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侵华日军制造的又一惨案：湖南厂窖3万人惨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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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厂窖“千人坑”[图片来源：中国新闻网]　　图中所示黑点为厂窖镇所在。厂窖又名汉太垸,原属汉寿县,后划归南县。它由13个小垸组成,总面积50多平方公里,位于烟波浩淼的洞庭湖西北岸、南县的西南角上,三面环水,形如半岛。这里土地肥沃,物产富饶,盛产稻米、棉花、菜油、鲜鱼,是典型的江南鱼米之乡。[图片来源：中国新闻网]　　即使是在64年后，那如同刻进心底的惨痛记忆仍然会刺痛心灵。　　今年12月初，记者在厂窖惨案发生地――益阳市南县厂窖镇采访，当听到从当年日军刺刀下逃生的幸存者，叙述那些恐怖的日子时，仍然觉得不可思议――那到底是人间还是地狱？人怎么可以这样泯灭自己的良知，去屠杀自己的同类？　　幸好，我们还有幸存者来见证历史。可是，这些经历伤痛的历史见证人，已日渐减少。　　郭鹿萍：身体被刺穿后麦田里逃生　　在夜色笼罩的灯光下，从日军刺刀下逃生的郭鹿萍老人撩起衣服，露出了被日军刺刀刺穿过的腹部。肚脐上面，一块肉深深陷了进去，不仔细看，就如同长有两个肚脐。　　12月4日晚上，82岁的他再次回忆那一场景时，仍然愤怒不已。　　“日前两天，我们那里(汀浃洲)人来人往，到处是逃难的人，日本人的飞机在天上来回扫射。”他回忆说，逃难的人带了大堆小堆的东西，当时厂窖地上、河里到处堆满了衣服、被子、粮食等各种物资。　　郭家当时开了一个药铺，5月7日，家里已经把女眷和弟弟全部送到桃江避难去了，父子俩舍不得丢开家，就留守在家里。可形势越来越紧张。他和父亲离开了家，躲到了不远处一个李姓大户家。那个屋子最后躲了100多人。　　日，十多个日军包围了房子，把他们赶到了附近一个小学的坪里，100多人被分成三群，用绳子绑住右手连在一起，然后要他们靠墙站住。就在他们惊惶不定的时候，日军操起刺刀就捅进了排在第一个的曹木匠身上。曹喊了声“日本鬼子真的杀人啦”随后歪倒在地。　　郭老告诉记者，他被刺刀从肚脐上面一寸处刺进，从右肋骨处刺出。后面补刀的日军又在他前胸处捅了八九刀，幸亏不深，才得以存活。　　日军走后，还有几个人没有当场死亡，有些人的肠子露了出来，痛苦的呻吟一直不断，有人喊着要喝水……后来慢慢地，他失去了知觉。半夜的时候，他从昏迷中醒来，费了半天的劲才解开手上的绳索，然后向附近30米处的麦田爬去。短短的三十米，他估计自己至少爬了一个多小时。　　带着重伤，他在麦田里的死尸中间躲了一天两夜。伤口失血很多，他就吃旁边的一些青豆。日军退去之后，他才被人发现，后来居然奇迹般地活了下来。　　刘银山：在死尸堆里活了下来　　1943年，他在这里死里逃生，侥幸从日军的刺刀下活了下来。12月5日，在充满田园风味的家里，他艰难地回忆着那一幕。　　全成村离厂窖不远。那时属于汉寿县作新乡五保的第四甲。1943年的5月9日之后，一批又一批的日军进入这里。　　他和20多人躲进了屋前的那条沟里，结果被日本人用刺刀捅杀，13人被杀。其中就有他的父亲。　　“我被捅了几刀，有一刀从我腋窝这里刺进来，很深，流了很多血。”刘银山老人脱下衣服亮出明显的伤疤，说他后来就躲在死尸堆里，居然活了下来。　　不到3天，这个甲近200人被杀了，其中还有不少是外地逃难的难民。在他家附近的一条废堤上，日军先后强迫200多个老百姓跪倒在地，然后架着机枪扫射，大部分的人被杀掉了。　　刘老握紧了拳头说，当时村里有个年轻汉子被抓后绑到树上，鬼子用刺刀捅进他的肚子，让他活活死去。一个妇女在几个鬼子轮奸后，竟然又用刺刀捅进她的身体，把皮肉绞碎。杀人之外，日本鬼子还疯狂地烧毁房屋。刘老说，当时他们村的房子多是茅草房，一烧就没有了。第四甲40多户人家，就只有3户人家的房屋没有被烧掉。一个村就这样被他们毁掉了。　　“我们隔壁的瓦连堤，70多户被杀绝，那条堤后来被称做绝户堤。”　　希望能得到日本赔偿和道歉　　没有向日本索赔，一直是郭鹿萍的遗憾。　　1994年，他的侄子看到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的消息，告诉了他民间对日索赔的消息，于是他就写信给民间索赔发起者童增写信。不久后，童增回信告诉了他民间索赔的程序。但由于经济等多方面的原因，郭老没有成行。　　据邓德安介绍，由于缺乏组织者和经济方面的原因，厂窖遇难者的家属、幸存者目前还没有一个正式向日本提起索赔的程序。　　郭鹿萍老人说，他希望得到日本人的赔偿，得到他们的赔礼道歉。&
（责任编辑：刘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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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诉二战期间日军侵华罪行专贴收藏
我将每日发一贴控诉日本罪行云南腾冲作协会员回忆日军十种主要杀人方法采访时间：日 　　采访地点：云南省腾冲县 　　见证人：段培东　1934年生，腾冲县小溪乡人，8岁时亲眼目睹日军占领腾冲，目击日军烧杀抢掠。现为腾冲作家协会会员，被誉为“滇西抗战的‘活资料’”。腾冲陷落的历史，就是腾冲百姓的受难史———从1942年5月到月间，滇西百姓吃了太多苦，受了太多罪。下面我就说说日军占领腾冲后的十种主要杀人方法。 　　■用刺刀戳死 　　这是日兵最喜欢的一种杀人方式，最能“显示”出日本兵的“武士道精神”。1941年5月，我在逃难时就亲眼看到一群日兵用刺刀向一位手无寸铁的年轻人戳去，直到把那个人戳得没有声息，才又狂笑着走了。日，日本侵略军往腾北进行扫荡。当晚，进驻碗窑乡茶子园。他们抓了13位老弱妇孺，然后用刺刀一一把他们戳死，有的刀眼多达11处。同一天在碗窑村的红木树园、三元宫，日军把34名尚未来得及逃难的老百姓全部抓起来，统统用刺刀捅死。 　　■用排枪射死 　　1942年5月，日军沿界头翻越高黎贡山追击我军护 　　路营，至怒江栗柴坝渡口，将正在撤退的海关人员和难民100多人拦住去路，强迫他们跪在江岸上，用多挺机枪扫射，全部死亡。日，日军到中和扫荡，这一天里就杀害群众39人。其中，在屈家营抓住的9人，全部让他们在樊家坡前一字站好，用排枪射死。日军在扫荡途中，看见村民屈在福在山上挖野菜“有伤风化”，樊有福回村背粮食是“抢皇军口粮”，均开枪射杀。类似情况在滇西不计其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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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埋 　　马站街的群众4人和腾冲北门何家寨的两名青年被日军 　　抓住后，让他们自己挖坑，然后自己填埋，直到只有头露在外面时放野狗撕咬，当看到这4人脸上的肉被野狗撕扯分食，日军兴奋得手舞足蹈，连声叫好。 　　■上绷杆 　　中和乡农民郭汝兴被扫荡的日军抓获，绑在绷杆上，每天用小刀从他的身上割下一些肉，然后任由蚊虫、蚂蝗叮咬，直到被活活地折磨死。 　　■上甩杆 　　在保家乡，扫荡的日军把抓获的老百姓脱掉裤子，从**里拉出大肠头，拴在甩杆尖，一放甩杆，一整串肠子被拉出来致死。随后，围观日军兴高采烈地相互切磋拉出大肠头和使用甩杆的技巧。 　■油锅烹炸 　　上北乡保长戴广仁、张德纯是zhong guo远征军第71军军长钟彬委任的老山岗电台谍报，被日军发现后捕获，严刑不招，于是以滚油将其烹饪，锅内还撒上盐巴，人肉被日军分食。■锯子锯解 　　日军攻击向阳桥不利，退返公坡，逼迫下北乡第4保甲长张启福带路出小回街，启福即把日军带入中国远征军第36师的伏兵处，日军被歼30余人退至海口。日军遂在三官庙用锯子解下张启福的首级，悬示村外。 　　1944年6月，在曲石徐家寨旁的紫薇花树林里，日军将俘获的6名中国远征军分别用铁丝捆绑在树上，用3把大解锯肢解，有两个被日军从两眉中间锯成两半，一半瘫在树下，一半还被铁丝捆着手膀粘在树上。有一个从头顶锯到脖根，脑壳一分为二耷拉在肩膀上，脑浆流了一地，和血浆在一起，分不清红白来。另两个被锯到大胯，也是血肉模糊的在树下瘫成一堆。另外一个则是用刺刀从太阳穴扎进去，树上钉着人头，而尸体却在两丈以外被剁成了肉泥。 以上所述，是日军在滇西使用的比较典型的杀人方法，实际上他们还有许多其他方法，比如将活人直接上架烧烤，再用步枪通条串烤肉吃；再比如将初生婴儿用刺刀挑上天空，在刺刀尖上扔来扔去“练传球”，若没接住罚做俯卧撑30个…… 　　《北京青年报》记者　陆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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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华日军731部队643支队罪恶真相(组图)核心提示 　　1945年12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以研究各种新式细菌武器和制造各种器材罪，对在中国犯下滔天罪行的12名日本细菌战犯进行了审判，12名细菌战犯除10人来自“731”部队本部外，其余两人尾上正男和菊地刚光来自“731”部队所属海林“643”支队。 　　经过多年的调查走访，黑龙江省海林县档案局退休干部程吉思终于揭开了海林“643”支队的罪恶真相。
“我所领导的‘643’支队，曾从事培养鼠类和传染鼠疫的跳蚤，并将这些跳蚤送往‘731’部队，用以制造细菌武器……”日，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曾任侵华日军“731”部队海林支队支队长的尾上正男陈述说。 　　然而，除了被告尾上正男和菊地刚光在法庭上的供词外，海林支队从事细菌研究和制造的罪行没有得到其他旁证加以证实。从事县志研究和编撰工作的海林市档案局退休干部程吉思，经过多年的调查研究，终于揭开了侵华日军“731”部队海林“643”支队研究并制造细菌武器的真相。 　　坐落在“细菌部队”遗址上的村落 　　1935年，侵华日军根据裕仁天皇的指令，在哈尔滨市平房区扩建了石井部队——第731部队(对外称关东军防疫给水部)秘密大搞细菌武器研究。该部队不断扩大，其人员、机构也随之增加。1940年8月，日本天皇裕仁颁发一道密令，决定在中国海林、林口、孙吴、海拉尔设立四个支队。海林支队番号为第643支队，它拥有日本研究人员200余名，尾上正男少佐为支队长。 　　距海林西北郊不足2公里的福利村，就是当年“731”部队海林支队的大本营，当地人称“东大营”。 　　如今，60多年过去了，当年海林支队溃逃时自毁自弃的废墟已经被大片的民房和菜地取代，曾经的地下室、锅炉房也已不见踪迹。记者能够看到的，只有一户姓马的人家居住着的曾经供海林支队焚烧办公用废纸的一处锅炉房以及它与众不同的烟囱。 　　如今，马家保留完整的粗矮的烟囱成了侵华日军“731”细菌部队海林支队的标志性建筑。 　　程吉思说，“现在，除了1998年立下的这块‘侵华日军731细菌部队海林支队遗址’的石碑外，保留下来的几乎一无所有。” 　　“1996年，我开始调查时，这里还没有多少房舍，‘643’支队幸存劳工李宝昌还能清晰辨认出马圈、红布(本部)、捕鼠队、教研室、训练场等机构的准确位置，有些位置还残存一些房舍的地基。”据程吉思介绍，1940年秋，由日本关东军施工部门精心设计、军队御用企业施工，在海林城西北建成了一座军事营地。该军事营地由宿舍楼、食堂、实验室、杂货店、洗澡间等组成，工作和生活条件都十分完善。该营地的生产和生活用水，都是从当地的斗银河里提取，水源管理十分严格，水源地四周用铁丝网围住，营房入口处有门岗，营房前专门设有部队长办公室，支队长尾上正男每天乘坐小汽车来往于该部队与海林日军官邸之间。这个军事营地驻扎的就是神秘的“731”部队海林“643”支队。 　　程吉思调查发现，距营房旧址以西五华里左右是日本人的飞机场，距营房正北四华里左右的斗银河驻有日军“450”部队(作战部队)。海林火车站至斗银河之间有铁路专线从“643”支队东侧通过，供“450”部队运输武器弹药之用。 　　“由于‘643’部队军人不穿军装，只穿一身白大褂在实验室工作，因此，当时不知情的老百姓都误认为他们是‘卫生部队’”。程吉思说，“643”支队的规模虽然不太大，但机构比较健全，支队的任务是繁殖、捕捉并收集鼠类和家兔。 　　程吉思说，“731”部队所属四个支队中，只有海林支队留下了两个“活口”——支队长尾上正男和实验员菊地刚光。抗战胜利后，尾上和菊地及其他10名“731”战犯被送上国际法庭接受审判并获罪。 　　幸存劳工：我给他们喂过老鼠 　　在程吉思的带领下，记者见到了现仍住在福利村的李宝昌老人。 　　老人今年78岁，身体硬朗，性格随和。乡亲们叫他“李大个”。 　　讲述自己给日本细菌部队当劳工的那段历史，老人口中只有沉重。 　　1941年，李宝昌14岁，因为个子大，力气大，被“643”支队雇佣当劳工，每天得到的报酬是“一块半大洋”。李宝昌说，开始的时候他只是负责喂老鼠，当时，在“东大营”里还雇佣锅炉工、勤杂工和木匠等20多名中国劳工。和他一起喂老鼠的还有两个日军，一个叫大林甲、一个叫岛畸。“643”支队锅炉房里每天都供应热水，澡堂子和杂货店只向日本人开放，鬼子吃的全都是大米饭。 　　李宝昌说，“643”支队日本兵对劳工管制很严格，进出营地都要出示“出入证”，上面贴着日本人给劳工本人照的照片，标明“簿役”字样，劳工上班通过门岗(卫生所)时，除了出示劳工证明书外，还要佩戴一种印有黄色五星及“643”部队字样的袖标，否则一律不准入内。进入营区后，劳工们不能随便乱走。日本人的工作室、实验室都用白布帘子挡得严严实实。
据李宝昌讲，喂老鼠的笼子是用铁丝编制的，一尺见方，底层是包着铁皮的抽匣，抽匣有两个格，前格放食物，后格垫上草做鼠窝，一个笼子里放两只老鼠，一只公鼠，一只母鼠。这种养鼠笼子贴着墙放置，每排30个，大约有七八层。 　　后来，李宝昌又被分到马圈去喂马。但日本兵从来都不骑马，也不让马干活，只是每天让李宝昌记录马的运动和进食情况。 　　在“643”支队当劳工三年，给李宝昌印象最深的是一间神秘的“大房间”。“那个大房间紧挨着马圈，墙上挂着两具用绳子穿起来的完整的死人骨架，案桌上摆着一个泥塑的人体模型，常有穿白大褂的当官模样的日本人给当兵的讲课。”李宝昌说：“有一天我仗着胆子从门缝里窥望，可是一句话都听不懂，也看不明白。” 　　在“643”支队干了三年后，李宝昌回家务农。　4年捕养鼠达到7000余只 　　程吉思向记者出示了一份经过整理的细菌战犯的供词。 　　供词的内容是，日前，前苏联哈巴罗夫斯克(伯力)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731”部队“643”支队支队长尾上正男及实验员菊地刚光时，二人向法庭供述了在海林进行细菌培育、制造细菌武器的罪行。 　　据二人供述，“643”支队繁育跳蚤的任务由第一部部长中村负责，繁殖鼠类的工作由供给部部长神尾负责。1945年，战争局势紧张，“731”总部要求各支队加紧捕鼠，于是“643”支队成立了专门的捕鼠队并且增加捕鼠队人员。为了不让人知道他们是日本军人，捕鼠的士兵一律换上当地百姓的装束。尾上在接受审判时供述，由于白家鼠和白田鼠很少，因而他们就从哈尔滨“731”部队生产部那里领来白家鼠和白田鼠各500只，开始大批繁殖。繁殖的白家鼠和白田鼠又都送回“731”总部，每月送去的白田鼠有100至500只，白家鼠150至200只。繁殖好的老鼠配有专用汽车从“643”营舍开往哈尔滨、海拉尔，或从海林站发往平房站。 　　尾上在受审时还供述，“643”支队的捕鼠工作是最有成绩的，曾受到“731”部队的多次嘉奖。该队4年捕养鼠7000余只。 　　“643”支队的“兼营品种”是养跳蚤 　　程吉思研究表明，“643”部队在大力捕鼠的同时还繁殖过跳蚤，这种跳蚤也被送到“731”部队染上鼠疫菌。 　　1943年，“731”部队队长北野政次少将给海林“643”支队制定的任务是：在牡丹江一带加紧防疫勤务，大批繁殖跳蚤。支队长尾上正男先后派160人去“731”部队学习，学习人员带回必要数量的母本跳蚤，在本支队进行繁殖。 　　另一份资料证明，“643”支队细菌研究的主攻方向是通过培养伤寒、副伤寒、疟疾、结核等细菌，研究细菌所赖以繁殖的营养液，目的是要制造出一种使细菌能迅速成长起来并能长久保存其活力的营养液，找到更快地制造营养液的方法。 　　1944年，“731”部队给“643”部队下拨了6台制造细菌用的大锅炉和繁殖细菌所必须的蛋白质、液汁、盐等生产原料3车厢，每车厢载重25吨。“等将这些设备装配好，‘643’支队就可以大规模生产细菌了。可是，‘731’部队交给‘643’支队的重任还没有来得及实施就溃败了。”程吉思说。 　　“8.15”前夜，“东大营”火光冲天 　　日下午，前苏军飞机对娘娘庙(现海林**队以北)附近进行轰炸。晚上，百姓们看见“东大营”和西边的飞机场着起了大火，大火烧红了半边天，烧得汽油桶接连爆炸。“东大营”的大火整整烧了一夜，日本人也逃得无影无踪。 　　“开始我还以为是失火了，后来发现不对，原来是‘小鬼子’战败了。”李宝昌说。 　　第二天，有胆大的老百姓到“东大营”去探听，发现变成一片废墟的日本兵营早已人去屋空，只有死马、大米、酱油、军用毛毯、军衣等许多来不及带走的生活用品，还有几具日本兵的尸体。 　　程吉思告诉记者，当年，尾上少佐在接受审判时供述，日，前苏联对日宣战。当天晚上，“731”司令部打电话给尾上正男，要他们把跳蚤送到“731”部队去，其余的东西一概销毁。遵照命令，尾上正男于日把“643”支队营舍连同存放在仓库内的各种材料、设备和文件全部炸毁和烧掉，只留下部分跳蚤由尾上正男派人送往“731”部队司令部，然后全体队员仓皇奔往牡丹江以东的前线。 　　“八·一五”日本宣布投降后，尾上正男和实验员菊地刚光以及工作员斋藤在溃逃中被俘。 　　1949年12月，远东军事法庭以研究各种新式细菌武器和制造各种器材罪判处尾上正男有期徒刑12年，以直接参加探究新式细菌武器和培养副伤寒和痢疾病菌罪判处菊地刚光有期徒刑2年，遣送至前苏联劳动改造营服刑。 　　日军溃逃后，海林一些地区曾发生过大规模鼠疫。据海林县志记载，当年，海林县有近500余人死于这场瘟疫。 　　据牡丹江市志记载，伪牡丹江**厅和劳工协会曾在此间共抓捕了291名劳工到643支队出劳务，其中25人死于细菌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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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人坑里累累白骨见证日军罪行中新社记者邓敏张墨刘惠来 　　“日本人要我死，我偏要活下去!”六十年前从山西大同“万人坑”里爬出来的幸存者钱奎保忆及往事，不禁老泪纵横：“不知是费了多大的劲、多大的毅力才从‘万人坑’里爬出来啊!” 　　钱奎保所指的“万人坑”，正是日军侵华时在大同掠夺煤矿资源、虐杀中国矿工留下来的铁证。 　　据“万人坑”展馆的资料显示，日寇侵占大同期间，惨无人道地实行“以人换煤”的政策，不到八年的时间就有六万多矿工被摧残致死。死难矿工被扔在矿区的荒郊野外，形成了一个个“万人坑”。钱奎保、任清玉、张富成、马生子、王进财五人就是被活着扔进“万人坑”又侥幸逃脱的幸存者。 　　累累白骨见证罪行 　　即使时隔半个世纪，站在大同煤峪口南沟“万人坑”前，再坚强的人也会被眼前的一幕惊呆：满坑的白骨层层叠叠，破碎的头颅、散落的骨架比比皆是。 　　从坑内尸骨的姿态看，有相当一部分矿工是活着就被扔入“万人坑”，他们有的正挣扎着向坑口爬去，有的则痛苦地抚摸着身上的伤痕，还有的被截掉了四肢，击穿了头颅，扭断了脊骨。 　　据“万人坑”展馆馆长王祥介绍，大同煤矿究竟有多少“万人坑”现在已很难考证，仅据老工人回忆，比较大的“万人坑”有忻州窑的杨树湾、同家梁的黄草洼、永定庄的大南湾、白洞的老爷庙、煤峪口南沟等。 “从一九三七年十月到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侵略者从大同掠夺煤炭一千四百余万吨，死难矿工六万多人，日寇每掠夺一千吨煤，平均就有四名矿工丧生。” 　　九死一生痛忆当年 　　劫后余生的钱保奎当年正是从老爷庙“万人坑”爬出来的。提及痛苦的往事，这位七十多岁的老人依然有几分惊魂未定。 　　一九四三年，祖籍河南的钱奎保和父亲、姨父、舅舅等三百余人被日本人抓骗到大同煤矿。“一天只发几个高粱面窝头，吃不了两天便开始跑肚拉稀，日本人就说是霍乱。一旦被认为得了传染病就别想活了，全被扔进‘万人坑’。” 　　钱奎保的父亲、二舅、姨父相继被折磨致死，年仅十岁的他也被外号“大灰狼”的日本监工用榔头把头敲破，伤口化脓感染的钱奎保昏昏沉沉地就被“拉尸队”丢进了“万人坑”。 　　“晚上我被冻醒，一看周围怎么这么多死人，心想这是不是‘万人坑’啊!”钱奎保抱定“一定要活下去”的信念，拖着被冻僵的双腿一寸一寸地向坑外挪动，终于爬到坑口。 　　“只见煤车天天走，不见矿工几个活”。在日寇的残暴统治下，大同矿工每天工作十二个小时以上，根本没有任何安全设施，死伤率高达百分之七十。“被抓来的时候穿什么，下井挖煤就穿什么，连帽子都没有。” 　　正视历史 永世不忘 　　在煤峪口南沟“万人坑”前，记者看到由日本国日莲宗日中友好会捐立的一块纪念碑，上刻“南无妙法莲花经”、“为万人坑万灵追善供养”等字样。在“万人坑”展馆中，除了一块从日本空运到大同的铜质慰灵牌外，还有一个透明的玻璃樽，樽内是层层叠叠的千纸鹤，玻璃樽上还有高见邦雄、伊东知佐子等友好人士的亲笔签名。 　　据“万人坑”展馆副馆长孙国徽介绍，仅二00四年，日本就有六个社团两百多人次前来参观凭吊，如紫荆花合唱团、教职工工会代表团等。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大学生也专程前来，谴责战争，向往和平。 　　针对日本右翼势力严重歪曲历史、美化侵略的行为，由钱奎保、高怀秀等人组成的“大同万人坑二战历史研究会”正积极准备起诉日本政府，目前已有九十二名老矿工本人或其家属备妥起诉书。 　　“到我们这把年纪，钱已经不在乎了。我们只要给死去的六万同胞讨还公道，要求日本政府赔礼道歉，在‘万人坑’前专门立一个碑，让后人永远铭记这段历史。” 　　对于日本右翼否认侵华历史的罪行，钱奎保老人显得格外愤怒，他指着头顶的伤疤对记者说：“我就是活生生的证据!”
日，侵华日军悍然发动“七七事变”（又称“卢沟桥事变”），日本开始全面侵华，抗日战争爆发。从这段视频我们可以看出，全体日本国民都应该为他们先辈曾经在中华大地上犯下的暴行负责!我们也只有消灭所有的日本国民才能为国雪耻!让我们共同努力吧,消灭日本国!消灭大和民族!
日军的滔天罪行（1） 1、南京大屠杀（1937年12月）：屠杀中国军民达30万人； 【备课资料】南京大屠杀及日本政府对此的态度 日，日军进占南京城，在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和第6师团师团长谷寿夫等法西斯分子的指挥下，对我手无寸铁的同胞进行了长达6周惨绝人寰的大规模屠杀。 12月15日，日军将中国军警人员2000余名，解赴汉中门外，用机枪扫射，焚尸灭迹。同日夜，又有市民和士兵9000余人，被日军押往海军鱼雷营，除9人逃出外，其余全部被杀害。 16日傍晚，中国士兵和难民5000余人，被日军押往中山码头江边，先用机枪射死，抛尸江中，只有数人幸免。 17日，日军将从各处搜捕来的军民和南京电厂工人3000余人，在煤岸港至上元门江边用机枪射毙，一部分用木柴烧死。 18日，日军将从南京逃出被拘囚于幕府山下的难民和被俘军人5.7万余人，以铅丝捆绑，驱至下关草鞋峡，先用机枪扫射，复用刺刀乱戳，最后浇以煤油，纵火焚烧，残余骸骨投入长江。令人发指者，是日军少尉向井和野田在紫金山下进行“杀人比赛”。他们分别杀了106和105名中国人后，“比赛又在进行”。 在日军进入南京后的一个月中，全城发生2万起强奸、**事件，无论少女或老妇，都难以幸免。许多妇女在被强奸之后又遭枪杀、毁尸，惨不忍睹。与此同时，日军遇屋即烧，从中华门到内桥，从太平路到新街口以及夫子庙一带繁华区域，大火连天，几天不息。全市约有三分之一的建筑物和财产化为灰烬。无数住宅、商店、机关、仓库被抢劫一空。“劫后的南京，满目荒凉”。 后来发表的《远东国际法庭判决书》中写道:“日本兵完全像一群被放纵的野蛮人似的来污辱这个城市”，他们“单独的或者二、三人为一小集团在全市游荡，实行杀人、强奸、抢劫、放火”，终至在大街小巷都横陈被害者的尸体。“江边流水尽为之赤，城内外所有河渠、沟壑无不填满尸体”。 据1946年2月中国南京军事法庭查证:日军集体大屠杀28案，19万人，零散屠杀858案，15万人。日军在南京进行了长达6个星期的大屠杀，中国军民被枪杀和活埋者达30多万人。 １９８１年以来，在日本军国主义复活声中，日本文部省猖獗地窜改历史教科书，否认对华侵略和“南京大屠杀”。南京各文化学术团体，尤其是南京大学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组织“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料编辑委员会”，重新调查研究并编写“南京大屠杀”的史料与著述。据１９８４年的调查，南京全市尚有仍健在 的受害者、目睹者１７００余人，他们接受采访的证言都收藏在１９８５年建立的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内。 “南京大屠杀”时期的侵华日军最高统帅松井石根大将，于战后经东京审判以 “南京大屠杀”罪行责任，与东条英机等七人被处绞刑。 南京大屠杀铁证如山，不容否认。但是，当今一些日本政要极力否认这段历史。2007年，日本自民党一个保守派国会议员联盟发表一份所谓“调查报告”，竟然声称“无法确认”南京大屠杀历史事实，并认为南京大屠杀事件中的中国死难者人数只有“2万人”。2005年，日本文部科学省公布了日本8家出版社出版的历史、公民等教科书的审定结果，由右翼团体“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编写、扶桑出版社出版的严重歪曲历史的历史教科书竟然被文部科学省认定合格。该教科书将日本有预谋发动的“九·一八”事变等歪曲为由中国方面引起，对南京大屠杀的真实性提出挑战，极力否认日军在南京犯下的大屠杀罪行，甚至鼓吹“东京审判”合法性待定论。前日本首相小泉多次不顾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参拜供奉有特级战犯如松井石根、东条英机等牌位的靖国神社。
日军的滔天罪行（2）2、潘家峪惨案（1941年1月）：杀害村民1200多人。 潘家峪，坐落在燕山山脉腰带山东麓，在丰润县城东北30千米处。该村始建于永乐二年。潘家大院惨案遗址，位于该村中部，这个大院原是地主潘惠林的宅院，分东、中、西三院，四周有3米多高的院墙。它是当年日寇残杀潘家峪村1230名无辜群众的主现场。惨案发生后，该院除东院粮仓外，其余房屋全部被大火烧落了架，到处断壁残垣。它是日本侵略军野蛮行径的铁证。 1941年1月，日本驻唐山部队指挥官召集丰润日本顾问佐佐木二郎以及遵化、玉田、滦县、迁安、卢龙、抚宁等县日本军官和伪丰润县公署、警备大队、**所等日伪人员，勾结地方反动地主，策划了血洗潘家峪的阴谋。屠杀从中午一直持续到傍晚，日本侵略者走了，留下了一片焦土的潘家峪，全村1700口人被杀掉1230人，23户被杀绝，96人受伤，全部财物被抢劫一空，1235间房屋全被烧毁。大院里面，穿堂跨院，房前房后，屋里屋外，有许多亲人立着卧着被烧死。许多亲人被烧成骨灰，有的被烧成一堆焦炭。在安葬亲人时，就有800多人烧得无法辨认。? 3、“七三一部队”：细菌战研究，因受试验而惨遭杀害的中国人达3000人以上。 黑色七三一 侵华日军七三一部队是日本军国主义最高统治者下令组建的细菌战秘密部队，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最灭绝人性的细菌战研究中心。他们利用健康活人进行细菌战和毒气战等实验，与奥斯维辛集中营和南京大屠杀同样骇人听闻。 七三一部队1932年在中国哈尔滨设立研究中心。在细菌战犯石井四郎主持下，七三一部队网罗日本国内上千名医学、细菌学专家，盘踞中国东北十二年。 这支部队拥有3000多名细菌专家和研究人员，分工负责实验和生产细菌武器，残忍地对各国抗日志士和中国平民的健康人体用鼠疫、伤寒、霍乱、炭疽等细菌和毒气进行活人实验和惨无人道的活体解剖，先后有一万多名中、苏、朝、蒙战俘和健康平民惨死在这里。 经研究证实，这个部队当时已具有可将人类毁灭数次的细菌武器生产能力，他们的“研究成果”投放战场，致使20万人死伤。1945年8月，七三一部队为了销毁罪证，在败退时炸毁了这里的主要实验设施。 据原“七三一”部队的一些队员交待和国际专门调查组织的调查结果表明，日本陆军关东军细菌部第七三一部队，从创建到解散的十几年间，至少试验了8种类型的特种细菌炸弹。有至少3000人在这些实验中丧生。 2000年，有关专家在黑龙江省档案馆首次发现并公布了731部队用活人作细菌实验的原始文字材料——“特别输送档案”，是该部队败退时来不及销毁而意外留下的，是侵华日军进行人体实验的直接罪证。 二战结束前，日军为消灭罪证炸毁了七三一细菌战实验基地的大部分设施，并将实验资料移交美军，后被用于朝鲜和越南战场，对战后西方细菌战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七三一部队的大部分战犯至今未能受到应有的审判。 为永久保存侵华日军七三一部队遗址这个二战中极为特殊的标志性遗址，从2000年开始，经国家文物局的批准，有关部门耗资近亿元对七三一部队遗址进行了首次全面清理，发现了300多件人体解剖用具。同时，采取措施对这个遗址进行保护，决定将其建成一座呼唤人类和平的遗址公园，并将申报世界文化遗产。
稍早些的文章如何看待中日关系？ 如今一提起中日关系，很多人都感到挠头。的确，近年来的中日关系变得越来越难以理解了：一边是红红火火的经贸合作，一边却是政府首脑互不往来的似乎冷却到冰点的政治僵局；一边是每年多达几百万人次的来往，一边却是民意调查中双方互不抱好感人所占比例的飚升。 １９７２年，中日两国领导人高瞻远瞩，实现了邦交正常化，这种大手笔的外交动作给双方带来了巨大利益。我国实行改革开放和加入世贸组织，都得到了日本的支持。日本向我提供的大量低息贷款和援助，对于我启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发挥了一定作用。日本不仅是西方国家中向中国提供低息贷款最多的国家，也是西方国家中最早向中国投资的国家，它在中国直接投资企业已达３万家，并向技术、资金集约化方向发展。日本多年来一直是我最大贸易伙伴，去年贸易额达到将近１７００亿美元。2004年，中日之间的人员交流量达到了４００多万。各种级别的友好城镇达２２６对。 中日两国关系的症结在于对待历史问题和台湾问题。在日本，有一种说法颇为盛行，就是中国在历史等问题上对日本指责过多，使得日本人产生了反感。而事实上，中方“指责”日方的都是一些什么事情：日本通过修改历史教科书来美化侵略战争历史，中方“指责”；日本领导人公然参拜靖国神社，中方“指责”；日本政府大臣公开否认二战中日本的侵略罪行，中方“指责”；日本政府或执政党邀请“台独”分子访日，中方“指责”；日本同美国加强军事同盟关系，搞“周边事态法”，中方“指责”；日本走军事大国道路，并向海外派兵，中方“指责”…… 中方能对上述这些重大原则问题保持缄口不言吗？显然不能，其道理很简单，因为这些问题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阻碍了中国统一大业的完成，涉及了甚至破坏了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 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从地理上来讲，没有选择和改变的余地。既然如此，两国理应从战略高度出发、以长远的眼光来把握中日关系的方向，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两国之间出现的各种问题，不断加强和深化各领域的互利合作，扩大共同利益，以造福于两国人民，并为亚洲乃至世界的和平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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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铁路”－－日本侵略军野蛮罪行的见证新华网北京８月１５日电背景资料：“死亡铁路”－－日本侵略的见证在泰国与缅甸之间，有一条世界闻名的“死亡铁路”。它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侵略军野蛮罪行的见证。１９４１年１２月７日，日军偷袭珍珠港，拉开了太平洋战争的序幕。半年后，日军占领了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印尼、泰国、缅甸等东南亚国家，驻扎在上述国家和马六甲海峡一带的英、美、澳、荷盟军６１０００多人被日军俘虏。 为开辟一条从泰国通往缅甸的战争物资运输线，日本侵略者于１９４２年６月强迫盟军战俘及东南亚、中国等地劳工约４０万人，开始修筑一条从泰国西部至缅甸东部山区的铁路。这条铁路经过泰缅边境的热带雨林区，地形险峻、气候恶劣、瘴疠流行，劳动条件极差，大批劳工和战俘在日军的刺刀和皮鞭下筑路劳累而死。这条原计划６年才能完成的铁路１５个月内就竣工了，１．２万余名战俘和２５万余名劳工在非人的劳役中身亡。铁路全长约４１５公里，平均每修筑一公里铁路，就有６００多人死亡。因此，人们把这条铁路称之为“死亡铁路” 。“死亡铁路”经过泰国北碧的桂河，桂河桥是这条铁路最重要的铁路桥梁，桥全长跨度约１００米。二战末期，桂河桥和一些路段被盟军炸毁。日本人在投降之前一直未来得及使用这条铁路。 二战结束后，泰国政府为纪念修筑“死亡铁路”惨死的盟军战俘和各国劳工，特地在桂河桥附近捐献出两处土地作为墓地。同时还在桂河桥旁建了一座小型纪念馆，里面陈列着许多当年战俘和劳工们使用过的简陋劳动工具、生活用品等实物，以及日军使用过的枪弹和火车头。（完）
发生在毛主席铜像前的灵异现象
日军慰安所揭秘：20万中国妇女沦为慰安妇(图)建于1938年的上海杨家宅慰安所 等待进入慰安所的日军士兵
作者：袁婷 　　6月11日，日本文部科学大臣否认“慰安妇”史实的言论，再次激起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受害国人民的愤怒。此前，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苏智良编著的《上海日军慰安所实录》6月7日出版。该书第一次公布了上海市当年日军149处慰安所旧址，披露了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 苏智良先生及助手，经过13年的艰苦调查后发现，中国竟是日军慰安制度的发源地：在人数上，中国有20万妇女被迫充当慰安妇，是日军慰安妇最主要的来源；在时间上，日军在上海建立了世界第一家慰安所，而且上海慰安所持续时间最长、数量最多。可以说，中国妇女是日军慰安制度最严重的受害人群。 　　.发现世界上第一个日军慰安所：“大一沙龙” 　　苏智良教授在日本留学时偶然发现一张黑白照片。照片上有两排日式木屋，中间是碎砖铺就的路，一个日本兵在女性管理者的陪同下，正准备进入“慰安妇”的房间。旁边的文字说明是：上海杨家宅慰安所，1938年1月建立，日本上海派遣军东兵站司令部管理。 　　在此之前，苏教授并不了解这个位于上海的慰安所。看到这张照片后，他走上中国慰安妇调查之路。“我首先从杨家宅慰安所查起。原来以为这个慰安所的地点在杨家宅，但经过照片比对及走访当时住户后我发现，这个慰安所建在东沈家宅。杨家宅慰安所是当时最出名的一家慰安所。通过调查我发现了一个更让我震惊的事实，位于今天东宝兴路125弄的‘大一沙龙’竟是世界上第一个日军慰安所，也是世界上存在时间最长的日军慰安所。”苏教授说。 　　慰安所采用日本和式，房门挂有“慰安妇”名字 根据知情者的回忆，东宝兴路125弄1号为二层西式砖木结构建筑。最初此处的日本“慰安妇”只有7人左右，由于这里地处北四川路(现四川北路)旁，为日本海军陆战队集中之地，所以海军陆战队员相约而来，生意十分兴隆。于是，经营者便又从日本国内招来20名少女，并逐渐吞并了后面的两幢中国人的住房(今125弄2号、3号)，形成一个规模颇大的慰安所。 　　据知情人陆明昌等人回忆，大一沙龙和杨家宅慰安所的式样都是日本和式。有的慰安所有10个小房间，每个房间的面积约4个半榻榻米大小，约合7平方米；宽的建筑中间有走廊，两边是“慰安妇”的房间，有的房间有6个榻榻米。房间里面陈设十分简单，只有一张木板床、一张桌子和一把椅子。房门上写着编号，并钉有插“慰安妇”名字的金属牌。木墙上开了一扇50厘米高、30厘米宽的木窗，窗上有6块玻璃，下面4块是磨砂玻璃，外边不能轻易窥探屋内的情况。为了让日军官兵感到安宁，慰安所里还设立神龛，让日本官兵和日本“慰安妇”参拜。
1931年，日军开始实施慰安妇制度 　　1931年11月，日本海军为了给在上海的海军陆战队提供性服务，在虹口选择一批日本妓院作为其海军的特别慰安所，其中就有“大一沙龙”。随后“大一沙龙”被定为“海军指定慰安所”而获得了扩张。这一情况也得到了日本外务省的一则档案的证实。到1932年，在上海开业的日海军慰安所共达17家。这些慰安所以日本海军官兵为客人。同年底，这17家慰安所有艺妓279人、“慰安妇”163人。 　　当时执行“慰安妇”体检任务的日医麻生彻男摄下了《慰安所规定》，从而留下了一份极为珍贵的物证。该规定写明：本慰安所只限陆军军人、军方聘用人员入场，入场者须持有慰安所出入许可证；入场券的价格，下士、士官、军聘人员为2日元，军官为5日元。 　　日军慰安所由上海遍及中国各地 　　由于对“大一沙龙”的模式满意，日海军率先开始的慰安制度由此在中国推广开来。日，由上海派遣军东兵站司令部管理的位于上海东北角的“杨家宅娱乐所”开业。104名日本和朝鲜少女成为杨家宅慰安所的第一批慰安妇。从那以后，许多外籍女子被迫踏上了这条不归路。 　　日军在上海的慰安所经营者主要有3种：一种是日军直营，另一种是日侨、朝鲜侨民经营，还有一种是汉奸经营。据苏教授统计，上海有史料或证人证明的慰安所有149家。他说，上海可以说是日军“慰安妇”制度最完善、慰安所数量最多的城市。
南京大屠杀前后，日军开始变本加厉地在各地建立慰安所。据苏教授等人调查，日军的慰安所遍及中国的黑龙江、吉林、辽宁、内蒙古、山西、北京、河北、河南、山东、江苏、安徽、江西、湖北、湖南、上海、浙江、福建、广东、云南、贵州、海南、台湾和香港等地。 　　让曾被凌辱的同胞永远被历史铭记 　　“大一沙龙”这个魔窟在苟活了13年之后，终于随着日军投降彻底消失在中国土地上。“当日本战败的消息传来，这里的日本兵和日本人像发疯似的，喝酒、狂歌、痛哭、傻笑。然后他们在慰安所的木屋上浇上了汽油，一把火烧掉了。被侮辱的中国女子们也流散了出去，日本和朝鲜的女子则各自回国了。”沈德福老人回忆说。 　　苏教授说，韩国等国为了永久保留日军推行军事**隶制度的暴行记录，先后建立了“慰安妇”纪念馆。作为最大的受害国的中国，作为日军“慰安妇”发轫之地的上海，也应该在第一个慰安所旧址上建立一所“中国慰安妇纪念馆”，让那些曾被凌辱的同胞永远被历史和国人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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