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滞留南京的国军如何应对屠杀
大屠杀期间，南京城里滞留的国军官兵，其情形究竟如何？
九万余国军官兵滞留南京，自发对日军进行过一些零星的抗击近日，有网友披露，南京大屠杀期间，“最恐怖的岁月里，中国人的反抗依旧存在，一位潜藏在南京的无名勇士，携枪摸进日寇第16师团宿舍，击毙十多名熟睡的尉级军官。”从事抗战史研究的学者“南大张生”则回应称，“你可能觉得，南京中国军人摸进日军16师团宿舍、击毙多名日军的故事很励志。但是，一，这是编造的；二，日本右翼一直说，中国‘残败兵’威胁南京治安，所以才要搜出来杀掉。”换言之，“故事看似爱国，实则是替人张目”。那么，大屠杀期间，南京城里滞留的国军官兵，其情形究竟如何？据统计，约15万国军参加了南京保卫战，其中约1万人阵亡，4.5万人安全撤离，剩下的9万多人，则在日军围城后，被迫滞留南京。①这些留下的守军与南京市民，自发地进行过一些零星抵抗，上述“南京中国军人摸进日军16师团宿舍、击毙多名日军的故事”，即为一例。该例所据史料，系日本海军军官奥宫正武的回忆。奥宫说，在南京下关地区看到十几个中国人被日军残杀，遂询问旁边的一名日军士官。这名士官回答：“听说几天前的夜里，有一个勇敢的中国人，侵入我们陆军小队长级的青年士官的寝室，那里面睡着十个还是十一个士官我也不太清楚，中国人把他们全都杀了。所以他们的战友和部下们为了复仇而要处死那个宿舍附近的居民。”但奥宫同时也说：“他的回答是否正确我不得而知，也许是有人要求他这样来解释的。”②另据中方材料，12月13日，特务排排长武××、步兵上士徐金奎与日军遭遇，发生巷战。武××回忆，“八小时的格斗……我们相互来一个总结：37/41人。”他们在转移途中，又看到三名敌人，匆忙隐蔽起来。随即“徐金奎的枪响了”，武××的“十颗子弹也迅速地喷射出去。敌人应声翻下去。”③再如，据杜聿明回忆，南京沦陷后，曾有两位装甲兵不愿投降，隐藏在损坏的坦克上，“看见日寇又有一大队步兵来到……他俩轻轻地将机关枪从战车转塔前后两端伸出，突然袭击，打得日寇落花流水，滚滚倒地的有几十人。”因这支日军只有步兵武器，无法强攻，双方一直僵持至当天夜里。两名国军士兵最终一人突围、一人牺牲。杜聿明并称：在缴获的日军文件中，“发现日寇叙述到南京战役的经验教训时，也谈到这一辆战车的埋伏狙击，给他们以沉重的打击。”④日军进攻南京中华门部分滞留官兵改换平民装束，隐藏至安全区，仍未能逃脱日军屠杀但因缺乏有效组织，上述抗击总体上来说是零星的，大多数滞留官兵放弃了抵抗。日军第16师团长中岛今朝吾在日记中说，中国军队“以1000人、5000人、10000人计的群体, 连武装都不能及时解除”“他们已完全丧失了斗志, 只是一群群地走来, 他们现在对我军是安全的”“傍晚把俘虏押往南京的一个兵营, 不料竟有一万多人。”⑤部分滞留官兵试图伪装成平民，暂时隐藏城中。据回忆材料显示，自12月12日晚开始，滞留士兵开始化装易服。初时，南京市民“眼睛一瞪，峻然拒绝。他们甚至冷嘲热讽地说:‘你们是部队啊，部队有部队的住处，怎可以住到老百姓家里来咧。’又复有人直率地表明：‘你不能住在我这里，我总不能为了你一个人，连累了我一家子！’”但随着日军暴行增多，市民“顿悟前非”，对国军人员“尽力掩护，尽量帮忙”。⑥第103师排长田兴翔等三人，在南京尧化门外一个老农家即获得招待，并被允许藏在牛圈里的草堆后。待日军停止搜索后，他们找到几只大木盆，漂浮过江。换装后没机会出城的官兵，大都躲进了安全区。贵州籍军官夏明贵与部下陈少清、陈国安三人，即换上便装，进入了金陵大学难民区。1938年1月，难民之间传说，“敌军已知道难民区内隐藏着很多官兵。正同难民区的负责人商谈，要搜查难民区”。不久，日军果然前来搜查，声称国军官兵只要主动站出来，不但不予伤害，还给安排工作。夏明贵等三人未动，而主动站出的五六百人，都被枪杀。⑦日军对安全区从未停止搜索，一旦发现青壮年“手上有老茧，前额有帽痕的话，就被带走”。⑧按国际法，安全区中立，交战双方不得进入。但日军一直以南京“国际安全区”有国军隐藏为由，拒绝承认其合法性。据日方说法，安全区原有居民18万人，但不久这个数字上升至25万人，“之所以增加，是因为换上便服的败残兵潜入进来了，而且他们将枪支弹药藏匿在该丘陵地带各处”。经日军甄别，“6770名败残兵带至下关刺杀”，日军宣称：“根据国际法，这些恶劣的败残兵失去了成为俘虏的资格。”⑨。总体而言，“南京军民的反抗并不具有普遍代表性，且更多地表现为个别、分散和无组织的特点”。究其原因，一是唐生智指挥失当，从“守”到“撤”的转变过于迅速，官兵丧失斗志，在撤退过程中溃不成军；二是官兵失联，互不信任，无法组织有效的抵抗；三是国军官兵普遍对投降日军的危险估计不足，误以为日军会遵守国际公约，善待战俘。⑩因此滞留南京的大量国军，大多数被俘虏和屠杀，而未能对日军展开大规模的打击。1938年2月，难民聚集在南京安全区委员会总部，接受国际安全区第一次发放现金救济注释：①孙宅巍：《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中究竟有多少军人》，载《抗日战争研究》1997年第4期；②奥宫正武：《我所目睹的南京事件》，载《南京大屠杀史料集?日军官兵与随军记者回忆》，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28页；③倪受乾：《怎样退出南京的？(南京溃败时的一断片)》，原载《七月》，1938年第1-6期；④杜聿明：《南京保卫战中的战车部队》，载《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南京保卫战》，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57、258页；⑤《宫本省吾阵中日记（12月14日）》，载《南京大屠杀史料集?日军官兵日记与书信》，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1页；⑥郭歧：《陷都血泪路》，《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幸存者的回忆与日记》，第180页；⑦夏明贵：《南京大屠杀见闻》，载《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幸存者的日记与回忆》，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456、457页；⑧杨夏鸣：《论南京“安全区”功能的错位及其原因》，载《抗日战争研究》2000年第4期；⑨犬饲总一郎：《南京攻防战之真相》，载《南京大屠杀史料集?日军官兵回忆》，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25、126页；⑩马振犊、邢炫：《日军大屠杀期间南京军民反抗问题研究》，《抗日战争研究》2007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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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能输入140字国民党对红军根据地的历次大屠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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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对红军根据地的历次大屠杀
& & 国民党在占领红军根据地后，立刻开始了报复性屠杀，而这一活动主要由国民党内仿照意大利黑衫党与纳粹冲锋队形式建立的蓝衣社来负责。&&&&&&&&一、蓝衣社别动队的初步行动（1934年—1937年）&&&&&&&&1、特务康泽的别动队在接管地方后，对逃跑的和苏区有联系、或者有子弟在红军部队的人家，别动队实行连坐方式，凡及时回村“报到”并登记户口者，视为“及时自新”，而未来自首者“一经察觉，罪及全家”。&&&&&&&&在一批逃亡地主、富农返回后，他们迅速成为了别动队在当地的民间基础。保长、联保主任的人选，就在这些人中指定产生。而临时衙门、保甲长产生后，“标准战略村”、保甲制开始以惊人的速度和惊人的恐怖被推行着。&&&&&&&&2、“无人区”的建立。康泽指挥别动队员和临时征集的地主武装，将过去居住在自然村中的村民驱赶出他们的住所，然后赶进标准“战略村”，把数以百万计的原住民，都象牲口那样圈禁起来。在村民被驱赶进战略村后，非常严厉的“保甲制”就开始了。&&&&&&&&这个“保甲制”是现代史上最耸人听闻的.之一。它规定，任何一家人要证明自己的“良民”身份，需找到四家作保，保证不“通敌”、不收留一切嫌疑分子、不供给物质给红军。不能找到四家作保的家庭全家灭门，五家连保连坐，“如有敌情”不举报者，也要灭门。一家犯事，除该家毁家灭户之外，其余四家也“杀无赦”！&&&&&&&&“五户连保”以及“一家出事、其余抵罪”的政令，在熟悉当地的保甲长支持下，异常顺利地取得威慑效果。前别动队人员方舟在《回忆别动队始末》一文写到：不管是他作为中队长进驻瑞金后，还是在战争结束前的其它地方，因为对“已‘自新’的农民，联保主任都暗中监视”，这个严密阴森的民间特务网使地方整肃。&&&&&&&&蒋介石曾以“滴水不漏”来评价别动队的工作。&&&&&&&&2、“新江西模式”。&&&&&&&&全面占领苏区后，国民党在江西搞的“新江西模式”的第一个举措是组织“壮丁队”和“铲共义勇队”，为此，别动队对江西的百万青壮年实行全面、严格的管制。&&&&&&&&前别动队人员刘操的一份回忆材料写到，当时江西农村 “凡年满18岁、不足45岁之壮丁”，一律编入壮丁队。壮丁起居、外出，受到全面监视，“每天早晨出操，人人必到……并绝对禁止壮丁离家远出”。&&&&&&&&至少有五十万人被编入壮丁队。它的“积极分子”则组成“铲共义勇队”，“铲共义勇队”的人数有几万人。&&&&&&&&别动队还在各村成立夜校，前苏区成年男女都必须进夜校，参加壮丁队、“铲共义勇队”。成年男女进民众夜校后每个人需要“认识500个以上汉字”。完成扫盲后，则被要求熟记、背诵《剿匪手本》。而江西各地的土墙柴门上到处粉刷着“攘外安内”、“剿匪救民”、“消灭.”、“严密保甲组织”等标语。每个清晨和傍晚，所有的青壮年男女都必须在别动队指挥下集中在村口朗诵这些口号。&&&&&&&&江西的共产主义思潮被根本地根绝了，几年后，宋美龄在《西安事变半月记》里，以“江西地方迅速复兴”的字样，来概括别动队的成就。&&&&&&&&在江西，别动队也因此达到了它组织的顶峰。半年时间，别动队从三个大队扩充为七个大队，拥有便衣特务人员7千余人，普通成员1万7千人，控制正规军3万余人，管辖着江西500万左右的居民。&&&&&&&&一些考察战后江西社会的记者和学者，他们婉转、隐约的文字背后，描述的则是在大约3年时间里，别动队毫无人道、血迹斑斑的恶行。在无人区、收复区和 “标准战略村”，在每一个村寨乡镇，别动队成为东南部江西事实上的“军政府”，而且是江西有史以来最卑劣凶狠的政府。对原苏区，他们所到之处，石头过刀，万户萧条，一个人口不过二、三十万的小县往往就被屠戮精壮数万人。在闽西的连城、江西的兴国等县，仅三年时间就变成了几乎没有男人的县份。&&&&&&&&《北华捷报》的一名记者言辞晦涩地称：……“恶棍们”对于别动队甚为恐惧。 国民党的数字是在三年中消灭了100多万江西“赤色”分子。&&&&&&&&宋美龄的说法则要放肆、大胆得多。在一次旨在嘉许别动队的谈话里，她说：别动队在江西已经“结束了对人民的军事.”，而在河南，“应采取相同的办法”。二、别动队在大别山（1933年—1935年）&&&&&&&&1933年年底，约2400名国民党“别动队”人员开到了大别山。&&&&&&&&该部别动队由蒋伏生指挥，其实施的政策如何形容呢？如果说别动队在江西搞了一个地狱，那也只是地狱的第一层，而大别山则是地狱的第十八层。&&&&&&&&蒋交给别动队的具体政策如下：&&&&&&&&“匪共为保存田地，始终不悟，应作如下处置：一，匪区壮丁一律处决；二，匪区房屋一律烧毁；三，匪粮食分给剿共义勇队，搬出匪区之外，难运者一律烧毁。需用快刀斩乱麻的方式，否则剿灭难期，徒劳布置。”&&&&&&&&这次集体屠杀得到完全贯彻，并直接造成大别山地区一百万多青壮的死亡，使剩下的老幼妇孺无家可归，成为难民和饥民，并最终大批饿死。&&&&&&&&这一命令是由蒋伏生草拟，由那个在南京以基督徒或儒教徒自居的蒋总裁所批准下达的，由于这一命令的执行者大多是那些以“正直”的军人自居、强调“廉洁和献身”、立志“复兴国家”的蓝衣社成员，所以被执行得非常彻底，鲜有遗漏与幸免者。&&&&&&&&《剿匪战史》（邓文仪主编）所载，人口九万的金家寨县城，第一个月“枪杀与活埋三千五百多人”，县城之外，“在古碑冲处死、活埋的至少九百多人；在南溪、竹畈、花园各镇处决的赤匪、赤匪家属，以及赤匪伤病员至少三千人；上楼房镇一次杀了一千二百多人；胭脂河坪了杀了一百多人……”。9万人口的金家寨，仅一个月时间就被杀了上万人。&&&&&&&&这本来是别动队用来邀功的资料，不过现在成了难得的历史文献。&&&&&&&&同时，别动队还建立了集中营，由别动队员、会道门武装“三枪会”和地主还乡团把守。&&&&&&&&当地的西方传教士的记录中说：“那似乎是一个原始地带的沼泽，被关押在那里的人，象苍蝇一样成片成片地死去。……接连几天我都在做噩梦，每当我一闭上眼睛，就能看见那些后悔自己来到这个世界的可怜的人。……”&&&&&&&&到第二年，金家寨集中营建立时被关押的一万多人剩下的还不到一千人。&&&&&&&&但是还没有结束，当地西方传教士还记录到，沙河流域的金坪树镇一带，“两三千的妇女用绳索串成几里长的一排，执枪的士兵象驱赶牲口一样，把这些可怜的女人一个个明码标价。她们被卖到了外地。这种悲惨的景象使我想起贩奴运动早期的美洲，而我原本以为这个景象不会再在世界上的任何角落出现”。&&&&&&&&贩卖这些妇女的所得现款，“一律充当军饷”。但不久后，因为数以万计的民团无法发放薪饷，别动队又自告奋勇地开始了卖孩子的勾当。几千名14岁以下的儿童，就这样成了武汉、合肥的许多工厂的包身工，乃至士绅家庭的奴婢和妓院的雏妓。&&&&&&&&在1935年大屠杀告一段落后，湖北有四个县，安徽有五个县，河南有三个县几乎人口灭绝，全成为废墟。在杀戮最为惨重的天台山和老君山一带，原本有6万人口，但到1934年年底，“整个地区只剩下不到300个老人和几个病弱的小孩”。&&&&&&&&著名红军将领徐海东的全家连同亲属、宗族被杀了66口人，几乎灭门。他曾回忆说：“蒋介石曾下令一旦占领我的家乡，姓徐的一个也不能留。……在句容集镇，有一条街上，以前有许多苏维埃合作社，人们安居乐业。如今一切已化为乌有，只有几个老年人苟延残喘。他们领我们走到镇外的一条山沟，只见十七具半裸的年轻妇女尸体在光天化日之下&&&&&&&&横七竖八地躺在那里，她们都是遭强奸后被杀害的。……我们都哭了。……我们无法置信中国人会对中国人犯下如此的罪行”。&&&&&&&&蓝衣社别动队的屠杀却整整延续了一年。一直到1934年年底，灭绝村镇、焚烧房屋、贩卖人口的勾当还在进行着。 “我记得……在几个大工业中心，有成百上千这样的人到达那里，通过中间人从国民党军官那里购买男孩和妇女的大量交易进行着，一时成为非常有利可图的买卖”（斯诺，《红星照耀中国》）。&&&&&&&&如果不是因为传教士透露出来的消息引起的压力，如果不是这些勾当使军队纪律已经败坏到无以复加的地步，蒋介石是不会下令停止屠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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