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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国民党高官败逃台湾真相（第1部）》 杨帆 著 人民日报出版社（人民日报出版社已授权读书频道进行，禁止其它网站转载，如需转载请与出版社联系）   

权力角逐，十年南京两度下野

宁汉分裂，没有阻止北伐的进程。5月初，蒋介石在南京召开军事会议，部署渡江北伐计划，拟定兵分三路，挥师北上。5月下旬，已过江大军即开始进攻徐州、山东。6月上旬，三路大军均到达陇海线，向山东发起全面进攻。

与此同时，武汉国民政府也开始继续北伐。

然而，7月上旬形势急转直下，宁汉矛盾激化，武汉国民政府发起“东征”讨伐蒋介石，蒋介石调主力回师南下，准备抵抗武汉“东征军”。

北伐主力部队南撤，让直系军阀孙传芳与奉系张宗昌有了可趁之机，两部乘机反攻，很快收复失地，于7月24日攻陷徐州。

听闻徐州失守，蒋介石一怒之下亲赴前线指挥作战，结果不仅徐州未夺回，而且致使敌军正面出击，北伐军一路溃败，连淮河一线也无法防守了。8月6日，蒋介石退回南京，江北尽失。

蒋介石气急败坏，回到南京第二天，便在总司令部召开紧急会议，他手下的重要将领李宗仁、白崇禧、何应钦等人全部到场。

此时南京两面受敌，北有军阀孙传芳的军队隔江对峙，西有武汉“东征军”唐生智的军队大兵压境，尤其是唐生智的军队，对南京政权构成严重威胁。

当时，国民党阵营有三个主要派系，一个是蒋介石、李宗仁为首的宁派，一个是汪精卫、唐生智为首的汉派，另一个是沪派，即西山会议派。而蒋介石的主要对手是武汉方面。

武汉方面汪精卫与唐生智决心倒蒋，提出的和谈条件是：蒋介石下野。

蒋介石怎会乖乖听命？因此会议一开始，蒋介石就明确表态：

“必须出兵征讨武汉，不先定武汉将不能继续北伐。”

但此时宁派内部矛盾重重，蒋介石与李宗仁、白崇禧为首的桂系面和心不和，李宗仁随时准备取蒋介石而代之。因此，李宗仁反对蒋介石的意见，他说：

“现在南京两面受敌，尤其唐生智的‘东征’军不可小觑，我们应该先和汉后北伐。”

李宗仁的意思，就是让蒋介石下野。一旦蒋介石下野，他便有了出掌中枢的机会。

蒋介石对李宗仁的表态并不意外，李宗仁与武汉方面信函往来他是清楚的，他不露声色地说：

“如果你们非要和的话，那我就走开，让你们去和好了。”

蒋介石原本出于要挟的目的，将李宗仁一军。殊不料，白崇禧却顺势说：

“此时为团结本党，顾全大局计，总司令离开一下也好。等我们渡过眼下难关，再请总司令回来行使职权。”

白崇禧的话令蒋介石大出意料，尽管白崇禧与李宗仁同属桂系，但蒋介石对白崇禧有提携之恩，照理白崇禧不该在此关键时刻与他公开对抗。

但转念一想，李、白毕竟不是自己的嫡系，本就不能信任。蒋介石环顾左右，只有嫡系将领何应钦可以出来救场。但无论他怎样示意何应钦，何应钦都低着头，一言不发。

显然，何应钦的态度是对白崇禧意见的默认。他与白崇禧私交甚好，此时两人已达成一致，有备而来。

何应钦的态度令蒋介石深感意外，同时大失所望。而他话已出口，既然无人出来“救场”，他只能履行“诺言”辞职。

李宗仁却早已等不及了，又说了一句：

“请总司令自决出处。”

在这种局面下，蒋介石已无退路，只好愤愤地说：

“好！好！就这样吧。”

蒋介石一气之下，拂袖而去。

8月13日，蒋介石发表“辞职宣言”，通电下野，在对军事、政治作了一番安排后，返回溪口老家。

这是蒋介石第一次下野，应该说，造成蒋介石下野的原因，除了武汉汪精卫、唐生智的倒蒋外，桂系的逼宫起了重要作用。特别是白崇禧、李宗仁与何应钦的联合，使蒋介石陷于“孤立”境地。

因为除此三人，蒋介石根本无力与武汉一决雌雄。尤其在他指挥津浦线作战一败涂地，其威信大受影响之时，只能选择下野。

1、桂系军阀有自己的实力，蒋不敢轻举妄动。2、蒋身边还有很多类似桂系这样的军阀，例如阎锡山等。3、有美国人的支持。在内战中，蒋内战不利，美要求蒋

下野，由李宗仁当选为总统。4、蒋本身也不是那种“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人。5、白、李两人，始终还是维护者蒋的总统地位，并不是屡屡犯上，只想保住广

西的地盘，这是最根本的原因。

这个人在历史上也曾留下浓重的一笔，这个人很牛，他老爸是国父孙中山，他自己曾与李宗仁争夺副总统，可是最终还是李宗仁当选，曾经逼迫蒋介石下野，不过晚年相当的落魄，他与子女在美国十多年，没有仆人照顾，清洁工作全家一起上阵，由他负责打扫各室内的清洁，包括卫生间，每天用吸尘器做工；他的夫人陈淑英负责厨房的清洁工作；儿子负责搬运重物品、清理户外清洁工作，儿媳则照顾孩子们以及承担琐碎的家务事。从一个国民党的风云人物落得如此地步，可说世事难料。那么咱们就一起来回顾下他的生平。

他叫孙科，是孙中山唯一的儿子，4岁随祖母移居美国夏威夷的檀香山。檀香山中学毕业，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文学士，哥伦比亚大学硕士，哥伦比亚大学荣誉法学博士，可以说是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后来加入同盟会，担任《自由新报》、《大声周刊》的编辑，回国后，任在广州担任大元帅府秘书。后又担任非常国会参议院秘书兼广州时报编辑。

1921年，孙科任广州市长兼治河督办，后任广州市首任市长。参与中国国民党改组，获指定为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负责起草党纲章程。1928年1月，孙科与胡汉民与伍朝枢赴英、德等地考察，起草《中国国民党训政大纲》，协助制定《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10月任铁道部长与考试院副院长。1929年与汪精卫成立广州国民政府与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分庭抗礼，不过由于财政问题，很快辞职。

后来在1947年任国民政府副主席，在与李宗仁争夺副总统职位失利后再度出任行政院长。在国民党军战略决战失败的背景下，竭力逼蒋介石下野，试图通过和谈改变国民党的颓势，在孙科与桂系的双重压力下，蒋介石于1949年1月21日宣布“引退”。孙科提出“光荣的和平”、“平等的和平”遭到桂系与蒋介石的反对与掣肘，所以他的想法难以实现，于是辞职。在政治不得志的时候，他选择出国定居，因为他跟孙中山一样不留私财，所以为了攒出国费用，把房子卖了，出去后，混的也不是太好，全家的卫生靠全家打扫，他与家人的生活开销有子女支出，也是非常的不易。再后来从美国回到台湾，任中华民国总统府高级咨议、考试院院长，因心脏病病逝于台北，终年82岁。

他这一生虽然没有父亲的雄图大略，但也算不上纨绔子弟，他十分爱读书，就连在美国定居的时候，也整天出入图书馆，他病逝后，蒋介石给了很高的评价，说他气量恢弘，才识远大，功在国家，声驰寰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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