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零工经济”-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如何看待“零工经济”
　　经济走势跟踪　　Macroeconomic trend monitor　　中国社会科学院宏观经济运行与政策模拟实验室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决策科学研究中心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宏观经济与政策跟踪》课题组　　2016年第50期（总第1661期）日（星期一）&　　[本期要点]如何看待“零工经济” 新兴市场流动性处于5年来的高点 各国央行增持黄金趋势在持续 中国制造业困境加深 创新经济会不会造成新的楼市泡沫？　　经济热点&　　如何看待“零工经济”　　[摘要：“零工经济”（gig economy）正悄然来到我们身边，这是一种以人为本的组织模式和工作方式，是一种人们进入工业社会以来面对异化资本的奴役而向往的工作模式。伴随零工经济时代到来，自由职业者不断增加，我们的福利、养老金及工会体系必须为此做好准备。]　　“零工经济”来了　　“零工经济”来了。由于临时工作比长期工作容易获得，一个新的劳动阶级、依靠不稳定工作与薪水的阶级正在涌现。　　在同一家公司朝九晚五按时上班，沿着职业阶梯慢慢向上爬，这曾是公认的事业发展路径。而近几年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厌倦了办公室的束缚，希望自主分配时间，加入了自由职业者的行列。　　一些退休人员和全职主妇也发挥特长，打起零工。此外，非全日制工作因在降低失业率方面发挥的作用，已成为不少国家在金融危机后大力推广的重要就业形式。以此为基础形成的gig economy（零工经济）将逐渐成为推动社会变革的引擎。　　Gig economy（零工经济）意指由工作量不多的自由职业者构成的经济领域，他们会利用网站或应用程序在网上签订合同。Gig原指任何一种工作、职业、任务，在这里被赋予新意，专指利用网站或应用程序承揽的零碎工作。乐观主义者认为，这能让未来有更多企业家和无限的创意。而反对者认为，这意味着一个反乌托邦的未来，失去了权利的工人不断寻找下一份计件工作。　　在“分享经济”中提供服务的网站和应用将顾客和服务者联系起来。在这种看似有前景的体系中，吉德里被称为小企业主。而实际上她只是一个靠自己技能、时间或产权，向需要搭车、住宿、烹饪或整理房间的人提供自己服务的独立合同工。　　对想从事副业的人来说，这些服务可以提供额外的收入。除了打车之外，还可以选择Airbnb这样的短租中介、TaskRabbit和Fiverr这样的工作中介、Postmates和Favor这样的按需递送服务以及Instacart这样的外卖服务。　　当前这种“零工经济”依靠数字化而生，其前身是伊兰斯-奥代斯特网站等，通过那些网站，电脑程序师和设计师可以通过短期工作为生。　　但是“零工经济”并不仅仅是为自由职业者创造新的数字化渠道，而是产生了一系列新的经济活动。100多万“制造商”通过网络市场埃齐网店出售珠宝、服装和配饰。短期民宿平台、空中食宿网站、爱家交换网站和“快乐停留”短租网站共拥有近百万“房东”。这种小规模企业行为的爆发让人怀疑我们是否回到了18世纪的经济，正如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描述的那样。斯密描述的是人们彼此进行个人商业活动的真正市场经济。　　一场不同的科技革命——数字革命——是最近对等交换回归的部分原因。新的零工服务主要依赖于配备了电脑或GPS智能手机的人。另外，我们在脸书网站和领英网上获得的社会资本使信任半陌生的人变得更容易。　　但是这些平台不仅仅是斯密所说的“无形的手”的替身。方便交换的这只手显然是可见的。定价的不是个体司机，而是优步公司。空中食宿网站对房东进行培训，以便他们更好地提供周到服务。　　埃齐网店让卖家可以进行团体建设。它们全都提供用户反馈机制，创造高质量的消费体验。它们更像打造品牌力量的机构。　　因此，人们似乎创造了新的机构模式——对等网络平台——一种由数字化推动的通过市场或机构内部组织经济活动的混合物。因为这些平台提供各种层次的信任、品牌和所需技术，在成为供应商之前并不一定要成为专家。几乎所有略有才能的人都能通过空中食宿网站成为兼职旅馆经营者，或者通过埃齐网店成为兼职手工艺术品卖家。任何一个技术过关的司机都能通过加入优步等公司成为商业交通供应商。这些供应商并不需要全职工作，可以从学校接上孩子，然后变成优步司机。在零工经济中，私生活和工作之间的界线越来越模糊了。　　做自己的老板的确有可取之处。如果有正确的精神状态的话，人们可以更好地达到工作和生活的平衡。不过稳定的工资收入、固定工作时间和公司提供的福利也有可取之处。如果不知道明年能挣多少钱的话，很难为生活作长期打算。　　另外，开始新的生意通常都是孤注一掷的尝试，需要对风险有很大的承受能力。如果在涉足商业领域时通过少许兼职零工试水的话，是有益的。降低成为企业家的门槛或许会促进整体经济创新。　　不过新一代专业劳动力平台也存在使社会不平等加剧的风险。通过现有的手机应用，供应商可以帮你停车、帮你购买并运送日用品、帮你拿饮料。风险在于，我们可能会发展出一个打零工者服务少数特权者的社会。在很多国家，社保网络的一大块蛋糕属于企业或政府全职员工。尽管零工经济更多的社会经济影响尚不清楚，但是我们毫无疑问需要重新考虑社会保障的供应，将它与领薪水的工作分开，让它更容易覆盖独立工作者。　　零工的意义在于，工人们可以按照自己的选择和时间安排，接受不同的工作，带有自我管理和多样性的优点。零工工人不是为某些没人情味的企业打工，而是为经济中对等的个人工作。　　轿车分享网站RelayRides的创始人谢尔比?克拉克（Shelby Clark）表示：“在对等经济中，服务提供者非常看重独立性与灵活性；对许多人来说，服务与被服务是的角色是可以相互转换的。你会碰见有意思的人，享受有趣的经历。”当然，对消费者来说这非常合适。对等服务的市场将某些具有奢侈性质的服务大众化，让业余的司机、厨师以及个人助理可以偶尔从事那些原本主要由专业人士进行的工作。风投认为这一模式有它的合理性。　　Uber已经从投资方那里融到了超过15亿美元，Lyft融资3.33亿美元，TaskRabbit是3800万美元。吸引投资的部分原因是，这些公司可以免去数额惊人的员工薪水，方法就是作为人力中介有效的运营。 劳动经济学家称，如果说这种市场正在受到工人们的青睐，那就是因为人们找不到稳定的工作，不得不去打零工。　　如何看待“零工经济”兴起？　　新兴技术和商业模式催生了新的环境，临时职位日渐普遍。一些公司为了开展短期项目，雇佣一些非合同制的“独立员工”逐渐普遍，“零工经济”应运而生。“零工经济”是剥夺了员工的权利和安全感，还是为提振不景气的就业市场提供了亟需的支持？在2016夏季达沃斯论坛上，多位专家对此进行了解释。　　纽约大学商学教授阿伦?撒达拉阳表示：“尽管目前从事‘零工经济’的人跟全职工作人数相比还比较少，但这种能够确保工作灵活性和适应性的就业形式越来越普遍，成为不可忽视的趋势。”　　世界经济论坛执行委员会成员、就业与性别平等行动倡议负责人萨阿迪亚?扎赫迪说，他们调研了120多个国家，发现全球有13%的劳动力从事“零工”，50%从事全职工作，并且“零工经济”的工作机会更多的是网上提供”。　　专家表示，正规的就业市场转向“零工经济”，从全职变成兼职，并不是坏事，可以有效开发人力资源，降低社会成本。以优步为例，优步中国负责人表示，70%的优步司机是兼职司机，这一群体具有灵活性，在出行高峰时段，兼职司机是全职司机的很好补充，兼职司机还能获得额外的收入。　　但与此同时，“零工经济”从业者的大量出现，剥夺了一些行业员工的职业安全感，同时很多人在“打零工”时并没有签订完善的就业合同，也不利于自身权利的保护。阿伦?撒达拉阳、萨阿迪亚?扎赫迪等表示，面对人力资源市场“零工经济”的兴起，各国政府应该采取一系列有效行动。首先是提供信息支持，让更多的人能够参与到“零工经济”中来，同时提供职业培训、社会保障支持，保证“零工经济”从业者的合法权益，让更多人享受到“零工经济”带来的好处。　　“零工经济”难成主流　　央视财经频道评论员刘戈认为，“零工经济”并非一种明显趋势难成为主流。“零工经济”的工作模式曾被认为将在互联网推动下普及，但从目前来看，互联网带来的便捷沟通方式，只是让那些原本就适合于“自雇”的就业领域实现了去组织化。在整个知识工作领域中，“零工经济”没能如想象中迅速普及。　　上世纪70年代，管理大师查尔斯?汉迪在其著作《未来的工作》中描述了他想象的组织与个人工作方法的变革方向。汉迪预言，未来公司会出现三类新的组织类型。现在来看，这些“预言”依然有意义。　　第一类是以重要管理人员为核心建立起来的组织形式，其外围是公司外的承包商和兼职人员，他称之为“三叶草组织”。优步和滴滴所创造的工作组织方式和这种预言已经非常相似。但不同的是，汉迪当时想象这种公司组织形式将主要出现在类似于当前的咨询、广告、设计等领域中。今天，这类公司一定程度实现了较大工作自由度，但大多数员工依然工作在科层式的公司内。　　第二类是“联邦式结构”，即中心部门只考虑长期战略问题，单位和部门在保持共同团结的前提下各自独立。这已是目前很多大企业的通常组织方式，在一些企业中被称为“事业部制”。但这种变革对员工的工作方式没能产生任何影响。　　第三类是“3i”型组织，“3i”指信息、智慧和想法，这类新组织不会简单地把员工定义为普通员工或经理等各种职位，而是把他们定位为个人、专家、专业人员、管理人员或领导。在天津达沃斯论坛中，张瑞敏讲到海尔组织构架改造，这和汉迪“3i”型组织的预言惊人相似，海尔目前已经打破世界上几乎所有大企业通行的科层制组织模式，完全取消了中层管理人员。公司变成了广义的创业平台，中层领导变成了创业者。经过这场变革，海尔的员工总数从8.5万减到6万，这6万人分散在3000多个小微组织。张瑞敏认为这种新的组织模式更符合人性，有利于提升人的创造力。海尔这种颠覆式的变革今后是否会成为大公司通行的组织方式，现在没人敢下定论。但即使答案是肯定的，这种变革也只是对那几千位原来的中层更有意义，对普通员工来说，恐怕依然逃脱不了上班打卡的命运。　　如何解释“零工经济”的愿景和现实的巨大落差呢？从信息沟通角度看，现在所有知识工作者实际上已不需要上班打卡，但松散的组织方式和自由自在的工作方式没有成为主流，而且在看得见的未来也很难彻底改变。答案可能与深藏在我们基因中的习惯有关，或者叫人性，那就是：我们每个人在独处的时候几乎都是懒惰的。　　让“零工经济”更加公平　　蒂姆?哈福德撰文称，对热心者来说，这些零工意味着可以向老板说不，选择自由，不做工资的奴隶。对悲观者来说，这些是不稳定的谋生方式，没有任何养老或者医疗保险。欢迎来到“零工经济”，这个术语让人想起零工音乐家的浪漫理想和贫困潦倒。　　基于APP的零工经济仍然规模很小。或许200名美国工人当中只有1人把零工作为主要收入来源；没有人真正确定。然而零工经济似乎在发展，而且随着它的发展，问题随之而来：我们将社会保障和工作联系在一起的方式明智吗？　　虽然细节方面有所不同，但大多数发达国家都有一揽子必须由雇主（而非政府或者个人提供）的福利。英国一名全职工人享有28天的带薪假期。美国默认的医保提供者是你的雇主。在许多国家，要解雇雇员必须先提供很长的通知期，而体面的养老金是有体面工作的人的专享福利。至于自由职业者，他们可能工作灵活且独立，有时甚至还能有不错的收入，但就社会保障而言，他们不得不靠自己。　　不难理解这种体制的政治逻辑：养老金、医保和带薪假期都非常昂贵，要求雇主埋单模糊了它们真正的成本。但优步等公司的出现改变了算盘。　　优步司机是不是雇员？优步宣称他们不是雇员。这似乎合乎情理：优步司机可以在任何时间启动或切断APP，或者一时心血来潮就去为Lyft等竞争对手工作。这么干的雇员很少能被长期雇佣。但话说回来，一周花上60或70个小时按照优步制定的规则和费率完成其分配的接送任务，这样的司机难道不值得获得某种保障吗？一些部门认为应该获得保障：优步在加州输掉了多起官司，因为法官和仲裁员发现，在某些情况下，优步司机是雇员。　　此类判决可能因案例和地方不同而有所差异，这种不确定性对任何人（除了律师以外）都没有帮助。奥巴马的经济顾问委员会（Council of Economic Advisers）前主席艾伦?克鲁格（Alan Krueger）将其比作一个世纪前工人赔偿制度的出现。他说，在围绕工伤事故的诉讼代价变得昂贵且不可预测后，各方就同意了明智的规则。　　但新的规则应该是什么样子？克鲁格的方法是将一些就业福利扩大至零工经济工人来适应现状。他与其合著者塞思?哈里斯（Seth Harris）最近将这些工人称为“独立工人”，作为纯粹自由职业者和纯粹雇员以外的第三种分类。克鲁格说，他们获得“雇员获得的所有福利，除了那些不合理的福利外”。　　例如，如果优步司机享有独立工人的地位，他们就可以建立或加入工会，得到反歧视法律的保护。而从优步来说，它可以提供养老金、医疗保险以及其他可能让其司机觉得有吸引力的产品，而不用担心这将导致法庭裁定它是雇主。但独立工人将不会有带薪假或者解雇保护。　　哈里斯-克鲁格提议建立在如下观点的基础之上：即美国当前的一揽子就业权利具有吸引力，而且如果尽可能普遍提供这些权利，美国将成为更美好的国家。在两位数失业率似乎成为常态的欧元区，很难设想多数保护如何应用于独立工人，更难看出这为什么是一个进步的举措。　　因此更为彻底的方法是：我们应该结束这种试图将福利国家的负担转嫁给企业的政策。这种政策隐藏了这些福利的成本，并确立了不平等的分配方式。相反，我们应该认真审视这些福利：医保、养老金以及失业金。接下来我们应该决定政府应该提供哪些福利以及福利的规模。就我看来，政府按照基本水平向所有人提供所有这些福利有着充分的理由。政府不提供的，个人必须自掏腰包，或者寻找把提供这些福利作为吸引力（而非法律义务）的雇主。我把它称为拥有保障体系的自由意志主义。　　这无疑只是一个经济学家的白日梦。即便是温和得多的哈里斯-克鲁格观点似乎也不太可能很快获得政治支持。这令人遗憾。尽管传统工作适合我们中的大多数人，但零工经济非常适合某些人和某些情况。如果我们的福利国家制度和劳动法未能与时俱进，那将是个耻辱。　　如何保护零工经济时代的劳动者？　　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 吉莲?邰蒂指出，伴随零工经济时代到来，自由职业者不断增加。但美国的福利、养老金及工会体系完全没有做好应对准备。　　优步即将在纽约推出一项大胆试验，这家叫车服务公司所做的是，告知纽约的3.5万名司机可以成立“独立司机公会”（Independent Drivers Guild），以促进集体对话以及有限制的劳动者保护。这一细微的政策转变本该早就出现——不仅在优步，还有整个西方世界。因为，如果你想弄清楚为什么如此多的选民现在看起来很愤怒（以及为什么政治民粹主义正在上涨），你可以首先做的一点，就是观察“零工经济”里普通劳动者的现状。　　过去几年，美国等国失去了大量中产阶层工作岗位。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来自中国等地区的竞争——正如共和党假定被提名人特朗普喜欢指出的那样。另一个原因是科技进步：例如，英国牛津大学马丁学院估计，未来20年，美国所有就业岗位中，近一半存在被自动化取代的危险。　　但同样重要（但公众关注较少）的是工作性质正在发生的变化。二十年前，大多数美国人都认为，一份“工作”意味着按固定日程为一家公司服务。在官方术语中，“雇员”通常是那些提交W-2报税表的人士（相比之下，比如自雇人士要提交的就是1099纳税申报表）。　　许多劳动者不再符合W-2报税模式。虽然他们为一家公司效力，但他们的工作状态像自由职业者，工作时间也不固定。优步司机就是一个这样的例子。但这部分人只是冰山一角。例如，自由职业者联盟（Freelancers Union）估计，美国有近5400万人——占所有劳动者的34%——至少在部分时间从事自由工作。　　根据对自谋职业非常狭隘的定义，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的一项研究得出，自由职业者在劳动者中所占比例接近10%。阿斯彭研究所（Aspen Institute）认为，这一比例可能为22%。　　总之，没有人怀疑自由职业者的数量在不断增加，而美国的福利、养老金及工会体系完全没有做好应对准备。　　当前机制的问题在于，它创建于20世纪，那时的大多数劳动者都是W-2雇员。结果是养老金与福利一直与企业而非个人挂钩。民主党参议员马克?华纳（Mark Warner）表示：“这是一种非常二元的体制。”新自由职业经济中的劳动者既不符合W-2报税模式，也不符合1099模式。因此，自由职业者按需提供服务，但享有的养老金或福利很少，而且几乎没有谈条件的能力。　　对此，有解决办法吗？建立公会的尝试或许是朝改善现状的方向迈出的一小步。然而，至关重要的应是进行政策改革，在W-2框架外，为自由职业者提供一种灵活机动的福利获取方式，并保障他们的收入不会出现剧烈波动。同样重要的是更加灵活的培训和许可发放机制，让零工经济里的劳动者能够提升自身技能。　　值得庆幸的是，一些政界人士认识到了这一点。例如，不久前，伊丽莎白?沃伦（Elizabeth Warren）呼吁改革“过时的员工福利模式”。共和党议员达雷尔?伊萨（Darrell Issa）与民主党众议员埃里克?斯沃韦尔（Eric Swalwell）正在国会默默组建一个跨党派小组，讨论如何保护零工经济中的劳动者。与此同时，华纳正提议建立机动的养老金及福利机制。他还希望私营部门企业能想办法帮自由职业者让收入变得相对稳定。　　虽然短期内，国会将任何此类想法制定成法律的可能性很小，但华纳比较看好亚特兰大、巴尔的摩、凤凰城等城市的局势——这些地方正考虑让地方法律走到改革步伐缓慢的华盛顿前头。他表示：“各城市正在竞相发展零工经济，因此，在城市层面进行创新可能更容易。”　　这令人鼓舞。但现在还没有证据显示美国政治领导人明白这一问题——可悲的是，特朗普与民主党假定被提名人希拉里?克林顿迄今都保持了沉默。希望这种局面能尽快发生变化；否则，不安全感只会增加，随之上涨的还将有政治抗议情绪。　　中关村启动“零工社区”　　7月8日，北京中关村科技园“零工社区”通过扫描二维码的形式宣布项目正式启动。丰台区副区长、丰台园管委会主任张婕表示，有别于其它现有的创业孵化园区，“零工社区”是在新经济的环境下，基于科技大咖与创业者之间智力共享而搭建的新型创业平台。　　“零工社区”的核心是将有想法和有办法的人引入在同一个平台之上，并基于智力资源的需求和供给进行相互链接。具体来说，项目依托于丰台区众多的科技创新型企业及各类高端人才资源，通过互联网大数据技术进行高效整合，以共享经济的商业模式将碎片化的智力资源合理的调配，并快速有效地聚集高端智力资源进行线上线下的互动，以解决创新创业难题。　　一般来说，共享经济是指以获得一定报酬为主要目的，基于陌生人且存在物品使用权暂时转移的一种商业模式，商品或服务的需求方、供给方和共享经济平台是其中三大主体。“零工社区”正是承担了这种共享经济平台的角色。在具体操作层面来说，张婕表示，社区将基于大数据的分析计算，将相关的需求及问题定向地匹配给相应的大咖，通过知识和资源的分享从而达到问题的解决。“在专家大咖的知识共享层面，‘零工社区’将保持社区的开放性，未来将会继续开放个人和企业组织进入社区，进行知识与资源的分享，但是，具体的开放模式还有待商定。”依云集团董事长夏华女士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　　在电子科技大学互联网科学中心主任周涛看来，“零工社区”不仅仅是一个提高效率、汇聚资源的平台，它实际上是一种对很前沿的未来商业模式的探索。而作为“零工社区”线下空间的代表，北京贝壳菁汇董事长张磊甚至大胆预言，基于高端智力共享模式的“零工社区”，很有可能改变未来的创业生态圈。　　（综合消息）　　国际经济&　　新兴市场流动性处于5年来的高点　　总部位于伦敦的金融研究公司CrossBorder Capital的数据显示，新兴市场经济体流动性状况处于5年来最强水平，在一定程度上走出了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一场流动性枯竭。　　CrossBorder Capital董事总经理迈克尔?豪厄尔（Michael Howell）表示，流动性水平是衡量经济增长以及金融市场回报率的主要指标。豪厄尔说：“通常情况下，流动性状况预示着外汇及固定收益市场3至6个月后、股票市场6至9个月后、实体经济12至15个月后的情形。它驱动着经济。”　　CrossBorder衡量流动性的标准包括央行、商业银行和影子银行的货币创造，家庭和企业的现金流，以证券投资和外商直接投资（FDI）等形式净流入的外国资金。其数据来自约80个国家的央行和财政部。新兴市场的这一流动性指数在5月上升到41.2（50代表经长期通胀调整后的平均水平）。虽然41.2仍不算很高，而且低于发达和前沿市场的数值，却是新兴市场2011年中期以来的最高水平。　　一个关键驱动因素是中国私营部门流动性在5月份“明显回升”，以及中国央行资产负债表恢复扩张。虽然中国在2015年曾5次下调利率，但豪厄尔表示，中国央行去年实际采取了紧缩政策，因为其资产负债表“大幅缩水”——去年下半年经季节因素调整后的年化收缩幅度达17.7%。今年中国央行的资产负债表已开始恢复扩张。豪厄尔表示，巴西、韩国和墨西哥近几个月的流动性都呈现了显著得多的上升，尽管土耳其和印尼出现了流动性收缩。　　据CrossBorder Capital的数据，新兴市场流动性继续回归常态，延续了自2012年触底（创下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最低点）以来的流动性复苏。豪厄尔说：“2008年前（新兴市场国家）基本都是大型印钞机，主要因为外国资金大量流入，而且当时私营部门也创造了大量货币。“2009年后，外资流入出现逆转，私营部门的现金流扩张崩溃。从2010年起的走势是L形。”豪厄尔表示，但是自2015年第三季度，“外国资金开始重新流入，而且更关键地，私营部门的信贷扩张也开始迅速回升”。这两股趋势主要都受到货币贬值的驱动。　　一个明显的担忧是，由英国意外决定退欧引发的一轮风险规避可能使新兴市场流动性转回到低点。虽然英国退欧造成的冲击要在CrossBorder Capital的数据中显现出来还有待时日，但豪厄尔对这一威胁并不感到紧张。考虑到过去一年左右的流动性状况，他认为，如果退欧公投后英国陷入衰退的话才是件怪事。更广泛来看，他说，“（对新兴市场而言）重要的事件是中国做什么，而非英国做什么”，退欧公投后的央行宽松政策反倒将有利于流动性。　　法国巴黎银行（BNP Paribas）新兴市场策略全球主管威克?格鲁嫩伯格（Wike Groenenberg）也认为，对“全球金融流动性充足”的预期是新兴市场资产反弹的关键因素，而在英国公投结果宣布之初，新兴市场资产曾一度遭到抛售。　　英国央行（Bank of England）已经提出了今夏降息的可能性，欧洲央行（ECB）正在考虑扩大其资产购买计划或是提前进行购买，并且市场价格反映的预期是，美联储（Fed）在2019年5月之前都不会进一步收紧政策。　　英国公投退欧后，发达国家主权债券收益率也触及新低，格鲁嫩伯格说：“考虑到过去几年负债规模大增，所有这些充足、可以廉价得到的流动性对于新兴市场资产的定价至关重要。”　　此外，CrossBorder Capital表示，今年5月其新兴市场风险指数（Emerging Markets Risk Index）大幅下降，现在处于2012年以来的最低水平（2015年初曾达到峰值）。　　这一指数基于三项因素：融资风险、外汇风险以及敞口风险。融资风险可以衡量新兴市场实体债务展期能力；外汇风险受一国流动性水平以及对央行资金的依赖程度驱动；如果一国高比例的投资都投向了证券、公司债等风险资产，而非风险较低的政府债券和现金，敞口风险就会发出警示信号。豪厄尔评价这一指数时说：“当在风险敞口中看到剧烈活动时，你就要反向操作了。”根据这一综合指数，希腊、印度尼西亚及菲律宾目前被列为风险最大的新兴市场，排在中国与南非之前。相反，以智利和巴西为首的拉丁美洲被视为风险最低的地区，另两个低风险选项是以色列和捷克。&&　　（FT，）　　各国央行增持黄金趋势在持续　　世界各国央行正在持续增加黄金储备。特别是中国和俄罗斯两国，为降低外汇储备对美元和欧元的依赖，大幅增持黄金以维持自身货币信用。受英国脱欧影响，黄金的民间投资需求升高，各国央行的增持推高了黄金价格。　　世界黄金协会（World Gold Council）公布的数据显示：世界各国央行的黄金保有量为32800吨，较去年增长2.7%。汤姆森路透黄金矿业公司（Thomson Reuters GFMS）表示，截至2015年，各国央行连续6年净增持黄金。2015年增持黄金483吨，为1971年黄金与美元脱钩之后的第二大增幅。　　中国黄金储备增幅较大，现保有量为1800吨，1年时间增加了7成。除去世界货币基金组织（IMF）的储备，中国黄金储备位列世界第5。中国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增持黄金维持货币信用。人民币已决定被纳入世界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　　由于中美在政治上出现对立，市场专家丰岛逸夫表示：“从经济安全保障的观点，中国难以依赖美元”，这也影响了黄金价格变动。”　　俄罗斯黄金保有量1年增加18%，达到了约1480吨。受原油价格走低影响，导致俄罗斯卢布贬值。加上乌克兰危机引起的欧美对俄罗斯经济制裁，俄罗斯为降低在外汇储备上对美元和欧元的依赖，增持了黄金储备。工银标准银行（ICBC Standard Bank）东京支店长池水雄一表示“最近俄罗斯卢布转为升值，黄金储备有效的防止了货币危机的发生。”　　也有卖黄金的国家。受原油价格走低外汇收入减少影响，南美产油国委内瑞拉难以偿还外债，正在卖出黄金，黄金储备1年减少了43%。欧美日等先进国家黄金储备没有明显变化，大量卖出黄金的只有少数国家。　　因雷曼兄弟破产危机和欧洲债务问题影响，新兴国家央行对美元和欧元的信心开始动摇，于2000年代后半开始增持黄金。现在受英国脱欧影响，外汇市场动荡。英格兰银行（英国中央银行）前总裁默文?金表示“新兴国家不愿自身资产价值被他国左右，当然会选择购买黄金”。　　随着世界经济不确定性增加，民间资本流入作为另类投资的黄金市场，导致今年以来金价上涨了近3成。各国央行的黄金超买量占世界现货需求1成以上，如果黄金的买入持续，有可能成为支持黄金市场上升的原因之一。　　（联合早报，）　　“浮动标尺”看美联储的非理性　　工银国际研究部联席主管程实为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撰稿认为，一旦美联储忽略新增非农就业的中枢水平，它就会过度看淡当前的就业形势，从而进一步抑制其加息意愿。　　人不可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世界万物，都是变化的，以静态眼光看问题，难免会有风险。　　当前，全球股市涨声一片，英国退欧带来的冲击被迅速消化，无所畏惧的市场大多已收复英国退欧以来的失地。市场振奋的一个核心原因，是对美联储加息的彻底看淡。美联储高官近来持续表达了对非农就业的核心关切，而5、6月份，美国新增非农数据降至月均15万水平，明显趋弱。那么，月均15万的新增非农真是不正常的弱吗？　　同样是15万，放在不同的劳动力市场周期阶段，含义是大不相同的。基于理论逻辑和实证检验，我们发现，美国新增非农就业人口的中枢水平具有时变性，是一把“浮动的标尺”。在经济恢复期，随着失业率下降速度放缓，新增非农就业人口的中枢水平呈现下降趋势。因此，以修正后的中枢水平作为标尺，当前美国新增非农就业已处于正常区间，既非强劲，也未衰退。而美联储仅以新增非农就业的趋势性下降为由压制加息节奏，表面上情有可原，本质上却不合理性。　　因此，在5月给出的6、7月加息的承诺基本落空后，美联储的政策信用已然深度受损。在经历了半年内部博弈后，美联储已亮出极度鸽派的底牌，我们将由此全面下调对美国利率曲线的预期；考虑到美联储偏离政策承诺和长期规则，我们也适度下调对美国经济复苏的预期。　　在研究经济现象时，经济学家们习惯采用中枢水平作为标尺，以衡量当前形势的相对优劣。但是，人们常常忽略，手中的这一标尺并非必然稳定，也可能悄然发生变化。从理论逻辑和实证检验两个方面，我们发现，新增非农就业人口的中枢水平存在时变性，是一把“浮动的标尺”。　　理论逻辑的推演可以证明，新增非农就业人口会随着失业率的变动速度而发生变化。当失业率低速下降时，新增非农就业水平较低；当失业率高速下降时，新增非农就业水平较高。需要关注的是，经济恢复时期失业率的下降速度并不恒定，而是具有三阶段的时变性。　　在经济恢复的第一阶段，由于刺激就业的诸多政策正在落地，效力尚未充分发挥，因此失业率虽然开始下降，但降速有限。至第二阶段，刺激政策充分生效，各行业的雇佣需求持续回暖，失业率以高速下降。但是，第二阶段无法始终持续，终将进入第三阶段。在第三阶段，刺激政策的效力已是强弩之末。而当失业率低于自然失业率后，经济已实现充分就业。失业率难以继续下降，否则将扭曲就业市场。由于动力衰弱、阻力增强，本阶段失业率的下降速度将逐渐放缓。综上所述，在经济恢复期，失业率的下降将呈现“低速-高速-低速”的时变特征。相应的，新增非农就业人口也会随之出现“低水平-高水平-低水平”的三阶段转变。　　实证研究表明，上述理论逻辑对于美国经济均成立。　　首先，美国新增非农就业人口和失业率的变动长期存在稳定的负向关系。考虑数据可得性，我们采用美国总体失业率来近似衡量非农失业率。据测算，年期间，美国总体失业率的下降速度每提高1百分点/月，其新增非农就业人口将显著提高约10.5万人。其次，经济恢复期内，美国失业率呈现三阶段时变特征。自1975年至今，美国失业率共出现5个持续下降期，且每个下降期中都存在失业率跌破自然失业率的区间。我们的测算显示，在这些下降期中，第一阶段的失业率下降速度普遍较低，第二阶段均出现上升，第三阶段则有所回落（详见表格）。最后，伴随着失业率下降速度的变动，美国新增非农就业人口的水平也出现了三阶段转变。据测算，在上述5个时期中，第二阶段的新增非农就业人口均大幅高于第一阶段、第二阶段（详见表格）。&&　　以上实证结果证明，在经济恢复期，美国新增非农就业的中枢水平具有时变性，随着不同阶段而发生变化，是一把“浮动”而非恒定的参照标尺。　　数据显示，美国6月新增非农就业人口为28.7万，前值修正为1.1万。考虑到罢工事件的特殊影响，当前新增非农就业的实际水平应为两月均值，即14.9万。参照合理选取的中枢水平，当前新增非农就业数据既非强劲，也未衰退，而是处于正常区间。　　研究表明，美国新增非农就业的中枢水平具有时变性，是一把“浮动的标尺”。因此，在评判当前新增非农就业数据时，需要首先找到出合理的历史中枢。在这一方向，失业率变动与新增非农就业的负向关系提供了关键工具。　　历史数据显示，2009年末以来美国失业率进入了新一轮下降期。失业率下降速度在3.06期间为0.056百分点/月，5.12期间上升至0.083百分点/月，6.06期间则大幅下降至0.017百分点/月。这表明，当前失业率已进入本次下降期的第三阶段。随着失业率下降速度的放缓，新增非农就业的中枢水平也自然随之降低。因此，在评价当前新增非农就业数据时，依旧采用20万的习惯标准，或是以年的均值水平做参考，均不具备合理性。这就如同拿着一把严重膨胀的尺子去丈量物体，必然会系统性地低估物体长度。　　鉴于这一缺陷，我们选择采用年美国各段经济恢复期的新增非农就业人口均值水平为标尺。据我们测算，这一标尺约为18万，仅略高于今年5-6月的均值水平14.9万。由此可知，当前美国就业形势已处于经济恢复期的正常区间，并不存在明显的冲高或衰退趋势。　　6月是否加息将是检验美联储当前决策机制的“试金石”：如果6月份加息，表明耶伦仍将坚持美联储传统的“产出+通胀”双目标制；反之，则表明美联储已将就业目标引入决策机制。如今，6月加息落空，耶伦在多个场合重申对就业目标的关注。美联储副主席费希尔近期亦宣称，相较于英国退欧的影响，美联储更加重视非农就业的表现。各类证据表明，美联储已经放弃了传统规则，切换至紧盯就业的“耶伦模式”，并在实践中倚重于非农数据。　　但是，新增非农就业的中枢水平具有时变性，是一把“浮动的标尺”。一旦美联储忽略了这一潜在特性、采用了错误的参照标准，就将大概率地过度看淡当前就业形势，从而进一步抑制其加息意愿。自6月议息会议以来，美联储的种种举动正在加剧这一担忧。因此，在5月给出的6、7月加息的承诺基本落空后，美联储的政策信用已然深度受损。在经历了半年内部博弈后，美联储已亮出极度鸽派的底牌，我们将由此全面下调对美国利率曲线的预期，今年尚存一次加息可能，9月概率大幅低于11月或12月；考虑到美联储偏离政策承诺和长期规则，我们也适度下调对美国经济复苏的预期。　　（FT中文网，）　　中国经济&　　中国制造业困境加深　　6月，官方和财新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双双下滑。其中，财新PMI跌至48.6，创4个月新低，连续16个月低于荣枯线50，显示中小企业深陷萎缩区间。侧重大企业的官方数据也降至荣枯临界点，距萎缩仅一步之遥。作为衡量制造业景气程度的重要先行指标，PMI持续下跌释放出制造业困境加深的信号。　　企业家们将经营不景气归咎于需求疲弱。受大宗商品价格低迷，金融市场波动等因素影响，全球经济复苏更加缓慢且不平衡。世界银行日前将2016年全球经济增速预期从1月的2.9%进一步下调至2.4%。英国公投退欧又增加了新的不确定性，为全球经济增长蒙上阴影。在此情况下，近期中国制造业外贸走势持续偏弱。从财新PMI来看，6月新出口订单指数已连续7个月低于荣枯线，表明外需深陷萎缩区间。官方相关数据也呈现出类似情况。据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6月中国制造业新出口订单指数跌至49.6%，连续三个月回落。“外需萎靡拖累新出口订单，已成为当前中国经济主要风险点之一。”汇丰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屈宏斌说。疲软的不只是外需。6月，官方制造业新订单指数为50.5%，连续三个月下降；主要原材料购进价格指数连续两个月大幅下滑至51.3%，显示中国国内市场需求不振，制造业内生动力不足。　　在此情况下，希望官方及时出手抵御下行风险的呼声再起。屈宏斌认为，考虑到外需萎靡，私人部门信心不足，三季度政策需加大宽松力度，扭转悲观预期，防止经济加速下滑。申万宏源首席宏观分析师李慧勇也指出，未来中国经济面临需求不足压力，要实现全年6.5%以上增长目标需宏观政策继续发力。在李慧勇看来，政府应努力扭转民间投资滑坡态势，加大逆周期调控力度，以抵挡经济下行压力。中国官方已经采取行动。中国国务院近日公布了《关于进一步做好民间投资有关工作的通知》，提出坚决砍掉不合理收费和中介服务环节，抓紧建立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切实缓解融资难、融资贵等7项措施，促进民间投资回稳向好。高层日前表示，中国将继续创新宏观调控方式，加力增效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灵活适度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但与宽松政策相比，结构性改革才是制造业摆脱困境的根本之道。“逆周期调节政策推出的同时，结构性改革没有完全配套进行，也就是‘麻药’不停地打，但‘手术’却迟迟不做”，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潘向东指出，改革“拖延症”让市场对未来经济增长的预期并不乐观，导致消费和投资均偏向谨慎，“这才是当前中国经济之困”。　　（欧洲时报，）　　创新经济会不会造成新的楼市泡沫？　　中国政府号召全国自上而下建立创新型经济，这导致地方政府争相以支持创新之名兴建新楼。根据互联网研究公司iiMedia的数据，创新中心像雨后春笋一样在中国各地涌现，而且未来五年其数量料将增加一倍多，达到将近5000个。摆在地方政府面前的唯一一个问题就是：企业家不来入驻。　　很多创新中心位于中国较小城市或城镇，不是吸引初创公司的理想地区。在这些地方，初创公司找不到销售产品的市场，也缺少一个包含供应商和企业家同行的业态环境，而且这些中心一般来说只提供办公桌、电话等最基本的设施。他们也没有金融、科技或营销等方面的专业支持，而这些正是很多初创公司所需要的。iMedia称，多数创新孵化器的租用率不超过40%。其结果就是：正如之前的钢铁、主题公园以及房地产一样，中国正面临创新中心过剩；自上而下的政策乌龙重演，将留下一大批白象工程（即昂贵无用、华而不实的政府工程项目），也将进一步加重债务负担。“泡沫风险极大，”耒来科技的合伙人石继强称。“这既是对政府的考验，也是对创新领域管理人的考验，企业家不够多。”　　在“大众创业”和“互联网+”的口号之下，政府倡议在全国建立创新中心，希望能为下一个马云的出现创造条件。政府鼓励大学生、甚至是农民工自主创业，希望中国能转型为高科技经济体，减少对基础制造业的依赖。iiMedia称，各地创新中心的资本中有近80%来自政府或大学，或两者兼而有之。“无论在何种市场，你希望作决定的是专家，而不是某些技术官员或官僚，”风投基金SOSV的投资合伙人William Bao Bean称，“不要指望在以政府为基础的决策机制中能诞生大量成功的企业。”　　中国河北省怀来县沙城镇响应北京的创新号召，建造了25层楼高的双子塔——一个用作办公地，一个用作创新中心。不过，这座为潜在初创企业提供办公桌、一段时间内房租水电免费的创新中心现在却是空的。楼内的地面上落满了垃圾和灰尘。与中国工业中心地带的其它城镇一样，沙城正受到政府推动的削减工业过剩产能的冲击。玻璃、水泥厂、煤矿和钢厂纷纷关闭。　　在沙城镇内并没有多少中央政府倡导的创新活动迹象。该镇经济开发区的一个围墙上挂着一条写着“大众创业”的标语，但当地人表示他们并未看到任何推广创新中心的活动，总之他们感觉这栋大楼与自己无关。相反，他们认为该中心是为了从北京吸引学生和企业家。沙城到北京坐火车大约需要四个小时。“我不会考虑自己创业。这需要资金。而对像我一样的人来说，实际上选择不多，”现年30岁、在创新中心附近管理一家卫浴装饰店的刘海洋（音译）表示。　　当地居民表示，直通北京的高速铁路于2019年完工，到北京通勤时间将缩短为半小时，希望到时候经济运势能够有所改善。“孵化器正在亏钱，”一名商界人士表示。“但是我们是在放长线，希望这么做能够创造出一些为地方带来税收及就业的公司。　　其他地区，一些地方政府已经将闲置的办公空间改造为创新中心。在距离北京不远的天津于家堡经济特区，政府已经为11家孵化器划设了5.5平方公里的区域，另外至少还有四家孵化器公司准备登场。一名行政助理表示，当地最大的孵化器的入驻率只有三成。地方政府官员杨德洪（音译）表示，“这些办公大楼都已经盖好了……我们也有可能使用这些大楼，协助新创企业降低成本。”另一名地方政府官员裴磊（音译）补充道，“并赶上这波创新政策。”　　多位风投人士表示，草创公司通常会往那些已经成立且运作良好的育成中心集中，或者是会移往那些他们可以找到本地市场、人才、专长、及同行企业家等因素组合的地方。这通常意味着珠海、北京、广州、上海和深圳五个大城市位列中国初创企业城市排行前茅。　　“能够预测某个地方出现初创企业，或者每个地方都碰巧有一个有了资金就能成为下一个阿里巴巴的初创企业，这种想法是不真实的，”一家中国风投公司——启明创投（Qiming Venture Partners）创始人Gary Rieschel说道。初创企业专家称，其它更多的基本因素抑制了中国创业文化的发展。即便在有大学的城镇里，年轻的中国人也经常迫于父母的压力而选择更为稳定的工作，如政府或民营企业中的工作。自己创业被认为风险太高。北京一家私营共同工作空间（co-working space）的首席执行官（CEO）Bo Yiqun称，中国的教育体系在很大程度上注重机械学习，也阻碍了有创新想法的人的发展。“创新与教育相关，”他表示。“如果教育水平不提高，我们就不能期盼创新能迅速跟上。”即便万事俱备，如果政府官员与以前的创业者或风投资本家联手，政府的努力或许有更大机会获得成功，中国加速（Chinaccelerator）的宾威廉说道。“虽然不是全球的情况都如此，中国也一样，但做投资决定的是政府本身，”他说。　　（Reuters，）& （编译、整理：李彦松；责任编辑：王砚峰）　　2016年第50期（总第1661期）　日（星期一）　　地 址：北京阜外月坛北小街2号　　　　 E-mail：tsg-jjs@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邮 编：100836电 话：（010）　　　　　　　传 真：（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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