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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户口别大意!下个月开始你们的房子有可能不是你的了,这些情况宅基地可能被收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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宅基地。宅基地是农村的农户或个人用作住宅基地而占有。 利用本集体所有的土地。包括建了房屋。建过房屋或者决定用于建造房屋的土地。建了房屋的土地。建过房屋但已无上盖物或不能居住的土地以及准备建房用的规划地三种类型。宅基地的所有权属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中文名,宅基地。土地性质,集体所有。使用权,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用处,建造房屋。管理办法,物权法。土地管理法等。2017年,是风雨变幻的一年,城市里的房价一涨再涨,城市蜗居的现象也越来越多,一般工薪阶层即使花费毕生储蓄也无力在大城市买下一套住宅,能买得起住宅的只有亿万富翁和极少数大公司的高管。无数漂泊他乡的你我决意回家,在小县城买房或自建楼房 然而7月1日起,农村房屋政策也有了很大的变化,比如房屋建设必须规范化,比如建房审批更严格等,最大的变化是,农房回收的变化,为解决农村房屋闲置问题,让农村资源得到合理利用,2017年,国家加大了对违法农房的回收力度那么哪些是违法农房呢?哪些农房可能将被回收呢?请大家注意了!1.房主去世且无继承人的农村房屋举例:比如村里五保户的农房,该五保户去世且无继承人时,房子将被回收。2.非农村集体成员继承的农房这种情况宅基地不可继承予以回收,但在此之上的房屋可以继承,在不修缮的前提下,房屋倒塌之前的所有权属于继承人。3.进城落户农民的农房这个也是重中之重!当农民进程落户后除非自愿放弃宅基地,否则还拥有农村房屋所有权,但不允许返修,房屋一经坍塌后予以回收。部分农房未建造在宅基地规划区内,占用农村耕地坡地等,触犯了国家守护18亿亩耕地的红线规定,此类农村房屋予以回收 6.未在宅基地规划区内建造的农房 所以,想回家乡建小别墅的人们,记得衡量下把控下大小7.城镇居民违法购买的农村房屋目前国家对农村宅基地流转监控严格,宅基地不可自由迈阿密,城镇居民不能购买农房,一经查实予以回收,这也是为了保障农名的利益。所以说,那些想去农村炒房的人散了吧,一经查实,予以回收、8.长时间闲置导致坍塌的农房两年之内没有修复的农房就会被回收,部分地区已开始试点。为保障被拆迁户的利益,2017年国家着手调整了农村房屋的拆迁补偿政策,完善了拆迁补偿条例,明确了征收补偿标准 在空闲和荒废宅基地再翻建农房的,不被国家允许,已经发现欲与回收 以上十种农村房屋将可能被回收,除此之外,老百姓最关心的莫过于农村房屋的拆迁补偿农村户口。根据公安部门对户口的分类。只有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两种。 后来。非农业户口被说成城镇户口或城市户口。农村居民户口特指在实行户籍管理制度改革。取消“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的地区。与“城镇居民户口”相对应的户口类型。界定为农村户口。需同时具备以下条件:现户口登记在村委会。依法承包农村责任田。日前缴纳农业税费并承担农村公益事业劳务。没有享受城镇居民社会保障和福利待遇。 中文名,农村户口。类别,户籍。解释,城镇居民户口”相对应的户口类型。对应,非农业户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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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安装浏览器,或使用别的浏览器24个省份出台户籍改革明确标准和时间表|户籍改革时间表|户籍改革方案_新浪新闻
居住证和暂住证。
  9月21日,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发布会上,公安部副部长黄明透露,截至目前,全国已有24个省区市出台了具体的户籍改革实施意见。
  此时,距离日国务院出台《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已经过去整整14个月。在1年多的时间里,各地对于户籍改革这块“硬骨头”,都使出了怎样的招数?又取得了什么样的成效?
  各地设定目标与时间表
  截至目前,已经出台具体户籍制度改革方案的地区是,新疆、黑龙江、河南、河北、四川、山东、安徽、贵州、山西、陕西、江西、湖南、吉林、江苏、福建、广西、青海、甘肃、广东、重庆、云南、辽宁、湖北、内蒙古。
  户籍改革,改成什么样?各地都因地制宜地设定了不同的目标。但在设定目标的省区市中,划定的时间表则是类似的:2020年。
  在这个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年份,多个省份都定下了不同的转移农业人口数量目标。广东,要实现1300万左右的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广东城镇 落户;湖北提出努力实现500万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落户;内蒙古和河北省都把转移农牧民人口进入城镇的数量定在400万,而在广西,这一数 字则定在600万。
  之所以有总量人口的落户目标,是因为《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年)》提出,到2020年,要努力实现1亿左右的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落户,同时享有城镇基本公共服务。
  大量农业人口进入城镇,带来的是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的变化。
  比如,江苏省就提出,到2020年,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差距要缩小到5个百分点;河北省提出,全省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要达到45%;青海则把这一目标定在50%。
  而重庆除了提出“到2020年,全市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5%以上,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到50%左右”的整体目标,还根据本市的功能分区设定了更具体 的目标:在都市功能核心区、都市功能拓展区和城市发展新区,要“突出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集聚,促进结构优化”;而在渝东北生态涵养发展区、渝东南 生态保护发展区,则突出“人口有序减载”。
  之所以要重视“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是因为在目前城镇的大量常住人口中,许多在城镇工作的人员并未拥有相应户籍,无法享受一些城镇居民基本公共服务。因此,重视这个指标,就单纯追求“城镇化率”更有意义。
  定下目标之后,目前公布具体方案的24个省区市,不约而同地采取了“分割任务”的方式,将不同的任务分配给各部门,甚至不同部门的任务提出不同的时间期限。
  比如,在重庆,由市公安局牵头的任务是制定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管理办法,2015年就要完成;同样要在今年完成的,是由当地发改委、规划局等部门制定的 人口发展规划和城乡总体规划;而市公安局、市政府法制办和各区县政府负责的制定居住证实施细则,则定在2016年完成。
  落户政策趋向降低门槛
  户籍改革,关键是落户。在以往的户籍管理制度中,长期实行的是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二元结构,农村户口者可以拥有自己的宅基地、农业用地等,城市户口则是所谓的吃“商品粮”,享受诸如医疗、教育、就业、社保等城市带来的服务和便利。
  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大量的农村务工人员进城打工,人口的跨省跨地区流动,给户籍管理带来许多挑战。因此,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户籍改革被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议题提出;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小组成立后的第三次会议,就开始讨论户籍改革这项全局性的重大改革议题。
  在去年国务院的改革意见中,已经明确提出“取消城市农村户口区别、实行统一登记”的意见。但具体怎么落户,什么样的城市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则各有分异。 这一点也是根据国家的总体意见精神——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合理确定大城市落户条件、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
  所谓“放开”,也就是“降低落户门槛”,指的是以往农村务工人员或流动人口难以达到的一些标准,现在有了松动。比如,在多地,无论住房是租赁还是购买, 只要稳定,就可以算作是合法稳定住所;只要有合法执业,夫妻投靠、父母投靠、子女投靠等条件,也都可以放宽。至于大城市的落户,国家的意见是参加社保年限 要求不得超过5年,而在河南和安徽,这一要求已经放宽至参加2年、3年即可。
  以福建省为例,在福州市、平潭综合实验区和厦门市三个地 区,就提出包括具有合法稳定职业和合法稳定住所(含租赁)、参加社会保险年限、连续居住年限等在内的主要指标,以此为基础,将建立积分落户制度;而在省内 的其他地区,只要有合法稳定住所,同时有合法工作,未达法定婚龄的子女、父母,均可将户口迁入居住地。
  在广东,达到上述条件的,同样可 以将户口迁入除广州、深圳、珠海、佛山、东莞、中山等人口密集城市以外的县市。人口密度大的发达城市,在连续居住、参加社保等方面的年限要求更高;最发达 的广州和深圳,其改革的重点则是吸收本地经济社会发展急需的“专业人才”,加快调整人口结构。
  在环绕京津的河北省,这样的落户政策松动 更具特色。除了全面放开城区人口100万以下的设区市市区、小城市和建制镇落户限制之外,对于距离北京和天津最近的五个地区——三河市、大厂回族自治县、 香河县、永清县和固安县五市县,则采取了“单独设限”的方式,而非全面放开限制。至于这样做的原因,则是因为北京和天津本身已是特大城市的规模,因此在其 周边已经不适合布局大城市以上的规划,而是要合理控制城市规模。
  同时,除了农村向城市落户,此番户籍改革制度中的另一亮点,是解决以往按照政策无法落户的“黑户”问题。
  比如,在新疆,就专门提出了针对无户籍人员的落户措施。无论超计划生育和非婚生育的孩子、公民私自收养的人员还是非医疗机构出生的人员,只要经过公安机关审批,都可以予以落户。而流动人口中的无户籍人员,只要符合现居住地落户条件,也可以办理落户。
  居住证及配套服务势在必行
  取消城乡区别、统一进行人口登记之后,按照国家版的户籍改革意见,接下来就是在城市中推行稳定的居住证制度。
  2014年12月,国务院法制办就《居住证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征求意见。意见稿明确提出,居住证的持有者可以与户籍人口享受同等的包括免费 义务教育、平等劳动就业等多项权利,同时可以逐步享受诸如就业扶持、住房保障、养老、社会福利、随迁子女在当地参加中高考等权利。此举是为了解决长期在当 地务工、经商人员的落户问题,也是对之前长期施行的暂住证制度的一项重要改革。
  在各地的具体改革意见中,“居住证”三字也都基本没有缺席。江苏、广西、内蒙古、山东、广东等地,均提出要全面建立、深化、健全居住证制度。只要在当地的城市居住超过半年,就可以申领居住证;以居住证为载体,经过各地不同的积分制度,则可以申请办理常住户口。
  为什么要下这么大力气进行户籍改革,同时设计一系列的配套改革措施?
  答案是,现行的户籍制度造成了事实上的不平等,给“外地”工作者带来了诸多不便,进而影响人口的自由和优化流动。
  据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辜胜阻统计,现行的户籍管理制度,导致了60多种城乡间的不平等福利,涉及就业、住房、医疗、社保、公共服务等方方面面。尤其是进城务工人员,这种不平等福利更为明显,可谓“同城同工、却不同待遇”。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阎雨表示,实现在法制基础上的居住和迁徙自由,是我国户籍制度改革的目标。但各地区之间以及大城市与小城镇、城镇与农 村之间,在就业、居住、社保等方面巨大的政策性差异必然存在,仍然无法快速实现均等化。就地方政府而言,户籍改革就意味着给外来人口以市民待遇,也意味着 要扩大财政开支。就眼前的利益看,改革的成本是大于改革带来的利益的,短期内会花掉大笔的钱,而没有明显的政绩,这也是户籍制度改革重要的阻碍。
  这也就意味着,无论以怎样的政策吸引外来人口进城落户,根本的问题还是提高城市的承载能力,扩大教育、就业、医疗、养老、住房保障等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覆盖面,实现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这关系到各地的财政负荷能力,因此各地的力度和进度也不尽相同。
  比如,山东省将随迁子女义务教育纳入各级政府教育发展规划和财政保障范畴,同时,明确进城落户的农村人口将继续保留5年的“生育政策调节过渡期”;江苏 的目标则更为具体,到2020年,江苏随迁子女与户籍学生在流入地接受义务教育、参加升学考试等方面享受同等待遇,比例将达到100%,同时要落实省征地 补偿和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办法,将被征地农民纳入城乡社会保障体系,推进进城务工人员与城镇职工同工同酬。
  各地在推进“户籍城镇化”的过程中,也强调尊重农民的意见,不搞强制、不让人“被落户”。
  内蒙古的改革措施就指出,不得把退出土地(耕地、草场、林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经济组织收益分配权等“三权”作为农牧民进城落户的条件, 不得以生态移民、扶贫移民、土地集中整治、土地集中流转等名义强迫农牧民落户城镇;山东省则提出,进城落户农民是否有偿退出“三权”,应在完全尊重农民意 愿的前提下,开展试点探索,有序推进。
  “户籍制度改革背后,其实还是一个地方层次的财政能力、管理能力能不能与其实际规模或者和其地位相匹配的问题,是整个城市治理体系改革的过程。”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专家马庆彬说。(记者 申孟哲)
  来源:@公安部打黑除四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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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城镇化:农民来了,户口在哪?
来源:吉屋网 &&发布时间:
日,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社会数据核心发布的一项关于中国城镇化的调查报告显示,中国户籍城镇化率非常低,非农户籍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仅为27.6%,20年内“农转非”比例仅增长了7.7个百分点。  此次“中国城镇化与劳动移民研究”项目自2009年11月开始启动,是清华大学自恢复文科院校以来头次大规模的全国代表性入户抽样调查。调查样本覆盖了中国大陆的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实际完成有效人样本12540个,其中流动人口样本4386个。  数据发布的主讲人由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李强院长担任。他介绍,调查的主要目的在于分析中国城镇化的具体过程,包括农村的土地情况、留守人口的状况、在地农民的进城意愿、流动人口的留城形势,以及流动人口在城镇社区中的社会融合状况。此次调查还关注了城镇化和人口流动对个体社会生活的影响,包括:对人们社会经济地位、身体和心理健康等方面的影响;对儿童认知能力与个体成长和发展的影响。该项目的特色在于可以比较不同群体、不同历史时期的迁移和流动模式的差异等。  清华大学副校长谢维和在讲话中指出: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其中,新型城镇化又是极为关键的环节。作为未来20年中国经济转型升级、扩展内需的增长点,目前的中国城镇化已进入到关键性的历史阶段。  户籍城镇化滞后  卫生计生委日前发布的《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3》显示,2012年我国流动人口数量达2.36亿人,相当于每6个人中有一个是流动人口。清华城镇化报告也指出,根据国际城市化的发展规律和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趋势,目前一些较为保守的估计也认为,未来20年左右的时间内,中国社会还将有3亿多农村户籍人口向城市和城镇转移。人口的大规模流动将是城镇化过程中的一个不可避免的突出现象。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截至2012年年底,中国的城镇化率已达52.57%。相比之下,户籍城镇化率却远低于这一水平。清华大学的调查结果显示,中国的户籍城镇化率仅为27.6%,与国家统计局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27.7%)基本吻合。“我们去调国家统计局的原始数据,发现户籍城镇化率确实从来没超过35%。”李强说。  报告指出,户籍制度一直以来都是束缚农民流动、阻碍人们城镇落户的制度性壁垒。另一方面,由于国家尚未拿出明确的户籍改革方案,各地政府在考虑城镇化水品、制定城镇化推进政策的时候,只能绕开户籍制度的因素。于是,流动人口在流入城市的落户权利也被回避了。  李强表示,我国目前已出现“户籍失效”现象,大量农民工在未取得非农户籍的情况下,已涌向城镇工作、生活。其次也证明了,我国户籍改革,或者说进城农民的市民化速度,大大落后于城镇化速度。  “嫌贫爱富”的积分政策  目前,户籍改革试验在一些地区已经展开。2011年,广州、深圳、珠海、东莞、中山、佛山等城市先后全面开展积分入户工作。分值计算标准包括文化程度和技能水平、年龄、参与社保情况、纳税情况、住房情况等。外来流动人口积分达到一定额度,即可获得落户机会。  然而,目前的积分政策在执行中存在各种问题。清华城镇化调查初步显示,现有的流动政策并没有真正使来自农村的流动人口获益,而是被更具优势的城镇流动人口所享受。中山大学法学院教授黄巧燕曾指出,积分政策“部分条件和要求并不合理,明显地嫌贫爱富,嫌老爱壮;大部分只从城镇经济发展需要的角度考虑各项入户条件,农民工的真正贡献、合理需要和内心愿望尚待关注”。  报告数据显示,农业户籍人口的流动率为21%,非农户籍人口的流动率达到23.7%。李强解释,这说明中国社会当前呈现出一种强流动特征,不仅表现为农民工的流动,城镇社会内部的流动率同样很高。劳动力从价格低的地方流向价格高的地方是客观规律。那些来自小城镇、中小城市,拥有非农户籍的人口,为了寻找更好的生活和发展机会,也在大规模地从一个城市流动到另一个城市。这就提醒有关决策者在设计市民化政策、流动人口社会融入政策时,必须正视这一问题,分类型对待当前的城市流动人口。  城市资源VS农村土地  报告还发现,逾70%农民工不打算回乡就业,各出生组之间也有很大差异。年代农民工群体中有27.1%的人会选择回农村就业,1950年代及以前出生的农民工中有超过半数会选择回农村就业。而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意愿更加强烈。在80年代和90年代两个农民工群体中,选择回农村就业的比例仅为11.1%和6.2%。绝大多数农民工不再打算从事农业劳动,80年代和90年代农民工群体中,选择“务农”的人仅7.3%和3.8%。  卫生计生委流动人口服务与管理司司长王谦认为,“新生代”农民工追求的不是户口转变的“形”,更看重城市中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大城市的公共资源多,如教育、医疗等资源是中小城市望尘莫及的。相比之下,不断推进的农村土地政策改革,很大程度上使得土地和宅基地成为农民的基本保障、长远利益。  从清华大学城镇化报告中看,征地、拆迁波及16%的家庭。征地拆迁后,获得补偿款的比例较高,而给予家庭的就业安置和城镇社会保障的比例却较低。很多农村户籍流动人口愿意在城市长期居住,但不愿意放弃农村户籍,主要原因是想保留土地。  李强解释,“因为一个人如果是农业户籍的话,他有耕地、林地和宅基地。这些要素潜在的利润巨大。尤其在大城市,一旦土地改造、征地,农民会得到非常高的补偿。另外,目前进城的很多农民,确实也没有得到同等的市民待遇,土地被视为他们较后的生存保障。国家应该保证自己的公民公正地享受资源。在研究城市接纳机制的同时,也应该制定出一个公平合理的退出机制。中国还在转型过程中,这件事情还远远没有完成。这可能要靠几代人去完成,如此才能保障改革平稳推进。目前,一些地方已经在搞土地确权和土地流转试验,把农民该得到的利益赋予他们。”  链接:  李红玉:户籍管理改革滞后  就相关问题,时代周报专访中国社科院城市规划与环境研究院规划室主任李红玉。  时代周报:2013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城镇化率是52.57%,而清华大学的调查显示,中国户籍城镇化率仅为27.6%。“城镇化率”和“户籍城镇化率”两个数据的差异说明了哪些问题?  李红玉:国家统计局计算出的52.57%城镇化率,是用统计口径常住人口,也就是在某地居住6个月以上的人口。这个数字是把城市的所有外来人口都计算在内的,而事实上很多外来人口只是在城镇不稳定就业,生活的核心仍然在农村,不能算作真正意义上的城镇人口,因此实际城镇化率与统计城镇化率有较大的差距。  中国有两亿多人在农村与城市之间、或城市之间流动。其中有很大一部分不在农村生活,不从事农业生产,常年在城市生活,但其身份仍是“农业户籍”。一些大城市尤为明显,比如北京的户籍人口是1200万,外来人口已经超过了1200万,而其中很大比例是打工一族和学生。这样计算出来的城镇化率其实是虚高的。  这两个数字的差异也说明两个问题,其一是城镇化质量较低,城镇基本公共服务业和基础设施并未覆盖全体城镇人口,未来城镇化建设的核心任务是提高城镇化质量。其二是户籍归属与实际居住情况已经脱节,户籍管理改革滞后于人口事实上的城镇化。  时代周报:报告指出,户籍制度一直以来都是束缚农民流动、阻碍人们城镇落户的制度性壁垒。户籍制度在城镇化进程中有哪些具体影响?  李红玉:严格意义上讲,进城务工人员并不能算是真正城镇化了。他们虽然在城市里有工作,有劳动合同,但他们没有这个城市的居民身份,因此不能完全享受到这个城市有户口的居民拥有的公共福利。目前各城市的本地城镇户籍与非本地城镇户籍的公共服务差异主要表现在是否能享受医疗卫生保障、较低生活保障与社会救助、义务教育服务、住房保障,另外,随着大都市人口的快速膨胀,住房限购、汽车限购等政策也表现出更多的户籍身份差异。  虽然农村人口在融入城市的过程中遇到了很多阻碍,但他们在城市定居的意愿依然没有消失,因为城市确实有更多的就业机会,更好的教育条件、医疗条件。对于这些有了稳定生活并且基本在城市定居的人,人户分立的管理方式已经滞后了,也不利于管理。公安部目前的户籍政策是,除了放开小城镇户籍,一个更大的进步是,允许各地做户籍改革试验。在城市制定适合当地的户籍改革政策时,针对这些农业转移到城镇的人口,如果已经与农村脱钩,并有意愿在城镇就业和生活,应给予市民化待遇。新型城镇化进程中,人是少有的核心,如果缺乏户籍制度的根本改革,意味着作为核心要素的“人”不能自由流动,或缺乏保证自由流动的公平福利,这样的城镇化依然停留在计划经济的语境里,而不是市场思维下的城镇化。  时代周报:现有针对农民工的流动政策被流动中的非农人口群体所享受。这种情况有无解决办法?  李红玉:有些大城市推出了一些户籍改革办法,比如上海、广州等地实行的积分入户、积分入学等政策,只要累积到足够的积分就能获得当地户籍。但真正能够达到积分标准的,一般都是有学历的大学生和白领,而不是农民工。所以,考虑到这2亿多农民工群体,居住证积分制度不是长久之计。报告中也提到,可以通过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吸纳农村初中毕业生,通过技术培训,让他们成为掌握现代产业链条中先进工业技术的人。这样,完成他们的城镇化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目前流入城市的人有两种,一种是从农村流动到城市,一种是从城市流动到城市。后者的流动率要高于前者。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大学生,毕业后需要在该城市稳定工作和户籍。在制定政策时,要细致研究不同人群的需求,对不同类型的城市流动人口需要分类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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