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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过本文的人还看过毛泽东大传（第九卷： 风雷磅礴）第335---33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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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大传（第九卷： 风雷磅礴）第335---337章
毛泽东大传（第九卷： 风雷磅礴）第335---337章& & & & & & & & & & 来源：红歌会网 | 作者：东方直心第九卷： 风雷磅礴(……1968.11)第335章　　“今天我请各位来开会，开个团结的会。我们还是要搞团结嘛。那个怀仁堂事件并不是路线斗争，也不是要反对我，是对运动有意见，对文革小组有意见，是你们发发牢骚么。虽然讲了些过头话，也是在党的会议上讲的，是阳谋，不是阴谋。”　　话说日，中共中央发布了由毛泽东圈阅的《关于处理内蒙古问题的决定》。决定中写道：　　“内蒙古军区的个别领导人2月5日以来，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内蒙古事件主要由王逸伦、王铎负责，其次由内蒙古军区某些领导人负责。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乌兰夫问题，要在内蒙古公开揭露。中央决定成立以刘贤权、吴涛(内蒙古军区党委书记、副政委)二同志为首的内蒙古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　　周恩来在公布《关于处理内蒙古问题的决定》的同时，又强调说：内蒙古军区个别领导人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中央决定改组内蒙古军区领导，由刘贤权任军区司令员，吴涛升任政委。在刘贤权到任之前，由北京军区副司令员滕海清代理。　　《决定》中所说的“内蒙古事件”的起因是：在日，《内蒙古日报》社群众组织“东方红战斗队”接管了报社，出版了《东方红电讯》。1月18日，“呼和浩特革命造反司令部联合总部”又夺了“东方红战斗队”的权，重新出版《内蒙古日报》。“东方红战斗队”势单力薄，便联合呼和浩特市各高校红卫兵组织的“呼三司”进行反夺权。“呼和浩特革命造反司令部联合总部”就要求内蒙古军区出面支持他们。军区副司令员肖应棠派出一个连，全副武装赶到报社，支持“呼和浩特革命造反司令部联合总部”，引起了“呼三司”的不满。2月5日，“呼三司”数百学生在军区大院南门口静坐绝食示威。军区组织武装巡逻和武装游行。12点15分，内蒙古师范学院4年级学生韩桐手持话筒喊话，要军区政委刘昌出来辩论。奉命随时准备镇压学生的军区军训部副部长柳青怒气冲冲的走来，举起手枪朝着韩桐“啪啪”打了两枪，一颗子弹从韩桐左边第5根肋骨下穿了进去。他的肺动脉被击穿，3小时后因流血过多，不幸身亡。这是在全军支左工作中内蒙古军区打响的枪杀学生的第一枪。　　中共中央的《决定》下达后，内蒙古军区部分干部战士不服中央的决定，派出了1000多人赴京上访，到中南海门前静坐示威。　　4月17日，中央文革小组和军委文革小组发布《给内蒙人民的一封信》，信中重申了《关于处理内蒙古问题的决定》的内容。　　此后，刘贤权一是因为忙于青海事务，二是因为内蒙古局势继续恶化，就没有到内蒙古上任，由滕海清接替了他的职务。　　4月20日上午，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在北京工人体育场举行了隆重的成立大会。　　此前，中共中央决定由谢富治担任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吴德担任第一副主任。毛泽东曾交代谢富治说：　　“革命委员会要以群众组织代表为主体。”　　4月19日至20日，以谢富治为首的筹委会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根据“领导干部、军队代表、群众组织代表三结合的原则”，经过充分协商，从委员中推选出33人组成常务委员会，设主任1人，副主任4人。常委中群众组织代表20人，军队代表6人，领导干部7人(实有28人，领导干部缺1人，群众代表缺4人——笔者注)。　　主任：谢富治，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副主任：吴德，北京市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郑维山，北京军区司令员;傅崇碧，北京卫戍区司令员;聂元梓(女)，46岁，河南滑县人，原中共北京大学委员会委员、哲学系总支书记，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核心组组长。　　其他常委中群众代表还有：刘锡昌，33岁，北京光华木材厂工人，北京市革命职工代表会议常委会核心小组组长;徐铠，24岁，北京二七机车车辆厂工人，“二七红色造反团”负责人，北京市革命职工代表会议常委会核心小组组长;王景瑞，北京市革命职工代表会议常委会核心小组副组长;鲁文阁，北京市第二机床厂工人;苗永昆，首钢动力厂工人，工代会核心成员;邓万田，北京市贫下中农代表会议常委会核心小组组长;张桂福，北京市贫下中农代表大会(贫协)负责人;谭厚兰，(女)，30岁，湖南望城人，北京师范大学调干生，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核心组副组长;蒯大富，22岁，江苏滨海人，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核心组副组长，共青团员;韩爱晶，21岁，江苏涟水人，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核心组副组长;王大宾，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政委兼司令、首都红卫兵三司副司令、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核心组副组长;李冬民，北京市第25中学学生，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首都兵团负责人，北京市中学红代会核心组组长;周景方，原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党支部书记，学部“红卫兵联队”成员;罗瑞华;涂武生(此二人身份不明——笔者注)。　　领导干部代表还有：刘建勋，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丁国钰，北京市党的核心小组文教组组长;高扬文，北京市委工业书记、工交组长;牛连壁，北京市副市长。　　军队代表还有：黄作珍，北京卫戍区党委副书记;刘绍文，北京卫戍区政委;范普权，北京卫戍区副政治委员;牟立善，北京市公安局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　　4月20日这一天，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等领导人出席了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周恩来代表毛泽东和林彪，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表示热烈祝贺。江青代表中央文革小组在大会上也讲了话。　　周恩来在致词中说：　　“北京是毛主席和党中央的住地，是这次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领导中心。自从姚文元同志《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发表以来，北京市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很快的揭露和批判旧北京市委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的黑幕和阴谋，这就胜利的揭开了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北京大学聂元梓七同志写出了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在毛主席亲自决定广播这张大字报之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在全国轰轰烈烈的开展起来。在北京，毛主席在亲自主持的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写出了炮打资产阶级司令部&一张大字报，制定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条，会议并发表公报，从此宣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失败。　　北京的中学是震撼世界的伟大的红卫兵运动的发源地。在毛主席的热情支持下，红卫兵运动迅速席卷全国。特别是去年8月18日毛主席接见以后，红卫兵小将从学校走向社会，从北京走向全国，到处串联，大破剥削阶级的四旧，大立无产阶级的四新，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立下了不朽的功勋。从去年8月18日到11月26日，毛主席接见了1300万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小将和革命师生，军民一体，老少一堂，使我们伟大的首都成为全国向往和全世界注视的中心。　　北京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积极响应林彪同志去年国庆节在天安门上的号召，展开了两条路线的斗争。经过几个月的努力，你们坚决站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这一边，打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次又一次的进攻。你们不仅在政治思想上取得优势，在组织上也取得优势。上海的一月革命风暴，把无产文化大革命推进到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进行夺权斗争的新阶段。北京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也立即行动起来，自下而上的展开夺权斗争，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逆流，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伟大胜利。　　正是在这一系列伟大斗争和伟大胜利的基础上，北京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和红卫兵小将们，响应毛主席的号召，通过工人、贫下中农和大中学校红卫兵的代表会议，成立了北京市革命的具有代表性的无产阶级革命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这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你们夺了权，但是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并没有结束。必须认识到，夺权不容易，当权也不容易，要巩固这一五光十色专政更不容易。”　　这天下午，毛泽东接见了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部分成员。他高兴的握着谢富治的手说：　　“我祝贺你，祝贺大会成功。请代向全北京市革命造反派祝贺。”　　他还对大家说：　　“青年人要参加你们的工作，使前辈人不脱离群众，使青年人得到锻炼。青年人不能脱离生产，这样不会造成脱离群众，要半官半民。”　　4月23日，毛泽东审阅了《陕西省驻军负责同志虚心听取群众意见改进工作的报告》。报告中说陕西驻军负责人连续召集当地大专院校造反派代表座谈，鼓励军队主动听取群众的批评意见，改进工作。毛泽东在报告原文中加注了两段文字，他写道：　　“不要怕批评，全军在这种批评过程中，将会正确认识世界，并且改造世界。”　　“当地最高首长出面与小将平等的谈心，不摆架子，有错爽直承认，而不吞吞吐吐，并立即改正。”　　尔后，他又在批示中写道：　　“军队这样做是很正确的，希望全军都采取此种做法。”　　4月23日这一天，毛泽东又在四川的报告上作了一个批示。　　此前，李井泉在“二月镇压”中先后在四川抓捕了一大批人，经过工作，释放的逮捕、拘留、收容审查人员多达27865人。　　他在批示中写道：　　“四川捉人太多，把大量群众组织宣布为反动组织，这些是错了，但他们改正也快，看此件就知道。现在另一种思潮又来起了，即有些人说，他们那里军队做的事情都错了，弄得有些军队支左、军管、军训人员下不得台，灰溜溜的。遇到这种情况，要沉得住气，要实事求是的公开向群众承认错误，并立即改正。另外，向军队和群众双方都进行正面教育，使他们走上正规。我看现在这股风，不会有二月那样严重，因为军队和群众都有了经验。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一定会得到广大群众拥护的。”　　毛泽东还在《为转发广东省军管会、湖北省军区关于支左工作报告写的批语》中写道：　　“凡犯了错误的必须坚决改正。如不改正，越陷越深，到头来还得改正，威信损失就太大了。及早改正，威信只会比前更高。”“不要动动摇摇，游移不决。听信老婆孩子从保字号那里带来的错话，信以为真。”“要受得住工人、农民、学生、战士、干部的批评，加以分析，好的接受，错的解释。解释不通，暂时放下，将来再说。”“要坚决相信绝大多数群众是好的，坏人只是极少数，不过百分之一、二、三。这样一想，就什么都通了。”　　毛泽东在《广东省军管会组织支左干部分批进行集训》的报告中批示道：　　“各地军队都应整训一个短时期，时间以10天至14天为宜，方针和办法采用广东的较好。”“全军三支两军人员，每一个月或两个月都应整训一次，发扬成绩，纠正错误，以利再战。”　　此一时期，山东军区和济南军区出现了一时难以断明的情况，军区来电来信反映，群众围攻解放军。毛泽东看后批示道：　　“此件表现这一时期军队许多人的心情。遇到这种情况，应当沉着镇静，多做工作，发扬成绩，纠正错误，问题总是可以得到解决的。”　　没几天，就有军区人员来信反映军区在支左工作中“存在许多缺点和错误”。　　毛泽东批示道：　　“此件很值得一阅，是山东两军区的同志写的。”“同样情况在全军内，在许多人身上都存在，当然不是多数。”　　随后，济南军区支左人员来信反映，支左中“支持的不是左派，而是保守派，支持保守派打垮了革命派。解放军不是左派的后盾，而是成了保守派的后盾”等问题。　　毛泽东批道：　　“这位同志反映的问题，是个比较普遍的问题，很值得注意。”　　4月24日，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李富春、江青等接见上海、山西、贵州、黑龙江、山东、北京等省市革命委员会负责人张春桥、姚文元、刘格平、张日清、李再含、潘复生、王效禹、谢富治。接见结束后，毛泽东同众人一起观看了上海市舞蹈学校演出的革命现代芭蕾舞剧《白毛女》，并同演员们一起照了像。　　4月30日，毛泽东把周恩来、李富春、陈毅、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谭震林、李先念、余秋里、谷牧请到自己家里，他笑着对谭震林说：　　“谭老板呐，你的气消了没有?我的气已经消了。你要还有气，今天就痛痛快快的再冲我开一炮。咱们定个君子协定，不许骂娘。”　　毛泽东一番话，说得大家都笑了。毛泽东吸了口烟，又说：　　“今天我请各位来开会，开个团结的会。我们还是要搞团结嘛。那个怀仁堂事件并不是路线斗争，也不是要反对我，是对运动有意见，对文革小组有意见，是你们发发牢骚么。虽然讲了些过头话，也是在党的会议上讲的，是阳谋，不是阴谋。”　　陈毅说：　　“主席批评狠一些倒没得关系，最可气是有些人借题发挥，落井下石，恨不得把我们全一棍子打死才心满意足。”　　谭震林说：　　“他们无非是想把我们这些老家伙打倒，自己好上台，把权力交给他们，我就是不同意。”　　毛泽东说：　　“你们对文革小组不满，这是正常的。文革小组也有坏人，我早发现一些人有野心，要把他们清除出去。以后大家有意见，可以找我来讲嘛。你们在怀仁堂讲的那3条，我是同意的：搞文化大革命，第一要坚持党的领导，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政党，我们就一事无成。第二要保护老干部。我反复讲过，我们的干部队伍95%是革命的，是好的。老干部过去有功劳，但是不能吃老本，要很好的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锻炼，改造自己，要立新功，立新劳。第三要稳定军队。”　　徐向前说：　　“只要主席能够理解我们的一片苦心，我们就是受再大的委屈和挫折，也算不得什么。”　　毛泽东说：　　“我和你们共事几十年，我能不了解你们吗?我不能没有你们，你们都是立过大功的。”　　毛泽东扭头问周恩来说：　　“五一节参加联欢的名单拟好了吗?我要请今天在座的元老们全上天安门城楼。”　　周恩来将一份印好的名单递给毛泽东，毛泽东一边看，一边念，还用红笔一个个划着圈，批准他们在“五一”节上天安门城楼看焰火。　　在1967年五一劳动节前，有一个单位请林彪题词，林彪正在思考写点什么，叶群在一旁提醒说：　　“就写4个伟大吧。”　　日，毛泽东在林彪等人陪同下接见了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他在谈话中说：　　“我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曾经讲过：'马列主义与修正主义的斗争，胜负还没有分晓，很可能修正主义胜利，我们失败。’我们用可能失败去提醒大家，有利于促进大家对修正主义的警惕性，有利于防修、反修。实际上共产党内的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始终是存在着的，任何人否认都否认不了，我们是唯物主义者，我们当然不应该去否认它。自这次大会以后，两条路线、两个阶级在我们党内的斗争表现是形'左’实右与反形'左’实右，反对阶级斗争存在与强调阶级斗争存在，折中主义与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等等。在这以前适当的文件中已有了论述。　　今天，贵国是以军事代表团来了解我国文化大革命的，我首先就这个问题谈谈看法。　　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应该从1965年冬姚文元同志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开始。那个时候，我们这个国家在某些部门、某些地方被修正主义把持了。真是水泼不进，针插不进。当时我建议江青同志组织一下文章批判《海瑞罢官》，但就在这个红色城市无能为力，无奈只好到上海去组织。最后文章写好了，我看了3遍，认为基本可以，让江青同志拿回去发表。我建议再让一些中央领导同志看一下，但江青同志建议：'文章就这样发表的好，我看不用叫恩来同志、康生同志看了。’”　　林彪插话说：　　“有人说毛泽东同志就是拉一派打一派，现在中央领导同志凡是在革命群众中有威信的，全是毛主席事先将文化大革命的底交给他们了，所以他们未犯错误。我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倒是一个不考试的考试，谁能紧跟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谁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派。所以我总说对毛泽东思想理解的要执行，暂时不理解的也要执行。”　　毛泽东继续说：　　“姚文元的文章发表以后，全国大多数的报纸都登了，但就是北京、湖南不登。后来我建议出小册子，也受到抵制，没有行得通。　　姚文元的文章不过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信号。这个信号出来后，遭到了彭真等人坚决反对。因为敌人是特别敏感的，这里有一个信号，他那里就有行动。当然我们也必须行动。所以我在中央常委会主持制定了5月16日的通知。这个通知中央已明显的提出了路线问题，也提出了两条路线的问题。当时多数人不同意我的意见，暂时只剩下我自己，说我的看法过时了。我只好将我的看法带到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去讨论。通过争论我才得到了半数多一点的同意。当时是有很多人仍然不通的，李井泉就不通，刘澜涛就不通。伯达同志找过他们谈，他们说：'我在北京不通，回去仍然不通。’最后我只能让实践去进一步检查吧。　　八届十一中全会后，重点是在、12三个月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行了批判，这是公开挑开了党内的矛盾。由对这一路线的批判，启发了许多革命派的革命激情。这里边革命的知识分子，青年学生起了先锋作用，这是符合革命发展规律的。这里顺便提起一个问题，就是广大工农党团骨干，在批判反动路线过程中受了蒙蔽。我们研究，对受蒙蔽的同志怎样看?我从来认为广大的工农兵是好的，绝大部分党团员是好的，无产阶级各个时期的革命，他们都是主力军。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更不能例外。广大工农兵是具体的劳动者，自然了解上层的情况少，加上广大党团骨干内心对党、对党的干部无限热爱，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又都是打着红旗反红旗，所以他们受了蒙蔽，甚至较长一段时间内转不过来，这是有历史因素的。受了蒙蔽改了就好了嘛!随着运动深入发展，他们又成了主力军了。　　'一月风暴’就是上海工人搞起来的，随后全国工农兵起来了。广大工农一起来，才较彻底的冲垮了资产阶级那一套，革命的知识分子青年学生不得不退居到从属的地位，不是吗?工人一起来就冲垮了反革命经济主义，夺了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促进了革命的大联合、三结合。这是革命发展规律，民主革命是如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是如此。五四运动是知识分子搞起来的，充分体现了知识分子先知先觉。但真正的北伐长征式的彻底革命就要依靠时代的主人做主力军去完成，靠工农兵完成。工农兵实际上只不过是工农，因为兵只不过是穿军装的工农。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知识分子、广大青年学生搞起来的，但一月风暴夺权，彻底革命就要依靠时代的主人广大工农兵做主力军去完成。知识分子从来就是转变、觉察问题快，但受到本能的限制，缺乏彻底革命性，往往带有投机性。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政策策略上讲大致可分为4个阶段：从姚文元同志文章发表到八届十一中全会，这可算做第一阶段，这主要是发动阶段。八届十一中全会到'一月风暴’，这可以算第二阶段，主要是扭转方向阶段。自一月风暴夺权到大联合、三结合，这可以算第三阶段。自戚本禹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及《〈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发表后，这可以算第四阶段。第三、第四阶段，都是夺权问题。第四阶段是在思想上夺修正主义的权，夺资产阶级的权。所以这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是决战的关键阶段，是主题，是正题。　　本来'一月风暴’以后，中央就一再着急大联合问题，但未得奏效，后来发现这个主观愿望是不符合阶级斗争客观发展规律的。因为各个阶级、各个政治势力都还要顽强表现自己。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没有任何阻力的泛滥出来了，因此破坏了大联合。大联合，捏是捏不成一个大联合的，捏合了还是要分，所以中央现在的态度只是促，不再捏了。拔苗助长的办法是不成的。这个阶级斗争的规律，不以任何人的主观意识为转移。在这个问题上是有很多例子可以说明的。北京市的工代会、红代会、农代会，除了农代会打得比较少一点外，工代会、红代会彼此打得都热闹，看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也还得改组。　　本来想在知识分子中培养一些接班人，现在看来很不理想。在我看来，知识分子，包括仍在学校受教育的青年知识分子，从党内到党外，世界观基本上还是资产阶级的，因为解放十几年来，文化教育界是修正主义把持了，所以资产阶级思想溶化在他们的血液中。所以要革命的知识分子必须在这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关键阶段很好的改造世界观，否则就走向革命的反面。在这里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们说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什么?”　　有人回答说是斗争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毛泽东说：　　“斗争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这是主要任务，绝不是目的。目的是解决世界观问题，挖掉修正主义根子的问题。中央一再强调要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因为世界观是不能强加的。改造思想也必须是外因通过内因去起作用，内因是主要的。世界观不改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怎么能叫胜利呢?世界观不改造，这次文化大革命出了2000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下次可能出4000。这次文化大革命代价是很大的，虽然解决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问题不是一、二次，三、四次文化大革命所能解决的，但这次文化大革命后，起码要巩固它10年。一个世纪内至多搞上它两三次，所以必须从挖修正主义根子着眼，以增强随时防修、反修的能力。在这里我问大家另外一个问题，你们说什么叫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众人无语。毛泽东说：　　“所谓走资木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这些当权派走了资本主义道路吧!就是说，这些人在民主革命时期，对反对三座大山是积极参加的，但到全国解放后，反对资产阶级了，他们就不那么赞成了;在打土豪分田地时，他们是积极赞成并参加，但到全国解放后，农村要实行集体化时，他们就不那么赞成了。他不走社会主义道路，他现在又当权，那可不就叫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嘛!就算是'老干部遇到新问题’吧!这都叫'老干部遇到新问题’。但具有无产阶级世界观的人，就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具有资产阶级世界观的人，就要走资本主义道路。这就叫做资产阶级要按照资产阶级世界观改造世界，无产阶级要按照无产阶级世界观改造世界。有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时，也说这是'老干部遇到了新问题’。但既然犯了错误，这就说明你这个老干部资产阶级世界观还未得到彻底改造。今后，老干部还会遇到更多的新问题，要想保证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就必须在思想上来个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化。做为革命左派，更应灭资兴无。否则资产阶级思想长期不清理，也要走向事物的反面，你不信吗?我问大家，你们说究竟怎样具体的由社会主义走向共产主义?你仔细考虑过吗?这是一个国家的大事，也是世界的大事。所以今后要不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错误，真正关心国家大事，就要在世界观的改造上狠下功夫。　　我说，革命小将革命精神很强烈，这很好。但你们现在不能上台，你们现在上台明天就会被人赶下台。但这话被一位副总理从自己话里说出去了，这很不对。对革命小将是个培养问题，不能在他们犯有某种错误的时候，用这话给他们泼冷水。有人说选举很好，很民主，我看选举是个文明的字句，我就不承认有真正的选举。我是北京区选我作人民代表的，北京市有几个真正了解我?我认为周恩来当总理就是中央派的。也有人说中国是酷爱和平的，我看就不那么样达到酷爱的程度。我看中国人民还是好斗的。　　对干部必须首先建立一个相信95%以上的人是好的或比较好的信念，不能离开这个阶级观点。现在这个'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就不能乱用。'革’与'保’全是有强烈的阶级性的。对革命的及要革命的领导干部，就是要保，要理直气壮的保，要从错误中把他们解放出来。就是走了资本主义道路，经过长期教育，改正了错误，还是允许他们革命的。宁'左’勿右，形'左’实右，从表面上看来，永远比实事求是更革命些，但永远是我们所不提倡的，这是资产阶级范畴的东西。真正的坏人并不多，在群众中最多5%，党团内部只是1%至2%，顽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只是一小撮。但这一小提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我们必须做为主要对象打，因为他们的影响及流毒是很深远巨大的。所以也是我们这次文化大革命的主要任务。群众中的坏人最多只是5%，但他们是分散的，没有力量的。如按5%，三千五百万算，如果他们组成一个军队，有组织的反对我们，那确实是值得我们考虑的问题。但他们分散在各地没有力量，所以不应做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主要对象。但要提高警惕，尤其在斗争的关键阶段，要防止坏人钻空子。所以大联合应有两个前提：一是破私立公，一是必须经过斗争。不经过斗争的大联合是不能奏效的。　　这次文化大革命的第四阶段，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关键阶段，所以安排大批判的时间比较长，中央文革还在讨论，有人认为今年年底为宜，有人认为明年5月份为宜。但时间还得服从阶级斗争的规律。”　　接见结束后，毛泽东在乘车去天安门城楼的途中，经过胡乔木的住宅，他突然对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说：　　“停车，去看看胡乔木!”　　张耀祠当即下车，去敲胡乔木家的大门，敲了一阵子，无人开门。此时四周的许多人跑过来围观毛泽东，毛泽东只得吩咐开车。　　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见到了华罗庚，他亲切的握着华罗庚的手，询问他的身体情况和工作情况，还高兴的向在场的人们介绍说：　　“这是我们的数学家华罗庚同志。”　　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还接见了红卫兵代表，他与北师大学生领袖谭厚兰、北京地质学院学生领袖王大宾、清华大学学生领袖蒯大富、北航《红旗》学生领袖韩爱晶等人亲切握手。　　这天晚上，华灯初上，天安门广场红旗如海，歌声如潮。　　毛泽东、林彪、周恩来等人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了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全体委员和上海市、山西省革委会代表团。　　警卫二团的孔祥秀紧紧跟在毛主席身后，边喊口号边跟随前行，兴奋得像个孩子，他竟然把自己也当成了毛泽东的贴身警卫，一直跟随着，护卫着。他从城楼西侧跟到城楼东侧，时时面对面注视着眼前的毛泽东，心里泛起无比幸福的热流。他还随着众人不停的高呼：　　“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　　毛泽东向大家挥手致意，又面向着广场上的人民群众，用他那浓重的湖南口音回应着一浪高过一浪的欢呼声：　　“人民万岁!人民万岁!”　　5月1日这一天，《人民日报》及其它各大报纸都刊登了谭震林等一批被批判的老干部在天安门城楼参加联欢的消息。还刊登了林彪手书的“四个伟大”的手迹。　　后来，林彪这个手迹又被广泛印在书报、书包、茶杯等各种物品上。　　5月2日，亚非作家常设局举办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25周年讨论会，郭沫若为会议致词，题目是《做一辈子毛主席的好学生》。接着，郭沫若还即席朗诵了一首诗——《献给在座的江青同志》。他激情的朗诵道：　　亲爱的江青同志，　　你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　　你善于活学活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　　你奋不顾身的在文化战线上陷阵冲锋，　　使中国舞台充满了工农兵的英雄形象。　　郭沫若所歌颂的是江青自1963年以来，为京剧革命做了大量工作。经过几年的努力，在京剧界搞出了8个样板戏。一个最难改革的京剧，一个全世界都认为了不起的芭蕾舞，还有一个交响乐，这3个旧艺术的堡垒都被攻克了，一时间，震惊了全世界。　　5月初，石油学院大庆公社向《红旗》杂志社的林杰反映说，清华大学红卫兵组织井冈山，有炮打周恩来的思潮。林杰对他们说：　　“我对清华井冈山作战部是了解的，我是支持他们的。在对待总理的态度上，可能我与你们的观点不一致，我还是支持总理的工作的，我不同意把他的大字报贴到街上去。”　　5月7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决定中写道：　　“以李井泉为首的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长期以来把四川省当作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独立王国。”　　《决定》中在肯定了成都军区支工、支左的成绩之后，还写道：　　“成都军区个别负责人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　　中共中央决定撤销李井泉西南局第一书记和成都军区第一政委的职务。决定“由新任成都军区第一政委张国华同志、司令员梁兴初同志和前宜宾地委书记刘结挺同志、前宜宾市委书记张西挺同志，负责组织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　　5月8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编辑部发表《“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一文。这篇文章是经过毛泽东3次审阅修改、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通过的。毛泽东在第1稿中加上了一段话，他写道：　　“这种对共产主义社会的描绘，不是什么新东西，是古已有之的。在中国，有《礼运.大同篇》，有陶潜的《桃花源记》，有康有为的《大同书》。在外国，有法国和英国的空想主义者的大批著作。都是这一路货色。”　　尔后，他又批示道：　　“有些意见，写在文内，请酌定。”“改后应送中央文革小组及常委碰头会讨论通过。又及。”　　毛泽东在第2稿上又加上了一段话，他写道：　　“照作者的意见，共产主义社会里一切都是美好的，一点黑暗也没有，一点矛盾也没有，一切都好了，没有对立物了。社会从此停止发展，不但社会的质永远不变化，连社会的量似乎也永远不变化了，社会的发展就此终结，永远一个样子。在这里，作者把马克思主义一个基本规律抛掉了——任何事物，任何一个人类社会，都是由对立斗争，由矛盾而推动发展的。作者在这里宣扬了形而上学，抛弃了伟大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　　尔后批示道：　　“退文革小组。在第7页加了几句话，请研究，是否妥当。定稿后，请印正式清样送阅为盼!”　　毛泽东在第3稿上批示道：　　“照此发表。毛泽东”　　5月10日，毛泽东在刘伯承转呈的一封反映济南地区军队受到冲击情况的来信上批示道：　　“此件表现这一时期军队许多人的心情。遇到这种情况，应当沉着镇静，多做工作，发扬成绩，纠正错误，问题总是可以得到解决的。”　　5月11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要求全国各地各单位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进一步开展批判运动。　　5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进一步加强军民团结》的社论，社论中写道：　　“最近，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指示我们：要相信和依靠群众，要相信和依靠人民解放军，要相信和依靠干部的大多数。毛主席还号召我们：拥军爱民。这是我们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的指导思想，是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根本保证。”　　社论还要求坚决执行中央军委1月28日的“八条命令”和4月6日的“十条命令”，进一步加强军民团结。　　5月13日，三军部分文艺、体育界的造反派组织为隆重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发表25周年，准备在北京展览馆举行联合演出，这个演出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热情的歌颂毛主席，歌颂工农兵和体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但是三军中另一派，也就是保萧华和保刘志坚的那一派，硬是不让演出，他们扬言说，如果要演出，就要去搞砸场子。　　林彪和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都是支持联合演出这一派的。林彪在演出前，接见了演员们，他说：　　“我坚决支持你们的演出!”　　这一天，要保萧华和刘志坚的三军内一些群众组织和社会上不明真相的人，果真对北京展览馆会场进行了冲击，破坏了演出，制造了流血事件。此事后来被称为“5.13事件”。　　林彪立即派叶取保去看望了演员们。周恩来、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组的领导人也都去看望了演员们。他们都表示支持演出。　　在林彪、周恩来、江青等人的支持下，演员们在北京展览馆继续进行演出。　　5月14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军委文革小组转发广东省军管会、湖南省军区关于支左工作报告起草了一个批语，他写道：　　“要受得住工人、农民、学生、战士、干部的批判，加以分析，好的接受，错的解释。解释不通，暂时搁下，将来再说。”“要坚决相信绝大多数群众是好的，坏人只是极少数，不过百分之一、二、三。这样一想，就什么都通了。”　　5月16日，《人民日报》为庆祝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发表1周年，经毛泽东批准和修改，重新发表了1966年“五.一六通知”中批判《汇报提纲》的那部分内容。　　5月16日下午，毛泽东接见了刚果(布)政府保安代表团，他在谈话中说：　　“不是我创造的，是群众创造的。大字报，红卫兵，都是他们创造的。”“我们的一些事，完全没办法。我们政府、中央、公安部毫无办法，红卫兵、群众一起来，就有办法了。几十年我们不清楚的事，红卫兵一闹就清楚了。”“你不借红卫兵的力量，什么办法也没有，一万年也不行。”“乱是由于阶级斗争，两派斗争，左派同右派斗争。乱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天掉不下来。我曾经给别的外国朋友讲过：第一，天掉不下来;第二，山上的草木照样长，你不信到山上去看看;第三，河里的鱼照样游;第四，女人照样生孩子。”“我们的政府是靠群众。没有群众，什么事也办不成。”　　就在5月16日这天晚上，在北京钢铁学院宿舍楼里，以北京钢铁学院的学生张建旗、北京外语学院的学生刘令凯、北京商学院的学生程镇华为首的六七个来自师范大学、航空学院、钢铁学院、外语学院、商学院的大学生和附中的学生头头，对《人民日报》重新发表“五.一六通知”部分内容的动向进行了热烈讨论，他们分析来分析去，错误的估计了形势，认为中央又要揪什么大人物了，而且还认为周恩来是一个重要目标。　　原来在这年5月的早些时候，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的女儿参加大串联到了上海，她发现了一份国民党反动派30年代的报纸，上面登有《伍豪等243人脱离共产党启事》，就把这份报纸带回了北京。　　所谓《伍豪等243人脱离共产党启事》，完全是国民党反动派在日伪造的谎言，是他们企图用以制造混乱、瓦解中国共产党在白区革命力量的一个卑劣阴谋。实际上早在这个伪造的启事刊登以前两个多月，周恩来就已经于日到达了中央苏区瑞金。此事出现后，临时中央曾作了多方面的工作，澄清事实，对国民党反动派予以反击。1932年2月间，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名义发布的一个布告，也明确的写道：这是一个“冒名启事”，“这显然是屠杀工农兵而出卖中国于帝国主义的国民党徒的造谣诬蔑。”　　以张建旗、刘令凯、程镇华为首的这些学生不知道这是一个历史上早已澄清了的问题。他们分析说，这份启事是真实的，“伍豪”是周恩来的曾用名，因此，周恩来就是大叛徒。于是，他们就决定炮打周恩来，并成立了一个名叫“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的组织。　　“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到处拉关系，还和《红旗》杂志的林杰这些人勾结上了。林杰在和他们的谈话中发明了3个司令部的谬论，他说：“&一个是毛主席的司令部;一个是刘少奇的司令部;还有一个是周恩来的司令部。”　　“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受人利用，愈走愈远，他们先后张贴了许多攻击周恩来的大字报，散发了很多攻击周恩来的传单。其中在师范大学，一些人写炮打周恩来的大字报，就是林杰亲自授意给谭厚兰，让他们出面写的。　　“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张贴的大字报和散发的传单主要内容有以下3个方面：　　1、他们散布说：　　“周恩来与中央文革有很大的分歧，甚至是原则的分歧。”“周恩来从文化大革命以来一直很不理解的，他对中央文革不满，和中央文革有矛盾。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起了中央文革灭火器的作用，给中央文革开倒车。”　　2、他们还散布说：　　“一年来的军内文化大革命的历史以两条路线为纲，早已把三军革与保的阵线分明了。为什么竟有人出自他们资产阶级的本能，利用他们尚存的权力，抓住革命小将在前进道路上的缺点、错误，颠倒黑白，混淆是非。利用军内小将在'五.一三’问题上表现的幼稚，大耍手腕，两面三刀，在全军内部勾结一些人，扶植和操纵已垮台的保守势力，大搞反攻倒算，打击革命派，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分化瓦解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全军革命造反派的战友们，回忆着'五.一三’以后风云突变的血的教训，还不值得我们千思万虑吗?联想到当前军内出现的一股资本主义复辟逆流，我们应该不应该思考一下，到底是哪一个人物在黑暗角落里指挥军内大大小小走卒，妄图把军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颠倒过来?亲爱的战友，如此颠倒的历史，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允许再颠倒下去吗?不能!万万不能!扭转了的乾坤扭转过来，恢复其本来的面貌!”　　3、他们又散布说：　　(1)、“我们认为，坚定的认为，周恩来是反革命两面派，是资本主义复辟的总根子，是60年代的武训。”(2)、“我们决心同中国最大的反革命两面派周恩来决一死战。”(3)、“周恩来步彭真的后尘，炮制了一个没有正式文件的“二月提纲”，为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及其保皇派提供了理论根据。”(4)、“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内最大的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倒台了!周恩来就成为中国一切反动势力的总代表!成为反动势力向革命势力一次又一次玩弄阴谋进行反扑的总指挥，他是隐蔽在无产阶级专政机构内部资产阶级司令部中的实力派。他惯于玩弄两面手法，阳奉阴违，是中国的又一个赫鲁晓夫，是埋藏在毛主席身边的定时炸弹!周恩来的存在与否，关系到无产阶级的胜败，关系到未来世界究竟属于谁，关系到无产阶级的大旗能否打到底，关系到中国革命和世界的前途。”　　5月18日，《红旗》杂志、《人民日报》为纪念“五.一六通知”发表1周年，联合发表了经过毛泽东审阅修改的编辑部文章：《伟大的历史文件》。毛泽东在文章中加写了一段话：　　“现在的文化大革命，仅仅是第一次，以后还必然要进行多次。毛泽东同志近几年经常说，革命的谁胜谁负，要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才能解决。如果弄不好，资本主义复辟将是随时可能的。全体党员，全国人民，不要以为一二次、三四次文化大革命，就可以太平无事了。千万注意，决不可丧失警惕。”　　5月18日，中联部在关于参加中缅两党会谈代表团成员组成名单上，列有江青的名字，报告送给周恩来并呈报毛泽东。毛泽东批示道：　　“江青以不参加为好。”　　5月25日，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说道：　　“北京也在分裂为两大派，打乱架，乱就可以乱出名堂来。”　　5月27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转发重庆第45军对反对派进行工作情况的报告上，起草了一个批语，他写道：　　“凡属两派革命群众组织互相对立很严重的，只要进行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问题总是可以解决的。对于有群众的保守组织，甚至反动组织，也要进行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　　5月28日，毛泽东阅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5月26日编印的《要事汇报》。在这期《要事汇报》上，有一篇文章说：据云南省公安厅报告，5月22日晚，17个自称红卫兵的人抄了云南省副省长王少岩的家，抄走手表、照相机等物和现款及存折，在取款时均被抓获。参与者都是中学生，其中有6个是北京学生，其余11人，除2人外，都是高干子弟。　　毛泽东看罢此文，在上面批示道：　　如不教育好，会成为将来反革命复辟的祸根之一。好在还不占干部子弟的多数，多数还是较好的。　　毛泽东 &5月28日　　5月29日，毛泽东在外交部干部唐闻生、王海容的来信中作了一个批示。　　王海容是在北京师范学院毕业后，又到北京外语学院学了8个月的俄语，尔后被调往外交部工作。唐闻生、王海容在27日给毛泽东的信中写道：“最近社会上出现了一股攻击周恩来总理的风气，同时也反映到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及所属各战斗队内部，争论颇为激烈。”“我们决不能同意'炮打总理是当前运动的大方向’这个提法，这种提法是错误的。”　　毛泽东把这封信批给林彪、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他在批示中写道：　　“此件请阅。极左派的观点是错误的，请文革同志向他们做说服工作。”　　江青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立即派人查明原委，进行干涉，取走了那份从上海找回来的旧报纸，送给周恩来。她和陈伯达及其他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还都与有关人员进行谈话，批评了张建旗一伙人。江青代表中央文革小组宣布说：　　“周总理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所谓日'伍豪等启事’纯属国民党反动派的伪造，当年和周总理一块工作的康生同志已作了最有力的证明。群众不明真相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确有一小撮坏人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把斗争矛头指向周总理和中央文革，还成立了'五一六’兵团的反动组织，这是绝对不能容许的。必须号召广大无产阶级革命左派，奋起反击，打退从'左’右两个方面来动摇毛主席、党中央领导的逆流。”　　5月29日夜，周恩来写信给毛泽东，并附了有关所谓“启事”问题的原始材料。他在信中写道：　　“现在弄清楚了，所谓'伍豪等启事’就是日的伪造启事。”　　毛泽东看到周恩来的信和附上的材料后，批示道：　　“送林彪同志阅后，交文革小组各同志阅存。”　　可是，张建旗等少数人仍然执迷不悟，后来竟然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干脆连江青也一起炮轰。有人提出江青在历史上曾经被捕过，而且写了自首书，是叛徒。又说她在地下党时期生活放荡，并且把国民党反动派报刊杂志上的花边新闻作为证据拿了出来。还说她在党内斗争中是好出风头，有野心。　　关于江青的第一个问题，有当事人作证，历史上也早已作了结论，自然很容易落实。关于她的第二个问题，中央文革小组向毛泽东和林彪写了一个报告，报告上写道：　　毛主席、林副主席：　　呈上江青同志30年代的一封公开信，请批阅。只要抛弃一切封建的偏见，都可以看到，她还是一个20岁左右的青年人时，就已经表现出了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钢筋铁骨，就显示了共产党人不畏流言，勇于斗争的勇气。和鲁迅一样，江青同志的这封公开信，是讨伐封建势力和黑暗社会的战斗檄文。但是，国内外一小撮阶级敌人，港澳台的反共势力却利用此事，至今造谣、诽谤不休。为此，我们建议将此件在一定范围内公开，证明江青同志的光明磊落和共产党人的广阔胸怀。　　毛泽东看过报告后，在上面批了一句话：　　“我就是从此认识江青的性格的。”　　欲知后来“首都5.16红卫兵团”能否收敛，毛泽东如何处理?请继续往下看。　　东方翁曰：要真正了解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在1967年2月和5月与阿尔巴尼亚客人的两次谈话，不可不读。他在5月1日接见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时说：“这次文化大革命代价是很大的，虽然解决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问题不是一、二次，三、四次文化大革命所能解决的，但这次文化大革命后，起码要巩固它10年。”请读者诸君注意，这是毛公晚年的又一个重要预言，历史已经证明了“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问题不是一、二次，三、四次文化大革命所能解决的”，同时也证明了“这次文化大革命后，起码要巩固它10年”的预言，是多么的精准!“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由大乱到大治”，“起码要巩固它10年”，一位年逾七旬的老人是何等的自信，何等的清醒啊!上下五千年，伟人辈出，试看在那灿若群星的伟人之中，可有堪与其匹者?第336章　　“新式武器，导弹、原子弹搞得很快，2年零8个月出氢弹，我们的发展速度超过了美国、英国、苏联、法国，现在在世界上是第4位。导弹、原子弹有很大的成绩，这是赫鲁晓夫帮忙的结果，撤走专家逼我们走自己的路，要感谢赫鲁晓夫呢，应该给他发个1吨重的大勋章。”　　话说日，三军院校的群众组织分裂成为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冲击派，萧华被林彪宣布为坏人。“5.13”事件，最终导致了萧华的彻底垮台，总政由此瘫痪了。　　据吴法宪后来回忆说：“早在1967年1月刘志坚被揪出来后，总政机关和北京的造反派就把矛头对准了萧华。萧华组织了一批人拼命的保他自己，同时破坏对刘志坚的批判。当时中央的矛头是集中对准杨勇和廖汉生的，萧华就利用这个机会打一派拉一派，把造他反的组织，打成'反革命’，说成是保守派。这次演出，中央才下决心把他给揪了出来。”　　自此以后，三总部里成立了以黄永胜、李作鹏和吴法宪等人为首的新的领导核心。　　林彪在接见吴法宪的时候说：　　“跟着我们走，将来可别后悔呀，文化大革命也要做好失败的准备。革命就是要有杀身成仁的思想考虑。我在每次打仗前都要跟叶群说：上战场想一想，老子下定决心，今天就死在战场上。你们都是跟着我南征北战过来的，都要有这样的考虑。我可是不喜欢那类朝三暮四有奶就是娘的人。”　　吴法宪说：　　“请林副主席放心，我吴法宪是永远忠于林总的。这一辈子我跟定了，认准了，粉身碎骨志不移。”　　5月3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布了《关于成立地专级、县级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和成立革命委员会的审批权限的规定。》　　日，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举行全体会议，确定省革委会委员常委33人，其中：革命群众组织代表12名，占36.4%;解放军代表8名，占24.3%;革命领导干部13名，占39.3%。　　6月3日，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举行第一次常委会议。决议：(1)潘复生、汪家道负责全面工作;张多树、赵去非、毛远新、范正美、宋振业、孙宝生、韩潮负责政治委员会;张万春、刘雪峰、王文国、关舟、于杰、陈剑飞、王逢源、燕文卿负责生产委员会;陈海山、聂世荣、于军、唐金枝负责群众工作委员会;郭强、游好扬、张午、张魁印、解云清负责武装委员会;余弘达负责办公室;陈俊生负责党的核心领导小组办公室;王维之负责松花江地区。(2)省革委会实行民主集中制，凡涉及全省人民的重大事情都要经过常委集体讨论决定。常委实行三班轮流值班制，常委会暂定两周一次，临时性事情，通过常委办公会议解决。　　6月3日这一天，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刘少奇专案组，把他的现实问题和历史问题结合起来审查。这个小组的总负责人是周恩来，江青是其中的重要成员。　　据王力后来回忆说：“中央专案组是同'中央文革’平行的，都直接对常委负责，实际上是对主席负责。”　　6月6日，毛泽东会见锡兰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桑穆加塔桑。参加会见的有康生和刘宁一。毛泽东在谈话中说：　　“参加文化革命的不一定都是无产阶级，甚至混进来一些坏人。但是主要的群众是工人、农民、革命的知识分子。总而言之，过去的领导方法不行了，那是官僚主义的，脱离群众的。”　　6月8日，中共中央批准，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由33名常务委员组成。　　此前，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在6月5日向中央文革小组并中共中央、东北局呈送了《关于增加省革命委员会委员名额和常委名单的请示报告》。建议省革命委员会设常务委员33名，现已选出29名，他们是：　　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潘复生(原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汪家道(省军区司令员)。　　省革命委员会常委：赵去非(原省委常委、政法部部长)，关舟(原省委委员、副省长)，燕文卿(原省商业厅厅长)，陈俊生(原省委常委、副秘书长)，解云清(原省委常委、财贸政治部主任)，于杰(原省委书记处书记)，陈剑飞(原省委常委、副省长)，王逢源(原副省长)，陈海山(原省总工会副主任)，王维之(原松花江地委第一书记，现任地区革委会主任委员)，余弘达(原巴彦县委书记)，于军(女，原绥化县半脱产副县长，现任县革委会副主任)，唐金枝(原宁安县半脱产副县长)，范正美(哈尔滨师范学院学生、院造反团负责人)，刘雪峰(哈尔滨石油配件厂职工业余学校教员、厂造反团负责人)，宋振业(东北农学院学生、院造反团负责人)，聂世荣(哈尔滨锅炉厂工人、厂造反团负责人)，孙保生(哈尔滨伟建厂技术员、厂造反团负责人)，王文国(齐齐哈尔北满钢厂工人、厂造反团负责人，市革委会委员)，韩潮(原省林业厅管理员、厅造反团负责人)，郭强(省军区政治委员)，游好扬(23军军长)，张午(23军政治委员)，张万春(省军区副司令员)，张多树(省军区政治部主任)，张魁印(省军区司令部副参谋长)，毛远新(原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学生)。　　在常委人选中尚缺4名，正在从贫下中农、大庆油田工人、大专院校革命师生中物色。　　6月9日，毛泽东、林彪接见参加亚非拉作家常设局举行的“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25周年讨论会”的各国作家和朋友。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人陪同接见。这次被接见的有来自32个国家和地区的80多位作家。　　6月16日晚，毛泽东、林彪观看由上海京剧院演出的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李富春、李先念、江青、谢富治等人陪同观看。　　日8点20分，中国726号轰-6飞机徐克江、孙福长机组携带的中国第1颗氢弹在西部地区上空预定的高度爆炸，实验获得完全成功，东方地平线上出现了两个太阳，一个在下，是真太阳;一个在上，是假太阳。　　聂荣臻在试验现场立即向毛泽东、周恩来作了报告，他说：这第1颗氢弹的爆炸威力为330万吨TNT当量。试验场区内外人员均安全，试验获得圆满成功。　　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到第一颗氢弹爆炸，美国用了7年零4个月;苏联用了4年;英国用了4年零7个月。而中国从炸响原子弹到突破氢弹技术，只用了2年零8个月时间，并且是赶在了法国的前面。而后来的法国则是用了8年零6个月的时间。　　中国仅仅只用了3年的时间就踏出了一条由原子弹到氢弹的成功道路，终于打破了美、苏等强国的核垄断和核讹诈。实现了毛泽东关于“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我看有10年功夫完全可能”的预言。自此，中国的国际地位进一步提高了，在国际事务中所发挥的作用也越来越大了。　　6月18日，毛泽东在对外宣传问题上做出批示，他写道：　　“有些外国人对我们《北京周报》、新华社的对外宣传有意见。宣传毛泽东思想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过去不搞，现在文化大革命以后大搞特搞，吹得太厉害，人家也接受不了。有些话何必要自己来说，我们要谦虚，特别是对外，出去要谦虚一点，当然，不要失掉原则。昨天氢弹公报，我就把'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统统勾掉了。'万分喜悦和激动的心情’我把'万分’也勾掉了。不是十分，也不是百分，也不是千分，而是万分，我一分也不要，统统勾掉了。”　　6月21日，赞比亚总统卡翁达访问中国。　　早在坦桑尼亚、赞比亚两国独立后，为了发展民族经济，支持南部非洲地区人民反帝、反殖、争取民族解放斗争，迫切需要开辟一条新的运输线——坦赞铁路。坦赞铁路全长1860公里，是横跨非洲大陆的一条大动脉。坦、赞两国开始寻求西方大国和苏联的帮助，均遭到拒绝。后来，美、英等国插手，一是想赚钱，二是想控制坦、赞两国，三是想排挤中国。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识破西方国家的阴谋后，首先邀请中国帮助他们援建铁路，而赞比亚却还在犹豫着。　　这次卡翁达来到中国，在周恩来积极主动和无私的说服下，卡翁达也极为乐意的接受了中国帮助他们援建铁路的提议。　　6月22日，李立三吞服50粒安眠药自杀身亡。　　李立三是在6月20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长信，他又在22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绝命书。他在信中写道：捏造他罪名的“决不是群众的意见，而是华北局机关中少数几个阴谋家和野心家(不是李雪峰同志)搞出来的把戏，来挑动群众斗争我。”　　6月22日下午，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赞比亚总统卡翁达。卡翁达就坐在毛泽东身边，毛泽东手指间夹着香烟，满面春风的问道：　　“赞比亚有代表机构在这里吗?”　　毛泽东不经意的一句话，使周恩来从内心里感到佩服毛泽东善于利用自己的优势地位，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占据主动地位。毛泽东这一问就轻而易举的把卡翁达置于被动地位。原来，中国和赞比亚在1964年建交后，中国方面马上在卢萨卡开设了大使馆，赞比亚方面却一直没有在北京开设使馆，甚至连个代表也没有。卡翁达自知理亏，赶紧说：　　“我们很快就要派代办来。主席先生为全世界各国人民做工作，身体这么健康，我感到很吃惊。我们赞比亚最尊敬的人有3种：长者、智者和勇者。这3种您都具备。中国人是最富于智慧和勇气的，中国的工作使整个世界变得有希望了。对于这一点，我十分欣赏。”　　毛泽东见好就收，问起了坦赞铁路的情况，周恩来说：　　“坦桑尼亚已经确定由我们帮助勘察，1965年底就勘查完了，写出了勘察报告，送给了尼雷尔总统。”　　卡翁达有点不好意思的解释说：　　“我只不过顺便提到铁路问题，和总理先生详谈了这个问题。我回去和尼雷尔总统商谈后，就马上通知你们。”　　毛泽东不介意的把手臂高扬了一下，说：　　“这条铁路不过1800多公里，投资也只有一亿英镑，没有什么了不起。”　　毛泽东恢宏的气度，使卡翁达很是吃惊，他厚厚的嘴唇翕动了一下，说：　　“我们只有通过帮助其它地区的自由战士，使他们获得独立，才能报答你们的帮助。”　　毛泽东摇摇头，说道：　　“这不需要什么报答。先独立的国家有义务帮助后独立的国家。”　　卡翁达连忙说：　　“是的，是的，我完全同意主席先生所说的。我的说法可能粗糙一些，我的意思是，只有这样才能表达我们真正欣赏你们援助的心情。”　　毛泽东说：　　“你们独立才两年，还有很多困难。我们独立已快18年了，更应该帮助那些尚未独立的国家。全世界如果不解放，中国就不可能最后解放自己，你们也不可能最后解放自己。”　　6月22日下午，毛泽东、周恩来、聂荣臻、徐向前、叶剑英接见参加赴越南作战部队座谈会的代表。这次座谈会是由总参谋部为研究改进高炮装备而召开的。毛泽东在谈话中说：　　“要狠抓一下雷达、光学仪器、指挥仪，要减轻重量，提高质量，增加数量。”　　6月22日晚，毛泽东、林彪观看由上海京剧院演出的现代京剧《海港》。观看演出的还有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李富春、董必武、李先念、聂荣臻、江青等人。　　6月25日，《人民日报》转载了《文汇报》的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性与小资产阶级摇摆性》。社论中写道：　　“小资产阶级思想严重的人，特别是在掌权以后，他们的地位有了变化，如果忽视了自己世界观的改造，就会停顿下来，不再前进。他们的小资产阶级摇摆性，甚至有可能发展到和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相对立，而被阶级敌人所利用。”　　《人民日报》在转载的编者按中用黑体字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　　“必须善于把我们队伍中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引导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胜利的一个关键问题。”　　6月27日，人民解放军在“6.27”空战中，由海军副司令员吴瑞林亲自指挥，一举击落美国最新的“鬼怪式”飞机1架，活捉了美机驾驶员，引起了全世界强烈的震惊。　　1967年6月间，周世钊到北京开会，顺便看望了毛泽东。　　早在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周世钊对运动不理解，曾经陈书毛泽东，诉说了红卫兵到他家“抄家”的事情。毛泽东回信说：“不必来京，事情可以合理解决。”　　这一次老友相见，毛泽东问起红卫兵“抄家”的情况，周世钊说：　　“我一身之外无长物，抄家者一无所获，不过搞乱了我好些书，弄得残缺不全，可惜，可惜!痛心，痛心!”　　毛泽东说：　　“这对你不起，由我负责赔偿，你那些旧书，我这里都应该有，任你挑选拿去做赔，只不得抄我的家。”　　他点燃了一支烟，又说：　　“你不要心存芥蒂，湖南的事，你还是要管的，当说的说，可管则管，至少是教育方面的事，你要管，不要负气。”　　周世钊说：　　“我连个党员都不是，怎能管事，怎么管事?”　　毛泽东说：　　“你愿入党，我可作介绍，你是副省长嘛!即使造反，你也应管，再说你又是湖南民盟的负责人，怎能袖手旁观?”　　周世钊沉默了一会儿，说道：　　“今天这个局面，民主党派还能起什么作用，连个庙都没有了。”　　毛泽东笑着说：　　“庙可以重修嘛!修庙是积福的事，我出点香火钱。”　　周世钊谈到了关于毛泽东思想的问题，毛泽东说：　　“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它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它是一种思想体系，是一种正确的思想体系。既然它是一种思想体系，又为什么把它叫做毛泽东思想呢?为什么要用我的名字来作为这种思想体系的名称，而不用别人的名字来代替这种思想体系的名称呢?这是因为在1935年的遵义会议上，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确定我为中央的领导。1935年以后，中国革命就再也没有走什么弯路了。”　　6月间，江青身体不大好。繁忙的工作使她的生活方式也改变了许多，扑克也不打了，动物也不养了，有时只到健身房里活动活动。毛泽东劝她到外地去休息一段时间，还说：　　“不要以为离开你地球就不转了。”　　江青说：　　“你看，这么多事，我怎么走啊!”　　工作人员也都劝她工作不要太紧张，要注意劳逸结合，注意休息。她却反复说，她是一个政治化了的人。　　1967年7月初，毛泽东在游泳池和杨成武谈话。他穿着睡衣，吸着烟，说：　　“人类在这个地球上的处境，变化是越来越快了。我看要不了多久，再过500年到1000年，那时的人们再看我们这些人，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以及我们所作的这些事，一定会觉得很可笑吧?”　　他随手拿起简报，瞅瞅说：　　“四川动刀，湖南抢枪，赣州打一仗，死200人，伤者难以计数。江苏、安徽天下大乱，全国各地差不多都有了两派3派。”　　他把简报搁在茶几上，问杨成武说：　　“这样乱下去，明年能收尾吗?会不会失控?”　　杨成武说：　　“群众起来了，派性大了，困难怕不少。有主席领导，工作做细，局势一定会控制住的。”　　毛泽东盯着杨成武，“嗯”了一声，笑着说：　　“好!天塌下来，有成武顶着。”　　说罢起身踱出休息室，沿着游泳池漫步，嘴里念念有词：　　“流水不腐，户枢不蠹，生命在于运动。生命在于平衡。”　　毛泽东沿游泳池踱了一圈，杨成武问道：　　“主席还有什么指示吗?”　　毛泽东好像没有听见杨成武的话似的，兀自“唔”了一声，说：　　“成武呐，历史上冤枉的人，冤枉死的人，历朝历代都有，都不少。不过呢，共产党比国民党少一点罢了。现在有一些我们处分的同志，有的是3年4年翻案，有的10年8年翻了案，有的死了也没翻案，没人提了。哎，共产党也不过是比国民党少一点罢了。　　《左传》阔大，《聊斋》工细。但读《聊斋》当以读《左传》之法读之。名儒讲学，老僧谈禅。《聊斋》文笔独有千古，更难得议论纯正，准确酌情，佳处难以尽言。　　人有不得不为之，不得已而为之;形也，势也，形势所迫也。《聊斋》卷12《车夫》篇：有车夫载重登坡，方报力时，有狼来啮其臀;欲释手，则货敝身压，忍痛推之。既上，则狼已龁片肉而去。乘其不能为力之际，窃尝之，亦黠而可笑也。”　　毛泽东将手轻轻一拂，止住了议论，自言自语地说：　　“天下的水只有武汉好哟!”　　毛泽东这一句话，杨成武听明白了，他是要去南巡了，要去武汉了，要去游泳了。　　7月5日，毛泽东就各地筹划建造大型的毛泽东塑像一事，作出了批示。他在给林彪、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批示中写道：　　“此类事是劳民伤财，无利有害，如不制止，势必会刮起一阵浮夸风，请在碰头会讨论一下，发一指示，加以制止。”　　7月5日，周恩来亲自主持了有中央其他领导人参加的河南省三方赴京汇报团汇报会，刘建勋、纪登奎参加了汇报会。　　纪登奎是在5月中被“十大总部”批斗后，被“豫农红总”负责人范念民指挥“豫农红总”和“郑大附中红旗”的部分红卫兵，冒险从其被关押处抢出来护送到北京的。　　在此次汇报会上，河南二七公社、河造总、十大总部的代表经过协商，达成了停止武斗的6项协议。　　7月7日下午，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叶剑英、杨成武等在人民大会堂湖南厅接见了总参谋部和国防科委联合召开的“入越作战高炮部队代表会议”全体代表，并合影留念。　　接见结束后，粟裕传达了毛泽东在接见代表们前与中央领导人的谈话内容：毛泽东指示说：　　“现在的装备很落后。因此，我交代，一要把雷达、指挥仪、光学仪器，狠狠抓一下。我们的雷达，要减轻重量，不要那些落后不行的，要能抗干扰的。二要提高质量。三要增加高射武器的数量。”　　毛泽东还说：　　“新武器，导弹、原子弹搞得很快，2年零8个月出氢弹，我们的发展速度超过了美国、英国、苏联、法国，现在在世界上是第4位。导弹、原子弹有很大的成绩，这是赫鲁晓夫帮忙的结果，撤走了专家，逼着我们走自己的路，要感谢赫鲁晓夫呢，应该给他发个1吨重的大勋章。”　　7月9日，刘少奇在中共中央办公厅的催促下，向建工学院的“新八一战斗团”等组织交出了一份检查。　　此前，北京建筑工业学院的“新八一战斗团”、“八一战斗团”、“前锋红卫兵”等组织联合成立“揪刘火线指挥部”，并聚集在中南海新华门、大西门，西北门3个大门外高呼口号。7月4日，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向刘少奇传达了中央要他给北京建筑工业学院师生写一份检查的意见。　　此时“新八一战斗团”的负责人是范兴慧、陈朝安、任润玺、蔡海康、孙再权、杜崇凯;“八一战斗团”的负责人是贾健、董临平(她在1970年“清查五一六集团运动”中被“审查”，8月4日上吊自杀——笔者注)、张玉晋、林仲明、郭芳瑞、王成华;“前锋红卫兵”的负责人是艾青玉。这些组织中的许多人都是高干子弟。其中“八一战斗团”的贾健还是保皇派“一司”副总指挥，他曾被周恩来派去上海处理过北京红卫兵事宜，任“南下兵团”的“作战部长”，从南方撤回时受到周恩来的接见和表扬。方迪在一篇歌颂“一司”的文章《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一司”兴衰始末》中有这样一段话：“'一司’没有辜负周总理的期望，客观上成了周总理的灭火队，哪里有过激行为，周总理就首先想到派'一司’去，'一司’也绝对服从，从未讨价还价。”“'一司’的组织成员许多一直坚持到运动后期。后来'一司’消失了，但'一司’的一些影响和好传统还在。像运动后期，不听周总理的劝阻，围攻中南海西门，搞什么揪刘火线这样的坏事。”　　且说建工学院“新八一战斗团”等组织负责人看了刘少奇的检查，认为“刘贼不甘心自己的失败，他认罪是假，反扑是真，他竟在检查中公然把矛头指向毛主席和毛主席的参谋部——中央文革，真乃是狗胆包天，罪该万死!”　　7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解决河南问题的(号文件。文件中明确表示：　　1、河南省军区在支左中犯了方向路线性错误。2、河南省党内走资派是代理第一书记文敏生、书记处书记赵文甫。3、刘建勋是革命领导干部，调回河南筹备河南省革委会。　　7月13日上午，周恩来根据毛泽东7月5日的批示，主持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作出了《关于建造毛主席塑像问题的指示》，指示中明确要求全国各地要坚决制止塑像风。　　7月13日午后，毛泽东要去参加碰头会，卫士们替他换衣，沉浸在思考中的毛泽东伸胳膊蹬腿，任凭卫士们“摆布”。他吩咐秘书说：　　“给杨成武挂个电话，下午的碰头会他要参加。”　　下午3点，毛泽东来到人民大会堂。会议室里，林彪、周恩来、杨成武、萧华、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以及汪东兴都到齐了。毛泽东点燃一支烟，吸了一口，扫视了一眼在座者，说：　　“文化大革命运动，1年开张，2年看眉目，定下基础，3年收尾。这就叫文化大革命。”　　“7月了，我要到外面走走。我和张春桥到武汉、长沙去看看。去武汉游水，那里的水好。”　　他转对汪东兴说：　　“通知郑维山今天同车到保定、石家庄，谈河北问题。”　　周恩来说：　　“主席，长沙、武汉都比较乱，我们已经商定请武汉军区和各派群众组织的代表来京汇报，解决问题，不一定非去不可。”　　毛泽东说：　　“我不怕乱，我去。”　　林彪说：　　“北京现在事情很多，主席如果一走，只能由总理主持工作，有些事情不好定决心哪。”　　中央文革小组的人，考虑到安全问题，也不主张毛泽东去南巡。毛泽东吸着烟不说话。周恩来又说：　　“主席想游泳，地方很多嘛。北京有的是好水，密云水库、十三陵水库、怀柔水库、官厅水库都可以游，这些水都不错。”　　毛泽东一摆手，说：　　“我哪里都不去，天下的水只有武汉好。非子龙不可行也，让杨成武陪我去。就这样定了。”　　周恩来见毛泽东执意要去，就对杨成武说：　　“成武同志，你的任务有两个，一个任务，作为主席和我的联络员，传达主席的指示。凡是有我向主席的报告，由你转报主席。第二项任务，保证主席安全。过去你是挂先锋印的，这次任务也不轻。无论陆地、空中、海上、江上，要保证主席的绝对安全。”　　杨成武说：　　“请总理放心。”　　毛泽东朝着少言寡语的杨成武说：　　“风流不在谈锋胜。长征过草地，我讲过还得靠成武，只靠宣言不行。”　　他又转对大家说：　　“南京街上闹得很厉害，我越看越高兴。闹得3派那么多人，反对内战，反对武斗，这很好嘛!乱是好事。从华北开始，山西还在乱?要给69军和陈永贵打个招呼，刘格平他要闹就让他闹，我毫无办法，让红卫兵去搞，靠群众。我们治不了，我们不去整他，让红卫兵去治。”　　7月13日晚，周恩来给在重庆的谢富治打电话说，要他第二天赶到武汉，执行紧急任务。他没有说也不可能在电话里说是去“负责毛主席的安全”一类的话。谢富治请示说，要王力、余立金和随行的红卫兵和他一起去。周恩来同意了。谢富治立即把周恩来的决定告诉了王力，王力说：　　“我在西南的任务还没完成呀，为什么改变计划?”　　谢富治说：　　“不清楚。我们马上赶去执行任务就是了，不要再多问了。”　　王力马上给北京的关锋打电话，询问原因。关锋说：　　“任务电话里不能讲，你去就是了。”　　7月14日凌晨3点，警卫毛泽东的一中队80多名卫士，登上了毛泽东的专列。毛泽东在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杨成武的陪同下，乘专列离开了北京。这是他自日回京后第一次离开北京。　　毛泽东一行出发后不久，周恩来也乘飞机出发了。他是为毛泽东到武汉打前站的。　　毛泽东在凌晨出行途中，在同随行的一位摄影记者谈话时，了解到他的妻子在新华社工作，俩人参加了互相对立的群众组织。随着斗争的升级，他俩的感情进一步恶化，先是不在一个锅里吃饭，后来不在一个床上睡觉，斗争发展到了白热化的程度。毛泽东笑着说：　　“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你们也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啊!你们也要搞革命的大联合哟!”　　毛泽东的秘书徐业夫来到与毛泽东一门之隔的杨成武的车厢内，对杨成武说：　　“总长，请郑司令员到主席那里谈话。”　　杨成武马上叫人去请郑维山，他端着茶杯先来到毛泽东车厢内，见毛泽东正在沉思，于是就不声不响的坐在毛泽东的一侧。另一侧的不远处坐着汪东兴。　　“报告主席!”　　郑维山在门口立正敬礼。毛泽东“噢”了一声，示意他进来坐下，郑维山就坐在毛泽东另一侧靠近毛泽东的沙发上。毛泽东弹了弹手中的烟灰，问郑维山说：　　“你这个司令跟陈伯达一起转了转?”　　“转了几个地方。”　　“谈谈吧，是不是天下大乱?”　　郑维山把他和陈伯达了解到的河北的各派矛盾，向毛泽东一一作了汇报。毛泽东说：　　“那个时候，党政都不行了，只有解放军出来，担负这个任务。”“军队介入后，因为情况不熟悉，调查研究不够，错误是难免的。来了个'八条’，抓人抓太多了，有些革命组织不应取缔的取缔了，起了压的作用。这样，林彪同志起草了'十条’。'十条’后，受压的又起来了，又恢复了，来了个反复。”“反复好，我看湖南，江西九江、南昌、庐山、赣州，经过大武斗，形势大好，阵线也分明了。”　　“我看解放军垮不了。垮了，还依靠什么?”　　“干部多数是好的，河北的干部将来要来个大翻案。我过去支持刘子厚。刘子厚站出来了，阎达开就好办了嘛。”　　天快亮了，毛泽东才躺下来休息了一会儿。　　7月14日早晨，武汉空军政委刘丰打电话告诉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说：　　“周总理已经到了武汉，要见你。”　　陈再道一听说周恩来已经到了武汉，自己竟然事先连一点消息也没有得到，顿时火了，张口便骂：　　“娘卖匹的吴法宪!也不给老子打个招呼!”　　这陈再道骂吴法宪是因为中央要员出行的飞机，都是由空军司令吴法宪安排的。火是火，骂是骂，周恩来还得见。陈再道急忙招呼政委钟汉华，二人驱车匆匆来到东湖宾馆“百花一号”。周恩来和海军政委李作鹏正在用早餐，见陈再道和钟汉华来了，就招呼他们一起用餐。二人也不推辞，坐下便吃。　　陈再道汇报说，现在武汉的局面相当混乱，“工人总部”和“百万雄师”两大派群众组织处于尖锐对立状态，武斗事件频频发生。周恩来指示说，请你们立即亲自通知军区支左办公室，发出通知，要求武汉地区两大派武斗的群众组织都离开据点，各自回本单位去，不许武斗。周恩来又问道：　　“东湖那边怎么样?”　　陈再道说：　　“东湖宾馆乱得很，服务员都分了两派，把房子搞得不像样子了。”　　周恩来说：　　“那就把它打扫出来。”　　陈再道说：　　“打扫?都造反了，都瘫痪了。不是说这样才好吗?”　　周恩来说：　　“我去看看，你们吃过饭也去一下。”　　周恩来到了东湖宾馆，把服务员们召集到一起，他说：　　“你们说，人一辈子跟谁拌嘴多?我看还是两口子，因为是一家人么。可是如果来了客人，两口子又会一起迎客，共同维护这个家。你们吵得厉害，说是两派，我看首先因为是一家人。不是冤家不聚头，一家人就不要再说两家话。不论哪一派，大家都赶快行动，把房间打扫出来。”　　陈再道见这些琐事也要由周恩来做，不好意思的对周恩来说：　　“机关瘫痪，我们事先又没有得到任何通知，吴法宪他娘……”　　周恩来以手势制止陈再道，低声说：　　“我是给主席打前站的，也想借机了解一下武汉的情况。你们要尽快促进两派大联合，稳定武汉局势，要为主席横渡长江创造好条件。要利用主席在武汉的机会把问题解决好。”　　陈再道说：　　“我就是顾虑文革那边……”　　周恩来再次截住他的话头，说：　　“我们临行前，主席对我说，'走，到武汉去，保陈再道去’。你们放心吧，不要有顾虑。”　　再说毛泽东的专车进入河南，毛泽东再次召见郑维山，说：　　“我们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相信和依靠干部的大多数。不讲全体，也不讲绝大多数，恐怕是相当大的一个多数。要采取教育的方针，不能不教而诛，当然也不是教而诛。相信大多数干部和群众，这是最基本的一条。”　　专列驶上黄河大铁桥，毛泽东看看郑维山，问道：　　“河南有个'二七公社’，知道吧?”　　毛泽东所说的“二七公社”，是在2月7日由郑大联委、河医东方红、粮院联委、豫农红总、郑大附中红旗、国棉六厂工人赤卫队、郑州印染厂八.一、第二砂轮厂造联、新乡八.一八、洛阳八.一六、南阳二七公社分社等全省74个造反派组织联合成立的左派群众组织。　　毛泽东又把目光转向窗外，说：　　“一个工厂都是工人阶级，它本身没有阶级利益的根本矛盾，根本冲突，为什么要分成两派?我想不能，这是人为的。一个是走资派操纵，继续搞挑拨离间，煽风点火，浑水摸鱼。一个是少数坏人，即地富反坏、特务、反革命分子，钻进了革命群众组织里进行操纵破坏。再一个情况是群众组织内部小资产阶级的思潮，怀疑一切、无政府主义、山头主义、小团体主义、宗派主义思潮的影响。”　　专列进入郑州市区，毛泽东指着窗外的标语说：　　“你看，有二七公社!”　　毛泽东在专列上会见了河南省党政军负责人，他听了河南省党政军负责人的汇报，说道：　　“二七公社就是好!”　　毛泽东又吩咐杨成武说：　　“你记。”　　毛泽东看杨成武做好了记录的准备，就接着说：　　“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一个工厂，分成两派，主要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了保护自己，蒙蔽群众，挑动群众斗群众。群众组织里头，混进了坏人，这是极少数。有些群众组织受无政府主义的影响，也是一个原因。有些人当了保守派，犯了错误，是认识问题。有人说是立场问题，立场问题也可以变的嘛。站队站错了，站过来就是了。极少数人的立场是难变的，大多数人是可以变的。革命的红卫兵和革命的学生组织要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只要两派都是革命的群众组织，就要在革命的原则下，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两派要互相少讲别人的缺点、错误，让人家自己讲，各自多做自我批评，求大同，存小异。这样才有利于革命的大联合。”　　据纪登奎后来在1988年的自述中说：　　“'文革’开始不久，我被造反派关了起来，完全没有自由，经常挨斗。”　　纪登奎所说的是指省军区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后，刘建勋、文敏生、纪登奎成了“走资派”，“河南二七公社”受到镇压，军区支持的“河南造总”、“十大总部”喊出了“打倒刘、文、纪”的口号，文敏生称病住院，纪登奎被“省委造总”软禁起来，多次批斗，扭住胳膊架飞机。　　纪登奎还说：　　“1967年毛泽东主席路过河南，跟当时省军区的负责人(应该是省军区司令员张树芝——笔者注)提出，要见我，说：'我那个老朋友哪里去了?’。我连忙收拾一下，第二天即被带去见毛泽东。他一见面就说：'纪登奎，老朋友了。’”　　毛泽东称纪登奎是老朋友，据纪登奎说：　　“五十年代初，那时我不到30岁，在河南许昌当地委书记。毛泽东主席到河南视察，同我谈过一次话。以后他每到河南，都要把我叫到专列上谈话。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前，毛泽东指定让我在会上发言，还指示让中宣部转发了我们的经验——《许昌地区的宣传工作》……后来，我被调到了河南省委工作，这也是他老人家亲自安排的。”　　纪登奎还记述了毛泽东会见他时的情况：毛泽东问道：　　“你说批判你一点好处都没有吗?”　　纪登奎说：　　“大有好处。”　　毛泽东问：　　“你挨了多少次斗，坐喷气式什么滋味?”　　纪登奎说：　　“挨斗不少，有几百次，坐喷气式没有什么了不起，就跟割麦子差不多，弯着腰，还可以锻炼身体呢。”　　毛主席听了，哈哈大笑，他还学着喷气式的样子，低头，弯腰，并把两手朝后高高举起，逗得大家哄堂大笑。　　后来，毛泽东在许多场合讲话时，都拿纪登奎作为例子说：　　“纪登奎也遭受过批斗，但是他能够正确的对待自己，正确的对待群众，正确的对待文化大革命，所以受到了广大群众的支持。为什么我们的一些领导干部不能象纪登奎同志那样呢?”　　纪登奎在回忆中还说：　　“毛主席走后，我被解放了。'老朋友’的说法也慢慢传开去。后来，他老人家每巡视一地，常常给有关负责同志讲我如何挨斗，坐喷气式，说跟割麦子差不多，夸我能正确对待群众运动。”　　欲知毛泽东在南巡途中还有什么重要指示?请看下一章内容便知。第337章　　“文革搞了1年了，明年的春天结束文革。接着我们开'九大’。'九大’，老同志、老党员都要当代表。邓小平要当中央委员。人家要打倒，那就打倒一下子吧。林彪要是身体不行了，我还是要小平出来。贺龙、乌兰夫都要当中央委员。”　　话说日中午，王力陪同谢富治、余立金到了武汉，住在“百花二号”。陪同人员中还有北航红旗、北师大井冈山的谭厚兰、韩爱晶、段聚平、胡慧娟、武介之等红卫兵。　　谢富治要王力等人陪他到街上去看大字报，没想到在武汉航空测绘学院门口就被群众认了出来。测绘学院的群众组织立刻就用高音喇叭广播并贴出了欢迎标语。王力马上把这个情况报告了周恩来。周恩来说：　　“这也有好处，群众正在猜测为什么东湖宾馆的灯亮了，现在说谢富治、王力、余立金来了，倒可以掩护毛主席。”　　7月14日晚9点零8分，南巡专列停靠在武昌车站内。毛泽东下了车，看到迎面墙上的几条大标语：“打倒陈再道!”“陈再道不倒，中南不太平!”他摇摇头，对杨成武说：　　“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为什么不能联合起来?”　　毛泽东一行乘车到了东湖宾馆“梅岭一号”。杨成武立即去见住在“百花一号”的周恩来，向周恩来报告了一路上的情况。周恩来听得很认真，连毛泽东讲话时的动作神色也都一一询问了一遍。他听完杨成武的汇报，说：　　“谢富治、王力，还有余立金也到了武汉。今天中午从重庆飞过来的。”　　杨成武一怔，说：　　“他们怎么过来了?碰头会上并没有让他们来?余立金我知道，我是叫他负责天上的安全。”　　周恩来说：　　“谢富治是我飞武汉前打电话叫来的，负责主席安全。他是湖北人，武汉驻军都是他的老部下，好做工作。王力在重庆听说后，给我来个电话，也要来武汉。”　　“他来干什么?”　　“武汉造反派听文革小组的话，他来了可以帮助做造反派的工作，比我们说话管用。”　　“他要是煽风点火呢?”　　“他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是以'中央代表团’名义来武汉做工作。你干你自己的事，就按你的任务当好联络员，搞好安全，准备好船，检查码头，试试水情，还有机场、道路，保证主席的游泳和安全。”　　“我听总理的。”　　杨成武回到“梅岭一号”住处，立即召来余立金和李作鹏，告诫他们说：　　“注意，你们一个空军政委，一个海军政委，我叫你们来武汉，是让你们保证主席安全。一个保证天上，一个保证水上，谁那里出纰漏，我找谁算账。”　　从7月15日开始，周恩来、谢富治、张春桥、郑维山、余立金、王力，每天上午到“梅岭一号”，向毛泽东汇报华北、中南、西南的问题。下午，周恩来在“百花一号”召集武汉军区领导及驻武汉部队师级以上支左单位的负责人开会，听取汇报。　　原来早在1967年1月中旬，北京师范大学井冈山100多人到了武汉，首先支持“百万雄师”，对“工人总部”进行了批判。他们说：　　“工人总部的头头修了，要彻底砸烂工人总部。”　　不久，武汉的“工人总部”、“钢二司”、“九一三”、“后字二四八部队红色造反野战军”、“《长江日报》毛泽东路线战斗兵团”以及在武汉的“北航红旗战斗队驻汉联络站”、“西安军电(临)驻汉联络站”、“哈军工红色造反团驻汉联络站”等群众组织在2月8日联名发表了一个“二·八”声明，指责“以王任重、张体学为首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极少数顽固的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混蛋退居幕后，操纵一些所谓'造反’组织，以'革命’之名，行反革命之实”。　　这时候，北京的五大学生领袖之一的谭厚兰等人首先找到了陈再道，对陈再道说：　　“我们是中央文革小组派来的。'工总’的声明把斗争的大方向指向了武汉军区和广大的解放军，指向广大的干部，他们的大方向错了。'二·八’声明是大毒草。不但我们这样看，《红旗》杂志的革命左派林杰同志也是这样看的。”　　陈再道问道：　　“是不是那个和关锋一起写《&海瑞罢官&、&海瑞骂皇帝&是两株反党反社会主义大毒草》的林杰?”　　谭厚兰说：　　“是的。林杰看到那个声明后，在接待武汉新华工在京的代表时就明确地说：'二·八’声明是反毛泽东思想的，是与红旗社论相违背的。”　　此后，武汉三镇到处出现了《中央文革成员、〈红旗〉杂志社林杰同志谈二·八声明》的大字报。2月18日，陈再道等人发表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部队严正声明》，即《二.一八声明》，矛头直指“二·八”声明。3月17日，陈再道命令八二0一部队先后逮捕了朱鸿霞、胡厚民、夏邦银、沈复礼、王屏、李洪荣、李承弘等工总领导人。3月21日，陈再道等人又发出《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部队通告》，即《三二一通告》，宣布解散“工总”及其所属组织，并公布其十大罪行。据徐海亮编著的《东湖风云录》中称：“全省300多群众组织被打成反革命，传说6000多人被逮捕、拘留”。4月6日，“十条命令”下达后，武汉的形势立刻出现了大反复，“钢二司”、“工总”等造反派组织声称要粉碎武汉地区的“二月黑风”、“三月逆流”，把陈再道称为“武老谭”(即武汉的谭震林——笔者注)，把矛头对准了武汉军区。6月4日，陈再道等人发出《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部队公告》，即《六四公告》，承认“我们在实际工作中，也有不少缺点和错误”，“个别被宣布为'反革命组织’的已经予以纠正”，“在处理'工人总部’过程中被错误的批判斗争的革命群众，我们诚恳的向他们道歉”。但《公告》同时宣布，“工人总部不能恢复!”“对'工人总部’中少数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采取专政措施，是必要的”。　　后来陈再道在谈话中回忆了这一个时期的情形，他说：“徐向前跟我说：'毛主席如果只是依靠那些秀才们，一定要亡党亡国。江青他们怎么能掌握领导权呢?’我说：'不是还有林彪同志吗?’徐向前说：'林彪同志身体不好，要让他主持中央的工作，他坚持不了多久，他没有周总理的精力。其他的人就难说了。你别看现在有的人嘴巴上说得天花乱坠，心里究竟想的什么，你能知道?有的人就是千方百计培植个人的势力，搞个人的山头。我担任全军文革小组组长后，毛主席见了说过这样的一句话：你可以大胆的干，你应该知道我为什么让你担任这个职务!这句话我回去想了很久。’徐帅讲了以后，我们也讨论了，这可是大事呀，都在为中国的命运耽心，这就发生了比较大规模的镇压工总那一派的事件。我们以军区名义发出《二.一八公告》，不能说没有受谭厚兰的影响。现在就看的更清楚了，就是林杰这些人派来的。当时我们想，都是北京受中央文革小组支持的造反派组织，你支持这个，我支持那个，我们军区到底该支持哪一个组织呢?实在是叫人伤脑筋的事情。支持谁都可能出现问题。但是相比之下，工总反对解放军，打击一大片，我们根据中央一些领导人的指示，取缔了这个组织，抓了他们的几个头头，这就惹下了麻烦。”　　7月17日早晨，周恩来在东湖宾馆“百花一号”吃过早饭，对两天来一直忙于在长江上看水的杨成武说：　　“今天你也参加汇报会，去听听。”　　周恩来、杨成武从“百花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