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文史精华 作者：许述　崔军

核心提示：日本人大概知道有中国正规军到达上海的消息，八月九日，派了一个军曹，名叫大山勇夫到虹桥机场，要进机场大门，守门的就是化装保安部队的步兵旅士兵。这些士兵平时恨透了日本人，一见日本军人横冲直闯，不听制止，就坚决自卫，开枪打死了那个军曹。

本文摘自：《文史精华》2006年第08期，作者：许述　崔军，原题：《淞沪会战的导火索——虹桥机场事件》

1937年8月13日至11月12日的淞沪会战是中国8年抗战中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战役之一。卢沟桥事变之后，中国进入全面抗战时期。南京政府为了实现把日中战争变为世界战争，保卫宁、沪这一经济和政治中心，牵制华北日军兵力等目标，以主动的姿态开辟了华东战场，并扩大会战规模。而日本为达到迫使南京政府屈服的终极目的，由最初的被动应战到逐渐掌握战场主动，战役目标逐步扩大，由保护日侨、占领上海以北地区到全歼上海中国守军，也逐次增兵淞沪。双方都不肯放弃自己的目标，于是轮番增兵，形成了历时3月之久的大会战。如果说淞沪会战是一次连环大爆炸，那么，虹桥机场事件（日方称“大山事件”）就是引起这场爆炸的导火索。然而，这导火索是谁制造的，又是怎样引起连环大爆炸的呢？

日本人为什么去虹桥机场

虽然早在1932年，中日就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但双方互不信任，不断派人查探对方实力和动静。据时任上海保安总团第二团第二大队重机枪中队长的杨俊回忆，当保安团在上海市区暗置工事和兵力时，曾有两个人来抄门牌。在被问及是什么人、来干什么时，这两个人都不回答，所以杨俊怀疑他们是日探，命令卫兵脱下他们的鞋，发现其大脚趾叉开（这是日本人特有的生理标志）。此时这两个人才承认他们是日本海军陆战队的小队长和步兵曹长，而且还搜出了他们身上的日记本，里边记载了屋里机枪和官兵的数目。随后，这两个日军被关起来，遭到保安团士兵的痛打，次日才放出。这样的事时有发生，虽然日方多次向上海市府提出抗议，但由于上海没有日本陆军，所以日本海军陆战队也不敢造次，但日军飞机却多次飞临位于上海西郊的虹桥机场上空进行侦察。

西安事变后，张治中卸去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育长一职，专任京沪警备司令，下辖3个师，即王敬久的第八十七师、孙元良的第八十八师、宋希濂的第三十六师。为了掌握日军情况，为日后出击做好有针对性的准备，张治中也派人秘密进入上海市区进行侦察。据时任第八十七师第二六一旅第五二一团团长、后任该旅旅长的陈颐鼎回忆：“为了准确掌握日军部署情况，第八十七师呈准上级安排连长以上军官，身着便装，分批潜入上海市区进行实地侦察。”

但这些派去的军官们也没有能够掩饰住军人的身份而为日本人察觉，时任第八十八师参谋长的张柏亭回忆：“同行人员，则都光头西装，行动有点土里土气，多少引起日军怀疑。”

卢沟桥事变后，上海局势随之紧张，为了防备日军从上海发动进攻，蒋介石加强了淞沪一带的国防建设和武装力量。8月初，在原有第八十七、第八十八、第三十六师的基础上，钟松的第二师补充旅（后改为独立第二旅）划归张治中指挥。张向蒋介石建议派遣该旅一部化装成保安队员进驻虹桥机场，以防止日军夺取这一重地，作为支援其海军陆战队由虹口进攻闸北的支撑点。该建议得到蒋的同意，当时在场的何应钦曾提醒张治中：“文白，这是要闹出事来的啊！”

没想到不幸言中。随后，张治中即令钟松旅一个团化装成保安队进驻虹桥和龙华机场，其中一个精锐营乘夜经火车输送至上海，换上保安队服装，经小路到达虹桥机场。之所以要秘密开进，是因为1932年的《淞沪协定》规定中国军队只能驻在昆山、苏州一带，上海市区只有吉章简的两个保安团、警察局的警察、虹桥机场的守备连。为了使这一行动不打草惊蛇，旅长钟松特地换上便衣，和上海警备司令部参谋处处长朱侠、保安总队队长吉章简一起亲自布置。另一方面，由警备司令部出面，以北方局势紧张为由，与上海日本领事馆协商，规定日方官兵经过华界时必须事先通知中方。

然而，进入驻虹桥机场的中国军人虽然行动隐秘谨慎，但还是被嗅觉灵敏的日本人发现，并前来侦察。

对虹桥机场事件，许多关于抗日战争或淞沪会战的书籍和文章都是一笔带过，并且都认为是日方为达到其全面侵华的目的而蓄意制造的借口。而实际情况并非完全如此，据当时在上海参与负责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国际问题研究所工作、与淞沪战役相始终的顾高地回忆：

此事（指中国正规军秘密进驻虹桥机场）不久即为日本海军陆战队发现，八月九日下午由原驻白利南路（现长宁路）日本纱厂（现上棉五厂）之陆战队西部派遣队队长大山勇夫中尉，率士兵斋藤要藏驾车，循越界筑路的白利南路、比亚士路、牌坊路、虹桥路直闯虹桥机场入口处。机场守兵见有日本军人接近，即发枪将大山击毙在车内，斋藤急掉转车头循原路疾驶，机场守兵继续射击，斋藤弃车向田野间躲避，最后仍遭击毙。

时任第九集团军司令部作战科科长的史说则提供了更为详细的信息：

日本人大概知道有中国正规军到达上海的消息，八月九日，派了一个军曹，名叫大山勇夫到虹桥机场，要进机场大门，守门的就是化装保安部队的步兵旅士兵。这些士兵平时恨透了日本人，一见日本军人横冲直闯，不听制止，就坚决自卫，开枪打死了那个军曹。

显然，新驻虹桥机场的中国正规军与原驻保安队士兵不同，他们胸怀爱国热情和对日军的满腔仇恨，没有对付日本侦察兵的临场经验，又缺乏克制隐忍教育，他们用子弹代替拳头来教训日军也在情理之中。

机场守备部队在打死大山和斋藤后，发现日方没有后继兵力，赶忙打电话报告警备司令部，参谋处处长朱侠立即驱车前往处理。由于蒋介石曾明令要避免与日军发生小规模冲突，上海市府和警备司令部此时必须想法设法周全应付。据史说回忆：“淞沪警备司令部急了，参谋长董元亮与上海市长俞鸿钧商量，把一个死囚犯穿上保安部队服装，打死在虹桥机场大门口，说是日本军曹要强进机场大门时，先把我卫兵打死，以便与日本人交涉。”

布置妥当后，一方面，俞鸿钧向南京军事委员会报称“虹桥机场事件”系由两名日军越警戒线闯入机场，不听制止反而向机场守备部队开枪而遭还击毙命；另一方面，警备司令部情报科科长钟桓打电话给日本领事馆，询问其下午有无军人乘车外出进入华界，日方答称没有此事，钟桓要求其详查。半小时后，日方仍未查清，钟桓就问及大山勇夫其人。日方才着了慌，连忙乘车到警备司令部了解情况，并称大山嗜酒，可能因为喝醉而私自外出。钟桓则坚持认为是日方违约，故意派人前来滋事挑衅，并告之大山已经酿成大祸，还说由于天色已晚，等第二天再共同处理。日方欲打听出事地点及具体经过，被钟桓婉拒，日方理亏，只好回去等待。而当警备司令部与日本军方人员共同派人到虹桥机场大门口验看时，发生了提交法警检验的问题，中国方面要求交上海法院法警检验，日本方面要求交租界外国法警检验。关于尸检的具体情况，据时任《大公报》记者的杨纪回忆：

十日晚上，上海法医研究所所长孙揆方博士到报馆来告诉我，日军的两具尸体已被日方领回，被日军击毙的保安队士兵时景哲的尸体，市政府已交给他解剖，要证明是被杀的。第二天上午，我赶到真如的法医研究所时，已经有两个日本海军陆战队的军官和两个穿西装的日本人站在解剖室里。手术台上躺着一具尸体，背部有两个小洞，显然是手枪一类的兵器打的。法医们每当工作告一段落时，四个日本人不约而同地总是摇摇头，表示很不相信的样子。……晚上，孙博士又到报馆来告诉我，关于解剖尸体和踏勘现场的情况，市政府都不准发表。

11日下午4时，经共同调查后，上海市政府、淞沪警备司令部、日本领事馆、日本海军陆战队军司令部4方在市府开会谈判。由于察觉中国方面被打死的保安队队员有替身的嫌疑，日本驻上海领事冈本季正态度强硬地要求中国方面“撤退各街道上一切××××”。市府翻译不大懂军事术语，译为“防守部队”，而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精通日语及军事的警备司令部副官陈毅则译为“防御工事”。这一句关系重大，陈毅不敢坚持，最后只好以市府翻译的为准，向南京上报。会后，中国方面一边将沙袋和铁丝网撤除，离日侨较近的保安队步哨也于虹桥机场事件当晚稍稍后撤，一边进行应战准备。

南京政府接到报告，感到日方要求无法接受。而日本驻上海第三舰队司令长谷川清在10日确认大山两人被打死后，即命在日本佐世保待机的海军部队赶往上海，并于次日到达。11日，南京政府听闻日军第二舰队来沪，加上谈判无果，为防患于未然、保卫淞沪重地、争取国际干预、策应华北战场、争取战争主动权，决心围攻上海，主动开辟华东抗日第二战场。为此，南京统帅部于11下午9时电话命令张治中将全军推进至上海附近。张部即连夜开进，于次日晨进入上海市区。13日，两军前哨部队抢占有利地形时在八字桥遭遇，易谨营长向日军射出了第一枪。14日，淞沪大战正式爆发。

显而易见，“虹桥机场事件”无疑是引起淞沪会战连环大爆炸的导火索，但又并非中日双方有意制造。实际上，这是一起擦枪走火事件。由于日中处于侵略与被侵略的敌对状态，互不信任，不清楚对方的底线，从而导致了淞沪会战的爆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