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条国际新闻,带有时间,事件近期的2015年的_百度知道
10条国际新闻,带有时间,事件近期的2015年的
我有更好的答案
参考：2015年1月份国际时事政治热点汇总1.俄罗斯主导的独联体内经济一体化项目欧亚经济联盟日正式启动。2.日，立陶宛的加入标志着波罗的海三国已全部加入欧元区。 3.日，法国巴黎讽刺杂志《沙尔利周刊》总部1月7日上午发生恐怖袭击事件4.世界银行1月13日发布的《全球经济展望》报告指出，脆弱的全球经济复苏面临风险，许多大型发展中经济体的活力比过去有所减少，因此，世界银行下调了全球经济增长预测。5.为期两天的韩美2015年度首场联合军演1月13日至14日在韩国周边海域举行。这是在朝鲜9日要求以中断韩美军演为条件暂停核试验之后，韩美2015年首次军事演习。6.德国联邦统计局1月15日宣布，2014年德国经济增长了1.5%，为2011年以来最大年增幅。此前两天，联邦财政部表示，德国提前一年实现了预算平衡，为45年来首次没有预算赤字。 7.日本政府1月14日通过总额为96.34万亿日元（约合8109.7亿美元）2015年度预算案。在削减低收入家庭生活补助的同时，防卫费用连续第三年增加，并创历史新高。日本国民批评政府预算“重防卫，轻民生”。 8.瑞士国家银行（央行）1月15日发表声明称，取消瑞士法郎对欧元汇率1.20∶1的上限，并停止相关购汇行为。这标志着瑞士结束了这一持续逾3年的汇率管制政策。9.1月15日，美国财政部和商务部公布对古新政，放松对古巴贸易和旅行限制，两国关系进一步缓和。10.1月16日，中日韩自贸区第六轮谈判首席谈判代表会议在日本东京举行，三方就货物贸易降税模式、服务贸易和投资开放方式及协定范围与领域等议题进行磋商。
中级经济师
为您推荐：
其他类似问题
国际新闻的相关知识
换一换
回答问题，赢新手礼包
个人、企业类
违法有害信息,请在下方选择后提交
色情、暴力
我们会通过消息、邮箱等方式尽快将举报结果通知您。更多相关文档“新地球村”的想像——赵月枝谈传播研究新实践“新地球村”的想像——赵月枝谈传播研究新实践国际新闻界百家号“新地球村”的想像——赵月枝谈传播研究新实践本文刊于《国际新闻界》2016年第10期。作者张志华，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电子邮箱：chiwardc@cuc.edu.cn。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全球南方”视野下的拉美传播及中国思考》的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14YJC860039。从麦克卢汉的“地球村” 概念到“新地球村”想像张志华：赵老师，您建立的河阳乡村研究院以“新地球村”作为标识，2015年春天在浙江省缙云县召开的“乡村、文化与传播”学术周上，您第一次正式提出“新地球村”，它与麦克卢汉的“地球村”有何种关联？赵月枝：这得从我的学术体验和学术视角说起。麦克卢汉的“地球村”是传播学领域很重要的概念，认为由于传播技术的发展、现代信息的流动，全球都变为一个村庄。在这里，地球村是个隐喻，它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村庄，村庄在这里是被挪用的。如果说“地球村”是二十世纪60年代的概念，那么它在资本主义进入新自由主义阶段的翻版就是“世界是平的”。这个概念由《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弗里德曼提出，认为由于信息产业的发展，第三世界国家——比如印度的软件和信息产业之都班加罗尔，变得与第一世界没有差距了。 也就是说，信息产业抹平了东西方、南北方的差别，地球变小了、人们之间距离拉近了、世界大同了。当然，如同地球村，“世界是平的”也只是一种隐喻。本质上，它们都是对传播技术歌颂性、浪漫性的论述。基于批判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框架，我看到地球村里面黑暗的角落，看到社会、阶级、国家分层，甚至由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非洲成为“失落的大陆”的事实。实际上，在加拿大、美国这些所谓的“全球北方”、世界体系核心地区的内部，贫富不均也是越来越明显的。所以，正如早就有观察者说过，第一世界里有第三世界，第三世界里有第一世界，甚至还存在第四世界，这指的是被抛弃、被边缘化、被遗忘的群体，比如加拿大的土著部落、温哥华最穷街区中的贫民窟等。很显然，在地球村中并非所有村民都是平等的，民族国家、阶级、种族的区别越来越凸显。例如，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资本主义新自由化以来，尤其是反恐以来，阿拉伯世界的很多国家——如伊拉克、叙利亚等——从部落和宗教纷争形成现代的民主国家，到被夷为平地，被称为“失败的国家”（the failed state）， 从世俗的民主国家到成为被狂热的政治伊斯兰所左右。在这里，问题的核心就不只是民族国家层面的不平等问题，而且民族国家的基本形式能不能在一些地区持续的问题了。与此同时，我对真正意义上的村庄被卷入全球化的境遇和被卷入全球化所导致的变化，一直是敏感的，这与我来自村庄有关，还因为我对中国城乡二元结构的敏感。我的确看到了一个个被全球化了的村庄。比如在我老家缙云河阳村，就有老人和妇女在家里从事原料加工工作。这是中国作为世界工厂最末梢的手工密集型工作，如此生产出来的微小塑料装饰配件等产品，通过义乌出口，其实大都是消费主义垃圾。但通过这样的生产链条，全球资本主义真地把这些村庄全球化了。另一方面，村庄里的很多人也到了全球各地，出去打工的、读书的等等。而这次暑期班调研，我们看到在缙云葛竹村还有柬埔寨新娘，这是婚姻的全球化。中国农村底层男子娶不到老婆，处于婚姻链条的最底端，只好到更落后的地方购买新娘。从这个角度来说，麦克卢汉意义上的“地球村”需要被重新想像。张志华：这种对“新地球村”的想像如何在学术研究中落实？赵月枝：一方面，承认新媒体、互联网把全世界各地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尤其关注过去30年金融资本主义全球化带来的全球权力关系的变化；另一方面，既要聚焦国家、民族间的不平衡，又要关注城乡关系视野下真正的村庄。它们不是孤立和封闭的村庄，而是被全球化力量构建了的村庄。总之， 我希望我的研究既有全球层面的分析，同时又在纵向扎根。这个根在中国就是中国的村庄，在加拿大可能就是当地原住民的村落和当下原著民与城市流浪者聚集的温哥华最穷的街区 。这并不是我学术兴趣转移，从全球层面转移到乡村，而是从全球层面深入、纵贯到了乡村层面，到了不平等的全球社会的底层。所以，去年夏天您带着加拿大和中国的联合研究团队到浙江农村开展调研，今年夏天您发起成立的缙云河阳乡村研究院作为承办方之一，又将四校联合国际暑期班办在浙江省缙云县——中国东部发达省份的落后地区。没错。去年的调研项目就叫“全球到村庄：传播研究如何落地”。我带着中国传媒大学和加拿大西门菲莎大学的调研团队到浙江最山区的地级市丽水市下面的缙云县河阳村开展调研。这是我建立河阳乡村研究院以来的第一个大型暑期调研项目。在去河阳村之前，研究团队的青年学者、研究生就已经做好了文献准备，每人都带着自己的研究题目进入田野，比如家电下乡给农民带来什么、农村广场舞跟城市有什么区别，把自己的研究课题在河阳扎下根，在村庄落地。今年则是另外一种设想，在四校联合国际暑期班原有基础上的创新。与往年一样，暑期班是开放招生的，我们最后从众多报名者中选了30多人，但是，我们不满足于只有学者讲授，今年暑期班的最大亮点在于不仅有理论讲座，还有学员参与其中的田野调查。全球南方：“地球村”被遮蔽的另一面今年四校联合国际暑期班的主题是“传播、文化与全球南方”，“全球南方”在“新地球村”中处于什么位置？就像“南北对话”中的南方，这里的南方不是地理概念，而是社会分析批判视角的概念，指的是全球的乡村、不发达的地方，全球被剥夺的边缘群体，他们希望争取自己发展的权利。就像我们在暑期班的招生公告中所说的，一方面，互联网和新媒介技术似乎有能力跨越国族疆界，将空间碾平；另一方面，发达资本主义对发展中地区的剥夺、民族国家间的争竞、国家内部的阶层与族群分化、城乡间的社会与文化鸿沟，都在提醒我们，横亘于地理和社会空间的区隔不仅不会轻易消失，反而有可能加深。不久前《新闻记者》的微信公号在总结、评点2016年新闻传播学暑期班时，特别提到了四校联合国际暑期班。这个暑期班的历史也是一个从全球到村庄的历史。一开始中国传媒大学广播电视研究中心发起四校联合国际暑期班是希望国际化，四所高校联合和国际化招生。当年的模式是在传媒大学办，其他学校派学者来北京集中授课。2012年第五届时，为了促成中加全球传播双硕士学位项目，也为了促进我自己所在在学校同事与中国的学术交流，或者这些“全球北方”学者与“全球南方”的学术交流，我把加拿大西门菲沙大学的多位学者请到北京授课。2013年西门菲沙大学传播学院四十周年院庆，暑期班第一次走出去，办在了加拿大。当年我作为副院长正好负责院庆事宜，就把暑期班与四十周年院庆的学术会议套在了一起，暑期班的日程安排就包含了那次会议，让学员们也有机会参与会议。一位在泰国任教的西方学者参加了那次暑期班，感觉很好，所以，2014年他所任职的泰国高校，就以同样的授课加学术会议的形式将暑期班办到了泰国。2015年，边疆地区的高校希望与传媒大学合作，内蒙古师范大学承办了暑期班。当时，我正开始办河阳乡村研究院，计划次年把暑期班办到缙云河阳。所以今年暑期班就从边疆到了村庄。国际暑期班从一开始的力图把国外学者请进来进行国际化，到真正走出国门，再到今年到了村庄，也算是经历一个从全球到村庄的轮回。我们把国际学者请到村庄来，还把在国外留学的中国青年学子带到了国内的村庄。暑期班授课的编排是如何体现从“全球”纵贯到“村庄”的？邀请的国外学者中，我们希望是研究全球权力关系转移中关注全球南方崛起的学者，最好还有研究非西方地区的经验。我们请的这些学者中，一位是研究非西方国家媒体崛起的印度裔学者屠苏（Daya Thussu），他来自英国西敏寺大学，他从国家主义和文化民族主义的框架展开分析。另一位学者伊斯干达（AdelIskandar）是我在加拿大西门菲莎大学的同事，他关注中东区域内外的权力关系和复杂的文化宗教关系，对半岛电视台很有研究。同时，他还看到，美国这个被称为“衰落的国家”在维护自身霸权地位过程中策略的变化，一方面它出兵中东，一方面又通过挪用和吸收中东文化，希望重新在当地赢得民心，打心理战。因此他用了跨文化帝国主义（transcultural imperialism）这一表述。在伊斯干达看来，并不是美国衰落了，非西方国家就崛起了。他看到了东西方和南北方权力斗争的动态过程，其中包括美国的反扑，作为霸主国家它不愿放弃历史舞台和既有权力而采取新的策略，比如半岛电视台崛起后，又被美国同化。屠苏以民族国家为分析单位，用的是全球北方与南方之间的力量对比此消彼长的框架，他没有对民族国家进行内部权力关系的分析，也没有关注美国帝国策略的新变化，伊斯干达是对屠苏的深化，但屠苏研究的意义在于，我们国内很多学者不愿意承认全球权力在发生变化。Adel Iskandar以上两位分别有印度和阿拉伯世界的背景，但是都没有“冷战”中社会主义阵营的知识和历史背景。实际上，冷战结束以来，整个英语学术界的国际传播研究框架、尤其有关文化帝国主义的批判与反批判的研究，往往只关注西方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而“东方国家”——社会主义国家的传统没人梳理和研究，中国在这个框架中因第一不同于苏联、第二也不是一般的第三世界国家而被忽视。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下，吕新雨教授的讲座就显得特别重要：她不仅把东西方关系中的东方那一半的视野展现了出来，而且为我们今天如何定位中国提供了必要的历史视野。她讲国际共运史中苏联关于工农联盟问题的论争，进而指出当年国际共运的问题也是今天中国的问题，这样就为我们克服国际传播研究中的历史虚无主义提供了历史和理论基础。要理解今天的中国，不能割裂中国与国际共运的历史脉络。然而，我们的西方中心主义学术框架和内化了的冷战立场，导致我们往往有意无意将国际共运的历史忘掉或否定掉。虽然吕老师不是从文化与传播的角度做这方面的研究，但她的框架是总揽性的，对任何人文社科学科研究都很重要，因为工农联盟不是归属于哪个学科的问题，它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序言中，是事关权力主体的问题。如果我们的学术研究连权力主体的问题都不去观照，很可能就南辕北辙了。总之，中国学者在传播学的知识创新方面，既要有东西方关系的视野，也要有南北方权力转移的视野，既要看到民族国家间的权力关系，也要看到民族国家内部的复杂社会和文化权力和身份认同关系，还要在这些多维度的国际和国内、中心和边缘、城市和乡村、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与生态等因素的动态交互关系中把握传播问题。正是在这样的一种整体性思路中，我试图探索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分析路径和发展“新地球村”思维。这次暑期班还邀请了包括民间学者在内的本地学者，为什么？要扎下根就要有本土知识。暑期班邀请了本地民俗、文化专家和掌握本地政治经济发展情况的官员，还邀请了浙江省内两位学院派的专家：杭州师范大学音乐民族志学者林莉君和研究河阳村落政治经济变迁的丽水学院政治学者彭兵。这跟我说的扎根理念是一致的，不能都找大都市的学者。实际上，不同学者的选题、视角、分析框架的区别非常重要，地方院校学者的研究很值得我们重视。回到农村，我还深深感受到了民间学者的力量和“高手在民间”的道理。与学院派不同，民间学者不囿于学术建制，反倒可能将被学术研究遮蔽的部分更好地呈现出来。这次我们请来讲课的麻松亘老师对民俗的分析就是一个实证。正因为他不是学院派，没那么多条条框框，所以他在分析缙云的“迎案”民俗时做得全面、生动和朴实。学院派可能会局限于研究的视角，或者硬给套上个什么理论，也可能拘泥于学科分界，这些不是我的研究范畴，那我就不必去研究。而这跟农民活生生的实践却是相背离的，他们的实践本来就是整体性的。暑期班除了授课，还有学员参与其中的实地调研，这是今年的一大亮点。调研题目是从哪儿来的？把暑期班办到缙云这个中国发达省份的落后地区并不是一时冲动，而是有一定的知识积累和调研基础的。我这两年回老家缙云做研究，接触了一些村庄，发现可做的题目太多了，但是我自己实在忙不过来，非常希望把自己的问题意识与有兴趣的同行分享。比如从《阿诗玛》到《道士下山》的中国影视与缙云山水风光的关系，就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题目。缙云仙都附近一个村庄有个祠堂，变成了影视博物馆。2015年开河阳论坛期间，我和吕新雨教授一起参观那个博物馆的时候注意到，在改革开放和旅游产业没发展之前，缙云作为电影外景地，是上海电影制片厂想像中的西南。当时的少数民族、边疆题材的电影，往往有一个民族问题和阶级斗争问题联系在一起的视角，而这些电影，也许是从节约成本和风景类似的角度考虑，会到缙云取外景，以缙云代替西南和边疆。那时候还没有横店呢！实际上对上海来说，用缙云替代西南民族地区和边疆，也说得过去，这里还有两个畲族村呢。从当年在国有制片厂体制时期上影厂的“边疆”，到今天以《天龙八部》为代表的武侠片的“江湖”，对缙云山水的不同想像折射了中国影视业的变迁。这次暑期班有一个很大的小组做这个题目，我非常高兴。缙云仙都广电我也一直很有兴趣，尤其是数字化转型。去年7月回村里调研，我回到自己原来住过的院子，正好碰上我堂叔家在装“锅”，当时正是去年数字平移的时候，平移后，通过机顶盒收视每月从18元涨到22元，农民一算看电视一年就要200多元，现在只要买个“锅”，一次性付费后就一辈子一劳永逸了。但“锅”现在处于灰色地带，而且信号也不稳。我觉得技术升级对农村收视的影响非常值得做，也很高兴这个题目能由对广电数字化有专门研究的领队带队做。而处于海拔近500米的葛竹村刚好有我熟悉的当地民间文化研究者来听讲座，因此这个团队“进村”就有联系人了。另外，我与仁岸村的“相遇”也是从全球到村庄的经典故事。我是在加拿大通过与国内出去的书画界人士接触才知道，抗战期间，著名画家潘天寿曾在缙云呆过。我再回缙云来一问，才知道潘天寿和他岳父一家抗战避难的村庄是仁岸村。今年春天，我平生第一次去了仁岸村，惊喜发现，这里不仅有当年潘天寿寄居过的房子，而且颇有一派“美丽乡村呼之欲出”的景象。当时，我并不知道这个村因为近一两年来的巨大变化，正被县里树为新农村建设示范村。那次是我自己私下找朋友带着去的，是一次自下而上的探访，我们到了村子里随意逛，看到老乡就问，知道不知道潘天寿，他在哪里住过，然后就被带到他过去住的地方，见到了他房东的孙子，看到了一些遗迹，也听到了许多故事。从那以后，我对这个村及其所在的舒洪镇就有了更深入的了解。这次我们的仁岸村调研小组就是在我调研的基础上开展工作的。笕川村将村民手中的土地流转到村集体，用于建设花海，以集体经济的方式搞创意旅游，这是“新生事物”，这个案例肯定是要做的。县内外闻名的淘宝村北山村也是“互联网+”时代最前沿的东西，很有做的价值。民俗也很重要，迎案、七月七文化是缙云很传统的东西，正好有人告诉我缙云的女神崇拜很有意思，所以就将陈十四娘娘信仰列为调研题目。还有缙云的婺剧……这些题目涵盖了从传统的乡土民俗、戏剧，到广电、影视，再到新农村建设中的乡村旅游和创意产业发展和互联网电商，几乎涵盖了广义的传播研究的全部，这一系列的传播现象和过程中有很多是值得去发现和挖掘的。更重要的是，我不希望只是从媒介决定主义的视角，而是从意义层面去理解这些现象，比如农民认为的“美好生活”是什么。当然，我也始终从城乡关系的视角来看农村题材的研究。无论是潘天寿在缙云的故事还是花海和电商，都包含这样的视角。其实，不论什么题目，到哪个村庄，重要的是研究农民的文化主体性，而不只是把他们当作大众文化的消费者、接收者，他们也是文化的创造者和演出者。笕川花海知识分子与乡村：碰撞与改变赵老师，最近几年您一直在强调，传播学研究不能没有城乡关系的视野，为此，您还做了《重构中国传播学》的访谈。这几年，您在不同场合都提到了同一件触动您的事，一位农村青年与别人通过网络相约自杀。对，这是触动我回到中国农村做研究，思考农村未来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其实，历史上中国城乡之间的互哺关系一直是存在的，直到鸦片战争中国被迫卷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后，城乡关系断裂才越来越厉害，到了二十世纪30年代，开始了一边是上海滩的繁华，一边是茅盾在《春蚕》中所表现的农村的破败，这两者共存，边远农村甚至完全彻底被边缘化。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中国革命走的是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解放后，国家为了实现工业化，让农民勒紧裤腰带，支援城市，与此同时，也提出要减少包括城乡差别在内的“三大差别”，比如1965年提出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都是当年的具体举措。到了八十年代初，国家在农村推行家庭承包责任制的同时，还提高了农产品收购价，减轻了农民负担，那段时间可以说是城乡差别最小的时期。但1984年城市改革启动后，乡镇企业开始衰落，城乡差别很快就越拉越大，知识分子与农民的差别也越来越厉害。在“伤痕文学”叙事以及部分知识精英对“文革”的控诉中，城乡间的对立被推到了一个极端，到了九十年代，“农民”成了骂人的词汇，年轻人在农村看不到希望。但是，党中央对农村问题的认识也在深化，而这其中，知识分子也起到了重要作用。2000年李昌平上书总理，提到“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实际上是转折点之一，后来温铁军等一批学者以各种方式重续中国知识分子的百年乡村建设实践。总之，在经历了革命和改革之后，现在又到了知识分子重新思考城乡关系问题的时候了。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在关注农村、关注乡建，也有不少人投身其中，我身边就有这样的人，他们也不只是知识分子。我也碰到过大学生村官、农民企业家和农民工回乡创业这样的回乡群体。我回到中国农村做研究，虽然是个人的选择，其实也代表了一个涌动的潮流。独立选择的道路刚好和周边很多同仁的选择不谋而合，涓涓细流可以汇成河流。我是从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语境下成长起来的，八十年代到了城市，经过30年改革开放后，再以一种新的姿态和思路回到农村，这确实是历史机遇。很多人认为人口一定会是往城市流动，但我不这么看。中国历史上一直有返乡运动，毛时代还有去城市化运动。2013年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上提出“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这里面也包含着缩小城乡差别的理想。当然，如何缩小是问题的关键。是资本主义现代化的逻辑和城市中心主义的“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意识形态塑造，带来了乡村的破败。但是，另一方面，农村不仅一直是“乡愁”的对象，而且许多农村人，在认识到现代化和城市化的弊端后，也开始重新认识农村，认识到在农村过好生活的可能。这次我们的调研也能看到，并不是所有的农村人都想到城市去。而且村民似乎也因我们的到来而有所变化。暑期班有一组做婺剧调研，他们到胡源乡上坪村后，参加婺剧老艺人焦点小组的村民们马上就讨论了起来，勾起他们自己对历史的思考，都忘了调研小组的存在。由于我们的进入，使得他们作为戏剧生产者的主体被唤醒。我们关于潘天寿在仁岸岁月的调研所产生的部分成果，是希望对村里有用的。而我们的调研过程，也激发了仁岸村民书写自己的村史的愿望。浙江婺剧我们的进入，勾起了乡村的主体对自己的思考，主体意识被唤醒，使得乡村意识到自己有研究和被书写的价值。但我们也要随时反思我们的进入对当地的打扰。虽然我们认为自己是在为中国的国情调研出力，或者在培养学术后人，而且基层干部和群众也很把我们当回事，为我们的调研做出了很多贡献，但是我们的到来的确增加了当地的负担。从一定意义上，当地干部群众并没有配合我们的义务。在暑期班的设计中，我们尽力尊重当地干部群众和注重平等交流。我们邀请了一些民间文化活跃分子来听暑期班讲座，并把我们的资料和他们共享，这也给带他们来了讨论的机会。我们的到来也给这里创造了一种知识空间和氛围、机遇。你很难想像这会给他们带来怎样的赋权或者赋能。总之，一方面，我们向村民学习，另一方面他们也因为我们的存在而更觉得考虑文化研究、知识讨论的重要性和可能性，这是一个互动的过程，大家都在互相学习。其实，变化更大的可能是暑期班学员，很多学员都说暑期班改变了自己。确实，最重要的是我们自己这群人受的洗礼和转型。有很多同学不经意就暴露出自己的城市中心主义和对另一个中国——也就是乡土中国的知识的缺乏。连基本国情都不具备，谈什么为国家和社会提供有指导性的知识？比如，有一位学员，当她看到授课老师的访谈对象全都姓马，以为访谈的只是姓马的一家人，并以此为根据提出研究的客观性问题。这个例子太典型了。一方面，我国南方很多单姓村的背景知识不具备，另一方面，对社会科学关于什么是客观，持一种幼稚假定，认为访谈的对象必须是抽样的。这里所显示的知识分子对农村知识的缺少，以及学者对客观抱持的只有抽样才合法的僵化方法论崇拜，非常值得我们反思。很多学员来之前对乡村的想像基本是负面的。一位山东大学的学员说，以前对乡村的想像倾向于负面，现在看到无论村民的政治经济状况如何，总体来看生活都是向上的、乐观的。在笕川村做“美好生活”调研的小组，看到的情况比较正面，他们就开始担心，因此就使劲想，为什么我们看到的都是好的？其实他们在报告中已经提出很多问题了。还有北山村电商调研组也有类似的疑问，提供的资料会不会出于正面传播的需要，被筛选过？这肯定是会有的，但我感觉至少经过这次暑期班，大家对农村不会简单重复“回乡体”那种村庄败落的叙事。暑期班最后一天，每个小组都做了调研成果展示，您如何评价初步调研成果和此次暑期班？首先，暑期班对学员们不论是开拓视野、深化对城乡关系的认识，还是在方法论上，特别是民族志方法和田野调查的接触上都是非常有利的。几乎所有学员都认为这次跟中国农村和农民的相遇改变了自己，是对灵魂的洗礼，对“三观”、学术立场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有小组在最后三天时间居然写出一万多字的报告，这让我非常感动。大家都带着开放的心态，愿意吸收、改变，不是教条的牺牲品，而是通过自我反思和自我学习，不断超越自己的盲点。其次，调研成果可喜可赞。虽然题目是我定的，但每个小组在如何展开和深入方面都做得很出色，每个调研题目都考虑到是谁在受益、共同体内部的平等等政治经济视角的核心问题，以及学者的人文价值的关怀。调研报告还涉及农民主体性、文化内生性、国家和政府的角色等问题，并且在分析中达到一定的深度和广度。总之，选题成功固然重要，大家在执行过程中的创新性和系统性，以及为此付出的努力更不可或缺。看到这些有学术价值的题目被执行得如此好，我真的抑制不住激动。可见，一旦大家克服了知识上对农村的盲点，一旦我们搭建起让青年学人进入村庄的桥梁，农村真是传播学术希望的田野。虽然学术圈有浮躁和急躁等各种问题，但通过这个暑期班，我看到了，希望就在年轻学者的身上。我参加过很多“高大上”的暑期班，我认为这次暑期班无论在授课内容上、组织形式上和学员的认真程度上，都是前所未有的。我们有理论有实践，是真正的研习营。我们的全球视野和城乡关系视野，学院内外专家的结合，学员们的开放心态和学习能力，还有大家的团队精神和钻研劲头，都令人耳目一新。同时，这么大规模的田野调研也可能前所未有：带队老师和学员共有四十多人，分八个组下去，基本上遍布缙云的各个角落。所有这些，现在想想都让我觉得振奋。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学：碰撞中产生新的可能性这种从全球层面纵贯至村庄的思路／学术框架，与您提出的“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学” （transcultural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这一学术创新是否互为表里？你说得很对。我首先在西方接受了传播政治经济学和文化研究的理论框架，但我认为，在西方两者都存在西方中心主义的问题。批判传播政治经济学也往往头重脚轻，缺乏对社会肌理的深度分析。我和印度裔同事查克拉瓦蒂（Paula Chakravartty）一起提出的“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框架，是一个开放、动态、超越线性历史观和东西方二元论、同时结合了政治经济分析和文化研究分析路径的学术框架。正如我多次提到，这里的跨文化（transculturation）概念，包含了转型（transformation）和培育（culturation）之意，是指不同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体系在相遇（encounter）和碰撞中擦出火花，产生新的社会文化形式的可能性。冲突和碰撞不一定都是坏事，当然，因为不平等是现实世界的常态，碰撞也往往不是势均力敌的过程，但由于在碰撞中，社会力量被动员起来，有可能产生新的社会文化形式。前面我们讲过世界是不平的，世界体系中存在阶级、民族国家间、城市与乡村、中心与边缘的冲突，这个冲突的过程可能产生新的形式。从大的方面看，比如鸦片战争是西方工业文明与中国农耕文明之间的冲突，但正是1840年以来的一系列冲突，导致了一百多年后1949年人民共和国的建立 。从小的方面看，比如这次暑期班调研，在与缙云乡土文化的相遇和碰撞中，我们自己的思想得到转型，焕然一新。很多暑期班学员说自己对农村、乡土、城乡关系的看法变了。因为如此，我还真有一种培养社会主义学术新人的感觉呢。除了学术研究创新，近几年来您的很多精力花在搭建学术平台上，比如去年首届河阳论坛暨“乡村、文化与传播”学术周的时候，您尝试“跨学科理论与实践相融合的学术模式”。是的。我希望克服理论与实践脱节的局面，真正践行政治经济学传统的实践性。很多传播政治经济学者在描述数字资本主义的逻辑，同时也说这个逻辑不是绝对的，社会抗争力量一直存在，但学者参与社会实践的途径需要开拓 。作为一个传播教育工作者，我觉得在传播教育方面也应该有所创新。基于这个原因，我牵头办了中加全球传播双硕士项目，这是在学院体制内部的教育创新项目。在学院之外，我创办了河阳乡村研究院，地点就在缙云县河阳村，因此也就有了今年走入中国农村的国际暑期班。我希望河阳乡村研究院是一所开放的大学，通过搭建河阳论坛和短期暑期班这样的平台，吸引中外学者做城乡关系视野下的传播研究。今年我们办的是四校联合国际暑期班的第八期，也是我在缙云探索办学术工作坊的一个尝试。所以，在我心目中，这个“第八期”也是我今后计划办的“缙云学术工作坊”的“首期”。我希望利用自己的条件，为有兴趣的年轻学人搭建的一个从全球纵贯到村庄的学术平台，以此促进中外学术交流和探索中国传播学创新的路径，尤其是为克服传播研究的城市中心主义、西方中心主义、以及技术中心主义探路。您来自乡村，现在又利用自己在乡村的根为大家搭建学术平台。与您相反，有些人不愿承认自己农村的根，同样在学术圈，没去过西方发达地区“镀金”，似乎也不好意思说出来。对于乡村问题和城乡关系视角的重要性，我自己也在不断深化认识。这么多年来，我们国家去美、英等地访学的学者和学生，比来农村、基层调研的学者和学生可能还多。 什么时候，有更多学者和学生愿意下基层调研，而不是只想到到国外镀金，我们国家社会科学的创新就有希望了。当然，作为一个得益于国家留学政策、而且也一直在国外工作的学者，我不会把两者对立起来，最好是一年到外面去，一年到基层调研。当然，这个基层可以是城市社区，也可以是农村。但我们现在更多想到的是到外面去，而国家的学术机制也硬性要求你出去，而不是下去。理工科的前沿在西方实验室里，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需要带着中国的问题深入基层，深入乡土中国、城市社区，积累大量的经验事实，需要深入中国社会的底层和最基本的单元来做学术研究。这次暑期班学员中有来自哈佛大学、西门菲莎大学、西敏寺大学、爱荷华州立大学、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天普大学等十几名中国留学生，这是很可喜的现象。这些学生在国外除了理论学习，基本上也是要研究中国的，我希望为他们提供一个进入“乡土中国”的切入点，使学术研究不仅是全球的，也是扎根中国的。实际上，西方好大学的本科生往往有国际调研班（international field school），中国也是这些国际调研班的重要选择地。我希望能在缙云建成一个有接待能力的国际学术基地，为国际学生深入了解中国的“另一半”——农村，创造有利条件。很多人到了“知天命”的人生阶段会更趋于循规蹈矩，但是这两年您反倒更多地突破书斋、走出学术圈。您是否在尝试以自己的行动来搭建一种知识分子与农村的桥梁？试图减少“三大差别”？到了“知天命”的阶段，才深刻意识到生命有限，学海无涯。因此，我决定做自己最想做但还没有做的事。缙云有人说，为了回家乡做事，我架子没有，面子也不要。这还真说对了。知识分子与乡村的关系是城乡关系的重要部分。把知识分子和乡村连接起来，是缩小城乡、脑体和工农之间三大差别的一条路径。对我来说，回乡村的过程也是我自己受教育的过程和寻找新的理论突破口的过程。不管是初次“相遇”还是像我这样重回农村，我相信学者能得出我们自己对中国农村现状以及农村何去何从的判断，并以此作为判断中国何去何从的一个切入点。像我们前面所说，互动是多层面、多主体的，通过相遇、碰撞来互相改变。这次暑期班做的东西，有些就是为乡村建设出力的。同时，有的学员重新得到了洗礼、重新认识了农民、重新激发了研究思路，甚至改变自己的研究方向。我在加拿大的一位博士生去年夏天来了一趟，就不打算写原来的跨国离散群体如何理解“好生活”，而改为城乡关系视野下的“好生活”问题了。今年他更进一步，在最后的调研展示时说，这是一个“相遇、相知、相恋、相守”的过程。当然，我也没有想把所有人都改造成新乡土主义者。我只是希望让大家能够接触到这些，然后自己进行选择。聚焦一个地方，可以像一滴水，折射出太阳的光辉。我希望，今年暑期班的尝试有“范式创新”的引导意义。虽然暑期班落地在缙云，但缙云农村与其他农村是相通的，有些调研是可以在其他地方复制的。去年河阳论坛，我提出希望探索一个“跨学科理论与实践相融合的学术模式”，在去年的基础上，今年在传播教学方面，我们有所创新。按现在流行的说法，这是否因为您的“情怀”或“初心”？是的。是情怀或者初心，同时，也是我们这代人的特殊的历史使命和责任。我们是唯一经历了人民公社时期的农村、八十年代的改革开放、并且从农村到了城市、甚至西方的一代。我们曾经是“八十年代的新一辈”。如今，我们这代人到了功成名就时候，同时也面临自己后半生何去何从的问题。同样，现在中国发展到了转折点，如何弥补城乡鸿沟、把断裂的城乡关系连接起来，是我们这代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历史使命，因为如果我们不做，我们的儿女们很可能就不会回来做了。我回来，看到了农村的空心化，看到了资本的力量和消费主义的力量，但也看到了政府的力量，农民的力量，看到中国自主走出一条生态社会主义的道路，并通过探索这条道路，对人类作出较大贡献的可能。这应该是我的“新地球村”想像的核心吧。本期执编：Sheryl. G慷慨打赏 2.00订阅信息全国各地邮局均可订阅《国际新闻界》，国内邮发代号：82-849，欢迎您订阅！您也可访问《国际新闻界》官方网站 http://cjjc.ruc.edu.cn/ ，免费获取往期pdf版本。此外，编辑部还存有少量过刊，如需购买可添加【国际新闻界客服君微信（guojixinwenjieqikan）】咨询。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百度立场。系作者授权百家号发表，未经许可不得转载。国际新闻界百家号最近更新：简介:新闻传播学科权威学术期刊作者最新文章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