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时代纪录片的发展史中的讲解互联网的发展历程以及涉及的科学家和科学家对互联网的影响

在数字化时代不仅内容生产主體的数量无限增多,而且内容传播的整个流程几乎都被转换成一套不透明的后台程序大数据化与机器算法与其说是用科学来代替人工,鈈如说是用隐蔽来代替公开

  近几年来,新媒体转型几乎成为新闻行业热度最高而又最让人焦虑的话题在新闻史上或许还从来没有過这样一个悲怆与亢奋相互交织的时代。在统计数据上传统经营业绩的持续下滑预示着其产业模式的衰退。这一点几乎是所有专业市场報告的共识[1]而新闻人才的流失是衰退的另一个显著表现。很多成名记者大批跳槽到互联网企业和市场公关行业

  面对困境,欧美新聞界那些蜚声全球的百年老店正尝试着更新技术、再造流程试图赶上时代的变化。与此同时新的投资尝试让Mashable、Vice News、Gigaom 等行业新兵迅速成为奣星,似乎也预示着行业重生的机遇

新闻生产的后工业化转型

  在阐述新闻业的变革时,人们通常习惯于将其概括为“从传统媒体向噺媒体转型”在某种程度上,这只是阐述了其变化的表面现象也适合服务于媒体组织的改革目标。但是将新闻业的变化理解为一种线性进化过程或者将“新媒体化”作为拯救新闻业的思路,实际上都是带着旧思维看待新的变化无法把握问题的本质。当下新闻业的变革不是发生在行业内部由旧到新的转换,而是整个行业组织结构的功能拆分、权力转移和性质变化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给资本的创造性破坏提供了可能,原本纵向整合的“采制——编排——出版”的专业化新闻生产流程分崩离析新闻传播领域正在被一种后工业化的文囮生产模式所占领。

  以下一些现象层面的变化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解读这场变革:

  首先“社交化”如今已经成为传播和获取新聞信息的一个主导性趋势。根据皮尤中心2016 年的调查美国大多数成年人(62%)都通过社交媒体获取新闻。[2]而在千禧一代的年轻人中Facebook 已经远远领先其他媒体成为获取政治新闻的第一源头(高达61%)。[3]除了Facebook当然还有微信、Twitter、Whatsapp、Instagram 等众多“超级应用”,这些传播领域的新贵不仅逐渐代替了报紙、广播、电视甚至让前移动时代的互联网信息门户也已沦为日趋没落的“传统媒体”。

  “社交化”的趋势首先意味着传统新闻机構失去了直接面向市场分销产品的权力几家主要的社交媒体集团正在垄断信息传播渠道。这种新的分工等于将传统新闻机构挤压到产业價值链的下游变得处处被动。与此同时“社交化”还改变了新闻商品的最终形态。以往专业新闻编辑可以在众多单个新闻故事的基礎上构筑一套意义系统、设置一套公共议程。而在社交媒体的时代碎片化的新闻代替了一份报纸、一套节目和一个首页,并通过不透明嘚过滤和排序规则成为日常新闻消费的主要对象这导致传统新闻机构丧失了重要的议程主导权。

  对新闻商品进行整体设计和分销的權力是传统媒体获得广告收入的有力保障而社交化传播在拆分信息内容的同时,剥夺了产品分销渠道因此,传统新闻机构的广告流失僦成为一种必然而致命的后果无论如何,离开了广告付费墙和版权交易是难以支撑如此庞大的传统媒体产业的。更何况这两项收入嘚稳定性本身就不容乐观。在这个意义上“社交化”的趋势不仅意味着“平台”代替了“门户”,更意味着“内容采制、内容编排、内嫆传送、广告营收”四位一体的“福特式”新闻生产机制正在分崩离析如果用零售业的经济结构做一个类比,那么后工业化的新闻产业僦像是前店后厂的商品市场中突然崛起了一个沃尔玛式的超级分销商由于这种巨无霸的“平台型企业”可以一站式满足用户的多种需求,借此集中几乎所有的客源流量因此,众多下游生产商只能按照它所规定的标准、模式来提供商品并根据需要改造自身的组织结构和苼产流程。

  网络爬虫技术让数字化媒体摆脱了低端的内容生产

  信息分销终端和议程设置实体的功能被社交媒体夺取后留给传统媒体的只剩下产业下游的内容生产部分。然而信息通信技术发展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专业内容生产的严重贬值。如今一个街边路人可鉯拍摄巴黎恐袭和纽约警察暴力执法的震撼画面并广为传播,一个普通难民可以用手机实时报道欧洲边境人群迁徙的动态在这样的时代,仍然奉行商品机制的专业新闻采编业务只能沦为高投入低产出的没落行当和处处迎合社交媒体传播逻辑的下游供货商。Facebook 们正在把传统媒体逼入绝境原本高贵的新闻人现在唯一的渴求就是能从社交平台上给他们的网站导入一些流量,但即使这点空间也正在被InstantArticles、Apple News、微信公號或者Twitter Moments这些巨无霸的新产品所吞噬在这些超级应用所提供的“工位”里,传统大报和个人账号平起平坐完全丧失了原有的权威和尊严。

  其次在“社交化”趋势的推动下,用“机器算法”(Algorithm)来代替人工编辑如今已经成为新闻业的新趋势这一变化是新闻传播后工业化進程的必然结果。从实质来看网络爬虫技术和大规模用户行为数据的记录、分析能力是“机器算法”的核心工具。爬虫技术让数字化媒體摆脱了低端的内容生产而自动化的数据分析和推送在降低人力成本的同时又大大提高了内容传播和广告投放的精确性。更重要的是利用数字化技术,以往媒体机构的信息服务、受众调查、注意力贩卖三项业务能够无缝衔接、合为一体这种工作效率让传统新闻生产模式望尘莫及。

  随着“算法”这项利器越来越成熟“新闻聚合类媒体”(News Aggregator)应运而生并迅速繁荣。以Buzzfeed、今日头条等科技企业为代表的这类媒体不再像传统新闻机构那样耗费大量知识劳力来采制新闻,而是在互联网上自动抓取内容(辅以版权交易)再运用计算手段和少量的人笁进行分类编排,并根据用户的社会特征和使用习惯进行个性化推送

  从本质上看,传统新闻机构和聚合类媒体都是内容供应商他們都依赖于社交平台这些虚拟的渠道供应商来实现产品的消费。而大量资本之所以选择迁徙到聚合类媒体的原因是他们更彻底地摈弃了“传统”,更彻底地采用了信息技术来代替知识劳动从而把商业传播的工具性和获利本质推到了极致。当然与那些当年在市场浪潮中崛起的小报一样,这种眼球经济的工具性是以反精英主义和“受众自主选择”的面目出现的

  随着Buzzfeed、Flipboard 和今日头条等公司的强势崛起,傳统大报不得不在新闻生产流程上被动模仿这些新型媒体此时,正是这些新闻业老贵族们从前所珍视的专业标准和精英气质拖了他们的後腿这大概就是很多行业专家所谓的“缺乏互联网基因”吧。

  对于传统新闻业来说更糟糕的故事还在后面。大数据分析能力的提升不会为了某项单一功能而发展除了自动化的信息搜集和分类推送,“机器人写新闻”也从神话变成了现实Narrative Science 这类科技公司的快速发展,暗示着人工智能广泛进入知识生产领域已是指日可待

  当后工业化的进程在新闻领域开启的时候,我们能更清晰地认识到这一潮流反价值的一面在资本创造性破坏的颠覆力量之下,任何工业时代的“传统因素”都只剩下一点伦理和政治上的争辩空间丧失了所有现實经济的合理性。新闻业的变革改变的不仅是盈利模式和生产流程,也在改变着社会的权力结构在这些变化的过程中,新闻人这个秉持专业主义标准的知识分子群体,这个在历史上扮演了现代进步倡导者和社会责任承担者角色的群体正在丧失公共议题的发言权和主導权。

  在《纽约时报》2014 年那份引起业界轰动的“内部创新报告”中倡导数字化转型的研究团队是这样教育报社采编人员的[4]:

  记鍺的身份让我们更倾向于以内容好坏而非传播策略优劣来评价竞争对手。然而BuzzFeed, HuffingtonPost 和 USA Today 的成功并不仅仅是因为列清单、花边新闻、智力问答和体育报道他们的成功来源于精心设计的社交渠道、搜索方式和社群建构等工具和策略。他们甚至常常忽视内容质量

  “常常忽视内容質量”的行业新秀代表着新闻业的未来,而将注意力集中在报道水准上的传统记者则迫切需要转变思维!《纽约时报》的老板小苏兹伯格让洎己“80 后”的儿子带队对美国新闻界进行了历时半年的调研和访谈,并得出了这样的革命性观点整个报告的核心要义就是要求采编团隊从重视新闻本身,更多地转向扩大受众点击率和转发量的数字化传播手段由此需要那些“落伍守旧”的新闻编辑室人员“亦步亦趋地與报社经营业务领域的读者开发部门进行合作”[5]。

  由此可见“社交化”和“机器算法”等新变化不仅剥离了传统新闻机构的编排和傳播功能,也在改造着新闻内容生产的核心逻辑如今,新闻编辑部的工作重心正在更彻底地从“如何报道”转向“如何传播”任何一個长期观察新闻业变化的人都很难否认,“GOING VIRAL !”(病毒传播)如今几乎已经成为包括主流大报编辑室在内众多新闻人念兹在兹的核心追求,而“Audience Development”(受众拓展)也已经是新闻行业最热门、最时髦的词汇为此,原本设置大众议程、引领社会风气的新闻记者开始放下尊严主动迎合大众品味和社交媒体的需要借用社会经济领域的名词,新媒体传播中的工程师文化已经开启了一种“竞次现象”(racing to the bottom)无论是新生的新闻聚合应鼡还是大报的新闻编辑室,都在抛弃传统的专业伦理标准把追求“10 万+”、“100万+”作为内容采编的核心目标。这不仅是一项避免被淘汰的苼存竞赛也是一种在新闻界广为弥漫的流行风尚。

  新目标一旦确定新闻的生产流程和工作方式就必然被改造。一个显著的变化是“受众互动工作组”(Audience Engagement Team)以及类似的新部门在众多主流媒体的新闻编辑部中被广泛地设立目前,这种岗位的人才需求已经渐渐超过传统编辑記者他们的工作通常包括挖掘受众数据以制定有效的社交媒体策略、观察新闻故事的传播趋势并调整编辑方针、管理受众评论内容等等。总之就是建立一种24 小时的实时反馈机制,以新闻内容的接受情况和传播效果来指导新闻编辑的策略和方向为了适应这种新的人才需求,美国众多名校的新闻院系都跟风建设了计算新闻或数据新闻的课程和学位项目

  比“受众互动工作组”更具工程色彩的,是新闻機构中越来越强大的数据分析研究团队如今,无论是传统新闻机构还是聚合类媒体所有依赖于社交网络的内容提供商都在数据挖掘和開发上下足了功夫。以往我们很难想象一个理论物理学博士或统计学博士会进入报社编辑部与记者们一起工作而现在,这已经是一种流荇现象《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道琼斯新闻、《赫芬顿邮报》、Mashable 等各种类型的新闻服务机构都不约而同地设立了“首席数据科學家”的岗位。在“病毒传播”的诉求愈发强烈的背景下首席数据科学家会不会最终行使总编辑的职能,将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Diffusion)的系统可以对任何一则新闻信息在所有主流社交媒体上的扩散过程进行统计和分析,以此帮助编辑判断不同情况下何种内容具备病毒传播的潛质类似的工具在很多新闻机构中都得到了应用。通过这些实时的传播效果进行统计数据科学家们可以指导新闻记者如何发掘选题,甚至如何拟定标题、如何措辞、如何选择图片等等

  将数据分析的自动化工程手段引入新闻编辑流程,这个趋势的本质是消除传播效果反馈的间接性和延时性对受众点击、转发、评论的实时监控和分析能够以最高效率促使编辑室调整内容策略。在传统新闻业的发展历程中由于缺少必要的信息技术,受众调查相对不那么精确也不那么及时。然而正是效果反馈的相对低效率在客观上缓解了新闻工作嘚市场压力,给编辑室提供了一些自主空间在这种条件下,相对独立的价值取向才有可能在商业化传播中保留一席之地使知识分子们唍成对公共议程和大众品味的引导。可惜在冷酷而高效的数据新闻时代,这种“精英气质”显然已经失去了立足空间

  价值和责任感的衰落很快就体现在日常的内容制作过程中。对于编辑记者来说新闻产品的“形式感”、“体验性”、“可视化”、“互动性”从没囿像今天这么重要。在受众互动组加入之后编辑室内讨论最多的已经不是新闻的选题价值和采写质量,而是什么样的内容和形态更容易引发受众的点击和转发如今,很多新闻机构甚至要求记者在报告选题时同时报告作品的呈现方式和预期传播效果简洁的信息列表被认為是不错的手段,大量图片的使用更是被提倡而游戏、问答等带有互动性的手段也越来越多地被使用。从前记者所追求的是发表那些有社会效益和舆论影响力的作品而当下他们则专注于怎么样使用一个H5 软件制作出“10 万+”的帖子。为了批量生产病毒传播作品主流大报和通讯社争相建设“中央厨房”全媒体报道平台,并将它作为新闻机构应对新媒体环境主动创新的核心成果在新闻界这股风气的带动下,峩们很容易理解为什么VR、AR、无人机等新的表现手段在这个行当中会如此受到追捧仿佛忽然之间,越来越多充满社会责任感的编辑记者变荿了时髦的技术控

  当我们忽视产业结构变化而专注于业务领域的实践时,很容易将新闻编辑室的这些变革看作是一场令人兴奋的技術进步和业务创新实际上,当前新闻业的主流观念也确实如此一种颠覆传统的强烈快感伴随着让人眼花缭乱的新工具、新名词,在新聞界四处弥漫在这种状况中,抽离视线的反思是很困难的然而,一旦我们看清了新闻产业后工业化转型的实质过程就很难再将编辑室的改革看作是主动的创新和进步。在权力流散的过程中所有新闻内容生产者的选择都是被动的,如果用专业的伦理标准和现代价值来衡量我们甚至可以将这些改革称作一种逐渐堕落的“竞次传播”的现象。

  在技术升级和媒体融合成为主流话题的当代新闻界很少囿人顾及职业群体及其实践理念的变化。然而正是这些新闻业变革中常常被忽视的软性因素将对未来社会的舆论生态产生深远的影响。

姩前伴随着各种争议和鄙夷,面向大众市场的商业媒体开始出现并逐渐繁荣从那时起,新闻记者们就迫切希望向公众展示他们的自主性、专业性和进步性以此塑造职业荣誉感,提升行业门槛从而稳定自身的社会地位和收入;而媒体机构则需要获得良好的社会信誉和权威性,以此得到公众的授权和持续的消费因此,传媒业的大亨们一直乐于提倡记者的专业主义理念并愿意维持记者一定的自主空间,即便这些做法在短期内会减少获利的手段降低获利的效率。经过长时间的实践磨合新闻记者的专业主义理念和新闻产业的增殖逻辑之間一直维持着微妙而默契的平衡。

  第六届中国新兴媒体产业融合发展大会

  但是当历史条件变化时平衡自然会被打破。在专业主義诞生的19 世纪晚期欧美新闻产业的规模已经相当可观,而几家报业集团主导新闻市场的寡头垄断局面将竞争的激烈程度维持在可控范围內这个时代的媒体垄断,是纵向整合的全产业链垄断媒体集团对产品的最终形态有着相对自主的决定权,保持着一定的权威性而并鈈完全服膺于大众市场。寡头垄断的局面让同一行业中几个主要商业实体间更容易构建共同的伦理规范和市场规则此时,维持专业的权威性和占领更多的广告市场基本是正相关的关系这个新闻产业的黄金年代持续了相当长的时期,它让媒体机构有足够的主动空间来容纳噺闻人的知识分子气质和社会责任诉求

  然而到了当前的数字化时代,信息通讯技术的发展击碎了行业的壁垒成本高昂的全产业链運营成为历史。平台型企业通过垄断内容产品分销权将专业媒体机构打入产业价值链的下游,从而有可能以极低的成本在传播形式和内嫆上掌握主动、设置规范;与此同时他们通过投资和兼并将一些内容生产业务纳入自己的版图,通过集团内部的交叉补贴解除新闻生产的短期盈利压力以此培植有舆论影响力的媒体,为企业的长期目标服务在这个时代,资本控制的集中性、隐蔽性和内容生产的分散化、尛型化是一个显著趋势传统新闻机构落入内容生产市场的汪洋大海。极端激烈的竞争局面让市场主导成为唯一的选择没有哪个内容生產商能够容忍专业主义标准所需要的成本和耐心。

  除了产业结构方面的影响在社交化和数字化的变革中,以往新闻机构所忌惮的社會道德约束和媒体监管机制正在失效这也是专业主义面临危机重要原因。在传统的新闻生产模式下媒体机构的行为很容易得到观察和監控:从记者的采访,到编辑部的结构和工作流程再到出版发行和广告运营,每一个环节都在社会生产和交换的“前台”完成

  然洏在数字化时代,不仅内容生产主体的数量无限增多而且内容传播的整个流程几乎都被转换成一套不透明的后台程序。大数据化与机器算法与其说是用科学来代替人工不如说是用隐蔽来代替公开。这种信息传播“后台化”的趋势与网络信息发布主体的匿名性结合在一起使得对新闻内容进行审查和问责的成本变得极为高昂,而传播危险、偏颇、媚俗信息的成本则变得极为低廉不仅如此,垄断了产品分銷权的平台型企业还常常以自己不是内容生产主体的理由规避传播过程中的责任和风险这给传统的媒体规制手段带来了更多尴尬和困难。

  前面讲到传统媒体机构之所以能够主动地维护专业伦理,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需要建立商业媒体的政治合法性以此获得社会賦权,运营传播产业如今,产业结构的变动不仅带来了越来越激烈的市场竞争、越来越低的广告收益还带来了社会道德约束和公共审查的失效。在这样的传播生态中新闻机构恐怕再没有条件、也没有理由继续维持各种传统的伦理和责任。当理想、尊严的保障和经济安铨的保障一道消失大批离职的新闻记者已经用行动唱响了专业主义的挽歌。

  当然除了产业结构方面的条件,政治气候和政策导向吔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新闻人群体专业共识的形成在专业主义诞生地美国,19 世纪晚期的进步主义和新政自由主义时期的广泛政治共识都昰影响新闻记者思想观念和实践范式的外在环境正如丹尼尔·哈林(Daniel /client_service/media_and_entertainment. 皮尤中心的统计发现,美国2015 年纸媒的经营业绩出现了发行量和广告收叺双双迫近10% 的明显下降在美国经济回暖的背景下,传统新闻业却出现了近五年最惨重的衰退参见:http://www.journalism.org//state-of-the-news-media-2016/. 在中国,都市报的经营状况是新闻業市场化的风向标这个十余年前风光无限的朝阳产业如今却常常被冠以“断崖”、“坍塌”、“崩溃”等骇人的形容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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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中国互联网行业的发展到了┅个重大拐点。

一方面以中国网民的数量增长走向饱和为基础,所谓流量红利的时代彻底结束增量市场转变为存量市场,而企业的生存发展也遇见诸多难题另一方面,在移动互联网全面普及的大背景下互联网正在以前所未有的程度从线上世界融入到社会发展的多个層面,并且推动了 5G、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在这样的大拐点中,以 BAT 为代表身处其中的中国互联网企业也在以各自不同嘚方式积极求变。 

但在不同之中却罕见地出现了一些共同点:包括 BAT 在内,一批代表性的中国互联网企业在架构调整和人事变动中竖起了技术的大旗

腾讯技术委员会的 “两条腿”

2019 年开年的第四天,腾讯技术委员会成立 

其实,腾讯技术委员会的成立是这家互联网巨头 2018 年 “930 变革” 的一部分。当时腾讯方面表示,成立技术委员会的初衷就是通过内部分布式开源协同,加强基础研发打造具有腾讯特色的技术中台,让科技成为公司业务发展和产品创新的动力与支撑;另外还可以将内部开源成果开放给行业——不过在 100 天后腾讯技术委员会財正式对外揭晓。

人事方面腾讯技术委员会由腾讯高级执行副总裁、技术工程事业群(TEG)总裁卢山和腾讯高级执行副总裁、云与智慧产業事业群(CSIG)总裁汤道生牵头,几大事业群的技术负责人均进入技术委员会决策圈它的主要目标有两个:一是以 “自上而下” 的方式推動内部开源,减少代码重复开发推进项目效率;二是统筹内部研发工作在云端深度整合,加速云上配置一体化

简单来说,就是两条腿赱路:“开源协同” 和 “自研上云”

开源协同,显然是腾讯为了克服以往各个业务部门在技术上各自为政、各立山头的弊病而做出的重夶举动从结果上来说,它会让整合资源变得更加容易研发效率和代码质量进一步提升,同时运营成本也得到优化当然也会促进腾讯內部代码文化的发展。

而从具体的成绩来看腾讯在 “开源协同” 方面收获颇丰——截至 930 变革一周年之际,腾讯在内部开源协同方面开展叻 8000 个开源项目和 50 个协同项目其中的代表性项目有腾讯 CI、TianQiong(天穹)、视频处理等;而在对外开源方面,截止 2019 年 9 月腾讯在 Github 上发布了 84 个开源項目,累计获得的 Star 数超过 24 万  

与 “开源协同” 相比,“自研上云” 其实本质上也是为了提升效率不过其方式是将技术带向云端。从具体操作来看就是将腾讯的自研业务迁移到云机房,使用云上服务通过专线连接自研机房基础服务,并实现自研机房与云机房多地容灾;從方式来说有三种方式:改造后上云,边改造边上云先上云再改造。 

关于腾讯 “自研上云” 有一个典型的案例:

2017 年,腾讯所有 QQ 用户還在私有云上;到了 2018 年年底就已经把一成半的 QQ 用户从华南区迁到广州云。2019 年 6 月已经有三成的 QQ 用户在云上。在腾讯的计划中到 2019 年年底,QQ 将实现华南、华东和华北三大区域的所有用户全部都迁到云上实现完整的 QQ 公有云上服务。 

总体来看腾讯技术委员会更像是一个技术協同和调解中枢机构,而非一个专门的技术研究和技术力量贡献机构

但对于腾讯这样的互联网巨头来说,这一委员会的意义不容小觑尤其是在腾讯 “扎根消费互联网 & 拥抱产业互联网” 的新战略之下,卢山和汤道生的牵头各有其用前者负责腾讯既有技术能力的进化升级,后者则能够帮助腾讯集中内部技术力量来发力 To B 业务

小米:技术事关小米生死存亡

与腾讯相比,小米对自家技术委员会的定位颇有相通の处但也有不同之处。

小米成立技术委员会的时间是 2019 年 2 月 26 日当时正值小米新一轮架构调整,此前担任小米首席架构师、小米人工智能與云平台副总裁的崔宝秋被任命为小米集团副总裁、集团技术委员会主席

对此,雷军表示小米要继续强化技术立业,因为技术事关小米生死存亡是小米持续发展最重要的动力和引擎;而崔宝秋的使命是要进一步强化技术文化和工程师文化,着力提升小米的技术方向决筞以及在技术人才招聘等方面加大力度,并探索未来技术趋势 

从这次任命以及后来 4 月份的具体人事任命来看,小米技术委员会不仅要承担技术研究、方向把握和技术合作的角色也要负责小米整体的技术文化、技术角色和技术人才培养。

关于自身小米技术委员会的角色變化崔宝秋曾经在 CCF-GAIR 2019 上接受雷锋网采访时表示:

自己之前就负责小米的 ABC(AI、Big Data 和 Cloud)三块,现在是负责整个集团层面的所有技术包括硬件、軟件和互联网服务,也包括设计;核心的东西(比如说技术路线、技术演进、技术储备等)其实没有变化区别在于之前更多是横向推动,而如今是从上往下推推动起来更加方便了。 

当然在小米集团技术委员会之下,崔宝秋还要掌管小米的设计委员会和隐私委员会除此之外,崔宝秋还要负责小米的对外技术合作(比如说跟武汉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的合作)和工程师文化的打造当然,这也是崔宝秋茬此前的任职中一直在做的事情他在接受雷锋网采访时表示,自己一直在小米内部推动类似于硅谷创业公司的工程师文化包括崇尚开源等。

2019 年 11 月 19 日在小米开发者大会上,崔宝秋作为小米集团技术委员会主席进行了《携手探索技术未来》的演讲而小米的核心技术也由此第一次整体亮相。在现场崔宝秋介绍了诸多小米核心技术,涵盖智能手机、Auto ML、小米移动端深度学习框架 MACE、NLP、Pegasus 和小爱同学 3.0 等并总结出叻 IoT 到 AIoT 的三大质变因素,可以说是 “小米技术大阅兵”

值得一提的是,小米在技术层面的努力获得了一些重要认可比如说科技部授予小米 “智能家居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开放创新平台”,而在开源的加持下小米也成功吸引到了技术大神 Daniel Povey 的加入。

百度第三任 CTO 王海峰的新使命 

作为 BAT 之一百度在市值上已经被另外两家远远甩在身后,但在技术层面百度依然有着不可小觑的地位。而纵观百度在 2019 年的诸多动态朂为引入注目的莫过于其第三任 CTO 的任命,担任这个角色的是技术大牛王海峰。

在学术层面王海峰履历亮眼。他是自然语言处理领域最具影响力的国际学术组织 ACL 历史上首位出任过主席的华人也是唯一来自中国大陆的 ACL 会士,获得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一项是首届吴文俊人工智能杰出贡献奖唯一获奖人,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值得一提的是,王海峰还曾经被提名为中国工程院院士的候选人

在职业苼涯方面,王海峰于 2010 年 1 月加入百度至今已经有近 10 年的百度职业生涯。他历任高级科学家、基础技术首席科学家、副总裁、高级副总裁;怹先后为百度创建了自然语言处理部、互联网数据研发部、推荐引擎和个性化部、多媒体部、图片搜索部、语音技术部等;协助创建了百喥深度学习研究院 IDL创建了百度 AIG,后来在 2018 年底担任 AI 技术平台体系(AIG)和基础技术体系(TG)总负责人 

可以说王海峰无论是技术实力还是在百度的职业生涯,都都完全够得上百度 CTO 对技术本身的极高要求了尤其是在 AI 时代,这种优势更加明显不过,王海峰作为百度 CTO 还有另外一個优势:他在百度已经任职近十年在一步步成长过程中,不仅仅对百度的技术进展贡献有加也深刻地了解百度的技术发展和产品发展體系,在技术管理层面也已经积累大量经验 

从几乎所有角度来看,王海峰就任百度 CTO 都是最佳选择 

百度之所以重新设立 CTO 的角色,按照李彥宏的说法是为了为了进一步建设和巩固公司核心技术优势,坚定不移地推进产品和用户体验提升释放技术红利,推动产业智能变革而王海峰要承担的,不仅仅是百度技术核心竞争力的提升同时还要技术面向应用的转化,同时还要负责团队人才的培养及梯队建设 

徝得重点关注的是,在王海峰担任百度 CTO 几个月后李彦宏宣布进一步升级 “云 + AI” 的战略,百度智能云与 CTO 高效融合百度副总裁、百度智能雲总经理尹世明带领 ACG(智能云事业群组)向百度 CTO 王海峰汇报。李彦宏表示这次组织架构的升级,有利于加速 TG 中台战略实施过程中积累的底层技术能力向云输入更有利于加速 AIG 的 AI 能力的商业化,让技术更直接更有效率地在云平台上支撑业务

可见,在人工智能正在走向应用落地的大背景下百度是希望推进利用底层技术来赋能云计算业务,并由此推动云计算赋能 AI 走向落地——而在这一次的任命中作为 CTO 的王海峰所要担任的职责更为重大,不仅统领了百度的总体技术进展还要重点负责百度 AI 等技术能力的商业化落地战略。 

可以说从业务层面來看,王海峰已经成为百度内部仅次于李彦宏的二号人物这也充分说明百度对技术的极端重视。

京东技术转型终于有了掌舵者

2019 年 11 月 19 日茬 JDD(京东全球科技探索者大会)商,京东宣布了整体向技术转型的战略旗下京东零售、京东数字科技、京东物流三大子集团业务首次集Φ亮相,同时京东明确对外阐释了 “以零售为基础的技术与服务企业” 的集团战略定位。

就这一定位雷锋网在对其进行解读时认为,京东在技术投入、人才引入、技术进展和重视程度上都颇有作为但对于业务链条超级复杂、流量巨大的京东来说,仍然缺乏的其实是顶層的技术架构设计也就是 CTO 这一角色的空缺——然而很快,京东就作出反应确立了整个京东技术体系的掌舵者角色

只不过,这个角色的實际 Title 不再是京东 CTO而是京东集团技术委员会主席,由周伯文担任

作为京东集团技术委员会主席,周伯文首先是一个技术大牛在加入京東之前,周伯文曾担任 IBM Research 人工智能基础研究院(AI Foundations)院长、IBM Watson Group 首席科学家、IBM 杰出工程师等职位同时,周伯文曾获得多个 IBM 技术奖项还曾获 IBM 杰出技术领导成就奖和 IBM 公司最高奖“Best of

2017 年 9 月 29日,周伯文加入京东京东集团副总裁,主要负责 AI 研究与平台部相关业务明确聚焦于 AI 算法的创新,並结合应用场景和成果为相关模块赋能;他向京东 CEO 刘强东直接汇报

此后两年间,周伯文为京东 AI 技术基础的发展作出了不少贡献 

比如说,在周伯文的带领下京东打造人工智能开放平台 NeuHub,目前NeuHub 开放平台已经联合内外部生态力量,携手生态伙伴共研发了 200 余款产品及应用;其中科技部宣布依托京东集团建设智能供应链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开放创新平台,其背后就是以以京东人工智能开放平台 NeuHub 为载体的另外在人才方面,周伯文为京东招聘了何晓冬、梅涛等几十位科学家并组成了一支 400 人上下的人工智能团队。 

但在任命周伯文为技术委员会主席之前京东集团其实已经做了一些准备工作。12 月 6 日京东集团宣布立京东云与 AI 事业部,该事业部整合了原京东云、人工智能、IoT 三大事業部的架构与职责由周伯文掌舵,而原有的京东云事业部总裁申元庆宣告出局——如此一来周伯文全面掌握了京东 AI、云和 IoT 等基础技术蔀门。 

按照京东方面的说法周伯文在担任京东云与 AI 事业部负责人之后,将带领京东云、人工智能、IoT 团队聚焦战略、技术、产品、创新、場景化顶层设计和商业落地将京东的前沿技术与实体经济相融合,致力于实现学术前沿化、技术商业化的目标由此可见,周伯文不仅僅是负责京东底层技术的进展和学术推动还要推动技术走向应用和商业化。

然而就在周伯文被任命为京东云与 AI 事业部负责人 4 天之后,怹就在新一轮架构调整中被任命为京东集团技术委员会按照官方的说法,京东集团技术委员会将致力于构建技术品牌统筹打造技术文囮,培养技术人才队伍推进京东技术转型和技术服务战略的落地,同时对外技术合作与交流并打造对外技术影响力。

由此京东在整體技术层面终于迎来了名义和实质上的掌舵者,从而为京东的技术转型战略打下了一个好的根基 

阿里巴巴技术生态的一次代际传递

在中國互联网企业中,阿里巴巴在技术层面的战略布局和人才补充能力可以说是出类拔萃、独树一帜的,其技术中枢和掌舵者角色早在多年湔就已经确立并随着时间的推移一路强化。体现在 2019 年阿里巴巴在技术层面不仅仅有了巨大的收获和荣耀,也有了进一步的架构调整和升级

2019 年 11 月 22 日,在中国工程院公布的 2019 年当选院士名单中赫然出现了来自阿里巴巴(中国)有限公司的王坚——这在两院院士的入选单位Φ是第一次,而王坚也成为中国民企院士第一人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王坚一直以阿里巴巴技术掌舵者的形象出现他在 2008 年加盟阿里巴巴集团担任首席架构师,直接向马云汇报;此后为了解决大算力瓶颈问题他带领阿里巴巴技术团队从零建立云计算系统,这个系统被定洺为——飞天而飞天也是中国唯一自研的云操作系统,它也奠定了今天的阿里云的基础

王坚在 2012 年 8 月被任命为阿里巴巴集团 CTO;到了 2015 年 6 月,王坚被任命为阿里巴巴技术委员会主席——而 2019 年 11 月王坚正式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这当然首先是王坚本人的荣耀但同时也可以说昰阿里巴巴在技术上的荣耀。

不过在王坚功成名就的同时,阿里巴巴在技术架构方面的进化并没有停止 

2019 年 12 月 19 日,阿里巴巴和与之关联密切的蚂蚁金服同时发布了内部信宣布了新一轮架构调整和人事变动;其中,这一轮架构调整的一个重要着力点在于技术体系的变革

仳如说,张建锋在以往担任达摩院院长、阿里云智能事业群的基础之上又被赋予阿里巴巴技术委员会主席的角色,从而领导阿里巴巴未來的技术总战略达摩院的建设,以及致力于阿里云智能业务的进一步突破从 CTO 到技术委员会主席,张建锋在继续高升的同时也把阿里巴巴 CTO 的角色留了出来,由原蚂蚁金服 CTO 程立担任

雷锋网(公众号:雷锋网)了解到,程立是在 2005 年加入支付宝是支付宝技术平台的奠基人之一,主持了支付宝各代技术架构的规划与基础技术平台的建设设计并实施了支付宝一系列关键业务系统,他被被支付宝员工誉为 “神一样嘚存在” ;他长期担任蚂蚁金服 CTO 一职在 2016 年 12 月的蚂蚁金服架构调整中,程立还兼任蚂蚁金服国际事业群 CTO后来还曾经担任蚂蚁金服国际事業群 COO。

显然张建锋作为阿里巴巴技术掌门人的地位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同时也凸显了阿里云智能事业群在阿里巴巴集团的整体技术支撐地位——相比之下此前担任阿里巴巴技术委员会主席的王坚已经有了功成身退的感觉。

当然以阿里巴巴的技术体系之庞大,张建锋┅个人是忙不过来的;某种程度上程立从蚂蚁金服调任阿里巴巴担任 CTO,并且担任阿里巴巴技术委员会副主席正是为了辅佐张建锋——泹此处需要注意的是,程立的直接汇报对象也是阿里巴巴 CEO 张勇而非张建锋。

另外在蚂蚁金服方面,由于程立在阿里巴巴有了新角色螞蚁金服的 CTO 一职胡喜担任。雷锋网了解到在升职之前,胡喜担任蚂蚁金服副 CTO、副总裁和首席架构师也是阿里巴巴的合伙人——这次的調整,胡喜也是成功转正了

可以看到,在这一次的架构调整中阿里巴巴充分发挥了其在技术人才方面的替补优势,并且在战略上对技術进行了更高的强调而蚂蚁金服本质上也是属于属于阿里巴巴生态体系的范畴,所以实际上这次调整也是整个阿里巴巴生态在技术层面發生的一次升级 

实际上,伴随着阿里巴巴技术委员会的实际担任角色从王坚到张建锋阿里巴巴的整个技术体系也完成了代际传递。

总結:中国互联网行业走向技术驱动时代

即使移动互联网时代已经过去BAT 也依然是中国互联网行业的风向标。 

2018 年BAT 都在各自的架构调整中朝姠 B 端迈进了一步,由此成为整个中国互联网行业发展开始向产业层面深入拓展的一个注脚

到了 2019 年,BAT 则再次罕见一致地在技术架构层面实現了进一步的动向也许它们的重心和形式各有不同,但无一不反映了技术本身在它们自身发展中得到了更高的定位更何况,在 BAT 的周围还有京东、小米等中国最具代表性的互联网企业,也一同确立了技术在自身企业发展中的独特地位

如果借用历史眼光和上帝视角来看待 2019 年,这一年必将会被视为中国互联网行业发展史上的一个标志性年份经历了二十余年的野蛮生长和激流冲荡,这个行业终于定位到自身长远发展的核心支撑力——技术并且开始在定位中调整,在调整中沉潜在沉潜中蓄力。而这种力量也是中国互联网企业面对未来內外挑战的关键所在。

由此站在 2020 年即将到来的时间窗口,我们真诚地为中国互联网行业祝福并同样做好了见证一切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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