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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艺术辞典中国古代建筑艺术-奎屯教育教研管理平台.PDF3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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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艺术辞典 中国建筑艺术
中国古代建筑艺术
中国古代建筑艺术概述 中国古代的建筑是以木结构为主要特色的，且形成了独立的建筑艺术，在城
市规划、建筑组群、单体建筑以及材料、结构等方面的艺术处理均取得辉煌的成
就。传统建筑中的各种屋顶造型、飞檐翼角、斗供彩画、朱柱金顶、内外装修门
及园林景物等，充分体现出中国建筑艺术的纯熟和感染力。七千年前河姆渡文化
中即有榫卯和企口做法。半坡村已有前堂后室之分。商殷时已出现高大宫室。西
周时已使用砖瓦并有四合院布局。春秋战国时期更有建筑图传世。京邑台榭宫室
内外梁柱、斗供上均作装饰，墙壁上饰以壁画。秦汉时期木构建筑日趋成熟，建
筑宏伟壮观，装饰丰富，舒展优美，出现了阿房宫、未央宫等庞大的建筑组群。
魏晋、南北朝时期佛寺、佛塔迅速发展，形式多样，屋脊出现了鸱吻饰件。隋唐
时期建筑采用琉璃瓦，更是富丽堂皇，当时所建的南禅寺大殿、佛光寺大殿迄今
犹存，举世瞩目。五代、两宋都市建筑兴盛，商业繁荣，豪华的酒楼、商店各有
飞阁栏槛，风格秀丽。明清时代的宫殿苑囿和私家园林保存至今者尚多，建筑亦
较宋代华丽繁琐、威严自在。近现代中国建筑艺术则在继承优秀传统及吸收当今
世上建筑艺术长处的实践中，不断发展，有所创新。 中国的传统建筑，具有悠久的历史，取得了光辉的成就。从陕西半坡遗址发
掘的方形或圆形浅穴式房屋发展到现在，已有六七千年的历史。修建在崇山峻岭
之上、蜿蜒万里的长城，是人类建筑史上的奇迹；建于隋代的河北赵县的安济桥，
在科学技术同艺术的完美结合上，早已走在世界桥梁科学的前列；现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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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敦煌莫高窟
甘肃敦煌莫高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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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this.style.width=500;" onmousewheel="return bbimg(this)">&&& 莫高窟属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俗称千佛洞，被誉为20世纪最有价值的文化发现，坐落在河西走廊西端的敦煌，以精美的壁画和塑像闻名于世。它始建于十六国的前秦时期，历经十六国、北朝、隋、唐、五代、西夏、元等历代的兴建，形成巨大的规模，现有洞窟735个，壁画4.5万平方米、泥质彩塑2415尊，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佛教艺术圣地。近代以来又发现了藏经洞，内有5万多件古代文物，由此衍生专门研究藏经洞典籍和敦煌艺术的学科――敦煌学。但在近代，莫高窟受到骗取、盗窃，文物大量流失，其宝藏遭到严重破坏。1961年，莫高窟被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1987年，莫高窟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是中国四大石窟之一。500)this.style.width=500;" onmousewheel="return bbimg(this)">&&&& 【沿革概述】莫高窟位于中国甘肃省敦煌市东南25公里处的鸣沙山东麓断崖上，前临宕泉河，面向东，南北长1680米，高50米。洞窟分布高低错落、鳞次栉比，上、下最多有五层。它始建于十六国时期，据唐《李克让重修莫高窟佛龛碑》的记载，前秦建元二年（366年），僧人乐V路经此山，忽见金光闪耀，如现万佛，于是便在岩壁上开凿了第一个洞窟。此后法良禅师等又继续在此建洞修禅，称为“漠高窟”，意为“沙漠的高处”。后世因“漠”与“莫”通用，便改称为“莫高窟”。北魏、西魏和北周时，统治者崇信佛教，石窟建造得到王公贵族们的支持，发展较快。隋唐时期，随着丝绸之路的繁荣，莫高窟更是兴盛，在武则天时有洞窟千余个。安史之乱后，敦煌先后由吐蕃和归义军占领，但造像活动未受太大影响。北宋、西夏和元代，莫高窟渐趋衰落，仅以重修前朝窟室为主，新建极少。元朝以后，随着丝绸之路的废弃，莫高窟也停止了兴建并逐渐湮没于世人的视野中。直到清康熙四十年（1701年）后，这里才重新让人注意。近代，人们通常称其为“千佛洞”。&&&& 莫高窟现存北魏至元的洞窟735个，分为南北两区。南区是莫高窟的主体，为僧侣们从事宗教活动的场所，有487个洞窟，均有壁画或塑像。北区有248个洞窟，其中只有5个存在壁画或塑像，而其它的都是僧侣修行、居住和亡后掩埋场所，有土炕、灶炕、烟道、壁龛、台灯等生活设施。两区共计492个洞窟存在壁画和塑像，有壁画4.5万平方米、泥质彩塑2415尊、唐宋木构崖檐5个，以及数千块莲花柱石、铺地花砖等。&&&& ◎&世界遗产委员会评价 &&&& 莫高窟地处丝绸之路的一个战略要点。它不仅是东西方贸易的中转站，同时也是宗教、文化和知识的交汇处。莫高窟的492个小石窟和洞穴庙宇，以其雕像和壁画闻名于世，展示了延续千年的佛教艺术。 &　　◎ 概 况 莫高窟又名“千佛洞”，位于中国西部甘肃省敦煌市东南25公里处鸣沙山的崖壁上。这里全年日照充足、干燥少雨、四季分明，昼夜温差较大。石窟南北长1600余米，上下共五层，最高处达50米。现存洞窟492个，壁画45000余平方米，彩塑2415身，飞天塑像4000余身。莫高窟规模宏大，内容丰富，历史悠久，与山西云岗石窟、河南龙门石窟并称为中国“三大石窟艺术宝库”。 莫高窟最初开凿于前秦建元二年（公元366年），至元代（公元年）基本结束，其间经过连续近千年的不断开凿，使莫高窟成为集各时期建筑、石刻、壁画、彩塑艺术为一体，世界上规模最庞大，内容最丰富，历史最悠久的佛教艺术宝库。这些艺术珍品不仅反映了中国中古时期宗教和社会生活情况，同时也表现出历代劳动人民的杰出智慧和非凡成就。 　　 &&& 1900年在莫高窟偶然发现了“藏经洞”，洞里藏有从公元四世纪到十四世纪的历代文物五、六万件。这是二十世纪初中国考古学上的一次重大发现，震惊了世界。此后又由此发展出著名的“敦煌学”。敦煌学经过近百年的研究，不仅在学术、艺术、文化等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同时也向世界展示了敦煌艺术之美、文化内蕴之丰富以及中国古代劳动人民的聪明智慧。 500)this.style.width=500;" onmousewheel="return bbimg(this)">&&&& ◎ 文化遗产 敦煌石窟艺术是集建筑、雕塑、绘画于一体的立体艺术，古代艺术家在继承中原汉民族和西域兄弟民族艺术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吸收、融化了外来的表现手法，发展成为具有敦煌地方特色的中国民族风俗的佛教艺术品，为研究中国古代政治、经济、文化、宗教、民族关系、中外友好往来等提供珍贵资料，是人类文化宝藏和精神财富。 建筑艺术 现存500多个洞窟中保存有绘画、彩塑的492个，有禅窟、殿堂窟、塔庙窟、穹隆顶窟、“影窟”等形制，还有一些佛塔。窟型最大者高40余米、宽30米见方，最小者高不足盈尺。 从早期石窟所保留下来的中心塔柱式这一外来形式的窟型，反映了古代艺术家在接受外来艺术的同时，加以消化、吸收，使它成为我国民族形式。其中不少是现存古建筑的杰作。 彩塑艺术 彩塑为敦煌艺术的主体，有佛像、菩萨像、弟子像以及天王、金刚、力士、神等。彩塑形式丰富多采，有圆塑、浮塑、影塑、善业塑等。最高34．5米，最小仅2厘米右(善业泥木石像)，题材之丰富和手艺之高超，堪称佛教彩塑博物馆。 17窟唐代河西都憎统的肖像塑，和塑像后绘有持杖近侍等，把塑像与壁画结为一体，为我国最早的高僧写实真像之一，具有很高的历史和艺术价值。 500)this.style.width=500;" onmousewheel="return bbimg(this)">&&&& ◎壁画艺术 石窟壁画富丽多彩，各种各样的佛经故事，山川景物，亭台楼阁等建筑画、山水画、花卉图案、飞天佛像以及当时劳动人民进行生产的各种场面等，是十六国至清代1500多年的民俗风貌和历史变迁的艺术再现。 在大量的壁画艺术中还可发现，古代艺术家们在民族化的基础上，吸取了伊朗、印度、希腊等国古代艺术之长，是中华民族发达文明的象征。 各朝代壁画表现出不同的绘画风格，反映出我国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状况，是中国古代美术史的光辉篇章，为中国古代史研究提供珍贵的形象史料。 敦煌艺术 光绪26年(公元1900年)，在16窟北壁发现砌封于隐室中满贮从三国魏晋到北宋时期的经卷、文书，织绣和画像等约5万余件。文书除汉文写本外，栗特文、衣摹⒒毓俏摹⑼罗摹㈣笪摹⒉匚牡雀髅褡逦淖中幢驹颊剂种弧Ｎ氖槟谌萦蟹稹⒌赖冉痰慕堂旁游牡淖诮涛氖椋难ё髌贰⑵踉肌⒄瞬帷⒐氖楹鹊氖浪孜氖椤 敦煌艺术的发现，名闻中外，它对我国古代文献的补遗和校勘有极为重要的研究价值。500)this.style.width=500;" onmousewheel="return bbimg(this)">&&&& 【艺术特色】 莫高窟是一座融绘画、雕塑和建筑艺术于一体，以壁画为主、塑像为辅的大型石窟寺。它的石窟形制主要有禅窟、中心塔柱窟、殿堂窟、中心佛坛窟、四壁三龛窟、大像窟、涅磐窟等。各窟大小相差甚远，最大的第16窟达268平方米，最小的第37窟高不盈尺。窟外原有木造殿宇，并有走廊、栈道等相连，现多已不存。&&&& 莫高窟壁画绘于洞窟的四壁、窟顶和佛龛内，内容博大精深，主要有佛像、佛教故事、佛教史迹、经变、神怪、供养人、装饰图案等七类题材，此外还有很多表现当时狩猎、耕作、纺织、交通、战争、建设、舞蹈、婚丧嫁娶等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画作。这些画有的雄浑宽广，有的鲜艳瑰丽，体现了不同时期的艺术风格和特色。中国五代以前的画作已大都散失，莫高窟壁画为中国美术史研究提供了重要实物，也为研究中国古代风俗提供了极有价值的形象和图样。据计算，这些壁画若按2米高排列，可排成长达25公里的画廊。&&&& 莫高窟所处山崖的土质较松软，并不适合制作石雕，所以莫高窟的造像除四座大佛为石胎泥塑外，其余均为木骨泥塑。塑像都为佛教的神佛人物，排列有单身像和群像等多种组合，群像一般以佛居中，两侧侍立弟子、菩萨等，少则3身，多则达11身。彩塑形式有圆塑、浮塑、影塑、善业塑等。这些塑像精巧逼真、想象力丰富、造诣极高，而且与壁画相融映衬，相得益彰。&&&& 它是一个九层的遮檐，也叫“北大像”，正处在崖窟的中段，与崖顶等高，巍峨壮观。其木构为土红色，檐牙高啄，外观轮廓错落有致，檐角系铃，随风作响。其间有弥勒佛坐像，高35.6米，由石胎泥塑彩绘而成，是中国国内仅次于乐山大佛和荣县大佛的第三大坐佛。容纳大佛的空间下部大而上部小，平面呈方形。楼外开两条通道，既可供就近观赏大佛，又是大佛头部和腰部的光线来源。这座窟檐在唐文德元年（888年）以前就已存在，当时为5层，北宋乾德四年（966年）和清代都进行了重建，并改为4层。1935年再次重修，形成现在的9层造型。500)this.style.width=500;" onmousewheel="return bbimg(this)">&&& 莫高窟的壁画上，处处可见漫天飞舞的美丽飞天――敦煌市的城雕也是一个反弹琵琶的飞天仙女的形象。飞天是侍奉佛陀和帝释天的神，能歌善舞。墙壁之上，飞天在无边无际的茫茫宇宙中飘舞，有的手捧莲蕾，直冲云霄；有的从空中俯冲下来，势若流星；有的穿过重楼高阁，宛如游龙；有的则随风漫卷，悠然自得。画家用那特有的蜿蜒曲折的长线、舒展和谐的意趣，呈献给人们一个优美而空灵的想象世界。&&&& 艳丽的色彩，飞动的线条，在这些西北的画师对理想天国热烈和动情的描绘里，我们似乎感受到了他们在大漠荒原上纵骑狂奔的不竭激情，或许正是这种激情，才孕育出壁画中那样张扬的想象力量吧！&&&& 【风格演变】 莫高窟现存有壁画和雕塑的492个石窟，大体可分为四个时期：北朝、隋唐、五代和宋、西夏和元。&&&& 开凿于北朝时期的洞窟共有36个，其中年代最早的第268窟、第272窟、第275窟可能建于北凉时期。窟形主要是禅窟、中心塔柱窟和殿堂窟，彩塑有圆塑和影塑两种，壁画内容有佛像、佛经故事、神怪、供养人等。这一时期的影塑以飞天、供养菩萨和千佛为主，圆塑最初多为一佛二菩萨组合，后来又加上了二弟子。塑像人物体态健硕，神情端庄宁静，风格朴实厚重。壁画前期多以土红色为底色，再以青绿褚白等颜色敷彩，色调热烈浓重，线条纯朴浑厚，人物形象挺拔，有西域佛教的特色。西魏以后，底色多为白色，色调趋于雅致，风格洒脱，具有中原的风貌。典型洞窟有第249窟、第259窟、第285窟、第428窟等。如第243石窟北魏时代的释家牟尼塑像，巍然端坐，身上斜披印度袈裟，头顶扎扁圆形发髻，保留着犍陀罗样式。500)this.style.width=500;" onmousewheel="return bbimg(this)">&&&& 隋唐是莫高窟发展的全盛时期，现存洞窟有300多个。禅窟和中心塔柱窟在这一时期逐渐消失，而同时大量出现的是殿堂窟、佛坛窟、四壁三龛窟、大像窟等形式，其中殿堂窟的数量最多。塑像都为圆塑，造型浓丽丰满，风格更加中原化，并出现了前代所没有的高大塑像。群像组合多为七尊或者九尊，隋代主要是一佛、二弟子、二菩萨或四菩萨，唐代主要是一佛、二弟子、二菩萨和二天王，有的还再加上二力士。这一时期的莫高窟壁画题材丰富、场面宏伟、色彩瑰丽，美术技巧达到空前的水平。如中唐时期制作的第79窟胁侍菩萨像中的样式。上身裸露，作半跪坐式。头上合拢的两片螺圆发髻，是唐代平民的发式。脸庞、肢体的肌肉圆润，施以粉彩，肤色白净，表情随和温存。虽然眉宇间仍点了一颗印度式红痔，却更像生活中的真人。还有在第159窟中，也是胁侍菩萨。一位上身赤裸，斜结璎珞，右手抬起，左手下垂，头微向右倾，上身有些左倾，胯部又向右突，动作协调，既保持平衡，又显露出女性化的优美身段。另外一位菩萨全身著衣，内外几层表现清楚，把身体结构显露得清晰可辨。衣褶线条流利，色彩艳丽绚烂，配置协调，身材修长，比例恰当，使人觉得这是两尊有生命力的“活像”。&&&& 五代和宋时期的洞窟现存有100多个，多为改建、重绘的前朝窟室，形制主要是佛坛窟和殿堂窟。从晚唐到五代，统治敦煌的张氏和曹氏家族均崇信佛教，为莫高窟出资甚多，因此供养人画像在这个阶段大量出现并且内容也很丰富。塑像和壁画都沿袭了晚唐的风格，但愈到后期，其形式就愈显公式化，美术技法水平也有所降低。这一时期的典型洞窟有第61窟和第98窟等，其中第61窟的地图《五台山图》是莫高窟最大的壁画，高5米，长13.5米，绘出了山西五台山周边的山川形胜、城池寺院、亭台楼阁等，堪称恢宏壮观。&&&& 莫高窟现存西夏和元代的洞窟有85个。西夏修窟77个，多为改造和修缮的前朝洞窟，洞窟形制和壁画雕塑基本都沿袭了前朝的风格。一些西夏中期的洞窟出现回鹘王的形象，可能与回鹘人有关。而到了西夏晚期，壁画中又出现了西藏密宗的内容。元代洞窟只有8个，全部是新开凿的，出现了方形窟中设圆形佛坛的形制，壁画和雕塑基本上都和西藏密宗有关。典型洞窟有第3窟、第61窟和第465窟等。&　　藏经洞&&&& 1900年，在莫高窟居住的道士王圆为了将已被遗弃许久的部分洞窟改建为道观，而进行大规模的清扫。当他在为第16窟（现编号）清除淤沙时，偶然发现了北侧甬道壁上的一个小门，打开后，出现一个长宽各2.6米、高3米的方形窟室（现编号为第17窟），内有从4世纪到11世纪（即十六国到北宋）的历代文书和纸画、绢画、刺绣等文物5万多件，这就是著名的“藏经洞”。&&&& 藏经洞藏经洞的内壁绘菩提树、比丘尼等图像，中有一座禅床式低坛，上塑一位高僧洪辨的坐相，另有一通石碑，似未完工。从洞中出土的文书来看，最晚的写于北宋年间，且不见西夏文字，因此可推断藏经洞是公元11世纪时，莫高窟的僧人们为躲避西夏军队，在准备逃难时所封闭的。&&&& 莫高窟藏经洞是中国考古史上的一次非常重大的发现，其出土文书多为写本，少量为刻本，汉文书写的约占六分之五，其它则为古代藏文、梵文、齐卢文、粟特文、和阗文、回鹘文、龟兹文等。文书内容主要是佛经，此外还有道经、儒家经典、小说、诗赋、史籍、地籍、帐册、历本、契据、信札、状牒等，其中不少是孤本和绝本。这些对研究中国和中亚地区的历史，都具有重要的史料和科学价值，并由此形成了一门以研究藏经洞文书和敦煌石窟艺术为主的学科――敦煌学。&&&& 破坏情况&&&& 莫高窟在元代以后已很少为人所知，几百年里基本保存了原貌。但自藏经洞被发现后，旋即吸引来许多西方的考古学家和探险者，他们以极低廉的价格从王圆处获得了大量珍贵典籍和壁画，运出中国或散落民间，严重破坏了莫高窟和敦煌艺术的完整性。&&&& 1907年，英国考古学家马尔克?奥莱尔?斯坦因在进行第二次中亚考古旅行时，沿着罗布泊南的古丝绸之路，来到了敦煌。当听说莫高窟发现了藏经洞后，他找到王圆，表示愿意帮助兴修道观，取得了王的信任。于是斯坦因就被允许进入藏经洞拣选文书，他最终只用了200两银两，便换取了24箱写本和5箱其他艺术品带走。1914年，斯坦因再次来到莫高窟，又以500两银两向王圆购得了570段敦煌文献。这些藏品大都捐赠给了大英博物馆和印度的一些博物馆。大英博物馆现拥有与敦煌相关的藏品约1.37万件，是世界上收藏敦煌文物最多的地方，但近年来由于该馆对中国文物的保护不力甚至遭致失窃，因而受到不少指责。&&&& 1908年，精通汉学的法国考古学家伯希和在得知莫高窟发现古代写本后，立即从迪化赶到敦煌。他在洞中拣选了三星期，最终以600两银两为代价，获取了1万多件堪称菁华的敦煌文书，后来大都入藏法国国立图书馆。&&&& 1909年，伯希和在北京向一些学者出示了几本敦煌珍本，这立即引起学界的注意。他们向清朝学部上书，要求甘肃和敦煌地方政府马上清点藏经洞文献，并运送进京。清廷指定由甘肃布政使何彦升负责押运。但在清点前，王圆便已将一部分文物藏了起来，押运沿途也散失了不少，到了北京后，何彦升和他的亲友们又自己攫取了一些。于是，1900年发现的五万多件藏经洞文献，最终只剩下了8757件入藏京师图书馆，现均存于中国国家图书馆。&&&& 对于流失在中国民间的敦煌文献，有一部分后来被收藏者转卖给了日本藏家，也有部分归南京国立中央图书馆，但更多的已难以查找。王圆藏匿起来的写本，除了卖给斯坦因一部分以外，其他的也都在1911年和1912年卖给了日本的探险家吉川小一郎和橘瑞超。1914年，俄罗斯佛学家奥尔登堡对已经搬空的藏经洞进行了挖掘，又获得了一万多件文物碎片，目前藏于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 近代，除了藏经洞文物受到瓜分，敦煌壁画和塑像也蒙受了巨大的损失，目前所有唐宋时期的壁画均已不在敦煌。伯希和与1923年到来的哈佛大学兰登?华尔纳先后利用胶布粘取了大批有价值壁画，有时甚至只揭取壁画中的一小块图像，严重损害了壁画的完整性。王圆为打通部分洞窟也毁坏了不少壁画。1922年，莫高窟曾一度关押了数百名俄罗斯沙皇军队士兵，他们在洞窟中烟熏火燎，破坏不小。1940年代，张大千在此描摹壁画时，发现部分壁画有内外两层，他便揭去外层以观赏内层，这种做法后来引发了争议，直到现在依然争论不休。&&&& 【历史现状】 敦煌自古以来就是丝绸之路上的重镇，一度颇为繁华，周边石窟寺亦颇多。除了莫高窟，还有西千佛洞、榆林窟及东千佛洞等，共同组成了敦煌石窟群，其中西千佛洞和东千佛洞通常被看作是莫高窟和榆林窟的分支。西千佛洞位于莫高窟西南30余公里的党河北岸崖壁上，呈东西向排列，全长2.5公里，现存北魏、北周、隋、唐、五代、西夏、元的洞窟22个、壁画约800平方米、彩塑34身，它的洞窟形制、塑像和壁画的题材内容、艺术风格均与莫高窟十分相似，但由于历史上的保护不周，目前残损坍塌较甚。&&&& 虽然早在20世纪初就有罗振玉、王国维、刘半农等人在北京、伦敦、巴黎等各地收集、抄录敦煌文献，但对莫高窟的真正保护开始于1940年代。1941年至1943年著名画家张大千对洞窟进行了断代、编号和壁画描摹。1943年，国民政府将莫高窟收归国有，设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由常书鸿任所长，对敦煌诸石窟进行系统性的保护、修复和研究工作。1950年，研究所改名为敦煌文物研究所，依然由常书鸿主持，到1966年以前，已加固了约400个洞窟，抢修了5座唐宋木构窟檐，并将周边10余平方公里划定为保护范围。1984年，中国政府进一步将敦煌文物研究所升格为敦煌研究院，充实了科技力量，开展治沙工程，积极利用数字化技术和其他技术来加强保护工作。由于呼吸产生的二氧化碳对壁画会产生潜在性的破坏，近年造访莫高窟人数增加，因此对日常参观人数应该加以限制。&&&& 莫高窟堪称世界最大的艺术宝库之一。&&&& 【掠夺史】 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道士王圆发现“藏经洞”，洞内藏有写经、文书和文物四万多件。此后莫高窟更为引人注目。 &&&& 年英国的斯坦因两次掠走遗书、文物一万多件。 &&&& 1908年法国人伯希和从藏经洞中拣选文书中的精品，掠走约5000件。&&&& 1910年藏经洞中的劫余写经，大部分运至北京，交京师图书馆收藏。&&&& 1911年日本人橘瑞超和吉川小一郎从王道士处，掠走约600件经卷。 &&&& 1914年俄国人奥尔登堡又从敦煌拿走一批经卷写本，并进行洞窟测绘，还盗走了第263窟的壁画。 &&&& 1924年美国人华尔纳用特制的化学胶液，粘揭盗走莫高窟壁画26块。&　　他们都以少量的银元，带走了大量的中国的灿烂文化。&&&& &相关链接：&敦煌藏经洞的发现者 ――王道士&&&& 来源：敦煌研究院网站&&&& 作者：沙武田500)this.style.width=500;" onmousewheel="return bbimg(this)">　　王道士，湖北麻城人。一说是陕西人，可能有误。本名圆，又作圆禄。大约出生于清道光三十年（1850），死于民国二十年（1931）农历四月十八日，八十多岁，可谓高寿。从他后来的经历可以表明他大概出身于农家，家境也不会太好，小的时侯读过几年书。以后家乡连年闹灾荒，据《麻城县志》记载，咸丰六年（1856）因为夏季闹干旱，庄稼几无收成，米价飞涨，饿死人之事极为普遍。因此可见王道士的童年生活并不会太美好，从我们今天可以看到的斯坦因给他照的照片中可以看到，王道士身体矮小，也不结实，正是他从小就营养不良的反映。后来他又因为天灾人祸而逃出家乡，来到西北的河西走廊的酒泉一带。清光绪初，入肃州巡防营为兵勇。退伍之后，或无家可归，或想到自己的童年与逃难经历而不想回家，也没有合适的事情可做，在那个年月象他这样的人连吃饱肚子都成问题。于是他想出了一个最好的办法，在当地出家受戒为道土，师傅是一个名为盛道的当地道士，给王道士给了个道号，叫法真。&　　出家当了道士，本该安静地过下去，可是后来他又不满足于现状，也是因为他自己习惯了流浪生活，离开酒泉，向西云游，来到敦煌莫高窟，时间大约在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他之所以选择在本来是佛教重地莫高窟住下来，一是因为当时的莫高窟已经是非常的萧条，一片荒凉，但是寺院的香火还是时而接续；二是莫高窟毕竟是个出家人生活的好地方，因为有老百姓的供养与施舍；同时，大概也是因为莫高窟所在地环境清静优雅，在他经过多年的漂泊与流浪生活，没有亲人，狐身一人，衣食无靠，人已半百，体质下降，很想找一个安身立命的地方度过残生。于是莫高窟成了他最为理想的地方，更何况对他来讲，虽身为道士，那毕竟只是在当时没有办法的权宜之计，而且当时的敦煌老百姓也佛道都信，于是王道士就大模大样地呆在莫高窟。&　　王道士走进莫高窟的时间已近不惑之年，看到神圣宝窟无人管护，一片残破，受到严重的自然和人为的破坏，一种强烈的使命感，使他自觉自愿担当起了"守护神"的重任。他四处奔波，苦口劝募，省吃俭用，集攒钱财，用于清理洞窟中的积沙，仅第16窟淤沙的清理就花费了近两年的时间。&　　此时的莫高窟主要的管理由互为隔墙邻居的“上寺”和“中寺”的僧人看管，但是当时这二个寺院的僧人主要是属于藏传佛教系统的喇嘛，对属于显教的洞窟没有多大的兴趣，因此莫高窟完全处在大自然的风吹日晒雨淋之中，一片残破的景象。这一点正为王道士进入莫高窟，并充当住持创造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于是他以修窟补佛的名义，当然也不能排除他对佛教的信仰的可能性，以及对莫高窟重要性的一点点认识，在莫高窟南区洞窟北头的“三层楼”对面选了一块地方盖了几间茅屋住了下来，并每天扫窟，也外出到城里乡下化缘。渐渐地他和当地的士绅百姓熟悉了，有了交往，自己的身份地位也在敦煌与莫高窟确立了起来，因此参见了于1906年完工的由敦煌当地乡绅操办的莫高窟“三层楼”的重修工程。此时王道士摇身一变成了敦煌的名人，公然以“莫高窟主持”的身份自居。于是在他就觉得有必要为自己建一处可以代表自己身份地位的建筑，这时他又没有忘记自己是一个道士，便用老百姓施给他的用于修缮佛窟的香火钱，建了一座在当时敦煌来说是相当气派的建筑，即莫高窟道观“三清宫”，欲称“下寺”，在佛教圣地莫高窟公然堂而皇之地供起了道家三尊像，花的是敦煌老百姓施入佛窟的钱，似乎有些荒堂，让人总觉得多少有些欺骗的味道，也无法相信，但这就是事实，由此也可以看到莫高窟在当时的衰败，是与我们国家的处境一样，真是可谓“覆巢之下，安有完卵”。&　　对王道士来讲，作为莫高窟主持固然也完全可以够他了却残生，但更幸运的事情等着他，藏经洞的发现，完全改变了他多难的命运，也使我们今天不得不去一而再、再而三地为他记录，为他书写。&　　王道士发现藏经洞既有必然性，也有偶然性。说必然性，是因为他走进洞窟，雇用人员清理洞窟中堆积多年的淤沙，踏踏实实做了大量的具体工作，只有清除淤沙，藏经洞的洞门才能显露出来。说偶然性，是因为王道士当初清除洞窟淤沙，不是为了要发现什么，而是为了保护洞窟，发现藏经洞完全是偶然的。雇敦煌贫士杨果为文案；冬春间抄写道经，以供发售，夏秋间，朝山进香者络绎而至，命杨于今第16窟甬道内设案，接待香客，代写醮章，兼收布施，登记入帐。光绪二十六年（1900）初夏，杨某坐此窟甬道内，返身于北壁磕烟锅头，觉有空洞回音，疑有秘室，以告圆禄，于是年五月二十五日半夜相与破壁探察，发现积满写卷、印本、画幡、铜佛等的藏经洞。三十二年，他于藏经洞所在之大窟前修建三层楼阁，有《重修千佛洞三层楼功德记》记其事。&　　可以说，无论什么人发现藏经洞都是一种贡献，都是一个了不起的重大发现。因为藏经洞的发现就预示着敦煌学的产生。王圆，发现了藏经洞同样有功，而不能视为过错。至于有人说应该在某个时代发现合适，那纯粹是一种主观主义的一厢情愿。试想，假若在十年浩劫中发现世藏经洞，其后果又怎样呢？&　　藏经洞发现之后，王道士尽了最大的努力，做了他应该做的一切。不管是出于何种目的，他都一一向当地官方报告了藏经洞之事，也为他们送去了可以亲眼一观的宝物，一些在当地为官者和相互有关系的官员多有得到，文人老爷们只是玩玩，没有一人重视，得实惠者大有人在，如廷栋、汪宗翰、叶昌炽之流者，小到敦煌县令，大到甘肃省学台，可是对藏经洞遭劫的命运无济于事。&　　藏经洞这样一个深藏于佛教石窟中的宝库为什么被一个道士发现、盗卖？这个问题称不上谜，但怎么想都觉得不可思议。清末的敦煌，已经大大衰落了，无法和前代相提并论。敦煌历史上的辉煌，大率因为地处丝绸之路的要道之上，商旅往来如织，而且又扼河西走廊咽喉，在军事上也据显要地位，历来是边事重镇。因此，带动了经济、文化事业的繁荣发展。唐代之时，富商大贾云集敦煌，每天的集市分朝市、昼市、夜市三次，其兴隆繁华可想而知。而明清时代，中国外销商品转以茶、瓷为大宗，而丝绸的地位一落千丈。加上随着航海事业的发展，航路的开拓，海上丝绸之路已一举取代了陆上丝绸之路的地位。这个过程从五代时就渐露端倪，到明朝关闭嘉峪关跌至谷底。相应地，随着商旅的凋敝，敦煌的落寞，莫高窟也衰败了，寂寂无闻地处于莽莽荒凉的戈壁滩腹心，不复当年佛教圣地的兴盛与荣光。而曾经信众云集的窟寺，也落了个烟火断绝。王道士没有雄才伟略，挽狂澜于既倒，但是一个勤快而狡黠的人。就是这样，一个道士担起了四方化缘、集资整修莫高窟的责任。他没有那般的慧眼，识得藏经洞中物件的无价；只是借机为自己牟取最大的利益。据斯坦因的传记看，王道士在向他倒卖文物时，心里还是很恐慌的，不过斯坦因稍作矜持，王道士就妥协了。众所周知，王圆是一位地地道道的道士，而莫高窟又是佛教圣地，历来都是佛教徒活动的地方。然而，世事就是这样捉弄人，偏偏把一个道士安排在佛窟里，让太上老君的弟子为释迦牟尼效犬马之劳，这阴差阳错的安排委实古怪离奇。更令人不解的是，不知是王圆道士的行为感动了佛祖，还是无意的安排，佛窟里的秘密却让一个道士来发现，奇人遇奇事，出现了戏剧性的结果。 1907年斯但因第一次来到莫高窟之时，王道士已伴随藏经洞又度过了7个春秋。在这7年中，除官员拿走部分经卷外，王道士对藏经洞看守得很紧，散失的卷子很少。斯坦因为了看到日夜盼望的藏经洞，想了很多办法接近王道士，但王道士避而不见，弄得斯但因束手无策。后来他了解到王对唐玄奘非常崇拜，便把自己装扮成唐玄奘的信奉者，并欺骗王圆，说他是沿着唐玄奘西天取经的路来的，这一招很灵，是宗教信仰把他们的思想沟通了，所不同的是，王道士是一个真诚的信奉者，而斯但因显然只是为了达到骗取藏经的目的。&　　据分析，当时王道士把经卷卖给斯坦因有三方面的原因。一是在长达7年的时间里，他多次求助官方予以重视，而且是逐级上报，但无人过问，致使他灰了心。二是为了完成他的宏愿，清扫洞窟，修建三层楼，架设木桥。三是唐玄奘沟通了他们的思想，斯坦因这个探险家追求事业的精神感动了他。因此他虽则思想极为矛盾，极不愿意外国人将这些文物带走，但在无奈的情况下，也只好让了步。按理说，斯坦因走后就应该引起中国人的重视，尤其应该引起官方的注意。然而，中国的官方毫不在意。官方的态度使王道士更加放心地可以随意出售藏经洞的文物。1908年法国的汉学家伯希和来到了莫高窟，从王道士手中卖走6000余件写本。由于伯希和精通汉文，所以他挑选的卷子更有价值。伯希和将这些遗物运往法国时，在北京将其部分卷子装裱，并且在六国饭店展览了这些文物。1914年斯坦因再次来到敦煌，又从王道士手中卖走经卷600多件，装满了5大箱。在此期间，日本的橘瑞超、吉川小一郎，俄国的鄂登堡，美国的华尔纳等人先后从莫高窟买走了不同数量的经卷。这些人如此行事，也从来没有受到任何限制。当时一批又一批的外国学者不远万里来到莫高窟探宝，可不知中国的学者都到哪里去了。&　　敦煌卷子流散于国外，自然是伤害了中国人的自尊心，站在民族利益的角度去看，这是一个损失。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流散于国外的敦煌卷子都是由国家级的博物馆、图书馆收藏，并得到妥善的保护，无一损坏现象。而中国则出现了另一种现象。在1907年斯坦因到来之前，无论王道士怎么呐喊都无人重视，当斯坦因把敦煌文物宣传于全世界之时，当朝命官这才懂得了其重要价值，但他们不是考虑如何地保护它，而是千万百计窃为己有。因此，一时间偷窃成风，敦煌卷子流失严重。有人拿着求官，有人拿着卖钱，有人纳入私囊。可以说，这是敦煌卷子自发现以后最大的劫难。1910年清政府作出决定，把剩余的敦煌卷子全部运往北京保存。在运送的路途中，几乎每到一处都失窃一部分，即便“十年浩劫”中敦煌本地也曾有一捆捆经卷在抄家时被抄了出来，其下落可想而知。大量经卷的散失，曾经使王圆感到非常痛心，因为藏经洞是他发现的，多年来在他保管期间从未发生过无故大量散失的事，官方如此掠夺，又如此贪心，使他感到极大的愤慨。所以，当1914年斯坦因第二次到莫高窟后，王道士对他说了一段令人深思的话，《斯坦因西域考古记》是这样记述的：“说到官府搬运他所钟爱的中文卷子致受损伤，他表示后悔当时没有勇气和胆识，听从蒋师爷的话，受了我那一笔大款子，将整个藏书全让给我。受了这次官府的骚扰之后，他怕极了，于是，将他所视为特别有价值的中文写本另外藏在一所安全的地方。”在王道士看来，他宁肯把全部卷子卖给斯坦因完整地保存起来，或是由他自己保管，也不愿让卷子受此劫难。究竟是谁保护了敦煌卷子，又是谁损害了敦煌卷子，王道士自有他的看法。&　　但是到华尔纳来到莫高窟时，王道士的心情与做法就完全不一样了。北京大学的陈万里先生在他随华尔纳第二次赴敦煌“考古”的《西行日记》中有相关的记载，从中我们可以窥知一二，他在日记到：“翟荫君在肃州复新雇一周姓木匠，同人咸呼之为老周。老周前年曾随华尔纳、翟荫二君赴肃州北黑城子及敦煌佣工数月。今日告我华尔纳君在敦煌千佛洞勾留七日，予道士银七十两，作为布施。华经洋布和树胶粘去壁画得二十余幅，装运赴京，周之助力独多，特附记于此。”当时藏经洞已空空如也，王道士手中的存货也早已销售一空，华尔纳便转移目标，盯上了莫高窟洞窟中的壁画和彩塑，他给王道士一点小礼物，施舍一点银钱，王道士就对华尔纳粘贴破坏壁画和搬走彩塑视而不见，一点点也不心疼，是怀他所倡导的修补佛窟、推沙扫窟，并不断以保护千佛洞而向老百姓化缘的行为完全背离，因为华尔的行为完全是破坏的强盗多做法，从某种程度与情形上来讲是与其它各西方盗宝者有所区别。华尔纳在第二次的考察计划中就有整窟的搬迁计划，甚至想让莫高窟成为空洞，毫无价值，其狼子野心可谓昭然，强盗的咀脸也挣狞可恶。王道士居然仍对此可以熟视无睹。&　　综观王道士的一生，童年与少年和青年时代都是在饥饿与凄楚中渡过，中年浪际天涯，无奈在兵营偷生，又没有办法蓄发为道，虽然后来在莫高窟风云一时，但是终归他自己也知道自己所做的一切并不是积功积德的事情，洋人们最终还是一次次地欺骗了这个精明的湖北佬，特别是受到了当地老百姓的唾骂。当地老百姓可以把华尔纳从敦煌赶跑，那就同样可以把出卖了藏经洞宝藏的王道士逼疯，事实上王道士晚年确实疯了，或至少是因为他的罪行而不得不靠装疯卖 才度过晚年。陈万里在《西行日记》日条中记有华尔纳第二次敦煌考察事时有记：“千佛洞分上、中、下三院，下院为盗卖古物已十余年之王道士所居。二十日在月牙泉席上，据说王已得精神病。此次往游千佛洞时，闻余等至，即趣避他往。询之庙祝，亦谓精神尚好，则前日之传言有精神病者，或冀免官厅之惩办欤？”另外，日华尔纳给斯坦因写的信中说到：“只能找互一丝真实的影子，那就是我曾经给王道士赠送了一点银钱，只有75两，可是这个数字也被夸大到10万银圆，村民们因此去找王道士，要求和他分享这笔钱。王道士当然拿不出这笔现金来，于是村民们就以死来威胁他。王道士只能装疯卖傻，才躲过了这场灾难。翟荫去敦煌的时侯，随身带着我过去的翻译员，这位翻译员在前一次随我访问敦煌时对王道士极为友好。但是此时王道士竟然不认他，躲得远远的！”王道士晚年之凄惨景象，与此可见。&　　1931年这位千古历史人物终于摇摇摆摆地走完了自己的一生，毕竟他在莫高窟还是有自己的事业，有自己的几个忠实的弟子，他的徒子徒孙们如赵明玉、王明发、姚明善、方至福等把他葬在了莫高窟大泉河东岸的沙滩上，也为修建了一个很有气派的土塔，并立了一个功德木碑。这个塔在今天成了莫高窟一景，无论是作为功德塔，或纪念塔，或王道士的耻辱柱，都成了历史的记载。王道士以一个卑微之身，无论如何是可以满足了。&　　藏经洞自1900年发现，至今已有近百年的历史了。王道士苦守莫高窟30多年，把毕生精力奉献给了本不属于他的圣地，辞世也已70多年了。如今，莫高窟一片兴旺，敦煌学遍及全世界。按道家的戒律，道士死后不该建塔，舍利塔只是佛家的专利。然而，王道士走进佛窟，入乡随俗，他的徒子徒孙为他修建了这座莫高窟最高最大的塔，墓志上记录了他的功德。当我们看到佛家之地高高矗立的这座道土塔时，心里有难以言状的感慨。但愿我们正视那段历史，对王道土有公正的评价，以慰他在天之灵。王道士是一位平平常常的道士，但他的人生经历并不平凡。他是个文盲，在他的一生中不仅与普通百姓经常接触，而且与不同阶层的官员也打交道。不同寻常的是，他与斯坦因、伯希和这样著名的学者周旋时，不卑不亢，处事有序，实在不容易。作为一个人错误是难免的，但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以好与坏这样极端的词语评价一个人，功就是功，过就是过，功过是非应该明确。王圆是一个很平凡的人，我们不能以一个完人的标准去审视他。如果站在历史的角度去看待历史问题，或许才能得出客观公正的评价。&　　在评价王道士对于如何处理藏经洞文物的行为上，笔者建议应当更多地考虑王道士的“经济利益”与“虚荣心理”，特别是王道士创建“三清宫”的这两方面因素与1907斯坦因金钱对王道士的强烈刺激及这一次交易对王道士的影响与极大的腐蚀作用，特别是在王道士为三清宫正四处筹集经费时，使本来谨慎的王道士不顾一切的与之积极配合。而此前他所进行的都是一卷两卷的极小数目的行贿与受施活动。因此在此之后，1909年伯希和来时便极易得手，以致于这些有钱的“大人”们每次都会满载而归。而政府抢运之时王道士却又偷出部分私藏起来，售给“老朋友”斯坦因等人，这时的王道士前后判若两人，利欲熏心，且有恃无恐，让人难以言语。&　　（本文主要参考文献：《敦煌藏经洞文物外流关键人物探微》、《藏经洞之谜――敦煌文物流散记》、《敦煌学十八讲》、《敦煌学大辞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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