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家在新疆阿克苏五团一连弟弟2006年超生只有医学证明落不了户口计生

我现在在新疆，新疆城市户口，现在怀孕了是第三胎，社区和计生办的人说不能生，让做流产，还说如果我不做流产的话就把我的亲人牵连进来，因为亲人是国家干部，也是他帮忙把户口迁过来的，请问我现在怎么办

【本文分上、下两篇，此为“上篇”，请在本公号中查阅“下篇”】

一、单独二孩实践表明当前生育意愿不高

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人口政策迈出了跨时代的一步——实行“单独二孩”政策。这次之所以如此谨慎，根据国家卫计委副主任王培安的解释，“如果‘同放二孩’，在放开后的头几年，妇女总和生育率可能会超过4.4（出生4700万），2027年总人口达到第一个峰值15.15亿，2044年达到15.35亿。如果‘分放二孩’，妇女总和生育率也将回升到3左右，2027年达到第一个峰值15.08亿，2045年达到第二个峰值15.14亿。”这种预测来自于蔡昉、李建民等20多位人口学家完成的《中国人口发展报告2011/12》。他们判断即便单独二孩，生育率也会反弹到2.4左右，到2050年仍将稳定在1.75左右。

王培安认为：“我国粮食安全以及基本公共服务资源配置规划，均是以2033年前后总人口峰值15亿左右作为基数制定的。” 因此这次采纳了国家卫计委和中国人民大学翟振武教授课题组建议的单独二孩方案：生育率将反弹到1.8以上，累计效应释放后，会波动在1.6-1.7；总人口将在2030年达到峰值14.53亿，到2050年为13.85亿。

翟振武在2014年3月的《人口研究》上发表论文解释了为什么不能全面放开二胎：生了1个孩子的15-49岁妇女有1.52亿，60%-70%有生二孩意愿，全面放开二胎的话，将累计多出生9700万人，每年出生人口峰值将达到4995万，生育率将达到4.5。

2014年7月10日，国家卫计委计划生育指导司司长杨文庄在新闻发布会上也采纳翟振武的数据，认为如果全面放开二孩，多生9000万人对经济社会的发展会造成很大影响。

我们认为，国家卫计委以及蔡昉和翟振武课题组的结论值得商榷。首先，以资源、环境为由设置15亿人口控制上限本身缺乏科学依据，易富贤在《大国空巢》第6章以及发表在《国际经济评论》上的论文《资源、环境不构成人口增长的硬约束》中进行了详细的论证，中国的人口承载能力远远超过卫计委的预测。其次，即便中国停止计划生育并千方百计鼓励生育，峰值人口也不可能达到15亿。易富贤在2007年版的《大国空巢》中分析认为“停止计划生育也难防止今后中国人口锐减” ，2008年在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的《研究报告》上发表《停止计划生育，鼓励生育已刻不容缓》，认为“允许独生子女生二胎只是杯水车薪”。

2012年王广州在《到底能生多少孩子？——中国人政策生育潜力估计》中也分析¹¹，如果2015年放开单独二孩，出生人口堆积与现行生育政策不变相比增加100万左右，超过200万的可能性很小；如果2015年全面放开二孩，补偿生育期间，每年会比政策不变多生600万左右，加上正常出生1500万，出生人口规模在2100万人左右（也远低于翟振武、蔡昉所预测的4995万、4700万人），高峰总人口约为14.39亿左右。考虑到2014年实行的单独二孩政策已经释放了一些补偿性出生，那么2015年全面二孩的额外新增出生规模将低于原有的估计。

再看看单独二孩实践情况。从2014年1月17日开始，各省陆续实行单独二孩政策；截至9月30日，全国只批准单独二孩申请70多万例，并且申请人数在逐月递减。根据各地的单独二孩申请，我们在《单独二孩实践表明生育政策亟待继续放开》、《从单独二孩实践看补偿性生育》中进行了系列分析，在《停止计划生育后会补偿性出生多少人？》中得出结论：单独二孩政策满一年只能会批准大约120万例申请，减去政策前怀孕的18万例和政策后原本打算超生的30万例，剩下的72万例以75%的出生/申请比（有人会怀不上或活产不了孩子，有人会主动放弃，比如上海的双独二孩出生/申请比只有50%）计算，只会多生54万人。补偿性出生在1－4年内以4:3:2:1的比例释放，那么每年多生54万、40.5万、27.0万、13.5万人，合计只会多生135万人，远低于国家卫计委和翟振武课题组所预测的1000万。

根据翟振武的预测，单独二孩政策后累计将多出生1000万人，全面二孩政策累计将出生9700万，是前者的9.7倍。那么把上面的数据乘以9.7，全面二孩后1－4年也只多出生524万、393万、262万、131万，合计只多生1309万人。单独家庭主要分布在城市，全面二孩是城乡受益，而农村原本就打算超生的比例高于城市，那么全面二孩多生人数应该会少于1309万。

2014年单独二孩政策出台后，已经释放了一些补偿性出生。2015年全面放开二胎的话，第一年（2016年出生）只会补偿性多生400多万人，正常出生以人口普查2010年的1383万计算，那么合计只出生1800万（总和生育率只有1.70），远低于翟振武、蔡昉课题组所预测的4995万、4700万。

由于目前的生育意愿已经只有1.8，停止计划生育，累计补偿性出生也不会到2000万，峰值生育率能达到1.9、2.0（出生规模为2000万、2200万）就算很不错。即便是最夸张的估计，峰值出生人数达到2500万（事实上不可能），也不过相当于中国1986－1990年、印度近年的出生水平，没有什么可担心的。年年均出生2800万，也照样过来了。

单独二孩的实践表明，人口生育政策亟待继续放开。本报告对人口政策调整后中国年的人口形势进行了展望。

二、人口预测原理和参数

人口增长=出生-死亡+迁移。本报告采用国际通用的队列组元方法（The Cohort Component Method），以2010年人口普查的年龄结构数据为基础，利用人口平衡公式：Pt+1=Pt+Bt-Dt+Mt，其中Pt、Bt、Dt、Mt 分别代表各项人口变动要素，即t年的人口数、出生数、死亡率、净迁入人数，以单一年龄组别移动推算出未来男、女性单一年龄人口。中国目前国际净迁移人口比例还较低，也难以估算，姑且忽略。

孩子是由15-49岁育龄妇女生的。n岁妇女数乘以n岁年龄别生育率，比如，某年30岁妇女共1200万人，30岁的年龄别生育率（该年龄组该年人均生孩子数）为0.0447，那么该年共生了53.64万个孩子。再将15-49岁妇女所生孩子数合计。

某年男、女出生数由该年出生总数根据出生性别比计算而得。比如某年出生1300万孩子，出生性别比为110（男：女=110：100）。那么男婴为1300万×(110÷210)=681万；女婴为1300万×(100÷210)=619万。

2、死亡：年龄组别移动

0岁人口：由出生人口数乘以该年0岁存活概率

1-99岁人口：t年x岁人口数=(t-1)年(x-1)岁人口数×t年x岁人口存活概率

100岁以上人口：由于100岁为人口推算的最后一个年龄组，代表100岁及以上人口数，因此该年龄组t年人口数并非如1-99岁公式那样以t-1年99岁人口数计算而得，而改以t-1年99岁及以上人口数取代之，公式为：

t年100岁及以上人口数=(t-1)年99岁及以上人口数×t年99岁及以上人口存活概率

存活概率=1-死亡概率，死亡概率可从相应预期寿命下的生命表（本报告采纳台湾的生命表）查到。

比如2015年5岁男性人口=2014年4岁男性人口数×2015年5岁男性人口的存活概率，2014年4岁人口数与2015年5岁人口数之间的差值是死亡数。同样，女性也是如此。

日本国立人口与社会保障研究所预测了日本年的人口变化，台湾“行政院”经济建设委员会预测了台湾地区年人口变化。本报告作者用日本和台湾地区的参数对日本和台湾地区的人口进行了预测，结果与日本和台湾地区公布结果完全一致，表明本报告作者对日本和台湾地区的这两份报告的理解没有偏差，表明我们的估算方法是可靠的。

在预测中国未来的人口时，需要预测中国未来的生育率和其他参数，我们用跟中国大陆文化传统类似的台湾地区和韩国做参照。

（1）预测起点的基础人口结构数据：2010年0-100岁的男女人数。

2010年人口普查公报人数为人，比普查短表《表3-1全国分年龄、性别的人口》的人多出6913983人，包括现役军人2300000人，难以确定常住地人口4649985人。2010年中国的参军最低年龄是18岁，230万现役军人中，假设200万是18-21岁，其中男性90%，女性10%。剩下的491万人（总人口的0.37%）中，假设全部是0-59岁人口（60岁以上人口流动较少），依照短表3-1的0-59岁各年龄、性别比例补充到各年龄组中。

（2）出生所需参数：补偿性出生、总和生育率、出生性别比、生育模式。

总和生育率和补偿性出生是人口预测的难点，在下文单独分析。

出生性别比：中国出生性别比长期高达120左右，即便停止计划生育，这种惯性很难立即改变。目前台湾地区、韩国、新加坡、香港特区的出生性别仍然有107、108，台湾地区人口预测也是假设今后出生性别比为107。假设中国的出生性别比在年为119，年为118，然后线性下降到2040年的107，稳定在107直到2050年，年为106。

生育模式：由于社会发展导致育龄的推迟，生育模式（将总和生育率修正为1.0的情况下的年龄别生育率）不断改变。年采用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中国大陆2010年的生育模式大致相当于台湾地区1990年的水平。假设今后的生育模式的变化一直滞后台湾地区20年。以2010年大陆人口普查的生育模式和台湾地区2013年的生育模式（相当于大陆2033年）为坐标，大陆年之间的生育模式由二者线性穿插获得；大陆年的生育模式采用台湾“行政院”经济委员会的预测数据年的生育模式（将年龄别生育率除以总和生育率）。在预测时，将总和生育率乘以生育模式，可得出年龄别生育率。

（3）死亡所需参数：每年各岁死亡概率。

国家统计局公布，2010年中国大陆人口平均出生时预期寿命达到74.83岁，相当于台湾地区1994年的水平。假设大陆今后寿命延长一直落后于台湾地区16年，2020年男、女分别为74.7岁，80.7岁，2050年为79.8岁、85.7岁，2080年为82岁、88岁。年的男女预期寿命、死亡概率采纳台湾地区年的生命表的数据（年的生命表是台湾"行政院"发展委员会公布的数据，由于预期寿命和死亡概率有波动，因此用这套数据计算的中国年的死亡人数有波动；年采纳台湾“行政院”经济建设委员会的预测数据）。

三、现在和未来生育率的判断

1、中国生育率需要达到多少？

2006年《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认为“总和生育率在未来30年应保持在1.8左右”。蔡昉课题组的《中国人口发展报告2011/12》也将未来的目标生育率定为1.8。2013年11月翟振武解释为什么实行单独二孩政策时说，“完善和调整目前的计划生育政策，使生育率向1.8靠拢”。

其实将目标生育率定在1.8是错误的。人口的可持续发展是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前提。要保证人口相对于上一代不增也不减，理论上一对夫妇只需生2个孩子。但是由于部分小孩会夭折，正常出生性别比（以女孩为100）为102-106，因此总和生育率（妇女人均生孩子数）应该高于2.0才能维持人口的世代更替。以发达国家为例，每出生205个孩子中有105个男孩、100个女孩；约2%的人在育龄前死亡，那么活下来的98个女孩每人需要生2.09个孩子才能使得总孩子数为205个。因此发达国家通常说世代更替水平生育率是2.1。

而中国2010年人口普查显示0-4岁性别比高达119，也就是每出生219个孩子只有100个女孩。《2013中国卫生统计年鉴》显示2009年女婴死亡率为2%（发达国家只有约0.4%）差不多有4%的女孩在育龄前死亡，那么剩下的96个妇女需要每人生2.28个孩子才能让孩子总数达219个。就是说，中国的世代更替水平生育率应接近2.3。

由于有单身、不愿生育、生育障碍等人群，一个正常的社会应当是主流家庭生三个孩子，部分家庭生一个、两个、四五个甚至更多孩子。比如一个人群共182个孩子，其中90个来自3孩家庭，40个来自2孩家庭，32个来自4孩家庭，10个来自5孩家庭，10个来自1孩家庭，似乎生育率很高。其实：30个妇女生3孩，20个妇女生2孩，8个妇女生4孩，2个妇女生5孩，10个妇女生1孩，外加10个妇女没有生育（超过1/8家庭存在生育障碍），共80个妇女，人均只2.275个孩子，还达不到更替水平。

如果生育率高于更替水平，人口会不断增加；低于更替水平，几十年后将出现人口减少、严重老年化和经济衰退。

2、中国目前的生育率有多高？

中国的生育率在1990年后就一直低于更替水平，2000年、2010年人口普查显示只有1.22、1.18，抽样调查显示2011年、2012年、2013年只有1.04、1.26、1.24，这些客观数据互相印证，说明中国早（至少在1990年后）就应该废止计划生育了。

但是国家卫计委和中国人口学会以前一直将生育率修正为1.8；2011年后仍然依据“千村生育率调查”、公安数据、小学招生数据，将生育率修改为1.5、1.6。国家统计局也公布生育率为1.5、1.6，2011年、2012年、2013年出生1604万、1635万、1640万人。蔡昉和翟振武两个课题组的预测都建立在目前生育率为1.5、1.6的基础上。

其实他们的理由是经不住推敲的。“千村生育率”明显“虚高”，因为现在农村育龄妇女大多进城，大多选择回老家生孩子。

用公安户籍数来推测生育率也是不准确的。目前与户籍挂钩的个人权利（包括孩子入学）有20多项，人们有获取多户口的强大动力，“房姐”、“房妹”现象很普遍。2009年以来，公安机关清理注销重复户口200多万个。还有更多的死亡未销户口。

国家统计局公布年每年增加人口稳定在600多万，是建立在“目前生育率为1.5、1.6，每年只死亡900多万人”的基础上的。但是其实出生存在大量水分，而每年死亡人数早就超过了1000万，因此近年实际年增人口只有300多万人，2013年总人口根本没有136072万人。以陕西为例，统计公报显示，2013年末，常住人口3763.7万人，出生37.62万人（2009年、2011年出生38.57万、36.45万人），死亡23.11万人，增加10.61万人。但是2010年人口普查显示陕西省0岁人口只有33.47万；2014年1-7月，注销重复户口42460个，注销死亡未销户口10.5万个。

小学招生数据水分更大。农村义务教育经费由中央和地方按比例分担，现在西部地区为8:2，中部地区为6:4，东部地区按照财力状况分省确定分担比例。学校和地方政府有强大的动机通过虚报学生数以获得更多的经费。比如2012年全国小学1-5年级为8141万人；但是2013年小学2-6年级只有7665万人，一年之内就减少476万人。再比如湖南省邵阳县，年统计公报显示这5年小学招生合计为71522人，但是2013年电子学籍显示2-6年级只有51253人（少了28%）。小学和初中是义务教育，普及率接近100%。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出生人数其实是参照教育部的小学招生人数（2010年人口普查短表1-6岁人数的确定也应参照了小学招生）。由于小学招生水分很多，意味着国家公布的出生人数水分很多。以年出生人口为例，年出生人口在年开始上小学，2010年时为9-11岁，2013年读初中（一、二、三年级）。国家统计局公布年出生5307万人，公布年小学招生5137万人，二者接近；但是2010年人口普查的9-11岁人口只有4264万，2013年初中在校人数只有4440万。以2013年初中人数为标准，说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出生人数有20%水分。而2013年的初中人数其实还有水分，因为初中毛入学率应高于105%（甚至超过115%）。

国家统计局公布2011年、2012年、2013年出生1604万、1635万、1640万人，那么生育率接近1.5；但是如果扣除20%的水分（十多年来已经累计了数千万水分），那么这三年只出生1337万、1363万、1367万，生育率只有1.2左右，与抽样调查显示的生育率（2011年、2012年、2013年为1.04、1.26、1.24）基本一致。

可见，修正后的1.5、1.6的生育率是不可信的，还是客观调查的生育率更可信。

依照惯性，国家统计局应该会公布2014年出生1640万左右，死亡980万左右，增加660万左右人口，人口总量约为136700万；但是其中出生将有20%左右水分，死亡却漏报几十万。因此，本报告近期的人口总数将比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要少，死亡人数比统计局公布的要多。

3、根据社会发展水平诊断中国的生育率

其实社会越发达，教育水平和养育成本越高，生育意愿越低，婚龄、育龄越晚，不孕率越高，丁克、单身人群比例也越高，生育率也因此就越低。人类发展指数（HDI，联合国使用的一项反映社会发展水平的综合指标）、人均GDP都与生育率直线负相关。

本文台湾地区的生育率来自台湾“内政部”网站，韩国的生育率资料来自韩国统计资料中心，印度年生育率来源印度人口普查和官方公布的抽样调查，其他来源世界银行的数据库。

中国2012年的HDI相当于韩国1986年、古巴2001年、伊朗2006年的水平；当年这些地区的生育率分别为1.58、1.63、1.87。

以时空可比的1990年国际元为标准，中国大陆2010年的人均GDP相当于台湾地区1987年、韩国1989年、泰国2005年的水平；当年这些地区的生育率分别为1.70、1.56、1.54。

印度HDI最高的5个邦在2012年的生育率只有1.7、1.8。中国倒数第一、第二的西藏、贵州的HDI分别相当于印度排名第7的泰米尔纳德邦、第3的旁遮普邦，2012年这两个邦的生育率都只有1.7。中国人均GDP倒数第一的贵州的人均GDP介于印度的安得拉邦、西孟加拉邦之间，中国倒数第二的云南的人均GDP介于印度的喀拉拉邦、喜马偕尔邦之间¹¹¹²，2012年这4个邦的生育率都只有1.8、1.7。

以印度为对照，如果没有计划生育，连西藏、贵州、云南的生育率目前也只能达到1.7、1.8。但是由于生育文化的差异，在同等发展水平下，华人的生育率比印度人要低。比如2000年新加坡的华人、印度人的生育率分别为1.43、1.59；2010年马来西亚的华人、印度人的生育率分别为1.8、2.0。

综上所述，根据社会发展水平判断，如果没有计划生育，那么中国2010年的生育率只有1.6左右，还将继续下降。在独生子女政策下，总和生育率竟然还有1.5、1.6？单独二孩政策能将生育率长期稳定在1.6-1.8？

4、根据生育意愿看中国的生育率

生育意愿与现实生育率存在巨大差距。年台湾地区的总和生育率只是理想子女数的58%，比如2008年理想子女数是2.0个，但是实际生育率只有1.1。

1992年-2010年，日本总和生育率只是理想子女数的51%－57%，比如2005年理想子女数是2.11个，但是实际生育率只有1.26。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提供的2000年前后的数据显示，24个国家的总和生育率平均只是理想子女数的63.5%。比如爱尔兰、英国、美国、德国的理想子女数为3.03个、2.53个、2.67个、2.40个，但是实际生育率只有1.89、1.65、2.06、1.37。

多项调查显示，中国目前平均每个家庭平均想要1.86个孩子，是世界最低。据此判断，即便没有计划生育，生育率也难以达到1.5。在严厉的计划生育政策下，目前的生育率能有1.5、1.6？全面放开二胎后，能长期稳定在1.8？

5、根据二孩试点看中国的生育率和补偿性出生

20世纪60年代新加坡、台湾地区、韩国提倡只生二胎，随着经济发展，生育率从5.0以上的高水平快速下降；80年代之后相继出台鼓励生育政策，但并未出现补偿性出生高峰，目前生育率徘徊在0.9-1.2的超低水平上。伊朗于1989年提倡二胎，生育率从1989年的5.2剧降到2005年的1.8；2005年鼓励生育，也未出现补偿性出生高峰，生育率并未回升。

中国从1980年代开始在恩施、翼城、承德、酒泉这4个800多万人口的地区全面放开二孩，但是作为一个整体，2010年的生育率只有1.52，还是因为经济文化落后。“二胎区”2010年人均GDP只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2/3，城市化率只有36.85%，低于全国的49.68%，只相当于全国2001年的水平。可见，即便全国从20世纪80年代就放开二胎，2010年的生育率也低于1.5。试点说明全面二孩是远不够的。

并且，全国其他地方由于实行了三十多年的独生子女政策，已经形成了生育的“爬蚤心态”。比如湖北省长阳、五峰这两个经济落后的少数民族县，2000年生育率分别只有1.19、1.14；经省人大批准放开二胎后，并没有出现补偿性出生，2010年生育率分别只有1.13、1.27。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汉族人口在实行独生子女政策十几年后改为允许生二胎，也没有出现补偿性出生高峰和生育率反弹，“十五”、“十一五”时期，生育率都稳定在1.0左右。

上海户籍人口中有200多万个双独家庭，但是2008年实行双独二孩政策以来，5年只收到15000例申请，只生下7000多二孩。河南2011年在全国最后才实行双独二孩政策，当时预计每年将多生1.8万人；但是两年来，仅有600多个家庭生了二孩。

2014年单独二孩申请率如此之低（尤其是东北和华北），说明民众的“爬蚤心态”已经非常严重。

6、根据一孩生育率判断中国的总和生育率

卫计委和一些人口学者不认可2010年人口普查1.18的生育率，理由是有出生“漏报”。如果存在“漏报”，主要是二孩或以上孩次，一孩都是合法的，没有必要漏报。

2010年一孩生育率为0.728，二孩及以上孩次生育率为0.460。2010年中国大陆的社会发展水平相当于台湾地区1987年前后的水平；1987年台湾地区的一孩生育率为0.70（1986年、1988年为0.70、0.73），与大陆2010年的0.728一致。说明2010年中国大陆人口普查的一孩生育率是可信的。如果二孩及以上孩次漏报15%，那么总和生育率也只有1.269，出生1384万（与人口普查短表1384万一致）；即便二孩及以上孩次漏报25%，那么总和生育率也只有1.342（出生1462万，这种可能性比较小）。2010年总和生育率要达到1.5（出生1635万），意味着二孩及以上孩次漏报了41%，2010年总和生育率要达到1.6（出生1744万），意味着二孩及以上孩次漏报了47%，这可能吗？可见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1年、2012年、2013年出生1604万、1635万、1640万人，是根本值得怀疑的。

纵观日本、美国、台湾地区、欧盟各国，当一孩生育率在0.82以下时，与总和生育率直线相关。中国2010年的一孩生育率相当于美国1976年、加拿大2006年、2009年的水平；美国1976年的总和生育率只有1.74，加拿大2006年、2009年的总和生育率为1.59、1.67。意味着即便没有计划生育，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也只有1.6左右。

日本年、2011年日本各地、台湾地区年的一孩生育率与总和生育率的相关系数为0.925。2010年全国、城市、农村的一孩生育率分别为0.728、0.675、0.771，根据日本、台湾地区的一孩生育率与总和生育的相关性公式计算，如果没有计划生育，全国、城市、农村的总和生育率只有1.630、1.449、1.776。2010年北京、上海、东北的一孩生育率低于0.6，比东京还要低（1995年以来总和生育率只有1.0-1.1之间）。在严厉的独生子女政策下，全国的总和生育率竟然还有1.5、1.6？

中国的一孩生育率在直线下降，从1989年（1990年人口普查）的1.00下降到2000年的0. 867、2010年的0.728，相关系数高达0.9997。这种下降速度是惊人的，说明人们的生育观念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如果继续这种趋势，那么2015年一孩生育率只有0.632（台湾2003年的水平，该年总和生育率为1.24）。当然，2010年之后很可能并非直线下降，但是继续快速下降是肯定的。

就是说，根据一孩生育率判断，如果没有计划生育，2010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还能达到1.6左右，而2015年连1.5都达不到了。

综上所述，根据中国的社会发展水平、生育意愿、二孩试点和一孩生育率综合判断，如果没有计划生育，2010年的总和生育率也只能达到1.6左右（不考虑补偿性出生）。

7、台湾地区、韩国的生育率变化

以2010年以前老的人类发展指数（HDI）标准，中国2008年的HDI，相当于韩国1989年、台湾地区1987年的水平。而台湾地区的HDI超前韩国2年。以2010年后新的HDI标准，中国2012年的HDI相当于韩国1986年。中国大陆2010年的人均GDP（以时空可比的国际元为标准）为$8032，相当于台湾地区1987年、韩国1989年的水平。

综合判断，中国大陆的社会发展水平分别滞后于台湾地区、韩国23年、21年，教育模式和城市模式也基本是沿着韩国、台湾地区的老路走（而不是日本的老路），韩国、台湾地区的人口变化规律对中国大陆有借鉴作用。在鼓励生育的情况下，台湾地区的生育率从1987年的1.70下降到2013年的1.065¹²，韩国生育率从1989年的1.56下降到2013年的1.19。

以台湾地区和韩国为参照，假如中国大陆停止计划生育，那么生育率将继续下降到2035年的1.1左右。中国大陆不但需要尽快停止计划生育，而且需要出台比台湾地区、韩国更有效的鼓励生育政策，才能遏止生育率下降趋势，恢复社会可持续发展能力。

由于中国三十多年的独生子女政策，改变了人们的生育观念，整个社会和经济结构也都是围绕着独生子女政策，这种格局很难改变。中国大陆一孩生育率下降速度就快于韩国、台湾地区当年，现在理想子女数已经比韩国、台湾地区还要少了。因此，中国大陆的生育率下降速度将快于台湾地区和韩国。

8、中国未来生育率和补偿性生育判断

由于正常怀孕266天（从受精到出生共266天），只有4月9日前怀孕才能在当年出生。本报告假设“两会”期间通过人口政策调整方案，4月9日在全国全面施行，那么对当年的出生人数没有影响，出生高峰是从第二年开始。虽然2014年实行了单独二孩政策，但是4月9日之前怀孕的只有几万人，对2014年的出生几无影响，2015年也只会多生约54万人。假设年，如2010年一样每年出生1384万人，2015年出生1438万。

本报告的“台韩老路”是指将台湾地区1987年和韩国1989年的生育率平均，相当于中国大陆2010年；将台湾地区2011年和韩国2013年的生育率平均，相当于中国大陆2034年，中间年份依此类推。

2012年8月，台湾“行政院”经济建设委员会发布的《2012年至 2060年人口推计》，分中、高、低三个方案预测了未来生育率变化。本报告“台湾高方案”、“台湾中方案”、“台湾低方案”是指将台湾高、中、低方案下2012年的生育率相当于中国2035年，将台湾地区2057年的生育率相当于中国大陆的2080年，中间年份依此类推。

高方案：2015年全面放开二孩，2016年开始的“十三五”规划全面停止计划生育。2016年、2017年、2018年、2019年分别出生（正常出生+补偿性出生）1900万、2000万、1850万、1750万人。年的生育率假设同“台韩老路”，年的生育率同“台湾高方案”。

中方案：2015年继续单独二孩政策，2016年全面放开二孩，2017年中共“十九大”之后于2018年全面停止计划生育。今后鼓励生育的力度同台湾、韩国。2016年、2017年、2018年、2019年、2020年分别出生1425万、1800万、1700万、1800万、1700万人。年的生育率假设比“台韩老路”低5%，年的生育率同“台湾中方案”。

低方案：2015年继续单独二孩政策，2016年分省（或分人群）放开二孩，2018年全面放开二孩，2020年全面停止计划生育。2016年、2017年、2018年、2019年、2020年、2021年分别出生1425万、1450万、1400万、1450万、1400万、1450万人。年的生育率比“台韩老路”低10%，年的生育率同“台湾低方案”。

关于方案设定的几点说明：

1、本报告假设近年正常出生为1384万，是根据2010年人口普查短表的0岁人口计算的，生育率为1.27左右；但是人口普查长表显示2010年生育率只有1.18，国家统计局的抽样调查显示2011年、2012年的生育率只有1.04、1.26，那么近年正常出生能否达到1384万还有疑问。并且即便2010年真出生1384万，到2021年也远低于此数了（生育率下降、育龄妇女减少）。因此实际人口比本报告的相应方案还要少。

2、中国未富先老，劳动力开始负增长，经济开始减速，老年抚养比高，今后经济前景不容乐观，年轻人不堪重负，生活压力（包括就业压力）将很大。实践证明，经济衰退往往导致生育率下降，比如美国在大萧条时期，生育率从年的3.18下降到年的2.18，下降31%；2008年经济危机之后，生育率由2007年的2.13下降到2010年的1.93、2013年的1.87。一战、二战期间，欧洲都因为经济困难等原因出现生育率下降。苏联解体后，经济衰退，俄罗斯生育率从1989年的2.01下降到1993年的1.37、1999年的1.17。

3、三十多年的独生子女政策一方面既使得民众形成了生育的“爬蚤心态”又产生了一个庞大的阻碍政策调整的利益集团，并且政府也会出于“政策连续性”等考虑，不敢全面否定过去的控制人口政策（人口政策调整就必然缩手缩脚），也就更不可能如俄罗斯那样大刀阔斧地鼓励生育。

4、中国现在处于城市化加速阶段，是生育率跳跃性下降的阶段；而城市规划全部是以民不聊“生”的模式进行规划的，并将惯性地延续着，比如连县城都是每平方公里超过1万人（而东京、伦敦也只有6000人、5000人）。

5、由于生源减少和大学扩招，加上独生子女承载着家长所有希望，使得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将不断提高：增加家长的养育成本，提高年轻人的就业压力，改变生育观念，延迟、挤压婚育时间，抬高婚育门槛。

因此，今后总和生育率沿着低方案（甚至更低）下降的可能性很大。

在上述三个方案之外，我们考虑了理想状态下中国人口的变化情况。这取决于对“理想状态”的理解和设定。国家卫计委和中国人口学会长期宣传理想生育率是1.8，而我们认为生育率应该稳定在更替水平上。

生育率稳定在1.8： 年总和生育率稳定在1.8。

生育率稳定在2.1：年总和生育率稳定在2.1。中国近期的世代更替水平接近2.3，但是远期（出生性别比、婴儿和儿童死亡率下降）是在2.1左右。

这样，我们在本报告中就考虑上述5种情况下中国的人口变化。

文章来源：《中国发展观察》2014年第12期，原标题为《从单独二孩实践看生育意愿和人口政策——年中国人口形势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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