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古代外贸的三次飞跃到现代“一带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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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国古代外贸的三次飞跃到现代“一带一路”
前言：本文以《从古丝路外贸盛衰看“一带一路”》为题刊发于今天（2017年5月3日）《参考消息》第11版，为其“丝路启示录”整版深度文章系列第六篇。虽然是整版文章，仍然受限于篇幅而删了一些。当然，编辑部把要害论点全部保留发出来了，这一点值得称赞，也表明我们的舆论环境开始能够正视一些以前不能正视的问题，也增强了我对国家“一带一路”战略避免被忽悠的信心。下午“一带一路”讨论会返回，在微信公号刊发原稿全文。&&&正文：&中国商业和对外贸易的源头已经湮没在久远的历史中而难以确认，但我们依然可以从传统典籍、传说乃至日常语言中辨别出许多痕迹。商朝人因善于做生意而闻名，以至于后世将从事此道者一律称为“商人”；周穆王西行直抵吉尔吉斯斯坦草原，又为华夏先民打开了通往外部世界的道路。甚至充斥奇禽异兽、传说成书于大禹时代的《山海经》，根据现代学者考证，实际上也是先民四出探险的实录。在商人们的努力下，当张骞历经千辛万苦终于抵达大夏（今阿富汗）时，惊讶地在当地市场上发现了产自蜀地的布匹和邛崃竹杖，而这些中国货物又是从身毒（印度）转卖而来的。依托举世无双的长期“大一统”格局及其经济社会发展“大国效应”，凭借人民的勤奋才智，从战国直至明末，中国一直是全世界制造业最发达的国家，为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令中国在国际贸易中始终占据着有利的主动地位。在此期间，中国对外贸易先后发生了三次飞跃，每次飞跃都显著深化了外贸对中国社会与经济生活的影响。&一、汉朝：首开陆海丝路中国外贸的第一次飞跃始于汉武帝时代，那是一个全社会自信向上、奋发有为的时代，那是奠定了统一中国基本格局的时代，那是确立了凝聚中华文明基本秩序两千年的意识形态的时代，也只有这样伟大的时代才能造就张骞、唐蒙这样英勇无畏的探险家群体，他们分别从西北、西南两个方向开辟了丝绸之路和蜀身毒道两条陆地国际商道，卫青、霍去病、陈汤等名将以其赫赫武功保证了这两条国际商道畅通无阻，伏波将军路博德、楼船将军杨仆讨平南粤，又开辟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口岸。此前中国对外贸易不过是少数勇敢商人单枪匹马的个体探索，此后则成为受到强大中央政府保护与支持的国家事业；此前中国与印度和西域的贸易必须几经中转才能抵达最终消费者，此后中国与印度和西域的直接贸易蓬勃增长。通过丝绸之路、蜀身毒道和海上丝绸之路，我们输入了葡萄、苜宿、黄瓜、胡萝卜、汗血马和佛教、魔术，同时源源不断输出精美的丝绸、瓷器等制成品，令远至大秦（罗马）的各国消费者目眩神迷；也令百科全书式的罗马帝国著名学者普林尼（Gaius Plinius Secundus，公元23—79年）焦虑不已，他将本国经济危机归咎于对华贸易，认为罗马进口中国丝绸等制成品逆差过大，黄金持续外流造成了国内经济危机。西北丝绸之路贸易历经三国、南北朝时代的动乱考验而不绝，在唐朝迎来了它最辉煌的时代。“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王维描绘的景象在千百年后仍然令一代又一代华夏子弟心驰神往，也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志士仁人在国家衰亡之时奋起追求汉唐重兴。&二、两宋：依托海路商品、货币覆盖世界“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柳永：《望海潮·东南形胜》）——创造了神话般物质财富的两宋时代[1]无疑是世界中古史上最富庶繁荣的国家，北宋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人口过亿的国家，唐代全盛时期全国共有10余座城市居民超过10万户，两宋时期已经增加到40座，汴京和临安继长安、洛阳和南京之后成为世界上第4、第5个人口超过百万的城市。“市列珠玑，户盈罗绮”（柳永：《望海潮·东南形胜》），以农业为主体的传统经济结构在两宋时代发生质变，国民经济货币化程度空前提高，政府财政收入70%来自工商税收，在很多方面已经相当接近近代工商社会，“贩夫走卒”之辈也能穿上丝质鞋子，以至于有现代外国学者慨叹，中世纪西欧贵族实际生活水平只不过相当于宋朝开封府守门士兵。在此基础上，以贸易路线转向海洋、贸易商品结构转向日用消费品为标志，中国外贸迎来了第二次飞跃。由于国内经济空前发达而丝绸之路又被西夏隔断，始于汉晋的海路贸易在两宋时期取得了长足发展，并很快就显示出了相对于陆路贸易的优势。在陆路贸易为主的时代，受陆路运输能力之限，中国外贸商品结构不能不以量少价高的奢侈品为主；而在两宋时期的海路贸易中，日用消费品日益崭露头角。宋朝设立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海关，建立了截至当时人类历史上最庞大的帆船舰队和商船队，从东亚的高丽、日本到远处西洋的印度、阿拉伯、东非，中国商人和水手在各处海岸都留下了自己的足迹。对外贸易的空前发达使之第一次具备了财政上的重要性，局促于东南半壁的南宋朝廷对外贸收入的需求更为强烈，宋高宗赵构以帝王之尊，也津津乐道于“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得宜，所得动以百万计，岂不胜取于民。”[2]南宋绍兴末年（1162年），仅广州、泉州、两浙三个市舶司关税收入即达200万贯，按南宋进口商品关税率7%～10%推算，仅上述三个市舶司年进口纳税货物即达2000万～3000万贯，加上其他口岸的贸易，当时南宋人均进出口贸易额当在1贯以上。随着对外贸易大规模增长，制作精良、信用卓著的宋朝铜钱大量外流，除契丹、西夏、大理、吐蕃等边疆民族政权之外，日本、交趾（越南）、南洋也大量输入和使用宋钱，远至印度、非洲，都出现了宋钱踪影，非洲桑给巴尔、索马里等地早在19世纪就出土过宋钱，宋钱成为当时整个东亚世界通行的货币，日本等国甚至出现了全面的“货币替代”现象，即该国政府自铸的货币根本无法赢得本国人民信任而彻底失败，不得不干脆停止自行铸钱而完全依靠输入中国钱。从五代时后周显德五年（西元958年）至晚明万历十五年（西元1587年），日本停铸本国铜钱时间长达629年。为保证国内铜钱供给，交趾等某些国家还规定，在对外贸易中中国铜钱只许收入不许用于对外支付。[3]直到1914年，日本《考古学杂志》载文论述当时朝鲜货币流通情况，仍然说当时朝鲜流通中国唐、南唐、北宋、南宋、金、明、清六朝的钱币，另有安南钱、日本钱和朝鲜钱，而以北宋钱最多；[4]印尼一些地区直到二战期间还在使用中国古代的方孔钱。&三、明朝：外贸顺差消除“钱荒”当军事先天不足的赵宋王朝最终沦亡在血海之中后，当瑰丽的宋代文明之花两次凋零在来自朔漠的寒风中之后，那些接收了宋朝航海技术的嗜血武夫们更感兴趣的是把这些技术应用于武力扩张而不是和平的贸易交往。直到明太祖重建了中国国民经济、明成祖朱棣决心在海外恢复中国的文明形象之后，中国外贸才重新走上正常发展轨道。明武宗正德十二年（1517年）葡萄牙国王曼努埃尔一世派遣使臣托梅·皮雷斯（Tome Pires）抵达广州，欧洲商人随后相继扬帆东来，欧洲、美洲与中国的直接贸易从无到有迅速膨胀，里斯本—好望角—果阿（Goa）—马六甲—澳门、福建月港（今龙海海澄）／厦门／广州—马尼拉／澳门—墨西哥阿卡普尔科（Acapulco）、澳门—长崎等贸易航道相继建立，中国对外贸易迎来了它历史上的第三次飞跃，不仅对国内生产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而且通过贸易顺差、白银内流引发了中国财政与货币制度革命。直至明初，中外贸易仍以奢侈品居多，自南宋以降，中国大量购买海外珍宝、香料、药材，长期处于贸易逆差，金、银、铜钱大量外流。西人东来后，中国日用消费品获得了广阔的新市场，对外贸易商品构成发生质变，凭借千百年间发展起来的精湛工艺和低廉价格，中国商品在与欧、美和日本各地商品的竞争中一路凯歌，生丝、丝织品、天鹅绒、绫绢、绸缎、棉布、麻织品、珠宝、工艺品、钢铁锡铅制品、硝石、火药、食品、家禽、家畜等各类商品均大量输出，尤其是纺织品表现出了无与伦比的国际竞争力。从英吉利海峡到东非沿岸，从美国切萨皮克海湾（Chesapeake Bay）到墨西哥阿卡普尔科（Acapulco），出土文物和海底沉船中的中国瓷器、纺织品无声地向人们诉说着那个时代中国制造业和对外贸易的辉煌。中国出口的空前增长彻底扭转了中国的国际收支，来自美洲、日本的白银源源不断流入中国，货币金属匮乏的中国消除了自从北宋以来持续数百年的“钱荒”，白银成为全社会通行的本位货币，为万历九年（1581年）张居正在全国推行“一条鞭法”、全面建立货币财政制度奠定了物质基础.当明朝后期中国商品生产、市场交换和社会生活的正常发展全部被天翻地覆的明清鼎革打断之后，当除北京之外的中国所有大城市都被满清军队淹没在血泊之中后，为了维护八旗小集团的部族统治，满清统治者百般扼杀汉族人民的一切创新开拓精神，敌视中国社会的任何变革因素。在满清统治者眼里，工商实业、科学技术、对外贸易、海外移民一概属于危险因素而应当百般限制，致使中国生产技术、航海技术在很多关键方面不进反退。明代科学家宋应星所著《天工开物》流传到欧洲之后被法国国王视为瑰宝，显著推动了日本、欧洲制造业技术的发展，在中国本土却因文字狱而失传两百多年，直到清末才从日本重新输入。为了扑灭抗清力量，满清统治者入关后实行了残酷的海禁，从辽东直到广东，用屠刀沿着漫长的海岸线制造了30里宽的无人区；康熙年间一度开放海禁而设立4处通商口岸，到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就收缩到了广州一处，其功能局限为向权贵阶层提供西洋奢侈品和正常税收之外的“报效”，为中国开辟海外市场发挥了巨大作用的华侨也被乾隆皇帝轻蔑地称为“天朝弃民”而听任荷兰、西班牙殖民者屠杀。在“康乾盛世”的赞歌声里，中国制造业丧失了维持两千多年的世界领先地位，对外贸易丧失了持续发展的基础，昔日高踞全球经济体系顶层的中国沦落到了第三世界，直到英国侵略者用鸦片、洋枪洋炮轰开大门，中国外贸在极端屈辱、极端不平等的条件下被动地走上了血泪铺砌的“发展”道路，中华民族也开始了漫长、艰辛的救亡和“赶超”进程。&四、“一带一路”：用中华文化减少摩擦经过百年浴血奋战，中国重新赢得了自由独立；经过六十余年奋斗建设，今日之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所有工业门类的国家、第一出口大国。1948年，中国在全球货物贸易出口市场所占份额仅有0.9%，2015年提升至14.2%，[5]这一份额基本上已经接近二战后、1950年代初美国达到的高峰，亦即美国在其实力鼎盛时期的和平年代所能占有的最高份额。论经济总量，1980年美国GDP（现价）是同年中国现价GDP的9.4倍，实际GDP占全球实际GDP的21.90%，也是同年中国所占份额（2.34%）的9.4倍；到2016年，美国GDP（现价）只比同年中国现价GDP高63%，实际GDP占全球总量份额下降到15.59%，比1980年下降近1/3，只相当于同年中国所占份额（17.86%）的87%。[6]在全球经济增长中，中国经济角色已经从1980年代的“东亚经济稳定器”升级成为“世界经济稳定器”与“发动机”，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从“十五”和“十一五”期间的14.2%，上升到了“十二五”期间的30.5%，2016年为41.3%，同年美国同一指标为16.3%，日本为1.4%。[7]在全球经济政治体系中，中国正在稳步回归明清鼎革之前占据两千年的地位，现代“一带一路”规划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的，其目标是秉承平等互利原则充分发掘中国与贸易伙伴各自优势，做大全球经济贸易增长“蛋糕”，分享繁荣。“一带一路”要想成功，首要的事情是推动中国国内产业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我们要用外向经济发展助力国内市场统一，不断消灭国内市场分割行为，而不是小相反。“伊朗人民一直很敬佩中国人，因为中国人在儒家文化的培养下，有着勤劳、节俭的优良品质，才能在短短二三十年内打造出中国奇迹”[8]——2016年5月18日，伊朗副总统苏塔尼法尔接受《环球时报》采访时如是说。是的，文化传统对一个社会的和平、稳定、发展与否有着重大影响，这一点已成公论；“一带一路”推进过程中难免磕磕碰碰，而要最大限度从源头上降低摩擦概率、化解已经发生的摩擦，文化合作、主要是中华文化的对外传播具有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一带一路”常常归结为“五通”——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而文化合作就是“民心相通”中具有持久性意义的关键内容。而且，与直接的文化产品出口和拉动货物贸易出口相比，文化合作更重要的功用在于潜移默化形成共同的默认观念和行为规范，形成更加合理、积极的思维方式，从而从源头上降低发生摩擦的概率，化解已经发生的摩擦。即使不考虑这一点对创造良好政治、社会环境的不可替代的意义，仅仅就创造理性、可持续经济政策和商业环境方面，中华文化就有着非常积极的作用。与其它大的文化系统相比，中华文化根本特色在于两点：格外强调自强自立，格外强调自省自律；正是这样的特点，使得历史上的中国王朝在处理对外关系时非常关注保护来华外商生命财产安全，合理规划其税负，约束本国商民的不规范、不诚信行为，为来华外商创造友善的商业环境。到了现代，当中国挣脱列强羁绊而开始独立自主推行“赶超型”经济发展战略时，也正是这样的文化传统，使得中国并没有将近代落后的全部原因都归结于外部势力的压迫、剥削和掠夺，而更多地是自省，更多地归咎于自身的错误导致落后，落后就要挨打。由此出发，在经济贸易发展中，中国执政党和政府更多地是鞭策整个国家、整个民族自我奋斗，不断自我提高，以求最终实现“赶超”目标。而在一些文化传统较为缺乏、甚至严重缺乏自律自省意识的国家，社会和执政者更倾向于将自己的落后归咎于外部势力的“罪过”，更倾向于采用排外的、限制性的措施来达到目的，导致其商业环境恶劣，结果最后往往是恶化了自己的经济社会发展实绩。无论是现在的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存在这种现象。在中国“一带一路”计划覆盖的国家中，恰恰有相当多国家存在这样的问题；要解决由此而来的许多摩擦，在事情发生之后通过双边、区域、多边等渠道去寻求化解固然重要，但上医治未病，更重要的恐怕还是通过文化合作，潜移默化让大家接受共同的积极观念（尽管程度会存在差异），从源头上降低摩擦概率。由于初级产品行情变动，在当前的这10年左右时段里，许多新兴市场贸易伙伴宏观经济处于困境，这一环境变化本身就会促使他们自省，促使他们力图通过消减贸易保护主义、改善商业环境来摆脱经济困境；而在这样的时期开展文化合作，传播更合理更可持续的理念，当可收事半功倍之效。我们追求和平与发展，但作为客观、冷静的唯物主义者，我们绝不可一厢情愿地带上玫瑰色眼镜去观察现实世界。开放是经济发展必由之路，但开放经济的发展必然会对国家经济安全、社会稳定、政治安全带来一系列冲击，只有正视问题，才有可能解决问题。宋代对外贸易蓬勃发展大大加剧了困扰两宋政府三百年的“钱荒”问题，因过度任用外侨、疏於防范而在末年遭遇蒲寿庚背叛之祸；蒲寿庚留下的祸根在元末进一步发展成为割据泉州十年的亦思巴奚叛乱；明代对外贸易发展一度伴生出了荼毒万里海疆的“倭寇”问题；清代对外贸易的发展带来了边疆分裂主义，尤其是在对中亚贸易中传入的泛突厥主义、泛伊斯兰主义“双泛”思潮，至今仍是中国国家安全心腹大患。对所有这些问题，我们必须做好相应防范。《为什么是毛泽东》本书以时间为线索，讲述了毛泽东的开蒙、求学过程，以及他经历的一系列重大事件，直至建立了一个伟大的共和国。作者没有将更多的笔墨着眼于对诸多历史事件的细致描述或是揭示秘闻上，而是将重点放在分析毛泽东为什么能够获得成功上，试图探讨他诸多重大决策背后的深意。弄清了这些问题，也就不难明白，为什么最终中国的领袖会是他，而不是有钱有枪的蒋介石，也不是那些拥有更高学历、更大声望的人，比如周恩来，比如陈独秀。历史无法重演，伟人更加无法复制，但我们仍不会放弃学习他，研究他，因为哪怕我们从他身上只学到了一点皮毛，就足以让我们游刃于战场、商场、名利场。毕竟，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思考，也许能让我们离成功更近一点。任志刚，男，汉族，畅销书《为什么是毛泽东》、《为什么是中国》作者，1963年生，籍贯山西，1984年获得清华大学工学学士学位，1988年获得北京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现任中国政法大学兼职教授。其毛泽东研究已经得到社会各界的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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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第二卷）【42】贪腐横行
四十二、贪腐横行
连申时行这种“调停国手”都不能容忍，可以看出来东林党在政见上有多么极端。
东林党的出现，有两个大的背景，一个是文官集团腐败无耻到了一定程度，一个是理学思想僵化到了一定程度，才能搞出来这么一朵奇葩。
首先谈腐败。当时的文官集团已经极度的腐败无耻了。
嘉靖年间，一个吏部的普通办事人员的职位，就需要花上千两银子才能得到。某个官员退休，如果你想要他推荐你接替自己，在你的资历、级别、学历全都满足的情况下，推荐费也要五六百两银子。崇祯元年户科给事中韩一良说了一个比较详细的价码：“巡抚级别的官员，需要花五六钱两银子；知府级别的，大概要两三千两银子。”这个价格也是在级别和资历够的情况下需要花的钱，不是进士花钱也买不到。
至于入阁，天启年间黄尊素说：“大拜（指当内阁首辅）之事，相传必用间金数万”，也就是要想被文官内部推举为首辅，四处打点至少需要花费数万两银子。从最尊贵的内阁大学士，到县官、小吏，竟然全都需要用钱来打点才能换来官位。
有很多人采取集资或者负债买官的方式来谋求官位。集资，也就是几个人一起筹钱买到一个官位，然后其中一个去当官，在官位上拼命贪污，贪污出来的钱大家按照股份分红；至于借钱买官，则是上任以后连本带利要还回去，当然要抓紧贪污，才能回本。
由于贿赂、请托走后门的问题太严重，到了万历二十二年，吏部尚书孙丕扬竟然想出来了一个神奇的方法来解决问题——抽签。有官员职位空缺了，就把所有资格符合的候选的名字写到竹签上，竹签放到竹筒里面摇，摇出来的是谁这个位置就给谁。全程公开，欢迎监督，童叟无欺。他认为这样最公平——其实主要是因为走后门的权贵太多，谁都得罪不起。干脆就抽签，抽不到你们就别怪我不给你们面子。
孙丕扬的抽签政策招来一片骂声，大家说你个吏部选官员也太不严肃了。后来这个制度又给废除了。废除了之后，大家发现选出来的官员还不如抽签抽出来的。因为抽签还有个概率问题，偶尔会有能干的人被抽中，不抽签了就得全靠行贿请托走后门胜出了，反而更糟。于是忧国忧民的人们又呼吁，还是恢复抽签吧，抽签好。
此时，科举制度已经大大腐化，权贵之家的儿孙们纷纷考中进士。考成法已经废除了，言官御史们忙着监督皇帝没工夫监督官员。你说这个国家的官僚集团会搞成啥样？
文官集团一边正气凛然的跟皇帝争论立谁为太子的问题；一边明码标价，出售官位，形成惯例。对皇帝严格要求，对自己网开一面，成为官场的常态。孙丕扬被《明史》称赞为清官，顶住各方压力，自断财路，拼了命才搞出一个抽签制度出来。但是打开《明史》，万历到崇祯年间的官员，竟然绝大部分人——尤其是东林党人——在传记里面都被称为廉洁正直、果敢有为，深受老百姓爱戴的好官，这样的“正史”显然是无法令人相信的。
晚明官员集体的贪污腐败，最大的一块，不在于直接收受贿赂，主要还是利用特权兼并土地和垄断商业店铺。五品以上的官员，几乎每家都是大地主、大商铺老板兼放高利贷的，很少有例外。某人一考中进士并被授予官位，家里马上就会来一大群主动要求投献土地的，因为他已经可以享受免除土地钱粮和徭役的特权了。
徐光启是万历三十二的的进士，据他自己记载：“江南役重甲天下，……祖父以役累中落。…一启中举，尽免其役，家业复振。……与市为贾，骤富焉。”也就是之前因为徭役太重而家道衰落，他一中进士，很快就能够享受到当官的特权，家业也就复兴了，然后又去搞些商业活动，立刻就暴富起来。
此外，官员之家还可以隐藏一大批人口，作为家仆，在他们家里为他干活领工资，但是不在地方户口登记簿上登基，就可以躲避人头税、徭役等等。
在万历三年到达中国的西班牙人马丁·德·拉达修士在《记大明的中国事情》中说：“士绅的人数接近税户。这是我们旅经各地发现的。有的纳税户是按六、八或更少的人数纳税，尽管他们户内人口更多；他们好些人都这样告诉我们的。例如有个叫夏苏(Jca一sin)的人对我们说，他户内有七十人，但他只纳七人的税。另一个人对我们说，他户内约六十人，他只交四人的税。”
拉达这段话是为了说明明朝沿海人口众多的，但无意间也揭露了士大夫隐瞒人口逃税的事实。其中第一句尤其惊人：“士绅的人数接近税户。”也就是当地的人口几乎都被官僚士绅纳入到自己家族名下了，没有登记到官僚家族的纳税户口已基本不存在。这句话也许有点夸张，但官僚士绅阶层隐藏了超过他们家族人数大约十倍的人口以逃税的事实当是基本准确的。
可以合法隐藏土地和人口逃税，正是士大夫发财致富的一大关键。
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中也说：“新兴的富户，绝大多数属于官僚、土绅或在学生员而得以享受优免，不再承担役的责任。政府中的吏员，也越来越多地获得了上下其手的机会。因为全国的现金和实物不是总收集发，财政制度无从以严密的会计制度加以考察，从间隙中漏出来的钱物就落于这些人的手里。很多的人对民生疾苦早已视而不见，而是更多地关心于保持职位以取得合法与非法的收入。”
除了土地和商业，利用“驿站”发财也是明朝官员的一大陋习。明朝驿站的维护和运行，都由民户按田粮的多寡来负担。许多没有资格享受驿站的官员甚至家属，纷纷利用驿站搞免费运输。除了运送自己的行李外，还给其他商家承运物资。故每有官员过驿，则出现“轿或一二十乘，扛或八九十抬，多者用夫二三百名，少者用马四五十匹，民财既竭，民用亦疲”的局面。
更奇葩的是，那些不喜欢骑马或不会骑马的官员，大多数出行靠坐轿子。因没骑马，便要向驿站收取“马干银”（意思是我没骑你的马，你得把那笔省出来的钱给我）。偶尔有官员骑马，则要向驿站收取“惜马钱”（相当于马的保护费）。如果驿站不交纳这笔费用，官员们就会折磨周遭农民提供的马匹，要么割马耳，要么断马尾，甚至把马折磨死。
崇祯十年（1637）秋，徐霞客在广西游历。他纯粹是个人行为，不是公事，无权免费使用公家的驿传系统。但是，凭着地方官赠送的马牌（使用驿传的证明信），徐霞客却支使村民为他和仆人抬轿赶路。主仆加上行李，动辄要用七八个夫役。村里人手不够时，还用“二妇人代舆”——让妇女为他抬轿。此外还要供他吃喝，有鱼有肉，“煮蛋献浆”。
在《粤西游日记三》中，徐霞客记载了崇祯十年十一月下旬的经历。这位有马牌的先生驱赶着夫役整天赶路，傍晚时分看到了下一站的村子，众夫役开始逃散，徐霞客赶紧抓住一个捆上，牵着进了村。村中男子已逃遁入山，徐霞客便领着仆人挨家挨户搜，搜出两位妇女，命令她们去找人搬行李做饭。被捆的人质和他的同伴们也大呼大叫，让村里人接班。过一会，负责驿传事务的老人来了，徐霞客说，老人怕我拿鞭子抽他的子孙，不得不来。这老人的儿子是个瘸子。
吃过饭，上了老人和妇人为他铺好的床，“予叱令速觅夫，遂卧（我喝令快去给我找抬轿子扛行李的夫役，然后躺下）。”徐霞客能够周游中国，写下《徐霞客游记》，就是利用驿站这么走下来的。
根据海瑞的记录，他在当县令的时候，就看到那些往来的官员及其亲友在驿站横吃横喝，用夫用马，造成的巨额负担，竟逼得百姓投河上吊。
除了驿站费用，上级到下级地方视察或者路过，地方上还必须高规格接待。海瑞记录，淳安县一个县，每年用于接待过客的费用就超过了一万两千两银子。经过他大力削减，给削减到了每年九百多两，降低了百分之九十以上。海瑞还说，如果按照朱元璋定的规矩，只要九十多两就能解决问题。我这九百多两，也是严重超标的。
海瑞的标准之所以超标，是考虑到物价和照顾高级官员体面的考虑，州府以上大员过境还是要给准备鱼肉，不能全是素菜。也就是说，以海瑞制定的能吃饱、吃可口的标准来衡量，这种腐败造成的奢侈浪费一个县一年最少在一万两银子。淳安还不在主要的交通干线上，在浙江属于内陆偏远地区。交通要道所在地区的问题更严重。上级曾经要求淳安分担旁边几个县的接待成本，因为那些县在主干道上，压力大得多。被海瑞给硬顶了回去，他跟上级说要我分担也可以，先把他们的接待成本也降下来90%再说。
明朝大概有1400个县，按照淳安的标准算，每年超标接待吃喝费用就高达一千四百万两。而后来日本入侵朝鲜，明朝去支援，累计打了四年仗，总军费才八百万两银子。
而且，这种接待过客的成本一直在快速增长。
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海瑞出任淳安知县后，在当地老人中进行过调查。据老人说，近20年民间比前20年苦，负担重。近四五十年又比前四五十年负担重，这就是因为官员的招待费用越来越丰厚了。
明朝的陈全之《蓬窗日录》卷四中的一则记载，更加精确地支持了这种民间感觉。他说淮扬驿递，嘉靖初年，每年接的证明信大约三千。不过20年，如今上万了。所用的船也比过去大，需要三倍于前的纤夫才能拉动。也就是说，驿站的负担二十年间增加了三倍。
若按照这个速度，到了万历中后期，每年全国的超标接待、公款吃喝费用加起来怕不得两三千万两白银？难怪后来打辽东没钱，军队发不起工资哗变，原来就是传说中的“前方吃紧，后方紧吃”。
在朝鲜打日本每年才两三百万两银子的军费就打赢了。明朝后期真要军费每年能新增加一千万两银子，军官们的贪污和吃空饷也没那么严重的话，不要说打后金、打蒙古，就是组成一支舰队去把日本灭了，把马六甲从葡萄牙手里收回来也是有可能的。
——所以说，明朝在大航海时代没有走向海外扩张，不是因为朱元璋搞过什么海禁，不是皇帝思想保守、专制独裁。核心原因就是官僚集团太腐败，把国家吃穷了，把军队搞垮了，没办法对外扩张。
然而明朝官僚们贪污腐败的行径还远远不止于一个超标接待和大吃大喝，还有一个大头就是大规模的私下加派钱粮。因为官员的花销全部都要从老百姓头上出，花的越多就要加派的钱粮也就越多。崇祯时期的兵部尚书梁廷栋就说：
“如今人民的穷困，其实并不在于辽东的军费。一年之中，官员们私自加派的钱粮不计其数。每次官员到了考察期进京汇报工作、等待升官的关头，来一趟每人最少要花五六千两银子。全国范围内，每一次大规模的考核选任知府县令，各种跑官的花销，就要加派数百万两银子。皇帝派官员下去巡视地方，各地馈赠的礼物，多的可以达到两三万两银子。同样，全国范围内派中央官员去巡视一遍，老百姓又要加派一百多万两银子。”
除了私派钱粮，当然还有私派劳役。崇祯七年的时候，大名府要往辽东运米豆，按照规定，运输找脚夫拉车应该支付工资。因为已经“一条鞭”了，劳役折钱上交，再找人干活就应该付工资。发工资这种事当然不在官府考虑范围之类，还是得免费运输。如果这样也就罢了，人民群众也没把所谓的“一条鞭”当回事，对国家徭役还是认账。但开州的具体承办人员“私派里甲小车两千余辆”用来给自己运送货物，如果车夫不想运，每辆车还要交二两银子的运输费。
官员贪污的第三个大头就是枉法敲诈。这个很常见，不用细说，就是谁家吃了官司，就得给官府送钱，不然肯定断的很严，或者在监狱里面关着莫名其妙就死掉也是可能的。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吃完被告吃原告”。做个生意，则要各方孝敬，不然各个部门就会不断的跑到你这里来查税找麻烦，不让你这个生意没法做。严嵩当权的时候，他们家的仆人只要拿着严嵩的名帖到某个钱庄去，就能拿到三千两银子，因为这张名帖可以保护这些商家免受普通官吏的敲诈勒索。
上面讲的这些，是贪污腐败的大头。还有很多小政策，也是无孔不入的腐败。
比如“马政”，明朝时中央政府负责马匹管理的太仆寺，并不直接养马，而是把国家的马匹分散到老百姓家中寄养。按明初的规定，凡是为政府代养马匹的马户，国家要半免或全免其赋税，并划给相应的草场。
到了明朝后期，养马户也只剩下了义务而没有丝毫的权利。草场什么的就别想了，早被权贵兼并走了，饲料来源自己想办法。而且，你养好马之后交上来，如果不贿赂太仆寺官员，他们就会以马匹质量不合格拒绝验收。验收不过，你的马就白养了，就会面临高额罚款。以致出现了“养马之费什一，为马而费者恒什九”，其大意是，养马本身需要10两银子，那么为了让马通过验收而向官员行贿的钱至少得90两。
总之，腐败的花样实在太多，无法列举。底层人民是苦不堪言。
随着腐败而来的，就是官员们变得越来越无耻。
无耻是腐败的原因，也是腐败的结果，二者互为因果关系。无耻的人才会贪污——这里指的是扣除准合法的“常例”之后另外的贪污；反之，贪污成风之后，正直能干的人必然会不断的从官僚体系中被淘汰，提拔起来的人只会是越来越无耻。
一个王朝，开国的时候往往比较清廉，官场主要是一批既能干又清廉的人物主导；然后就是腐败程度不断增加，官场开始由一批能干但是腐败的人物主导；到最后，腐败程度加深，能干的人也被淘汰出局，官场就被一批腐败、无耻、而且无能的人物主导。
中国目前已经过了第一阶段，正在向第二阶段迈进。现在抓出来的贪官虽然腐败，但基本都还是很能干的。官僚系统中正气尤存，贪腐之风虽然盛行，但尚未占据主导地位，只会贪污而不能解决问题的人很难被提拔到比较高的位置上。如果没有最近的反腐败风暴，用不了多久，就可能开始从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迈进了。
万历时期，张居正被清算以后，官场已经进入了第三阶段。
这个阶段的特点就是腐败分子已经大获全胜，国家再也没有恢复向上发展势头的希望。在腐败分子内部，还要展开激烈斗争，进一步把有点良心、愿意为国家做点事儿的人物彻底清除。这就特别需要东林党人这种极端分子来充当政治打手，完成这个任务，所以东林党才能成得了气候。这是东林党生存发展的政治经济基础。
顾诚《明末农民战争史》，第一章《农民战争的背景》。
吴思，《论资排辈也是好东西》，载《潜规则》，复旦大学出版社。
吴思，《县官的隐身份》，载《血酬定律》一书。
吴思，《县官的隐身份》
顾诚，《明末农民战争史》第一章。
作者：李晓鹏
博士，著有《这个国家会好吗》和《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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