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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代中国海归的传承与开创圆桌论坛实录
　　新浪财经讯 欧美同学会北京论坛暨第八届中国留学人员创新创业论坛，由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主办，于日在北京举行。在大会圆桌论坛五：新生代中国海归的传承与开创上，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副秘书长苗绿等参加了会议并发表了自己的观点。
　　以下为文字实录：
　　主持人(苗绿)：尊敬的各位嘉宾，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主持今天大会的第五个圆桌论坛：新生代中国海归的传承与开创。我觉得今天大会进行的快一天了，大会把最后的议题设置成为一个新声带中国海归的传承与开创，我是觉得别具意义的。因为一百多年前欧美同学会成立，150多年前中国第一批海归出国留学，在这样的历史中不断积累中国海归在历史坐标上独具的意义，到我们今天这一代在座的各位都作出了自己在新生代海归的表率作用，做出了自己一些成绩。我觉得我们作为新一代的海归是有一个机会，需要出来跟大家讲一讲，说说我们做了什么，能与大家分享什么，是到这样的时候了。
　　虽然说在座的朋友们，在座的一些代表，可能创业的时间并不长，但其中有一些也有十几年了，虽然他们年龄并不跟今天下午之前的海归比起来并不是那么年长，他们做的事情在社会上也并不是有多大的影响力，跟资深的海归相比有一定的距离，但是我们在这里作为一个集体的亮相，也是希望给大家分享一些值得分享的东西。
　　首先我想请段刘文开始，来介绍一下自己正在做的事情。也跟大家讲讲新生代的海归我们具有怎样的特色、特点，在中国的海归历史上，给自己一个总结。
　　段刘文：大家好，我叫段刘文。我做的企业名字叫汉朗光电，主要是高分子材料，这个高分子材料的研发是由我的合伙人孙钢博士，他是剑桥的PHD，我们回国一起做的高分子材料的生产以及相关的产品的生产、研发、销售，全产业链的企业。汉朗从成立到现在有七八年时间，销售还可以，有兴趣的学长可以去考察一下我们公司。
　　张鹏：大家好，我叫张鹏。我的公司是信弘天禾资产管理中心，我们做的是量化投资和金融交易平台，我们在中国做一个非传统的对冲基金，另外做一个能够把中国的智慧资源跟资本进行对接的平台。
　　任玮晴：大家好，我们知道大家挺辛苦的了，我是任玮晴。今天我这边自我介绍一下，我觉得今天跟其他嘉宾可能有三大差别：第一，我其实在新加坡成长的，所以今天可能也是从外面看中国的角度来跟大家分享一下看法。第二，很多嘉宾也是从实业走入金融的，我以前是做金融，现在转型在做自己的一个企业。第三，我也算是今天论坛唯一两个女性的嘉宾，所以很荣幸和大家见面。
　　我的公司叫普雅公司，有实践和呈现的意思，我们做的是最实践的呈现，我们的展望是做全球最大的企业管理培训平台。我们做的是聚集最多的、最专业的专家当我们的老师。所以在座的各位可能也是我们潜在老师之一。希望以这个形式为企业做更专业、更实战性的培训。
　　朱伟卿：大家下午好。非常高兴在这里与大家学习交流，我在英国留的学，英国是出了名的雾都，经过这么多年，英国在低碳保护方面已经做的数一数二的了。我回国的时候感触特别的深，我们大家从其他地方飞来北京的时候，应该可以感觉到广播在说，但是往下看根本看不清下面有房子，就是空气质量很差。我觉得我们新生代海归应该有保护人类生存环境的使命。所以我就义不容辞开了上海宝碳新能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我们立志于把中国环境变化的事情做好，做强。
　　开公司之前我做了大量的调查，我去了一些比较发达国家，我学了一些先进的经验过来。我发现国外有很多先进技术，在中国确实是一块空白。公司刚成立的时候我想把这些技术引进进来，就发现一个问题，一方面可能这个项目本身也不太接地气，不太适合。另外，中国正处在经济发展期，转型期，很多企业宁愿把钱放在发展企业上面，也不愿意放在节能改造上面，就迫使我们这样的公司做商业模式上的创新，我又走出了国门，我开始进一步的学习，我把国外的金融碳资产理念带过来，这是后来很多企业说，不需要出一分钱，可以把节省下来的能耗开发成资源，交易以后可以拿到额外的收入，这样的话对企业而言有额外的收入可以投入新的节能环保上去，形成良性循环。真正意义上我想说的是新生代要做的是承担起社会责任，把低碳的价值，低碳理念植入到我们的企业中去，这样的话我们才会在国际上站得住脚，可以说我们为人类生存环境和应对气侯变化作出了贡献。谢谢大家。
　　肖晗：大家下午好，我叫肖晗，是岚山社会基金创始人。我们基金是专门投资于环保和大公益领域的股权投资基金和并购基金。我们专注在这些对社会或者环境产生积极影响的行业，比如农业的产业链，比如生物医疗、教育、养老，保障房，等等。希望通过并购的方式去让这些行业得到一个更良性的发展，就是增强国内这些行业的国际竞争力。
　　肖盾：各位学长大家下午好。今天非常感谢欧美同学会，很荣幸能够在这里做分享。我叫肖盾，我是一起作业网的合伙人。我先回应一下苗绿发起的要求，做一个自我介绍。我是16岁就出国留学，去英国读高中，在英国剑桥大学读两年大学和交换到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后来又回到剑桥读了研究生，读的都是电子信息工程，之后就工作，在国外做过金融，后来又回来在北京奥组委工作，之后在英国创业，做的是互联网教育，现在回中国还是创业，也是做的教育。
　　一起作业网，像学生都在纸上做，交个作业本。现在就是把作业留在我们网站上，小学生也到网站上做作业。我们网站现在差不多有两年时间，差不多有两三百万的学生用户，我们也比较幸运，上午的嘉宾徐小平先生是我们的天使投资人。
　　苗绿说想分享一下，认为这代海归的特征，实际上我是个个体，我也不太好去评价我们这一代人的特征，我个人的特征就是比较贫，所以可能一会儿多说一点。
　　主持人(苗绿)：一会儿我们要说新生代海归的创业特点，你现在可以讲讲，你刚才说的宏观的，后面可以讲这个。
　　肖盾：我本人是16岁出国的，像任玮晴是出生在新加坡的，之前的海归可能是年纪更大的时候出国，也是年纪更大的时候才回国。我刚出国的时候，我去英国的一个寄宿制学校，我还在形成自己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我刚去的第一年，我们宿舍住着两个人，是一个英国的男人，我跟他睡了一年。我也比较热爱运动，我参加这些运动队，运动员都是各种各样国家的。我喜欢小号，这里也是各国的音乐家，他们吹的曲子更多的也是莫扎特、西洋乐曲。我有十年时间待在国外，学习他们的语言，我了解到了国外的文化。我回来的时候我认为身体挺好的，相比刚才那些学长，我还很年轻，非常有激情，而且能熬夜。在这个时候回来创业我想可能更明显的一个特征，就是我们认为我们具备了对国外，不管从语言，知识，还是文化的了解。我们回来创业的时候我们希望把全球化的视野用到现在做的事业当中去。我想这可能是我们这代人创业和之前创业人的区别之一。
　　主持人(苗绿)：我知道在座的各位，虽然比之前的学长们没有那么资深，但是我们在座的各位也是作出了很多成绩的。比如我知道我旁边的段刘文先生，之前经历跌宕起伏，我觉得有一些特殊性的。他是第三军医大毕业的，是军医，在新浪工作过，又在沃顿商学院上过学。像张鹏是沃顿的博士，在投行做过一段时间，之后又回来，其实他现在做的金融方面是信息平台也做的很好。还有就是任玮晴女士，她做的企业教育管理平台也是非常的成功。朱伟卿是做的宝碳新能源也作出了很大的成绩，在国内的碳交易，碳管理这个平台上已经成为比较领先的企业。肖晗是做社会创业投资基金的，做的非常好。肖盾说了，有三百万的用户了，
　　现在从段刘文开始，你讲一下，我觉得刚才肖盾说新生代海归回国创业的特点，我个人觉得，也跟大家探讨，这是一个对新生代海归来说是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先说什么是最坏的时代吧，过去的改革开放以前就不说了，像留学人数很少。改革开放以后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出去的海归是绝对的精英，因为数量非常少。2000年左右每年回来的海归大约只有两万人。2012年每年回来的海归是27万，出去的是40万，这些未来也会回归，这个数量会翻倍的增长。虽然数量很大，为什么我说是最坏的时代呢？就是这样的竞争环境，可想而知对我们的创新、创业是有一定的竞争的。
　　为什么又说是最好的时代呢？因为我知道像过去的海归回来，政府支持力度并不是特别大，像中央政府推出了千人计划，地方政府有配套的计划。上午也提到，这是大数据时代，对我们通晓国际背景，通晓西方语言的海归学长来说，是一个创业的最好契机。因为海归出去的很早，所以这代人对西方文化的了解和事业的扩展有非常好的机会。我不知道段刘文在这方面有什么样的看法？
　　段刘文：苗绿的话题特别宏观，以我的理解去跟大家解释一下。我觉得你刚才说对海归是“两个最”，而且两极端，我觉得对海归来说，第一，因为中国特色，所以我们78年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出现了海归这个阶层，这个阶层我们是不是认为是一个不同的阶级，当然这个见仁见智了。因为海归回来是有一个专门协会是做海归的所有工作，所以它是不是一个阶级，我不太理解。
　　主持人(苗绿)：现在说海归是界别。
　　段刘文：Ok，界别好接受一些。
　　欧美同学会一百年了，从建国开始，像小平同志，刘少奇先生，其实都是海归，他们从法国留学回来以后带给了中国马克思主义，落地生根，然后创建了中国。我们觉得每一个年代的海归回来以后，因为你要接地气，要在中国做事，都有应用的市场。我觉得现在不是“两个最”，我觉得这“两个最”不太好定义，因为每个年代回来的海归都会觉得是最好的机会，最痛苦。
　　张鹏：主持人说的话题我也觉得非常大，对我们这代海归来讲，创业是比较好的时代。像我本人，我大概是2000年向很多当时的北大、清华学生一样出国，然后再读博士。当时对自己的未来并没有一个非常清晰的规划，就感觉毕业了以后，如果能进入到华尔街的话，挣钱比较多，就比较高兴。我非常庆幸的是，第一天去华尔街，我问同事每天生活是怎么样的，说我每天坐火车，然后再坐地铁上班，回家之后跟孩子玩儿。我突然想到留在美国，到了40岁的时候是不是过这样的生活，我想这不是我的未来。
　　作为我们海归要回国创业的话，要有独立的思考。就我本人做金融行业来说，我觉得在中国有非常大的机会，先不说政策上的机会和优势。我认为在互联网时代我们可以跟美国先进的东西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比如我们当时在银行工作的时候，对冲基金和银行已经把IT开发的东西外包到中国，但是在商业模式上没有一个周旋的考虑，他们认为中国和印度是以低成本劳动力来给他们提供价值。大家我认为在现在互联网时代，包括我们自己在做的金融平台，完全可以通过互联网把这些资源挖掘出来。比如我们做的通过网络平台，给开发者提供各种研究的资源，他们有了成果可以直接跟我们交互，我们做一个孵化器，把他们跟很多资本进行对接。对于他们来讲就有充分的激励机制，极大的激发了他们的积极性。所以我想可能在我们前面其他海归，就是在中国还没有充分发展的时候，更多的是学习西方的技术。在我们这一代看来，产品创新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也许是商业模式的创新。我非常同意上午沈南鹏先生说的，就是中国很多的原创商业模式都可以获得成功。所以我认为更多的应该进行独立的思考，看看在国外有什么先进的模式，我们可以拿过来进行改进，在中国的土壤上使它生根发芽，创造价值。
　　任玮晴：我觉得海归每个人的情况也不一样，如果问我新生代海归有什么特点，用自己的经历，我觉理想化一点。比如今天我听了很多人说的，像我为什么会选择教育这个行业？我在创业之后也是有非常多的选择，也有很多朋友告诉我说，可以一起做事情。但是选择教育是觉得这个是能够结合，一方面找到一定的商业模式，因为我们是赚企业的钱。同时，也能做一些有意义的事。因为作为专业人士我是经历过了非常多的培训，我觉得在座的也上了很多管理课程，但是真正有用的和印象深刻的不多。我作为专业人士做了这么多培训，觉得这个是不是需要改进以下，改进的方面是什么？做培训的都是理论化为主一些，有的甚至没有什么实战经验，而是讲师为主。我们这边是希望能够创新一下，创新是用实战人士把他们包装成老师，然后用他们专业的眼光，专业的知识传授给其他企业。
　　第二，相对而言，一点点全球化，这个可能跟每个人在国外待的时间有多长有关系。我发现来到中国以后，很多中国人喜欢说我们中国人什么样子的。就是很明显的中国人这样的，其他国家是那样的，我希望大家交流的情况下，把自己不要分割的那么清楚，其实中国也是全球的人。
　　主持人(苗绿)：对，我觉得很多新生代的海归更有这种意识，就是出去的比较早，对国际化的意识能接受，然后对全球化更能接受。
　　任玮晴：不仅仅是面对中国市场，而是面临全球的市场，这是我希望能做到的，也希望大家更多支持的了。
　　第三，我发现很多在座的年轻海归派，其实很多也是大公司待过的。在大公司待过，如果教育背景相对好，觉得应该先去大公司了解了解，但是很多也是自己跑出来，我觉得这也是机会。既然有机会从大公司学到了一些东西，是否把这些专业的知识带给大众？
　　我觉得智联招聘的郭总说的很对，必须接地气，跟不同的人士接触、交流，因为这些机会希望带给大家，所以做专业库，也是希望把专业库带给大家。
　　主持人(苗绿)：我觉得这代海归出去好像跟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出去的海归不一样。他们那时候出去很艰苦的，很多人都是打工，刷盘子，现在的海归家庭背景更好，他们做的事情更多是跟自己兴趣、爱好相关的，就是第一份工作，为了生存不是很明显。所以很多人进了投行，我们可以发现今天的海归，大多数海归的第一志愿，很多都是去金融行业，所以他们懂得怎么去融资。我知道朱伟卿现在做的事情就是跟金融，把碳金融这些融入在里面，我觉得这也是现在海归的一个特色。
　　任玮晴：说起新海归和老海归，这个要辩证看。以前老海归出去的时候年龄还是偏大的，现在明显是低龄化。像过去出去可能比较艰苦，现在普遍家庭条件还是可以的，我要感谢各位学长给我们建立了这么好的创业环境。
　　刚才说了碳金融，我们上个月刚刚在香港成立了一家资产管理公司。这个资产管理主要是管理碳这一块。我们是希望，中国的特色是有市场，我们强大了，老外眼睛都看着中国的市场，他们也希望能够进入中国，尤其是低碳环保的行业。所以我们成立了这个公司以后，香港是很好的窗口，也希望是平台，把中国可以在低碳节能环保领域方面跟国际接轨，这也是新生代海归现在创业条件下一个优势，就是现在机会多，大家背景也好了，环境也好了，国际环境也好了，中国经济也好了，而且中国处在经济转型期，转型挑战越大，这样机遇越大，人才的需求也会越来越大。我之前看过一个报道，李山博士提过洞穴理论，我觉得确实，我们是走出洞穴的这帮人。现在走出去的人越来越多，像欧美同学会就是一个很好的组织，可以把各方面的人才聚集在一块，我们这一代靠自己肯定是不行的，我们是需要各方面的人才，我们需要整合资源，整合人才在一块，这样才能把一个企业做大做强。
　　主持人(苗绿)：学术界对海归有不同的分法，我觉得有一种比较合理，就是分成五代纪，这五代纪对中国社会责任感，贡献分的。第一种，拯救中国。第二种，解放以后建设中国。第三，改革开放以后创业中国。在创业中国里我们可以说创业，我们从西方引进了更多的技术模式，商业模式，创新创业模式，但是我觉得新生代海归还有一个特色，就是引进了很多社会建设模式，很多NGO，很多创业企业是我们新生代海归是重要的因素在其中。我知道肖晗所做的岚山社会基金是社会创业投资的基金，你可以介绍一下你做的事情，对新生代海龟的特点有什么样的影响？
　　肖晗：先回答一下你之前提的问题，就是关于这一代海归遇到的机遇和挑战。其实每个时代多有每个时代不同的机遇和挑战，比如之前可能海归整体出来数比较少，但是对国外的需求也比较少。到现在的话，国家相当于用过去几年，用一些环境的代价和民生的代价，去换发展。但是到现在这个时代慢慢的这些人会关注环境和民生，就是人们的幸福指数这些东西了。所以现在对国外一些先进的环保的技术，一些模式，还有一些社会管理的模式，像我们现在做的事情，首先是美国、英国出现，它们在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发现光是靠一些纯的捐赠，纯的NGO，肯定已经没法儿实现社会目的。比如像很多地方，它是有一定劳动力的，如果你一直捐钱的话，这些劳动力就会变得更懒，本来可以发动起来的生产力都没有发动起来。所以现在很多西方的学界作出这种，用商业方式来解决社会问题。就说这些人没有工作，我们给他工作，把他们变成生产链条的一部分。这样的话他通过自己的劳动换取了收入，收入使他生活得到的改善，而不是原先的传统方式，把钱直接捐给他们。西方有一本书，就是说靠捐钱扶贫，会让经济体垮掉，让本来可以继续扶贫的人群去给他做，把他们纳入生产链一部分，教他们怎么种植、养殖，把他们变成可以交换的商品，这样的话会让人群的经济得到良性的发展。我认为西方在这方面的探索是当代海归可以拿下来的很主要的一块。也包括技术上的一些，像管理的先进技术，像国内我们做了一些调查，很多国企自己的行业增长有限，很多就慢慢转型，把自己的夕阳行业资产置换出去，让朝阳行业，像电动汽车等等，在环保领域，在一些新兴领域比较热门的公司的资产进入进来，这样的话国企的业绩会得到一定保证。同时，因为外来的技术，比如电动汽车等等，很多是海归引进来的，但是海归又缺少一些在本土化运营的经验、资金、渠道等资源，所以他们就会是一个很好的并购业务。
　　所以回答主持人的问题，的确现在我们有更多的海归，但是的确我们对有海外经验人才的需求也增加了，尤其像现在国家的经济发展之后，整个消费升级，所以会需要更多的西方高级服务的产品等等需要在中国生产或者在中国销售。国内外之间的联系是没法儿完全靠一种文化出来的人去做这件事，而海归这层，它的确在东西方文化之间形成了一个层，这个层是把两边的文化互相的交流，两边的商业互相交流。而现在中国经济发展之后，我们有更多的去海外收购的业务，这样的话就需要通晓当地文化的人才去做这件事情。
　　更有一点国家在推动中国的文化，中国好的东西向国外传播，除了廉价的商品之外，我们要输出一些文化上的东西，这些东西更需要熟悉两边文化的人才去来做这个事情。所以我觉得当今海归能做的事情还是非常的多。谢谢。
　　主持人(苗绿)：谢谢肖晗。
　　肖盾：我个人觉得这是一个好的时代，首先我觉得二十一世纪最缺的是人才，不管是海归还是土鳖，只要你是中华鳖精，你就是人才。海归固然有很多他的优点，但是也有很多的不足，我其实从国外回来的时候，我在国外待了十年，其实不算海归，算海瞎，去英国的时候经历了文化的冲击波，回来的时候又经历了反向的文化冲击波，是非常非常不习惯的。
　　我觉得过去很多海归回来创业，采取C2C，复制的模式很多。现在在国外领先的一些观点或者技术，我觉得可能不够。我认为海归回来创业更多的要学习土鳖的精神和他们的真知灼见。比如我们企业招聘的时候，从我的合伙人开始，到我们绝大多数员工，总体都是本土背景的，就是我认为海归和土鳖互相学习。
　　这个时代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时代，我们的祖辈不管是不是海归经历了战争，我们的付辈经历了文革这些动荡，我从出生开始就感谢改革开放，基本上就是一片繁荣，不断发展的和平年代，我在国外也经历着和平的时代。我们祖国GDP虽然排在第二位，但是面临各种各样的问题，从医疗，到教育，等等，这些东西都需要我们努力。所以我认为这是很有意思，很有挑战的一个时代，我们应该说怀有自己的知识和理想，应该作出一些事情，多向本土化的知识、人才和技能学习。
　　主持人(苗绿)：是的，我想海归在任何时代都是帮助中国走向世界。可能过去海归做的事情，很多是在学习和模仿国外的模式，包括我们知道的互联网模式。但是今天很多中国的海归在结合本土的国情的情况下，做出能够向世界展示中国自己的一些商业模式，商业方法的时代已经到来。我知道今天很多海归做了一些事情，其实国外也有这样的事，这是中国新生代海归的一大特点，在未来我想这个趋势会更加的明显。
　　下一个问题我想问问大家，请大家简短地回答一下，你们自己认为，自己国际化的背景，这样的留学经历对你们今天的创业有什么样的具体的影响？
　　段刘文：语言我相信大家都比较理解，它是一个基本的工具，你跟人家交流，得先会人家的语言，就像骑自行车一样，就是熟练工种，你老骑就比较熟悉。所以我们先过了语言关之后才能够融入到人家社会。大家都说美国发达，欧盟也是发达国家，我们要学习。过了语言关才开始交朋友，我刚刚过了语言关交的朋友就是交友不慎，是一个美国的同学，他是退伍的，然后去沃顿读的MBA。我在国内也是上的军校，因为我们都有部队的背景，我们就聊聊，然后让我去抽那个，说这是美国文化。我说是吗，书上没写过。我说回家在尝，回家被我媳妇没收了。会说英语和不会说英语，在建立共同信任的时候会有很大差距，如果你会英语，但是对本土文化又有一些了解，当然基于你对这个国家的认识，比如说芝加哥的客户，说我从芝加哥来的，你说风大，因为那儿的风大，这样一下就会近很多。这样我觉得就是留学以后，对于现在去做生意的一个最实质的帮助，可能还有很多细节的，但是我觉得语言是很实在的。
　　张鹏：我觉得在国外的工作经历，应该说也是非常宝贵的财富。像美国的公司管理体制非常完善，但是也带来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这种公司的管理往往会扼杀创新的想法和动力。在公司看到这些问题之后，像我们现在回国创业，自己做一些事情就想办法避免这些事情。像现在搞的扁平化管理，就想避免美国公司的官僚体制，非常复杂带来的管理问题。我想不管从正面还是反面都可以让你看到很多东西，对现在的发展是非常有帮助的。
　　刚才段刘文说的语言问题，现在看到很多朋友，把小孩很早就想送到国外留学，希望他们的语言非常融入当地，我对这个持有不同意见的。我认为从我个人经验来看，语言作为一门工具，满足了你在国外的生活和商务活动是足够了，但是你花200%的精力，说的跟老外一样，我觉得不如把这个精力花到做你的事业上，也许你能取得更大的成功。
　　任玮晴：我觉得主要体现在两点，一个是，我们主要是知识交流的平台，因为全世界有很多彼此学习的东西。这个不是说中国的知识或者美国的知识，而是说全球的知识库。所以我觉得这个肯定是说作为国际的眼光的平台是要做到的一件事。
　　第二点，我觉得可能更重要一些，我觉得无论是国际，其实简单说，你经历越多，你的价值观会慢慢的有所改变。价值观是往好的还是不好的，取决于自己怎么消化这些新的知识和新的经验。对我来说的话，我是在新加坡、美国、中国待了不少时间，各个地方肯定是，转这么多地方，我觉得其实中国和美国都是大国家，有非常多相似的地方，可能新加坡反而作为一个小国家会有一些跟大国家不一样的特点。我举个例子，像新加坡这么小的一个国家，没办法形成大国主义，包括市场太小了，所以需要走出去，所以走出去是必然的事情。去了不同的地方，价值观肯定是有改变的，在我们公司可能更多在一定上也是在管理方面可能会有一些价值观的冲击，包括可能比较扁平化一些什么之类的，这可能是跟我自个儿的价值观有关系。
　　主持人(苗绿)：是的，海归有留学经历以后，他们的思想更开放，更重视法治建设，思维更缜密。
　　任玮晴：我想说的是，虽然今天是针对海归的论坛，但是不用把差异化弄的那么明显。像包容心也是价值观，像这个业务需要跟任何群体接触的，比如说政府背景的，或者国企背景的，有各种类型的老师，所以我觉得价值观是通用的。
　　主持人(苗绿)：这个非常需要本土化，具体的国情，具体的本土的情况结合。在我们论坛开始之前，我电话过所有的合作伙伴，或者当面交流过，我说你们创业团队里有百分之多少过去有留学经历的，你们的经理是什么背景。所有人回答我，他们的团队里关键的人物是本土的。所以我觉得这点跟本土结合也是非常重要的。
　　朱伟卿：我们创业团队三分之二是海归背景，三分之一都是土生土长的人士。这些人为什么会非常重要呢？因为他们知道中国国情，像节能项目，它必须落地，他们懂中国国情，懂中国做事做人的方法，真的是分不开的。我觉得海归，尤其新生代海归，跟土鳖们，千万不要打架，不要排斥，我们应该要协同，合作好。我觉得这样的话会事半功倍的。还有就是我们的爆发力很强，我们很有激情，但是会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执行的问题，我觉得拿我个人经验来看，如果说你执行不下去都是空的。所以一定程度上，本土的一些人都会给你一点好的建议，就是要结合中国国情来操作的，我觉得这是一次很或的合作的话。
　　主持人(苗绿)：你的海归背景对你不得创业有什么影响？
　　朱伟卿：我觉得宝碳最有说服力的，因为如果我不出国的话，我根本就不知道，原来我们在低碳，环境保护和节能环保上面跟国际差距这么大。如果我不再一次走出去的话，也不知道原来世界上有这么先进的节能技术，我们的差距原来这么大，当中的一个空白需要我们新生代海归去填补它。这就是我在海外很大的一笔收获。还有就是我们创业团队有三分之二是海归的背景，说实话这也是一笔财富，这些人群也是我在国外的时候，大家期交流，一起碰撞出火花，然后走在一块的，虽然说是留学，但是也是我的一个收获。
　　肖晗：我觉得在国外最重要的一个收获，就是当你走了很多国家，了解了不同文化之后，可能会形成更普世的价值观，这个可能会是作为一个人的需求，各个方面，你会形成更高一点的价值观。所以我觉得大部分海归回来之后，他的国际的概念，当然民族主义就会少了很多。
　　回答主持人的问题，就是海外的经验对现在做的事情有什么影响？我觉得影响蛮大的，我主要有两块海外生活的经验：一块是在伦敦去读语言，读了一年。在那边的时候我是住在一个家庭住宿，就是伦敦的一个皇宫里给戴安娜王妃弹琴的乐师，这些人做了一辈子乐师，他说他跟戴安娜王妃是很好的朋友。像这样的人是很虔诚地信仰英国王室，也是很虔诚的基督教。基督教很大的特点是他们会认为自己对的东西，让别人去转给别人。就像英格兰的国旗是，红色是日，这是来自十字勋章那时候。当然也包括一些其他的经济利益了。但是他们去东征很多次，他们的理念就是把自己的文化和自己认为对的东西去传播到东方。这种文化我会和他谈很多事情，人生，工作，虽然我不信仰任何宗教，但是我觉得我带走的是他所信仰的，就是作为一个人对，你要把你认为对的东西进行更好的传播，就是人对社会要有责任感，你不是为了自己去生活，去工作。这是我在英国一个最大的收获。
　　另外一个海外经历，是在非洲做了一段志愿者。我做的是解决社会问题的一个孵化器，帮助他们改进管理，帮他们融资，成立一个社会投资基金。因为那个时候在非洲华人非常少，亚洲人都很少，周围的人都是一些来自欧美国家，非常想做公益的人。在那个环境里，同时非洲又是慈善的中枢，所以很多国家的慈善机构，基金会都会在非洲做非常多的事情。所以在那么一个，周围的人都是对社会，对慈善有非常大的…环境里面，我觉得我在那段时间是被很深的洗脑了。所以回来以后我就一直坚持在社会投资这个领域去做事情，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大的收获。
　　主持人(苗绿)：我们说中国海归对中国的改变是从制度到文化，肖晗讲的可能是在文化层面，你刚刚提到，海归有很少的民族主义概念，全球话的概念。回来做的创业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这方面可能也是中国新时代海归创业的一大特点。
　　肖盾：讲到留学经验对我创业的影响，我分享几个故事。第一，当时我们创办一起作业网的时候，我们希望跟公立小学的老师合作，把他们原来布置在课堂上的作业布置在网上。经过第一轮调研以后，发现这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小学老师都比较保守，因为这个涉及学生，他们都不太愿意。我就问他们，你们有什么特别难解决的事情，我可以帮助解决。于是老师说我们特别想训练小孩的英语听力，口语，于是我满世界找人，后来找到国外的一个语音室，确实有这个技术，就是小孩对着电脑说，电脑就可以对他的语音进行纠正，老师和家长愿意听也可以上网听这个声音。于是我就拿回这个产品去找这些老师，我说假如免费给你们使用，你们会不会使用？几乎百分之百小学老师都会使用。所以第一个，可能还是有一些技术理念上的认识。
　　第二，有一次和教育部的领导交流，他们提到一个很大的要求，就是减负，就是现在小学生作业负担特别重，政府也下过一些政策，比如减负令，比如限制老师布置作业的时间，实际上没有达到特别理想的效果，因为考核机制还在那儿。老师留作业少，家长照样会让孩子回家做额外的题。反正我当时就想，我觉得如果要是考核机制还是这样，假如不变的话，减负的唯一方法就是增加效率，怎么增加效率呢？我当时学的是工程，工程增加效率的唯一方法就是数据的统计和优化。于是我想数据能不能应用在这个行业？后来我认为其实完全可以。就是我发现小学生在线下做100道题，有99题是没用的，错的一到题是有用的，但是他又没法儿找类似的题进行训练找不到，所以发现考试的时候同样的错题同样题。通过简单的数据处理，我们就让他做错的提再做一遍，做对的就不用做了。
　　第三，我非常同意肖晗跟大家分享的，实际上我在国外这段时间，更多的是在进行人生的思考，因为我一直是一个比较迷茫的孩子，所以我一直在想，人为什么活着？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就像我刚才进这个会场，保安问我一样的。创业本来就是思考和学习的过程，但是我想这里有一些东西。比如我在国外，一般见到一个陌生人，他第一个问题是你叫什么名字？第二个问题，就是你从哪里来？我都会说我从中国来。所以我实际上以前在中国企业并没有特别把自己当做中国人，当然我就是中国人。所以大家给我打的标签，第一是名字，第二是国籍。所以回国创业之后，我时时刻刻在想，就是我们如何帮助，不管有没有回来的海归，在国外的时候能以一个中国人的身份，非常骄傲的很外国人去交流。所以现在每做一件事情我都希望它能真正帮助到中国社会，去做一些政府都觉得可能有些难度的事情，我们尽自己的所有的知识和技能，所有的体力和经验去帮助他们做一些这样的事情。所以从所有企业的文化上来说，我每天也跟我的同事们讲，希望简简单单是活着，而是要有理想地去活着，去追求，去创造，去真正地尊重，去净化自己，成为一个自己会觉得，我自己会尊重的。这都是我在国外深深体会到的。
　　主持人(苗绿)：谢谢。其实我们新生代海归，在座的很多人都是看着我们之前的资深海归的故事，听着他们的创业故事，回国创业的，我们对他们的故事都烂熟于心。但是在这样的场合我也是非常的荣幸，也是非常的愿意把我们在座的几位朋友介绍给现场的其他资深的海归们。其实我是想说，像我们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是海归创业智库，我们每年出版中国海归蓝皮书和报告。之前我们做很多对海归的研究，很多都是对我们在座的很多资深海归这个群体进行了大量的学术的研究，和调研，也对政府进行了建言献策。但是我想说的是，在未来我们这样的以海归为研究主体的智库，也会更多的体现在座的这些海归的代表或者是新生代海归，他们的一些想法或者是对他们进行更多的研究，这也是未来我们一个方向。我想这也是中国未来海归传承与开创的一个希望，因为所有的故事最终的讲述一定是个希望。所以大会最后的讨论是关于新生代海归的传承与开创，以及新生代海归的特点。
　　提问：2013年本来是金融产业最大机会的一年，你们谈的都很笼统，如果提问题我就提问题，第一个是，传承开创，你们在国外待了那么久，也在国外金融企业干了，你怎么把国外金融产品引到中国来？这里头有哪些不适应的地方？我们应该怎么做？我希望既然是专业的研讨会，你还是要谈专业，不要谈太上面的东西。张鹏你是在中国从事金融信息平台的建设，做中国量化投资，你在瑞银信贷也都干过，就是说你在中国量化投资的时候，你的感觉是什么？你做了哪些符合中国市场的成绩或者盈利的方式？
　　第二，朱伟卿你谈了很多，你是搞碳化交易的，碳化交易在我们国家还是要谈开创的，你在我们国家怎么开创碳化交易，自然实现碳化交易的证券化？即使你没具体搞，你遇到了哪些问题也可以谈，政府需要解决什么？
　　张鹏：你刚才说的我们做的量化投资，在中国确实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因为很多，包括过去有很多做量化的人，都想回国把很多东西搬到国内，但是非常困难。举个例子，我们刚开始做的时候，花的半年时间把中国的金融数据全部重新整理了一遍，甚至从专业的切口拿到的数据都不太符合量化的要求。
　　我想说的另外一点，技术是一方面，但是花时间是可以达到的，但是要发现中国的需求在什么地方。对我们来说在中国做量化投资也好，关键是要关注到投资者的需求。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培育投资者和教育投资者，我认为真正能抓住客户的需求和价值取向是更加重要的。基于技术，有些客户不管从华尔街还是从哪儿拿到高科技的模块都没问题。
　　朱伟卿：说起中国的碳交易，大家都知道国际的碳交易非常成熟，大概有十几年的经验。对于中国的话我们在去年刚刚开始，国家推行几个试点城市进行碳交易。这当中遇到很多问题，一方面就是配额发放问题，很多企业不愿意说自己产量问题的。截止到现在位置国家已经出台了四五个文件来扶持碳交易，碳金融，碳市场。另外，我们的碳的金融的二级市场也是非常关键的问题，这个市场怎么活跃？一要有买家，二要有卖家。6月18号深圳碳第一笔形成，大概在30块钱左右，现在最高价到了102块，可以看到未来碳的二级金融市场非常活跃。怎么设计好的碳金融产品，也是非常大的问题，这也需要我们从国外学习的。
　　还有一点，国外那个时候做国际碳交易，一般国外是以买家的形式出现，什么叫买家形式？就是说开发碳的指标你自己来开发，但是我是一个固定价格或者浮动价格我来收。这就需要新生代商业模式的创新了，怎么创新？就是说我不需要你来投资，全部我投，投了以后我分享碳资产，这样企业就不会产生经济压力，相反它会得到一笔额外的收入，它可以用这笔收入重新投入到节能环保领域。
　　还有一点，作为海归，我从国外学了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社会责任。我觉得我们每个人，尤其应对环境的时候，我们还要考虑我们下一代的子子孙孙，我们确实要在面对气侯变化和人类生存方面做些贡献。
　　主持人(苗绿)：好，谢谢六位的分享，也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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