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港公安局副局长陈嘉华等警员在爆炸现场失联
　　记者15日零时拨通(,)公安局副局长陈嘉华家属的电话得知，陈嘉华在港危险品仓库爆炸后从家里赶赴现场，迄今处于失联状态。
　　陈嘉华的姐姐说，8月12日陈嘉华接警后从家里出门，因时间紧迫，穿着便服出门，上衣是白色为主的彩色T恤，下身为牛仔短裤。亲友们连日来在各大医院寻找均无下落。天津港公安局也派人寻找，至今没有音讯。
　　此外，爆炸地所在的瑞海国际物流公司一名工人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公司南侧一条马路之隔的是天津港公安局北港分局跃进路派出所和交警支队。
　　该派出所的官方最近一次更新是8月11日，次日即发生了爆炸。目前该派出所的警员家属也正在寻找亲人。
（责任编辑：HN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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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我们：邓小平,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领导人之一。1978年至1983年担任全国政协主席，1981年至1989年担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1982年至1987年担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名人名家-快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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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日~日），四川广安县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元勋之一，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核心，马克思主义者，同时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他创立了邓小平理论，所倡导的“改革开放”及“一国两制”政策理念，改变了20世纪后期的中国，也影响了世界，因此在1978年和1985年，曾两次当选《时代》周刊“年度风云人物”。被称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
邓小平，四川广安人，日生，早年赴欧洲勤工俭学，并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开始革命生涯。归国后，他全身心地投入党领导的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革命斗争。从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先后担任党和军队的许多重要领导职务，为党中央一系列重大战略决策的实施，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的诞生，建立了赫赫功勋，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
新中国成立后，邓小平领导了西南全区的政权建设、社会改造和经济恢复，不久就参加中央领导工作，先后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在党的八届一中全会上，他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共中央总书记，成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为党的建设的加强和改进，作出了重大贡献。“文化大革命”中，邓小平受到错误批判和斗争，被剥夺一切职务。他于1973年复出，1975年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主持党、国家和军队的日常工作。不久，由于同“四人帮”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他再次被错误地撤职、批判。
粉碎“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后，邓小平再度恢复工作后从端正思想路线入手进行拨乱反正，强调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旗帜鲜明地反对“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支持和领导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辟了中国改革开放和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创立和发展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科学地阐明社会主义本质，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回答了中国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他为解决香港、澳门、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和平统一，倾注了大量心血。他从实际出发创造性地提出“一个中国，两种制度”的构想。在他的主持下，中国同美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同日本缔结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恢复了中苏两党两国的关系，发展了同周边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友好关系。他为打开中国外交新局面，争取有利的国际环境来进行现代化建设，维护世界和平，作出了不懈的努力。
1989年11月在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上，他辞去了最后担任的中央军委主席职务。在以他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向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顺利过渡、保持党和国家稳定的过程中，他起了关键的作用。退休以后，他仍然关心党和国家的事业。1992年视察中国南方的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发表重要谈话，总结改革开放以来的基本经验，从理论上回答了一些重大问题，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入了一个新阶段。1997年召开的中共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概括为邓小平理论，指出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并在党章中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作为行动指南。
日，邓小平在北京逝世。
一、旅欧生涯
1904年，邓小平出生于中国四川省广安县协兴乡牌坊村（今广安区协兴镇牌坊村）的一个家庭。父亲邓绍昌，字文明，生于清光绪十二年（1886年），曾在成都法政学校读书，在广安县协兴场的“哥老会”中当过“三爷”，后来升为“掌旗大爷”。曾任广安县的团练局长。1936年去世。
1919年春天，邓小平15岁，与只比他大3岁的族叔邓绍圣一起离开广安，到重庆汪云松筹建的一所赴法留学预备学校就读，他是当时班上年龄最小的学员。经过18个月的努力学习，在1920年9月上旬他和其他378名学员乘船沿长江到达上海准备赴国外勤工俭学。9月11日，邓小平和其他85名学员一起被安排到法国勤工俭学，乘坐法国安德烈·莱蓬号轮船从上海出发，驶往法国马赛。邓小平个子矮小，在这批留学生中被选为领头，在旅途中表现出了出众组织能力。10月底，他们抵达马赛，短暂停留后到达巴黎。邓小平在法国非常奔波忙碌，生活很少安稳，而且常常没有工作，经济非常拮据。
邓小平在法国的第一个居住地是卡昂以西的小城巴约。在这里，他在法华教育协会开办的一个法语训练班学了3个月法语。由于缺钱，他在1921年4月到克鲁索的施耐得钢铁厂工作了3周。在这里他掌握钳工技术，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再次派上用场。他在这里初步认识了法国的无产阶级，并结识了一些中国共产主义者。之后又做过饭馆招待和火车司机的副手，期间一直住在拉加雷讷克隆布。日邓小平来到沙莱特的哈金森橡胶厂制作胶鞋。期间他上过夜校，以及蒙塔日学校。10月17日他辞去了工作，于同年冬天到夏蒂荣学习了4个月法语后，又回到原来的工厂工作。根据这个工厂的领导评价，邓小平此时显露出倔强和反抗的精神。这段经历对于他来说意义重大。1985年，他派儿子邓朴方拜访此地。日，他因拒绝工作而被工厂开除，失业几个月后他去了巴黎。
1922年，邓小平加入了马克思主义的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3年6月，在第二次青年团代表会上被选为青年团领导，和周恩来及其他3名干部一起担任领导，但没有具体任务。作为共产主义者，他开始从政。1924年，由于人员变动，邓小平补选进入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成为中国共产党正式成员。随后，邓小平进入杂志《赤光》编辑组，宣传中国革命。在此结识了主编周恩来。邓小平主要负责印刷，并参与宣传工作。所有文章都由他刻在蜡纸上再进行油印，使他得了绰号“油印博士”。后来，左倾革命者与中国青年党论战，邓小平发表文章参与这次争论。
1925年秋天，他成为了新当选的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负责人傅钟的助手，同时在第一次国共合作的背景下任中国国民党内代表共产主义者的监督代表。1925年，在巴黎的中国人因五卅惨案发起了一次未经法国当局同意的抗议集会，6月21日他们冲击了中国驻法使馆，并且逼迫大使在抗议信上签字。这次行动导致法国当局严厉的逮捕和遣返浪潮，大批中国共产主义者被遣返回国，留下的人包括邓小平在内都受到法国警察严密的监视。
日，邓小平根据中央的指示离开法国前往苏联，并起俄文名字“多佐罗夫”（Дозоров），到专门培养中国革命者的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同班同学有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他在这里学习了俄语、历史、哲学、政治经济学以及列宁主义和军事学。因为刻苦钻研、敢言善辩的作风，他又被同学们戏称为“小火炮”。9月16日，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邓小平陪同访问苏联的冯玉祥将军返回中国。
二、自称个子矮是因为吃不饱
邓小平在法国度过了长达四年的“勤工”生活，几十年后他不止一次地说：我个子不高的原因就是在法国工厂做工时活太累、吃不饱。
1921年4月初，辍学的邓小平和另外11名中国学生来到法国南部的重工业城市克鲁梭的施奈德钢铁厂做工。
邓小平后来说：“一到法国，听先到的勤工俭学生介绍，知道那时已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两年，所需劳动力已不似大战期间那样紧迫，找工作已不大容易，工资也不高，用勤工方法来俭学，已不可能。随着我们自己的切身体验，也证明了却是这样，做工所得，糊口都困难，哪还能读书进学堂呢。于是，那些‘工业救国’、‘学点本事’等等幻想，变成了泡影。”
施奈德钢铁厂是法国最大的军火工厂，有3万多工人。一次大战期间曾大批招募外籍工人，中国劳工就有上千人，是勤工俭学生比较集中的一个工厂。在邓小平等来此之前，罗学瓒、陈毅、萧三等都在这里做工，与邓小平同进或稍后的还有赵世炎、李立三、傅钟等人。
邓小平是作为散工被招进厂的，随即签订了两年合同。在这个工厂里，中国学生的工资很低，固定工资每天有12~14法郎，按法国的规定，不满18岁的只能当学徒工，每天工资10法郎，还要从中扣除1法郎，待两年合同期满时再一并发还，并奖励200法郎。但倘若无故退工，则所扣的钱作为赔偿费用。
现存的施奈德工厂的档案中，还有当年邓小平的招工登记卡，上面写明：邓希贤，16岁，工人编号为07396，进厂注册日期是日，由哥隆勃中法工人委员会送派，来自巴耶中学。
邓小平被分配当一名轧钢工。这个工种劳动强度很大，又非常危险，每天工作10个小时，有时还要加班，这对正在长身体的邓小平来说确实不堪重负。60年后当他回忆这段生活时，特别谈到当时“做很重的劳动”。
当时的吃住条件也很差，20多人住1间大屋。只吃面包，没有肉菜，杂费开支还不小，像邓小平这样的学徒工，更是十分拮据，连日常生活都不能支持。邓小平曾说过，在克鲁梭拉红铁，作了一个月的苦工，赚的钱连饭都吃不饱，还倒赔了100多法郎。
干了20多天，邓小平辞去了在施奈德工厂的这份工作，离开了克鲁梭，回到巴黎的华法教育会，一直到1922年2月，他都住在这里。在此期间，他靠从华法教育会每天领取5.6法郎的微薄补助（这点补助到10月份也停止了）和打短工以维持生活。邓小平回忆说他做过饭馆的招待，在火车站、码头帮助运送货物、搬运行李，在建筑工地推砖、扛水泥，以及做过清洁工、清扫垃圾等等。
这期间他参加了5月20日由王若飞、陈毅、刘伯坚、李慰农等发起的243名勤工俭学生联名写信给蔡元培，要求将里昂中法大学和中比大学改办工学院以解决勤工俭学学生求学问题。
1921年9月法国政府决定停止发放给中国留法勤工俭学生的生活维持费。没有了生活来源的邓小平于10月来到位于巴黎第十区运河边上的一家专门制作扇子和纸花的香布朗工厂做扎花工。大约两个星期后，因活儿做完，即被工厂解雇。
日，他重新找到了一份工厂，进入蒙达尼附近的哈金森橡胶厂。
1926年回国后，邓小平奉命同冯玉祥到内蒙古，并在冯玉祥手下担任第7团的政治委员。日，随着北伐的节节胜利，冯玉祥攻下了西安。邓小平在西安由冯玉祥成立的军事学院担任教学工作。
1927年，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7月8日邓小平返回武汉到中共中央机关工作，“邓小平”的名字正是在这个时候改的。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中央紧急会议——八七会议，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的邓小平从事会务工作。此后至1929年夏，他在上海从事地下活动。1928年6月底，他被选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处的副书记，帮助新的中央书记向忠发展开工作。由于他从来不引人注目，而且很快就学会了上海话，因此成为了地下活动理想的接头人。这年冬天，邓小平在上海与同为中共党员的张锡媛结婚。
1929年，邓小平奉命到广西的右江和左江地区建立苏维埃根据地，积极参与了百色起义的筹备工作。10月下旬，在起义发动的前夕，邓小平接到要他回上海的电报，11月初他在左江的龙州对龙州起义做了布置后前往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在邓小平离开期间，陈豪人、张云逸、李明瑞、俞作豫等人分别于日和日发动了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建立左江和右江两块根据地，创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第八军。1930年初，邓小平回到上海，他的妻子张锡媛于1月因产后的产褥热病故。中共中央令邓小平回广西任红七军政委、区委书记兼红八军政委。3月，邓小平返回龙州，与袁振武将红八军余部数百人带至右江与张云逸等领导的红七军合并。10月，中共中央代表邓岗推行“立三路线”，命令张云逸和邓小平率红七军主力7000余人脱离根据地进攻柳州。红七军在沿途的战斗中损失严重，决定放弃攻打柳州，在粤湘桂边界地区转战。红七军进入江西时，只剩下不足2000人的2个团。强渡乐昌河时，邓小平和张云逸被国民党军截断，邓带领先头团于1930年底到达江西崇义。作为前委书记的邓小平打算再次回上海向中央汇报，得到另两名前委许卓和李明瑞的支持。在崇义，红军遭国民党军猛攻，邓与许卓商定，由许代理前委书记并带领部队寻机前往井冈山，邓则去上海汇报。
三十多年后，邓小平在文革期间自我检讨时承认，在1931年初部队被分割的危急情况下，他作为主要负责人不应该离开，“尽管这个行为在组织上是合法的，但在政治上是极端错误的”，是他“历史上最大的错误之一”。
1931年8月，邓小平被派往江西瑞金担任党委书记，刚到任时就凭其出色的调解能力和裁决能力平息了当地政治迫害性质的肃反运动。不久，瑞金成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首都，邓小平离开了党委书记的职位，而成为军委总政治部秘书长。1932年初，他被派到会昌担任县委书记，很快在那里扩展了共产党的组织。随后又担任了江西省委的第一书记的职务。邓小平积极推行毛泽东的“富农路线”，组织地区性的武装力量，是当时党内毛泽东的支持者之一。
1932年夏天，邓小平迎来了他的第二次婚姻，他与在会昌认识的金维映结婚。1933年，邓小平被第一次打倒。李维汉等左倾势力抨击罗明、邓小平的政治路线，实质是批评毛泽东的战略方针，历史上称之为“邓（邓小平）、毛（毛泽覃）、谢（谢维俊）、古（古柏）”事件。此后，邓小平被一步步剥夺权力，从省党委书记的职位上被撤职。并迫于压力，做出自我批评，被关进了拘留所。此时，时任邓妻子的金维映也提出离婚，随后改嫁于李维汉。
不久邓小平从拘留所放了出来，并且被派到处于前线的南村担任观察员。半个月后又被调回红军的总政治部。
1934年10月，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被迫长征。长征初期，邓小平负责《红星》报的编辑出版。1935年1月，在毛泽东、周恩来的推荐下，邓小平参加了在贵州省遵义县城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当选为中共中央秘书长和中央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这次会议后，邓小平正式复出。
1935年4月，邓小平被派到红一方面军主持宣传部的工作，中央秘书长的职务则交给了刘英。在党内发生张国焘的分裂事件后，彭德怀、邓小平承担了了红军右路军的主要指挥工作。日，长征部队到达陕西北部时，邓小平患上了严重的疟疾，后因张学良调拨的药品及物资帮助才得以摆脱生命危险。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根据第二次国共合作双方协议，8月22日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邓小平任八路军总政治部副主任，与周恩来等人到太原搞统战工作。1938年，任129师政治委员，同师长刘伯承一起卓有成效地开展了抗日斗争。在随后的13个年头里，邓小平和刘伯承一直并肩战斗，129师和晋冀鲁豫野战军（即二野、中野）后来也被称为“刘邓大军”而载入史册。
1938年，刘邓二人率军在河北南部的平原地区开辟了抗日根据地，在1至9月间运用刘邓二人共同创造的“麻雀战术”取得了很大的成效。当时来访的美国海军少校、驻中国国共军队运动的观察员埃文思·卡尔逊这样评论邓小平：“是一个矮小、健壮和健谈的人，他对事物的理解就像对待芥末那样敏锐。”
1940年8月，彭德怀、刘伯承、邓小平等人对日本军队发动了百团大战（邓小平没有实质参与到战役中，但是仍默许其部队参加）。由于战役的胜利，毛泽东从延安发来贺电，蒋介石也从重庆发来电报嘉奖彭德怀。但是这次战役在文革中成为了红卫兵抨击邓小平的口实，指责邓小平反对毛泽东的游击战方针。1942年末，邓小平回到延安，并支持了毛泽东的整风运动，在抗日根据地推行三三制。1942年，邓小平被提拔为中共北方局书记。1945年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中央委员。从1937年到1945年，刘邓开辟了晋冀鲁豫根据地，邓小平同时担任根据地党委的第一书记。他主张宣传共产党的思想，推行包括地主“减租减息”、农民“交租交息”等政策，以团结一切可能的抗日力量。在1939年9月，邓小平和卓琳结婚，这是邓小平的第三次婚姻，也是最后一次婚姻。卓琳（本姓浦）是云南人，出身于富商家庭，抗战后从北平奔赴延安求学，在延安与邓结识。
抗日战争结束后，中国随即爆发了第二次国共内战。邓小平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晋冀鲁豫野战军（后改称中原野战军、第二野战军）政治委员。抗战开始时只有9000人的129师，此时已发展成为近30万人的大型野战军。1945年9月，刘邓大军在上党战役中成功运用“围三阙一，网开一面。虚留生路，暗设口袋”的战术歼灭阎锡山的3.5万中华民国国军，随后发起平汉战役，并同样取胜，配合了毛泽东在重庆进行的谈判。这次战役胜利后，刘邓大军一直休整到1946年夏天。
1946年8月，刘邓大军与陈毅的华东野战军协同作战，邓小平也同时被任命为中原局第一书记。日，刘邓率军南渡黄河，进入大别山地区，开始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对中华民国军队的全国性战略进攻。在对国共第二次内战具有重大意义的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中，邓小平任总前委书记，负责对前线军队的战略指挥，并对不同解放区进行有针对性的土地改革和政治改革。日，他与刘伯承、陈毅指挥的部队渡过长江，旋即占领了中华民国首都南京。
日，邓小平作为中原局第一书记和第二野战军代表参加了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并被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协委员和中苏友好协会执行委员会成员。随后，他又和刘伯承率军攻下了云南、贵州、西康等西南省份。1949年底，邓小平担任西南局第一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西南军区政委，同时还是西南地区的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在任期间，他彻底清除了遍布云南的鸦片烟馆、平衡少数民族和汉族的关系，实施土地改革等。
1950年，邓小平在第二次全国军事和政府委员会上提出立即没收地主财产，加强对农民的思想和文化教育；1951年在第三次全会上又提出搞互助合作运动发展农业。这些建议受到了中央的肯定。毛泽东号召用15年的时间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邓小平和周恩来坚定的站在了毛泽东的一边，虽然从以后的发展来看，他们过高地估计了当时的形势。
1952年8月，邓小平被调派北京，担任政务院副总理，全家也住进了中南海。此时，他还作为经济专家进入了国家计划委员会，1953年2月还被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从日起邓小平又担任了1年的财政部长，主持中央财政工作。1954年4月出任中共中央秘书长。1954年还成立了宪法起草委员会、选举法委员会和中央选举委员会，邓小平是唯一进入这3个委员会的领导。在同年9月15日举行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邓小平被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并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1954年发生了“高饶事件”，高岗和饶漱石两人企图与刘少奇、周恩来夺权。邓小平专门负责对饶漱石的调查，在4月接管了饶漱石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的职务，并且在1955年3月召开的党内会议上作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1955年4月的中共七届五中全会上，邓小平与林彪同时增补为中共中央政治局（补任弼时、高岗之缺）委员，进入党的最高领导机构。
1956年9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邓小平作了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其中指出中共已经是执政党，容易产生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危险，必须坚持群众路线，坚持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制度，发展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反对官僚主义，反对个人崇拜，加强党与群众的联系。但这次报告只是抽象的批判了个人崇拜，没有触及毛泽东的权威和权力。在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邓小平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中央书记处总书记，成为排名在党主席和五位副主席之后的第七位的领导人，开始与刘少奇一起负责日常工作。邓小平每周召开一次中央书记处会议，研究需要处理的党政工作，重大问题提交中央政治局会议和政治局常委会讨论，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各口负责人都在邓小平的领导之下。
1956年5月，毛泽东宣布开展“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运动。邓小平却不大赞成这个运动，他认为这将可能引发一场反对共产党的群众运动。几个月后，毛泽东也放弃了这场运动的初衷。随后在1957年到1958年间，中共开展了反右运动，邓小平任中共中央反右领导小组组长，亲自主持并积极推进反右运动，疾风暴雨式的运动将55万人划为“右派分子”，是毛泽东最初估计的右派人数的一百多倍。在1957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作了《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把反右作为整风运动的第二个阶段。虽然在23年后邓小平承认自己对反右扩大化负有责任，但是他仍然主张发起这场运动并没有错，只是运动被错误地扩大化了。
1957年11月，邓小平和毛泽东去莫斯科会见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尼基塔·赫鲁晓夫。虽然同赫鲁晓夫在意识形态上存在分歧，但是对于苏联的建设成就还是感到钦佩。一直到1963年，邓小平还多次赴莫斯科同苏共领导人就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的问题开展论争。
1958年5月，中共八届二中全会通过了毛泽东提出的“三面红旗”的总路线，全面发动“大跃进”运动，邓小平对此是赞成的。这次会议确定了党政合一的体制，由邓小平领导的中央书记处负责政策的具体部署。会议结束后，邓小平作为总书记积极推动“大跃进”的各项工作，陈云后来说，“有些人到书记处找干劲 ,到总理那儿讲困难”。1959年4月，毛泽东针对权力下放地方过多出现的问题，明确提出：“权力集中在政治局常委和书记处，我为正帅，邓小平为副帅。”邓小平在党内的领导地位更为突出。邓小平在一次打台球时意外的摔断了腿，恢复了很长时间，这使他免于陷入庐山会议的漩涡，只是发表了一篇流于形式的文字来表明自己反对彭德怀、拥护大跃进的立场。1960年，他对大跃进产生了疑虑。经过到基层的视察，他和刘少奇成立紧急委员会，提出“农业六十条”、“三自一包”，开始调整国民经济。日的中央工作小组会上，邓小平代表书记处对中央在“大跃进”中的问题主动作了自我批评，表示“（书记处）日常工作做得不坏，但方针政策方面出的好主意不多”。此后，邓小平积极参与国民经济的调整和整顿， 在9月提出“工业工作七十条”，将经济发展从浮夸的理想主义引向了实用主义。1962年，邓小平在“七千人大会”上做关于中共党的建设的讲话，强调要恢复党的优良传统，提出加强民主集中制、发扬民主、加强集中统一、反对分散主义。毛泽东很明显感到刘、邓执行了一条和自己完全不同的政治路线，自己在党内的权威受到挑战。毛泽东点名批评邓小平的经济措施，这使邓小平与毛泽东的关系开始破裂。
1964年初，北京大学发生的聂元梓和陆平的关于教育方式的冲突中，邓小平支持北大校长陆平的观点，并且在3月3日的一次集会上批评了左派的学生和教师。1965年11月，围绕《海瑞罢官》的论争使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浮出水面。1966年5月，文革终于爆发，红卫兵运动使整个中国都陷于混乱。邓小平试图平息混乱局面，维护安定秩序。他和刘少奇组织工作组进驻大中学校，禁止游行示威和贴大字报。然而毛泽东对此非常恼火：“共产主义者怕学生运动，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并命令撤销工作组。
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林彪被选为唯一的中共中央副主席，而邓小平保留了总书记的位置，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的排名保持在第六位（刘少奇跌至第八位）。10月16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邓小平表达了自己对于文化大革命的不满，但是遭到了陈伯达、林彪等人的批评，而他的书记处也被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架空。随后大字报、党报陆续开始了对刘少奇和邓小平的批评，邓小平被说成是刘少奇之外“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中国的二号修正主义分子”，“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总根子”。
从1967年开始邓小平就不公开露面了。3月底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他被免去了总书记的职务。之后红卫兵对他进行了一系列的批判和攻击：认为他是“阶级斗争熄灭论”的代表；反对毛主席；生活作风腐化（主要是指责他喜欢打桥牌）。到8月对邓小平的批斗已经升级到武斗，红卫兵到邓小平在中南海的家里开批斗会，邓小平被逼着下跪，坐“喷气式”。后来他被软禁在一座小房子里，邓小平的三个孩子被送走，只有夫人卓琳与邓小平的继母和他在一起。1968年10月召开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邓小平被正式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
随着邓小平的倒台，他的家庭成员也受到了迫害。日，他的弟弟邓蜀平因为绝望而自杀。9月邓小平一家搬离了中南海。1968年9月，他的大儿子、北京大学物理系学生邓朴方在被批斗时，从四层楼跌下来。邓朴方被在场的红卫兵及时送到医院，但因胸椎压缩性骨折导致邓朴方从此腰部以下瘫痪。日，邓小平被送到江西南昌，被软禁在新建县望城岗的一个步兵军事学校里。1970年夏天开始，邓小平和妻子被下放到县拖拉机厂劳动。这段时间被邓小平视为是人生中最痛苦的时期。
1971年9月，九一三事件引起政治局势巨变。毛泽东原定接班人林彪在政治斗争中失败，乘飞机出走时失事死于蒙古国温都尔汗。日，邓小平听完传达林彪事件后第3天，写了一封长信托汪东兴转交给毛泽东，信中说：“到现在我仍然承认我所检讨的全部内容，并且再次肯定我对中央的保证，永不翻案。”并要求恢复工作。8月14日，毛泽东对邓小平来信作批语：“请总理阅后，交汪主任(汪东兴)印发中央各同志。”日，在周恩来的力荐和支持下，邓小平离开江西，回到北京。3月10日，恢复国务院副总理职务，在众多外交场合重新发挥活力。在8月24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12月12日，毛泽东正式提议邓小平出任总参谋长，被任命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再次进入领导核心。
1974年4月，他代表中国政府出席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首次向全世界阐述了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5月以后，由于周恩来健康恶化，他代理主持党和政府日常工作。同时，1974年初以江青为首四人帮发动“批林批孔运动”，致使邓小平与四人帮的矛盾进一步激化。12月23日，已经屡现尿血的周恩来乘机前往长沙，与毛泽东讨论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筹备事项，支持邓小平工作，并挫败四人帮“组阁计划”。此后，毛泽东几次在党内批评四人帮，王洪文也被调回上海。
1975年1月，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后，邓小平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三副一长），着手对当时极端混乱的经济局势、军队建设、科研工作等进行全面整顿，并同当时拥有很大权力的江青集团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之后，邓小平和周恩来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将阶级斗争转向经济建设。但是这很快遭到激进左派攻击，他们批评邓小平喜欢资本主义的东西，企图“资产阶级复辟”，双方矛盾日趋激烈。
日，周恩来去世。在1月15日的追悼会上，邓小平主持会议并致悼词。而毛泽东鉴于邓小平和四人帮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害怕其死后邓小平会翻文化大革命的案，将最有可能继任国务院总理的邓和张春桥排除在外，任命华国锋为代总理。2月初，江青攻击邓小平为“死不改悔的走资派”，随后华国锋也批评邓小平不坚持阶级斗争。3月底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最重要的日程就是批判邓小平。
1976年4月，邓小平与四人帮的矛盾已经白热化。4月5日，北京发生天安门事件中，群众有人贴出大字报要邓小平接班。4月6日，由四人帮控制的《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坚持“批邓”运动，并再一次将毛泽东不久前说的话“翻案不得人心”，以黑体字标出。
4月18日，社论《天安门广场事件说明了什么?》，将参加四五运动的群众说成是“一群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分子”，称邓小平是“这些反革命分子的总代表”、“右倾翻案风的总后台”，“从清华少数人的诬告信，到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分政治事件，都有深刻的政治背景和阶级根源，其源盖出于邓小平”。
4月28日，梁效发表文章《邓小平与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写道：“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的出现，不是孤立的、偶然的，完全是有预谋、有计划、有组织的。它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尖锐斗争的一个突出表现，是党内资产阶级反革命狰狞面目的一次大暴露，是邓小平大刮右倾翻案风、极力推行修正主义路线的必然结果，是腐朽没落的资产阶级垂死挣扎的一场表演。”“这次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是以邓小平炮制的‘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为旗帜的。...他们的真实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复辟资本主义。...原来他们所说的‘四个现代化日’，就是红旗落地、资本主义复辟之时！”“在无产阶级专政下，邓小平代表的资产阶级，已经是日薄西山的腐朽力量。”
日，在没有邓小平参加的情况下，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作出决议：“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这是邓小平被第三次打倒。毛泽东托付汪东兴对邓小平加以保护，邓小平被打倒后居住在北京东交民巷十七号，但四人帮的攻击并未因此停止。4月18日，《人民日报》社论《天安门广场事件说明了什么？》将参加四五运动的群众定性为“一群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分子”，并称邓小平是“这些反革命分子的总代表”、“右倾翻案风的总后台”，“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有深刻的政治背景和阶级根源，其源盖出于邓小平”
日，毛泽东逝世，政治局势变得异常复杂。10月6日，华国锋、汪东兴、叶剑英发动怀仁堂事变，逮捕四人帮，兵不血刃地结束了文化大革命，7日，华国锋接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一职，成为中共最高领导人。10月10日，邓小平即向华国锋表示拥护，并在信中写道：“我同全国人民一样……情不自禁地高呼万岁、万岁、万万岁！我用这封短信表达我的内心的真诚的感情。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万岁！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胜利万岁！”但是华国锋回应：“……你犯过错误，必须继续接受批判。”
四人帮被捕后，中共中央宣布“文化大革命”结束，但是关于为邓小平的平反，中央却发生了分歧。华国锋主张，邓小平同四人帮有显著区别，但他和其他人仍是修正主义。
1977年3月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召开工作会议，会上已经有人提议让邓小平恢复工作，并认为邓小平与天安门事件没有关系。4月10日邓小平再次写信给华国锋表示“完全拥护华主席抓纲治国的方针和对当前各种问题的工作部署”，并绵里藏针的指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政治局讨论了这封信，同意了邓的建议。在当年7月的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被恢复撤职前的一切党政军职务（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解放军总参谋长），他的支持者胡耀邦、万里、赵紫阳也进入了中央委员会。同年8月，邓在十一届一中全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1978年3月，当选为全国政协主席。
在1978年底以前，邓小平还不是党内最高领导人，华国锋以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中央军委主席，党政军最高领导的身份继续领导中国发展，邓则是党内四位中共中央副主席之一（另三人是叶剑英、李先念和汪东兴）。华国锋被认为与邓小平在政治路线上相左：华国锋虽解决了四人帮和停止了文革，但文革时期的许多问题并没有得到彻底解决——包括自1958年以来数百万被划归右派的共产党员和文革时被打倒的大多数人，他们和他们的亲属没有停止过对这些本质性问题的追究。华国锋基本维持了文革后期的政治思路，将“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日发表的《学好文件抓住纲》，此话即是后来被中国有传闻讲共产党所批判的“两个凡是”）作为其政治理念。“两个凡是”的演变结果则是华国锋遭到了党内以邓小平为首的抵制，并成为邓小平在接下来近两年中对华国锋所批评的最主要观点。
1977年，邓小平以主管科技文化的国务院副总理身份恢复了日后对中国具有深远影响的高考，中国的高等学校得以重新通过统一考试招收新生。在1978年初，邓小平在当年的全国科学大会上，将知识分子的政治定位从文革时期的底层扭转称为“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改变了自文革以来知识分子饱受歧视的现象。此举由于在实质上是改变了共产党在文革时期的一大政策，因而在党内引发诸多不同声音，邓以及他的支持者在政治局的支持和华国锋的默许下平息了党内分歧，也令自己的政治地位大幅提高。
日，邓小平主持召开了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重申四个现代化的重要性。但邓小平在实施自己的战略前，必须先解决他和华国锋之间的路线分歧。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了由胡耀邦进行审定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明显是在批评拥护“两个凡是”的华国锋与汪东兴。这篇文章在全国被广泛转载，为邓小平上台做好了舆论基础。此后不久，包括中国各大军区、各省市在内都进行了广泛讨论。深具现实主义特点的政治理念被人认为是邓小平赢得这次政治博弈的因素。在党内，叶剑英、李先念、陈云、胡耀邦等人宣布支持邓的理念，而华国锋、汪东兴等则成为少数。这最终导致中国共产党内决定在本年度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由叶剑英、邓小平接管中国的政治大权。
同年4月5日，中共中央宣布开始为1958年以来被错划为右派的人进行平反。这个由胡耀邦带头的行动得到了当时大部分中国人的赞许，也令胡耀邦改革者身份得到广泛传播。这一工作在1980年基本结束，占原“右派”总人数97%以上的人得到了“改正”。平反活动中质疑共产党的声音被更多的赞许声所压制，因而改革取得的进展和成效都令人满意。
同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华国锋依照传统形式进行了自我批评，结束了他的最高领导生涯。这次会议确立了邓小平实际最高领导者的地位，也对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产生了历史性的转变，中国由毛泽东时代进入邓小平时代。中国共产党不再以阶级斗争为政策中心，而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会议再度重申实事求是和解放思想，批判“两个凡是”，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提出要实施“四个现代化”与“政治路线上最根本的拨乱反正”，并提出“本世纪末达到小康社会水平”的目标。会议结束前北京市委又宣布为四五天安门事件平反。这次会议上，陈云被增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胡耀邦、邓颖超、王震等邓小平的支持者被增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在对外方面，邓小平于1978年访问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和日本等国。1979年1月，邓小平出访美国期间参观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并在华盛顿与美国总统吉米·卡特会晤，就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深入进行交流。访问期间，他试探了这些国家元首对中国进攻越南的态度。1979年2月，中越战争爆发。在短暂占领越南北部几个重要城市之后，中国人民解放军于次月撤出了越南。
中越战争暴露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诸多弊病，精简军队的工作随之进入了改革日程中。为了贯彻干部队伍年轻化的路线，邓小平辞去了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并提名他原来的部下、在中越战争中表现上佳的杨得志继任。之后日，十一届五中全会召开，胡耀邦和赵紫阳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并且开始进行法制化建设。1980年8月，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赵紫阳取代华国锋出任国务院总理，邓小平也辞去了副总理的职务。1981年，华国锋的中共中央主席职务又被于1980年2月已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取代。
1981年6月，在邓小平的主持下，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此前长达18个月商议、四千余人参加、九次大规模修改完善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并确定了关于经济为中心的基本路线。这次全会上他当选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在1982年，中共十二大上又当选中国共产党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决策人和中国的实际最高领导人。他指出要纠正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克服个人崇拜，同时正确地和充分地评价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中的贡献。他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方针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以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后，他提出了“一国两制”的构想，作为解决香港、澳门及台湾问题的方案。
改革开放总设计师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国民经济进入调整时期。1979年9月的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允许农民在国家统一计划指导下，因时因地制宜，保障他们的经营自主权，发挥他们的生产积极性。
1982月20日，党中央通过老干部的退休规定，以保证干部的年轻化、知识化和专业化，并建立“顾问委员会”来安置这些老干部，意在作为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的过渡方案。同时开始精简机构，裁减政府工作人员。1982年，在中共十二届一中全会上，他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1983年，在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对内经济方面，经济改革首先在农村地区展开。农业方面，在邓小平和赵紫阳的经济改革方针下，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包产到户，提高农民的积极性。农业生产总值在1978年至1984年中提高了50%，农民纯收入也大幅提高，经济改革初见成效。城市建设方面，1979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广东省的深圳、珠海、汕头三市和福建省的厦门市试办出口特区。1980年5月，改称为经济特区。同年8月，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批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这些经济特区相继兴建。1984年，邓小平考察了深圳、珠海、厦门三个经济特区，并鼓励特区建设，提议增加对外开放城市。对外方面，中国决定扩大对外开放地程度：扩大进口的数量及进口国范围；改善进口产品结构，重点为技术输入；提供外资直接进入中国设厂，改善中国生产结构以及派遣大量留学生赴西方学习科技。
1984年，邓小平分析和判断当时国际战略格局和周边态势的发展趋势，提出了世界的主流是“和平与发展”，提出“反对霸权主义”、“中国不当头”的韬光养晦对外政策。同时，指导军队建设思想战略性转变，军队要为经济建设让路，同时宣布中国军队将裁军一百万，在士兵中大力开展人才培训，军事工业大规模关停并由军转民。实行这一转变的同时，组建了其陆军集团军，并通过两山战役（老山、者阴山）及其轮防，提高了各集团军的战斗力。然而，邓小平允许并鼓励军队各级部队经商的政策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反对这一政策的张爱萍曾说，“（军队）热衷于经商，必然导致腐败”、“无异于自毁长城”。
1987年10月，在中共十三届一中全会上，邓小平再次当选为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但辞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的职务，主任一职由另一位中共元老陈云接任。他继续主持并制定了改革开放的总方针，提出适合中国国情的“三步走”的经济发展战略：第一步，在80年代，国民生产总值翻一番，解决人民温饱问题；第二步，到20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再翻一番，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再翻两番，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香港殖民地此前分别有两项协议：香港岛和九龙半岛分别因为《南京条约》和《北京条约》被割让给英国；中国大陆的另外一部分被称为新界的地方在1898年因为香港膨胀的人口而租借给英国，租期99年。1979年3月，港督麦理浩首度访问中国，并首次向邓小平提出香港前途问题。由于新界的《展拓香港界址专条》租约将在少于20年届满，中国官方对香港前途问题的立场，对香港的土地契约等安排十分关键。邓小平提出中国必定会在适当时候收回香港。
1980年代初，英国向中国提出分拆香港的“主权”及“治权”：主权归中国、英国人保留治权[109]。邓小平则提出在收回主权和治权的同时，容许香港拥有独立的经济及政治制度，并由香港人自行管理，即所谓“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同样政策亦适用于澳门，此政策被称为一国两制。一国两制的提出最初是为了解决台湾问题，但最先在解决香港回归的有关问题方面得以应用。
英国在马尔维纳斯群岛战争获得胜利后不久，1982年9月，英国首相柴契尔夫人访问中国。9月24日，她在北京与邓小平展开对香港前途问题的讨论。她坚持按照《南京条约》、《北京条约》及1898年的《展拓香港界址专条》，英国享有香港岛及九龙半岛的主权，但邓小平明确表明主权问题没有妥协的空间，双方无法达成共识。随后，撒切尔夫人访问香港，并重申三条条约的合法性，并指出所有国家都须要尊重国际条约，否则任何谈判皆无法进行。其后，英方提出“以主权换治权”，名义上承认中国拥有香港的主权，以换取英国管治香港的权利，但中方拒绝接受。日，中英两国正式展开香港前途的第二轮谈判，中方团长为中国副外长姚广，英方团长则是英国驻华大使柯利达爵士，香港总督尤德爵士亦以英方成员身份参加谈判。双方仍未就重要的主权问题达成共识。英方未放弃“以主权换治权”的构想，中方则坚持主权治权不可分开。1984年4月，英国外相贺维爵士访华，就香港主权问题让步，会谈取得重大突破。4月20日，贺维在香港发表声明，宣布1997年后英国不再拥有香港的主权和治权。9月26日，《中英联合声明》的草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由周南及伊文思代表签署，历经22次的香港前途谈判结束。
日，中国国务院总理赵紫阳与英国首相柴契尔夫人在北京正式签署《中英联合声明》。《声明》中表明，中国将成立香港特别行政区，并在“一国两制”的原则下确保社会主义制度不会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实行，香港本身的资本主义制度维持50年不变。日，英国政府把整个香港地区交还中国政府，使之成为中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邓小平的一国两制政策最终得以实施。
改革中的问题
当中国在经济领域取得巨大成就时，城市化的程度加深、人口流动程度加剧、各类经济犯罪开始大量出现，邓小平主张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在保证经济安全的同时，大量冤假错案开始涌现，对中国的法制建设构成破坏。
邓小平对中国在政治领域的开放十分谨慎。关于中苏关系、中美关系的问题，邓小平明显感受到来自左派及右派的压力。随着中国的开放，中国人开始更多地接触西方民主人权思想，右派主张改革应该扩大到政治领域，对此他公开批评这些行动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表现，坚持认为不能照搬西方的政治制度模式，而应继续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并坚称中国发展最需要的是社会稳定，“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再来一次折腾”；左派则强调应当限制改革，并返回到当时的苏联模式。
1983年，邓小平在十二届二中全会上指出加强马克思主义的领导克服自由主义。1985年5月，邓小平提出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走资产阶级道路，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崇拜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自由'，否定社会主义”。在日的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上，邓小平针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发表了措辞严厉的讲话：“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我讲得最多，而且我最坚持。自由化实际上就是要把我们中国现行的政策引导到走资本主义道路。搞自由化就会破坏我们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1986年12月发生了八六学潮。12月30日，邓小平就学生闹事问题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1987年1月，因为坚持改革扩大化的观点，原本被邓小平选定为接班人的胡耀邦被迫下台，胡耀邦总书记的职务由邓小平另一位助手赵紫阳接任，而持经济保守思想的李鹏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此后，中共党内反改革的“保守”势力，利用胡耀邦下台的机会，又掀起一股反右浪潮。邓小平随后重申改革开放的重要性，表示“左是主要危险”，坚持继续改革。
1988年，中国人普遍讨论的已经不再是自由化，而是严重的通货膨胀。商品零售率从年的7.4%骤然提升到1988年的18.5%，而1988年底政府的经济整顿计划并未收到实效。严重的通货膨胀引起了中国社会对“官倒”等腐败行为的广泛愤怒，邓小平的子女被认为是最臭名昭著的“官倒”之一。
日，邓小平请辞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11月9日，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同意邓小平辞去中央军委主席职务。
南方考察（邓公南巡）
在国际上被孤立，西方国家缩紧对中国的高科技出口，并延长本国的中国留学生滞留期限，以控制科技输出；在中国共产党内部则有“保守”势力抬头，他们的纲领是“反自由化，反和平演变”。1992年春夏，借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40周年之际，在全国范围组织了一系列高规格的纪念活动。“左”的势力在“要分清两种改革开放观”的旗号下，试图把中国拉回到文革前，借政治运动来解决国内的重重矛盾。1992年秋，要开中共十四大；如果左派的政治主张在十四大占了上风，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便会付之东流。
1992年春，已辞去所有正式职务的邓小平考察了武昌、广州、深圳、珠海与上海。依靠昔日的威望，邓小平以普通党员的身份在考察途中发表了一系列的讲话，他强调了经济建设的重要性，批评那些怀疑改革开放的人，明确表示“左”的东西对中国而言比“右”更可怕。“南巡”期间，邓小平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问题，他说：“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他的南巡与讲话使得中国重新步入改革开放的轨道。
同年10月的中共十四大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基本路线”（即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被写进中共党章，中共还第一次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在5年后（1997年）的中共十五大上（当时邓已去世），邓小平理论被正式确立为中共全党的指导思想并被写入中共党章。从此，中国的各派势力都很难再从根本上挑战“坚持改革开放，发展市场经济”这一政策。
南方考察后邓小平完全退出了公开的政治活动。并绝少在公开场合出面。但是邓小平的思想理念与政治方针以“邓小平理论”之名始终得到贯彻，他被官方誉为是“改革开放和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他自己却说，改革其实是“摸着石头过河”，其理论是“不争论”。
在官方报道中，日，是邓最后一次在公开场合出现，他乘坐刚刚全线通车不久的北京地铁，饶有兴致的走遍了半个老北京。但他恪守了当年他辞职时的承诺，并没有在这次活动中发表正式讲话。此后，他就再也没有在公共场合露面，仅仅是在一些会谈中人们谈及“改革开放”与“邓小平理论”时，才会成为人们的焦点话题。
邓小平一生共结过3次婚。第一任张锡媛死于难产，第二任妻子金维映离异。他与第三任妻子卓琳育有五个孩子：
长女邓林，1941年出生，是一位艺术家；
长子邓朴方，1944年出生，在文革中导致下半身瘫痪，现任中国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残联第五届主席团名誉主席。在80年代后期是康华公司的负责人；
次女邓楠，1947年出生，原科技部副部长，现任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书记处第一书记、常务副主席，是中共第十七届中央委员；
三女邓榕，1950年出生，著有《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曾任中国国际友好联络会副会长；
次子邓质方，1952年出生，本科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后在美国罗切斯特大学物理系获得博士学位，曾参与首长四方的营运。
孙子邓卓棣，原名邓小弟，邓质方与刘小元1984年在美国留学所生，拥有美国国籍，是邓小平及卓琳唯一的男孙。2008年杜克大学法学院法学硕士毕业后在美国纽约一家律师楼工作，现于广西百色平果县当副县长。他于美国曾改姓奶奶卓琳的卓姓，英文名字David Zhuo。
邓小平是桥牌好手，打牌时虽然不爱赌钱，但是非常守规矩，输了也能和其他人一样钻桌子。世界著名的桥牌冠军杨小燕说：“在牌桌旁，可以感到邓是一个伟人。他的打牌技术是又稳又精。”聂卫平曾透露，邓小平常在人民大会堂的118厅一起打桥牌，邓经常跟丁关根为搭档，聂卫平经常跟胡耀邦、万里为搭档。此外，邓小平爱抽烟，其烟为“熊猫”牌香烟，由上海卷烟厂特制，以味道淡著称。“熊猫”牌香烟因为邓的缘故，价格异常昂贵。晚年的时候邓把香烟戒掉了。
邓小平亦是一位资深的足球迷，其夫人卓琳曾在受访时表示邓最爱的是孩子和足球。早于青年时期，他曾在法国勤工俭学，花费吃饭的钱去购买球票。他亦有要求工作人员录制重要的足球比赛，供他在业余时间欣赏。1979年，他提出了“足球要从娃娃抓起”的口号，并改组中国足协，提出“冲出亚洲”的目标。令其遗憾的是直到他逝世亦未能看到中国国家足球队进入世界杯决赛阶段的比赛。日，他第三次复出后，突然在举行国际足球邀请赛的北京工人体育场中出现，现场八万名球迷在赛前起身为其鼓掌致敬。
邓小平同毛泽东等老一代革命家一起，率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缔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1978年末，在邓小平主持下召开了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小平作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报告，强调解放思想是一个重大政治问题，要打破林彪、“四人帮”大搞禁区、禁令，制造迷信的僵化状态，把人们的思想从假马克思主义的禁锢下解放出来。他第一次提出了“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的观点，提出了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先富起来，以带动其他地区、其他企业、其他人，使全国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的观点。
在邓小平的主导下，十一届三中全会抛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确定了全党工作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政治路线，对经济管理体制和经营管理方法应着手认真地改革，认真解决党政不分、政企不分、以党代政、以政代企的现象，实行分级分工分人负责等。全会决定大幅度提高农产品价格，调动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全会肯定了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路线，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全会还对党的领导成员作了调整。大批挨批、挨斗、靠边站的老干部重返工作岗位，大批冤假错案得以平反昭雪。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平反冤假错案、建设经济特区、实施沿海发展战略、全面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等，都是在小平的倡导和支持下，由党中央、国务院做出的重大决策。[1]邓小平同毛泽东等老一代革命家一起，率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打碎旧世界、缔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1978年末，在邓小平主持下召开了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小平作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报告，强调解放思想是一个重大政治问题，要打破林彪、“四人帮”大搞禁区、禁令，制造迷信的僵化状态，把人们的思想从假马克思主义的禁锢下解放出来。他肯定了由胡耀邦领导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明确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强调要真正实行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制。在报告中，他第一次提出了“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的观点，提出了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先富起来，以带动其他地区、其他企业、其他人，使全国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的观点。
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总结新中国成立以后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在研究国际经验和世界形势的基础上，在改革开放的崭新实践中，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立了邓小平理论，实现了党的指导思想和基本理论的与时俱进。
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毛泽东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邓小平理论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的理论问题，在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以及祖国统一等重大问题上，形成一系列相互联系的基本观点，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
实践证明，党的十五大郑重地把邓小平理论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同样是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性决策，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胜利发展产生了极重要的作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邓小平主张全党全国的工作重点要坚定不移地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要求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邓小平主张，中国依然处在，而且将长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阶段不是任何国家实行社会主义的必经阶段，而是中国特有的。中国共产党的职责是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邓小平把这种社会主义叫做“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37]:252，为坚持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有观点以为，这种新的解释降低、乃至消解了在经济问题决策中意识形态的重要性，而更注重政策的实际效用。
邓小平的改革还包括由政府对宏观经济的主导和调控，其经济改革措施也最早在农村施行[37]:115-118。在中国农村大部分地区实施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由家庭承包土地进行农业生产，提高了农民的积极性。政府也鼓励农村工业化，很多乡镇开始进行轻工业生产。投资重工业的资本主要来自银行体系，而银行的资金来源则是储蓄。邓小平的改革项目中首先就确保利润只能通过税收或银行再分配；因此，国有企业的利润再分配是间接的，也保证这些企业多多少少脱离了政府的介入，保持了自身的活力。同时邓小平重视科技在其中的重要性，提出“科技是第一生产力”[37]:274-275，以科技带动产业改革。
邓小平还主导打破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期的“闭关锁国”状态，主张对外开放。此举摈弃了毛泽东的自给自足的经济政策。中国通过加大对外贸易加快现代化步伐。中国的经济可以被认为是出口导向的。另一方面，中国也从日本和西方国家购买了大量的机器。邓小平在1979年提出要搞经济特区，吸引外商投资。通过吸收国外的资本、技术与管理经验，中国加快了自身的经济发展速度。
根据中国共产党文献《邓小平理论》，“一国两制”的基本涵义是：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国家的主体坚持社会主义制度；香港、澳门、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它们作为特别行政区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长期不变。至今，“一国两制”应用于香港与澳门。作为这种制度的确立，1984年12月，中英签署《中英联合声明》，中国将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1986年，中葡签署了《中葡联合声明》。香港与澳门分别于1997年和1999年回归中国。
邓小平坚持以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并建议在“一个中国”的基础上，举行国共两党平等会谈，实行第三次合作。
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在1956年9月，在中共七届七中全会上的一次讲话中，毛泽东特别就邓小平的情况向中央委员们作了评价：“我看邓小平这个人比较公道，他跟我一样，不是没有缺点，但是比较公道。他比较有才干，比较能办事。你说他样样事情都办得好吗？不是。他跟我一样，有许多事情办错了，也有的话说错了，但比较起来，他会办事。他比较周到，是个厚道人，使人不那么怕。我今天给他宣传几句。他说他不行，我看行。顺不顺要看大家的舆论如何，我观察是比较顺的……这个人比较顾全大局，比较厚道，处理问题比较公正，他犯了错误对自己很严格。他说他有点诚惶诚恐，他是在党内经过斗争的。”在中共高级干部中，能够获得毛泽东如此高度评价的，确实为数不多。
前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江泽民评价邓小平时说：“如果没有邓小平同志，中国人民就不可能有今天的新生活，中国就不可能有今天改革开放的新局面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光明前景。
中共中央前领导人薄一波在邓小平去世后写下挽联评价他：“一人千古；千古一人。”，并亲自阐释对联的深刻含义：“一人千古，表达了我对小平同志的哀思；千古一人，是我对他的评价，是说他成就大业、功勋至伟。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凡建非常之业，必赖非常之人；而壮哉非常之人，必成非常之功。”
前美国总统吉米·卡特评价邓小平时说：“邓小平无疑是个智勇双全的人，我将他视作大洋彼岸的朋友。我一直觉得自己非常幸运可以和邓小平这样具有远见卓识的领导人进行中美建交的谈判。”
前美国总统乔治·布什评价邓小平时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发生的巨变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邓小平，邓小平在中国和世界历史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前法国总统雅克·希拉克评价邓小平时说：“对中国和全世界而言，他都是20世纪的一位重要政治伟人”。
前英国首相爱德华·希思评价邓小平时说：“邓小平对整个世界最大贡献就在于，他向全世界表明，中国可以如何管理和快速发展；而中国又能够因此向整个世界作出何等的贡献。”“对于一国两制成功解决香港问题，这无论对中国、英国、香港本身，还是对世界都是最圆满的结果。”
第四任联合国秘书长库尔特·瓦尔德海姆评价邓小平对中国经济发展所作的贡献时说：“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这是世界经济史上最成功的尝试之一。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中国发展成了世界上最具活力的经济体。我不久前曾读过世界银行发表的一项报告，认为邓小平有关中国经济建设的理论是人类历史上同贫困作斗争最成功的范例。在这一理论指导下，中国找到了同工业化世界接轨的途径，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中的地位得到了保证。”他还说“邓小平在其一生中与中国人民共同度过了许多光明与黑暗的时期，这些时期成为他生命历程的组成部分。人们对邓小平毕生事业的总结证明了他信仰的正确性。”
美国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评价邓小平说：“世界上我最佩服两个人，邓小平是其中一位”，“毫无疑问，他在改善中美关系方面做出战略创新，惠及中美两国”，“从规模、速度和深度上看，现在中国的发展成就在人类历史上无以伦比。有赖邓小平制定的纲领，这些才成为可能。
语录一：“马克思主义是很朴实的东西”
邓小平晚年曾说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我们讲了一辈子马克思主义，其实马克思主义并不玄奥。马克思主义是很朴实的东西，很朴实的道理。”
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研究员李德顺认为：“‘真理是朴素的’，这是自古以来就为人们所向往和称道的理论境界。小平理论能迅速为广大人民所理解和接受，与这一点是分不开的。”
马克思主义只有走进人民群众才能青春常在，只有解决问题才能永葆生机，邓小平理论为我们树立了榜样。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是我们继承和发扬马克思主义的必由之路。
语录二：“我是实事求是派”
1987年7月，邓小平在会见外国客人时，这样自我评价说：“我是实事求是派，坚持改革、开放政策，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
1992年，邓小平把“实事求是”称为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他还第一次把“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连在一起，将之作为党的思想路线的一种概括。1980年12月，他说：“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就是实事求是。今后，在一切工作中要真正坚持实事求是，就必须继续解放思想。”
胡锦涛同志提出，要在全党大力弘扬求真务实精神，大兴求真务实之风。求真务实是在新形势下对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进一步强调和落实。这告诫我们，即使是在改革开放2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依然需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依然需要防止思想僵化、脱离实际。
语录三：“发展才是硬道理”
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召集的干部会议上指出：“说到最后，还是要把经济建设当作中心。离开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就有丧失物质基础的危险。其他一切任务都要服从这个中心，围绕这个中心，决不能干扰它，冲击它。”这一思想到后来被他归纳为“发展才是硬道理”。
“发展才是硬道理”早已深入人心。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对这一思想始终不渝的坚持。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主政以来，审时度势，未雨绸缪，在总结了20多年来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经验教训基础上，又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在干部群众中引起强烈反响。
科学发展观是对“发展才是硬道理”进一步的充实和提高。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今天，“发展才是硬道理”依然不应发生任何动摇。
语录四：“中国不能乱”
1989年2月，邓小平在会见美国总统布什时指出：“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民主是我们的目标，但国家必须保持稳定。”同年3月，他又指出：“中国不能乱，这个道理要反复讲，放开讲。”
这些年来中国经济获得高速发展，一个重要经验就是，正确处理了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问题，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有机地统一了起来。发展是目的，改革是动力，稳定是前提，已经成为全社会的共识。
当前，国内外形势错综复杂，社会利益格局变化剧烈，进一步做好稳定工作，从体制源头上化解不稳定因素，依然是摆在各级党委和政府面前的一个重要任务。
语录五：“看准了，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
1992年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指出：“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
不搞争论，鼓励大胆试验和首创精神，最后“拿事实来说话”，这是邓小平一以贯之的思想，其核心就是加快发展。
今天，中国的发展已经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经济升级在即，发展机遇难得，一系列社会发展的难题需要破解。在这种情况下，机遇依然是稍纵即逝，发展依然是时不我待，依然需要在审慎稳妥地把握好宏观大局的前提下，发扬敢闯敢试的精神，依然需要突破思想的束缚、制度的藩篱和体制的枷锁，推动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地发展。
语录六：“目的是更快地实现共同富裕”
1986年9月，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原则，第一是发展生产，第二是共同致富。我们允许一部分人先好起来，一部分地区先好起来，目的是更快地实现共同富裕。”1988年9月，他又提出：“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较快地先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反过来，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个大局。那时沿海也要服从这个大局。”
“共同富裕”原则和“两个大局”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就是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必须充分发扬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积极采取措施，防止两极分化，缩小地区差距。
当前，我们已经开始面临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和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目前我国城乡收入差距至少是3.3∶1，地区间差距东、中、西是1∶0.7∶0.4。为此，国家提出了一系列措施和精神，都是为了解决这些问题。
语录七：“改革，应包括政治体制的改革”
1986年6月，邓小平提出：“改革，应包括政治体制的改革，而且应该把它作为改革向前推进的一个标志。”“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因为首先遇到人的障碍。”同年9月，他又指出：“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
中国的改革实践已经印证了小平同志的科学论断。中国经济增长潜力的每一次释放，都离不开政治体制上的“松绑”和“清障”；而政治体制上每一项重大进展，都会带来生产力的一次解放。
政治体制改革需要稳步推进。《求是》杂志曾刊文深刻地指出：“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是死路一条；不改革政治体制、不实行人民民主同样是死路一条。”
语录八：“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
日，邓小平在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指出：“要整好我们的党，实现我们的战略目标，不惩治腐败，特别是党内的高层的腐败现象，确实有失败的危险。”他还提出：“做几件使人民满意的事情。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是更大胆地改革开放，另一个是抓紧惩治腐败。”1992年，邓小平进一步指出：“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
我们党的反腐力度在不断加大。从总体上看，这十几年来，腐败现象蔓延的势头正逐步得到遏制，反腐败斗争正逐步走上标本兼治、注重治本的轨道。但也必须承认，目前腐败现象仍然严重，腐败正呈现出向高层蔓延、案值特别巨大、具有群体化特征等新的特点，切不可掉以轻心。
语录九：“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
1957年，邓小平提出：“在中国来说，谁有资格犯大错误？就是中国共产党。犯了错误影响也最大。……如果我们不受监督，不注意扩大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就一定要脱离群众，犯大错误。”到了1992年，他进一步指出：“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
小平同志的这些教导，核心就是提醒全党，中国共产党要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就必须时刻注意加强党的建设，改善党的领导，密切党与群众的血肉联系，不断增强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当前，党中央提出，要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这是根据新世纪新阶段党所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而作出的一项战略决策，必须将之作为“党执政后的一项根本建设”抓紧抓好。
语录十：“实现国家统一是民族的愿望”
1984年，邓小平在会见香港同胞时指出：“实现国家统一是民族的愿望，一百年不统一，一千年也要统一的。”他创造性地提出的“一国两制”的构想，香港、澳门相继回到祖国的怀抱，在保持原有社会制度、生活方式等不变的情况下，实现了持续的繁荣。小平同志提出，也要用“一国两制”的办法解决台湾问题。
和平统一是我们的一贯立场，但绝非惟一的解决办法。早在1984年，邓小平就指出：“我们坚持谋求用和平的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但是始终没有放弃非和平方式的可能性，我们不能作这样的承诺。……不能排除使用武力，我们要记住这一点，我们的下一代要记住这一点。”
语录十一：“不管白猫黑猫，会捉老鼠就是好猫”
邓小平最早在正式场合阐述这一重要观点，是在1962年。在讨论到包产到户问题时，邓小平明确地表示了支持态度。他说：“恢复农业，群众相当多的提出分田。陈云同志作了调查，讲了些道理，意见是好的……现在是，所有形式中，农业是单干搞得好。不管白猫黑猫，在过渡时期，哪一种方法有利于恢复农业，就用哪一种方法……总之，要实事求是，不千篇一律。”
《邓小平文选》为邓小平著作、讲话选集，由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辑，人民出版社出版。至1993年，已出版3卷。《邓小平文选（）》，日在全国公开发行。《邓小平文选（）》，日在全国公开发行。《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日在全国公开发行。前2卷再版时，分别改称为《邓小平文选》第一卷、《邓小平文选》第二卷。日《邓小平文选》（全三卷）线装本发行。《邓小平文选》第一卷集中了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以前28年中的重要文章、讲话共39篇。其中30篇为第一次公开发表。文选收入抗日战争时期的著作9篇，解放战争时期的著作7篇，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著作6篇，到中央工作后的著作17篇。《邓小平文选》第二卷收入邓小平在1975年至1982年中共十二大以前的讲话、谈话。
《邓小平论教育》第一版和第二版是1990年和1995年编辑出版的，分别收录了邓小平同志自1951年至1989年关于教育问题的讲话、谈话与题词38篇和53篇。《邓小平论教育》的出版，对于了解和掌握邓小平同志的教育思想，促进中国教育事业的改革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2004年，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的《邓小平论教育》第三版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在第二版的基础上，又增补了邓小平同志自1950年至1989年关于教育问题的讲话、谈话与题词共14篇。新增讲话、谈话内容包括：《尽快提高少数民族的文化水平》《大学生人数要大量增加》《教育要更多地注意重点和提高方面》《加快电化教育的发展》《增大派遣留学生的数量》《加强政治思想工作》《设立博士后流动站的方法好》《要多想办法吸引留学生回来》《教育是一个民族最根本的事业》《要破格选拔优秀人才》等。新增题词内容包括邓小平同志为吉林大学、全国青少年科技作品展览、北京育才学校和中国少年先锋队成立四十周年的题词。
2009年12月，《邓小平年谱（）》一书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出版。全书以大量文献档案资料为依据，全面地反映了一代伟人邓小平的生平经历和思想历程。
中文名：邓小平
外文名：dengxiaoping
别名：邓先圣（原名）；邓希贤（学名）
国籍：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族：汉族
出生地：原四川省广安县协兴乡牌坊村
出生日期：1904年08月
逝世日期：1904年08月
职业：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
毕业院校：莫斯科东方大学
主要成就：参加新民主主义革命并取得胜利 、 推动现代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 、 提出“一国两制”的政治理念 、 创立邓小平理论。
曾任职务：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领导人之一。1978年至1983年担任全国政协主席，1981年至1989年担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1982年至1987年担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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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总设计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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