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与三百年文革(上) 作者：任不寐 １９６６－１９６８年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是人类历史一场否定性的巴别塔事件。人类自以为神，并纠集种族在理性和意志的带领下通过合作建造通天塔，这在世界历史上并非罕见。然而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在这“理性的自负”之外，仍然拥有完全属于灾民社会的品质。一方面，它不是合作性或肯定性的乌托邦事业，而是内战性或否定性的乌托邦事业；而这一特征与中国的灾民理性密切相关。另一方面，文革现象是中国无神论传统、特别是敌基督传统的政治后果：从纯粹信仰角度看，文革不过是长期背逆真理赢得的惩罚；从神学理性上看，文革乃是这种悖逆必然导致的逻辑结果。与此相关，作为一种精神现象的文革是从历史深处出发的，而作为政治现象的文革至少有三百多年的历史；当代三年文革不过是三百年文革在天安门广场的检阅大典。无神论文革理论研究述评：
不仅仅由于北京掌权者对文革研究的限制，也由于汉语思想传统本身的限制，三年文革过去４０年后，文革研究并未获得具有“两希”品质的学术成果。这一时期令人尊敬的学术表现乃是艰苦的材料收集和整理工作，然而，这些材料至今并未构成文革研究的形而上学基础。这些材料大部分成为文学抒情、政治指控或道德指控的证据，而在西方，所谓文革研究乃是对这些材料的再整理，理论框架和分析体系仍然是罕见或不能使人满意的。这一点与法国大革命的研究形成了至为鲜明的对比。遗憾的是，目前的文革研究主要仍然从法国大革命的研究中吸取灵感，然而却完全过滤掉了法国大革命研究中的属灵品质；而一旦经过这种无神论处理，对法国大革命的反省就变得毫无意义。在这种意义上，文革研究使法国大革命白白发生了，路易十六再次被砍头，拿破仑再次称帝，而汤玛斯潘恩的《人权论》再一次战胜了柏克的《法国革命感言录》。由于中国的文学理性传统，１９７６年以后的文革研究首先进入文学抒情阶段。“伤痕文学”先后经历了“某些人是文革灾民”和“所有人都是受难者或所有人都是文革灾民”这样两个阶段。这个时期大约截止于１９８６年，邓时代的非毛政策半推半就地鼓励了伤痕文学对毛派力量的指控，而一旦指控逐渐涉及制度层面，特别是经过１９８９年政治危机，“伤痕文学”随着文革重新成为研究禁区而终止。事实上早在１９７９年３月１５日，北京就下发了“中共中央关于提醒全党维护毛主席形像的通知”，以控制反思文革造成的意识形态危机。随之而来的时代“忏悔文学”粉墨登场，所有人都是有罪的这种新观念与所有人都是受害者这种就观念分享了文革反思情绪。然而忏悔文学并没有从神学基础上展开，９０年代另外两种思潮的对立撕裂了这种半途而废的文学忏悔。第一种思潮被称为新左派思潮，他们反过来从“文革民主”中看见了抵抗现实不公正的的思想资源。另一派自称为自由派，他们通过借鉴法国大革命的研究成果和英美的保守主义理论，强调文革民主乃是多数暴政，是对个人自由及其基础财产权的粗暴践踏。１９８６年以后国内文革历史整理方面有了一定进展。然而，１９８６年以来的海内外文革研究，在理论上大致未能超越道德指控和苦难记忆的层面。这一点诚如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余英时所言：“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里每一个档的后面都隐藏着数不尽的血和泪”。余赞成毛及所代表的党应该承担文革罪孽的主要责任：“文革是有组织、有计划的暴力行动，而且是革命暴力的最高阶段。但这既不是‘意外’也不是‘偏差’，而是革命暴力落在一个绝对独裁者掌握之中的必然结局。正如俄国史名家派普思所指出的，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不但师法列宁、斯大林，而且也参考了希特勒的经验”。２００５年６月１８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徐友渔在北京“三味书屋”的一次演讲中总结说：西方对文革的研究超越了帝王将相史，他把西方的研究分成三派：第一派认为毛发动文革是为了他的社会理想；第二种解释正相反，把文革的发动归因于纯粹的权力斗争；第三种观点居于前两者之间。然而这三派的观点实际上在这一点上是共同一致的：掌权者承担责任，罪的根据在纯粹世俗领域。与此相关，问题进而涉及到文革与传统的关系，由此也产生两种对立观点：一种观点相信，文革乃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断裂；另一种观点正相反，认为文革乃是传统文化中的黑暗方面在现代社会的爆炸性呈现。前者如林毓生、杜维明等海外儒家学者，他们持这种亲近传统的立场，他们更愿意把文革理解为对五四的反传统激进主义的回归。一些英语研究者支持这一观念。这些分歧焦点在于对中国传统的认知不同。如果不在“两希”文明的参照系之下，或者缺乏希伯来－圣经文化的介入，就无法将中国传统文化物件化。换言之，相关评论无法拉开中西文化的距离，也无法分别厘定理论和现实之间的空隙。从经验理性上看，反传统的观点应该更有说服力。这一点正如北京理工大学的一位学者所看见的：“文化大革命”的理论与实践与诸子百家等历史传统也有着深刻的渊源关系。他谈到，儒家的人性本善道德万能思想、道家的无为思想、法家的强权主义、墨家的平均主义、兵家的诡道等等，都在毛的“马克思加秦始皇”的现身说法中，在文革的“以传统反传统”的逻辑中逐一呈现。然而这些亲西方的自由主义学者同时陷入这样一种困境：既然在中国传统中找不到超越文革精神的资源，他们又不愿意在西方的基督教传统中寻找自由的根据，避免文革悲剧的力量就只剩下五四精神，只剩下“德赛二先生”；而这赤裸裸的“德赛二先生”正是引导法国文化大革命的“精神领袖”。近年对这种局限作出反应的著述中，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郜元宝的观点颇引人瞩目。郜在《关于“文革”研究的一些话》一文中谈到：反思历史不能只审问领袖而放过群众；“文革”研究应该反思整个中国现代文明，至少应该从“五四”开始“五四”知识份子几乎一致反对或冷淡基督教，人被放到了神的位置；“中国现代文化”并没有接触到西方文化的“体”，结果文革研究只剩下道德论断。不过郜仅仅把五四知识份子放在被告席上不完全公道。从法律上看，毛当然首先在被告席上；其次，五四以前的汉语主流思想一直是反基督教的，而梁启超在这之前就提出了“新人”概念（《少年中国说》），而这个“新人”概念一直是汉语人本思想的最高理想：新人不过是圣人、真人与立地成佛的近代语言。根本没有神，人可以成为神，这不是五四才开始有的东方信念。“文革”中的很多词语都体现了要“打破一个旧世界，创造一个新世界”的思想，但是，这种思想从来不是现代性的一个命题，而是从“盘古开天辟地”就有了。我不完全否认新儒家对现代性的指控。然而，一方面，五四以来从西方吸取的“现代思想”并不是西方的主流思想和文化本源；另一方面，这些西方的非基思潮却仅仅在东方彻底掌握了民众和他们的精英，这种情况就只能在本土寻找答案，确定“差别原因”。共产主义幽灵之所以在中国获得了最为稳定的国家形式，必然因为这里存在它可以茁壮成长的文化土壤。“有灾变无信仰”，是文革精神维系和泛滥的基本处境。灾变社会为文革消除了世俗障碍。首先，灾民社会骚乱的机会成本较低，无论是政府还是人民，在社会动乱中所失不多，却可能通过动乱获取身份变迁。计划经济进一步把人民搞得一贫如洗，从而使社会动员更为容易。人们没有财富和政治自由的荣耀，唯一可能获得荣耀方式就是“投身革命”。其次，灾民社会的政治动员具有更多机会主义特征：文革抗议经过了灾民理性精致的算计：与最高权力或与人民权力合作可以极大降低政治风险。这一点使中国文化大革命与法国大革命区别开，在法国，拿破仑是革命的结果，在中国，毛泽东是革命的前提。文革并非完全是一场狂热的激情主义骚乱，无论是对掌权者还是民众，他们更可能是“政治巨人”、“文化李逵”和“激进愤青”面具下面精明的政治灾民。“道德理想国”如果不是逃避责任的谎言，就是故作小儿状的灾民神话。第三、灾民社会的普遍敌意为上面的政治合作规定了否定性方向：一切人对一切人的否定成为自我荣耀或牟取利益的唯一路径。灾民的敌人意识一方面源于残酷的生存竞争（包括政治斗争），这种敌意只能通过进一步的你死我活得到释放。另一方面则因普遍贫困和精神无聊导致了对不平等的极端敏感、不可遏制的仇恨，以及对打破现状追逐任何一点可能变化的热望。然而由于资源的绝对短缺，改变不是向内反省而是改变他人改造社会的内在动机是重新分配邻居的财产、政治身份，并通过侮辱他人成为他人的上帝；或者为了成为他人的上帝必须侮辱、否定、指摘、消灭他人。否定性的政治革命同样需要在精神世界自我合理化。假上帝为了否定性目标必须把自己想像为上帝，从而解脱任何内在约束或摆脱真上帝的主权以便为所欲为。基督教信仰最主要的社会功能在于将人类的否定性意志完全锁定在内部，指向自我，但无神论将人从这种“捆绑”中释放出来；如撒但所鼓动的，人可以象神一样论断善恶。文革之所以获得了内在良心的援助，乃在于这种无神论自义，由于铲除了上帝这最根本和最后的约束，因否定神从而可以肆无忌惮地否定人和一切。在这种否定中，每个自我得到了撒但给他们的应许：“可以象神一样”。当然，这种狂妄必然得到了象撒但一样的惩罚：短暂的空中荣耀以后是突然的坠落和永远的羞辱。无论从灾变论还是从信仰角度看，文革因此并不是一个突发性事件。１９６６年－１９６８年的三年文革根植于中国数千年的灾民理性传统和敌基督传统；而清晰可见的，包括文革的动机和目标、动员方式、内战策略、否定性专案等等，都从十七世纪初到今天的三百年中的历次非基运动中表现出来，三年文革不过是这三百年文革的现代总结。一方面，三百年文革为三年文革提供了政治经验；另一方面，三百年文革由于否定了上帝使三年文革中的非上帝暴乱或自我惩罚终于成为可能。这三百年的非上帝事业是这样逐渐发展的：从明末清初３００年的禁教和教案，经２０世纪前５０年的义和团运动、非基运动、到１９４９以后的三自运动、控诉运动、反右派、文革，直至今天逼迫家庭教会的禁教政策，中国三百年多来一直存在一种针对基督的文化革命。这个文化革命构成了１９６６年发动的文化革命的文化基础和宗教报应。这三百年的文革历史有一面共同的旗帜，“你们弃绝了那圣洁公义者，反求着释放一个凶手给你们”（徒３：１４）。毛泽东不过是千千万万个非上帝或凶手的代表。文革乃是大大小小的非上帝和凶手互相践踏的内战史。而这一切否定性罪恶之所以可能，乃是因为第一个否定：弃绝了那圣洁公义者。从１６１５年到１９４９年：回顾汉语思想反基督教历史并不能给文革的起源提供直接的证据。问题在于，一方面，汉语思想是以文革的经典方式在反基督，或者说，中国人在反对基督教的三百年历史中，奠定了三年文革所有的“指摘技术”。另一方面，中国的敌基督历史扫除了文革罪恶行径最后的精神阻力；而在某种程度上，掌权者及其仆从恰恰为了这一目标而加倍逼迫教会。１５５３年（１５５２年？），耶稣会士沙勿略（Francis　Xavier）在上川岛（Island　of　Sancian）面向中国大陆抱憾而死。这是一起象征性事件，它标志着在宗教改革（包括南欧天主教改革和北欧的新教改革）和环球航行背景下的全球福音化时代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阻碍。随沙勿略之后而来的意大利耶稣会士范利安（Valignani，Alexandre）在澳门眺望北方，他的呼喊代表了罗马世界面对中华帝国的焦虑和无奈：“哦，顽石，顽石，你何时打开大门？！”有耶稣会士更感慨：月球离欧洲有多远，中国就离欧洲有多远。晚明到清末，从利玛窦到汤若望，从马礼逊到爱德生，福音在中国逐渐扎根成长。然而，由于教会从来没有在中国取得过相当于它在欧洲的政治地位，因此基督教在中国总是处于政治权力的淫威之下。基督教在华存在的这种先天不足，给他的敌人提供了充分调动各种资源予以打击的条件在弱者身上表现权威意志，这切合灾民理性之精要。“景教”的覆没（８４５年唐武宗发布铲除外宗教的诏书），似乎开启了基督教在中国受难的历史。遗憾的是，在这一连串苦难中，凶手主要是由中国士大夫来担当的，他们更多的时候是诽谤者或告密者，极端的时候，他们就是刽子手。在这似乎令人费解的名单中，晚明的沈和清初的杨光先特别引人瞩目。他们和皇帝一起发动了第一场针对教会的文化革命。１６１５年，沈任南京礼部侍郎。这一年５月他向皇帝上奏书要求将传教士与中国信徒判处死刑，这一“檄文”揭开了“南京教案”的序幕。他对基督教的指控为所有指控基督教及政治对手的后来者提供了范本：传教士秘密潜入帝国因此是外来敌人；在儒学经典中找不到基督教的教义，天主教自诩它的道德体系要优于儒学的三纲常伦理；基督教不承认皇帝是最高的精神权威，否定领袖和精英是伟大光荣正确的；传教士个人生活堕落，是人民的敌人；男女信徒深夜聚会图谋不轨，更重要的是，信徒画十字是发动革命的暗号……这显然是一份具有中国特色的控诉。这些指控不仅是阴险的，在投皇帝之所不好方面也是精明的。沈的“第一张大字报”得到了除了徐光启等人以外的大多明朝知识份子的回应。沈胜利了，１６１７年皇帝发布了逐教令。传教士被关进监狱、被驱逐，而信徒被迫害。传教被视为非法。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臭名昭著的魏宗贤为首的“阉党”和沈为代表的知识份子结成了同盟。不仅如此，“诗人和流氓的共谋”还成功地阻止了欧洲对明朝的军事援助，那时候，满人挥师入关已经准备就绪。第一个敌基督的朝代被满人彻底剿灭。沈的系列文章后辑为《破邪集》，于１６３９年再次发表，长期以来，被唯物论知识份子奉为宝典。１６２４年４月１９日，沈死了。传教士开始辛苦地在废墟上重新耕耘，汤若望和清顺治帝的亲密无间的关系标志着这场努力获得了相当大的成功。但在１６５９年，一个声名狼藉的文人开始发动反汤若望、攻击天主教的政治运动。这个人叫杨光先。“他的观点显示出他是一个充满仇恨的、顽固的，但又思维敏捷的人。”“他声称……他有先知先觉具有预言世间万物的力量。这一点使他在当时北京的女士中间受到普遍欢迎。”（George　H. Dunne，１９６２）这位姚文元加王洪文式的人物首先得到了一位张春桥式的知识份子吴明的的支持。吴明是钦天监的官员，他因嫉妒毫无根据地指控汤若望（时钦天监监正）几次预报天象失误而受到过惩罚，甚至被判处死刑，由于汤若望的请求才免于死刑。汤若望的宽厚加深了吴明的仇恨，他“以他一知半解的天文学知识来支持杨光先。”同样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次杨光先又得到了另外一位林彪－江清式恶人的支持，这就是摄政大臣螯拜。在螯拜的支持下，杨光先于１６６４年９月１５日向礼部控告汤若望，罪名是：汤若望的天文历书有错误、传教士以测绘地图的方式反对国家、传教士向人民灌输不良信仰……。其后螯拜开始逮捕传教士，朝廷开始新一轮禁教运动，教堂被关闭，教士被处死和驱逐，教堂的财产被查收。这些做法直接被后来的现代国家复制在各类“反动分子”身上。雍正和乾隆年间的信仰禁锢与文字狱事件更为人所熟知。１７２４年雍正诏书产生的严厉政策一直持续到条约时代《南京条约》和《北京条约》在羞辱中华帝国的同时开辟了传教的合法性。１９世纪晚期，“进入内地的　传教士历尽艰险，开荒传教士在传教区平均只能存活７年”。“１８７０年６月，天津教案发生。从鸦片战争起，全国发生大小教案４００余起，大部分集中在１９世纪６０－９０年代这３０年中。外国传教士、中国传道人常遭殴打、哄逐；信徒和家人被歧视，房屋、田产遭损失；有的甚至殉道”。在清朝众多殉教的信徒中，一位叫林昭（１８１７－１８５８，贵州人）的女信徒特别引人瞩目。她和２０世纪北京大学另一位女信徒林昭同名而给人印象深刻。两个林昭同样死于无神论专政。审判第一位林昭的官员是一位典型的士大夫，他真诚地相信林昭得了“神经病”。她的死同样是惨烈的。当然，最引人瞩目的教案发生在义和团运动时期。近年来由于对义和团运动的深入和相对开放的研究，真相已经开始披露出来。总体上说，在这一整场灾难中，传教士是无辜的。这里我们关心的问题是：那些乡民所相信的关于传教士的各种荒唐而恐怖的传闻（教士吃婴儿、剥人皮，挖小孩的眼睛、军事间谍、集体淫乱等等）是从哪里来。显然是当地知识份子编造和提供了这些故事或谣言。他们拥有这种“创作能力”和“艺术想像力”。还有一点，当时的知识份子（特别是所谓的清流党人）为义和团提供了全部的民族主义偏见。这场文革是灾难性的。义和团和官员残杀２３１个洋人；而残杀的中国人数以万计，财产损失巨大；给外国的赔款四亿五千万两。１８９９年春夏间，义和团“在曹州、济宁各属，掠教民一千一百余家，并掠及平民二百余家。秋冬间在东昌、济南各属，掠教民六百余家，亦掠及平民百余家。内多掳架勒赎之案，直与盗匪无异。”不知道具体有多少普通中国人死于者场动乱。教会方面的损失不完全统计：天主教被杀害的有主教５人，教士４８人，教徒１８０００人；新教被杀害的有教士１８８人（其中１／３是内地会的教士），教徒５０００人。东正教至少２２２位传道人殉道，平信徒罹难者不可数记。没有比义和团运动更接近文革：伟大领袖慈禧“错误地领导并发动了这种动乱”以转移政治危机，而在不可收拾的局面出现以后，又出卖了这些农民红卫兵。然而，义和团运动同时也是民族主义知识份子发起却置身事外的一场排外反教运动，知识份子在“庚子事变”这场动乱中是真正的幕后黑手。这是一个极其不光彩但却至关重要的角色。天朝还来不及清算这些知识精英就崩溃了，知识份子的傲慢在天朝的背影中继续无限膨胀。
１９１９年５月４日，隐藏在幕后的知识份子终于来到了前台。这时候，一个引人瞩目的变化出现了。中国知识份子不得不放弃宋明理学这种反教资源，开始从不同方面接受马克思主义关于宗教的全部胡说。马克思主义从德国和法国的激进知识份子以及工业无产阶级的饥饿状况中总结了欧洲对宗教的历史性偏见，但他可能没想到，他关于宗教问题的全部见解在中国拥有了最坚定、最持久和最庞大的信徒即使到今天，即使那些对马克思哲学和社会学说嗤之以鼻的学术精英，也打算在“鸦片论”和“反映论”面前俯首称臣。与此同时，蒋介石从右翼开始帮助他的左派对手：它打算复兴孔教、以更激进的民族主义态度与中共的“卖国主义”（亲苏）争夺民众的掌声。在２０世纪２０、３０年代，国共两党及其知识精英，在反宗教这个问题组成了某种“统一战线”，这种“联合”使人想起太监和知识份子在晚明时期的“精诚团结”。于是以“非基运动”命名第三场文化大革命在全国开始了。这是一场地地道道的文化义和团运动，那些批评义和团为“拳匪”的进步知识份子，现在开始将“拳匪”的未尽事业发扬光大。非基运动为后来的三年文革提供了定型了的语言习惯和述事方式。“非基运动”也为中国现代极权主义提供的全部思想渊源，它先使国民党１９２８年背叛了基督徒孙中山领导的民主理想，转为军事独裁政党，后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开辟了文化道路。中国知识份子因此赢得了惩罚，其后在台湾，特别是在大陆，这些非基运动的主干或其继承人，当他们疯狂赶走上帝之后，自身不断沦为恺撒任意践踏的文字奴隶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及其政治精英被从中释放出来，并逐渐掌握了国家成为知识份子的新主人。“非基运动”爆发的直接导火线是：“世界基督教运动联盟”在１９２２年４月４日至８日在清华大学的召开第一届大会，由穆德（John　R－Mott）主持，有３２个国家的１４６名代表参加。会前北大、清华学生于３月１９日就发表了《非基督教学生同盟宣言》，揭开“非基督教运动”序幕。该宣言宣称：现代的社会组织，是资本主义的社会组织。这资本主义的社会组织，一方面有不劳而食的有产阶级，他方面有劳而不得食的无产阶级。而现代基督教及基督教会，就是帮助前者、掠夺后者，扶持前者，压迫后者的恶魔！因此，“现代基督教及基督教会，是我们的仇敌，非与彼决一死战不可”。宣言最后扔出了“文革”式的“美文”或“匕首和投枪”：“我们怎能不起而反对！起！起！起！大家一同起！！！”３月２１日，国共两党知名文人李石曾、陈独秀、李大钊、汪精卫、朱执信、蔡元培、戴季陶、吴稚晖等７７人联名《北京各学校非宗教同人霰电》，通电抗议学联大会在清华大学召开，并宣称：“我们要为人类社会扫除宗教的毒害。我们深恶痛绝宗教之流毒于人类社会十倍于洪水猛兽。有宗教可无人类，有人类便无宗教。宗教与人类，不能两立。”这些大字报与三年文革中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三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等文章如出一辙：“无产阶级革命的左派，就是靠革命的造反吃饭的！资产阶级修正主义天天在造我们的反，你不造他的反，他就造你的反，骑墙、搞折衷是不行的！对黑帮，对旧世界，对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对一切反毛泽东思想的东西，就得来一场革命的大造反！”“红卫兵的战士们，我们既然已经把反造起来了，那么就一反到底吧！迎上前去，让革命的大风暴来得更猛烈些吧！”同期国民党领袖汪精卫发表了《力斥耶教三大谬》，影响巨大。而４月４日，共产党人李大钊、邓中夏等１２人在《晨报》发表《非宗教宣言》更加激烈声援学生。４月９日，在北大举行了反宗教大会，会上宣读蔡元培的演说词，要求宗教和教育分离。非基运动迅速波及全国，各地纷纷成立“反教大同盟”。今天有人不无兴奋地总结说：“长达６年的非基运动，把全国青年学生和知识精英都动员起来了，他们在科学主义、社会主义、民族主义等社会思潮影响下……全国几乎所有有影响的党派和团体，如共产党、国民党、自由主义者、无政府主义、以及许多著名学者、社会名流、知识精英都参与了对基督教的批评。”“非基运动”早在新文化运动初期就已经开始了。１９２０年海外“少年中国学会”（１９１８年李大钊、李石曾、王光祈等成立）在巴黎的几名重要成员：李璜、曾琦等人向北京执委会建议开除有宗教信仰的成员，但遭遇到田汉等人反对而未果。１９２１年他们信询巴黎一些知名教会，讨教中国是否需要宗教。历史学家葛兰言、小说家巴巴塞等人答复：说宗教对原始人也许需要，但对现代人已经全然不需要了，现代人需要的只是科学，是理智的追求，而不是盲目的迷信。１９２１年《少年中国》杂志出了３期“宗教问题号”专刊，“形成了新文化运动以来讨论宗教的第一次热潮。”在这里“坚定的无神论者”恽代英的作用像李大钊一样不可忽视，这位作者先后发表了《新无神论》（１９１５）、《怀疑论》（１９１５）、《论信仰》（１９１７年）、《我的宗教观》（１９２１年）、《反对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１９２６）等“檄文”，在这些文章中他断定：“今日已为宗教之末日矣”，“宗教已成为过去之物”。他特别激烈批判了教会在华教育：“多一个基督教徒，便是多一个洋奴。”因此，“一切对于中国人的教育，都不容任听外国人自由办理。”非基运动得到广泛支持不仅归功于于进化论迷信，也得益于民族利己主义思潮。进化论和民族主义提供了那个时代的政治正义前者提供了科学合法性，后者提供了政治合法性。正因为如此，非基运动是和“收回教育权运动”联合在一起的。１９２１年北京政府教育部长范源濂反对教会学校强迫学生做礼拜和读《圣经》，因此，非基运动“政府成为最早的推动人”。１９２２年在“非基督教运动”中，蔡元培和胡适都提出了“宗教和教育分离”的目标。１９２３年１０月，“少年中国学会”重要领导人余家菊在《中华教育界》杂志上发表《教会教育问题》的文章，最早提出了“收回教育权”的口号。１９２４年４月２２日广州“圣三一事件”使运动从知识界变成民众运动。中国共产党在广州创办的《中国青年》和国民党在广州创办的《民国日报》及副刊《觉悟》连篇累牍地发表大量文章支持学生。同年８月，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举行第六次代表大会，号召关闭所有外国在中国的学校，由中国政府控制全部国民教育。１２月２５日，广州学生在广东大学（中山大学）集会，听取了国民党元老校长邹鲁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廖仲凯的演讲，两人尖锐抨击基督教与帝国主义的联系和教会学校对中国的危害。同时在长沙、上海和四川等地出现反对教会学校的风潮。１９２５年发生了“五卅运动”和“圣约翰大学事件”，使“收回教育权运动”进一步扩大化和激进化。当时广州政府和北京政府都支持“收回教育权运动”。在北伐战争期间，运动继续高涨，几乎所有的南方教会大学都出现了罢课和抗议活动，相当部分教会学校暂时停办，大批外籍教员撤离中国。１９２７年国民党取得政权后为了稳定局势，强化了对教会学校的管理，如减少宗教类课程、教会学校要向中国政府备案、增加中国人在教会学校教职员中的比例等。当时而几乎所有的知名人士都支持这一运动，惟恐追之不及，向来文人相轻、党争惨烈的中国政治文化舞台上，终于出现了空前绝后的大团结。这是一个奇迹。不过这个奇迹表面上是通过向强大的帝国主义咆哮来完成的，而实际上是通过向软弱无力的在华教会扔石头来实现的。这一壮举事实上也是知识份子发扬了“站在大多数人一边”这一实用主义传统的结果。然而这些知识份子没有预料到，几十年以来，从反胡风运动开始，他们加诸于基督徒的所有这些语言暴力和多数暴政，一丝不苟地被新政权加诸己身。换句话说，“非基运动”最大的政治后果是消灭宗教的同时也消灭了自由。１９４９年以后，威权主义以最鄙俗的方式站在上帝的位置上，针对教会余民、所有知识份子和党内敌人以及邻居的最后一场文革不可避免。三百年的文化革命必须对后来的三年文化大革命负责中国人民及其精英自己争取到了文革式的全面专制，也许不该抱怨。从１９４９年到１９６９年：　　１９４９年中国政府开始对教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毫无疑问，这不仅仅是毛的意见，很多知识份子和民众乐于看到以国家的方式清除“宗教迷信”并占有教会资产。１９６６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宗教信仰被彻底消灭了，连它作为宪法的伪饰也不需要了与此同时，知识份子也被消灭了。不过知识份子在灾难中仍然把发生在自己身上的灾难和发生在宗教界的灾难区别开来，他们显然认为，自己受到的迫害是冤枉的，而后者是罪有应得。叶剑英说，“文革”造成了２０００万人死亡；R．J．Rummel教授称文革中丧生者的数目大约为七百七十三万人；居美学者丁抒相信文革死亡人数为两百万人。“文革”后中国知识份子开始从“古拉格”归来，在他们的浩如烟海的伤痕文字中，读者几乎找不到一篇关于宗教迫害的故事。无论经历多少苦难，反宗教这一传统总是一如既往的。
　　１９４９年以后的反基督文革运动可分为两个阶段，１９４９年到１９５８年为第一阶段，在这一阶段里，当局利用三自教会消灭了独立的宗教信仰；最后三自教会也被铲除。１９５８年到１９６９年为第二阶段，当局利用红卫兵等“群众运动”，表面彻底消灭了基督信仰；最后，被利用完毕的红卫兵群众同样被权力遗弃。三年文革（１９６６－１９６９）发生在这一阶段后期当真神被弃绝之后，假神以最恬不知耻的方式隆重登场。不过时间不是很久，这位假神、这位万岁在无神论者特有的死亡恐惧中去世，而他的余党，包括自己的妻子，被这个无神论国家关进监狱，逐一悲惨死去。在这２０年的短暂岁月里，围绕逼迫基督教展开了五条历史线索：
第一、迫害信仰愈演愈烈；第二、与此同时个人迷信或对毛的假神崇拜愈演愈烈，相应的，大跃进和三年文革是两次逼迫信仰的高潮，因此也是偶像崇拜的高潮；第三、所有与掌权者联合逼迫教会的群众、组织和个人不断被掌权者使用之后所遗弃或迫害，掌权者最后也被“历史”抛弃；第四、在每次大规模逼迫之后都是大规模的灾难，第一次是三年大饥荒，第二次是文革大动乱。第五、基督信仰在逼迫中不断民间化，１９６９年以后，家庭教会开始了前所未有的大复兴。
无神论专政不仅铲除了教会，也铲除了教会史。由于意识形态的恐怖管制，中国当代大陆教会史几乎一篇空白。然而“神有预备”，在海峡对岸，一位叫赵天恩（Jonathan　Chao，Ph.D）的基督教学者用了毕生的精力保留了这段历史。赵天恩博士也许是为这项事业而出世的，也在完成这个事业之后猝然离去。按赵在《当代中国基督教发展史１９４９－１９９７》一书中的记载，１９４９年中国大陆基督徒应在１５０万人左右。圣经上说：“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有自由”（歌林多后书　３：１７）１９４９年以前，中国对教会的逼迫不是赶尽杀绝式的；５０年代以前，大陆仍存在不同程度的自由空间。至今，中国自由派知识份子仍然怀念那个黄金时代。先秦诸子时代并不是真正的言论自由的时代，那时候的言论自由是针对他国事务的，对本国君王只能通过打比方（寓言）进行谏劝。中古时期的中国“思想家”只能自由思想王政以外的问题，或者按王的意思思想、最低不能直接否定假神的意志。但１９世纪晚期和２０世纪初期，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出现独立知识份子的时代，梁启超和胡适，王国维和鲁迅，都是这个时代慷慨给予中国的。然而，１９４９年结束了这个时代。特别重要的是，“新中国”消灭自由的历史恰恰同样是从消灭信仰自由开始的。１９５０年７月２８日，官方喉舌《天风》刊登了三自革新宣言，假神对真神的战争正式揭开序幕。１９５０　年１２月２９日，政务院通过副总理、中国当代杰出的知识份子代表郭沫若先生《关于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文化教育救济机关及宗教团体的方针的报告》，同时，政务院颁布《接受外国津贴及外资经营之文化教育救济机关及宗教团体登记条例》。对教会的抄家、游街和打砸抢、大鸣大放开始，也就是说，１９４９年以后，对教会的第一场文革全面开始。１９５１年２月１２日，由美国津贴３２年的燕京大学被教育部接收（１９５２年院系调整，燕京大学工科各系并入清华，文、理、法科各系并入北大；辅仁大学并入北京师范大学）；圣约翰、东吴、岭南、华西、金陵、之江、齐鲁等大学先后于１９５１年内由政府接办，２００多所教会中学和１７００多所教会小学也由政府接办。基督教的医院、孤儿院等机构亦无例外。１９５１年４月１６日至２１日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宗教事务处在北京召开“处理接收美国津贴的基督教团体会议”，党内知识份子的领袖（如陆定一等）和基督教界内的领袖人物（如吴耀宗等）启动了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工具”教会的“控诉运动”。１９５１年４月２４日《人民日报》发表《开展基督教徒对美帝国主义的控诉运动》社论。党开始通过三自教会发动群众迫害信徒，并在三自运动中对拒绝参加御用教会的信徒强迫政治学习。另一方面，党开始垄断神学教育和出版业。与此同时，到１９５２年底，３５００多外国传教士几乎全部被迫离开中国。三自运动是“新中国”第一次大规模的文革浩劫可悲的是，整个国家，也就是后来被逐渐全部投入文革的人民及各类精英，即使不是赞助也旁观了这场灾难。这也意味着，第二场、第三场文革的到来不可避免。下列资料多少显示了１９５０年６月至１９５３年１２月基督教人士遭害的况惨：至少５６，０００多人遭监禁，被处决的信徒高达１０，６９０人；更多受害者无法统计。遗憾的是，在９０年代以来海内外文化界令人尊敬地公布文革受害者名单、特别是名人名单的时候，没有一位信徒，更没有教会知名人士。而事实上，在“文革受害者”还是旁观者甚至是施害者的日子了，教会领袖就遭遇了文革灾祸。在胡风和右派分子罹难之前，１９５２年当局秘密逮捕了“基督徒聚会处”负责人倪柝生，１９５６年６月２１日，上海高级人民法院判处倪柝生有期徒刑１５年。“基督徒聚会处”各地拒绝参加“三自”教会的信徒皆被以“倪柝生反革命集团”分子的罪名受到残酷迫害。１９５５年８月７日夜，北京逮捕了“基督教会堂”的王明道夫妇及１８位信徒，９月１４日，广州“大马站聚会所”林献羔等人被捕，同样以“王明道反革命集团”成员罪名被捕的信徒遍及全国。１９５８年４月王明道被判无期徒刑，妻子被判刑１８年。１１月２４日，林献羔被判处有期徒刑２０年，与此同时，北京“福音堂”的袁相忱北判处无期徒刑。此外，在第一次文革中，被捕的著名教会人士还包括上海的谢模善，厦门的袁迪贲等。有罗马背景的天主教界更不能幸免。１９５３年全国逮捕数十起天主教“间谍案”。１９５５年上海主教龚品梅被捕，“龚品梅反革命集团被摧毁”，许多教友都起来纷纷以文革方式“揭发以他为首的反革命集团的种种罪行”。
热门文章12345 近期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