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令是一种逼迫吧,国民党主席命令大陆间谍那时候抓救国兵,,所谓的命令必须听,那是战场送命的,,这是一种逼迫的吧,

第1部分特工魔王——戴笠

戴笠()字雨农,原名戴春风,浙江省江山县人。黄埔军校第六期骑兵科毕业。历任复兴社特务处长、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第二处处长、副局长、局长等职。授陆军中将衔。1946年3月17日坠机身亡,终年49岁。

戴笠()字雨农,原名戴春风,浙江省江山县人。黄埔军校第六期骑兵科毕业。历任复兴社特务处长、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第二处处长、副局长、局长等职。授陆军中将衔。1946年3月17日坠机身亡,终年49岁。

  戴笠命中缺水,百事不顺;一改名字,果然时来运转。冒险潜入唐生智部,策反督察处长周伟龙,由此深得蒋介石欢心??

  1897年4月24日,浙江江山县的龙井村内,一个名叫戴春风的婴儿呱呱落地,算命先生推了他的八字,说这个孩子干支八字为丁酉、乙巳、丙辰、丁酉,乃"双凤朝阳"格,将来是大富大贵的命。他就是后来在中国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混世魔王戴笠。?

  戴笠报考文溪高小时,学校出的作文试题是《试名言尔志》,戴笠提笔写下"希圣、希贤、希豪杰"几字为题目,内容意存高远。校长和老师看了他的作文之后大为讶异,都说此子虽小竟有这样的远大理想,将来的前途不可限量,遂招他入校。?

  后来,戴笠与一干同学、朋友前往衢州报考衢州联合师范。考试前一天,他们到衢州街上游玩,看到路边有一个举着鸟笼的算命先生。其中有个同学说:"明天就要考试了,我们算算命,测一下吉凶如何?"大家看见那只小鸟颇有灵性,就纷纷同意了。?

  只见那只小鸟吃一粒谷粒,就从算命先生的手中啄出一张黄签,一会儿工夫就啄出了七八张,其他人的签上都是一般的吉利话,而戴笠的签上画着一个池塘,池塘上方正在下大雨,池塘的水眼看就要溢出来的样子,上面写着:"一朝逢暴雨,决非池中物。"算命先生一看此签,拍案叫道:"好!后生啊,这可是一个上上签!你将来要是遇到贵人提携,一定可以宏图大展,飞黄腾达,贵不可言!"戴笠这个人生性大方,听到算命先生将他的命说得如此之好,就给他一把铜钱。算命先生看他这样大方,就主动地说:"你把你的生辰八字给我,我再给你细算一下。"?

  戴笠看他认真的样子,觉得有些好笑,说:"这我也会算,丁酉、乙巳、丙辰、丁酉,乃'双凤朝阳'格,主大富大贵……你说我算得对不对?"算命先生吃了一惊:"你居然懂我们这一行。不过,还有一半你没有算出来,那就是你虽然属'双凤朝阳'格,且五行中的金、木、水、火、土俱备,但命中缺水,有偏枯之相,美中不足啊!"?

  戴笠笑吟吟地问:"你说怎样不让这五行缺水呢?"算命先生看他的神情,知道他不相信,但还是坚持说:"你最好把名字改一改,变成带'水'的字,才可逢凶化吉,遇难呈祥,前途光明啊!"戴笠却说:"大丈夫行不更名,坐不改姓,名字是父母所赐,怎能随便改了呢?"算命先生只好摇头叹了一口气。?

  戴笠以第二名的成绩考上了衢州联合师范,但他没有去就读,而是带着"以武功立世"的思想跑到军阀部队去当兵,再以后又到上海"打流"并在赌场上初识了杜月笙,在交易所里认识了蒋介石。但他一直碌碌无为,蹉跎到快30岁了,还只能在家乡看看山林,卖卖毛竹、春笋。?

  当戴笠在报纸上看到,蒋介石在广州担任黄埔军校校长兼任北伐军总司令进行北伐的消息时,不禁大喜,离开老母、妻子,千里迢迢地跑到广州去报考黄埔军校。

谁知,戴笠竟然没有考上黄埔军校第六期。戴笠失望至极,深叹时运不济。正在这时,由于北伐战争的深入,大量追求进步的青年涌向广州报考黄埔军校。军校伍生部决定再招收第二批学员。戴笠一看又有机会了,准备再次报考,他为了不让招收人员认出来,将名字由戴春风改为戴笠,字雨农,这"雨"带的水就多了。说来也怪,戴笠改名后开始时来运转,这次考试竟是一考而中。戴笠正式踏上了他的"光明之途"。??

  1928年初,国民政府召开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蒋介石被推举为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和军事委员会主席。戴笠当时为总司令部上尉情报员,每月能在总司令部特勤处领取薪水,并能以学生的名义直接向蒋介石提供情报。可是,戴笠是黄埔六期生,资历非常浅,地位也很低,长时间无法将情报直接交到蒋介石手上,当然也无法引起蒋介石的注意。?

  这时蒋、阎、冯的部队正在中原与奉系军阀进行激烈的战斗。戴笠是天生的特工材料,他经常三天三夜不睡觉,带着勤务兵贾金南,冒着生命危险深入徐州前线搜集有价值的情报。有一次,戴笠连续两天骑马往返奔波于战场和总部之间,险些把马累死,他的大腿被马鞍磨得血肉模糊,和裤子粘在一起,鞍上也满是鲜血,但是他丝毫不以此为苦。?

  为了及时地将情报送到蒋介石手上,戴笠常常站在总司令部门口,等候蒋介石的座车。蒋介石的侍卫长王世和非常厌恶戴笠,不时地在大门口呵斥和羞辱他,弄得戴笠无地自容。一次,蒋介石的座车到了大门口,戴笠见机会来了,不容错失,就不顾一切地大步跑上前去。蒋介石的侍卫们以为他是行刺的,有的拔出手枪,有的冲上前来扑倒戴笠,对他拳打脚踢。戴笠强忍着疼痛,举起手中写好的情报,高叫着:"我是校长的学生,是给校长送情报来的。"蒋介石叫住侍卫走过来,看见戴笠口鼻出血,仍然高举着情报,对戴笠的忠心不禁有些感动,他勉励了戴笠几句后,让侍卫把情报收好。?

  到了办公室后,蒋介石看见"学生戴笠"的字样,想起以前时常有些很有价值的情报也是署着"学生戴笠"的名字送上来的,但不知道这么来之不易,就嘱咐秘书毛庆祥,以后戴笠有紧急情报,可带他随时晋见。从此,戴笠开始了他飞黄腾达之路。?

  1929年底,粤系的张发奎联合桂系再次讨蒋,曾经帮助老蒋打败桂系的唐生智,认为时机已到,也起兵向蒋介石反戈一击。?

  唐生智字孟潇,比蒋介石小两岁,早年参加辛亥革命和讨袁护法战争,后又任第四集团军总司令,下辖四个军,实力雄厚。在宁汉、宁粤对抗期间曾三次兴兵反蒋。蒋介石对他又恨又怕,必欲除之而后快。?

  12月,河南地区突降大雪,天寒地冻,受恶劣天气的阻隔,蒋军与唐生智的军队对峙,没有什么进展。戴笠奉命潜入唐军后方驻地,四处搜集情报。同时,他还想对唐生智部属进行策反。他打听到唐手下有个军警督察处长兼特务营营长,名叫周伟龙,是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生。戴笠心想这个人也许能被策反过来,毕竟是"校长"的学生嘛!因为就戴笠自己的想法,只要是黄埔生就都是蒋介石的学生,就理所当然地会投蒋反唐。?

  信阳在河南与湖北交界处,是唐生智反蒋大军的集结点之一。这时蒋介石已经收买了阎锡山。阎率大军从山西渡黄河南下,直逼郑州。唐生智不得不将总部移到驻马店,准备从信阳直下武汉。信阳驻军人数大增。戴笠瞅准这一时机潜至信阳,不单为了躲避追捕,更主要的是为了"入虎穴,得虎子",展开对周伟龙的策反工作。

这时唐生智的情报系统,对戴笠的行踪几乎了解得一清二楚。追捕戴笠的大队人马很快来到了信阳,对大小旅馆,大小酒楼,挨家挨户进行搜捕,包围圈日渐紧缩,戴笠叫苦不迭,仰天长叹:"想不到我戴雨农功名未就,今天就要在小小信阳人头落地了……"?

  诡计多端的戴笠关门苦思脱身之计。想来想去,他情急智生,感到只有铤而走险,硬着头皮走一步"险棋",才有可能死里逃生。?

  其时,周伟龙已到信阳。一天,戴笠单身一人闯进了周伟龙的办公室,说:"周处长,我有机密大事禀告,请屏退左右。"?

  周伟龙见来人个子矮小,生就一副马脸,眉毛浓黑,目光阴鸷,一看就是一个城府很深、精明干练之人。他对此人似乎有一种似曾相识之感,但又想不起来在什么地方见过,更不知道他现在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心想他孤身一人前来,兴许真的有什么机密大事相告。想到这里,周伟龙把手挥了挥,左右随即退下。唐生智悬赏十万元大洋缉捕戴笠,当时搞不到戴笠的照片,周伟龙只听人如此这般描绘了一番,所以当戴笠进来后,有一种好像见过面又说不清楚的感觉。?

  戴笠开门见山,自动表明了身份,说:"周处长,我就是戴笠。我这颗脑袋值十万大洋。念你是黄埔学长,今天特地前来,把我这颗人头奉送给你。"听到这话,周伟龙心里为之一震!感到眼前这个自称戴笠之人,胆识令人钦佩,不愧是男子汉大丈夫,死到临头还这样硬气,不禁产生了惺惺相惜之念。?

  戴笠看周伟龙并没有要将自己抓捕起来的意思,就趁热打铁地说:"你是一个堂堂的黄埔生,怎么跟着一个反复无常的军阀呢,他唐生智是中央的对手吗?若是他一旦失败,你的命运会是什么样子呢?"几句话说得周伟龙颓唐地坐在了椅子上。周伟龙曾在湘军谢国光部队当过译电员,黄埔军校毕业后分配到唐生智部队,并非一贯追随康的嫡系。?

  戴笠看火候已到,又说:"眼前你只有两条路,一是将我交给唐生智,然后和他一起失败;另一条是投靠中央,提供唐生智的情报,策反他的队伍投向中央,这才是光明之途啊!"?

  周伟龙脸色凝重,沉思了一会儿,说:"戴兄说得对,我是早年唐生智与蒋校长合作时分配到他手下的,怎想到他会背叛中央呢?作为黄埔学生,怎会不追随校长左右呢?戴兄说说,我该如何行事吧?"?

  戴笠心中不禁大喜,附在周伟龙耳边说了一番话。第二天一早,周伟龙命心腹找来一套宪兵制服,戴笠换了装,并找来宪兵符号,让戴笠佩戴,假装成唐生智部队的一名宪兵,戴笠带着情报安然脱离了险境。?

  唐生智这次反蒋,于1930年1月9日宣告失败。唐通电下野,化妆坐火车逃到天津,后流亡澳门、新加坡等地。?

  讨伐唐生智的胜利,使蒋介石喜不自胜,而周伟龙投靠蒋介石后,受到了蒋介石的接见,周伟龙将戴笠独闯信阳策反的经过对蒋介石说了一番。蒋介石深为戴笠的果决勇敢所感动,夸奖戴笠有勇有谋,忠义可嘉,戴笠在蒋介石心目中的分量更重了。??

  荣任特务处长,戴笠对蒋介石感激涕零:"工作做得好,我的头也许会被敌人杀掉;工作做不好,就请校长杀我的头。"美国总统罗斯福点名要见这位"中国的希姆莱"??

  1932年3月的一天,蒋介石在新近落成的中山陵附近一幢别墅里,召集包括戴笠在内的十几名最信赖的黄埔学生谈话。?

  这幢别墅依山而建,设计精巧,建筑采用中西合璧,豪华典雅,气势恢宏。如今游人如织,人称"美龄宫"。?

蒋介石用目光扫视了一下到会人员,开口问道:"我叫寿山(胡宗南字寿山)带给你们看的《墨索里尼传》,你们看了没有呀?"?

  众人异口同声地回答:"看了。"蒋介石嗯了一声,清了清喉咙,说:"目前,党国正处于存亡危急关头,北有日本入侵,南有共党作乱,内有一帮子政工人员常常触我的蹩脚。娘希匹,我前些时候下野,就是这伙人搞的鬼。我要寿山转告你们,一定要组织起来。现在我们的党一点力量也没有了,一盘散沙。嗯,一盘散沙!你看人家墨索里尼,搞了个褐衫党,一下子把意大利搞强盛了。我们要好好向人家学学。"?

  经蒋介石这么一点拨,"悟"性很高的这十几个学生,大多心领神会:老头子一定是要我们也倡导一个团体,一个领袖,一个主义,成立一个像"褐衫党"那样的组织。这不是一般性的社会团体,而是一个秘密的、组织非常严密的特工组织。?

  随后,众人经过多次议论,确定成立一个名叫"复兴社"的组织,并召开了成立大会。蒋介石亲自担任社长,在成立大会上训话后,他开始宣布复兴社领导骨干名单。戴笠坐在下边,竖起两只耳朵仔细倾听,生怕漏掉了自己的名字。?

  蒋介石宣读了刚当选的中央干事名单,戴笠听完后,心里不禁惊了半截:自己榜上无名。接着,蒋介石宣布了候补干事名单:侯志明、赵范生、戴笠。戴笠听后心里好受一些,自己总算当上了候补干事,总比名落孙山要好一些。?

  只听得蒋介石继续宣布说:组织处长萧赞育,宣传处长邓文仪,军事处长桂永清,特务处长……他用眼睛扫视全杨,最后宣布:特务处长暂缺,考虑考虑再说。?

  戴笠的心一直怦怦地跳着,紧张得手心也出了汗。当他听到自己没能当上处长时,不啻当头一棒,被打得差点晕了过去……?

  一直拖到3月下旬,蒋介石才把复兴社的领导成员召到一起开会,宣布说:"特务处长的人选,我想来想去,还是戴雨农比较合适。郑介民就当副处长。你们大家有何意见?"?

  校长拍板,谁敢说个"不"字。会后,蒋介石留下戴笠单独谈了话。?

  蒋介石推心置腹地说:"雨农,特务处长的任命,我考虑再三。你嘛,当然是最合适的人选。但你是黄埔六期生,资历浅,威望不足,人们颇有议论,嗯,你知道不知道?"?

  戴笠诚惶诚恐地站了起来,假惺惺地说:"校长,学生资浅德薄,能力不足,难以服人,望校长另选贤能。"?

  蒋介石摆摆手,说:"不必。此事就这样定了!今天我特意召开这个会,宣布对你的任命,是表示我对你的信任和器重,也是给你撑腰。从今以后你就大胆地干吧!在工作中可能有人对你不服气、不买账,你要沉住气,一切由我来安排。希望你体谅我的一片苦心,不辜负我对你的殷切期望。"?

  戴笠感动得热泪盈眶,竭力地向蒋介石表示忠心说:"从今天起,学生愿以生命为革命牺牲,为党国奋斗。工作做得好,我的头也许会被敌人杀掉;工作做不好,就请校长杀我的头。"?

戴笠还进一步保证说:"我们搞情报工作的,不能有自己的政治主张,应以领袖的意志为意志。领袖叫干什么就干什么,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戴笠"表演"得淋漓尽致,蒋介石感到从来没有过的满意,庆幸自己选对了"鹰犬"。?

  戴笠的风头一下子盖过了周围许多资历很深的人,春风得意,高兴得不得了。一天,戴笠邀唐纵到家里吃饭。酒过三巡,戴笠来了劲,他一拍桌子,说道:"我当特务处长,许多人不服气,特别是黄埔第一、第二、第三期的,仗着他们的老资格,根本不把你我这些黄埔六期生放在眼里。可是他们不想想,他们有这个能耐吗?他们能比我更忠于校长吗?!"?

  戴笠越说越来气,恶狠狠地说:"哼,总有一天,我们这些黄埔六期生要超过前三期,我们特务处,下面要设四个科,前三期的一个不要!"?

  当上处长后,戴笠开始招兵买马,以警官学校为掩护办特务"特训班",准备大干一场。戴笠招收人员时常常与复兴社的桂永清一起进行口试,戴笠有时会问一些十分古怪的问题,看学员怎样应答。?

  一次,戴笠问学员道:"你结婚了吗?如果你回家看到妻子与人通奸,你会怎样?"学员回答说:"把他们杀掉!"戴笠摇摇头,说:"作为革命军人,不能感情用事,逞匹夫之勇,应有理有礼有节,永清兄,你教教他应怎样做。"桂永清笑笑,说:"你应该保持镇静,如果你爱妻子,就要与她深谈一次。如果你不爱她,就应该通过司法机关,提出离婚……"?

  轮到另一名学员口试时,戴笠还是问这个问题,那个学员回答得很好,而且几乎与桂永清说的一模一样。戴笠很满意地点点头,饶有兴致地看着这个学员,说:"你谈谈为什么要这样处理?"那个学员老实地回答:"报告长官,我没有想法,只是刚才趴在门缝里偷听了桂主任所说的话……"?

  "好啊!"那个学员还没有说完,戴笠就高兴地站起来,十分激动地拍着他的肩膀说:"你真是一个特务天才,很符合我们的条件!"?

  就这样,特务处成立仅一两年时间,人数就由最初的十个人猛增到一百多人。??

  1932年,蒋介石亲率大军对江西红军进行围剿,还特地设立了南昌行营,邓文仪任行营秘书兼调查科长。?

  一天,南昌飞机场突然浓烟滚滚,大火冲天,飞机被烧多架,机场成了一片废墟。蒋介石气得火冒三丈,七窍生烟,下令调查科进行调查。?

  邓文仪接令后,经过一番内查外调,弄清大火的原因是航空署长徐培根盗用公款,套购黄金,进行投机买卖,结果造成了大量亏空。徐培根走投无路,遂想出了一个"绝招":纵火焚烧南昌机场,既销毁了全部账目,又想以火灾损失为由报销一大笔费用。徐培根天真地以为能侥幸过关,不料被邓文仪查了个水落石出。?

  但邓文仪这时已和CC头目陈果夫、陈立夫打得火热。徐培根是"二陈"的亲信,他苦苦哀求"二陈"务必要救自己一命。"二陈"出于本集团的利益,请邓文仪帮忙掩饰过关。?

  邓文仪胆大包天,向蒋介石报告说南昌机场大火完全是一场意外事故,绝不是人为破坏。但纸毕竟包不住火,很快真相大白。蒋介石恼怒至极,下令将徐培根枪决,将邓文仪撤职,让戴笠接收行营调查科。

戴笠接收了邓手下的全部人员后实力大增。富有心计的戴笠,继续扩充自己的实力,把徐州行营调查科、武汉行营调查科,以及浙、赣、鄂、皖、湘、桂、黔、陕等省的保安处谍报股先后囊括到自己手中,使他的特务系统渗透到军事机关和地方保安系统。?

  1934年4月1日,经蒋介石批准,戴笠又以复兴社特务处和南昌行营调查科作为基础,成立军事委员会特务处。1938年春,蒋介石又确定军事委员会特务处扩大为调查统计局。戴笠资历浅,蒋介石任命侍从室一处主任贺耀组兼军统局局长,戴笠任副局长,负实际责任。林蔚既了解"老蒋"的意图,又深知戴笠的为人,哪里愿意插手,戴笠遂一手包揽了军统局的大权,特务人数激增至近十万人,就连美国总统罗斯福在开罗会议时,也向蒋介石提出要见一见这个"中国的希姆莱"。??

  抓捕中共地下党员廖承志;暗杀爱国进步人士杨杏佛;谋刺"国母"宋庆龄。"天下第一杀手"王亚樵行刺蒋介石,戴笠设"美人计"将王击毙,被誉为"特工王"??

  1933年3月的一天,蒋介石把戴笠召到官邸,交代说:"廖仲恺有个独子,叫廖承志,是共产党,你要把他抓起来。不过他母亲何香凝是中央执行委员,你们不能到她家里去抓人。"戴笠"咔嚓"一个立正,说:"请领袖放心。我马上就赶到上海去亲自部署。"?

  戴笠到上海后,召集手下一班人马开会,他交代任务说:"据我掌握的情报,廖承志虽在1925年参加了本党,但在1927年又秘密参加了共产党,去德国后还参加了德国共产党。后来到莫斯科,参加了职工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他回上海后担任了中华全国总工会宣传部长,全国海员总工会党团书记等职,是个重要的共党干部。但他平时活动于工人之中,要抓到他很不容易。各位有何高招?"?

  有个特务立即发言说:"最近我们抓到了一个共产党,叫王其良,是个软蛋,一动刑就供出了廖承志的情况。"?

  戴笠大喜,说:"很好!你们就顺藤摸瓜,让此人带路,速将廖抓捕归案。"?

  1933年3月28日下午,廖承志在公共租界被捕。廖承志机敏过人,诳称他马上可以带特务去抓捕同党。特务信以为真,押着他来到光裕坊8号。特务们闯进去一看,原来这里住的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著名国民党元老廖仲恺的夫人何香凝--廖承志用这种巧妙的方式通知了母亲。?

  第二天,报纸上就登出了何香凝致全国各界的通电,愤怒谴责了蒋介石和特务的暴行。?

  随即,孙中山夫人宋庆龄,1905年就参加了同盟会、辛亥革命成功后曾任中华民国教育总长的蔡元培,著名人士许德珩、沈钧儒、胡愈之、侯外庐、鲁迅等发表声明,要求立即释放廖承志,严惩无法无天的特务。特别是民权保障同盟总干事杨杏佛(杨铨),利用他的律师身份,到处奔走,竭力营救。蒋介石慑于国民党元老的巨大影响不得不下令将廖承志交由柳亚子担保释放。?

  但蒋介石心有不甘。他咬牙切齿,恨恨地对戴笠说:"杨杏佛身为本党党员,却搞什么人权保障同盟,营救政治犯,这明明是为共产党张目!你立即派人予以制裁,让杨杏佛永远闭上嘴巴。"?

1933年6月18日,这天刚好是星期天。杨杏佛清晨和儿子杨小佛一起乘汽车驶出中央研究院大门时,早就潜伏在附近的赵理君等特务突然冲上前去,对着杨氏父子连连开枪,杨杏佛中三枪,很快死去;儿子杨小佛腿部中弹,幸免于难。?

  蒋介石满以为杀了杨杏佛,人权保障同盟会会长宋庆龄等领导人会吓得噤若寒蝉,不再活动。不料宋庆龄又公开发表了《为杨铨被害的声明》,愤怒谴责蒋介石。?

  蒋介石手拿报纸,怒气冲冲地对戴笠说:"孙夫人太不像话了,公开骂我是杀人凶犯,她难道想步杨杏佛的后尘吗?!"?

  戴笠深知蒋介石和孙夫人宋庆龄的关系非同一般。从政治上来说,两人南辕北辙,大相径庭;但从亲情上来说,她是宋美龄的姐姐,是同胞骨肉。她又是国人乃至海外华侨人人尊重的"国母"!而蒋介石自诩是孙中山的"正宗传人"。想到这里,戴笠提醒自己不能随便表态。?

  蒋介石鹰隼一样的目光注视着戴笠,问道:"雨农,这件事你看怎么办?"?

  戴笠说:"一切听从领袖指示。"蒋介石心里骂了一声"滑头"。但又感到事关重大,一时难下决断,遂吩咐说:"你回去想想办法,谨慎行事,随时向我报告。"?

  戴笠和上海特区法租界特务组长沈醉进行了多次密商。?

  沈醉向戴笠献计说:"我们可以经常给孙夫人寄信,信中夹上一颗子弹头,什么字都不写,其意自明。"?

  戴笠点点头,说:"先这样试试看。"宋庆龄接到这类恐吓信后,丝毫不为所动。沈醉向戴笠汇报后,戴笠的马脸一沉,说:"你立即物色一个可靠人员,设法打进她的家,在她身边安上一个钉子。"?

  沈醉接口说:"能否搞个美男计试试?"?

  戴笠笑道:"此计大妙。"?

  但沈醉的"美男计"刚出笼即遭失败。因孙夫人家中除司机、门卫外,清一色都是女人。于是戴笠和沈醉密商后,改用"美女计",派了一个女特务化装成佣人,混进了宋家。?

  多事之秋,宋庆龄对这个新来的陌生女人很警惕。当她得知此人来路不明,令她立即离府。?

  戴笠十分焦急,说:"领袖已催问多次,老这样拖下去,我无法向领袖交代。"?

  沈醉把心一横,恶毒地说:"那就干脆制造一起车祸,将她撞伤,让她住进医院。再通过医护人员做手脚,让她长期出不了院,不死不活地活下去。这样,就可以一劳永逸,彻底解决领袖感到棘手的这个人了。"?

  戴笠听后,一拍桌子说:"我也曾想到过这一办法。你再具体说说,用什么样的车子?派谁开车去撞?选在什么地点?车子和司机被人抓住了怎么办?……你要知道,她不是杨杏佛,她是'国母'呀!撞伤了'国母',舆论汹汹,谁来承担责任?你要设想得再周密些。"?

沈醉反复考虑后,向戴笠提出了一个新方案:搞一辆构造结实的德国小轿车,由沈醉亲自驾驶,撞车地点选在租界内的环龙路、华飞路到霞飞路口。当宋庆龄的座车开出住宅后,沈醉就驾车紧紧跟上。遇到红灯,孙夫人的座车一刹车,就从后面用力地撞上?去……??

  戴笠专注地听着,插话问道:"为什么不在她的车行进时迎面、侧面或从后面撞上去呢?"?

  沈醉解释说:"我问过有经验的司机,他们说如果对方的车行进时撞上去,可能把车撞出很远,但车内的人不一定受重伤。车停下后,撞上去的力量很大,才能把车内的人撞伤。"?

  戴笠沉思了一下,点点头,又问道:"如果由你驾驶,会不会受重伤??

  沈醉说:"挡风玻璃一定要换成结实的,我再穿上一件防弹背心,可保无虞。"?

  戴笠又问:"如果你被巡捕抓住了,怎么办?"?

  沈醉慷慨激昂地表态:"撞车后,我把自己车内的制动器弄坏,表明并非故意。这样法律上负的责任就轻一些。即使判刑,也不是故意伤害罪、故意肇事罪,仅仅是不当心造成的一起责任事故。"?

  戴笠高兴地拍拍沈醉的肩膀说:"到那时我会想尽一切办法把你从监牢里弄出来。只是要暂时委屈你一些日子了。"?

  戴笠批准了沈醉的方案,令沈加速做好一切准备工作。戴还亲自和杜月笙联系,从杜那里搞来了一辆很结实的德国造轿车交给沈醉,让沈醉按照计划中作案的线路,进行了实地演练。?

  但每次和沈醉见面,戴笠总是强调:"刺宋"事关重大,一切听他的命令行事,绝不可鲁莽行事。?

  一次,戴笠郑重其事地问沈醉:"你有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只把宋庆龄撞成重伤而不是撞死?"?

  沈醉摇摇头,说:"没有把握。"?

  戴笠说:"我反复地想了又想,问题就在这里。如果你小子把她撞死了,全国舆论大哗,夫人再哭哭啼啼向领袖要人,领袖一怒之下,下令彻查。查来查去,都难逃干系,你我都可能当替罪羊。"?

  沈醉内心暗暗佩服戴笠的精明,一再保证自己绝不会出卖团体。但戴笠仍是一个劲地摇头,说:"算了吧,这个计划暂时取消。这也是领袖的意思。"?

  暗杀宋庆龄的罪恶计划虽然胎死腹中,但戴笠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进行了密谋策划,又一次暴露了他的丑恶面目。?

  蒋介石一生中曾多次遇刺。1931年3月,他在庐山一条小山路上突然遭到杀手的枪击,幸亏命大未被击中,但也惊吓得他魂飞天外。?

  蒋介石下令彻查,戴笠查来查去,未见端倪。?

  同年7月,蒋的妻舅宋子文(时任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又在上海北站遭到刺客的突然枪击,秘书当场殒命,宋子文死里逃生。?

  蒋介石怒不可遏,严令戴笠迅速破案。?

  戴笠出动大批特务四出侦探,最后向蒋介石报告说:这两次暗杀均系王亚樵所为。

蒋介石一听"王亚樵"这个名字,吓出了一身冷汗。他生平最怕的,就是这个号称"天下第一杀手"的王亚樵。?

  早年蒋介石混迹上海滩时,就对这位大名鼎鼎的"斧头党"党魁、安徽帮首领王亚樵敬畏有加。?

  王亚樵,生于1887年,安徽合肥人,辛亥革命时积极反对清王朝,追随孙中山,在安徽组织军政府,宣布独立。后又任社会党安徽支部负责人。但安徽督办将社会党宣布为"乱党",王亚樵逃到上海,加入了无政府主义小组。他组织了五十名精壮安徽青年,身佩利斧,凶悍异常,出没于上海滩,劫富济贫,为穷苦的安徽人撑腰壮胆。很快,王亚樵的门徒激增至数千人,就连杜月笙、黄金荣等青帮首领也对他退让三分。?

  后来,王亚樵被皖系军阀卢永祥委任为浙江别动队司令,在湖州招兵买马。其时戴笠在家乡无所事事,遂由江山同乡胡抱一介绍到湖州投靠王亚樵。王亚樵对他印象不错,任命他为小队长、中队长、纵队长。王亚樵、戴笠、胡宗南、胡抱一四人还歃血为盟,八拜成交,义结金兰。王亚樵年岁居长,是老大,戴笠是小弟弟。?

  世事如白云苍狗,变幻无常。现在,戴笠成了蒋介石宠信的军事委员会特务处长,炙手可热;而王亚樵则与政府为敌,东躲西藏,过着地下杀手的流亡生活。?

  蒋介石听了戴笠的汇报后说,如能争取王亚樵为政府所用,利莫大焉。他指令戴笠以四万元大洋收买王亚樵。不料王亚樵一口拒绝。蒋介石又命戴笠通知王亚樵,同意让王亚樵和把兄弟胡宗南一起组织安徽省政府,胡宗南任主席,王亚樵为副主席,又遭到王亚樵回绝。?

  蒋介石恨得咬牙切齿,向戴笠下达了死命令,说王亚樵既不能为政府所用,则是一大祸害,务必要将他杀掉,以绝后患。?

  戴笠受命后,冥思苦想了好几天,召集亲信密议了好多次。他又亲自出马到上海督阵,对部下说:"王亚樵这个人,烧成灰我也认识。他机警善变,狡兔三窟,而他在上海的住处多达十几个,一天换几个地方。他乘的汽车和化装,也一日数变,要抓到他真比登天还难。但我戴某人也不是吃素的。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谅他逃不出我的手心。"可是戴笠的大批特务搜遍了整个大上海,军警宪特在陆海空各个港口守候了半个月,王亚樵仍踪影全无。?

  蒋介石得报后,大骂戴笠"不中用"。戴笠哭丧着脸说:"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看来只有重金悬赏一法,才能促使他的知情人提供线索。"戴笠还吹嘘说他用这个办法,曾使无数军阀、政客俯首就擒。?

  蒋介石立即爽气地说:"好,就同意你的建议,悬赏一百万元大洋捉拿王亚樵。"?

  第二天,上海各报以突出位置刊登了蒋介石的悬赏令。?

  真是有钱能使鬼推磨。王亚樵手下一个姓柏的主动找上门来,向戴笠报告了王亚樵的行踪。戴笠大喜,一天下半夜亲自带领特务神不知鬼不觉地包围了王亚樵的住处,心想这次一定大功告成了。?

  不料进门一看,哪有王亚樵的影子?心细的戴笠伸手摸了摸被子,还有热气;又亲自从窗口爬到阳台上察看,发现了一条下垂的绳子。特务们神速地跟踪搜捕,可是竹篮打水--一场空,王亚樵还是从戴笠鼻子底下逃之夭夭。戴笠气得眼珠发白,大骂手下特务是一群废物。?

但一百万元大洋的重赏毕竟有很大的诱惑力,王亚樵手下人马纷纷动摇、瓦解、叛变,戴笠布下的天罗地网不断紧缩,王亚樵的处境越来越困难。?

  一天,沈醉眉开眼笑地双手呈送给戴笠一个大信封,说:"老板,王亚樵终于露馅了。你看这封信,就是他从厦门寄出的。"?

  戴笠接过信一看,信封上写着:"上海杨杏佛先生治丧委员会收"。落款是"厦门鼓浪屿××街××巷王寄"。信里装的是王亚樵亲笔写的一副挽联。?

  戴笠脸色阴沉,不言不语,仔仔细细把信封和信翻来覆去看了又看,最后哈哈大笑,对沈醉说:"老弟,你搞特工还欠火候,看不出这是王亚樵玩弄的金蝉脱壳、声东击西之计。我断定他没有去厦门,肯定还在上海!"?

  一天,沈醉带领十几个特务埋伏在王亚樵常来的一家钱庄门口守株待兔。?

  天刚亮,一个身穿黑色西装的人悄悄踅进了钱庄大门。沈醉认出此人就是王亚樵,立即禀报戴笠。?

  戴笠大喜,亲带大批人马赶到,紧紧包围了钱庄,心想:这一次你王亚樵纵有天大的本事,也插翅难逃我布下的天罗地网了。?

  正想着,只听得门"呀"的一声打开了,一个身穿旗袍、头戴花头巾的女人,手提菜篮子,边走边扣纽扣,款款地迈出门来,屁股一扭一扭地上街买菜去了。?

  特务们告诉戴笠这是老板太太。戴笠示意不要管她。?

  过了一会儿,门内仍无动静。急性子的戴笠等不及了,带领特务一拥而入,直奔老板卧室。他一脚踢开房门,只见身穿黑色西装的王亚樵,背向房门,面床而立。?

  戴笠深知王亚樵枪法的准确、厉害,连声说:"九哥,你不要开枪,快把枪放下。我们兄弟好说话。蒋先生看重你,他一直希望你能报效党国……"?

  戴笠话还没有说完,穿黑色西装的王亚樵慢慢转过身来,戴笠这才看清他根本不是什么王亚樵,而是老板太太。?

  戴笠气得直跺双脚,连发几枪打死了老板太太,以泄心头之恨。?

  逞胜好强的戴笠发誓一定要亲手抓到王亚樵。否则,自己这个特务处长就让给别人来干。?

  诡计多端的戴笠,又挖空心思设计了一个"美人计"。他对亲信说:"人都有七情六欲,自古以来英雄难过美人关,王亚樵也不例外。我们要想办法从这方面打开他的突破口。"?

  王亚樵有个铁杆兄弟名叫余立奎。他在香港时为了掩护王亚樵脱险而被捕入狱。王亚樵则应爱国反蒋人士李济深的邀请,秘密到达广西梧州,隐姓埋名住了下来。?

  余立奎的妻子名叫余婉君,年轻貌美,又喜交际,以前曾和王亚樵相好,后来王亚樵特地介绍给了余立奎。余立奎被捕后,余婉君独守空房,难耐青春寂寞,手头又缺钱花,正在这时,一位阔绰大方的花花公子主动向她接近,带她出入舞厅酒楼,花钱如流水,很快使她投怀送抱。?

  这个阔少,其实是戴笠精心挑选的特务程子贤。?

  为了抓到王亚樵,戴笠特地从南京飞到香港,亲自接见余婉君,送给她十万元巨款,然后向她面授机宜,如此这般一一作了交代。

余婉君知道王亚樵的行踪,悄悄从香港赶到梧州,找到了王亚樵。一番哭诉,一番撒娇,两人旧情复燃,王亚樵很快与余婉君出双入对,经常幽会,而且放松了警惕,常常连保镖也不带。?

  手下人员对新来乍到的余婉君心存疑虑,多次提醒王亚樵要提高警惕。?

  可是正如戴笠所判断的,王亚樵真是英雄难过美人关,竟一头拜倒在余婉君的石榴裙下,死到临头还不知是怎么死的。?

  1936年10月20日晚上,华灯闪耀,夜幕低垂,王亚樵单身一人来到余婉君的住处幽会。49岁的王亚樵叱咤风云几十年,哪里会想到这是他生命的最后一天。?

  王亚樵上得楼来,躲在暗处的特务猛地向他撒来一大把石灰,紧接着一阵猛射,把王亚樵打倒在地。王亚樵眼睛睁不开,头脑仍很清醒,迅即举枪还击。然而特务人多势众,又是一阵猛射,王亚樵身中五枪,又被捅一刀,死在情妇余婉君的房间里。?

  戴笠用精心策划的"美人计",刺杀了"天下第一杀手"、抗日反蒋的爱国者王亚樵,既赢得蒋介石的奖赏,又赢得了一顶桂冠:"民国第一杀手"。人们夸他比"天下第一杀手"还要厉害,是名副其实的"特工王"。??

  为军统闽北站站长张超鸣冤叫屈,痛哭流涕,长跪不起,被蒋介石厉声斥责:"你真无耻!"戴笠手书"秉承领袖意旨,体念领袖苦心",并以此为军统特务机关的训词??

  1938年的一天,在武汉的戴笠收到军统福建站一份特急电报:闽北站站长张超被福建省政府主席兼福州绥靖公署主任陈仪逮捕,处境危殆。?

  戴笠看了电报,既生气又着急。?

  戴笠知道陈仪这个人非但不好惹,而且有股子倔脾气,说得出,做得到,张超落到了他手里,凶多吉少,性命难保。?

  戴笠报经蒋介石批准,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的名义,给陈仪发了一份特急电报,要陈仪速将张超押来战时临时首都武汉由中央直接处理。?

  小小一个闽北站站长,顶多是个"县团级"、为什么竟会引起戴笠和陈仪双方如此重视??

  闽北站是军统在福建北部的一个派出机构,有道是"庙小妖风大",张超其人官不大,野心却不小,伸手向陈仪要武器装备,还要官、要权,想弄个绥靖公署的情报处长干干。陈仪不给,他就怀恨在心,暗中派人杀害了陈仪的亲信黄丙丁(省立医院院长)和刘雅扶、刘爱其(省电灯公司负责人),还到处张贴标语,煽风点火,进行"倒陈"活动。?

  陈仪是国民党元老,早年参加同盟会,连蒋介石也对他很尊重,一口一声"公洽先生",对他礼遇有加。他查获这一切均系张超所为,遂将张超抓了起来。?

  戴笠要求将张超押往武汉的电报发到陈仪手中后,陈仪认为蒋介石决不会为区区一个闽北站长发一份电报,想必是军统狐假虎威,冒蒋介石的名义而发。陈仪还认为:"张超此人将来一定是福建的祸害,碰到机会就想妄动。"决不能"放虎归山",陈仪压下电报,来了个"先斩后奏",下令将张超枪决。?

  飞扬跋扈的戴笠,头一次遭受到这样蔑视,面子上下不来,立即到蒋介石面前哭诉,状告陈仪蔑视中央,超越事权,胆敢不报告而擅杀军统要员,叫我们今后怎么工作?

蒋介石听了戴笠所言,觉得也有道理,于是发了一份电报,批评陈仪"杀张超之所为,完全目无中央",命令将福建保安处处长叶成押解到武汉审查。戴笠知道这个消息后十分高兴,准备等叶成一到武汉就将他扣押下来,从他那里找到陈仪的把柄。谁知,叶成刚下飞机,就被何应钦亲自驾车接走,直接送到了张群的公馆里保护起来。原来,陈仪已给何、张两位好友打了电话,要他们尽力保护叶成。然后,张群又把叶成带去晋见蒋介石,汇报了张超在福建的种种劣迹,还将张超所贴的反陈仪的标语呈交给蒋介石。?

  蒋介石了解了情况后,非常恼火,把戴笠叫来,对他大骂道:"你又是呈文上来,又找我哭诉,说张超是冤死的!可是他在福建反对人家,陈仪的人证物证俱在,你怎么交代?"以前,蒋介石大发雷霆之时,戴笠总是垂手而立,老老实实地听蒋介石斥骂,绝没有丝毫不满之意,甚至会觉得是一种荣耀。但这一次,戴笠本来就因为没有扣住叶成憋了一肚子火,蒋介石又是这样的态度,情急之下,头脑发热,"扑通"一声跪在了蒋介石的面前,委屈地说:"校长,张超虽有不是之处,但罪不至死啊!现在死无对证,这些标语是真是伪很难说清,如果校长不为我们团体做主,今天我就跪着不起来了!"?

  蒋介石被他的这个动作吓了一跳,随即反感地骂了一句:"你真无耻!"转身就要离去。戴笠一下子急了,大声说:"学生无能,但不是无耻,若学生今天是为了升官发财给校长下跪,是无耻,但是学生是为我们无辜被害的同志申冤。如果是张超真有罪,那就是我领导部下无方,请您准我辞职!"戴笠因为紧张和激动,面色惨白,浑身上下大汗淋漓,身子还微微地颤抖着。蒋介石看着戴笠这个样子,不禁有点同情他,语调缓和地说:"快起来吧,你辞职了,谁能干这个工作呢?让人看见了像什么样子,你怎么能这样威胁革命领袖呢?"戴笠越发觉得委屈,痛说陈仪的不是,要蒋介石把陈仪杀掉,还说:"校长如果不同意,学生就跪在这里不起来。"?

  蒋介石只得转身让侍卫把宋美龄请来。宋美龄来了之后,看见戴笠跪在地上,蒋介石束手无策的样子,先是一愣,然后笑了笑,说:"雨农,这是干什么?快起来,不要威胁委员长。"说着就扶他起来,戴笠不好意思再跪着,站了起来。蒋介石也慢慢地踱到戴笠的面前,语气更加柔和地说:"陈仪是政学系首领之一,他在党内有一定的势力。你应该体谅我的苦心,我马上下令将叶成撤职,继续将他扣押,你回去想想吧,张超之事再不要提了。"?

  戴笠被蒋介石一番推心置腹的话感动得热泪盈眶,他对蒋介石夫妇深深地鞠了一躬,说道:"我一定秉承校长旨意!"?

  回去之后,戴笠挥笔手书"秉承领袖意旨,体念领袖苦心"等字,并将毛人凤等心腹招来,说了晋见老蒋的过程,把这两句话给他们,并告诉他们张超的追悼会开过之后,这件事就不要再提了。?

  后来,在军统局的改组大会上,戴笠正式把"秉承领袖意旨,体念领袖苦心"这十二个字规定为军统局的工作宗旨,深得蒋介石的欢心。??

  19岁结婚,夫妻失和,元配毛秀丛十几年不和他说一句话。迷恋"电影皇后"胡蝶,千方百计诱使她投怀送抱,挥金如土只为"影后"抿嘴一笑??

  戴笠一生中玩过数不清的女人,但明媒正娶的妻子只有一个,这就是他的原配夫人毛秀丛。戴笠16岁那年,辛亥革命爆发,正在文溪小学读高小的戴笠满腔热血,宣传反对清王朝,反对吸鸦片,反对女子缠足。然而他还是听凭父母之命媒妁之言,19岁那年娶了一位缠过足的农村姑娘。

毛秀丛和戴笠结婚后,开始时夫妻感情不错,两年后还生了一个儿子,取名藏宜,这是戴笠唯一的儿子。当年,戴笠从江山千里迢迢去广州报考黄埔军校时,毛秀丛几天夜里不睡觉,为戴笠缝制衣服和鞋子,还将自己结婚时陪嫁的一支金簪交给戴笠做盘缠。?

  戴笠发迹后,曾将毛秀丛和母亲一起接到南京住过一些时间。毛秀丛发现戴笠乱搞女人,还染上了性病,一气之下回了江山老家,从此以后再也没有与戴笠讲过一句话,直至1939年去世。她的倔强和硬气,使许多军统特务也为之叹服。?

  戴笠玩弄过的众多女性中,最使他中意的是余淑衡和胡蝶。?

  余淑衡是湖南人,毕业于中央政治大学外语系,1938年进入军统在重庆举办的外交训练班学习。班上绝大多数是大学生,女生又特多。余淑衡长相出众,成绩优秀,鹤立鸡群,使兼任班主任的戴笠一眼就看上了她。毕业后,余淑衡被调到戴笠身边当秘书。不久后,她就成了戴笠的情人,两人如胶似漆,难舍难分。戴笠甚至取了一个化名叫"余龙"。他讨好地对余淑衡说:"我取这个名字,表示我很愿做你们余家的乘龙快婿。"?

  余淑衡到美国去后,戴笠很快盯上了著名影星胡蝶。胡蝶1908年生于上海,18岁从影,二三十年代风靡全国,1932年被几家报刊选为"电影皇后"。戴笠看了她主演的《火烧红莲寺》、《啼笑姻缘》、《绝代佳人》等影片,对她的美艳绝伦和精湛演技崇拜得五体投地,发疯似的想将她搞到手。?

  但是,军统和戴笠本身作恶太多,杀人如麻,在社会上声名狼藉,稍为正派的人唯恐躲之不及,胡蝶是个有社会地位的人,对戴笠也没有什么好感。?

  戴笠有个莫逆之交叫唐生明,是唐生智的胞弟,黄埔四期生,官居中将警备司令。唐将军的夫人徐来,是个电影明星,和胡蝶很要好。一天,戴笠向唐生明和徐来表露了对胡蝶的倾慕之意。?

  徐来笑道:"戴将军风流倜傥,胡女士风姿独具,真是天生一对。但是,贵为电影皇后,胡蝶这个人非常清高、孤傲。你戴先生要吃这块天鹅肉,也非易事呀!"?

  戴笠谄媚地一笑,说:"那就全靠嫂夫人帮忙,拜托了!"?

  胡蝶颇有爱国心。上海沦陷后逃到了香港。1941年日寇占领香港,胡蝶又辗转逃到广东曲江(今韶关市)。为行动方便,她将几十箱财物托友人运送,自己和丈夫到了陪都重庆。?

  这时戴笠在重庆正红得发紫,炙手可热。惜乎徐来随唐生明去了上海,执行蒋介石、戴笠交给的打入汪伪集团的绝密任务,天各一方,当然不能再为戴笠跟胡蝶牵线搭桥。怎么办??

  天无绝人之路,戴笠很快打听到胡蝶暂时借住在杨虎公馆,杨虎现任妻子林芷茗和胡蝶一块长大,感情甚笃。戴笠一拍大腿,高兴得跳了起来,说:"真乃天助我也!"?

  杨虎曾任北伐军总司令部特务处处长、上海警备司令、淞沪警备司令,很早就和戴笠成了密友。?

  胡蝶住到杨公馆后,杨虎特地为她举行了一次盛大的家宴,戴笠当然在邀请之列。

那天,戴笠理了发,洗了澡,身穿一套毛料中山装,容光焕发,风度翩翩,来到了杨虎公馆。?

  胡蝶虽然年过三十,但她驻颜有术,依然俏美绝伦,风姿不减当年,直把个戴笠看得失魂落魄,不住地咽口水。?

  杨虎悄悄地和戴笠耳语说:"我杨某愿为你促成好事,但她很清高,不易上手,你得有所表现。"?

  戴笠急不可待,问道:"好,需要什么,你尽管说,除了天上的星星、海底的龙肉,我什么都可以给她搞来。"?

  杨虎笑笑,说:"那倒也不是。不过她从香港逃亡时,途中丢了三十几箱财物,至今音讯杳无,胡女士为此茶饭不思,人也瘦了好多,希望你能想想办法把它找回来。"?

  戴笠松了一口气,笑道:"我道是什么天大的难事,原来如此。小事一桩,好说,你就告诉胡女士,请她听我的好消息。"?

  事隔一两年,丢失地点又远在广东境内,戴笠花了好大的劲,才找回几件。他又下令将当时运财物的人予以拘捕,再照他供述的清单将胡蝶的失物一件一件购置,总算凑满了几大箱,亲自登门送到胡蝶手中。胡蝶连声道谢,对戴笠有了很好的印象。?

  为了讨胡蝶的欢心,戴笠还特地在重庆市内一个叫神仙洞的地方建造了一个豪华的公馆。他陪胡蝶去看工程时,肉麻地讨好说:"我最喜欢这个地方,神仙洞里住神仙,您胡女士就是天上下凡的仙女呀!"?

  戴笠当着胡蝶的面用手一指,说:"为了让您不爬坡,一下车就能进公馆,我准备把这块地皮也占过来,您知道这是谁的地皮吗?"胡蝶摇摇头。戴笠带着得意的口吻说,"这是三十集团军上将总司令王陵基的地皮。他又是四川的地头蛇,不好惹呀!不过我已发电报给他,说是为了招待美国海军梅乐斯将军,要盖个公馆,他已回电同意了。"?

  公馆建好后,戴笠又花一万多银元购置了名贵花木植于园中。家具也十分高级,极尽豪华之能事。一切就绪后,戴笠带着胡蝶兴致勃勃地到公馆看房子。花了几十万民脂民膏,终于博得了"影后"的抿嘴一笑。戴笠如愿以偿地得到了胡蝶的欢心。?

  后来戴笠坠机身亡,胡蝶去了香港,1982年定居加拿大,1989年4月23日逝世于温哥华,终年81岁。她生前出版了一部《胡蝶回忆录》,与戴笠的这段关系她说了如下几句话:"关于这段生活,有很多传言,而且以讹传讹,成了有确凿之据的事实。现在我已年近八旬,心如止水,以我的年龄也算得高寿了,但仍感到人的一生其实是短暂的,对于个人的生活琐事,虽有讹传,也不必过于计较……"尽管胡蝶只字未提到戴笠,但戴笠玩弄和蹂躏包括胡蝶在内众多女性的劣迹,昭然若揭。??

  恶贯满盈,坠机戴山,尸体在"困雨沟"中浸泡了三天三夜。蒋介石亲自主持公祭、择下葬之处。各地军统特务收到五千多副挽联??

  1946年,戴笠在北平过完了他一生中最后一个春节,准备在布置好北平的工作后,赶到南京、上海,去见何应钦和胡蝶,然后在3月底之前赶回重庆,去主持军统每年一度的"四·一"纪念大会。

抗战胜利半年以来,国民党政府在重庆召开的三次重要会议中,每次都有人提出要取消特务机关,其中不乏陈立夫、陈果夫和李士珍等要人。戴笠对军统和自己的命运忧心忡忡,生怕蒋介石"兔死狗烹,鸟尽弓藏"。东北办事处主任文强劝他以退为进,以出国考察为名,暂时避避风头,戴笠心中不由泛起了几分苦涩之味。?

  在离开北平的前一晚,他驱车到郑介民的居所,就东北方面的问题、军统局各个情报单位的财产问题都作了详细地交代。郑介民一向对这些繁琐的具体事务不耐烦,摆手说:"我不要同你谈这些事情!"戴笠非常严肃地说:"不行,你一定要了解清楚,我绝对不能再干了,准备出国。你要准备担负全部的工作,必须知道全部情况。"说着,又絮絮叨叨地说了许多有关事务,包括若是政府不管军统之人,以军统的财产也可以解决遗眷等问题。郑介民后来回忆起来,觉得戴笠当时的语气十分反常,就像是临终之人交代后事一样。?

  第二天,戴笠在离开北平到天津之前,与他有三十多年交情的老部下王蒲臣要率部下赴机场为戴笠送行,戴笠坚持不要王蒲臣送他,但一向听从戴笠命令的王蒲臣表现得十分固执,非要送行不可,戴笠最后只好同意。临上飞机前,两人道别,戴笠紧紧地握住王蒲臣的双手,半晌没有松开,戴笠说:"这是最后一次送行了,下不为例!"王蒲臣听得稀里糊涂,回答说:"好,好,最后一次,这是最后一次!"竟然没有想到"一语成谶",王蒲臣真的是最后一次为戴笠送行了。?

  17日,戴笠带着一行随从准备从青岛登机飞往宁沪。当时青岛天气不好,烟雨凄迷,送行之人劝戴笠改天再走,但戴笠坚持要走,他说:"我已报告了校长,18日一定赶回重庆。今天一定要赶到南京或者上海。"机场工作人员报告说:"上海天气条件恶劣,南京的天气还好。"戴笠就让机场人员多给飞机备点汽油,万一上海无法降落,就转往南京,先去见何应钦,再往上海与胡蝶相聚。?

  飞机先到达上海上空,但是由于雨大云厚,无法降落,飞机又飞往南京,南京的天气状况同样恶劣,机场方面命令飞机改飞别处,但是,222号飞机上的飞行员说,戴笠坚持要在南京机场着陆,让机场做好准备。从那以后飞机与地面失去了联系。?

  18日,军统南京办事处主任刘启端与跟随戴笠多年的副官贾金南等人乘车沿京芜公路巡查,在江宁县板桥区打听到前几天有架飞机在左边山区撞山而坠。他们立即赶到出事地点--戴山,当他们看到坠机现场的惨状,不由得放声大哭起来。?

  据当地人讲,飞机撞山之后,油箱爆炸起火,在大雨中燃烧了一天一夜。贾金南四处寻找戴笠的遗骸,但飞机上所有的人都烧得像黑炭一样,贾金南只好将每一个人的嘴掰开,查看牙齿,因为戴笠左边的臼齿上镶有六颗金牙。最后,他终于在半山腰一条叫"困雨沟"的水沟里,找到了戴笠被烧成黑炭的尸体。?

  当戴笠的死讯被证实后,南京、上海等地的大特务纷纷赶到出事地点,贾金南拖着戴笠的遗骸想搭乘那些大特务的车,竟然被他们断然拒绝。贾金南气得大哭,说:"戴先生,你尸骨未寒,他们就这样待你,真是丧尽天良啊!"?

戴笠很迷信,他修房建屋都要请人看风水,以至于军统里的大特务都相信阴阳命相一类的东西。因为戴笠"命中缺水",军统局本部在抗战期间使用的化名,总是用一些"水"多的名字,如江汉清、沈沛霖、洪淼等,其中的一些名字甚至是戴笠亲自拟定使用的。到了1945年底,戴笠外出公干,不在重庆,秘书室助理秘书袁寄滨不相信迷信,有意拟了一个缺水而多山的名字:高崇岳,想看看有没有什么"副作用",毛人凤一时大意,也批准了。可是凑巧得很,戴笠不久就摔死在戴山之上,紧接着,军统也宣告结束改编,缩小了范围,势力大不如前,使得许多军统的高层特务都私下嘀咕:"就是那个化名取坏了!"?

  戴笠死后,蒋介石对失去这一得力干将,感到非常痛心,他冒着酷暑亲自在南京紫金山上为戴笠择好一个"风水"很好的地方,嘱咐毛人凤一定要在午时下葬。6月12日,蒋介石亲自主持了公祭,痛呼:"胡期一朝,殒此英贤;心伤天丧,五内俱煎!"足见他们的"君臣之情"还是颇深的。由于"特工王"戴笠当时的影响太大,公祭活动以来,各地军统收集到的挽联就达五千多副,其中尤以大律师章士钊的挽联最为让人叹服。此联用"春秋笔法",十分贴切地概括了戴笠一生的特点,一时间被四处传颂,称为佳作。此联为:

  生为国家,死为国家,平生具侠义风,功罪盖棺犹未定;?

  誉满天下,谤满天下,乱世行春秋事,是非留待后人评。

第2部分中统掌门——徐恩曾

徐恩曾()字可均,浙江吴兴(今湖州市)人。1927年加入CC集团,曾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长、处长。中统局副局长、代局长、交通部政务次长等职。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1945年1月被免去本兼各职。1985年在台湾去世。

徐恩曾()字可均,浙江吴兴(今湖州市)人。1927年加入CC集团,曾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长、处长。中统局副局长、代局长、交通部政务次长等职。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1945年1月被免去本兼各职。1985年在台湾去世。

  送礼跑官,硕士"跳槽"搞特工。倚仗"二陈",上蹿下跳,处心积虑挤走叶秀峰,终于抢到"调查科长"的肥肉??

  徐恩曾早年毕业于南洋大学(交通大学前身),又留学美国获得硕士学位,学的专业是当时最先进的无线电技术,回国后奉命筹建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并当上了电台主任。?

  一天,徐恩曾手提大包小包礼物,来到了表兄陈果夫家中。?

  陈果夫比徐恩曾大四岁,时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他正在院子里观赏花木,见徐恩曾登门拜望,连声说:"可均(徐恩曾字),你怎么一大早来了?快进屋里坐。"?

  寒暄过后,徐恩曾开门见山地说:"果兄,我想换个单位,到你的中央组织部工作怎么样?"?

  陈果夫哈哈大笑,说:"可均,你在美国苦学多年,掌握了先进的无线电技术,学贯中西,多少人都羡慕你呀!到组织部来当个干事,做做一般的行政工作,岂不是大材小用,埋没了你这个人才。"?

  徐恩曾见陈果夫不肯帮忙,只得求助于陈立夫。?

  经过陈立夫的一番活动,徐恩曾顺利调入中央组织部当了总务科长。时为1930年,徐恩曾34岁。?

  中央组织部下设处、科、股。论职务,徐恩曾比表弟陈立夫还低两级。但他并不因此而心里不平衡,相反,他工作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干得十分出色,凡是"果兄"、"立弟"交办的事,不论巨细,都迅速办妥。平时对"二陈"非常恭顺,即使是表弟陈立夫,他也主动为他开车门,扶他上下车。旁人见此情景,在背后议论纷纷,但徐恩曾照样我行我素。?

  徐恩曾虽为总务科长,但对同在中央组织部里的党务调查科的内部工作却不知情,总感到它很神秘,鬼鬼祟祟的不知在搞什么名堂。该科科长吴大钧是浙江老乡,与他还是留美同学。徐恩曾就和他套近乎,逐渐弄清了党务调查科原来是搞特务工作,它的任务是侦查共产党和反蒋派的内幕,活动范围很广,权也很大。这使嗜权如命的徐恩曾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向往。他决定把党务调查科科长这块肥肉搞到手。?

  继吴大钧任调查科科长的是叶秀峰,此人和陈立夫同岁,两人是南洋大学矿冶系的同班同学,又都毕业于美国匹兹堡大学,同获硕士学位。可是眼下他的职务却比陈立夫要低得多。生性好强的叶秀峰说什么也咽不下这口气,工作中就常和陈立夫顶顶撞撞。徐恩曾将这一切看在眼里,心中暗喜。他竭力想取而代之,就常在陈立夫面前说叶秀峰的坏话,进行挑拨离间。?

  果然,叶秀峰和陈立夫公开闹翻了。他一气之下跑到杭州"疗养"。徐恩曾立即假惺惺地到杭州对叶秀峰进行"慰问",当然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他对叶秀峰说:"叶兄,论资历,论学识,论才能,你早该当处长了,可是现在只当了个科长,有什么意思?"叶秀峰是聪明人,知道徐恩曾明明是来"劝退"的,也就顺水推舟地说:"徐科长所说极是。我是无论如何不回调查科了。"?

  徐恩曾处心积虑地一番活动,挤走了叶秀峰。又向"二陈"逢迎讨好,一次又一次地送礼、跑官,终于当上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科长,从此开始了他长达十五年的中统特务生涯。?

招降顾顺章,屠杀恽代英和蔡和森,从蒋介石手中领回血淋淋的十万元赏洋。疯狂进行文化"围剿",魔爪伸向鲁迅??

  徐恩曾走马上任,凭他的聪明和才干,很快把党务调查科的工作搞出了新名堂。?

  徐恩曾常说:"事在人为,没有人就办不了事。"他接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扩大编制,招兵买马。他提出并经"二陈"批准,在调查科内增设一个"特务组",举凡对共产党的调查研究、密谋策划、情报搜集、破坏活动的指导等等,统由该组负责。?

  接着,徐恩曾又增设了一个"言文组"。他交代该组的任务是负责搜集各省市的报章杂志、

  各种进步刊物以及国外的华文报刊,分门别类地加以整理,从中了解共产党和进步人士的动向。调查科的人员很快从十七八人增加到五十多人,成为中央组织部中人数最多的一个科。?

  一天,陈立夫把徐恩曾找到办公室,向他传达了蒋介石的"训示"。蒋介石强调说,最近共产党到处滋事,搞得全国不宁,调查科在对付共产党方面,要拿出切实可行的新办法,特别要注意缉拿共产党首领。?

  陈立夫问道:"可均兄,领袖要你们想出新办法对付共党,期望殷切,要求很高,不知兄有何高招?"?

  徐恩曾说:"共党很狡猾,主要活动在上海、武汉、郑州等大城市,我们准备从调查科中派出三人,任命为特派员,并配备工作人员和电台,分别常驻上述三个城市,以后再选派人员,逐步在各省、特别市和铁路设立特务室,以加强对共党的侦缉工作。"?

  陈立夫说:"好,这样可以直接加强我们对这几个重点城市的监控。但派去的特派员要选准,要精明干练。"?

  徐恩曾"用人有方",他手下的特务蔡孟坚秘密到达武汉后,果然很快就抓到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

  顾顺章押到南京后,徐恩曾连夜带着顾顺章赶往上海抓捕中共领导人。可是迟了,由于中共特工钱壮飞等人杰出的工作,中共中央领导人都已人去楼空。?

  徐恩曾连连扑空,心里有说不出的懊恼,直怪顾顺章招供太迟。顾顺章为了"立功",又向徐恩曾附耳低言:"中共领导人恽代英还关在你们的监牢里。不过他化名叫王作霖,一直骗过了你们。经过中共营救,你们最近就要将他释放出狱了。"?

  恽代英是中国共产党的著名领袖,在南昌起义时任前敌委员会委员兼政治部主任,还担任过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长、组织部秘书长。1930年5月被敌人逮捕后,他巧妙地隐瞒了身份。?

  徐恩曾立即派特务按照顾顺章的密告,将恽代英查获。他还亲自出马对恽代英劝降,妄图使他像顾顺章那样叛变后供出党的机密。恽代英是个铮铮铁汉,尽管徐恩曾挖空心思,他仍然守口如瓶,行刑时还高呼口号:"中国共产党万岁!"前往监斩的特务骨干顾建中说:"共产党人这种宁死不屈的精神,真是可怕。"徐恩曾却恶狠狠地说:"对这种死硬的共党分子,一定要坚决杀掉,绝不能留后患。"

徐恩曾在上海连续三天三夜不眠不休,抓捕了来不及转移的一些中共地下党员。除个别人叛变外,大多数人都被杀害。?

  顾顺章告密说,中共领导人、曾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中央宣传部长的蔡和森正在香港活动。徐恩曾立即派特务骨干带着顾顺章秘密到香港抓捕了蔡和森。后来,蔡和森也被杀害。?

  蒋介石高兴地召见了徐恩曾,陈果夫和陈立夫陪同接见。蒋介石笑逐颜开,和徐恩曾亲切握手,表扬说:"果夫、立夫向我推荐,说你是个人才,你果然没有辜负我对你的期望和重托,招降了顾顺章,查获了恽代英、蔡和森等共产党头目,还抓捕了一批共产党分子。你为党国立了功,我要重重奖励你。"很快,蒋介石下令奖给调查科十万元大洋。在此基础上,徐恩曾又处心积虑地搞起了一个特务机构--特工总部。?

  特工总部下设书记室和训练、情报、总务三个科。书记室内设组织、指导、审理、行动等四个课(小于科,相当于组)。此外还有设计委员会、总督察、电讯总台、密电研究室、行动队等等。徐恩曾还将特工总部的黑手伸到各省、市和铁路系统,分别设置了"肃反专员"和"特务室"。当时中统内部流传着一首歌谣:"专员多似狗,科长满街走,秘书无人问,处长人人求。"?

  徐恩曾在用人政策上是"武大郎开店",绝对不允许部属中有超过自己者。为了建立自己的绝对权威,他采取的第一道撒手锏是搞掉调查科总干事张冲。?

  张冲,字淮南,又字怀南。他任中央组织部调查科总干事后,能力和业绩并不逊于徐恩曾,这就招致了徐恩曾的戒备和猜忌,生怕张冲会将自己取而代之。张冲曾对人说:"要不是钱壮飞,中共中央早就被一网打尽了。"徐恩曾生怕此话传到蒋介石耳朵里,遂多次向"二陈"进谗言。?

  一天,徐恩曾找张冲谈话。?

  徐恩曾满脸笑容,装出非常和蔼亲切的样子,说:"淮南兄,特工总部成立后,非常需要有一个机构,经常对重大问题出谋划策,作出战略性的决策,组成人员必须对本科工作有过重大贡献,有资历,有威望,有水平。经果兄他们批准,这个机构的名称就叫设计委员会,其主任委员一职,非兄莫属。"?

  张冲听徐恩曾这么一说,就知道了他的真正意图。慑于"二陈"的淫威,他只好接受了这个闲职。可是坐冷板凳的滋味并不好受,个性倔犟的张冲不久后拂袖而去,出国到欧洲"考察"去了。?

  挤走了张冲,徐恩曾坐稳了特工总部的第一把交椅,心里好生得意。?

  叛徒顾顺章出卖中共大量机密后,徐恩曾给了他很高的薪金,还"赠"给他一幢房子,并派一名女特务给他当老婆,实际上是监视其一举一动。?

  一天,徐恩曾得到报告,说顾顺章某日酒后对人说:"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徐老板只让我当当教员,编编训练班的教材,并不重用我,我还不如到戴老板(戴笠)那里去。"?

  徐恩曾还得到密报,说顾顺章私下对陈俊德(亦为中共叛徒)说:"共产党固然不好,国民党更坏。从现在起我要注意联系自首人员,另外成立新共产党组织。"?

  中统和军统平时就势不两立。徐恩曾和戴笠见面时握手言欢,背地里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徐恩曾心想,你顾顺章要"跳槽",甚至野心不死,竟敢策划成立"新共产党",这还了得!于是禀报蒋介石和"二陈"后,将顾顺章关进苏州反省院,还给他穿了琵琶骨,不久后将他秘密处死。

徐恩曾及其领导的调查科和特工总部,除了残酷镇压共产党人,还对进步文化进行疯狂围剿。?

  一天,徐恩曾得到密报,说留俄学生招待所有个人在上海发现了中共地下交通员唐禹。他想这是个立功的难得机会,就立即带领得力骨干赶到上海,守候了三天三夜,终于在第四天早晨将唐禹抓获。?

  徐恩曾亲自找唐禹谈话,一番威逼利诱后,唐禹招供说:"我在共产党沪东区委工作,我今天的任务是通知林育南、何孟雄、李求实等人开一个重要会议。"并供出了会议时间、参加人员名单以及接头暗号。?

  徐恩曾大喜,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布置特务做好一切准备工作,"务必将共党分子一网打尽"。?

  这天是周末,时值隆冬,寒风凛冽,街头灯光昏暗,行人很少,几辆警车分别开到东方旅社和中山旅社门口,特务破门而入,将两处开会的十几名共产党员全部逮捕。?

  徐恩曾接连搜捕了五天五夜,共抓捕了中共各级干部三十余人。他下令将人犯统统关押,严密看管,自己驱车返回南京向蒋介石和"二陈"做了一番绘声绘色的汇报,蒋介石高兴地夸奖徐恩曾"精明干练"、"功在党国"。?

  不久后,中共湖北省委代理书记林育南和著名作家李求实、柔石、胡也频、冯铿、殷夫等在上海龙华惨遭杀害。?

  徐恩曾还在被捕的作家柔石口袋里,发现了鲁迅与北新书局的一份合同,他恶狠狠地下令务必将鲁迅抓捕归案。但特务们到处搜查,却始终不见鲁迅的身影。原来鲁迅得到消息后,全家躲避到了一个偏僻的名叫花园庄的客栈里。这位英勇反对国民党"文化围剿"的旗手侥幸逃脱了厄运。?

  ?大色鬼妻妾成群,玩弄女人无数。第三任妻子是中共叛徒,"二陈"极力反对,他铁了心去找蒋介石:我和她是非君不娶,非君不嫁??

  徐恩曾是个大色鬼,有过三次婚姻,玩弄过数不清的女人。?

  徐恩曾明媒正娶的原配夫人名叫梅幼琴,和他是浙江吴兴(今湖州市)老乡。开始时徐恩曾与妻子的感情很好,卿卿我我,如胶似漆,还生了一个女儿。?

  徐恩曾当上特务头子以后,觉得家乡的"糟糠之妻"土里土气,一股"乡巴佬"的味道,比不上身边那些女人洋气,于是在外面到处拈花惹草,寻花问柳,把老家的发妻渐渐抛到了脑后。?

  徐恩曾升任调查科科长后,手下的女特务和部属的妻子,只要有些姿色都会被他看中,他就利用职权想方设法加以蹂躏。?

  徐恩曾还不满足于像这样"打游击",他想找一个固定的女人。比较来比较去,他对同在中央党部工作的王素元颇为中意。?

  20岁左右的王素元,东北人,个子颀长,双乳高高突起,皮肤白皙,浑身散发出青春气息,常使徐恩曾看得垂涎欲滴。?

  一个是有权有势的特务头子,一个是年纪轻轻未谙世事的小职员,两人眉来眼去,日久生情。不久以后,王素元就成了徐恩曾的情人。?

  一天,徐恩曾对王素元说:"我要办一个实业社,地点就在中山东路上,店名嘛,我想好了,就叫正元实业社,你知道我为什么取这个名吗?"?

  王素元没有喝过"洋墨水",文化不高,半天也没弄明白徐恩曾的意思。

徐恩曾在她脸上吻了一下,说:"你知道我最最崇敬的是蒋先生,最最喜欢的就是你,蒋先生名中正,字介石,我从他的名字中取一个'正'字,从你的名字中取一个'元'字。以后这个'正元实业社'就是我俩的家了。"?

  王素元立即紧紧地抱住了徐恩曾,她以为自己真的就是"徐老板"最最喜爱的人。其实,徐恩曾说的完全是花言巧语。?

  一天,王素元的姐姐王素卿从北京来南京看望她。姐妹俩久未见面,格外亲热,谈得十分起劲。突然,门"吱呀"一声开了,徐恩曾走了进来。徐恩曾虽知王素元有这么一个姐姐,但从未谋面,今日一见,不觉看呆了。王素卿也像妹妹一样身材高挑,但体态更为丰腴,她在燕京大学读书,有一种徐恩曾十分欣赏的知识分子的高雅气质,这是王素元所缺少的。徐恩曾正看得入神,王素元说:"我姐姐要在南京玩几天,请徐老板帮忙安排一下,好吗?"?

  徐恩曾连忙大献殷勤:"好说,好说!今天晚上敝人给王小姐接风洗尘,素元你作陪,务请王小姐赏光。"?

  当晚,徐公馆里酒筵丰盛,徐恩曾给王氏姐妹殷勤劝酒。徐恩曾居心叵测,为了把王素卿搞到手,他暗地里给王氏姐妹下了迷药。很快,王素元昏昏欲睡,徐恩曾让她先行休息。他把王素卿扶入另一个房间,乘她迷迷糊糊之际,把她强奸了。?

  一觉醒来,王素卿发现徐恩曾赤身裸体躺在自己身旁,不禁失声痛哭。她恨恨地痛斥徐恩曾是个人面禽兽,无耻之徒,占有了她妹妹,又玩弄了自己。她说:"我已有丈夫,在美国留学,你叫我怎么有脸见他?"?

  徐恩曾嘻嘻一笑,轻蔑地说:"他不就是个留学生吗?好说,待他回国后,我派人和他打个招呼,叫他把你让给我不就行了?今后,只要你跟了我,保管你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王素卿再看徐恩曾,发现这个男人皮肤白皙,温文尔雅,前额宽阔,笑起来还有一个酒窝,一副大学教授气派,不觉心生几分好感。再一想,他是身居高位的特工总部主任,自己与他生米已煮成熟饭,也就答应了他的要求,成了徐恩曾的第二房太太。?

  王素元一气之下,离开了徐恩曾。不过徐恩曾对她还算"有情有义",后来,给了她一块地皮,还给她盖了一幢很大的房子。?

  徐恩曾的第三房太太名叫费侠,是中共叛徒,曾留学苏联。徐恩曾看上她,是在一次偶然的报告会上。?

  为了破坏中共地下组织,特工总部特意办了一个留苏学生训练班,强迫他们交代在苏联的思想情况,动员他们"检举"共党分子,并给特务带路抓人。?

  一天,徐恩曾到这个训练班作报告,内容无非是贩卖国民党的一套反共理论,吹捧蒋介石的英明伟大,引诱学生们反苏、反共、反人民。?

  徐恩曾报告完后,一个女青年跑上台来代表学生讲话。徐恩曾仔细打量,见她苗条的身材,白白的皮肤,高耸的乳房,特别是她甜美的声音,勾魂摄魄的眼睛,真不啻天仙下凡,嫦娥再世,令他不禁心摇神驰……

报告会结束后,徐恩曾单独与这个女学生谈话。?

  "你叫什么名字呀?"徐恩曾柔声问道。?

  "喔,想不到你一个纤纤女子,竟是位侠肝义胆的女侠,可敬,可佩!你是哪里人呀?"?

  "湖北黄陂县人。"?

  "很好嘛,你们湖北人生性豪爽,你刚才的发言也很好嘛,说明你们学习很有成效。政府对你们期望甚殷啊,你好好学习,前途无量啊!"?

  临离开时,徐恩曾又对训练班负责人附耳低言,做了一番布置。?

  当晚,费侠单独来到徐恩曾的一处"行宫"。徐恩曾设下盛宴招待。席间,他花言巧语,频频劝酒。那费侠早就有几个男人,风流成性,此时一看形势,马上主动投怀送抱,成了徐恩曾的第三房太太。?

  风声传到陈果夫、陈立夫耳中,"二陈"认为,她费侠是中共叛徒,在报上公开刊登过脱离共产党的声明,你徐恩曾什么女人不好玩,却偏偏要找她,万一她是共产党派进来的"间谍",岂不坏了大事?!"二陈"正儿八经对徐恩曾打了"招呼",要他与费侠一刀两断。?

  徐恩曾对费侠,情有独钟,他感到自己交往过的女人中,没有任何人比得上费侠有滋有味,风情万种。他向"二陈"表示:"万两黄金容易得,像费侠这样的女人很少有,要我和她了断,不可能。"?

  "二陈"无奈,只好向蒋介石作了汇报。?

  蒋介石自己有过三房妻室,也有不少情人,对部属玩女人之事本来不想过问,但徐恩曾掌管着党国的机要,绝对容不得与共产党有一丁点儿瓜葛,以防共产党打入中枢。于是,蒋介石召见了徐恩曾。?

  "听说近来你跟一个共党叛徒打得火热?"?

  "是的。"徐恩曾唯唯诺诺。?

  "你知道她可靠吗?"蒋介石瞪大了眼睛。?

  "卑职敢担保,她绝对可靠。"徐恩曾斩钉截铁地向蒋介石保证。?

  "人心叵测,知人知面不知心呀!万一她有异心,泄露了党国军机,你担当得起吗?"蒋介石语气严厉。?

徐恩曾铁了心,非娶费侠不可,他申辩说:"请领袖放心,我有绝对把握证明她与共党已一刀两断,对党国一片忠心。如果领袖不放心,也可免我的职。费小姐对我是非君不嫁,我对她是非君不娶,我俩已经分不开了……" 蒋介石不禁露出了难见的笑容,说:"想不到你还是个多情种子,不爱江山爱美人。只是万万不可大意,要处处留心才是。"?

  1938年,徐恩曾与费侠在武汉正式结了婚。?

  后来国民政府搬到重庆,徐恩曾和费侠住在一起。他将第二房太太王素卿另外安排住处。王素卿也不是一盏省油的灯,她生性泼悍,几次到他们住处大吵大闹,甚至与费侠大打出手,弄得徐恩曾十分尴尬。 徐恩曾有了三房太太,但他仍到处玩女人,有名有姓的可以列出十几个,春风一度的更不知有多少。"老板"带头胡搞,部属竞相效尤,如他的心腹顾建中,光在上海就有姘妇、情人七八十人。徐恩曾曾经感慨地对部下说:"你们不学我的长处,为什么偏学我的短处呀!"?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在中央党部门前集体照相,三声枪响,汪精卫应声倒地,血流如注……他因破获"刺汪案"一飞冲天,被擢升为中央执行委员??

  1935年11月1日,南京发生了一起震惊全国的大案,这就是刺杀汪精卫案件。?

  这天,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在南京中央党部礼堂举行。?

  上午9时,汪精卫致开幕词。汪精卫是国民党第二把手,时任中央常委、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此人口才极好,长于辞令,滔滔不绝地讲了二十多分钟。?

  接着,中执委纷纷步出大礼堂,到门口照相。一排排坐椅均已安排停当,共分五排,前排就座的应为蒋介石、汪精卫和其他军政首脑。可是左等右等,却不见蒋介石出场。一百多名中执委坐的坐,站的站,一个个摆好了照相的姿势。不能久等,汪精卫就说了声"照吧"。?

  照相结束,中执委纷纷返回大礼堂准备继续开会。这时,突然从六十多名中外记者中飞快奔出一人,高呼"打倒卖国贼",向汪精卫连开三枪。他枪法极准,三枪皆中:一枪击在汪的左臂,一枪打中左颊,一枪打在背部肋骨处。汪精卫立时倒地,血流如注……?

  蒋介石闻报后,将中统、军统头目陈立夫、戴笠找到办公室,指着他们的鼻子严厉训斥说:"你们每月花几十万元大洋,人家打到中央党部来了,你们竟不知道,要你们这帮废物干什么?限令你们一个星期内破案!否则,提你们的脑袋来见。"?

  陈立夫转手把这个任务交给了徐恩曾,并厉声警告说:"领袖有言,一个星期破不了案,提着你的脑袋去见他!"并交代说,"戴笠的军统也领受了任务,看你们谁先破案。可不要叫他们抢了头功。"?

  徐恩曾接受任务后,立即召集特务骨干做了研究和部署。他对顾建中说:"刺客已不治身亡,口供是搞不到了,你要抢在军统之前,到医院检查一下他的尸体以及遗留的所有东西,从中发现可疑线索。"?

顾建中事后向徐恩曾报告说,刺客是晨光通讯社记者孙凤鸣,除此以外,别无线索。已派人搜查了晨光通讯社,可早已人去楼空,片纸未见,说明他们早有预谋。为刺客办记者证的是晨光通讯社采访主任贺坡光,亦已逃逸。此人曾在上海工作过,唯一的办法是到上海去搜捕。?

  徐恩曾说:"事情十万火急。我派飞机送你去上海,你多带些人马,到上海后不惜一切代价,采用一切手段,限你三天破案!案破后,领袖定有重赏。破不了案,拿你是问。"?

  徐恩曾还下令南京、上海、京沪沿线各县和江苏全省特工,立即全体动员,搜捕晨光通讯社华克之、贺坡光、张玉华、谷紫峰、姚莹、刘仲琥、李怀诚等所有人员,务必一一抓捕归案。?

  这起"刺汪"案的策划者是谁?他名叫华克之,是王亚樵的密友,一个坚决抗日反蒋的热血男儿。他深感蒋介石是个祸国殃民的独夫民贼,人人得而诛之,于是联合了一帮爱国青年,成立了南京晨光通讯社,积极从事反蒋活动。?

  半个月后,在上海北站守候多日的特务,抓到了曾在晨光通讯社工作过的谷紫峰。这个"软骨头"经不住电刑,将他所知道的情况全部招供。徐恩曾大喜过望,命令特务于当天抓捕了张玉华和孙凤鸣的妻子崔正瑶。中共地下党员陈惘子正好到崔家探望,也一同被捕。第二天,徐恩曾又派人赶到江苏仪征县乡下,抓捕了孙凤鸣的岳母和妻妹崔正琪。还派人抓到了躲避在镇江乡下的贺坡光。凡是与晨光通讯社有过联系的,几乎无一幸免。抓不到华克之,徐恩曾下令抓捕他在上海、南京的许多亲朋好友,先后抓捕的共达两百多人。徐恩曾恶狠狠地说:"好啊,宁可错抓一千,也绝不能放过一个可疑人员。"?

  徐恩曾下令对被捕人员严刑拷问。老虎凳、电刑、灌辣椒水、夹手指、压杠子……惨绝人寰,令人发指。许多人惨遭杀害,幸存者残疾终身。徐恩曾亲自对贺坡光作了审讯,又进行了深入调查,最后他得出的结论是:孙凤鸣"刺汪"的幕后策划者和主使人是陈铭枢。陈铭枢当过行政院代理院长,为了去掉这个"代"字,野心勃勃的他下决心刺杀行政院长汪精卫,以便取而代之,遂用重金收买了刺客孙凤鸣……徐恩曾越想越开心,感到这个结论合情合理,天衣无缝,无懈可击。至于事实真相到底如何,只有天知道了。?

  陈立夫将徐恩曾侦破此案的情况向蒋介石作了汇报。蒋介石大大夸奖了徐恩曾一番,并让他将破获"刺汪"案的前后经过向军政界人员作一次汇报。?

  开汇报大会这天,徐恩曾春风满面,绘声绘色地大吹了一通。最后他得意洋洋地说:"这次暴徒行刺汪院长一案,由于蒋主席(蒋时任国民政府主席)的英明领导,军警宪等各部门的密切配合,中央党部调查科全体同仁竭尽全力,终于在很短时间内侦破了此案。现在案犯已全部缉拿归案,即将提交法院判决。"徐恩曾的汇报获得了全场热烈鼓掌。有人竖起大拇指称赞他是"领袖的佩剑"、"中国的福尔摩斯"。?

  徐恩曾还大力替蒋介石辩解,指桑骂槐地说:"行刺汪先生一案发生时,外界误传疑是蒋先生幕后主使。侦破结果证明,此种说法纯系别有用心。"?

  汪精卫被刺后,经医院抢救,左臂中弹伤势较轻,清毒后缝了几针;左颊中弹伤及骨头,做了三次手术始将弹头取出;背部一枪伤势最重,弹头夹于五、六两肋骨间,伤及脊骨,弹头始终未能取出。12月1日,汪精卫提出辞去本兼各职;汪派人物亦相继辞职。不久后,汪精卫去欧洲治病、疗养。?

  汪派势力由此大为削弱,蒋介石"无心插柳柳成荫",想不到"刺汪"案在政治上给他带来了那么大的好处。主子得益,奴才亦受奖,蒋介石亲自提名徐恩曾当上了中央执行委员。

入党只几年的徐恩曾,借破"刺汪"案平步青云,一飞冲天,迈上了他一生中政治上的巅峰期。?

  ?当上"局级干部"仍满心窝火,大骂局长朱家骅:想骑在老子头上拉屎撒尿,做梦!派特务到延安"插钉子",成立"秘宣科"专事造谣。特务在他家附近放谣,他闻知哈哈大笑:你们工作有改进嘛??

  1938年5月,徐恩曾从特工总部主任擢升为中统局副局长。局长由中央党部秘书长朱家骅兼任。他负责主持工作,成了名副其实的"中统王"。?

  徐恩曾心里既高兴又不满足,高兴的是特工总部原先没有编制序列,是个"黑户",现在正式成了国民党中央一个堂堂正正的直属机构,自己也成了"局级干部",何等风光!?

  不满足的是自己只是个副职,头上还压着个局长朱家骅。这姓朱的虽然是吴兴人士,和自己是老乡,而且也属"二陈"的CC系,但近来和"二陈"闹独立,想搞新CC。徐恩曾想着,阴阴地一笑,猛地拍了一下桌子,骂道:"他想骑到老子头上拉屎撒尿,做梦!老子非把他挤走不可。"?

  这年8月的一天,徐恩曾接到侍从室通知,说蒋介石要亲自接见中统局的十三名高级干部。徐恩曾受宠若惊,连忙按名单通知了受接见的人员,叫他们做好准备,以免临时出洋相。?

  蒋介石的这次召见使徐恩曾大受鼓舞,他将中统局的机构来了个大升格。人多了,枪多了,车也多了,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中统帝国",大小特务们个个喜笑颜开,神气活现。?

  徐恩曾说:"人家戴笠利用军事系统发展势力,我们中统也可利用党务系统发展势力,扩大组织,在各个地区、各个部门设立调查室,中共的延安,我们也要打进去。"?

  说干就干,徐恩曾立即加强和扩大了陕西省党部调查室,特意挑选了精明干练的老牌特务马濯江出任肤施县县长。?

  肤施是延安的旧县名。1936年,中共才将它改称为延安,国民党仍称之为"肤施"。?

  马濯江临上任前,徐恩曾向他面授机宜。?

  马濯江是中共叛徒,投奔中统门下后,徐恩曾推荐他当上了财政部税务督察,派驻西安。这是个肥得流油的差使,从此马濯江对"徐老板"感恩戴德,唯命是从。徐恩曾对他说,你这次到肤施赴任,要特别注意观察共产党的内情、动向,注意物色人员,发展对象,注意树立党国的形象,向那里的老百姓散布谣言,丑化共党,让老百姓跟我们国民党跑,不跟共产党跑。?

  马濯江大模大样地带着一干人马来到了延安,正式挂出了"肤施县政府"的招牌。考虑到统战的关系,中共和陕甘宁边区政府热情接待了马濯江。徐恩曾高兴地说:"我们的人终于打进了共党的心脏,在那里安了一个钉子。"?

  可是几个月过去了,徐恩曾一次也没有收到马濯江从延安发来的有价值的情报。他又派出一名高级特务前往"巡视",得到的报告说:"陕北地瘠民贫,物质条件极差,老百姓让中共赤化得厉害,什么消息都封锁得严密,就是土行孙也难钻进去套出一点口风来……"那个马濯江嫌生活大艰苦,早就借机溜回了西安,一住几个月,再也不愿回他的"肤施县政府"。徐恩曾连声长叹,只好免去了马濯江的肤施县长之职。

徐恩曾又心生一计,找几个特务骨干炮制了一份《限制异党活动办法》的草稿,提出对付中共不能老是打打杀杀,应该根据国共合作抗日的形势,有新的思路、新的手段、新的办法。?

  徐恩曾提出"以组织对组织"的办法,就是要求工、农、商、学、兵各界人人都加入一个团体。这个团体就是国民党或三青团,并要特务们"注意技巧,秘密策动"。?

  "二陈"和朱家骅对徐恩曾的"新思路、新办法"大加赞赏。经过"文胆"陈布雷加工润色,报呈蒋介石。蒋介石很快批示各省、市党部执行。?

  徐恩曾又一次受到了"老头子"的夸奖。?

  为了从思想上瓦解共产党,徐恩曾在中统局本部成立"秘宣科"、"分化瓦解委员会",专门从事"秘密宣传"即"心理作战"活动。时人称之为"造谣科"、"造谣委员会"。?

  一天,徐恩曾召集特务骨干研究"心理作战"情况。他问专司其事的秘宣科科长赵毓麟最近有何进展。?

  赵毓麟汇报说:"我们指派专人化装成普通群众,如工人、大学生、商人、公务员等,在公园、电影院、茶楼、酒馆、饭店、学校等公共场所,装作无所谓的样子,把事先准备好的谣言说给别人听,效果不错。"?

  徐恩曾问:"他们最喜欢听哪些谣言?"?

  赵毓麟答:"譬如'中共成立了非常委员会,毛泽东权力摇摇欲坠','毛泽东被刺受伤,不治身亡,秘密召开追悼会时被国军飞机轰炸','驻山西的八路军某部已与占据太原的日军签订了互维现状、互不侵犯协定',等等。"?

  徐恩曾高兴地笑了,说:"很好,今后要多造这些方面的谣言。要多搞些人身攻击,它容易引起一般人的兴趣,容易迅速传播。即使后来证明是谣言,再来辟谣、更正,也没有关系,它已造成了某些假象,引起了混乱,就像一张白纸,涂上了墨,无论怎样洗刷,至少留下了痕迹。"?

  徐恩曾又说:"你们要想办法搞些照片,效果会更好。"?

  赵毓麟说:"我们已伪造了八路军代表和日军代表合影的照片,正如老板所言,效果很好。"?

  过了一些日子,徐恩曾又召集骨干开会,要局本部负责"心理战"的第三组组长王秀春报告"战果"。王秀春支支吾吾说不清楚,徐恩曾一下子从沙发上跳起来,指着他的鼻子骂道:"混蛋!饭桶!连谣也不会造,还谈什么消灭共产党!"?

  王秀春感到委屈,会后对另一个特务张国栋发牢骚说:"老板的要求也太苛刻了。造谣就是造谣,谁会当真听?谁会相信?哪里谈得到什么战果?"?

  张国栋给王秀春出了个点子说:"你就派人将谣言放给老板听,他保管满意。"?

  王秀春依计派人在徐恩曾私人住宅重庆国府路78号附近放谣。果然,徐恩曾的私人秘书、司机、保镖、厨师都听到了,他们将谣言传给了徐恩曾。徐恩曾哈哈大笑,表扬王秀春说:"你工作上有所改进嘛!"

和邹韬奋是同窗好友,却派人暗中跟踪七年。中央党部出现"总裁独裁,中正不正"的标语,蒋介石大怒,一脚将他踢开"永不录用"。晚年失意去经商,却富甲一方??

  1941年的一天,徐恩曾公馆来了一位中学时期的老同学--大名鼎鼎的邹韬奋。?

  徐恩曾特地到门口迎候,握着邹韬奋的手,笑容可掬地说:"恩润兄(邹韬奋原名恩润),你还是当年我们在南洋公学机电科时的作风,遵守时间,一丝不苟呀!"?

  邹韬奋身材颀长,戴金丝眼镜,气宇轩昂,一副学者派头。他比徐恩曾大一岁,1917年两人同在上海南洋公学学习,是同窗好友。?

  两人边走边谈,进入了客厅。徐恩曾高声叫唤仆人沏茶、递烟、上水果,异乎寻常的热情。为了勾起旧时的情谊,他拍着邹韬奋的肩膀说:"恩润兄,想当年南洋同学称我俩为'双星',因我们的名字中都有一个'恩'字,真是不谋而合呀!现在,恩润兄荣任国民参政员,蒋先生视你为国家的栋梁,难得的人才,可敬可佩}

  第一节“特务”的定义辨析及其历史回顾

“特务”一词,乃为“特别任务”、“特殊任务”、“特种勤务”等类词语的概括与缩写,其本身词字并不具有贬义,而是一普通名词。

据考证,在中国的情报特工界,“特务”一词和最早称为“特务”的组织,出自1927年5月成立的中共中央军委“特务工作处”。当时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事变。国共分裂后,中国共产党受到了来自国民革命阵营内部的袭击,损失惨重,缺乏自卫意识的共产党人惨遭屠杀,中共中央机关被迫从上海迁往武汉。出于保卫自身安全的需要,中共中央决定在中央军委属下设立一个“特务工作处”,负责政治保卫与特殊的军事行动工作。这种“特务”称谓完全不含贬义,只是对其工作属性的称谓,该称谓自此开始流传。如1937年1月中共西北政治保卫局颁发的《特务须知》文件中就把首长的警卫员称为“特务员”,足以证明其词义的褒义。但到了后来,“特务”一词的含义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1979年版的《辞海》将“特务”一词定义为:“参加特务组织或接受特务机关的任务,进行刺探情报、暗害、破坏、造谣煽惑等***活动的分子。”

这个定义,将特务完全归属于政治敌人类。这是因为在中国近现代史特别是民国历史上,北洋军阀及国民党的特务组织以其服务与服从于专制统治的特征,无限制地扩大与强化了它的超越国家法律约束的权力,而其施虐对象除了政治上的反对者而外,也曾大量和经常性地祸及普通民众,成为集恐怖、凶残为一体的黑暗势力的典型,因而为人们所痛恨与不齿。“特务”一词由此便打上了深深的耻辱印记,其含义也由“指事”扩展到“指人”,被指斥为“特务”者,遂为独裁者统治机构中最为顽固反动而凶残的打手鹰犬,因而必然成为革命派的主要打击对象。

在中国古代,这一含义的特务机构的历史由来已久,经过几千年封建专制统治的沉淀与积累,及至明代中叶,官方特务组织已发展成为如“东厂”、“西厂”式庞大的特务机关,到清代又得以延续。及至民国时期,国民党的特务组织发展达到了空前的水平,已经堂而皇之地列入国家政权机构,成为其重要的统治支柱与工具之一。

特务组织及特务政治的发达,依赖于内外两方面的因素,外因方面正所谓是“乱世出枭雄”,统治者面对纷纭时局与众多对手,急欲借助非正常的组织与手段来搜集各方面资讯,并以“快刀斩乱麻”及“黑、准、狠”的手段来打击政敌,以求高效地维护其统治地位,这是一般正常的民主社会政体下不需要和不可能存在的;在内因方面,则是出于统治集团主要是最高统治者的独裁与暴力统治思想,以及对暴力强权执政手段的笃信。

历史证明,如果一个最高统治者,哪怕他是一个封建皇帝,只要他有一点开明思想,懂得民众能够“载舟覆舟”的道理,都不会感兴趣并乞灵于特务统治,只有行将没落的统治者,才会热衷于使用这种人类社会最黑暗的统治手段并将之奉若神明。

鲁迅先生说过:“捣鬼有术,也有效,然而有限,所以以此成大事者,古来无有。”这句话恰恰点明了特务政治的特征。古往今来,没有一个腐朽的政权是能够依靠特务统治来挽救其败运的。统治者企望于恐怖暴力与屠杀的效用只能是饮鸩止渴,其结果或可使之苟延于一时,但其暴虐行为却从根本上动摇了其赖以生存的民心基础,使之更迅速地走向彻底崩溃。普行特务统治是制造人民与统治当局相对立的最有效而迅速的手段,是把民众推向绝境而使之不得不奋起反抗的“催化剂”,此所谓物极必反。

民国时期是中国近代历史上一个十分特殊的历史阶段,它刚刚从封建专制的时代脱胎出来,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转型时期,因此不可避免地带有严重的封建统治的痕迹,又因为在这二三十年间,中国遭遇了严重的内忧与外患,各种内外矛盾尖锐复杂。因此,历任统治者大多要采取非常的手段来夺取及巩固政权,特务政治因此能在民国时期畅行一时。

民国特务政治及其组织之形成,始于民国北京政府袁世凯统治时期,到了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得到了急剧的发展,形成了正式的规模,开展了频繁的活动,在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迹。

第二节孙中山对特务工作的态度

1911年发生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南京临时政府的建立标志着中国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然而,好景不长,以孙中山为首的南方革命政权,在内外压力之下,还没来得及施展其执政治国方案,便被迫让出政权给北洋军阀首领袁世凯,而以袁氏为首的民国北京政府,其本身就是一个脱胎于清王朝的带有浓厚封建色彩的军事政治集团,同时,袁世凯又是一个军阀,崇尚武力强权统治。

袁世凯对特务组织与手段怀有浓厚的兴趣。为了达到压制民主、确保独裁及最终恢复帝制的政治目的,袁世凯豢养了大批流氓打手进行特务活动,围攻国会制造暴乱,最后甚至派遣特务刺杀国民党领袖宋教仁,特务手段无所不用。袁世凯多行不义的结果自然是逃脱不了自毙的命运,特务暴行并不能使其起死回生。

以孙中山为首的南方革命党人,在推翻清朝封建统治和北洋军阀的斗争中,历经了无数次艰难困苦与失败挫折,为了寻求支持与帮助,获得进行革命的基本物质条件,孙中山和他的同志们与各种政治、社会力量进行了联络,寻找革命的同盟者。在这当中,他们也曾与国内外一些秘密社会团体组织有过接触与联合。一些革命党人,包括后来成为国民党领袖之一的汪精卫,都曾用暗杀、爆炸等手段来对付清廷高官,但他们当时的这种行动与所谓特务行为有根本之不同。

由于孙中山在生前并没有获得在一个较长时间内治理完整的国家政权的机会,故而他对于国家情报机关及特务工作,也没有提出过自己的系统见解,更谈不上有任何行动指示。相反地,可以明确的是,孙中山先生一向反对以不正当的手段“挟私复怨”,“擅行仇杀”,对其政治对手亦“不得执既往之名称以为罪罚”,认为暗杀等特务手段“不免有缺光明,其结果定不良也”,表明了一位革命领袖光明磊落的政治态度与作风。

孙中山逝世以后的中国国民党,以稳定广东革命根据地与北伐军事行动作为工作中心,其所掌握的广州国民政府则尚是一个处在成长阶段的政权,故在特务工作方面亦无建树与可书之笔。

第三节蒋介石对特务活动的认识及亲身实践

蒋介石特务观的形成真正开创了中国国民党特工组织和特务工作历史的,是1927年在南京成立的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党中央及其政权,蒋介石因此而奠定了他作为国民党特务工作的开创者与主导人的地位。在他统治国民党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内,中国国民党的特务工作得到了全面的发展,并且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民国时期的国民党特务组织是赘生于国家统治机器上的毒瘤,它与一般的情报与间谍机关既有相同之处,又有相异之点。特别显着的是在对内施行镇压功能方面,国民党特务组织及机构,以其拥有超乎法律与人伦之上的特权与异常行为,直接展现了统治阶级的黑暗层面,并以普通民众为其施虐的对象,成为集残暴凶恶、恐怖专制于一身的黑暗势力的代表,因而为人民大众所痛恨,受到了广大民众、中国共产党及其他民主党派甚至国民党内部反蒋派系人士的一致反对与痛斥,但它同时却又以高效及直接的服务而深为专制独裁者所宠信与依赖。

蒋介石为何会热衷于实行特务政治呢?这需要从他的个人性格与所受历史环境影响两方面来寻找原因。

蒋介石早年东渡日本,就读于陆军预备高校,毕业后一度进入高田日本陆军第十三师团当兵。从青年时代起,他便深受日本军国主义教育的影响,在旅日期间曾两度准备赴德留学,“在日专习德文,为留学德国预备,并创办《军声》杂志社……盖力思研究外交与军事,为政治上辟一条途径,勇迈前进耳。”他同时还对德国首相俾斯麦的“铁血主义”政策十分崇拜。虽然他加入了反清革命,但他对于这场革命性质的认识是很肤浅的。“蒋先生的两只脚一脚虽踩在革命的大道上,但对革命的认识却是模糊不清的”。对他来说“革命就是狭义的打天下”做皇帝的新名词。基于这种思想,蒋介石对“武装力量的培养向往之至”,他十分佩服德日民族的“尚武”精神。在他的政治思想尚处在萌芽状态之时,“他已从俾斯麦的‘铁血政策’中找到了精神和实践两个方面的秘诀”,并“力主将‘铁血政策’作为中国的指导原则”。这种“尚武”思想与蒋氏倔强固执的性格相结合,造就了他一生的“独裁”与“专制”的作风,在他掌握了国民党大权以后,这种作风随着地位权力的增长而愈演愈烈。而其最突出的表现便是蒋氏对于强权政治的器重与依赖,为了确保并贯彻他的强权统治,蒋介石一是靠军队,二是靠特工,即从公开的和秘密的两个方面依赖枪杆子与暴力镇压手段来“坐天下”。

蒋介石自己对于特务工作及手法不仅一点也不陌生,而且还“身体力行”,这从他早年刺杀陶成章的经历中便可得以验证。

1906年,蒋介石在日本东京初次遇见上海青帮头目陈其美。当时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为了借助帮会的力量推动长江流域的革命,任命陈其美为中部同盟会庶务部长。蒋介石对陈的江湖作风及在帮会中的地位十分佩服,两人意气相投,引为知己,后又结为“盟兄弟”。

武昌起义后,蒋介石应陈其美之召,于10月30日从日本回到上海,混迹于上海帮会组织之中。次年1月14日,他奉陈其美之命潜入法租界广慈医院,暗杀了正在这里治病的光复会领袖陶成章。蒋介石与陶成章在历史上并无恩怨,只因为上海光复前后,陈其美与陶为争夺革命领导权产生了矛盾,更因为陶成章在孙中山面前斥责陈嫖赌成性,使陈在愤恨之下动了杀机。最后陈其美又因与陶成章抢做浙江都督发生直接争斗,便派蒋介石率杀手,深夜撬门潜入病房,枪击陶氏,弹入左脑而亡。

陶成章被杀一案在国内引起轰动,上海举行了有四千多人参加的民众追悼大会,杭州市则万人出动迎接陶氏骨灰回杭。孙中山先生闻讯“不胜骇异”,“非常痛悼”,并立即下令:“严速究缉,务令凶徒就获,明正其罪,以泄天下之愤!”

蒋介石刺陶之后,拿着陈其美给他的丰厚报偿,匆匆逃往日本躲避,直至是年冬,该案风声渐渐平息,这才悄悄返国潜回宁波老家。蒋介石刺陶“一枪成名”,开始了他正式登上中国政治舞台的活动史,从此现代史书上出现了蒋介石的名字。过去曾有评论说:“刺陶事件对蒋氏政治生涯有很大的影响,这是蒋氏登上政治舞台前所从事的第一件***的行为。但是由于这行为,更加博得陈其美的青睐与信任。陈是江浙财团的政治代表,透过陈的关系蒋氏逐步靠向江浙财团。上海帮的财经集团及帮会组织,终成为一九二七年政变以后蒋的最大支持实力。”近一个世纪后,蒋介石的日记资料在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公之于世,“蒋在日记中提到几件事情显示,蒋早已是孙中山心目中的接班人选。例如1912年1月14日蒋刺杀光复会领袖陶成章,除掉了孙中山最主要的政敌。蒋日后在日记中自白:‘余之诛陶,乃出于为革命为本党之大义,由余一人自任其责。毫无求功、求知之意。然而总理最后信我与重我者,亦未始非由此事而起,但余与总理始终未提及此事也。’刺陶当时没有日记,是多年后蒋在日记中提及的……当时,陶已耳闻有人要对他不利,躲到医院里,想暂避风头。但蒋还是找到了他……十多年后,蒋在日记中曾说,他认为他做了一件总理孙中山想做而不能做的事。他觉得‘总理信任我是有原因的。

虽然我从未向总理报告,他也未和我提过,但我相信总理心中是有所感的’。

这说明蒋在国民党权力竞逐中胜出是有很多原因的,包括他个人训练、背景、气魄、眼光和政治上的技巧。”至于他推论孙中山对他刺陶的支持,并无实在的史料证据。

由此可见,蒋介石是从充当刺陶杀手而一跃登上中国现代政治舞台的。

这便注定了他与特工的渊源关系。

  蒋介石的性格特点有人撰文分析说:“蒋介石当年之所以充当杀手,和他的性格、教育环境及其交游有重大的关系。”关于蒋氏的个人性格,据他自己的描述:“幼性顽钝,弗受绳尺”,“放嬉跳跃”,常遭“刀棒之伤”,他的老师毛思诚也记述说,蒋在学堂常“以同学为玩物,狂态不可一世,个性粗鲁,动辄拳打脚踢”,“如果有人反抗他,他是不惜以拳力支持其领导权的”。他的这种暴戾性格,直到成年以后并无太大变化,正如蒋介石自己在给胡汉民、汪精卫的一封信中自承的那样:“弟本一贪逸恶劳之人,亦一娇养成性之人……至今不惟皮玩难改,而轻浮暴戾,更甚于昔日。”蒋介石的这种性格特征,加上后来他所受到的“粗浅的日本军国主义教育”及对德国“铁血主义”的崇拜、混迹上海滩时受陈其美等人帮会作风之影响,终而形成他的“上海滩”帮会流氓的心态倾向,而这种心态中的狂暴、褊狭、蛮干以及严密组织、注重情报搜集、以效忠个人为中心等成分,是直接导致他后来组织、使用特工机构的思想根源。

蒋介石曾于1935年1月1日在杭州对调查统计局特务人员公开发表过一篇训词,题目是《特务工作人员之基本修养》。在这篇讲话中,他毫不客气地说:“有两点最重要的意思要吩咐你们:第一,必须绝对服从命令:特务工作人员,就是领袖的耳目,你们所到的地方,就是领袖耳目所及的地方。你们如果不实实在在尽心尽力去工作,领袖的耳目,就失去了聪明,革命事业的进行,便会发生障碍。所以你们做耳目的人,务必要遵照首脑的意旨,慎重周密地去进行一切,因此你们工作上最要紧的条件,就是绝对地服从主管的命令,除服从命令之外,没有你们个人意志的自由……你们特务工作就是领袖的耳目,换句话讲,就是领袖所用的革命工具。做工具的人,只有死心塌地的绝对服从主管的命令,随时准备为领袖牺牲自己的一切,主官要你们死就死、要你们活就活,丝毫没有你们抉择的余地。第二,不许自作主张:你们特务工作人员既然是领袖的耳目与工具,只以绝对服从为天职,自己的生命身体,都已经完全贡献于领袖,那么,个人的意志,当然更不待说是没有丝毫的自由了。尤其是对于政治方面,不能在领袖主张之外,自己做一点主张……你们务必要以领袖或团体的主张为主张,以领袖或团体的意志为意志,才是忠实的革命者,唯能如此,才能推动革命事业以底于成功。”

蒋介石的这番讲话充分体现了他对特务组织的定性与认识,即特务组织是其“耳目与工具”,并且是要完全俯首听命的“御用奴才”,其地位是可想而知的。由此看来,蒋介石对特务的评价也不高。慑于内外压力,蒋对特务是既要用之而又要限制,把他们培养成百分之百唯命是从的打手与奴才,这一点是无疑的。

第四节蒋介石组建特务组织的历史原因

1916年5月,陈其美被袁世凯派人刺杀,蒋介石奉命赴山东,出任居正领导的“中华革命军东北军”参谋长,虽工作负责,但仍因“性倔强躁而易怒,偶不惬意,辄暴跳如雷,处事则往往偏执一见,无他人置喙之地,故同僚……常表恶感……众不能忍,群向孙先生告发。”尽管孙中山对蒋介石的暴躁性格有过严厉批评并曾加以规劝:“兄性刚而嫉俗过甚,故常龃龉难合,然为党员之重大责任,则勉强牺牲所见,降格以求,所以为党,非为个人也。”但蒋的这种性格是不可能骤然改变的。最后仍是“不得已,乃悄然离去”。

蒋介石这一去便到了上海,在交易所从事股票投机生意,同时参与东南党务与军事工作。

1918年3月12日,蒋介石奉孙中山之召离沪赴粤,正式进入革命大本营。其后他又因时常与孙中山等人的意见相左而闹情绪,往返于沪粤之间。

1922年6月“陈炯明叛变”事发之时,他受孙中山召唤,登上永丰舰与孙中山共患难,取得了孙的信任与器重。从此孙蒋关系由普通的上下级关系渐渐发展为亲信关系,蒋介石由此取得了进入国民党最高领导阶层的资本。

孙中山与苏俄合作,实行联共政策,于1923年8月派出“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赴苏联考察访问,任命蒋介石为代表团团长,并对他表示出很大的信任。代表团团员有中共主要干部张太雷以及沈玄庐、王登云等人,他们在苏联访问了两个月,于11月29日回国。

孙中山派蒋介石访苏的意图,是要他学习苏联建党治国的经验,回国后推进国共合作与北伐大业。但蒋介石在苏联经过与其领导人的会谈及考察,反而对苏联实行的社会主义制度及其对中国革命的方针意图产生了严重的怀疑与反感情绪。他回国后在致廖仲恺的一封信中写道:“以弟观察,俄党对中国之唯一方针乃在造成中国共产党为其主流,决不信吾党可与之始终合作以望我成功者也……党中特派一人赴俄,费时半年,费金万余,不可不为郑重,而于弟之见闻报告,毫无省察之价值,此弟当愧信用全失,人格扫地,亦应引咎自辞也。”但蒋介石的苏俄之行亦有一大收获,他没有说,却有旁证可引,这就是他对苏联“格别乌”(КГБ即克格勃)情报特工机构的发达及其作用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对其镇压反对派的效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并决意效仿之。

国民党两大特工组织之一——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中统)的创始人陈立夫曾在多年后回忆说:“蒋公曾去苏联,知道该国政治之运用甚详,而其调统组织之严密,实为安定内部之主要因素,因此十六年清党之后,蒋公就要我在他所任部长的组织部之下,组织成立调查科。”这样看来,蒋介石成立特工组织的设想,也是因为受了苏联经验的启发。

对德意法西斯特务政治的欣赏与效仿

孙中山去世后,继之成为国民党领袖的蒋介石,在对外方针上有他自己的一套观点。在20世纪20年代末,蒋介石认为,未来中国之外患,一是苏俄;一是日本。两者相比,苏俄的威胁更是首位。因此,当孙中山逝世以后,蒋介石在逐步掌握国民党统治权力的同时,便有计划地开始疏远苏联,首先是利用“中山舰事件”,打击中共及苏联军事顾问的力量,而后又公然反对坚持国共合作的武汉国民政府,建都南京,发动清党,对俄绝交。

1927年12月14日,南京国民政府发表对苏联断绝邦交令,中苏关系降到历史最低点。

对苏绝交之后,蒋介石急于寻找新的国际力量来填补苏联顾问撤退后留下的空缺,在英美对华持观望态度的情况下,德国却因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败而失去了列强的地位,沦为中国的平等伙伴,而其国家工业、科技人才实力基础尚存,因此被蒋介石看中,加上他对德意法西斯强权的崇拜,更坚定了他引进德国力量改造中国的决心,于是他便开始了积极的联德工作。日耳曼民族所具有的“认真、勤俭、遵纪、执着”的民族精神,当时亦正为中国知识界所推崇,认为它是针对旧中国贫穷、散漫、落后的国情,医治社会痼疾的良方。蒋介石曾对其即将赴德留学的次子蒋纬国说:“中国应该向一个稳健扎实而不是充满幻想的国家学习,我们不能凭幻想办事,从日本人那里,我们没有什么可学的,他们的产品制作太低劣了,美国人太爱幻想,英国人太迟钝,德国是唯一可以从中学到一点东西的国家,他们可以给我们打下底子,从而培养发扬我们自己的稳定坚实的作风。”蒋介石还曾进一步明确地号召:“德国民族的伟大精神乃是我们未来的榜样。”

20世纪20年代,出自意大利语的“Fascism”一词传入中国,起初被音译为——“泛牺”或意译为“棒喝”,表示要“持棒喝打,振顽起愚”之意,成为一种武力挽救、强力解决问题的对团体暴力主义的崇拜。后来演化为“法西斯蒂”或“法西斯主义”,其意也不仅是指团体暴力主义,而是扩充为泛指那些进行严厉的政府控制,国家独揽大权,实行计划经济以及对民众实行军事化统治与组织训练的国家形式。在中国,人们对希特勒的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法西斯主义”统治方式研究颇多,并把它与德国历史上俾斯麦的“铁血主义”相联系,以之为“法西斯主义”正宗,相反地淡化了意大利墨索里尼才是“法西斯主义”策源地的概念,似乎意大利的法西斯从来就是德国法西斯的附庸。

在开始阶段,法西斯主义的对外侵略、残暴掠夺、奴役的面目尚未暴露,其名声还没腐臭,相反地,它作为有力增强国家机器统治效能的良方,对于那些具有浓厚封建主义传统、缺少民主习惯的国家还具有极大的诱惑力,当时的中国便是如此。

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知识界及军政界不少人士普遍对法西斯主义具有兴趣,大量出版物都在介绍、评论法西斯主义,并具体论述其与中国、与执政的国民党及三民主义的关系。而国民党的军政大员们如胡汉民、汪精卫、戴季陶、宋子文、孔祥熙等人纷纷出访德意,大批中国留学生、军校学员、商界、军界专访团被派往德意,当局曾试图全盘移植法西斯主义模式到中国。

在蒋介石的“联德”计划中,他最感兴趣的莫过于纳粹党怎样在党内“维持最严格的纪律,怎样对可能出现的党的敌人或异己派别采用严厉的制裁措施,从而使那些措施获得完全的成功”。

蒋介石对德国法西斯纳粹党式的“西方国家正在向上的政党”的崇拜几乎到了顶点,他认为,以中国传统的封建文化思想加上法西斯的精神就是今日中国由乱变治的法宝。

  1931年5月,蒋介石在南京召开的国民会议上说:“综察现在统治世界各国之政府,虽形式互殊,而其理论之立场,大约可概分为三:第一,法西斯蒂之政治理论,本超象主义之精神,以国家机体学说为依据,工团组织为运用,认为国家为至高无上之实体,国家得要求国民任何之牺牲,为民族生命之绵延,非以目前福利为准则,统治权乃与社会并存,而无后先,操之者即系进化阶段中统治最有效能者。第二,共产主义之政治理论……第三,自由民治主义之政治理论……”在比较了三种主义之后,蒋介石得出结论:“挽救迫不及待之国家危难,领导素无政治经验之民族,是非籍经过有效能的统治权之施行不可。”他把建立这种“有效能的”独裁统治说成是民意,“今日举国所要求者,为有效能的统治权之行施,以达到解除民众痛苦之目的。”

1934年9月11日,蒋介石在庐山对军官训练团训话时又说:“无论专制国家、民主国家、乃至于社会主义国家,都必须有一个元首或领袖,在帝制国家里,称为皇帝与天子,民主国家,便称为大总统与主席,名义虽不同,而其为代表国家的元首则一,所以《大学》里的天子,我们可以广义解作国家元首。”这番“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言辞,暴露了蒋介石的心态。

1935年,蒋介石在对他的准特务组织“蓝衣社”成员的讲话中更直率地说:“今日中国所需要的不是讨论未来中国将实行何种理想的主义,而是需要眼下将能救中国的某种方法……法西斯主义是一种对衰弱社会的刺激。

法西斯主义能不能救中国?我们回答:可以。法西斯主义是目前中国所最需要的……在中国现阶段的紧急形势下,法西斯主义是最适合的一种奇妙的药方,而且是能够救中国的唯一思想。”

蒋介石学习法西斯之举,不仅在于言论,而且在于行动。除了实行“权随人移”的独裁统治而外,他在很早便开始着手组建特务组织的工作,想靠恐怖与暴虐的手段来驾驭部下,并镇压人民的反抗。德意法西斯统治的一大明显特征是对内镇压功能的有效加强,而其中最有力的手段之一便是建立庞大、严密、正规的特务网,不仅对外搜集情报,进行破坏与间谍战,而且对内监视民众,镇压反对派,进而或用于内部肃清政权组织,控制部属,使特工组织成为一把“多刃剑”。蒋介石受德意法西斯之启发,片面地吸取了苏联政权的统治经验,面对“一盘散沙”的中国社会政治,决心建立“有效能的统治权”,因此采用特务组织与手段便成为势在必行之举。

第五节蒋介石系统情报特工组织之产生

1923年10月孙中山决定效仿苏联建立党军,创办黄埔陆军军官学校。次年1月蒋介石受命担任黄埔军校校长,自此他开始致力于培养自己的军事力量班底。

1926年9月,在黄埔军校第六期招生应试者中,出现了一位蒋介石在上海交易所时结识的青年,他便是后来成为国民党“特工之王”的戴笠。

关于戴笠的个案研究,坊间大量半文半史类书刊与含有虚构成分的“传记文学”作品鱼龙混杂,使人莫辨真伪,一些国民党的官书,将他描绘成天生的谍报专家、特工天才,而对立者则斥之为魔鬼与毫无人性的刽子手。

戴笠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为什么会选择特工作为自己一生的职业?他如何取得国民党“特工之王”的地位?要回答这些问题,必须从两个方面来寻找答案,一是戴笠本人的性格特长;二是当时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的政治背景与他们活动的历史与社会环境。

史籍中无论是正面或是反面的论述,对戴笠个性的评价都有一些共同点,这就是:善变求新或叫不安守本分;机敏多思或曰狡诈善嗅;勇敢无畏或称心黑胆大,再加上一些与生俱来的乡村无赖性格与对上死心塌地效忠的封建思想,使他在情报搜集与分析方面很快显示出与众不同的特长。同时,也是在当时历史环境下“时势造英雄”的必然,使他能够脱颖而出受到蒋介石的重用。

戴笠,字雨农,原名戴春风,1897年5月28日出生于浙江省江山县硖口镇。1910年春进入江山县文溪小学,三年后考入杭州浙江省立一中,后因违反校纪被开除,投入浙军第一师潘国纲部学兵营当兵,又因战败逃回家。但他不甘寂寞,急于四处寻找成名出路。1915年他与毛秀丛结婚。1922年冬,他到了上海,经同乡戴季陶介绍,结识了蒋介石,并一度为他们在交易所做股票投机生意当跑腿伙计,因头脑灵活,办事尽心,给蒋介石留下了较深的印象。股票生意失败后,戴笠在沪失去生活来源,1924年回乡办自卫团自任团长,两年后又被解散。走投无路之时,他在街头巧遇幼时同学毛人凤,毛人凤当时正在广州黄埔军校当学员,他向戴笠描述了自己在黄埔军校读书的革命生活,引起了生性好动的戴笠的极大兴趣,他认准这是一条出人头地的捷径,立即决定赴粤,并改名“戴笠”以示弃旧图新的决心。经过两次考试,他考上黄埔六期,编入入伍生第一团第十七连,由此开始了他追随蒋介石的政治生涯。

戴笠在黄埔埋头学习,平时言行谨慎,课余时间,留心观察周围师生的举动,记载各种有用的资讯,当时与他交往的有胡靖安和陈超,他们特别注意同学中中共党员的活动,他相信这些东西总有一天会发挥作用。

1927年4月,蒋介石依仗军权另组中央,建立了南京国民政府,并开始**“清党”。戴笠以他在黄埔军校受蒋介石政治集团**立场及其理论的影响,对“清党”**持赞同态度,因此自然附和。他在同学中发表**演讲,大谈国共两党必然分裂的原因与“清党”的必要,表现得非常积极。不久,蒋介石派他的侍从副官、黄埔二期生胡靖安到黄埔军校开展“清党”工作,戴笠向他提供了有关校内师生的许多情报,使校方轻而易举地逮捕了二十多名共产党员,由此,胡靖安对戴笠十分赏识,并开始有意识地加以栽培。胡出任军校入伍生部政治部主任后,戴笠即被委任为骑兵营党部执行委员。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黄埔军校骑兵营调往苏州驻防。在党内反对派的强大压力下,蒋介石一度准备下野,黄埔学生中掀起挽留之风,戴笠等三人前往蒋介石的老家浙江奉化,代表骑兵营面见蒋请求他复出。这次见面,使蒋又对戴笠加深了印象。

戴笠回到苏州后,因蒋介石已下野,骑兵营经费困难,学员渐渐散去,他便到了上海,失去踪迹,据他后来自称是“被派到北伐军司令部服务”,其实他是正式投靠了胡靖安,开始以情报工作为业。他利用在上海的旧关系搜集各种情报,渐渐学会了分析研究情报的价值,成为胡靖安的重要助手。

黄埔同学联络小组的活动

从入学到离开苏州骑兵营,戴笠在黄埔就读的时间共计不过一年,实际为黄埔军校肄业,但后来军校保留了他的学籍,承认他是黄埔六期毕业生。

1927年8月,蒋介石因在国民党内部受到汪派及桂系等派系的共同攻击,四面楚歌,急于用非常手段来对付政敌,他授意胡靖安离开黄埔,在上海专事联络黄埔同学搜集各方情报之事,成立了黄埔同学联络小组,负责搜集各方情报,监视部队。戴笠与他的同学东方白、刘艺舟、蔡劲军等在胡靖安的“联络小组”里干了一段时间,由于胡靖安的不得力,戴笠等虽然卖力工作,但并没受到相应的重视。但这一时期是戴笠从蒋介石处领取经费从事专业特务工作的开始。9月,蒋介石被迫东渡日本,下野之前为避免授人口实,他令“联络小组”停止活动。胡靖安在上海把蒋介石给的遣散费独吞后逃走,戴笠在无奈之中靠拜把兄弟杜月笙的救济才渡过了难关。

1928年1月,蒋介石复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将胡靖安支派赴德国留学,临别前,蒋接受了胡的推荐,任命戴笠为总司令部上尉参谋,接替胡主持在上海的“联络小组”的工作,戴笠由此正式开始了他为蒋介石出掌情报特工工作的生涯。

戴笠出掌蒋介石私人系统特务工作后,工作积极性大大发挥。他认准跟着蒋介石有前途,拼命卖力。但在开始阶段,他的工作是比较艰难的。一方面由于联络组是一个非正式的组织,没有什么正当的经费来源,其成员的生活也没有保障,仅靠他们对蒋介石的忠心是不能长久的;另一方面,他的工作既无长久计划又无协助力量,工作不公开,当然不受人重视。在这种逆境中,戴笠养成了注意揣摩蒋介石心理的习惯,他注意分析政治军事形势和蒋的情报需求,不辞劳苦地搜集各种他认为有价值的情报,并不厌其烦地一次次去蒋介石的住地,不理会蒋介石卫士的呵斥与刁难,苦苦守候蒋的到来,送上他的工作成果。有时蒋介石在不经意中丢掉了他的情报,他便再次呈上。这样时间长了,戴笠逐步为蒋所重视,觉得他是一个很细心的人,有搜集情报工作的天资,可堪一用,于是下令准其“随时来见”。

这一年的7月,蒋介石派戴笠随东路北伐军从广东出发,在军前进行情报搜集分析与综合研究工作。出发前,蒋介石手书“坚苦卓绝”条幅一张,赠与戴笠,使他兴奋异常,更加努力工作。不论是在沪宁前线还是在华北五省,戴笠冒着生命危险深入北洋军队后方刺探军情,利用“北洋军阀老粗多……无常识,轻信谣言,贪图小便宜,情报容易做”的特点,运用拉关系和金钱收买等多种方法,一次次成功地搞到了许多军事情报。在徐州前线,他因长期骑马磨破了腿裆而流血不止,还照常四处活动。他的工作成绩使蒋介石逐步相信了他的情报专长与能力,更感到作战离不开这个人物。戴笠终于得到了蒋介石的器重。

1931年底,蒋介石为进一步加强军事情报工作,又在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里任命了多名侍副官与联络参谋,专司军事情报搜集。其中就有戴笠、郑介民等人。这便是后来国民党军统组织的前身。由于戴笠的功劳,蒋介石同意他建立一个“密查组”,作为为他搜集情报的正式组织,隶属于总司令部。这一小组建立后,使戴笠的工作与以前相比,有了固定的经费拨付、人员配额与工作场所,成为蒋政权内戴系情报工作由零散、非正式发展为集中、正规化的一个短期过渡。

戴笠成为这一“密查组”的负责人后,他的好友、陆军第一师师长胡宗南将其在南京城内鸡鹅巷53号的一处住宅赠与戴笠作为工作场所,而周伟龙、王天木、唐纵、方超、张炎元、徐亮、赵世端、张冠夫、胡天秋、马策、郑锡麟、王兆槐等人则成为戴的第一批骨干力量。这些人后来都被统称为是戴笠最早的发家班底“十人团”的成员。这是戴笠领导下的第一个国民党正式特务组织,以至于戴笠发达后便把鸡鹅巷视为他的军统局的起家之所。

1931年9月18日,日本武力强占了中国东三省,蒋介石坚持“攘外必先安内”方针,对日本的侵略采取不抵抗主义,受到全国舆论及各党各界的反对,在国民党内外反对派的压力之下,他不得不第二次“下野”避风。

  第一节中统组织的建立及其向特务机构的演变

国民党最早的特工组织形成于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开展**“清党”期间。深谙中国传统政治权谋的蒋介石,对于重要而敏感的情报特工组织机构的组建,采取了双管齐下、分而治之的方针,这便导致了后来国民党中统与军统特务组织的分别出现,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一系列内外矛盾冲突,演绎了这两个特工组织彼此之间斗争与合作的历史。由于指导方针的原因,国民党内中统与军统两大特务组织即使在其形成初期,他们的组织人事与隶属关系也是泾渭分明的。

最早形成的是国民党中统组织,其全称为“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调查统计局”。起初,这一组织只是一个党务机关而不是一个特务机构,其规模也只是一个科组。

1926年5月,国民党召开二届二中全会,决定由蒋介石出任中央组织部部长,以陈果夫为代理部长。出于工作的需要,在部内设立了一个“党务调查科”,负责对党员情况进行调查登记。这是一个纯党务工作机构,并非特务组织。

早在北伐之前,陈立夫与其兄陈果夫便在国民党内成立了一个名为“中央俱乐部”的小团体,参加者都是陈立夫、陈果夫一系的人。因“中央”与“俱乐部”两个英文单词的起头都是C,而二陈姓名英文拼音字母开头也是C,故外人称之为“CC系”。为了掌握党内动态情报,二陈又秘密搞了一个小组作为“CC”的触角,开始做情报工作。但这只是二陈的“私货”,没有组织编制和正当的经费来源。他们也向蒋介石送些情报,从蒋介石处得到一些经费。这虽然不正规,但却是国民党中统特务组织的起源。

中统组织的历史前后可以分作调查科、调查处、特工总部、中央调查统计局、中央党员通讯局及内政部调查局几个阶段。

1927年“四一二”事变以后,因**“清党”及党内派系斗争的需要,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开始扩展其工作范围,扩充为“情报”与“编造”两股,人员也由起初的十多人增加了数倍,新增加的人员都是1928年6月由蒋介石从中央党务学校的毕业生中选择出来的,他们到任后具体从事“调查党员思想及派系隶属”之工作。从此后,中组部党务调查科的职责即开始向特务工作转化,与二陈的小组职能合并。

1928年1月,蒋介石重新上台,他在全面重掌党政大权之后,痛定思痛,决定扩大自己的特务组织机构,以应付党内外斗争的需要。2月,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召开,蒋介石稳固了他的统治秩序,是月底,他采纳陈果夫的建议,决定让国民党中央组织部下党务调查科专门负责党务情报搜集工作,任命其秘书陈立夫为科长。不久后由张道藩、叶秀峰先后任科长,1929年改由徐恩曾任科长。

调查科成立时,人数不多,其调查任务是针对党内的派系斗争搜集情报。后来由于**形势的需要,扩张为政党斗争的工具,也搜集中共和其他政治对手的情报。继而又开设了“特工训练班”,广招兵马扩充组织。

对于这一段历史,陈立夫几十年后有过深切的回忆,他在接受采访时曾津津乐道地回顾并论述了他受命组织特务机构的原因与经过:“凡是一个国家,受了外力的侵凌,为求自保,必须有一健全组织的调统机构。你如果念过《管子》一书,可以知道齐国的调统组织的健全,老百姓的一切一切,政府都调查得清清楚楚,对外更不要说了,故能九合诸侯,一匡天下。

我们的革命是从军政时期开始,经过训政时期而进入宪政时期,亦可以说由霸道进入王道,霸道是手段,王道才是目的,但是我们的处境,非常艰困,外有帝国主义者环伺,内有勾结外力之军阀和政客,如果没有健全的调统组织,其危险太大了。

蒋公曾去苏联,知道该国政治之运用甚详,而其调统组织之严密,实为安定内部之主要因素,因此,民国十六年(1927年)清党之后,蒋公就要我在他所任部长的组织部下,组织成立调查科,其主要任务为对付共产党的活动而制裁之。

我奉到这个命令,感到我的个性对此颇不适宜,并且对这项工作丝毫没有知识和经验,因为我是学采矿工程的,对物而不对人,因此我去请教戴季陶先生,戴先生听完了我的陈述,他说:‘你是一位和善而有智慧的人,做调查工作的人,固然三教九流的人都需要,但是要去管这些人的人,需要一位慈祥而公正的人,才能管得住他们而不出乱子,你看寺庙中两边站的十八尊罗汉,个个都是浓眉怒目三头六臂的,但是中间坐的那位如来佛,却是何等的慈祥雍穆,惟其如此,才能管得住,做得好,所以蒋先生要你去做,就是这个道理,我看你还是从命罢!’我听了,才决定去做的。组织部调查科就这样开始的!我所知道的人,多半是美国留学生,学工程与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的,所以调查科开始组织,就是请这些人帮忙参加,他们中没有一个懂得美国FBI或苏俄的格别乌类似我们的调统工作的。我们的科分调查与统计两组,一面做,一面学,究竟这些人都是受过高等教育而有科学训练的,而这美国科技对付苏俄科技的初步决斗,比较起来,还是我们比较高了一手。

我们的工作进行得非常顺利,我们不久就破获了若干共党秘密机关,而青年共党之来归者每月有数百人(共计为一万六千余人),声势大振,但不到一年半我就由科长被升为中央党部秘书长,科长一职经张秘书道藩等先后兼代,最后由徐恩曾(学电气工程的)接充。由于此一工作是新创的,我虽然离开了科长职位而去担任中央秘书长,许多事情,还是要来请教我的,所以不能完全不管。”从此,国民党有了真正意义上的特务机构-第一个正式的专职情报机构,即中统组织之开始。

随着蒋介石集团在国民党内的领导地位渐趋稳固,国共斗争成为当时国内的主要矛盾。1930年夏,中组部党务调查科又增设了两个小组,其中特务组主要是针对中国共产党的活动,搜集有关情报资料,进行策划与调查研究,设计指导**活动;文言组则负责搜集整理各种报纸杂志及其他出版物,制成剪报,择其要者送有关方面参考,以供掌握中共及其他党派的最新动态。与此同时,调查科也开始向上海、武汉、开封等各大城市派驻特派员(上海杨登瀛,后改鲍善甫;武汉蔡孟坚;开封黄凯),配给专用电台以供联络。后来逐步扩展到全国各省与特别市、铁路、电信等行业,普遍设立了各级各单位的“特务室”。到1931年7月,该科人数已达五十余人,成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中人员最多的一个部门。这样,国民党“党统”的特工组织框架便告基本形成。

第二节复兴社、力行社、蓝衣社及其关系

过去,一提及国民党的特务组织,人们首先很容易想到的便是“蓝衣社”、“力行社”以及“复兴社”等国民党内的秘密团体。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大多数人只是对这些名称比较熟悉,对其内幕却不甚了解,对其间的相互关系则更是茫然。这自然可以理解,因为这些秘密组织就是国民党特务组织的孕源母胎,但仔细分析起来,它们又不单纯是一种特工组织,而是一种“党内有派”的政治团体,是国民党内的某个派系,是以“拥蒋”为核心的国民党内的青年帮派。

复兴社、力行社的出现是受20世纪30年代初国内外政治思潮与国难危机影响所形成的产物。正如前文所述,当时欧洲国家流行的法西斯主义思潮对中国政界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甚至于在中国知识界也出现了以法西斯主义救国的偏激主张。在这种情况下,许多青年,特别是青年军人,面对国破民穷的中国社会,对比发愤图强野心勃勃的日本,更感到应该立即奋起,但他们又苦于无出路可寻,其中一些人便转向武力崇拜。德国法西斯的“铁血主义”强调的就是强力、征服,这很符合当时军界部分青年将领的思想。

以胡宗南、戴笠、桂永清、贺衷寒等人为代表的一批黄埔毕业生认为,在当时的情况下,要想救党救国,就必须实行强力政治,效仿德国与日本,采用法西斯主张,拥立蒋介石的绝对权威。

因为要“拥蒋”,就必须一切服从蒋介石的需要,听从其指挥,无条件地执行其路线方针政策,在“安内攘外”的方针之下,他们便有了“**”与“抗日”并举的主张,“拥蒋**抗日”成为他们的政治纲领与工作中心。

至于这些主张之间是否有矛盾或是否行得通,那不是他们考虑的事情,他们对蒋介石只有完全的愚忠而已。共同的思想促使他们产生了组织起来的需求,催生了带有法西斯主义及特务活动性质的团体,而蒋介石在政治上的受挫则提供了这一特殊组织产生的需求与时机。

复兴社-中国的法西斯特务团体

1931年12月15日,蒋介石在被迫下台前夕,除了调兵遣将控制中枢以及给他离任后的新政府留下一个财政烂摊子而外,又想到直接建立一个法西斯组织,效忠他个人,以进一步确保他能在不久之后卷土重来。

11月间,蒋介石召集他的十几位得意门生开会,反复暗示:“现在日本帝国主义压迫我们,共产党又捣乱,我们党的精神完全没有了,弄得各地的省市党部被包围、被打,甚至南京的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都被包围,我们的党一点力量也没有,我们的革命一定要失败。我的好学生都死了,你们这些又不中用,看着我们的革命就要失败了!”当与会者终于有人领悟到蒋的意图,表示要团结起来时,蒋介石便顺水推舟说:“你们怎样能团结起来?今天团结,明天就要闹意见。好吧,你们试试也可以。”于是,会议推举了康泽、戴笠等五人为新组织筹备成员,负责起草纪律条例及章程。1932年2月,康泽把起草好的条例章程呈报蒋介石,并主张新组织定名为“复兴社”。蒋介石批准了这个全称为“中华民族复兴社”的秘密团体的成立。

3月初,中国的法西斯组织——复兴社正式成立。复职后的蒋介石主持了成立大会,他自兼社长,并指定康泽等九人为复兴社中央干事会干事,以滕杰为书记、康泽为宣传处长、戴笠为特务处长助理,戴笠一周后正式转任处长,以郑介民、唐纵先后佐之任特务处长助理。

郑介民出生于广东文昌(海南岛),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二期,为校内右翼组织“孙文主义学会”的发起者之一,1925年被派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回国,担任蒋介石侍从室情报工作。1932年与戴笠等发起组织“三民主义力行社”,由此开始了他与戴笠的长期合作,后来成为戴笠的军统局的第二号人物。抗战期间又担任军令部第二厅副厅长、厅长,负责抗日军事情报和中国共产党及八路军方面的情报,同时一直兼任军统局主任秘书,被视为军统内最具有情报学识的权威,先后编着有《谍报勤务》、《军事情报学》等书,为军统训练班及部队谍参人员的必读课本,所撰《抗战期中对共产党之对策》,更是受到蒋介石的青睐。抗战胜利后,郑介民被蒋介石派为军事调处执行部国民党方面代表。

唐纵,字乃健,湖南酃县人,黄埔军校第六期毕业,在力行社特务处成立之前,长期为蒋介石做情报工作,为戴笠“十人团”成员之一,任力行社特务处第一任书记。1933年下半年因卷入蒋汪矛盾被免去书记职务,不久被派任驻德国大使馆副武官,向纳粹党学习了不少特务活动方法,如将特务渗入警察系统,就是他从德国借鉴而来的。1938年唐纵再度到蒋介石侍从室担任第一处第六组少将组长,主管情报业务。抗战后期,因戴笠忙于中美合作,蒋介石再次派唐纵兼任军统局帮办,成为戴笠的助手、军统局大将之一。

复兴社是一个完全法西斯化的政治组织,其主要成员贺衷寒、邓文仪、康泽、戴笠等人都是“誓死效忠”蒋介石的铁杆人物。其主要成员有十三人左右,后来被人们套用唐代的历史典故,戏称为蒋介石的“十三太保”。其中成员之一的刘健群曾写过一本名为《意大利黑衫党》的小册子,主张国民党应效仿意大利法西斯的“黑衫党”组织,集中最优秀的党员“穿着国产蓝布服装,以示自力更生,发挥党的传统革命精神,深入农、工、商、学的群众中……以对付内奸之捣乱和外敌之入侵。”他公然提议把新组织定名为“蓝衣社”,从服装到用具甚至工作环境一律选用“蓝色”,以示“统一意志,效忠领袖”,这一建议曾得到蒋介石的赞赏,后虽因种种原因未被采纳,但因其名称十足体现了该组织之特性而被传扬开来。

  复兴社的“太保”们在晋见蒋介石时,曾一度学习德国纳粹党称呼希特勒的方式,把“校长”改称为“领袖”,被蒋阻止。蒋说:“你们仍然称我为校长好了,你们懂得时局的需要,这个计划也很贴切,不过你们年纪轻,经验不够,我怕你们做不好,让我来领导你们吧。”他再三强调组织的“内部团结统一”和“发挥硬干、快干、实干精神”,要以“力行哲学”为其思想根据。蒋介石亲自确定“复兴社”的宗旨是“内求统一,外抗强权,拥护领袖,收复失地”,要“运用共产党的组织方法”,引入武士道或法西斯精神来“实行三民主义”。

复兴社成立后主要在四个方面展开了工作,一是积极发展组织,扩大影响,拉拢“组训”青年,派人到部队去监视军官,搞党团活动;二是广泛开展法西斯主义理论宣传;三是对国民党内非蒋政治派系进行渗透、扰乱,并对国内各地方实力派军队进行瓦解收买等特务工作,用断然手段扫荡党内“反动分子”,没收其财产;四是厉行**,在中共苏区进行颠覆、破坏、搜集情报等特务活动以配合国民党军队的围剿。蒋介石对复兴社成员下令:“全体同志必须统一思想与信念,有严格的秘密组织和在一定范围之内的基本党员,必须根据以暴制暴的原则处理所有的事。”在这种指令下,复兴社成员不断发出要实行恐怖暴力行动的声音,他们发表文章与演讲称:“在当今形势下,真理已完全为暴力所玷污,因此,除非有暴力,否则就没有真理……只有用绝对革命的东西,如暴力,才能支持国家至上的原则”;“必须有流血的决心——用空前无比的暴力去消灭一切人民之敌”;“现在我们必须惩罚他们(指政治对手),以极端措施杀死他们,使群众知道畏惧,再也不敢违反法律”。从这些言论中,我们便可以找到后来国民党特务组织习惯于暗杀酷刑施虐残暴行为的根源。

在近五年的时间内,复兴社已由一个四十余人的组织,发展成将近十万人的团体,因而形成内部派系,如戴笠的特务系、陈诚的军事系、康泽的别动系,以及贺衷寒的政训系等,分别经由党政管道,几乎控制了政府与社会的各个方面,形成了国民党内重要的组成部分。

力行社、蓝衣社与复兴社的关系

在组织方面,复兴社也效仿德意法西斯的组织形式,实行“党中有党”、“核心有圈”,1932年4月1日又在社内成立了秘密核心组织“三民主义力行社”,成员均为蒋介石亲自划定的人物,计三百人,都是忠蒋**的“少壮派”,形成复兴社的核心内圈。在其外围,又成立了两个预备队性质的组织“革命青年同志会”与“革命军人同志会”,1934年以后又增设了“中国革命同志会”、“忠义救国会”和“中国文化学会”等,由复兴社骨干负责其工作,目的是拉拢青年学生和军人,向他们灌输法西斯主义思想,而后加入复兴社。滕杰、贺衷寒等人还效仿德国法西斯的训练方法,另成立了一个“骑射会”,以“勤骑勤射强健体魄”为号召,充满了十足的纳粹精神。

复兴社创办了指导性机关刊物《中国革命》、机关报《中国日报》,以及其他多种刊物,大力鼓吹“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法西斯主义思想,公开撰文宣言:“我们无需隐瞒,我们正需要中国的墨索里尼、中国的希特勒、中国的斯大林!”“法西斯主义是国家濒于崩溃时唯一的自救工具……中国不得不效仿意大利和德国的法西斯精神。”“这是一个新时代,独裁是这个时代进步的手段。”复兴社骨干邓文仪还主持创办了一所“拔提”(Party,英文“党”的音译)书店,专门发行蒋介石的言行录、传记以及希特勒的《我的奋斗》、《墨索里尼自传》等书籍,为蒋介石树碑立传。邓文仪在他编写的《领袖言行》一书中写道:“或曰领袖与墨索里尼、希特勒相埒,同为世界之伟大人物,然在希氏统治下之德国……自然易于统治,墨氏统治下的意大利,亦和德国相似……而我领袖丰功伟绩,实非希墨二氏所可比者。”这段谄媚之词自然深得蒋介石的欢心。

1932年9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训队举办了一期“政训研究班”,实际上却是复兴社控制下的一个训练组织,班主任就是复兴社“十三太保”之一的刘健群,在他的主持下,政训班成为地道的法西斯主义理论训练班,全部课程都以“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为中心,以《我的奋斗》、《墨索里尼自传》为教材,号召学员“振作精神”、“干一番事业”,使已经“老化”的国民党“起死回生”。训练结束后,绝大部分学员被组成“华北抗日宣传总队”,派赴驻华北地区的西北军、东北军各部,进行分化与策反工作,宣传只有服从中央、服从蒋介石才能抗日救国的“道理”,成为蒋介石的“别动队”。刘健群自任“总队长”,在华北地区积极发展复兴社组织,他还指令“宣传总队”队员们一齐穿着蓝衣进行活动,一时间“大批蓝衣社分子在华北活动”的消息广泛流传,引起了日本华北驻屯军的恐惧,蓝衣社由此名声大噪。在日方的外交干涉压力之下,刘健群终于在1935年4月被调回南京,所谓的“蓝衣社”也就此烟消云散了。

为了进一步学习欧洲法西斯的思想理论与组织形式,复兴社还多次派遣代表团赴德、意访问。

1933年春,郑介民受命率复兴社代表团访问了德国,这已是复兴社第二次组团访德。他们详细考察了德国纳粹党的组织建设、军队训练、特务培训、思想文化、统治方法等各方面情况,对之推崇备至,赞不绝口。在德国,经过郑介民等人的再三请求,他们终于见到了纳粹党的首领希特勒,尽管希特勒对这些不远千里赶来拜见的信徒态度十分傲慢,但他们却兴奋异常。在意大利,墨索里尼给予他们热情接待,当场加以鼓励,并派人陪同他们参观了许多地方。代表团表示:一定要把法西斯主义移植到中国去。

郑介民等人回国后,向蒋介石上呈了《旅欧考察报告》等文件,并在“复兴社”报刊上发表了一系列介绍推崇德意法西斯主义的文章,大力宣传“法西斯主义是中国救国之道”,主张大力发展军队政工及特务系统,拥戴蒋介石为最高领袖,掀起了一股效法德意的舆论高潮,这些举动受到了蒋氏的高度称赞。

复兴社自成立以后五年之内,分别经由党政管道,控制政府与社会的各个方面,从事迫害、盯梢、恐吓、绑架、监禁,甚至暗杀等行动。这些活动基本上是属于特务活动的范围,但严格地说,复兴社还不是一个纯特务组织。

复兴社访德代表团成员之一的杨周熙,回国后写了一本名为《三民主义之法西斯化》的书,送给蒋介石。蒋对之十分赞赏,吩咐康泽可以出版,但要稍加掩饰,改名为《三民主义之复兴运动》。杨周熙在书中还建议组建一支模仿希特勒党卫军的武装力量,名为“别动队”,以执行“特殊任务”。

而此前蒋介石已经下令康泽组建这样一支部队,名为“特务警察队”,于是康泽趁机请示蒋介石的批准,正式确定使用“别动队”的名称。

1933年10月3日,“军事委员会别动队”在庐山成立,康泽出任总队长,下辖三个大队九个中队,另加一个便衣队,其成员为中央军校的毕业生,任中队长以上干部的都是复兴社分子。这支特务武装,以“政治作战”为主,执行“民众组训”等任务,主要配合蒋军完成“剿共”、推行“保甲制度”与“新生活运动”、收买敌方叛徒等,是具有明显特务性质的团体。

康泽公然以“站着进来,躺着出去”为该组织的号召,要队员们为蒋介石尽死效忠。

1935年2月,康泽率领“别动队”两千人利用追剿红军之机进入四川,逐次接管四川省各地党政部门,并在各处发展复兴社组织,一边“剿共”,一边收拾四川军阀,推行保甲、建立情报网、收买叛徒,四处活动,只要是有利于己之事无所不为,为蒋介石的“图川”之举立下了汗马功劳。一时间康泽备受宠信,势力大增。直到1939年,抗战爆发后,康泽的“别动队”才被陆军收编,结束了使命。

“七七”事变爆发后,蒋介石为了显示“团结一致共赴国难”,与国民党内各派达成团结的协议。在汪精卫等人的压力之下,他迫于公认的“党外无党、党内无派”的原则,只好决定解散复兴社,设法另以新组织来代替。

1937年9月中旬,蒋介石召集陈立夫、康泽、刘健群三人,指示说:“现在抗战已经开始了,过去秘密的小组织形式不合需要了,要来一个大组织,把党部的(指陈立夫的“CC系”)、同学的(指复兴社)和改组派(指汪精卫派)都团结起来,并以此为中心,再求各党各派的团结和全国的团结,你们去研究一下。”在蒋介石的授意下,1938年春,在武汉召开的国民党全国临时代表大会通过决议,成立“三民主义青年团”来作为包罗党内一切小组织的“大组织”。是年秋,复兴社正式解散,其成员并入三青团。

这个半特务式的组织从此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

但是,国民党的特务组织并没有完结,相反地,它却以更加专业化、扩大化的中统与“军统”组织的形式开展了工作,国民党的特务工作因此更上一层楼。

第三节国民党内反对法西斯特务组织的呼声

蒋介石崇尚法西斯化的言行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注意。西方英美等资本主义国家舆论对蒋介石“在中国推行法西斯主义表示忧虑”。国民党内蒋介石的政敌如汪精卫、胡汉民等人出于反蒋政治需要,也对这股“法西斯化”运动进行了抨击。

  胡汉民并不是一位民主派人士,他曾鼓吹扩大国民党一党专政,但他特别反对蒋介石个人独裁,尤其对蒋介石的“特务政治”厌恶至极。胡汉民在其主持的《三民主义月刊》上组织发表一系列文章,痛斥蒋介石搞法西斯主义是“画虎不成反类犬”,“心向往之而力不逮”,并指斥复兴社特务组织是一个“没有经济、社会或历史基础的独裁的军阀集团”,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流”,只借空洞的口号宣传与刺探情报、暴虐与暗杀手段,无发展希望也无前途。

从1933年1月间胡汉民发表《三民主义与中国革命》一文开始,胡氏自己也写过多篇文章,对蒋介石推崇法西斯主义搞独裁统治大加讨伐,他认为“法西斯主义”是一种反动势力,它的兴起“无疑的是征示着三民主义前途的又一劫运”,他指斥蒋介石继承了北洋军阀的衣钵,蒋介石统治“五年来的一切,只是军阀的行动,而不是党的行动”,胡汉民分析了德意法西斯主义产生的历史背景与原因,断然指出中国没有产生和实行法西斯主义的土壤。他指出德意法西斯主义还有对外扩张国家利益的一面,蒋介石却不顾国家利益而完全为了个人利益,实无前途。他的结论是:“法西斯蒂运动,实在是现代政治上最反动的运动,它的没落,不是理论的问题,而是时间的问题”,“三民主义的革命运动绝对不能与法西斯蒂的反动运动并存,中国产生不出法西斯蒂来”。他认为蒋介石学不到法西斯的真谛,充其量“只能做到流氓式的侦探或暗杀为止”。他号召“一切三民主义的信徒,必须抱着坚定的信念,不与法西斯蒂共存亡”。由于胡汉民的反蒋反法西斯言论,复兴社特务们对之恨之入骨,他们在胡汉民的住处放置炸弹威胁,迫使他避居别处。而作为胡氏依靠力量的广东地方实力派陈济棠,则对在其辖地内活动的复兴社分子实行了严厉的镇压。1933年,陈济棠下令逮捕了七十四名复兴社在广东的特务成员,并将其中九人判刑。上述事实说明,国民党内反对蒋介石搞法西斯特务政治的呼声与力量,从一开始就明确存在并进行着斗争。

第四节以中统为中心的表面整合时代

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复兴社、力行社都只不过是具有部分特务组织成分的秘密政治团体,它还不是完全的特务组织。但其中已经包含了特务性质的成分。复兴社成立之后,戴笠被蒋介石选定为“三民主义力行社”内三大处之一的特务处处长,郑介民、唐纵先后任特务处长助理。这样,戴笠正式成为蒋介石亲信的特工组织首领,这在戴笠个人的特务活动史上也是一个重要的新起点。再进一步分析,因为复兴社、力行社主要成员的出身特点,这一组织浓厚的军队色彩决定了它的特务机构的成立即可以被视为是以戴笠为首的国民党军事系统特务组织的建立肇始。

而这时,作为中统局前身的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已经开张有时了。这一组织在主管中组部的陈立夫领导下由徐恩曾负责。

徐恩曾,字可均,浙江吴兴人。早年毕业于上海南洋大学,后留学美国,专业是电机工程。回国后投奔与他有表亲关系的二陈兄弟名下,开始了特务工作生涯。他是从中组部党务调查科科长做起的老牌国民党特工负责人,以后又在他主持下于南京道署街徐王府“瞻园”内成立了“特务工作总部”,徐恩曾为主任、张冲任副主任、濮孟九任秘书,内部设有情报科、训练科、总务科及指导、行动等课。直到1938年特工总部改为中统局乃至以后,徐恩曾一直是国民党中统特务组织的实际领导者。

1930年夏,中组部党务调查科又增设了小组,主要是针对中国共产党及各政治反对派的活动,搜集有关情报资料,进行策划与调查研究,设计指导破坏活动,并在基层普遍设立了各级各单位的“特务室”。在南京,蒋介石又特别调配了二十余名经过政治警察训练的中央军校第六期毕业生,充实了调查科特务组织。这样,国民党“党统”即后来的中统特工组织框架至此便告基本形成。

因国民党中央党部位处南京丁家桥,每天进进出出的各机关人员庞杂,不便于调查科活动的秘密进行。1930年春,徐恩曾经请示陈立夫同意,在紧邻南京中央饭店的中山东路5号,另找了一栋两层的西式小楼,作为党务调查科的秘密办公地点。为了遮人耳目,徐恩曾命手下在门口挂上一块“正元实业社”的招牌,把这里装扮成一个商业机构。后来,他命手下在一楼临街开了一间无线电器材专卖店。这样,一来可将无线电器材的流向加以监控,二来可将赢利所得补充特务的活动经费,可谓一举两得。

当时“正元实业社”的成员有:王思诚、李熙元、张志鹏、马绍武、许少顿、高振雄、林桂庭、齐耀荣、游定一、马啸天、袁更、王正鸿、钱壮飞(中共地下党员)、范圭中等人,他们归同住一起的特务科负责人徐恩曾直接指挥,其中的大部分人后来成为了国民党中统特务组织的骨干力量。

由于党务调查科在开始阶段还没有武装力量,故在具体行动中,他们便与各地的军警部门密切配合,以执行蒋介石的“清共”方针,主要任务是破坏各地共产党组织。

在南京,调查科依靠陈立夫之兄陈果夫的关系,得到了陈果夫过去的保镖、现任首都警察厅督察长陈独真在武力、装备等方面的大力支持;而宪兵司令谷正伦除了为调查科输送“政治警察训练班”的毕业生外,还协助调查科关押被捕者,他还曾聘请徐恩曾及其特务组长顾建中在宪兵司令部兼职,极大地密切了双方的合作关系。这样一来,一旦调查科发现了中共活动的蛛丝马迹,军警便配合行动,实行逮捕与关押。

1930年,徐恩曾以其在南洋大学时的同学范本中为首,在南京中山东路西头开设了一家电讯器材商店为掩护,设立了第一座电台,并在上海、武汉设立了分台,建立了中统组织的秘密通讯体系。蒋桂冯阎“中原大战”开始后,他们又派出袁更、郑伯豪等人在北平、天津设立了分台,为蒋介石搜集情报。中统的电台系统初具规模。

随着蒋介石集团在国民党内的领导地位渐趋稳固,国共斗争成为当时国内的主要矛盾。

国共分裂之后,在国民党的残酷打击下,中国共产党的各级组织转入地下,表面似乎已消失,但各地的起义和城市暴动却此起彼伏连续不断,这说明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仍在有效地活动,并且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机关在进行指挥。共产党无处不在,但又无处可寻。面对中国共产党严密的地下组织,国民党的警察和宪兵不知从何着手对付。尤其是中国共产党首脑机关隐藏在上海租界之内,又有一个强有力的政治保卫机构“中央特科”加以保卫,就更难破坏。而在这个洋人统治的租界内,公开的警宪机关也不便进行侦破和搜捕。因此,要对付中国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必须依靠秘密的特务机关。在陈立夫的指导下,徐恩曾率领调查科全力进行对中共地下组织的破坏工作。

蒋介石对陈立夫的特务机构,要钱给钱,要人给人,尽力加以扶植。

调查科一般的特务活动由采访股等部门担任,但所有针对中国共产党的重大谍报活动、密谋策划,以及情报搜集、破坏指导等都由特务组负责。特务组的办公室,不但中央党部其他部门的人员禁止入内,即使调查科内部人员也不能随便进入。

在开始阶段,调查科对于被捕的共产党人实行不叛即杀的方针,在蒋介石“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走一个”的指令下,他们杀人无数,但共产党人却越杀越多,成效甚微。陈立夫与徐恩曾、叶秀峰、张冲等人为此会商,认为单纯地捕杀对付不了中共,应当改弦易辙,设法深入了解中共的内部情况。

于是,他们制定了诱降共产党人的“自首自新办法”,决定采用“重用叛徒,扩大自首潮流,以毒攻毒”的政策,在南京和江苏、浙江、湖南、湖北、安徽等省普设“反省院”,对被捕的中共党员与进步人士实行威胁利诱、软硬兼施的诱降手段,目的是最大限度地利用叛徒,扩大对中共的破坏成果。这一政策,得到了蒋介石的肯定,成为中统以后对付中共的重要的手段。

在这一阶段里,国民党当局的情特机关在对付中共及政治反对派方面是靠中组部党务调查科,在获取军事情报方面则主要依靠戴笠的复兴社特务处,而这两者的工作又是互相交杂的。

1932年9月,蒋介石欲把戴笠的小组织和中组部陈立夫的特务系统统一管辖,一度成立了以陈立夫为首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但这个“军委会调统局”并不是后来习惯称谓上的“军统”组织。

这里所说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与后来在抗战爆发后组建的以戴笠为首的“国民政府及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并不是一个组织,虽然名称相同,也有相互间的组织重叠与包含意义,但无论是在两者的人员组成还是工作内容上,都有根本的区分。实际上,1932年以陈立夫为首的所谓“军委会调统局”组织,其基本构成主要是未来的中统班底而不是“军统”的前身。其中组建了三个处室,以徐恩曾为特务一处处长(“CC派”、党统特务、中统前身),戴笠为特务二处处长(蓝衣社特务系统、挂名依靠,实则独立,军统前身),丁默邨为第三处处长,后由金斌继任,掌管通讯、密码、汇报安排事宜。

此时从中统组织的角度来看,“特工总部”所用的行政机关的名义,一个是“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处”,这是由调查科扩大而来的;另一个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第一处”。表面上看,一个是党务机关,一个是政府机关,似乎互相独立,实际上不过是“特工总部”一套人马的两张招牌而已。

“特工总部”负责人徐恩曾的公开职务就是党务调查处处长兼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第一处处长。而戴笠的特务系统也相类似,被列为第二处。

由于在陈立夫的“军委会调统局”成立后,蒋介石依然独立地掌握着戴笠的系统,使之保持他个人的“御用”特征,以便运用自如,因此实际上仍然是保持了国民党特务组织“两条腿走路”的特征,这就为日后的国民党两大特务组织系统的正式形成奠定了基础。

按照军统方面的历史解释,此时戴笠任处长的复兴社特务处,是一个政治性的秘密组织,不能公开化;而他同时兼任的陈立夫“军委会调统局”第二处处长,则是正式的政府机构,可以堂而皇之地列编支费的。这样分析,此时蒋介石之所以佯将戴笠组织编入陈立夫手下,也是为了解决其经费供给问题,在指挥权上陈立夫对戴笠是有名无实的,到后来时机成熟后就分道扬镳了。蒋介石对其特务系统所运用的“分而治之”的“两条腿走路”方针是贯彻始终的。

对于蒋介石的这种做法,陈立夫一开始是不能接受的。据他自己回忆说:“至于军统之开始,是‘有实无名’的一个组织,由戴笠(雨农)在蒋公侍从室工作的时候,受命担任调查特种事件所开始的,当调查科发现戴笠在做类似工作的时候,科中同仁愤愤不平,谓蒋公是否对我们不信任而另派戴笠去做?我就对科中同仁解释一番如下:‘我们的工作,可称之曰党的耳目,你们看人身上耳与目都是成双的。所以党的耳目,亦不妨有两个,互相查对,是有益无损的。’众皆悦服。所以,戴笠的工作开始时是有实而无名的。

当时我考虑应否以此事问问蒋公,否则蒋公会轻视我们,‘怎么戴笠在做调查工作,你们一点都不知道。’于是我决定向蒋公查问说:‘有一位名叫戴笠者,在外声称是蒋公要他做调查工作,有无此事?’蒋公有点不好意思地说:‘有的,我有时候要他去查一两件案子,并无特别组织。’后来,戴笠的工作范围与日俱增,还是有实无名而已。不过蒋公不愿戴笠永久这样下去。”

于是就有了后来的军统组织。

“后来约在民国二十四年蒋公要我主持一个‘调统会报’,属于军事方面的,由陈空如先生协助我。遂正式派徐恩曾为该会报之第一组主任(注重共党在社会之活动),戴笠为第二组主任(注重共党在军事方面之活动),并派丁默邨为第三组主任(掌理会报方面之总务事宜)。这一个组织,一直到蒋公要我担任教育部长那天(民国二十七年正月),我才辞去会报工作,其理由是教育部的工作与调统工作是两件绝对相反的工作,不能由一个人来兼做,遂以此理由脱离了调统工作,去担任教育部的工作,因此‘调统会报’亦取消了。其第一组改称中央党部调查统计局,局长由朱家骅担任,徐恩曾副之;第二组改称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局长由贺耀组担任,戴笠副之;第三组取消了,后来丁默邨就跟随汪精卫去担任伪政府的调统工作,对于一、二两处在沦陷区的工作,不无受了打击。”

无论如何,在这一阶段,公开正式的特务组织只有中组部陈立夫为首的中统一家,因此这一时期的国民党特务组织可称之为以中统为中心的“合二而一”时代。

第7章 抗战前的国民党特务组织及其活动(上)(1)

  第一节密战中原,平息反蒋之乱

1927年蒋介石在南京“开府”上台后,他所面临的是一盘散沙的中国政局。

在开始阶段,他的主要精力是用来对付来自党内反对派的政治军事威胁,而不论是政治还是军事的斗争,情报工作都是十分重要的一个方面。古语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情报特务工作作为知彼的一个主要手段,其有力的效能是显而易见的,尤其对于蒋介石来说,因为他的目标并不都是光明正大的,因此,使用特务手段就是其必然的选择。

1929年中,二期“北伐”完成后,国民党内“新军阀”争夺权力的新争斗又开始了。阎锡山、唐生智等国民党内地方实力派人物,依仗着在北伐中所占据的地盘与膨胀的军力,坚决反对蒋介石以“编遣裁兵”为名行削除异己之实,因此最终决定举兵反蒋。在对付党内反叛者的作战中,蒋介石派出了他的秘密组织干将戴笠,进行军事情报搜集与策反工作。

1929年6月,戴笠以参谋身份随蒋介石到北平,刺探晋系军阀阎锡山所部的军情,他想从阎军下层人员中打开缺口,但阎部人员防范甚密,戴笠钻研多时,竟无功而返。

这年冬季,国民党第五路军总指挥唐生智,联络晋系阎锡山及石友三等部地方军阀势力,组织“护党救国军”,又发动了反蒋战争。在讨伐唐生智的战役中,蒋介石除调兵遣将应战外,又派戴笠深入唐部进行收买与策反。12月,戴笠到达开封、郑州活动,被唐生智发觉,唐悬赏十万在河南全境搜捕他。唐军宪兵营持着戴笠的相片到处设卡抓人,形势十分危急。戴笠在走投无路之际,铤而走险,化装成记者,从陕西潼关赶赴河南信阳唐部指挥中心,潜入城内。他探知掌管信阳城防的是唐部宪兵营长、黄埔四期毕业生周伟龙,周是戴笠同学东方白的好友。戴笠便以东方白之名独闯宪兵营拜见,鼓动口舌,以同学之情煽动起周伟龙对蒋介石的师生之谊,要周向蒋效忠,劝其投蒋共打天下,竟大获成功,周伟龙不但当即与戴笠结为拜把兄弟,而且还提供了唐生智的军事部署重要情报,并亲自护送戴笠出城脱离险境。一个月后,蒋军获胜,唐生智战败下野,周伟龙如约弃官投蒋,由戴笠引见蒋介石,受到嘉奖。此后,周伟龙便在戴笠手下做了一名军统大特务,成为戴的得力助手之一。此事后来被戴笠引以为荣,频频告人。戴笠的这次出色表现,使蒋的军事行动顺利成功。不久后,他便因功升为中校联络参谋。由于工作成绩突出,戴笠日益受到蒋的器重,并逐渐奠定了他在蒋集团中的地位。

1930年4月,国民党内最大的一次反蒋势力大联合又一次发动了倒蒋战争。阎锡山、冯玉祥联合桂系军阀及国民党内“改组派”、“西山会议派”等,推出汪精卫为政治领袖,在北平召集国民党中央扩大会议,公开与蒋作对。

为了应付挑战,蒋介石不得不倾全力以赴,命令“密查组”组长戴笠派出得力助手王孔安,混入北平“扩大会议”刺探了有关情报,帮助蒋介石制定了拉拢东北军张学良入关相助的正确战略,并成功地派人在各地瓦解、收买了阎、冯军的许多杂牌部队,最终使反蒋阵线腹背受敌陷于内乱。争斗七个月后,中原大战最终以蒋介石的又一次全胜而告结束。随后,戴笠又受命前往北平,代表蒋介石与其新盟友张学良联络,他通过张的警卫旅的一名团长、与张学良有两辈交情的拜把兄弟吴泰勋(戴笠最后竟然又做了张、吴的结拜大哥),成功获得了有关东北军的情报来源。吴泰勋还向戴推荐了多名手下充当特工。

戴笠的出色表现,使蒋介石对之更为倚重。

在对付反蒋派系的军事斗争中,蒋介石的特务们还有最有效的一招便是破译对方的通讯密码以获取情报。反蒋派桂系三巨头之一的黄绍竑,在他的《五十回忆》一书中透露,1929年至1930年蒋桂内战时,桂系方面的军事密码就曾被南京方面推译出来,导致蒋军对桂军的动向部署了如指掌,掌握了制胜先机。由于偷译对方密码的成功,使蒋介石得以“料敌如神”、“天纵英明”,而蒋介石的特务之所以如此“神通广大”,则是有其原因的。据“台湾情报局秘密出版的《戴雨农先生传》载:“民国二十二年三月,胡宗南将军介绍一位擅长无线电通讯的魏大铭给戴先生,乃即着手从人才的吸收训练、电机的研究制造,与内外通讯网的建立各方面,迅谋发展。’其实在魏大铭以前,蒋介石就在这方面坐享其利了。据魏大铭在《评述戴雨农先生的事功》回忆:民国十八年交通部国际电讯局长温毓庆博士,由财政部长宋子文的财务支持,研破了桂系的上海秘密电台XHFA的密电,情报为蒋总司令所用,后继续扩展及于冯玉祥、唐生智、石友三等情报而赢得中原大战,石友三、唐生智等叛变诸役,几次解救蒋总司令于危难之中,极有贡献。此种密电情报,当时由林蔚文将军经手,呈转处理,用后即毁,不存档案,了无痕迹,后来侍从室即循此规例,故知者极少而识者几无,人但知蒋委员长之神机妙算,而不知其另有密电情报。”蔡孟坚也于《八十谈奇》中谈到,中原大战时以时迁手段,偷得鹿钟麟总部新颁的密电本,以陈立夫名义送交总部机要室,大收战果,受到蒋介石的召见,“深予嘉勉”。特务之功大矣哉!蒋介石焉得不重视特务?

第二节戴笠成立特务处,放手发展特工组织

1931年3月,蒋介石就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随即召开高级军事会议,决定扩大情报网,着手调查搜集资料,研究国内外情报,用作“攘外安内”之参考。

4月1日起,戴笠所辖联络组扩大成情报处,称之为“特务处”,暂隶属“推展民族复兴运动”的复兴社,开展工作。9月间,又划归军委会调统局第二处,仍以戴笠为处长。“此一情报组织,在中华民国历史上尚属首创,不但无成规可循,且责任艰巨。”戴笠为该组织确定的目标宗旨是“反对日本的侵略,揭露汉奸组织,镇压内乱及实行**,维护领袖(蒋介石)安全”。戴笠把4月1日这个以他个人为首的特务组织诞生的日子作为后来他的军统局的创业纪念日,每年都要举行隆重的庆祝活动。

组织成立前,戴笠得知蒋介石要他正式出面负责,便特地前去见蒋,以学资浅薄请辞,故作姿态以试探蒋介石的真意。蒋回复他说:“只要你有决心,其余不必顾虑。”戴回答说:“从今天起,学生决以生命为革命而牺牲奋斗,失败则请委员长加罪,成功或竟为敌人所杀,决无后顾。”这一过程,后来成为戴笠表白他从事特工为蒋介石效力决心的例证,到处宣讲。他在自己的回忆中写道:民国十六年7、8月的时候,我在×部底下做事。民国二十年12月10日以前,我只有一个勤务兵贾金南和一个毛;到了民国二十一年,我也只不过才有一百多人;民国二十一年1月23日我在杭州,突然接到领袖蒋校长的电报,要我马上回南京。1月26日晚上8点钟,蒋校长在中山陵召见我,要我主持成立特务处。先是关系方面一共保举了六个人,蒋校长认为只有我比较合适,能够做好这个工作,要我负这个责任。我因为团体中很多人都是我的老大哥,并且这种事情本身就不容易做好,当时我就向校长报告说:“我不能做这个工作。”蒋校长问我:“为什么?”我就将上面说的这个意思说了一遍。蒋校长说:“这不要紧,一切有我,你不必顾虑,现在就是你有没有决心的问题,只要有决心,事情就一定可以做好。”在这种情况下,我不能再推辞,当时我就说:“报告校长,就黄埔的关系讲,你是校长,我是你的学生。就革命的关系讲,你是领袖,我是你的部下。既然如此,我当然只有绝对服从命令,尽我的能力了。”

于是,不到一刻工夫,领袖就下达正式命令。当时我向领袖表示:“从今天接受命令之日起,我的这个头就拿下了。这就叫一手接受命令,一手提着头颅。”领袖问我:“此话怎讲?”我说:“这是我的决心,我这个工作做得好,我的头一定给敌人杀掉,若做不好,当然要给领袖杀掉。再者,积劳成疾,所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岂不外只有这三种情形?”

领袖当时叫我找帮手,我找了一个郑锡麟,一个××,我选择了两个同志。

次日上午,也就是民国二十一年1月27日,有位同志要打倒我,他说:“关于特务处的人事、经费,校长叫他负责。我就报告领袖辞职,结果没有获准。以至于后来发展到今天的局面。什么叫光荣历史?什么叫清白家风?

这就是我们工作的起源和开端。”戴笠在特务处内公开提出这样的口号:“秉承领袖意旨;体念领袖苦心;做领袖的耳目;做领袖的手足。”以此为其组织的宗旨和对部下的要求,后来便成为军统组织的宗旨,又加以发挥,演变出“长官没有听到、看到、想到的事,我们要为长官听到、看到、想到”的口号,大书在军统局本部的墙壁上。戴笠此举的意图还是为了拍蒋介石的马屁,让蒋看了后“体念他的苦心”,从而更加宠信他。

特务处成立时设有一室二科,以唐纵任书记室书记,郑介民为侦察科科长,邱开基为执行科科长,其后增加了交通科,由黄埔一期的梁干乔任科长。这时的特务处尚处在比较简单的创业阶段,共有一百四十五人,其中骨干力量都是戴笠“密查组”的人员,又吸收了王孔安、乔家才、简朴等黄埔出身的干员,办公处就设在南京鸡鹅巷53号,处理机要指挥行动,人数增加后又于12月在许府巷成立了处本部。同时在各省地区及大城市成立了区、站、组三级组织网,初步形成特务网络。1933年7月,为保护蒋介石的安全,又成立了“随节警卫组”。1935年,为适应特工通讯的需要,特务处又成立了第四科,魏大铭为科长,专负电台联络与培养通讯人才之责。

特务处是戴笠掌握的第一个冠冕堂皇的机构,他有意将之迅速地“发扬光大”,并着意其独立性之形成,与复兴社拉开距离,这引起了复兴社常务干事贺衷寒的警觉,他向书记滕杰建议改组特务处以防不测。滕杰召集戴、贺商量,戴笠听明来意,当即怒形于色,转身欲走,经滕杰好言调解,最后确定特务处对蒋介石交办的事可直接报告蒋,只有对社里布置的任务才向社干事会汇报。这样,无疑是确认了特务处在社内的特殊地位,戴笠从此更加有恃无恐。

当时戴笠的特务处内部机构及派往各地的特务网骨干统计如下:

复兴社特务处(第二处)

处长:戴笠副处长:郑介民

第一科(情报):编审股、华东股、华南股、华中股、华北股、统计股

第二科(行动):司法股、执行股、特务队

第三科(总务):会计股、庶务股

书记室:人事股、译电股、交通股

设计委员会南京:方超、陈英南、左曙萍、陈逸湘;上海:翁光辉、张业

京沪路:徐亮;徐州:胡天秋;海州:岳烛远

杭州:胡国振;安徽:汪德龙;南昌:柯建安

赣州:喻耀离;抚州:谢镇南;武汉:周伟龙、刘培初、萧勃

长沙:蒋肇周;粤港:邢森洲;香港:吴乃宪、张炎元

厦门:连谋;郑州:刘艺舟;开封:刘暨

山东:李郁文;青岛:姚公凯;烟台:刘乙光

胶济路:郑兴周;津浦路:高振鹏;天津:王天木、靳汝民

北平:陈恭澍、杨英、齐庆斌、王云孙;太原:靳易夫、乔家才

归绥:王和众;西安:贾文郁

以华北地区的重镇平津地区为例,1932年11月,戴笠从参谋本部特务警员训练班毕业生中选择了陈恭澍、杨英、戚南谱三人到北平建立工作站,由陈恭澍任站长。

陈恭澍原籍河北省,是黄埔五期生。1931年由蒋介石亲自选中到中央军校特别研究班受训。后成为力行社外围组织“革命军人同志会”的成员,与戴笠有了接触,受戴之命,联络了三十余名黄埔同学到参谋本部特务警员训练班学习。因在学习期间监视同学兼做情报有成绩,受到戴笠欣赏,毕业后即去北平当站长,进入戴笠的干部圈。

客观地说,陈恭澍在特务行动方面是有一些天资的,他天生机敏而且有指挥才能,后来为戴笠和军统干了多件轰动全国的事,指挥和参与了诸如刺杀汪精卫、王克敏、殷汝耕、石友三等汉奸头目及诛杀日本官兵的事件,但他也是个顽固的**分子,指挥过杀害吉鸿昌等共产党人的行动。他后来在担任军统上海站长期间,指挥部下与日伪激烈拼杀,后失败被捕,随即叛变,投靠汪伪特务头目李士群。抗战胜利后被国民党政府判刑,不久又被放出,投入**内战,最后跑到台湾。晚年写了五本回忆录性质的关于特务史的书,留下了许多资料。

当陈恭澍等到北平时,戴笠的特务处已在半年前在平津建立了工作站,负责人是戴笠的“十人团”成员之一的“铁哥们”王仁锵。王是东北讲武堂的毕业生,曾去日本明治大学学习法律,任过浙江高等检察厅检察长、中国驻智利代办使事,有一定阅历。跟随戴笠当特务后,改名为王天木,化名还有郑士松等。他也是个较能干的人,一直为戴笠独当一面。陈恭澍按戴笠的要求与王天木取得联系,王带他们熟悉情况,在北长街18号开设了一家“军事杂志社北平分社”作为掩护机关,建立了站点。陈恭澍陆续发展了白世维、范行等人,他们常常游走在“八大胡同”等风化场所,称为“工作需要”。

第8章 抗战前的国民党特务组织及其活动(上)(2)

  1933年春,日本占领山海关,进入热河,华北局势紧张。蒋介石派何应钦到华北,取代张学良办理对日交涉。戴笠为掌握东北军动}

内战时期最强特务没有之一的人就是他:沈之岳(戴笠在明处,他在暗处)实力不差于戴笠,能卧底毛泽东身边多年都未被发现,从延安时期进抗日军政大学学习,曾是康生自得门生!

国民党片面解体溃退台湾的时辰,他先是训练出了尔后国民党二十年间的间谍主干,然后转行有声有色地做了军政大员,还已经化装潜入大陆活动。

爲何说他是最强双面特务,下列事迹足以震撼:

在澳门指挥刺杀刘少奇,失败后全身而退。

指挥过国民党间谍在非洲抓捕叛徒。

掌管粉碎了在日本的“台湾共和国暂时政府拘捕过李登辉。

审问过李敖,李敖反而写书夸他。

暮年到大陆“治病”,听说邓小平、胡耀邦亲往探视。

外貌和颜悦色,却被描述爲“人面兽心”。娶了出身伞兵飞虎部队背景的京剧名伶。此人的终身就是传奇,游走国共单方之间,却顺风逆水,从未显露漏洞!

1938年沈之岳进入延安,第二年入党,不断很出色,以致于到他顺利前往国民党那边,中共还称他爲“叛徒”。直到沈醉等被俘或许起义,他才表露:他进延安之前是军统的人,带着刺杀毛泽东的义务。在国民党间谍零碎中,沈之岳可谓戴笠之后的第二代谍王。

台湾方面对他的描绘是:潜入共产党外部多年,受戴笠差遣,赴延安试图刺杀毛泽东,大陆方面则称他“叛徒”。

暮年他到大陆治病,被中共高层当贵宾接待,以致于有关他是双料特务的风闻一度甚嚣尘上。沈之岳,有“蓝色007”之称的国民党王牌特工。抛开政治立场不谈,此人终身有太多可以拍成电影的桥段,可谓传奇。

美国女特工色诱一关键人物 毛主席差点被刺杀

1966年终,美国远东情报局针对毛泽东每年国庆节都会登上天安门城楼观礼,制定了“刺毛方案”,即在1969年10月1日,在天安门城楼上引爆定时炸弹,暗杀毛泽东。这个方案因而也被称爲“69101”

“刺毛方案”是美国国防部交给远东情报局的一项重要义务。美国远东情报局局长阿特·麦克密斯要挑选一名女杀手来完成这个使命。经过调查,一个名叫阿特·李莎的女特务进入了他的视野。

1966年6月,“文明大反动”开端,麦克密斯以为这正是施行“69101”方案的最佳机遇。1966年9月上旬,麦克密斯亲身将李莎送到了机场,她的第一站是菲律宾,她将在那里物色一个帮手。

美方自以爲他们的方案神不知鬼不觉。其实他们的一举一动早就惹起了我方情报部门的留意。周总理指示东北局尽快派人前往菲律宾,设法接近李莎。东北局经研讨决议:派出了有“东北局第一美男”之称的黄国华。

1966年10月上旬,我文明部组织芭蕾舞剧《白毛女》赴菲律宾上演。黄国华以剧组人员的身份随团出访。

我方特工扮演出色搭上线

芭蕾舞剧《白毛女》在马尼拉的上演非常惊动。黄国华事前失掉音讯,李莎当晚会来看戏,但他并不看法她,只晓得她是一个美女。怎样才干跟她搭上话呢?上演进程中,黄国华有意到台上晃了两晃。李莎一看到他,眼前一亮。

黄国华决议散戏后,再到剧场门口转转。他刚走出剧院的大门,就被一位小姐绊了一下,差点倒地。那位小姐赶忙伸手将他扶住,面带歉意地说:“先生,对不起!”他定睛一看,真的是一位绝代才子,难道是她!黄国华忙装出一副好色的样子问道:“请问小姐是哪里人?家住何地?改日我想登门访问。”小姐妩媚一笑:“我就是本地人,家住海滨路18号,随时欢送莅临寒舍。”

没过几天,黄国华访问了李莎。当晚,李莎经过无线电报向麦克密斯汇报了状况,麦克密斯要她进一步用美色迷惑对方。与此同时,黄国华也向组织汇报了他去见李莎的状况,东北局要他一定把这出戏唱好。次日下午,黄国华带着一束红玫瑰离开李莎家中,两人的关系急速升温。

但是,没过几日,李莎却奥秘失踪了。原来,这是朋友对黄国华停止的一次调查。接到命令后,李莎便在木门上用小刀刻下了“伦敦”两个字。她置信黄国华只需看到门上的刻字,就一定会找来。

我方情报部门查清了李莎在伦敦的地址,要黄国华立刻跟去,但爲不惹起朋友的疑心,就让黄国华装作很急的样子,在伦敦满大街寻觅李莎。而他像没头苍蝇似的在大街上跑来跑去的样子,也都被朋友看在了眼里。5天当前,二人在一家戏院门前“巧遇”。当晚,李莎向黄国华摊牌:“你愿不情愿参与我们的组织,美国远东情报局!我们的任务次要是针对中共的首要分子,实行暗杀。”黄国华听后一跃而起:“反共?我120个情愿呀!”此时,李莎忽然从腰间拔出手枪对准黄国华:“黄先生,你别再演戏了,我早就晓得你是共产党的探子!”

“既然你这麼不信任我,你就开枪。”黄国华的扮演取得信任,被带上了一架开往美军基地的飞机,开端承受特工培训。

转眼到了1969年7月上旬,黄国华终于完成了培训,和李莎在英国作了短期的休假之后,又一同飞到了纽约。

在麦克密斯的布置下,黄国华与李莎举行了婚礼。几天后,李莎忽然大哭起来,对黄国华说:“我恐怕是活不成了,下级要我去刺杀毛泽东,我哪有这个能耐呀?”黄国华若有所思地说:“能耐我倒是有,但不知下面有什麼详细布置。”“你只需在天安门广场把一块外面装有定时炸弹的金表送给一位能上城楼的贵宾,让他带上去,我们就半途而废了。”

1969年9月15日,在李莎与黄国华乘飞机行将进入中国境内时,黄国华拿出一瓶纯洁水,递给了李莎。李莎接过来喝了两口,忽然感到一阵头晕。原来水里下了迷药。黄国华翻开密码箱,取出金壳手表中的定时炸弹,成功阻止了这一能够举世惊骇的重案。

由于黄国华的出色任务,国庆节惨案没有发作。但是在国庆节前夕,黄国华却被两名打扮成卖冰棍的间谍分子在一个公园里暗杀了。后来,经过调查,这两名杀手都是李莎早就布置好的。

力保毛主席性命的超级特工,建国后却入狱十年,郁郁而终在新中国的情报阵线上,李克农无疑是一个大名鼎鼎的人物,1955年官拜上将,成爲我军在情报阵线上的最优秀代表,连美国中情局都对他极爲忌惮。

不过,因情报阵线的特殊性,大少数人都隐姓埋名,因而他们虽然也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勋绩,但却不断很少有人晓得。明天,历史客栈就来引见一位:陈泊。

关于“陈泊”这个名字,很多人都表示很生疏,不过,看看他的绰号就晓得他有多牛了——“延安的福尔摩斯”,而且,这个绰号还是毛主席亲身给他起的。

陈泊1909年生于海南乐会县,1937年离开延安后,没有去火线杀敌,而是在更爲特殊的情报阵线上担任党的平安。

事先的延安,有三位机密阵线上的奇才,一是社会部治安科科长陈龙,二是锄奸部侦查科科长钱益民,三是边区捍卫部部长陈泊,其中的陈龙,就是跟随毛主席去重庆会谈的“一虎二龙”之一,可谓延安第一保镖。

拿枪的是英雄,拿无线对话机的异样是英雄。在延安,陈泊很快就演出了最精彩的篇章。

事先的延安,是一个开放的中央,对一切有志青年、有识之士都关闭大门,但同时也混进了很多国民党间谍,专事毁坏。

国民党军统有个所谓的“汉中特训班”,培训了很多间谍,少数都混进了延安。陈泊早就留意到这些人的意向,机密抓获了一个间谍教官,名叫祁三益。

陈泊对祁三益恩威并施,很快就把他感染了,让他戴罪犯罪。

1942年的五四青年节,按常规,延安举行了大规模的庆祝活动。很多人挤在一同,鱼龙混杂,陈泊就带着祁三益荫蔽到人群中,由祁三益指认。

很快,34个国民党间谍被祁三益指认出来,那还有什麼好果子?陈泊一声令下,我方捍卫人员蜂拥而至,全部抓获。随后,埋伏在边区的其他特训班成员也全部被抓,无一漏网。

因而一仗,陈泊在延安名声大噪,毛主席在一次惩处会上特别点名表扬他,称他是“延安的福尔摩斯”。

其实,此仗还不是最精彩的,1943年那一次更让人赞不绝口,甚至救了毛主席的命。

因毛主席的重要位置,军统对他的暗杀不断没有断过,而身爲保安处处长的陈泊,自然责任严重。

1943年6月20日这天,陈泊在例行检查地方指导的活动表时,看到一则音讯,说是两天后,也就是6月22日,毛主席要接见远道而来汇报任务的新四军第3师第8旅旅长田守尧同志。

陈泊晓得田守尧这团体,的确是新四军3师8旅旅长,一个大名鼎鼎的抗战英雄,而且,陈泊也晓得田守尧已分开驻地,和第3师的顾问长彭雄同志,一同来延安汇报任务。看起来没有成绩,但是,陈泊去军委捍卫部调查田守尧此次行程的时分,却发现有些不对劲。

按正常行程推算,田守尧从3月就曾经动身了,经连云港赣榆,从海路到渤海,进入河北再入山西,最初到延安。可是,田守尧却对捍卫部门说,他的引见信在路过晋东南时丢了。

引见信是极爲重要的凭证,怎样会丢?陈泊对此事有些疑心,他立即电报山东方面的接待处,查询田守尧有没有路过晋东南之事。后果,山东方面回话:田旅长基本没有从晋东南路过。

陈泊立即明白了,这个田守尧是假的!

陈泊马上派人把这个田守尧隔离起来,停止细致的审查。这一查不要紧,把陈泊惊出一身冷汗。

这个田守尧,真实身份是国民党派出的初级特工,冒充新四军田守尧旅长,混进延安,目的只要一个,就是寻觅时机,刺杀毛主席!

而真正的田守尧旅长,在经过赣榆时被日军发现,跟彭雄都在战役中英勇殉国。

田旅长殉国后,国民党军统发现了他的真实身份,赶忙告之在重庆的军统头子戴笠。戴笠忽然想到,可以应用这个身份大作文章。

在戴笠的精心布置下,一个心思素质过关的军统间谍,摇身一变成了新四军田旅长,大模大样地离开延安。各部门都没有发现这个田守尧有什麼成绩,更可怕的是,毛主席曾经定好了接见假田守尧的工夫。假如不是陈泊发现得早,一旦让身携无声手枪的假田守尧接近毛主席,结果不可思议!

陈泊的这一功,无疑比天还大!

但让人可惜的是,这位机密阵线上的大英雄,在建国后不久就被拘捕,整整入狱十年。出狱后,又被送去湖北劳改农场,于1972年病逝。

至于被捕的缘由,地下的说法是陈泊“滥用职权,庇护间谍”,卷入了国际特务案,但实践上远远没有这麼复杂,牵扯到很多妥协,多说有益。

直到逝世八年后,陈泊终于失掉平反,被安葬于八宝山反动公墓。但斯人已逝,夫复何言?

他是独一和毛主席单线联络的特工,毛主席亲身爲他改名范明是我国著名的无产阶级反动家,出生于1914年,逝世于2010年2月23日,原名郝克勇,是我国陕西省西安市临潼县栎阳镇郝邢村人,范明这个名字是毛主席亲身爲郝克勇改的。

郝克勇出生在一个耕读世家,他的父亲是东南军的开创人之一,他的父亲已经担任过杨虎城的特种兵营长;所以和杨虎城、赵寿山都是世交关系,郝克勇从小就承受了良好的教育,他对西医还很感兴味。

郝克勇的大哥郝克俊就是共产党员,还是邓小平亲身引见入党的,在“一·二八”事故迸发后,郝克勇和哥哥参加了抗日义勇军,年仅十七岁的郝克勇对共产主义发生向往,所以他成功参加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爲一名团员,后成功转爲党员。

在抗日和平迸发当前,郝克勇承受下级指派到国民党的三十八军担任中共工委委员、书记,他在三十八军担任的职务是教诲队队长,他是在周恩来总理和李维汉的间接指导下从事机密任务。

但是在三十八军的任务中,郝克勇遭到疑心,所以赵寿山让他隐藏了起来,在风声过来之后才出来。郝克勇是地方和三十八军联络的重要人物,后经过毛主席指示到延安汇报任务。

在抵达延安当前郝克勇先后向周总理和李维汉汇报任务,后来屡次和毛主席交谈,承受毛主席的指示,就是在和毛主席的交谈中,毛主席以为统战任务人员要有化名,亲身给他取名爲范明。

之后由于任务需求范明开端和毛主席单线联络,可以说在整个反动活动中,范明是独一一个和毛主席单线联络的统战任务者,而在毛主席的亲身指导下,范明也很出色的完成了义务,爲后来的三十八军起义打下了坚决的根底。

但是范明并不是不断从事统战任务,在1949年当前,范明开端回到部队任务,担任第一野战军的政治部秘书长,但是兼职还是和其他国民党部队联络。范明还参与过延安捍卫战、青化砭、羊马河、蟠龙等战役,他还是彭德怀元帅的助手。

建国当前他在西藏任务,并被授予少将军衔,范明一直保存着毛主席给他的任务指点函件,有一百多封,这些函件鉴证了他和毛主席之间的密切协作关系。

这位超级特工曾试图刺杀毛主席、刘少奇,暮年回大陆却遭到冷遇有这样一位传奇人物,他在国民党的间谍零碎之中被称爲“王牌特工”。大陆和台湾单方对他有着一模一样的评价和记载,台湾方面,记载着他已经潜入共产党外部,并且承受指令赴延安,希图刺杀毛泽东。在大陆方面,则称他是“叛徒”。但令人不解的是,他在暮年患病到大陆承受医治时,却出其不意地收到了厚待,爲此,有关他是双面特务的说法层出不穷,他的身份着实成了一大疑点。

这位传奇人物,就是沈之岳,让我们一同来解密他的传奇终身。

沈之岳1913年出生于浙江仙居县下阁乡西陆村,1930年5月参与了南京地方军校第八期,成爲了一名国民党特务。1938年,遭到机密指派,他潜入延安,目的只要一个,就是刺杀事先的共产党最高指导人——毛泽东。

他化名沈辉,经过了层层严厉的政治审查,参加了共产党,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最终还成爲了优秀学员。在事先,有一个地方指导人对他印象极爲深入,并在抗日军政大学校长罗瑞卿的面前亲身表扬赞许了一番。这团体就是时任地方社会部部长的康生。

在康生眼中,沈之岳怨天尤人,艰辛朴素,是一个车载斗量的人才,爲此,沈之岳毕业之后失掉了选拔,到地方机关担任收发任务。

而国民党方面则称,沈之岳不断做到了毛泽东秘书的地位,但这一说法还有待调查,没有材料记载沈之岳曾任此关键职位。但有一点是无须置疑的,那就是他刺杀毛泽东的义务最终是以失败告终的。他在地方机关任职的工夫很短,且不断无缘失掉进一步选拔,很难有接触毛泽东的时机。

之后,这位传奇特工的终身并没有就此终结,他还被差遣了另一项义务,那就是刺杀刘少奇。1963年,国民党曾经溃退台湾,沈之岳却在澳门设立了专门的间谍机关,专门担任对大海洋区停止搅扰任务,并搜集多方重要情报,提供应国民党当局。刺杀刘少奇义务的不测泄露,惹起了公安部门的高度警觉,时任公安部长王芳披露,事先曾无机会经过澳门警方生擒沈之岳回大陆,但是最终却是不了了之,内中缘由,也无人知晓。

在沈之岳的终身之中,他被尊称爲“调查局之父”;他在澳门指挥刺杀刘少奇,失败后全身而退;他指挥过国民党间谍在非洲抓捕叛徒;他掌管粉碎了在日本的“台湾共和国暂时政府”,让台独分子咬牙切齿;他拘捕过李登辉;他审问过李敖,李敖反而写书夸他;他暮年到大陆“治病”,听说邓小平、xxx亲往探视;他被疑心爲共产党在台湾至死未被发现的两大卧底之一……

可以说,他的终身,充溢了有限的传奇颜色,还有很多不爲人知的传奇故事。除了他们,还有哪些埋伏在毛主席身边多年的国民党特务呢?

王鲁翘可以把这件事写成文章,也有点儿特别,由于他怎样看怎样不是个写东西的人。

王鲁翘祖籍山东,他也是作爲奇才异能之士被戴笠送进浙警校的,其专长是一手超凡入圣的枪法。王在军统中用的双枪都不带准星,借以夸耀其枪法之好,以此多年担任戴笠的贴身保镖。对枪不带准星这件事的真实性我曾问之军中人物,答曰这是可以置信的,由于手枪射程近,假如是子弹喂出来的新手射击全凭觉得,那是真正的神枪手,用准星瞄准就落了下乘。王鲁翘在台湾做到台北市警察局局长,官方称其爲“山东大汉”,既是佩服他阿谀奉承,勇于除恶,也是说他举止粗豪,武人气味浓重。

王确实有相似韩复榘的故事传世,他在台北市警察局局长任上功劳卓著,于是上峰方案提升他爲“全国警察技术总监”,简称“技监”。不料王死活不干,找到下级发怨言,说我老王终身豪横,这干来干去的干成了“鸡奸”,可怎样见人?!

实践上王也有另外一面,台北警方最后引进古代刑侦技术和观念,就是他在瑠公圳分尸案中开端的。此案又名“一号凶宅案件”,发作在1961年,是由于少妇陈富妹被杀人分尸而惊动一时。由于事先旧事媒体争相追踪,这起案子延续五十二天都是旧事热点,甚至蒋介石都不时加以关注。

此案牵连了抗战名将,空军初级指挥官柳哲生少将等人,加上旧事媒体炒作出十八套剧本,变得虚无缥缈,极难操作(陈富妹身份识别清之前,警方抓到的嫌疑犯在审问中反问:“你说我杀人,那你通知我我杀了谁好吗?”警方不能答。这些细节都被媒体随时跟踪)。但是王一方面顶住压力,另一方面引出世界先进刑侦技术,最终以迷信的手腕确认杀人者爲死者的丈夫,终于没有让警方成爲笑料。可见,王不但胆小,而且是一个智勇双全的人物。王写东西不多,可是写来就很有重量,他还写过军统局在河内追杀汪精卫的细节,这是对当年那次追杀活动的初次披露。

所说王鲁翘的终身传奇,不亚于沈之岳,由于他早年不但是戴笠的警卫员,而且先后两次作爲暗杀举动的杀手出动,每次都是极爲顺手的案子。

一刺王亚樵,二刺汪精卫。

王鲁翘随余乐醒等在河内刺杀汪精卫,担任第一枪手。由于汪暂时改换房间,误中其副手原国民党候补地方委员曾仲明,其进程曾经多有报道,不用赘叙,独一值得一提的是事先王没有用他习气的无准星双枪,他刺汪用的手枪是法国意愿援华航空大队的曹师昂带到河内的左轮手枪。

事先由于汪住处楼门封锁,执行暗杀义务的间谍只能用斧头在房门上砍出一洞,王就是从这个小洞中迅速发现床下有人并连发三枪命中的。曾仲明被击中腹部,由于王的子弹弹头事后切成开花状并用大蒜汁浸泡,曾伤势极重,第二天毙命。

河内刺汪虽然误中副手,作爲军统第一次在海内执行刺杀,其举动仍然可圈可点。

刺王亚樵则时人所知不多,但进程更爲惊险。

王鲁翘1936年11月随军统书记长吴赓恕至广西梧州暗杀王亚樵。王亚樵是民国著名的暗杀之王,上海斧头帮帮主,曾组织刺蒋、刺宋、刺汪精卫、刺重光葵,这时隐藏在广西持续反蒋活动。由于桂系出卖了王的行迹,军统又应用王手下大将余立奎的太太将他诱至本人住处,也就是王鲁翘等人布置的暗杀现场,王亚樵最终在梧州走到了他辉煌生涯的止境。

一场特工群狼对暗杀之王的搏斗开端了。

王亚樵是在推门的霎时天性觉得出风险的,并立刻做出了出其不意的反响——不退反进,跳起撞入屋中与军统杀手缠成一团。这个举动让人大出预料,由于原来他们以为王已入死地,即使有发觉也会前进,吴赓恕率一半人马潜伏在屋外,只需王亚樵稍有异动,和屋里的王鲁翘等人就会同时开枪,用穿插弹幕将其击毙,等候他入室,不过是希望不必枪处理成绩,增加惊扰而已。

王亚樵失常的做法使间谍们大吃一惊,室外的间谍不及射击,由于王纵身而起,室内的间谍匆促中也没有打中目的,独一见效的是有间谍将石灰抛中王的面部,王登时目不能视物。

跳入屋中的王亚樵在空中即延续开枪,子弹打光人也倒卧在地,顺势拔出匕首滚入桌下,与王鲁翘等人斗在一同。

预先多年,王鲁翘仍然评价事先王亚樵的做法是最正确的。他的凶猛还击一时压制住了数量上占相对劣势的军统间谍,用匕首近身搏斗使间谍们由于怕误伤本人人而投鼠忌器,假如他留在前面接应的几名保镖可以及时赶来,大有翻本的能够。不愧是暗杀之王啊!

遗憾的是王亚樵的保镖和他相比才能相差太大,毫无警戒,暗杀举动开端即被吴赓恕等人乱枪击毙,基本没能来接应他们的老大。

屋子里的搏斗也最终完毕,王亚樵虽然武艺高强,无法寡不敌众,加上眼睛被迷住不能见物,在王鲁翘等人不顾自家死伤地猛击下身中四枪六刀,终于毙命。

以冷血杀手出身的王鲁翘,后来却可以在台湾警察局局长的地位上干得有声有色,屡破大案,可算也是打破了本人的限界,完全转换了角色。

王鲁翘在1974年死于车祸(方才提到的李士珍也遭遇车祸,台湾怎样这麼多车祸,连警察局局长都难免?),令人没想到的是,他的儿子后来凭仗本人的干练和政绩,竟然也做了台北警察局局长,这就是台北市前警察局局长王卓钧。

王卓钧可以做到这个地位,可不是依托父荫,王鲁翘原来很不情愿本人的儿子持续干这一行,王卓钧的大哥就是当了大夫。但王卓钧本人对警察这个行当很有兴味,老子也拦不住,只好随他去了。王卓钧在新竹破获台湾百年稀有的吴新华飞刀杀人狂魔集团案而崭露头角,那起案子,小王一口吻砍了四十四颗脑袋,可算大有父风。

依照台湾言论说法,王卓钧爲人也很有父风,不畏上,不看人,腰板硬,善破案。他最爱早晨到各派出所,和普通警察一同喝老人茶,吃汤面,聊聊他们的辛劳和需求。他把本人这些部下称爲“八千五百子弟兵”。偶然还会陪要回家的警员喝一杯。假如要说他有什麼团体喜好,就是到丹阳路的山东风味面馆,自顾自地吃家乡菜了。

或许,这是他父亲王鲁翘留下的传统吧。

遗忘说,引荐王卓钧担任台北市警察局局长的,就是马鹤龄,明天台湾“总统”马英九的父亲。

而马英九在本人的旧书里,也有一段风趣的回想,当年他参与过保钓的先生运动,还对着日本特使的汽车扔过鸡蛋。这段事情他简直遗忘了,几十年后,遇到沈之岳,沈却对他说爲了这件事“以前我们对你有些误解”,马英九才骤然认识到本人能够已经爲此上了调查局的黑名单。

好,话题回到了沈之岳。

沈之岳的传奇生涯,第一个低潮应该就是打入延安了。

爲了考证沈之岳在延安的活动,我曾专门查阅有关史料。不过,大约由于延安对国民党间谍的浸透一向对应有道,沈的脱身而去是件令人为难的事情,所以大陆史料中对此记载非常复杂。

从现有记载看,沈事先是随教授萧致平到延安调查,自称地方大学先生,以随员的身份于1938年拜访延安的。抵达后沈假装“提高青年”,要求留在延安失掉同意。与此同时,中共在陕北的反特一号人物,边区捍卫处长周兴(担任对一切进出延安人员的审查,管辖范围和权利极大,事先人称“周半城”)和副处长王范都曾亲身对其停止审查。

沈之岳聪明的中央在于他并不追求毫无漏洞,而成心给了周兴一个小破绽来抓:沈自称河南人,可是却带有一些浙江口音。

这惹起了周的疑惑,直到某次找他说话,沈沉着自如地谈到曾随舅舅在上海寓居几年,巧妙地粉饰了这个成绩。这种欲擒故纵的做法让捍卫部门发生了涣散,但仍然对他在大学读书的状况停止了调查。但是由于戴笠事后花大功夫爲沈在地方大学做了任务,他的所谓先生身份有充沛的证据,所以捍卫部门的调查后果完美。

以此,沈之岳经过审查,进入了红军大学学习,不久入党。

周兴,本名刘维新,原是朱德军官教育团的老底子,参与过南昌起义,智勇双全,曾屡次破获在延安活动的国民党间谍案。束缚后担任南京市公安局局长,云南省委书记,昆明军区政委,1975年病逝。王范是周兴的伙伴,曾担任上海市检察院检察长,但最终在“文革”中开枪他杀身亡。

能蒙了这两位,沈之岳可算精干过人。这段记载,细细看来,其中却有一个漏洞。

这个漏洞就是,带沈之岳到延安的萧致平究竟是什麼人。

依据记载,的确已经有一个萧致平拜访过延安的,但这个萧致平,显然不能够带着沈之岳打出去。

记载中的萧致平拜访延安,发作在1937年4月,工夫上和沈之岳打进延安并不吻合,而且,这个萧致平也基本不是什麼教授,而是国民党陆军的少将高参,此人曾担任过国民党军的团长、师长,多次和红军作战,是个规范的军人。他是作爲东南行营地方调查团的一员,和涂思宗等人一同抵达延安,和共产党讨论国共协作成绩的。风趣的是萧还有一次在作战中被红军俘虏的阅历,派他去延安,也是国民党表示诚意的一种做法。

萧致平在延安的拜访颇爲成功,毛泽东、周恩来等都同这个“老冤家”打得炽热。

但是尔后萧再也没有拜访过延安。

依照原公安部部长王芳的说法,带沈之岳来延安的萧致平原来是北京燕京大学出身,后到地方大学任教,“事先不太有名”,又有说法萧早年和国民党情治机关有一定联络,所以他才会证明沈的身份,很能够是有意给军一致点协助。

从这些记载看,萧致平并不是架空人物,但是,遍查地方大学的教员名录,甚至事先在边疆的大学教授名录,却不见萧致平其人!

还是那位研讨党史的老先生予以点醒,他说这个王芳是十分有经历的公安人员(曾临时担任毛泽东的警卫任务,破获过“枪击毛主席专列”等案件),他有严厉的组织性纪律性,因而,在叙说历史事情时,有时会成心对一些人物的姓名、身份停止修正,以防止能够的不利影响。这里,他很能够是借用了国民党少将高参萧致平的名字,来粉饰这个引导沈之岳进延安的教授。其缘由,很能够由于这位“萧致平教授”后来是有名望的人物,或许统战对象之类,不好随意谈论。

那麼,这位“萧致平”究竟何许人也呢?难道真的没有一点儿线索吗?经过百般查找,线索只要一个,这位教授真实的姓,是“陈”。姓陈?天下姓陈的多了。我事先非常茫然。

不过,有一次我突发奇想,把“萧致平教授”的姓换成了“陈”来查,却不测发现,真有一个教授叫做“陈致平”!

这个陈致平教授还颇爲有名,1949年后到台湾大学任教,著有《中国通史》等作品,是深孚众望的历史学家。当然,这些普通老百姓不会太留意,会留意到的,是这位陈教授有个女儿叫做陈喆。

陈喆是谁?说陈喆能够没人晓得,要说她另一个名字,估量就很少有人不晓得了,那就是 琼瑶。

没错,这个陈致平教授,就是琼瑶的父亲。

假如看这位琼瑶老爹的年谱,居然和王芳口中的“萧致平”教授颇有重合之处。

陈致平先生出身于北京辅仁大学历史系,假如思索明天的北京师范大学是由辅仁大学和北京女高师兼并而成,还算萨的学长。然后到同济大学任教,抗战中携家退往前方,在光华大学担任客座教授。王芳所说的“萧致平”教授,也是出身北京,然后抗战中退到前方。从年龄上看,陈致平生于1910年,1938年时不满30岁,事先是客座教授,不到有名望的时分,这也契合王芳的说法。

难道是琼瑶阿姨的老爸把奉命刺杀毛泽东的间谍沈之岳带进了延安?

别说,这位陈教授是湖南人,算是毛泽东的老乡,而且毛泽东也喜欢历史,他去拜访延安,遭到礼敬简直是理所当然的。独一有些冲突的是,由琼瑶阿姨和弟弟“组合”而成的龙凤双胞胎,恰恰是这一年出生,老爷子无机会去陕北吗?

只能说,实事求是,需求等候单方有关档案的进一步地下。

题外话,琼瑶其实是有另外一面的,有兴味的冤家可以看看她的《我的故事》,那外面,有琼瑶幼年的种种记忆,包括在衡阳陷落时一家的逃难。她记载了本人亲眼看到日军屠杀农人,家人遭到抢劫,母亲险被日兵凌辱等种种情节。

爲了防止被日军发现,琼瑶的表叔不得不亲手扼死本人哭叫的小儿子。

琼瑶青丝苍苍的祖父对着汉奸的枪口道 “你可以枪毙我,就是不能碰我!”

还有沙地上写下“中国人”三个字。

当琼瑶写到他们一行人历经苦难从日军的搜寻和抢劫、汉奸的枪口下九死一生后,很宁静的一句话:“半夜时分,我们见到了第一队国军,看到了第一面国旗 。”那时分,我发现本人身上发作了一件从不置信会发作的事情——我爲琼瑶的书,流泪了。琼瑶说:“我的国度民族观念,就在这枪口下树立起来的。所以我常说,他人的童年教育来自学校,我童年的教育,却来自和平。”

沈在延安究竟待了多久,何时和共产党脱钩也是一个谜。

依据共产党方面的说法,沈在1939年奉命分开延安,到浙江白区任务了,所以他在延安只待了不到一年。但是,国民党方面则说他潜入共产党多年,尔后到新四军军部任务,在皖南事故中他的情报给新四军形成了重要损失。这外面有些矛盾。

参军统方面的记载看,沈之岳曾以李国栋的化名,在1939年于汉中训练班见过军统大间谍程慕颐,并对训练班的间谍作过指点,这契合共方的说法。不过,沈之岳的化名沈辉,是在1943年才从共产党方面的花名册上去掉的(王芳提供),并被以为是叛徒。这又契合国方的说法。

皖南事故发作在1941年,沈之岳在国民党中第一个见光的职衔,就是这一年7月被任命爲军统局第一处科长。由于沈醉说过,沈之岳已经到过延安两三次,我对此事的揣测是,沈之岳很能够曾在延安和新四军之间担任过联络员之类的任务。也就是说,1939年他分开延安,并没有表露身份,照旧“爲党任务”,途经国民党控制区,就是他和军统交流情报的时机。只是,在共产党面前,他是抗大二期毕业生“沈辉”,在国民党面前,他是军统间谍“李国栋”,没有人晓得这不过是同一团体。

1941年皖南事故新四军的严重损失,大约和沈之岳提供情报的确有关系的,并且从此不敢再回到共产党方面。沈之岳爲新四军任务过似乎可信,否则他在承受台湾《传记文学》杂志采访的时分,很难把事先新四军外部的种种内情和矛盾讲得条理清楚。但由于他荫蔽有术,共方直到1943年,才得知他曾经爲国民党任务,估量是由于这一年军统成立西北特别情报站,沈之岳担任了这个站的站长,并且宣布他任忠义救国军淞沪指挥部政治部主任,沈从后台走到了阳光的上面,共产党那边,也就瞒不住了。

不过,这段阅历使沈之岳的特工素养进步很快,而且发生了不同于其他国民党特工的气质。比方,他对本人同伴的不信任,就有相似克格勃的特点。

沈之岳回想,在延安,曾有间谍依照商定暗号试图和他接头,他却没有回应。这件事,军统方面仿佛没有哪个间谍报告过试图和“沈辉”联络未能成功。

假如剖析事先的状况,我揣测,这个和沈之岳接头的间谍,很能够基本没有回军统报告,而是死在了日自己手里。这也使沈之岳心中惴惴,很快分开了延安这个白色旋风的风暴眼。“蓝色007”的传奇就此进入另外的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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