嘉锡曾论引文记卷数之始，（读已见书斋随笔，见余嘉锡论学杂着。）引汪远孙借闲随笔曰：「顷阅梁皇侃论语疏卷七『子谓卫公子荆』节云：『事在春秋第十九卷襄公二十九年传也。』是卷引春秋传凡七处，皆记卷数。卷十『虽有周亲』节云：『尚书第六泰誓中文。』则六朝已有之矣。」汪氏所见皇疏，乃清代日本刻本或其翻刻本，不能据此以为皇侃原文。正如余嘉锡案语所言，「引篇名，犹之引卷数也」，对我们来说，只要说襄公二十九年传，说泰誓，所指十分明确，加上卷第，不仅无益，反而添乱，影响阅读。但日本没有古籍文化，人们对经书不熟悉，仅知篇名犹感不便检查，所以才有必要添写卷第。汪远孙、余嘉锡等人不了解化外世界，想象不到没有古籍文化的社会，所以也没能想到这些卷次是日本学人所加，因而误信版本衍字为皇侃原文。近代以来的学者，引书多记卷次，但如经书仅记篇名，要以核查方便为准。中国学者引古书字句而注记出版社、页码，混同书与版本，不知始于何人，据我所知，洪业是较早的例子。洪业受美国学风影响，而且颇有疑古精神，礼记引得序、白虎通引得序等著名论文，都是质疑这些古籍的传统书概念。既然怀疑传统书概念，讨论问题应该从具体版本出发，引书必须详写版本、叶次。这种思想作为一种文化态度是可以理解的，虽然他实际上引用的仍然是书而不是版本，不能否认逻辑上有混乱。（所谓疑古，也不可能怀疑一切，所以他们一方面质疑某些传统概念，但立论的根据还是离不开其他传统概念，方法上无法彻底。彻底怀疑一切，只能做笛卡尔的哲学，无法谈历史。）我们对洪业应该给予一定的历史地位，承认他有特殊的文化心态，但也应该明白我们离不开我们的古籍文化，只能在此文化当中研究此文化。不了解书概念则无法引书，引书与引版本文字必须分别，若要点校古籍，尤其切忌混同书与版本。学术规范论者现在的主张是引用古籍必须注明出版社及页码，他们将来对古籍校勘的要求，应该是他校必须选用一种标准版本，不合该版本的文字，即使是标准版本的讹字，皆需出校。标准化论者的口号是程序透明化、客观化，因为只要透明化、客观化，一切都变成可以用权、钱来处理的问题。书概念是一种文化，需要我们花时间学习，不是有权有钱就可以弄到手的，所以他们要求用版本来代替书概念。版本是可以买、可以借的。谁有权有钱，谁就拥有最好的版本条件。然后出钱招兵，叫他们按照规则办事，标准化的点校本就可以按计划生产出来，也可以批量生产。既然是严格执行标准生产的成果，再也不许我们说这些点校本是文化垃圾。我们批评麦当劳的垃圾食品，麦当劳还会反驳说他们的产品比我们自己做的更卫生，道理完全一样。这样做，是只认权钱不认思想，等于否认古籍书概念原来极其丰富的文化含义。文化，尤其传统文化，犹如空气与水，本来应该属于天下所有人，大家平等受益。有权有钱人一手破坏自然环境，一手推销纯净水及空气清洁器。但愿我们传统文化的将来不要像空气与水那样。（五）书与资料随着图书馆界对稿、抄本整理工作的进展，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稿、抄本。一般而言，稿本不是定本，抄本文本不稳定。因此，若有作者自订的刊本，自当视为定本，即无作者手订刊本，大多数情况也应以原始刊本为定本。例如周礼正义有孙诒让自己出版的排印本，排印本的校订工作应该比稿本更周详缜密，因此排印本可以视为周礼正义的定本，稿本只有参考意义。仪礼正义胡培翚没能编辑完成，经杨大堉等人整理后，由陆氏刻版行世，虽然问题很多，但总会比稿本更完整，而且后来的学者阅读参考的都是此种刻本或其翻刻本，应该视为标准版本。假如发现胡培翚稿本，对仪礼正义的点校整理不会有多大意义。稿本对研究这些学者自然很重要，但周礼正义、仪礼正义这些书，已经是社会存在、历史存在，不仅仅是研究孙诒让、胡培翚的资料。中央图书馆藏后汉书残卷（含南宋初期刊十行本）有钱大昕手跋：后汉书淳化刊本止有纪传，其志三十卷则干兴元年准判国子监孙奭奏添入。但宣公误以为刘昭所补，故云「范作之于前，刘述之于后」，不知志出于司马彪续汉书，昭特注之耳。彪西晋人，乃在范前，非在范后也。此本虽多大德补刊之板，而志第一至第三尚是旧刊，于朓、敬、恒、征等字皆阙末笔，而让、勖却不回避，知实系嘉佑以前雕本。虽屡经修改，而古意犹存，断圭零璧，终是席上之珍也。乾隆甲寅四月嘉定钱大昕假观并识。同样内容见于濳研堂文集卷二十八：后汉书淳化刊本，止有蔚宗纪传百卷；其志三十卷，则干兴元年准判国子监孙奭奏添入。但宣公误以为刘昭所补，故云「范作之于前，刘述之于后」，不知志出于司马彪。彪西晋人，在范前，不在范后。刘昭本为范史作注，又兼取司马志注之，以补范之阙。题云「注补」者，注司马书以补范书也。自章怀改注范史，而昭注遂失其传，独此志以非蔚宗书，故章怀不注，而司马、刘二家之学流传到今，宣公实有力焉。此本虽多元大德九年补刊之叶，而志第一至第三尚是旧刊，于朓、敬、恒、征字皆阙末笔，而让、勖却不回避，知实系嘉佑以前刊本。惜屡经修改，古意渐失，然较之明刊本，则有霄壤之隔矣。手跋在书册上，读者首先是藏书者，其次是其他观摩此书册的人，所以简要说明自己的鉴定意见，赞美残卷，并署名，署时间，信而有征，适当提高残卷的身价。文集所收跋文多出说明刘注续汉志流传情况的内容，与此残卷无直接关系，对收藏者无意义，所以手跋没有这段内容。相反，赞美残卷，署名、署时间等，对不会直接看到原件的天下学人毫无意义，钱大昕手订的文集不会照录，鉴定版本的评语也要更加客观，「席上之珍」这种奉承话，自然登不到文集里。包括钱大昕在内的传统学者认为，文章要公诸天下，传之千载，像这篇手跋不算真正的文章。1981年中华书局出版启功丛稿，作者前言引郑板桥语：「死后如有托名翻板，将平日无聊应酬之作，改窜烂入，吾必为厉鬼，以击其脑。」有些文字，确实是作者所写，但作者会不满意，甚至发现有错误，不希望流传。寻找挖掘作者不愿流传的材料，对了解作者的确有帮助，但这毕竟是狗仔队行为，不是与古人交流的正途。如段玉裁误谓淳化年间有注疏合刻本，钱大昕曾经误从段说，后来知道其误，所以养新录中持注疏合刻在南宋之说。后人掇拾钱大昕遗墨，将误从段说的文字编入养新余录中。汪绍楹介绍这情况后，评论说「故集贵手订」。（文史第三辑阮氏重刻宋本十三经注疏考）潜研堂集、养新录皆钱氏手订，而养新余录出后人拾遗编辑，养新余录中的文字大概都是钱大昕亲笔所写，但不能代表钱大昕的学问。类似问题在胡培翚身上也曾发生过。研六室文钞是胡培翚手订的文集，胡先翰、胡先頖序文钞说胡培翚编文钞十卷，「其无关经义者，虽已传于外，概命勿付梓」。文钞卷六王石臞先生八十寿序后，胡培翚自我解释说：「古人集中不载寿序，此作私窃以为有关学术，故特存之。」张舜徽引此，说研六室文钞「在清人文集中，最为纯粹」。胡培翚身后，后人另编补遗一卷，就不知道筛选取舍，只能有甚么收甚么。如泾县龙神庙碑、孝子朱皋亭先生墓表等与经学毫无关系，可以说是「无聊应酬之作」，按胡培翚自己的标准，不可以混入研六室文钞。文哲所的胡培翚集将补遗六篇散入研六室文钞十卷中，而且不保留补遗篇目，则文钞十卷已经变质，让张舜徽虚称「纯粹」，补遗一卷踪迹全无，这种处理方法未免失妥。编好的文集有一定的体例，也有自己的宗旨，书名、卷次、篇目都已固定，这些都包含在一部著作的书概念中。即使是后人编辑的文集，只要编辑有法，不至离谱，而且广泛行世者，自当承认此类文集的书概念，因为已经定型，而且曾经在社会上产生过影响，具有无法磨灭的历史意义。至于文集未收的文字，或许是编文集时删汰舍弃的杂文，或许是编完文集以后的作品，未尝不是我们了解作者的好资料。如据后汉书手跋，我们知道钱氏鉴定此残卷在乾隆五十九年。又如研六室文钞补遗所收上罗椒生学使书，就是胡氏向罗氏请求为仪礼正义写序的信，透露一些个人信息，对我们了解胡氏经历有帮助，尽管胡氏自己应该不会希望后人看到这种求情信。对此，我们应该分别处理。文集是书，是已经成为社会共识的一种概念；集外的文字是资料，应该另外汇编。具体来说，如后汉书手跋与文集所收跋文，虽然有密切关联，但应该作为两种文本处理，文集的归文集，手跋看情况，若有需要而且有条件，可以另编遗墨汇录，不必试图互相校订，更不可以撮合两者改订成新的文本。像胡培翚，应该承认研六室文钞十卷补遗一卷是社会公认的书概念，卷帙、篇目不要改动，除此以外的遗文，应该另为一编。又如广陵书社版新编汪中集，有新编「文集」八辑，而述学不见了。汪中之名离不开述学，虽然也有二卷、六卷等不同编辑内容，版本情况复杂，但述学始终是一部重要的书概念。「新编」编者只关注文章内容，而忽视述学作为书的概念，因此新编汪中集对利用其中每一篇文字的学者或许有所方便，但不能满足我们古籍爱好者的要求。至少应该保留各种版本的卷第、篇目，否则手拿新编汪中集，对汪中的最主要著作述学仍旧茫然得不到概念。书概念是有机的整体，改动编次，就算有同样的部件，也面目全非。体解二十一体，堆在一起，说这就是一只猪，固无问题，因为猪是要吃要利用的，只要不缺斤少两即可。但对人不能如此，对书也不能如此。如何界定书的概念，也是图书馆编目工作中经常遇到的问题。如目前大陆几家大图书馆正在联合编辑古籍总目，目标是编一种古籍种类目录，希望能展示我们到底有多少种古籍。例如经义述闻有不分卷本、十五卷本、三十二卷本，另外有皇清经解本，都要分别著录。其中不分卷版，随写随刻，内容逐渐增多，此书正在成长发展，因此各地收藏的不同印本，所收条数应该有差别，但具体情况无法细分，只能算一种版。后来作者继续增订内容，有十五卷本、三十二卷本，自然都算不同版别。情况特殊的，如昭代丛书，往往把一部书拆开来作独立的书。惠栋的九经古义从撰写、流传的情况看，应该算一部书，而昭代丛书作为周易古义一卷、尚书古义一卷等互相独立的九种书。胡匡衷有侯国职官表，本来是仪礼释官九卷的一部分，昭代丛书抽刻作为一种一卷的书。昭代丛书中的周易古义一卷、侯国职官表一卷等，作为版种，不能不著录，但不宜认定为独立的书。独立抽刻是昭代丛书的特殊行为，若认定为独立书种，则古书种数会无限膨胀，一发不可收拾。如福建省图书馆收藏一部抄本「仪礼注疏考证不分卷」，算不算一部书？当然不能算。我曾经学仪礼疏，为校读方便，将殿本注疏每卷后附录的考证复印下来，用钉书机钉好，至今仍在手头。这不是「仪礼注疏考证不分卷」而何？只不过有墨笔抄录与电子复印之技术不同而已。如此尚可认为一种书，千万种古籍随时可以制造，岂不荒唐。可见，从图书馆编目的实际工作经验来讲，对书的认定还是要有文化历史的眼光，不能止看客观现象，而要了解一部书如何产生、如何流传，对书要有动态的把握。我们需要建立属于社会、属于历史的书概念，而将此与其他不成书的资料分开来整理。（六）离之则双美，合之则两伤书有无穷的成长变化、丰富的文化含义，一部书的概念极其复杂而且免不了主观性。影印本也好，点校本也好，又是一种版本，是书的表象而已。一种表象不可能完整地体现书概念。因此，需要了解古籍整理各种方法的优缺点，以期收到最大的效果。影印能够直接传达版本的风貌，无疑是一种最有利的方法。可是如上文所述，一种版本代表不了一部书，不同版本的内容也不容忽视。即使只有一种版本，是版本必有讹字，当如何处理？对这些问题，有不同的处理方法。首先，像文选那样有几个不同版本系统的书，可以选取代表不同系统的版本，分别影印。大陆已经出现文选集注、尤袤刻李善注本、胡刻李善注本、建本李善五臣注本的影印本，台湾出过五臣注本的影印本，日本出过明州刊五臣李善注本的影印本，韩国出过朝鲜活字秀州系统五臣李善注本的影印本，不同系统都有影印本，基本上已经满足了我们平常查阅的需要。假如我们拥有五十种不同版本的影印本，平常查阅也不可能翻查那么多版本，只会选其中代表性版本重点核查。影印本附录校勘记，也是比较实用的方法。来青阁影印余仁仲本礼记附「岳本对校札记」，中华书局影印四库提要、胡刻文选等都附有简单的对校记。影印本上直接描改的做法，等于创造新版本，容易造成混乱，不足以为训。民国时期有藏书家同时制造珂罗版影印本与木版影刻本的情况，珂罗版追求传底本的真正面貌，影刻本重视文本之优良，所以影刻本对底本讹字进行校改。张元济的百衲本二十四史以及四部丛刊等，外在形式上是用影印技术，而精神上与影刻本相通，既要传达底本风韵，又要提供精良文本，结果未免合之则两伤。（如方言卷六「陈楚江淮之间谓之耸」郭注「言无所闻，常耸耳也」，傅增湘珂罗版影印庆元六年李孟传刊本「耸耳」二字已残，仅存一小部分墨迹，「常」字笔画亦稍嫌不清，而傅增湘影刻本妄补作「当耸」，四部丛刊本影印李孟传本，按照影刻本描补作「当耸」。当知「当耸」是二十世纪的文字，已非宋版文字，与郭璞更无关系。）做好影印本其实也不容易。近年来大陆出版大量的线装影印本，印面质量与民国石印本差不多，远远不如日本汲古书院制作的硬皮洋装影印本。除了印面以外，用纸、书衣、装订、函套等统统与底本无关，提高成本，抬高身价，对我们读书，有害无益。排印放弃传达底本的图像信息，专门整理文本。图像信息转为文字信息，首先要解决异体字问题。过去在铅印排字的时代，活字有限，异体字只有规范化。如今电脑排字可以提供越来越多的异体字，造字也比过去容易许多。有了自由就有选择的烦恼，异体字才成为大问题。电子版文渊阁四库全书在务求与底本一致的原则上，保留了大量异体字，同时在检索引擎上套上异体字关联表，使得异体字对检索的障碍降低到最低水准。他们这样处理，其实是具体操作上不得不然的结果。输入、校对人员文化水平不高，而且字数庞大，不可能对每个异体字进行规范化，若要强行规范化，势必错误百出。后来刘俊文先生主持的基本古籍数据库，据说是采用了异体字规范化的方法。从检索效果来讲，两种方法可以达到几乎同样的效果。如果有人要研究异体字，不用说，前一种方法有用，后一种方法没用。礼记译解第532页乐记「明王以相▲也」，注〔一〕「▲：同沿。」作为字的部件「口」「厶」经常相通，所以兑或作▲，兖或作兖，说或作▲，袁或作▲，远或作▲，不同时期、地区的版本都有不同的习惯，而这些习惯与礼记无关，换言之，作为礼记文本，作▲作沿并无意义，校礼记不必出校记。礼记译解对其他底本兑作▲，说作▲，远作▲等处都没有出校，于此独出校记，大概是受阮元校勘记的影响。校勘记此处出校说明唐石经等较早版本皆作▲，而闽、监、毛本作沿。这种记载对研究异体字或许不无参考意义，但与礼记实无关系。越绝书书末叙云「以去为姓，得衣乃成」，是袁字作▲；又云「以口为姓，承之以天」，是吴字作吴。但我们整理越绝书，仍可用「袁」「吴」，不必改用「▲」「吴」。「袁」、「吴」是现在的标准字体，古代或作「▲」、「吴」也是我们的常识，作「袁」、「吴」没有任何问题。至于异体字的地理分布、历史变迁等，是需要另外专门研究的问题。2005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敦煌写本春秋经传集解校证，移录文本保留大量异体字，往往是过去的刻本上从来没出现过的字体，而校证部分也用大量篇幅讨论这些异体字。敦煌本的文本作为杜预春秋集解这部书历史变化中的环节，具有重大意义，但在这本校证里，文本特点被埋没在异体字的大海中，不便于了解。就异体字研究人员来讲，研究需要的材料是古代抄本、拓本、刻本的影印本，抄录或排印绝不可靠。因此可以说，此书的意义在异体字的「校证」部分，排印文本几无意义。总而言之，此书是一部异体字研究的著作，既然如此，排印文本不如用影印来替换。作为杜预春秋集解的研究，不妨另出一本同名书，着重整理分析文本内容。异体字问题与文本问题，分开来讨论比较方便。文哲所的胡培翚集第9页「版存▲阳陆氏」，有校记云：「▲当作沔，形近而误。」「形近而误」，一般是指错以为别的字。但在这里「▲」「沔」不是两个字，（尽管「丏」与「丐」是两个字。）「形近而误」不如说「字形有误」。这种情况，我们一般径改不出校。无论是作者、编者、刻书者还是读者，不会把「▲」当作另外别的字，应该可以说，这一异体字不包含在这本书的标准文本概念里。点校本通常是提供标准文本概念的表象，因此忽略这种字形上的小差异。若欲尽量完整地反映底本面貌，应该选择影印的方法。至于黄家鷟、家骥礼书通故校文等校记经常指出字形小讹的问题，（包括形近误字及异体字）是因为他们在校订版本，与我们根据版本校订该书文本不同。保留异体字并非无意义，有改必出校也是值得继承的好习惯。只要校对工作做好，改字必出校，无论校勘问题多严重，仍然可以利用。不过问题也看不同情况。如礼书通故，作者以及编刊者力求古雅，用古字形的标准宋体。这种古字形，显然不是平常读书写字所用，因此用法不成熟，不免常出错讹。例如，案通常的规范字形，称谓、称量均作「称」，而在他们的古字系统里，前者作「偁」，后者作「称」，需要分别。然而在礼书通故刻本上，从人从禾经常混用，不合古字规范。又如古字邪作「衺」，结果礼书通故刻本经常将「袤」「衺」二字相混。这些情况，正如现在大陆出版的某些繁体字书刊，云云不辨、御御不分一样。可以说，古字系统是礼书通故刻本临时穿上的一身打扮，并不是他的本质。如果我们只想认识礼书通故这部书，也不妨让他换上另外一套不太刺眼的行头。当然，服装打扮往往代表一个人的思想，换套外表，毕竟不过是权宜的方法。礼书通故点校本改古字为通行规范字体，并不是要取代原来的刻本。有点校本仍然需要影印本，既然有影印本，点校本没有必要一一注出异体字。有些点校本用异体字表或校记的形式保留异体字，终归不能全面准确地反映实际情况，不如与影印本分工，点校本不要管异体字为便。点校本的校对工作做得再好，也无法保证无一疏漏，这是我们离不开影印本的首要原因。因此我有点校本用影印文字的设想。早在1974年文物出版社影印南宋浙刊本荀子，即在影印本上套上标点符号。这些符号都用活字工艺制版，与其他大部分影印加标点本用手写符号不同。香港曾经出过广雅疏证影印加点校本，标点繁细，版面纷乱，不便阅读。若将行闲、字闲适当留空，加上非手工符号，应该能做到比较完美。换言之，这是点校本，但文字部分不用电脑排字，而用底本的文字图像。只要底本文字规整、清晰，则适用这种方法。就算如此，刻本及影印本仍然是需要的，因为编辑过程中也有可能发生错乱，而且行格已经与原书不同，毕竟无法保留原貌。话说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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