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经济工作会议12月14日至16日在北京举行，习近平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总结2016年经济工作，阐明经济工作指导思想，部署2017年经济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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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对中国经济下一阶段的工作重点，做出了安排。那么，其中，有哪些新提法、新亮点值得我们关注呢？哪些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一起来看一下！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12月14日至16日在北京举行，习近平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总结2016年经济工作，阐明经济工作指导思想，部署2017年经济工作。
习近平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分析当前国内国际经济形势，总结2016年经济工作，阐明经济工作指导思想，部署2017年经济工作。
　会议指出，补短板方面，要从严重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从人民群众迫切需要解决的突出问题着手，既补硬短板也补软短板，既补发展短板也补制度短板。
这次最引人注目的定调，就是“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
要在增强汇率弹性的同时，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是治国理政的重要原则，也是做好经济工作的方法论。
会议公报对于汇率的表述，是将“市场化”和“防风险”相结合的表述，其中后半句更为关键。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的定位，这是把握房地产调控的一个基本原则。即，支持自住性的购房需求，同时又要限制“炒房”。
会议强调，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是治国理政的重要原则，也是做好经济工作的方法论，明年贯彻好这个总基调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今年经济形势总的特点，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用八个字来概括：缓中趋稳，稳中向好。
中国正处在一个剧烈的变化时期，人力资本的革命正在开始。中国正在发生新人口红利，新人口红利来自农村。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政策与治理研究院院长胡怡建对第一财经记者分析，2017年财政政策力度或继续加大，财政赤字会增加，很可能突破3%。
华融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伍戈表示：“从这个表述中可以看出，货币政策在稳健的同时会更趋中性，尤其是把防控资产泡沫放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因此我想明年的货币环境总体而言不会太松。”
要把防控金融风险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过去让汇率按机制贬是因为还没到防风险的底线，也是的确存在扭曲，防风险！防风险！防风险！重要的事儿得放在更重要的位置多说几遍）。
　11月28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继7月26日年中会议后，政治局会议第二次公开表态“抑制资产泡沫”。提到抑制资产泡沫，首当其冲的便是房地产行业。如果说2015年去泡沫核心是股市，2016年便是房地产，而这种趋势还将延续到2017年。
去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以前所未有的篇幅对房地产去库存进行了论述，而一年过后，楼市去库存已经取得初步成效，与此同时一些一二线城市房价出现大涨，今年会不会继续聚焦房地产？针对楼市是否会出新的指导方针？这些都备受关注。
保险监管系统和全行业要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准确把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精神实质，坚决抓好贯彻落实，切实在思想和行动上与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届时，诸多重磅嘉宾将齐聚一堂，分析2016年经济走势，展望2017年经济工作。
　多数受访专家认为，2017年宏观政策总基调可能仍以“稳”字当先，政策或将是“稳货币+宽财政”的组合。
　　确保“三去一降一补”取得实质性进展（经济形势理性看）
来源：人民日报
日前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深刻分析国际国内经济形势基础上，对2017年经济工作作出了全面部署。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求继续深入推进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这“三去一降一补”五大任务。我们要把思想和行动切实统一到中央精神上来，根据新情况、针对新问题完善相关措施，确保这五大任务取得实质性进展。
多措并举化解钢铁、煤炭过剩产能
2016年以来，根据中央的统一部署，有关部门和地方制定并实施了钢铁、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的工作方案和配套政策措施，在条件比较复杂、困难明显增多的情况下取得了较好成效，预计可以超额完成钢铁、煤炭去产能的年度目标任务。但必须清醒地认识到，2017年去产能的任务仍然较重，需要采取更加有效的措施继续压减钢铁、煤炭过剩落后产能。
总的来看，2017年推动钢铁、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的难度比较大，特别是最近一个时期，钢铁、煤炭的价格均有相当幅度的回升。尽管如此，必须确保完成化解过剩产能的相关任务。应抓住处置“僵尸企业”这个牛鼻子，充分运用市场化、法治化手段，严格执行环保、能耗、质量、安全等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推进企业兼并重组、债务重组或破产清算。应妥善处理保持社会稳定和处置“僵尸企业”的关系，在设计实施去产能方案的同时，配套设计实施好企业人员安置方案，确保相关人员安置工作落实到位。在具体推进过程中，应尽可能多兼并重组、少破产清算。可鼓励行业领军企业和优质企业对本行业的“僵尸企业”进行兼并，达到既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又提高产业集中度的目的。国内外实践充分证明，无论什么产业，在市场供过于求的情况下，只有适当提高产业集中度，才能使市场份额较大的企业具备从事创新研发的力量和积极性。否则，企业只能把精力用在降低价格、抢占市场份额上。应严格执行程序，坚持公开透明操作，尽可能让债权银行全程参与，最大限度地避免逃废债。同时，允许和支持银行与企业通过协商，按照市场化方式开展银行债权转股权，在转股资产定价、资金筹集、管理和退出股权等环节切实尊重银行债权人权益和选择权，实现银行和企业双赢。防止已经化解的过剩产能死灰复燃，避免一个地方的产能减了、另一个地方又有新产能上马或关闭停产的企业又重新生产的情况出现。引导金融机构实行差别化的信贷政策，根据不同情况对不同企业做到有保有压。切实搞好统筹兼顾，不要一方面辛辛苦苦地在某个领域去产能，另一方面又大量进口该领域的相同产品；对有关产品一时出现的局部供应偏紧现象，可采取精准供给等措施，确保供需基本平衡和价格稳定。贯彻落实开放发展理念，大力拓展产能国际合作新空间，围绕利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抓住“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非洲、拉美地区等发展中国家大规模开展基础设施建设的历史机遇，积极引导产品出口和企业走出去。同时，鼓励支持国内相关企业主动参与国际市场竞争，通过公开公平竞争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步伐。
分类调控化解房地产库存
目前，我国房地产市场呈现分化状态：一二线城市中的热点城市房价较高且持续上涨，三四线城市房地产库存仍然较多。针对这种情况，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坚持分类调控，因城因地施策，重点解决三四线城市房地产库存过多问题。这为做好下一步化解房地产库存工作指明了方向。
对于房价上涨压力较大的热点城市，应适当调整土地政策，合理增加土地供应，提高住宅用地比例，同时注意盘活城市内的闲置和低效用地，以增加住房有效供给。落实人地挂钩政策，根据人口流动情况分配建设用地指标。特大城市应加快疏解部分城市功能，这样一方面可以缓解城市中心地带的土地、人口等压力，进而减轻住房供应压力；另一方面可以带动周边中小城市发展，形成功能布局合理、环境容量和生态空间均有明显改善的城市群。还应深化住房制度改革，破除制约房地产业平稳健康可持续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比如，可以加快住房租赁市场立法，加快机构化、规模化租赁企业发展。同时，加强住房市场监管和整顿，规范房地产开发、销售、中介等行为，为实现城镇居民住有所居创造良好的条件和环境。
对于房地产库存较多的三四线城市，应重点把去库存和促进人口城镇化结合起来。通过加快农民工市民化，以满足新市民住房需求为主要出发点，扩大有效需求，打通供需渠道，消化房地产库存。为此，需要采取以下思路和措施：一是按照发展城市群的要求，推进三四线城市与特大城市之间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提高三四线城市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其对农业转移人口的吸引力。二是研究出台配套政策，鼓励和支持农民到三四线城市买房。比如，可以设立住宅政策性银行，为农民进城购房提供低息贷款；设立政策性住房担保公司，为农民向银行申请房贷提供担保；等等。三是抓住当前经济结构调整的机遇，抓紧研究出台相关政策，充分运用市场机制和经济手段，推动相关产业落户中小城市，让到城市购房的农民能够尽快找到工作，在城市长期定居。有关调查表明，许多农民之所以对到中小城市买房犹豫不决，就是担心在城市安家落户后找不到稳定工作、没有稳定收入；担心城市的生活费用明显高于农村，时间长了会支撑不下去，最后还得返回农村。因此，在积极帮助农民进城买房的同时，还应积极对进城农民开展培训，帮助他们尽快掌握一技之长和相关知识，解决其进城定居面临的就业困难等问题，让他们尽快熟悉和融入城市生活。
综合施策既稳增长又降杠杆
去杠杆的主要目的是防范化解金融风险。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由于国内外市场需求持续低迷，我国许多生产力无法在市场上实现，导致产能过剩，而这些过剩产能中相当一部分对应的是银行信贷。所以对我国来说，当前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必须在实体经济领域去产能、在金融领域去杠杆。根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去杠杆的主攻方向是在控制总杠杆率的前提下，把降低企业杠杆率作为重中之重。这一要求的实质是：去杠杆必须既有利于稳增长，又有利于防范化解金融风险。
贯彻落实中央的这一要求，应重点做好以下工作。一是稳健的货币政策应精准适度。统筹运用各类货币政策工具，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和社会融资总量适度增长；完善利率形成机制和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促进金融市场体系健康发展，适时适当扩大直接融资比重，有效增加对实体经济的资金供给；优化信贷结构，支持重点领域、薄弱环节和小微企业发展；推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取得更大实效。二是着力完善股票市场。这不仅关系金融和企业发展，而且关系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在目前亟须推进企业兼并重组、优化产业结构的形势下，有效发挥股票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显得尤为重要。应组织力量，加紧对股票发行制度、监管制度和风险防范机制等进行深入研究，尽快提出一些针对性强、标本兼治的政策措施。三是切实做好化解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工作。建立健全规范的地方政府举债融资体制，控制地方融资平台债务过快增长。在采取这些措施的同时，还应积极稳妥推进金融监管体制改革，加强全方位监管，防范可能出现的股市、汇市、债市、楼市风险，防止“交叉感染”。
大刀阔斧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
目前，我国经济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是企业生产经营成本不断上升。对此，必须按照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开展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行动”的要求，大刀阔斧地帮助企业降低生产经营成本，增强企业竞争力。
降低企业生产经营成本，需要综合施策，打出“组合拳”。一是降低企业税费负担。应进一步正税清费，清理各种不合理收费特别是垄断性中介服务收费，营造公平的税负环境。可考虑适当降低制造业增值税税率，进一步提高我国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从长期发展看，应适当提高直接税比重，可考虑从目前在生产环节征税转向更多在最终消费环节征税，以促进企业税负公平。同时，应完善地方税体系，逐步使消费税、房地产税等成为地方政府的主体税种，引导地方政府把更多精力放在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改善居住环境和教育条件上，以此吸引更多人来旅游、居住和就业，进而增加当地税收。二是降低各类交易成本特别是制度性交易成本。现在企业办事难、办事贵的问题仍然相当突出。近几年，国务院部门和地方政府取消下放了大批行政审批、投资核准、资质资格认定等事项，效果是明显的。但实践中也发现，一些部门自行设置的这类事项依然较多，有的前面减了后面又以其他名目增加了。对此，应继续深化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加紧制定国务院部门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以清单管理推动简政放权；大力推行工程建设项目多评合一、多审合一、多图联审、联合验收等新模式；扩大市场准入负面清单试点，加快推行负面清单制度；完善事中事后监管制度，尽快实现“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全覆盖，促进市场活而有序。三是降低能源成本。推进电价市场化改革，完善煤电、气电价格联动机制。同时，深化其他能源价格机制改革，切实降低企业用能成本。四是降低物流成本。有关研究表明，目前铁路运费仅为公路运费的1/3左右。可见，降低物流成本的一个有效途径，就是大幅提高铁路货运量在全社会货运量中的比重。但是，由于铁路建设专线网络和“最后一公里”配套不足，铁路运能还难以充分发挥。因此，应着力解决铁路末端“最后一公里”运输问题，通过加强铁路与公路、水路等交通运输方式的配合，尽快提高铁路货运量占全社会货运量的比重，从而大大降低物流成本。五是降低人工成本。应出台相关政策，提高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推动企业眼睛向内降本增效。
保持有效投资力度补短板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补短板作出了新的全面部署，要求从严重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从人民群众迫切需要解决的突出问题着手，既补硬短板也补软短板，既补发展短板也补制度短板。
从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生产生活需要的角度看，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应重点在以下几个方面加大补短板力度。一是补农业中的短板。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现代化建设扎实推进，成果丰硕。但应看到，目前农业中的短板仍然不少，如从供给侧看，既有不适应需求变化、导致供求出现结构性失衡的问题，又有为了多种粮食而过度开垦林地、草原、湿地和过度使用化肥、农药所带来的严重资源损耗和环境污染问题。解决好这些问题，必须加强农业基础设施等薄弱环节，提高农产品质量，增加市场紧缺农产品的生产，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使资金和政策重点向保护和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以及提高农产品质量、效益倾斜。二是补制造业中的短板。制造业是我国实体经济的骨架和支撑，也是我国的优势产业，必须千方百计巩固和扩大这一优势。应着力做大做强战略性新兴产业，坚持把智能制造作为主攻方向，推动实施《中国制造2025》，促进制造业研发、生产、管理、服务等模式变革，提高制造业的质量和效益。加快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通过采取增加投入、财政贴息、加速折旧等措施，加快传统产业技术改造，促进传统产业创新产品、服务和管理。三是补服务业中的短板。我国服务业已超过制造业成为第一大产业，但目前总体上层次较低，劳动生产率明显低于制造业。改变这种状况，必须坚持生产性服务业与生活性服务业并重，通过加大创新力度特别是加快与现代科技手段相结合，促进服务业实现量的扩大和质的提升。四是补基础设施中的短板。应从软硬两个方面补齐基础设施短板，提高投资有效性和精准性，加快“最后一公里”水电气路、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新能源汽车基础设施、城市地下管网、城际交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等建设。五是补生态建设中的短板。应把生态文明的理念和目标要求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个方面，贯彻落实到各级各类规划和各项工作中，切实把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这块短板补上去。六是补扶贫和改善民生中的短板。“十三五”时期实现农村脱贫5000多万人的目标，任务非常艰巨。应更有力、更扎实地推进脱贫攻坚各项工作，集中力量攻克薄弱环节，把功夫用到帮助贫困群众解决实际问题上，推动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各项政策落地生根。进一步加大对医疗、教育、养老等方面的投入，加强相关基础设施建设，增强服务功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需求。
　　“稳”显战略定力 “进”须改革突破（声音）
来源：人民日报
我们要更加深刻全面理解和把握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保持战略定力，扎扎实实一步一个脚印把每一项工作真正落到实处、抓出成效；坚定不移推进各项改革向纵深发展、实现重点突破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了明年经济工作的重大方针、政策和原则，全市各级领导干部要深刻把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精神实质，紧密结合上海实际谋划好明年经济工作，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努力当好全国改革开放排头兵、创新发展先行者，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
我们要更加深刻全面理解和把握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是治国理政的重要原则，明年贯彻好这个总基调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稳是基础、稳是基调。
稳就是要一切从实际出发，尊重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稳就是要保持战略定力，扎扎实实一步一个脚印把每一项工作真正落到实处、抓出成效；稳就是要增强忧患意识，牢牢守住底线。
进就是要坚持走质量高、效益好、结构优、可持续的发展之路；进就是要坚定不移推进各项改革向纵深发展、实现重点突破，牢牢把握以经济体制改革为引领，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发展注入强大活力；进就是要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面有更大作为，紧密结合上海实际深入推进“三去一降一补”五大任务，充分认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最终目的是不断满足升级的需求、着力点是不断提高供给质量、根本路径是改革创新；进就是要全面实施好自贸试验区和科创中心建设两大国家战略，不断在围绕、服务和推进国家战略中取得新进展。
做好明年经济工作，要更加注重防范风险、补好短板。经济运行中出现的一些新情况、反映出的一些新问题，本身包含着风险和隐患，尤其是一些倾向性问题，必须高度关注、及时研究，反应要灵敏，措施要果断。要牢牢抓住影响城市安全、阻碍城市发展的瓶颈、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持续用力补好短板。聚焦“五违四必”区域环境综合整治、道路交通违法行为大整治、中小河道治理、住宅小区综合治理、建设市民满意的食品安全城市等重点工作持续推进，让广大群众有更多获得感。临近岁末年初，各地区、各部门要守牢底线、消除隐患、确保安全，不能有丝毫麻痹和松懈。要更加关注民生，保障市场供应，关心各类群体生产生活，特别要把困难家庭和低收入群众的帮困送温暖工作做得更细更实。要全力以赴抓紧抓好明年开局工作，齐心协力为明年各项工作打好扎实基础。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韩正在全市党政负责干部会议上传达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时说
（本报记者 刘士安 李泓冰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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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
市场稳得住 百姓有房住（政策解读·聚焦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来源：人民日报
本报记者 刘志强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要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的定位，综合运用金融、土地、财税、投资、立法等手段，加快研究建立符合国情、适应市场规律的基础性制度和长效机制。
基础性制度和长效机制应当怎么理解，又该如何建立呢？如何实现“既抑制房地产泡沫，又防止出现大起大落”的目标？
基础性制度
让百姓住有所居、让市场保持稳定
过去说起房地产调控，人们常说“短期政策”“长效机制”，而“基础性制度”则很少提及。它的内涵是什么？
“房地产基础性制度首要解决的是它的定位问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任兴洲认为，“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这句话很朴实，但一语道出了住房的根本定位，就是住房的本质属性是居住，是其使用价值。尽管它也带有一定的资产属性和投资功能，但最主要的是居住属性，是要解决老百姓“住有所居”的问题。“既不能将住房当作资产爆炒，也不能将房地产当成稳增长的工具加以运用。”
“有了明确清晰的定位，还要保持住房政策的稳定性，让市场主体有稳定的预期。”任兴洲说。
“住房政策主要应有两个目标，一是保障居民家庭基本住房需要，不断改善居住条件和社区环境，实现住有所居；二是引导住房投资与住房消费，有效预防和管控系统性风险，促进市场保持稳定。”清华大学房地产研究所所长刘洪玉认为，要想实现这两个目标，就需要建立能够长期发挥作用、而不是变来变去的政策安排，“从而为每一类人群都提供一个对应的获取住房的渠道，而且这些渠道‘可进入、可选择、可支付、可持续’。”
基础性制度将如何完善？“房地产的基础性制度还包括其产权制度、不动产登记制度、土地征收、储备和出让制度、房地产税收和投融资制度、住房保障制度等。”任兴洲认为，未来要在这些制度层面进行改革和完善。
在刘洪玉看来，未来我国需要发展租赁市场来补齐短板，从而建立购租并举的住房制度；还需要通过落实住房支持政策、完善政策性住房金融体系等措施，建立低端有保障、中端有支持、高端有市场的政府与市场相结合的住房供给体系。
针对性操作性更强，需要多方面共同发力
对于“建立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长效机制”，我们多年来一直在讲，但市场仍然不尽如人意。
任兴洲认为，这与我国房地产市场的发展阶段有关系：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1998年全面推进住房制度改革以来，与经济高速增长、城市化快速推进相伴随，房地产市场快速发展，住房需求与供给矛盾较大，商品房市场、保障房制度都在不断探索中。而到了现阶段，一方面，住房市场供给与需求发生了明显变化，城镇居民住房绝对短缺的时代已经过去，经过大体测算，到2013年前后，就总量而言，全国城镇家庭户已经实现户均一套房，有些城市已经超过户均一套的水平，供需趋向平衡；另一方面，经过多年分析研究，我们对符合国情的房地产市场运行特点和规律的认识和把握也比以前清晰了。“在这种情况下，已经具备了制定和完善长效机制的条件。另外，实践证明，光运用短期政策不能解决房地产平稳、健康和可持续发展问题，必须长短结合，着力建立长效机制”。
“多年来，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的长效机制也一直在研究和推进中。”任兴洲认为，今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所提出的房地产政策措施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进一步提高，如“在宏观上管住货币，微观信贷政策要支持合理自住购房”，就是既注重抑制投资投机性购房，又支持自住型的住房需求；“落实人地挂钩政策，根据人口流动情况分配建设用地指标”，就考虑到了新型城镇化进程中一亿新市民落户城市后的住房建设用地问题。同时，针对不同城市市场分化的状况，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房价上涨压力大的城市要合理增加土地供应”“特大城市要加快疏解部分城市功能，带动周边中小城市发展”。这些政策实施后，将通过有效增加供给，缓解热点城市的住房供需矛盾，也有利于从更宽广的视角解决特大城市的住房问题，打破行政区划局限，在更大的区域范围内合理配置资源，引导人口合理流动。
与短期调控不同，长效机制需要在更长时期发挥作用。刘洪玉分析，以税收机制为例，过去调控时，常把各种税的税率和征管规则调来调去，有时通过税惠政策鼓励买房，有时又通过增加税负抑制买房。“税收的长效机制就是要把购房者在不同情景下可能面临的税负一次性公之于众，让购房者清晰知道，如果买房目的是住房投机、住房投资或住房消费，将分别面临什么样的税负，引导购房行为。”
再比如，供地机制。刘洪玉说，一座城市在人口持续流入的情况下，如果土地供应严重不足，政府土地管理目标又是严格控制建设用地供应，则住房升值预期及升值预期驱动下的住房投机难以避免，房价稳定就难以实现。“如果政府土地政策的出发点能从被动管理变为主动管理，将土地管理目标定位为‘努力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空间需求’，积极拓展土地供应来源、降低土地供给成本、透明土地供应计划、提高土地供给弹性，就有利于稳定市场预期，促进市场稳定。”
中国社科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中心主任倪鹏飞表示，建立长效机制，需要在供地、金融、财税等关键领域实现突破：土地制度上，要完善土地招拍挂配套制度；金融制度上，要建立“多层次、普惠制”的住房金融制度；财税制度上，要完善中央与地方分权的财税体制。此外，还要深化户籍制度改革，促进新型城镇化健康发展，以释放新市民群体的购房需求。
既防止大起大落，又有效去库存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既抑制房地产泡沫，又防止出现大起大落。
“泡沫是资产价格背离其价值的一种现象，泡沫越大，价格和价值背离越严重，大起大落的可能性就越大。”根据刘洪玉的判断，当前房地产市场泡沫主要出现在一线城市和部分热点二线城市。
“抑制泡沫、防止大起大落”应如何界定呢？刘洪玉认为，主要在于保持住房价格的基本稳定，“与同期GDP涨幅、人均可支配收入涨幅、通货膨胀率相比，如果房价涨幅没有超过三个数字中的最高值，就可认为房价基本稳定。”
“现阶段推动一线城市和部分二线热点城市房价上涨的因素尚未完全消除，实施限购和差别化信贷等调控措施仍有必要。”任兴洲说。
2016年，与一些城市出现房价过快上涨不同，不少三四线城市的库存仍旧高企，“重点解决三四线城市房地产库存过多问题”也被列入了明年经济工作的主要任务之中。
专家认为，三四线城市库存压力较大与当地经济发展水平有限、城市化工业化发展不足、人口集聚效应不强等有紧密联系。刘洪玉表示，这就要从多方面入手：一是要有效提高教育、医疗等城市公共服务能力和水平，创造更多更好的就业和发展机会，吸引农业转移人口去落户、定居并借此消化库存；二是要适当收紧甚至暂缓新增土地供给，提高新建商品房项目的品质，避免增加新的库存压力；三是通过改革与农村土地相关的体制机制，让农民在进城时有更殷实的“嫁妆”，从而使其拥有在城市体面生活的物质基础、在城市购买住房的资金能力，而不是单纯依靠财政补贴才能买得起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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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兴实体经济 结构深度调整
让做实业有前途有“钱途”（政策解读·聚焦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来源：人民日报
本报记者 王政
着力振兴实体经济，在刚刚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成为明年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四大重点工作之一。
“实体经济尤其是制造业，始终是一国经济发展并走向强盛的基础。”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苗圩指出。2015年5月《中国制造2025》印发，这是我国实施制造强国战略第一个十年行动纲领，第一次从国家战略层面描绘了建设制造强国“三步走”战略愿景。这引起了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全社会重视实体经济、重视制造业的良好局面正在形成。
以提高质量和核心竞争力为中心，避免重回粗放型增长老路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应对新一轮科技和产业变革、打造国际竞争新优势的主动选择，也是破解制造业突出矛盾和问题、加快制造强国建设的必由之路。”苗圩指出，扎实推进制造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突出4个重点。
一是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把增强创新能力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加强技术、管理、制度、商业模式全面创新，加快推动工业发展由要素、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为主转变，增强制造业内生增长动力。
二是坚持深化改革，加快政府职能转变，营造有利于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的发展环境。
三是通过产业结构调整优化，提升产业整体竞争力，实现有质量、有效益的发展。在化解过剩产能、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的同时，加快培育发展新产业新业态，提供新产品新服务，突破重点领域核心关键技术。
四是把握好要素供给结构、质量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对应关系，减少壁垒，优化服务，由倾斜式结构政策为主向支持关键环节的功能性政策为主转变。
“振兴实体经济，一方面要避免虚拟经济泡沫的膨胀，另一方面也要避免经济增长回到过去粗放增长的轨道。”国家统计局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副主任潘建成说，振兴实体经济，并不是简单地加大固定资产投资、实现规模扩张以推动经济增长，而是要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紧密结合，秉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更加注重质量和效益，而不是数量和速度。
“以结构深度调整、振兴实体经济为主线，制造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突出抓好七项任务。”苗圩介绍，一是深入实施《中国制造2025》；二是帮扶困难行业脱困发展；三是促进消费升级扩容；四是补齐工业供给体系短板；五是实施制造业升级改造重大工程；六是推动互联网与制造业深度融合；七是持续深化改革、创新管理。
要智能制造，也要接地气的高质量产品和服务
“2015年，工信部确定了46个智能制造试点示范项目。实施以来，这些项目的平均生产效率提高了38%，能源利用率提升了9.5%，研制周期比过去缩短了35%。”苗圩介绍，2016年工信部又启动了63个智能制造试点示范项目，109个项目都取得了明显成效。
智能制造，是“中国制造2025”的重要抓手，也是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重要途径。一年多来，《中国制造2025》规划体系制定完毕，重点领域的技术创新路线图、时间表以及分省市指南相继发布；浙江宁波、广东珠江西岸六市一区、江苏苏南五市先后开展了试点示范。基于互联网的大型制造企业“双创”平台和为中小企业服务的第三方“双创”服务平台，也在积极培育网络协同制造、个性化定制、服务型制造等网络化生产新模式。
除了高大上的智能制造，着力解决我国制造业尤其是消费品工业产业规模巨大而有效供给不足、制造能力较强而创新能力不足的结构性矛盾，同样是振兴制造业的重要一环。
“目前，国产消费品中，有100多种产品产量居全球首位，家电、制鞋、棉纺、化纤、服装等产能占全球50%以上，轻工、纺织出口占全球30%以上，是名副其实的消费品制造、消费和出口大国。但是，我们的品种结构、品质质量、品牌培育等方面，与发达国家相比尚有较大差距。”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部长赵昌文说，近年来，国人海外抢购马桶盖、电饭煲，其中很大一部分还是中国制造，这一方面反映出我国消费品工业有效供给能力和水平难以适应消费升级的需求，另一方面也说明我们并没有输在制造能力上，而是输在了品质、品种、品牌上。
为扩大高质量产品和服务供给，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开展消费品工业“三品”专项行动营造良好市场环境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未来5年消费品工业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三品”专项行动的目标和路线图。
“企业应深度挖掘用户需求，适应和引领消费升级趋势，推动中国制造中高端突围。”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部长赵晋平认为，企业要在产品开发、外观设计、产品包装、市场营销等方面加强创新，充分利用互联网技术，积极开展个性化定制、柔性化生产，丰富和细化消费品种类，政府也应该在推进国内消费品标准与国际标准接轨、创造良好的消费环境上有所作为。
扭转资本脱实入虚，须调整行业报酬结构性失衡
今年前10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同比增长8.6%。但受产业间利润分配不均衡、投资回报率长期偏低等因素影响，前11月制造业投资仅增长3.6%，同比大幅回落4.8个百分点。
“制造业转型升级离不开投资带动，投资不振不仅影响当前工业稳增长、调结构，也会影响未来供给，不利于提升产业竞争力和抢占未来产业发展制高点。”苗圩指出，振兴实体经济，要不断强化支持制造业发展。
一方面，继续推动产能严重过剩行业的去产能工作，提高部分行业、企业利润率，吸引资本回流制造业；另一方面，在减税、降费、降低要素成本上加大工作力度，降低各类交易成本特别是制度性交易成本，减少审批环节，降低各类中介评估费用，降低企业用能成本，降低物流成本，提高劳动力市场灵活性，推动企业眼睛向内降本增效。此外，还要优化市场营商环境，加大假冒伪劣产品打击力度，在市场准入、要素配置等方面创造条件，使中小微企业更好参与市场公平竞争。
“彻底扭转资本脱实入虚，还要着手调整行业报酬结构性失衡问题。”赵昌文指出，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平均利润率5%—6%，而金融行业净资产收益率在15%以上，房地产行业利润率也是两位数。行业报酬结构失衡产生虹吸效应，致使各种创新要素、生产要素逃出实体经济，进入金融、房地产领域。这不仅动摇了实体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础，还削弱了“基业长青、追求卓越”的企业家精神。通过降成本、提品质、优化市场环境等综合手段，把实体经济的盈利能力和吸引力提上去，要让做实业有前途、有钱赚。
　　原标题：稳住根基防控风险
今年刚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稳中求进”提升到“治国理政的重要原则”和“做好经济工作的方法论”的高度，稳中求进的“稳”，显然落脚于防风险，再结合此次会议围绕防控风险所布置的各项具体任务，可以看出，防风险是此次经济工作会议的一个重点。
在国内外经济环境不确定性加大的背景下，经济工作会议此时强调防控风险十分必要。2016年，类似英国“脱欧”、美国特朗普当选这样的“黑天鹅”事件频发，而全球经济中的反全球化浪潮也明显抬头。这一趋势在2017年预计还会延续和发酵，从而可能给我国带来更多冲击。另一方面，今年国内经济形势虽然在供给侧改革的带动下明显好转，但类似金融高杠杆、房价过快上涨这样的风险因素也暴露了不少。为了平稳迎接即将召开的十九大，目前更需要站稳经济的脚跟。
从经济工作会议的新闻公报来看，金融泡沫、房价过快上涨以及企业杠杆率过高，是2017年需要着力防控的主要风险点。
防控金融风险的核心在于抑制资产价格泡沫。过去几年，我国金融市场流动性过于泛滥，形成了诸多金融资产价格泡沫。泡沫再与金融杠杆结合，对金融稳定构成了严重威胁。2015年的股灾、今年的债市波动都是这方面的例子。针对这些金融风险，此次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提高和改进监管能力”，希望通过更严格的监管来促使资金合理合规运行，从而抑制泡沫的出现和发展。
2016年部分城市的房价过快上涨，也被高层视为一个重要风险点。此次经济工作会议要求，房地产政策要“因城因地施策”，把去库存聚焦在三四线城市。而对一二线房价涨幅较大的城市，则须抑制房地产泡沫。这既要在短期通过增加土地供应来缓解这些城市的供需矛盾，也要建立起促进地产市场健康发展的“基础性制度和长效机制”。
居高不下的企业杠杆率，是此次经济工作会议聚焦的又一个风险点。在这方面，政策要求在市场化、法制化的前提下推进债转股，加大股权融资力度，从而降低企业杠杆率。另一方面，会议还要求加强企业自身债务杠杆约束。预计政府会相应减少对国有企业的信用担保，从而减轻其预算软约束问题，促使其按市场规则行事。
以上这些风险点的应对，离不开宏观政策的合理调控。因此，在此次经济工作会议安排的各项风险应对措施中，财政与货币政策调控贯穿其中。此次会议给明年宏观政策定的基调，虽然仍是积极财政和稳健货币，但相比过去有一些微妙的变化。一方面，此次会议要求“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效”，明显要求财政力度进一步加大。另一方面，此次会议又要求货币政策“稳健中性”，并要求“宏观上管住货币”。考虑到金融及地产泡沫的扩张，以及企业杠杆的抬升，都得在货币推动下才能实现，不难理解高层为何会在货币政策上释放更为谨慎的信号。因此，尽管2017年货币政策仍然会“维护流动性基本稳定”，但大概率会比今年更紧。
当然，保持宏观经济大环境的稳定，是防控各类风险的前提。关于这一点，经济工作会议判断，我国目前面临的各种矛盾和问题的根源，是“重大结构性失衡”。在这样的背景下，供给侧改革将继续是各项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政策将通过继续推进供给侧改革的五大任务，来改善经济结构，打造长期稳定增长格局，从而为化解各类风险创造良好环境。
　　确保“三去一降一补”取得实质性进展（经济形势理性看）
来源：人民日报
日前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深刻分析国际国内经济形势基础上，对2017年经济工作作出了全面部署。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求继续深入推进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这“三去一降一补”五大任务。我们要把思想和行动切实统一到中央精神上来，根据新情况、针对新问题完善相关措施，确保这五大任务取得实质性进展。
多措并举化解钢铁、煤炭过剩产能
2016年以来，根据中央的统一部署，有关部门和地方制定并实施了钢铁、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的工作方案和配套政策措施，在条件比较复杂、困难明显增多的情况下取得了较好成效，预计可以超额完成钢铁、煤炭去产能的年度目标任务。但必须清醒地认识到，2017年去产能的任务仍然较重，需要采取更加有效的措施继续压减钢铁、煤炭过剩落后产能。
总的来看，2017年推动钢铁、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的难度比较大，特别是最近一个时期，钢铁、煤炭的价格均有相当幅度的回升。尽管如此，必须确保完成化解过剩产能的相关任务。应抓住处置“僵尸企业”这个牛鼻子，充分运用市场化、法治化手段，严格执行环保、能耗、质量、安全等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推进企业兼并重组、债务重组或破产清算。应妥善处理保持社会稳定和处置“僵尸企业”的关系，在设计实施去产能方案的同时，配套设计实施好企业人员安置方案，确保相关人员安置工作落实到位。在具体推进过程中，应尽可能多兼并重组、少破产清算。可鼓励行业领军企业和优质企业对本行业的“僵尸企业”进行兼并，达到既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又提高产业集中度的目的。国内外实践充分证明，无论什么产业，在市场供过于求的情况下，只有适当提高产业集中度，才能使市场份额较大的企业具备从事创新研发的力量和积极性。否则，企业只能把精力用在降低价格、抢占市场份额上。应严格执行程序，坚持公开透明操作，尽可能让债权银行全程参与，最大限度地避免逃废债。同时，允许和支持银行与企业通过协商，按照市场化方式开展银行债权转股权，在转股资产定价、资金筹集、管理和退出股权等环节切实尊重银行债权人权益和选择权，实现银行和企业双赢。防止已经化解的过剩产能死灰复燃，避免一个地方的产能减了、另一个地方又有新产能上马或关闭停产的企业又重新生产的情况出现。引导金融机构实行差别化的信贷政策，根据不同情况对不同企业做到有保有压。切实搞好统筹兼顾，不要一方面辛辛苦苦地在某个领域去产能，另一方面又大量进口该领域的相同产品；对有关产品一时出现的局部供应偏紧现象，可采取精准供给等措施，确保供需基本平衡和价格稳定。贯彻落实开放发展理念，大力拓展产能国际合作新空间，围绕利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抓住“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非洲、拉美地区等发展中国家大规模开展基础设施建设的历史机遇，积极引导产品出口和企业走出去。同时，鼓励支持国内相关企业主动参与国际市场竞争，通过公开公平竞争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步伐。
分类调控化解房地产库存
目前，我国房地产市场呈现分化状态：一二线城市中的热点城市房价较高且持续上涨，三四线城市房地产库存仍然较多。针对这种情况，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坚持分类调控，因城因地施策，重点解决三四线城市房地产库存过多问题。这为做好下一步化解房地产库存工作指明了方向。
对于房价上涨压力较大的热点城市，应适当调整土地政策，合理增加土地供应，提高住宅用地比例，同时注意盘活城市内的闲置和低效用地，以增加住房有效供给。落实人地挂钩政策，根据人口流动情况分配建设用地指标。特大城市应加快疏解部分城市功能，这样一方面可以缓解城市中心地带的土地、人口等压力，进而减轻住房供应压力；另一方面可以带动周边中小城市发展，形成功能布局合理、环境容量和生态空间均有明显改善的城市群。还应深化住房制度改革，破除制约房地产业平稳健康可持续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比如，可以加快住房租赁市场立法，加快机构化、规模化租赁企业发展。同时，加强住房市场监管和整顿，规范房地产开发、销售、中介等行为，为实现城镇居民住有所居创造良好的条件和环境。
对于房地产库存较多的三四线城市，应重点把去库存和促进人口城镇化结合起来。通过加快农民工市民化，以满足新市民住房需求为主要出发点，扩大有效需求，打通供需渠道，消化房地产库存。为此，需要采取以下思路和措施：一是按照发展城市群的要求，推进三四线城市与特大城市之间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提高三四线城市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其对农业转移人口的吸引力。二是研究出台配套政策，鼓励和支持农民到三四线城市买房。比如，可以设立住宅政策性银行，为农民进城购房提供低息贷款；设立政策性住房担保公司，为农民向银行申请房贷提供担保；等等。三是抓住当前经济结构调整的机遇，抓紧研究出台相关政策，充分运用市场机制和经济手段，推动相关产业落户中小城市，让到城市购房的农民能够尽快找到工作，在城市长期定居。有关调查表明，许多农民之所以对到中小城市买房犹豫不决，就是担心在城市安家落户后找不到稳定工作、没有稳定收入；担心城市的生活费用明显高于农村，时间长了会支撑不下去，最后还得返回农村。因此，在积极帮助农民进城买房的同时，还应积极对进城农民开展培训，帮助他们尽快掌握一技之长和相关知识，解决其进城定居面临的就业困难等问题，让他们尽快熟悉和融入城市生活。
综合施策既稳增长又降杠杆
去杠杆的主要目的是防范化解金融风险。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由于国内外市场需求持续低迷，我国许多生产力无法在市场上实现，导致产能过剩，而这些过剩产能中相当一部分对应的是银行信贷。所以对我国来说，当前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必须在实体经济领域去产能、在金融领域去杠杆。根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去杠杆的主攻方向是在控制总杠杆率的前提下，把降低企业杠杆率作为重中之重。这一要求的实质是：去杠杆必须既有利于稳增长，又有利于防范化解金融风险。
贯彻落实中央的这一要求，应重点做好以下工作。一是稳健的货币政策应精准适度。统筹运用各类货币政策工具，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和社会融资总量适度增长；完善利率形成机制和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促进金融市场体系健康发展，适时适当扩大直接融资比重，有效增加对实体经济的资金供给；优化信贷结构，支持重点领域、薄弱环节和小微企业发展；推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取得更大实效。二是着力完善股票市场。这不仅关系金融和企业发展，而且关系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在目前亟须推进企业兼并重组、优化产业结构的形势下，有效发挥股票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显得尤为重要。应组织力量，加紧对股票发行制度、监管制度和风险防范机制等进行深入研究，尽快提出一些针对性强、标本兼治的政策措施。三是切实做好化解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工作。建立健全规范的地方政府举债融资体制，控制地方融资平台债务过快增长。在采取这些措施的同时，还应积极稳妥推进金融监管体制改革，加强全方位监管，防范可能出现的股市、汇市、债市、楼市风险，防止“交叉感染”。
大刀阔斧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
目前，我国经济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是企业生产经营成本不断上升。对此，必须按照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开展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行动”的要求，大刀阔斧地帮助企业降低生产经营成本，增强企业竞争力。
降低企业生产经营成本，需要综合施策，打出“组合拳”。一是降低企业税费负担。应进一步正税清费，清理各种不合理收费特别是垄断性中介服务收费，营造公平的税负环境。可考虑适当降低制造业增值税税率，进一步提高我国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从长期发展看，应适当提高直接税比重，可考虑从目前在生产环节征税转向更多在最终消费环节征税，以促进企业税负公平。同时，应完善地方税体系，逐步使消费税、房地产税等成为地方政府的主体税种，引导地方政府把更多精力放在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改善居住环境和教育条件上，以此吸引更多人来旅游、居住和就业，进而增加当地税收。二是降低各类交易成本特别是制度性交易成本。现在企业办事难、办事贵的问题仍然相当突出。近几年，国务院部门和地方政府取消下放了大批行政审批、投资核准、资质资格认定等事项，效果是明显的。但实践中也发现，一些部门自行设置的这类事项依然较多，有的前面减了后面又以其他名目增加了。对此，应继续深化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加紧制定国务院部门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以清单管理推动简政放权；大力推行工程建设项目多评合一、多审合一、多图联审、联合验收等新模式；扩大市场准入负面清单试点，加快推行负面清单制度；完善事中事后监管制度，尽快实现“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全覆盖，促进市场活而有序。三是降低能源成本。推进电价市场化改革，完善煤电、气电价格联动机制。同时，深化其他能源价格机制改革，切实降低企业用能成本。四是降低物流成本。有关研究表明，目前铁路运费仅为公路运费的1/3左右。可见，降低物流成本的一个有效途径，就是大幅提高铁路货运量在全社会货运量中的比重。但是，由于铁路建设专线网络和“最后一公里”配套不足，铁路运能还难以充分发挥。因此，应着力解决铁路末端“最后一公里”运输问题，通过加强铁路与公路、水路等交通运输方式的配合，尽快提高铁路货运量占全社会货运量的比重，从而大大降低物流成本。五是降低人工成本。应出台相关政策，提高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推动企业眼睛向内降本增效。
保持有效投资力度补短板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补短板作出了新的全面部署，要求从严重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从人民群众迫切需要解决的突出问题着手，既补硬短板也补软短板，既补发展短板也补制度短板。
从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生产生活需要的角度看，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应重点在以下几个方面加大补短板力度。一是补农业中的短板。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现代化建设扎实推进，成果丰硕。但应看到，目前农业中的短板仍然不少，如从供给侧看，既有不适应需求变化、导致供求出现结构性失衡的问题，又有为了多种粮食而过度开垦林地、草原、湿地和过度使用化肥、农药所带来的严重资源损耗和环境污染问题。解决好这些问题，必须加强农业基础设施等薄弱环节，提高农产品质量，增加市场紧缺农产品的生产，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使资金和政策重点向保护和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以及提高农产品质量、效益倾斜。二是补制造业中的短板。制造业是我国实体经济的骨架和支撑，也是我国的优势产业，必须千方百计巩固和扩大这一优势。应着力做大做强战略性新兴产业，坚持把智能制造作为主攻方向，推动实施《中国制造2025》，促进制造业研发、生产、管理、服务等模式变革，提高制造业的质量和效益。加快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通过采取增加投入、财政贴息、加速折旧等措施，加快传统产业技术改造，促进传统产业创新产品、服务和管理。三是补服务业中的短板。我国服务业已超过制造业成为第一大产业，但目前总体上层次较低，劳动生产率明显低于制造业。改变这种状况，必须坚持生产性服务业与生活性服务业并重，通过加大创新力度特别是加快与现代科技手段相结合，促进服务业实现量的扩大和质的提升。四是补基础设施中的短板。应从软硬两个方面补齐基础设施短板，提高投资有效性和精准性，加快“最后一公里”水电气路、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新能源汽车基础设施、城市地下管网、城际交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等建设。五是补生态建设中的短板。应把生态文明的理念和目标要求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个方面，贯彻落实到各级各类规划和各项工作中，切实把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这块短板补上去。六是补扶贫和改善民生中的短板。“十三五”时期实现农村脱贫5000多万人的目标，任务非常艰巨。应更有力、更扎实地推进脱贫攻坚各项工作，集中力量攻克薄弱环节，把功夫用到帮助贫困群众解决实际问题上，推动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各项政策落地生根。进一步加大对医疗、教育、养老等方面的投入，加强相关基础设施建设，增强服务功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需求。
　　“稳”显战略定力 “进”须改革突破（声音）
来源：人民日报
我们要更加深刻全面理解和把握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保持战略定力，扎扎实实一步一个脚印把每一项工作真正落到实处、抓出成效；坚定不移推进各项改革向纵深发展、实现重点突破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了明年经济工作的重大方针、政策和原则，全市各级领导干部要深刻把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精神实质，紧密结合上海实际谋划好明年经济工作，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努力当好全国改革开放排头兵、创新发展先行者，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
我们要更加深刻全面理解和把握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是治国理政的重要原则，明年贯彻好这个总基调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稳是基础、稳是基调。
稳就是要一切从实际出发，尊重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稳就是要保持战略定力，扎扎实实一步一个脚印把每一项工作真正落到实处、抓出成效；稳就是要增强忧患意识，牢牢守住底线。
进就是要坚持走质量高、效益好、结构优、可持续的发展之路；进就是要坚定不移推进各项改革向纵深发展、实现重点突破，牢牢把握以经济体制改革为引领，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发展注入强大活力；进就是要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面有更大作为，紧密结合上海实际深入推进“三去一降一补”五大任务，充分认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最终目的是不断满足升级的需求、着力点是不断提高供给质量、根本路径是改革创新；进就是要全面实施好自贸试验区和科创中心建设两大国家战略，不断在围绕、服务和推进国家战略中取得新进展。
做好明年经济工作，要更加注重防范风险、补好短板。经济运行中出现的一些新情况、反映出的一些新问题，本身包含着风险和隐患，尤其是一些倾向性问题，必须高度关注、及时研究，反应要灵敏，措施要果断。要牢牢抓住影响城市安全、阻碍城市发展的瓶颈、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持续用力补好短板。聚焦“五违四必”区域环境综合整治、道路交通违法行为大整治、中小河道治理、住宅小区综合治理、建设市民满意的食品安全城市等重点工作持续推进，让广大群众有更多获得感。临近岁末年初，各地区、各部门要守牢底线、消除隐患、确保安全，不能有丝毫麻痹和松懈。要更加关注民生，保障市场供应，关心各类群体生产生活，特别要把困难家庭和低收入群众的帮困送温暖工作做得更细更实。要全力以赴抓紧抓好明年开局工作，齐心协力为明年各项工作打好扎实基础。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韩正在全市党政负责干部会议上传达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时说
（本报记者 刘士安 李泓冰整理）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之后热议“三农”：新农业”需要“新金融”
12月19、20日，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提出了2017年农业的五大关键工作，其中，“加快推进农村创业创新。推进‘互联网+’现代农业发展”格外引人注目。在过去几年，不少互联网公司投身到农村金融蓝海中。那么具有互联网特色的“新金融”将如何服务“新农业”？近期引发了业界热议。
12月20日，在蚂蚁金服农村金融战略发布会上，来自农业部财务司领导、农业龙头企业、学界、蚂蚁金服及阿里巴巴农村生态的相关代表就“互联网+如何创新服务三农用户”纷纷表达了观点。
新旧金融融合破解“最后一公里”难题
农业部财务司副司长秦维明表示，“农业现代化是农村金融的产业支撑，‘十三五’期间是现代农业关键时期，总的发展目标有三大任务：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保护农业生态环境、还有增加农民收入”。秦维明认为，农村金融破局的关键是利用互联网和信息技术，破解长期制约农村金融的“最后一公里”难题。
秦维明还宣布了农业部在现代科技方面同蚂蚁金服的合作，他表示，“农业部与蚂蚁金服合作开发了新型农业主体直报系统，通过互联网平台将大量的新型规模经营主体和广大保险机构直接连接。将来把农业保证政策放进去，希望实现点对点、面对面服务，政策精准对接。”
中国人民大学普惠金融研究院院长贝多广强调，社会和金融机构、风投等对农村金融的重视和涉及程度不够，希望多些资源来“眷顾农民、眷顾农村”。而在具体执行方面，他认为，“新的金融要能够跟传统金融融合、合作。未来我们不是要建立一套新的金融体系，而是要真正让我们现在的金融体系成为一个普惠金融体系。”
在当天的发布会上，蚂蚁金服就宣布了两个与传统金融融合的消息：战略入股中和农信（中国扶贫基金会旗下的小额信贷社会企业）来助力扶贫，与国内第二大农险公司中华保险成立合资公司“农联中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来为种养殖户提供综合金融服务。
中国扶贫基金会执行副会长、中和农信董事长王行最与蚂蚁金服副总裁纪纲表示，农村地理、经济和人群的特征，共同导致了农村金融在征信管理、风险控制、业务流程等方面存在不足。中和农信具有常年积累的线下风控手段，蚂蚁金服具有数字化服务的技术优势，中和农信与蚂蚁金服正好可以形成学者所说的“融合、互补”。
“单打独斗”不如“生态合力”
益客集团是全球第二大肉鸭养殖龙头。益客集团总裁王晓冰认为，互联网金融的普惠性、信息化、实时的特点表现突出。他认为，互联网公司提供的贷款等服务，基于信用而非基于抵押，解决了养殖户贷款过程中“缺乏抵押物“的难题。而互联网公司可以按天计算、小额贷款灵活度高的特点更是适合给养殖户提供流动资金，超越传统金融机构。
孙利军是阿里巴巴集团副总裁，同时担任阿里巴巴乡村事业部总经理。他更关注农村金融的“服务”二字，“新农村体系建设的核心在于引入新服务，绝非是单纯的把优质三产资料带动农村。在整个农业生产中，物流、金融、知识是三个痛点，农村淘宝整合整个阿里系的资源，联合蚂蚁金服、菜鸟物流、各大社会机构在努力解决三大痛点。”
同样来自阿里巴巴的天猫生鲜总经理何春雷认为，他的从业经历告诉他，从销售端来看，农业产业化有利于提升产品品质，有利于消费者，也有利于商家提升溢价。“在生鲜食品行业，打造标准化过程中，产业化方式优于小农模式。让一家一户农民做高标准商品出来非常难，唯有通过龙头企业带动大家，才能有高品质的商品，消费者愿意为这样商品多付钱，所以天猫平台愿意去支持龙头企业、服务龙头企业。”
“我们原来想大规模养牛和种植，后来发现，单打独斗没有出路，一个企业如果不能和当地的农民、资源结合起来是没有出路的，因此科尔沁牛业把50%的订单让农民参与，这也相当于我们希望把50%的金融服务通过社会化方式来解决”。科尔沁董事长李和表示，通过蚂蚁金服与中华保险的联合，让科尔沁的养殖户享受到了一条龙的金融服务，包括信贷、保险，而且基于信用而非抵押的贷款解决了农户的贷款难问题。他认为，新金融服务将是一种趋势。
同样抓住这种趋势的是中华保险。2016年3月，蚂蚁金服开始与中华保险战略合作，而在12月20日的发布会上，两者宣布成立合资公司来更好地服务种养殖户。中华保险副总裁李薇认为，如果按传统银行的思路去看科尔沁牛业的资产负债，“几乎不可能贷到款”。但蚂蚁金服通过科尔沁牛业天猫旗舰店的销售情况，来做风险对冲的手段，然后把资金放贷给产业链中科尔沁的养殖户，并且通过定向支付、“以物代钱”，这才使得贷款给科尔沁这样的龙头企业成为可能。
农村金融不是一个孤岛，与政府、产业、金融、零售等生态建设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蚂蚁金服农村金融事业部副总经理陈嘉轶表示，“中央的农村经济工作会议、一号文件一直是农村工作的指引，产业龙头的力量是整个农业现代化的核心推手，以天猫、村淘、易果生鲜等为代表的新零售体系，将决定生鲜、农牧产品的零售端，新金融的信贷、保险是能够串联起整个链路的齿轮，这个大的服务生态是蚂蚁金服在农村金融市场所努力实践的方向”。
当天的发布会上，蚂蚁金服还宣布全面开启农村金融战略：以三大业务模式服务“三农”用户全面需求，推出“谷雨计划”深度覆盖农村普惠金融，力争在未来三年内，联合100家核心龙头企业，为大型种养殖户提供金融服务；与合作伙伴一起，为1000个县提供综合金融服务，包括支付、信贷、保险等；面向国内所有“三农”用户，拉动合作伙伴及社会力量提供累计1万亿信贷。 文/江南子
　　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看明年房地产市场新动向
新华社记者王优玲、孔祥鑫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为明年楼市定下“平稳健康发展”主基调，提出要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的定位，并就房地产市场长效机制建设做出了布局。
释放一个明确信号：住房回归居住属性
住房是人类生存的基本需求之一，居住属性是其本源。正本清源，是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的题中之意。
2016年，部分一二线热点城市房价一度迅猛上涨，专家指出投资投机是其幕后黑手之一。当住房大范围成为投资品、投机品，成为牟求暴利的工具，居住属性这个定位就被偏离了。
“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做出这样的阐述。
“这意味着决策层进一步明晰了我国房地产市场的定位，强调房地产发展的首要目标是实现‘住有所居’，让住房回归其居住属性。”中国社科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中心主任倪鹏飞说，以前我们把房地产业作为经济增长点和消费热点，现在将房地产业定位为支撑经济社会发展的民生产业，有助于挤出泡沫，促进市场健康平稳发展。
山东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李铁岗说，中央释放出明确信号，厘清对房地产价值的认知，地方政府要通过经济转型而不是土地财政来解决经济发展问题；房企要减少市场炒作，通过创新转型来增加收益。
李铁岗说，在房地产行业的过量投资，吸走了对实体经济领域的投资。中央强调减弱房地产领域的投资，让房屋回归居住，为振兴实体经济等领域腾出更多空间，有助于经济长期健康发展。
建立一套长效机制：加强住房政策顶层设计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综合运用金融、土地、财税、投资、立法等手段，加快研究建立符合国情、适应市场规律的基础性制度和长效机制。
长效机制的建立是解决房地产市场“内火”之举。清华大学房地产研究所所长刘洪玉说，随波动“起舞”的政策调控会加剧市场短期波动，引发市场恐慌；而清晰的制度设计可以带来稳定的市场预期，防止“羊群效应”盲目跟风，防止市场大起大落。
倪鹏飞说，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发展战略层面做出调整，让房地产与宏观经济、城市化协调发展，有利于扭转宏观经济对房地产业的过度依赖和房地产市场严重分化格局。
首都经贸大学教授赵秀池说，建立长效机制的突破口和难点是基础性制度的建立与完善，包括建立什么样的住房制度，住房供应怎样适应不同层次的住房需求，运用什么手段进行房地产调控，实现供求平衡。
倪鹏飞说，促进我国房地产稳定健康发展，关键是建立一套长效的让房地产利润平均化的市场调节机制与政府调控机制。未来要在调整我国住房发展内涵和住房发展定位的基础上，推动住房法的制定和出台，推进“让老百姓买得起”的住房政策的法制化。
运用综合“工具箱”：缓解市场供需矛盾
供需关系是房地产市场波动的根本因素。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标本兼治”，一方面谋划长效机制建设“治本”，另一方面也运用综合“工具箱”缓解市场供需矛盾。
针对当前房地产市场分化的特征，李铁岗说，2017年，预计对一线城市会继续从严政策，一二线城市防止炒作，严防投机，三四线城市继续释放库存。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在宏观上管住货币，微观信贷政策要支持合理自住购房，严格限制信贷流向投资投机性购房。
伟业我爱我家集团副总裁胡景晖说，有效的金融政策可以去除住宅的投机性。严格的首付贷政策落实可以避免过度释放流动性，保障住宅的居住功能。
从土地供给看，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要落实人地挂钩政策，根据人口流动情况分配建设用地指标。要落实地方政府主体责任，房价上涨压力大的城市要合理增加土地供应，提高住宅用地比例，盘活城市闲置和低效用地。
倪鹏飞说，会议提出促进农民工市民化，释放农民购房需求，可以减缓楼市过度调整，促进城镇化发展。通过全国范围内产业、人口及公共资源合理布局和城市化战略调整，可以促进房地产市场协调发展。
立足长远的住房政策导向已然明确，只要精准施策，落实到位，我国住房发展终将实现“住有所居”目标。
　　制图：张芳曼
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
市场稳得住 百姓有房住（政策解读·聚焦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来源：人民日报
本报记者 刘志强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要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的定位，综合运用金融、土地、财税、投资、立法等手段，加快研究建立符合国情、适应市场规律的基础性制度和长效机制。
基础性制度和长效机制应当怎么理解，又该如何建立呢？如何实现“既抑制房地产泡沫，又防止出现大起大落”的目标？
基础性制度
让百姓住有所居、让市场保持稳定
过去说起房地产调控，人们常说“短期政策”“长效机制”，而“基础性制度”则很少提及。它的内涵是什么？
“房地产基础性制度首要解决的是它的定位问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任兴洲认为，“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这句话很朴实，但一语道出了住房的根本定位，就是住房的本质属性是居住，是其使用价值。尽管它也带有一定的资产属性和投资功能，但最主要的是居住属性，是要解决老百姓“住有所居”的问题。“既不能将住房当作资产爆炒，也不能将房地产当成稳增长的工具加以运用。”
“有了明确清晰的定位，还要保持住房政策的稳定性，让市场主体有稳定的预期。”任兴洲说。
“住房政策主要应有两个目标，一是保障居民家庭基本住房需要，不断改善居住条件和社区环境，实现住有所居；二是引导住房投资与住房消费，有效预防和管控系统性风险，促进市场保持稳定。”清华大学房地产研究所所长刘洪玉认为，要想实现这两个目标，就需要建立能够长期发挥作用、而不是变来变去的政策安排，“从而为每一类人群都提供一个对应的获取住房的渠道，而且这些渠道‘可进入、可选择、可支付、可持续’。”
基础性制度将如何完善？“房地产的基础性制度还包括其产权制度、不动产登记制度、土地征收、储备和出让制度、房地产税收和投融资制度、住房保障制度等。”任兴洲认为，未来要在这些制度层面进行改革和完善。
在刘洪玉看来，未来我国需要发展租赁市场来补齐短板，从而建立购租并举的住房制度；还需要通过落实住房支持政策、完善政策性住房金融体系等措施，建立低端有保障、中端有支持、高端有市场的政府与市场相结合的住房供给体系。
针对性操作性更强，需要多方面共同发力
对于“建立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长效机制”，我们多年来一直在讲，但市场仍然不尽如人意。
任兴洲认为，这与我国房地产市场的发展阶段有关系：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1998年全面推进住房制度改革以来，与经济高速增长、城市化快速推进相伴随，房地产市场快速发展，住房需求与供给矛盾较大，商品房市场、保障房制度都在不断探索中。而到了现阶段，一方面，住房市场供给与需求发生了明显变化，城镇居民住房绝对短缺的时代已经过去，经过大体测算，到2013年前后，就总量而言，全国城镇家庭户已经实现户均一套房，有些城市已经超过户均一套的水平，供需趋向平衡；另一方面，经过多年分析研究，我们对符合国情的房地产市场运行特点和规律的认识和把握也比以前清晰了。“在这种情况下，已经具备了制定和完善长效机制的条件。另外，实践证明，光运用短期政策不能解决房地产平稳、健康和可持续发展问题，必须长短结合，着力建立长效机制”。
“多年来，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的长效机制也一直在研究和推进中。”任兴洲认为，今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所提出的房地产政策措施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进一步提高，如“在宏观上管住货币，微观信贷政策要支持合理自住购房”，就是既注重抑制投资投机性购房，又支持自住型的住房需求；“落实人地挂钩政策，根据人口流动情况分配建设用地指标”，就考虑到了新型城镇化进程中一亿新市民落户城市后的住房建设用地问题。同时，针对不同城市市场分化的状况，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房价上涨压力大的城市要合理增加土地供应”“特大城市要加快疏解部分城市功能，带动周边中小城市发展”。这些政策实施后，将通过有效增加供给，缓解热点城市的住房供需矛盾，也有利于从更宽广的视角解决特大城市的住房问题，打破行政区划局限，在更大的区域范围内合理配置资源，引导人口合理流动。
与短期调控不同，长效机制需要在更长时期发挥作用。刘洪玉分析，以税收机制为例，过去调控时，常把各种税的税率和征管规则调来调去，有时通过税惠政策鼓励买房，有时又通过增加税负抑制买房。“税收的长效机制就是要把购房者在不同情景下可能面临的税负一次性公之于众，让购房者清晰知道，如果买房目的是住房投机、住房投资或住房消费，将分别面临什么样的税负，引导购房行为。”
再比如，供地机制。刘洪玉说，一座城市在人口持续流入的情况下，如果土地供应严重不足，政府土地管理目标又是严格控制建设用地供应，则住房升值预期及升值预期驱动下的住房投机难以避免，房价稳定就难以实现。“如果政府土地政策的出发点能从被动管理变为主动管理，将土地管理目标定位为‘努力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空间需求’，积极拓展土地供应来源、降低土地供给成本、透明土地供应计划、提高土地供给弹性，就有利于稳定市场预期，促进市场稳定。”
中国社科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中心主任倪鹏飞表示，建立长效机制，需要在供地、金融、财税等关键领域实现突破：土地制度上，要完善土地招拍挂配套制度；金融制度上，要建立“多层次、普惠制”的住房金融制度；财税制度上，要完善中央与地方分权的财税体制。此外，还要深化户籍制度改革，促进新型城镇化健康发展，以释放新市民群体的购房需求。
既防止大起大落，又有效去库存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既抑制房地产泡沫，又防止出现大起大落。
“泡沫是资产价格背离其价值的一种现象，泡沫越大，价格和价值背离越严重，大起大落的可能性就越大。”根据刘洪玉的判断，当前房地产市场泡沫主要出现在一线城市和部分热点二线城市。
“抑制泡沫、防止大起大落”应如何界定呢？刘洪玉认为，主要在于保持住房价格的基本稳定，“与同期GDP涨幅、人均可支配收入涨幅、通货膨胀率相比，如果房价涨幅没有超过三个数字中的最高值，就可认为房价基本稳定。”
“现阶段推动一线城市和部分二线热点城市房价上涨的因素尚未完全消除，实施限购和差别化信贷等调控措施仍有必要。”任兴洲说。
2016年，与一些城市出现房价过快上涨不同，不少三四线城市的库存仍旧高企，“重点解决三四线城市房地产库存过多问题”也被列入了明年经济工作的主要任务之中。
专家认为，三四线城市库存压力较大与当地经济发展水平有限、城市化工业化发展不足、人口集聚效应不强等有紧密联系。刘洪玉表示，这就要从多方面入手：一是要有效提高教育、医疗等城市公共服务能力和水平，创造更多更好的就业和发展机会，吸引农业转移人口去落户、定居并借此消化库存；二是要适当收紧甚至暂缓新增土地供给，提高新建商品房项目的品质，避免增加新的库存压力；三是通过改革与农村土地相关的体制机制，让农民在进城时有更殷实的“嫁妆”，从而使其拥有在城市体面生活的物质基础、在城市购买住房的资金能力，而不是单纯依靠财政补贴才能买得起房。
　　解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亮点
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关注人民网视频访谈。现在做客我们演播室的嘉宾是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欢迎您。 [08：58]
各位网友好。 [08：58]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刚刚闭幕了，您作为参会的嘉宾，会议中有哪些点是值得我们去关注的，又传递出哪些政策信号？ [08：59]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内容丰富、信息量很大，都很重要。我从学习理解的角度，我觉得这么几点是需要大家更多的关注。这里面主要是有三条，第一条，我们提出了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第二，确立了以新的发展理念为统领，供给侧改革作为主线的这样一个大的政策框架，这个大的政策框架确立起来了。第三，提出了稳中求进这样一个总的工作基调。
除此之外还有几点需要关注的就是，关于稳中求进，这里面讲了有两点。一点就是，稳增长关键是要稳预期，特别是强调了我们要坚持基本经济制度，要加强产权制度的保护，要稳定企业家的预期，特别是民营企业家的预期和信心。再一点，就是要把防控金融风险放在比以往更加重要的位置上。这次会议还提出一项很重要的任务，就是振兴实体经济。我们经济中间有一些比较大的失衡，包括实体经济内部，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之间，房地产和其他经济之间，存在着一些不平衡的地方。怎么解决这些问题，就是要进一步振兴实体经济。还有一点，这次会议讲了一句很通俗，但是很实在、很切中要害的一句话，就是“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在这样一个基本的认识之下，要逐步形成一套房地产能够长期健康发展的长效机制。当然，这次经济工作会议还特别强调了下一步要开展的一些关键性、基础性的改革。最后还特别强调要进一步加强党的领导，怎么把中央的这些决策精神能够真正落到实处。特别是强调要建立一种想干事、能干事的正向激励机制。我想这么一些政策信号可能需要大家更多的关注。 [09：03]
刚刚您也说到了有一个经济发展的理念就是供给侧结构改革这个整体大的框架，会议提出了明年经济工作的重点任务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改革，你认为，明年要做好供给侧结构改革的重点是要做好哪些方面的工作？ [09：04]&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已经推进了一年多，有些方面应该还是进展比较明显的，比如说去产能，去库存也有一定进展。但是，去杠杆进展就比较慢一点。另外，降成本、补短板这些方面也有不同的进展。所以，在新的一年，继续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从这样一个状况出发，有针对性地来加以推进。从去产能来讲，可能现在面临着一些新的情况。比如像煤炭、钢铁，一方面在去产能，另外一方面，它的价格起来了。价格起来以后，传递的信号就是产能是多了还是少了，大家会问这个问题。这里面我觉得可能需要关注两个问题，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这个产能到底多少。现在也有些数字，到底实不实，可能还需要进一步调查研究来把这个情况摸清楚。我本人做这个研究的角度，曾经过去也有这样的经历，我们过去比如讲，某个产业是严重重复建设、产能过剩，他报了一个数，说是全国产能有多少多少，但是，最后实际一调查，有些产能已经是有名无实了，有些企业产能也有，但是生产出来的产品卖不出去，是积压的，没有竞争力。现在讲产能，我觉得可能需要考虑一个概念，叫做有效产能，这个行业中间真正有竞争力的有效产能有多少。拿这个东西来评估这个市场的供求关系，可能是比较重要的。 [09：07]
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还是需要更多的关注市场的信号。市场现在发出一个信号，说价格涨起来了，供求关系已经发生了些变化。但是，我们从调研的情况来看，现在去产能这件事情，是不是已经到位了呢？有些地方有些行业，据我们了解，其实还是有关部门的协调之下，把工作的时间，就是一年开工多少天，把这个时间数朝前压，实际上是限产量。产能其实并没有明显的去掉。但是把产量限了以后，供给就少了，这样供求关系发生变化。可能一定程度上和有些国家曾经出现过的所谓行业的卡特尔有点类似。就是产能现在还是存在的，一旦情况有所好转，可能这个产能过剩的问题，就是产能能够进一步释放，工作的时数要进一步增加以后，产能过剩的问题可能就会变得突出。我说这个意思就是去产能这个问题，我们把情况要摸清楚。现在总的来讲，产能过剩的问题可能还是存在的。在有些行业，在有些地区，还是要进一步坚定不移地把一些确实过剩的产能去掉。
去产能有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就是真正要把那些低效率的、没有竞争力的企业去掉，去产能本身是要通过一个行业里边重整，优胜劣汰，提高整个行业的竞争力，这是我们的目的。去产能并不是简单地说把一部分产能去掉，是通过这样整合以后把整个行业的竞争力提升。再一个，去产能过程中，有些职工可能就要下岗，怎么安置这部分职工，有些人通过学习、培训能够转岗，社会保障制度怎么进一步加强，这些问题也都是我们下一步需要解决的问题。
从去杠杆来讲，现在看来，这个压力还是比较大。因为从全国来讲，杠杆率在过去一年，从全社会来讲并没有下降，还略有上升。怎么在管住货币这个水龙头，就是不能把水放得太多了，这个前提之下，要着力处置一些大的风险点。要防止或者要抑制一些资产泡沫，加强金融监管。这也是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特别强调的，就是要加大力度，防范金融风险。
去库存的问题，等会再结合大城市的问题，就是一线城市房地产的发展再讲一下。
从降成本来讲，我们现在面临的任务还是比较重的。包括我们一些生产要素的成本，更多的还是制度性的成本，就是我们经济学上经常讲的交易成本，怎么进一步降低，空间还是比较大。
补短板，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特别提出一点，我们既要补一些经济结构上的，比如产业上的，生产要素上的短板，同时也要补一些制度上的短板。既要补一些硬的短板，也要补一些软的短板。 [09：11]
您刚刚详细解读了一下“三去一降一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明年重点做的工作。还有一个问题是为什么突出强调农业供给侧结构改革？ [09：12]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这一点始终是没有变的。但是，农业这么多年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个大的供求格局，就是过去那种农产品严重供不应求的状况，基本上都已经结束了。我们现在面临着一个过剩的问题。这个就突出表现在，我们现在一些农产品库存很大，每年为了收储这些农产品，比如玉米，国家财政的支出是一个相当大的数字。整个供求关系发生了变化。我们国内粮食的价格，或者几乎所有的农产品价格，和国际市场比起来都是高的。或者反过来说，我们农业的竞争力并不强，有些地方还是相当弱的。怎么改变这种状况。今年从调节价格机制开始，把价格逐步地要转向由市场发挥决定性的作用。补贴就要补到一些真正给农民能够有获得感的那些环节上，通过这种价格调整以后，如果一些农民的利益受到一些影响，该补的还是要补，但是把价格机制要理顺。再一个，从比较长远的角度来看，我们的农业怎么进一步调整结构。国内国际市场还是要逐步打通。我们有一些特殊性，有些可能在一定时间范围之内还需要有一定的保护，但是总的来讲，还是要走市场化、国际化的道路。最后是要提升我们的生产率，这样还可以把更多的农民从农业领域中间解放出来，实现行业之间的转移。这样才能真正提高这部分农民的收入。当然，从农业领域来讲，可能下一步还有相当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土地制度的改革，农业结构大的调整。农业结构调整过程中，怎么提高它的品质，大家现在要吃得好、吃得安全，这都是供给侧方面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消费者要求提高了，消费结构提升了，但是我们的供给跟不上，怎么解决这个问题，这都是农业供给侧改革需要解决的一些主要问题。 [09：18]
今年会议还提出了混合所有制改革是国企改革的重要突破口，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的难点和重点，您认为是什么？ [09：19]
国企的混合所有制改革这件事情，应该说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来的。关于国企改革一些大的方向、原则，十八届三中全会文件里面讲得已经相当清楚。现在问题就是怎么落实。混合所有制的改革，是国企改革的一个突破口。这是这次一个很重要的提法。这个突破口怎么突破呢？这次也点了一些行业，比如电力、石油天然气、民航、电信、军工，这么一些领域能不能在这方面能有所突破。
从过去的情况来看，混合所有制在推动的过程中，也是存在一些问题。有些可能思想问题、观念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就是怎么混啊？还是要由国有股份占大股，处在一种完全控制的地位上。如果这样，有些民营企业就不愿意进来。他说我把这个资金投进去了，最后我没有发言权，也没有决策权。他积极性就不高。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其实三中全会文件讲得很清楚，在一个企业中间，除了一些有明文规定的特殊的行业之外，股权结构，所谓混合所有制，要按照有利于提升效率这个角度来进行设计，来进行这方面的改革。有些可能是国有股占大股，有些可能民营的也可以占一个比较大的比重，甚至让它控股，这都是可以的，服从于股权结构、企业治理结构的需要。这个方面要解决认识问题，也要解决一些具体的法律政策问题。这方面的改革，我倒感觉到，我们可能所谓讲突破口，需要在一些领域中间有所突破，有一些好的案例，比如说你有时候讲了很多一些大的原则，到底怎么落实，如果说我们在某个行业、某个企业中间做得不错，把这个案例好好研究一下，把它拿出来。因为在这个案例中间体现了，我们讲的很多大的相对比较抽象的原则，这样大家看得见、摸得着。比如说我们想学、想推广，就会起到一种借鉴、示范的作用。混合所有制的改革，要解决认识问题，一些体制机制，甚至法律上的一些问题。方法上，可能还是要注重能找出一些好的案例来。通过典型示范，我们现在讲的，创造一些好的经验，可复制、可推广，这样能不能使这方面的改革有一个更好的推进。 [09：23]
您说到首先要提高认识上的转变，接下来我们需要研究一下成功的案例，起到一个借鉴作用。您刚刚也说到了，今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有一句话也是被我们很多媒体大量关注的，就是“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在会议当中，也是提出了五项措施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稳定发展。对此，您如何解读？ [09：24]
这次会议上用了一句很通俗的话，我看这句话现在很流行。它讲得很朴实，也是句相当口语化的话。“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这句话很通俗，很实在，但是非常切中要害。这讲到房地产发展中间一个根本的问题。就是要发展这个行业，盖那么多房子到底是干什么的，是住的还是炒的？因为相当长一段时间以来，很多人没有把房子看成是住的，他就是感觉到是要炒的。因为房地产是有一定的金融属性，但是我说它只是一定的金融属性，也就是说，有人把它作为一个投资的标的物，在一段时间之内，他可以持有，当然首先是购买、持有，过一段时间以后再出手，他从中可以获利。但是这个应该是建立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如果把这个范围突破了，把它主要不是看成是住的，而是要把它看成炒的东西，把价格推得很高，甚至出现严重的泡沫，这就偏离了这个行业本来应有的属性。
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先是要强调的就是房地产行业，它的本质属性，把这个东西讲清楚，它到底干什么的。当然，解决这个问题，实际上我们现在是有针对性的。因为今年一季度以后，一线城市房价飙升，包括咱们北京，我跟一些年轻人也接触，他们说以前还是想办法能不能买房子，但是自己的能力也不行，一般都是靠亲戚朋友，有时候是好几家人，好几代人力量集中起来，能不能买个房子。现在看了以后，已经不再做这个考虑了，已经感觉到离得太远了。就是房价涨到了让年轻人没有信心的程度以后，我们这个城市将来发展还得靠他们，你这个城市的未来在什么地方，城市的未来发展的动力在什么地方？这本质问题很值得考虑。当然国家采取了一些抑制房地产过快上升的措施，但是我觉得还是要区分，到底哪些是治标的，哪些是治本的。
从一线城市房价上升来讲，大概有这么几个方面的原因。首先，中国这个城市化最近几年出现一个很明显的分化的特点，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还有内地一些大的都市圈，这些都市圈在加快成长，各种资源，特别是人，年轻人，都向这些大的都市圈在流动。所以，需求是在上升的。为什么要朝这些地方来呢？通俗来讲，这些地方能挣到钱，或者我们说了，是就业创业的机会比较多。从经济学的角度，在这些地方，资源聚集的效率更高，生产率更高。这是一个发展的大趋势。这不是中国所特有的，世界各国发达经济体都是这么一个状况。这种需求我们还是要顺应的，还是要顺应这样一个趋势，或者这样一个规律。我们有时候可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各种各样的现象，首先要分清楚什么是规律，对规律要谦虚一点，不要跟规律去答辩，特别是不要去违背规律，如果违背规律，最后吃亏的一定是自己。我想这是一个大的趋势，还是一个规律，我们还是要顺应这样的规律。
但是，我们又感觉到，人往大都市圈来，是不是都住到像北京三环以内或者五环之内？三环、五环之内已经太拥挤了。不仅北京，上海、深圳、广州，其他大城市都有这个问题，就是所谓闹市区已经很拥挤了。所以，大家就感觉到一个问题，你说还往大都市圈集中，闹市区里面已经这么拥挤了，为什么还要到这个地方来集中呢？闹市区不能这么再拥挤了，是要适当地朝外分散。你看看国际上一些大都市，是由几十个甚至上百个小城镇构成的一个大的都市圈，往往是有一个核心城市，可能是相对大一点，然后有若干个中等城市，大量的是小城镇，然后构成都市圈。我们现在的问题是从都市圈来讲，集中的还是不够的。但是，闹市区又太拥挤了，所以，城市结构需要做一个很大的调整。在大的城市周边，几十个，甚至上百个小城镇是需要发展起来。比如北京，现在我们讲京津冀协同发展。重点并不是说北京、天津或者石家庄这些城市怎么发展，是在他们之间要做文章。比如说我们可以想像的，比如北京周围，在几十公里的范围之内，如果我们能搞几十个小城镇，把我们一些相关的行业，比如说大学、科研单位、大学城、科技城迁移过去。最近大家可能注意到了，浙江等其他一些省份开始发展小镇，就是美丽小镇，各种各样的小镇。我们可以设想在北京周围搞上那么几十个小镇。刚才我们讲的混合所有制的改革，基本上大部分都是我们的大的国有企业，特别是央企，他们能不能按照他们的产业特点，分别转移到北京周边的一些小镇里边去。这个小镇一定要有产业的支撑，要实现我们讲的所谓职住结合，工作在这个地方，生活也在这个地方，这样通勤的费用也很低。发展起一批专业化的小镇，这样城市就可以分散了，至少北京三环之内、五环之内不要那么拥挤，房价也会适当地下来。大的城市结构上需要进行调整。简单说，要大集中，就是大的方面要集中到大的都市圈去，但是需要小分散，就是不能再挤到闹市区里面了，在大型、特大型城市周边发展起一大批小城镇。 [09：36]
这里面我想说一个我们现在所讨论的话题，比如三四线城市要去库存，要发展中小城镇。中小城镇发展，我们讲了很多年了，但是，现在会注意到，我们有些地区，在我刚才讲的几大都市圈加快发展的同时，有些地区的城市相对发展得比较慢，甚至有些相对是在衰落。即使在一些所谓当地的大城市、省会城市，房价也上不去，为什么？那些地方不要说小城镇了，就说中等城市、大城市，人也是往外走的。但是，在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这些大的都市圈，比如我刚才讲的北京周围，如果将来我们发展出一些小城镇，它潜力很大。关键问题不仅仅是要讲小城镇，是要讲小城镇在什么地方。大都市圈里面的小城镇，是下一步发展的重点。我们讲三四线城市的时候，不要笼统地讲，现在一定要和城市分化的特点结合起来，我们要看看哪些地区的城市是在进一步加快发展，特别是大的都市圈里面。哪些地方的城市是相对发展比较慢，甚至有些在相对衰落。在那些相对发展比较慢，甚至有所衰落的地区，不仅三四线城市，甚至所谓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