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兰畦女士年轻时长期是中共的同情者和同路人，写这个回忆录时已差不多是九十老人了。上面所引的一段文字，不过是她50多万字的回忆录中的一点点。她一生阅历无数，何等的大风大浪都经历过，晚年完全认同中共。我认为她在这一段文字里，没有必要夸大其词，或无中生有。在她平实冷静的叙述中，我们会惊讶地看见，早已为大多数年轻读者耳熟能详的“文革”中的种种逼供信、监禁、虐待，在“三反”“五反”中早已使用。胡女士，说来多少还是个手眼通天的人物，又身处北京“天子脚下”，尚且受到如此凌辱，其他在“山高皇帝远”的地方，那些没有背景的小干部，命运又如何，就可想而知了。

在解放后频繁的“运动”中，总会有一些积极分子，冲在前面，对“挨整对象”施加直接的压力。在后来的一些“思痛录”里，身受其苦的挨整对象，往往把这些年轻的积极分子描述成蛇蝎心肠的人，在文艺作品里，这些运动积极分子更是被形容成恶棍歹徒。他们这类打冲锋的人究竟是些什么人，出于什么动机要充当这种角色？为什么他们没有起码的怜悯心？下面，我引用一段在“三反”、“五反”中受到信任、充任工作队员的当事人的描述。相信读了以后，对历次“运动”中担任“打手”的人员的构成、来源、动机，都能窥见一二。

要说明的是，中国的事情，变数往往很大，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在历次运动中充当“左派”的。常有这种情况，此次是光荣“左派”，彼次却成了万恶的“右派”，整人者复被人整。前次用了何种手段去逼迫他人的，后来就有他人同样用何种手段来逼迫他们自己。经历了这样的折腾，有的人大彻大悟，有的人痛不欲生，有的人万难服气，于是，才有了越来越多的人，对“运动”的合法性与合理性，产生了根本的怀疑。

那么，我们现在就从另外一边的视角，来看一下“三反”、“五反”是如何“反”的，相信大家会看到一些熟悉的东西。

这个人，叫郭恩谭，眼下应该是一位老者了。他本人在当时的情况，下面的文字中有介绍。由他口述，郭蓓整理。这个郭蓓，估计是他的女儿。我原文照登，一字不删。文章题目叫做《我所经历的“三反”“五反”运动》，事情发生的地点，是在山东省张周市。

当时的张周市有两个区，八个镇，一个乡，人口66649人，共中周村区占了47355人。全市的绝大多数工商企业都在周村城，丝织业的产值、产量都占山东第一位，是当时山东的工商业重要城市。所以，张周市委、市政府都驻在周村城里。这时，市委建立了“五反”运动委员会，又抽调全市各部门和行业干部、群众骨干组成专门的工作办公室，也称为“打虎”斗争。

在“五反”运动委员会领导下，各系统、各行业分别由市委下派的工作组组织店员、工人成立“五反”运动指挥部和打虎队，工会组织也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我当时在周村济东药房作店员，店员工会和市委工作组负责人有一天找我谈话，表扬了一番工作积极努力、要求进步之类的话，然后鼓励我大胆靠拢组织，不要有什么顾虑，要发挥青年骨干作用，为搞好运动多作工作。我的老板很开明，并不反对我参加各项活动，还支持我参加培训学习。于是，不久我被吸收为周村药业打虎队队员。其他队员我有的熟悉，有的不熟悉，记得还有万年春中药铺会计崔永风，惠东药房店员王化禹，万年春中药铺店员王泽根，民生药房店员程学和，建德药房店员郑至山，大德生药房店员崔永成，天德成药房店员孟凡义，店员工会陈玉堂，另有复医院及卫生界的几名店员代表。

我们首先被抽调到张周市商业“五反”运动指挥部集训学习。在周村天后宫大殿里，听取市委副书记张欣荣、王佩珍等分别给我们讲话，作报告。有关负责人带领我们学习中央有关文件及其它学习材料，还到张店等处进行了参观学习，然后就投入运动。

运动中上级的要求都是十会激烈的，看问题也比较简单化，带有明显的“左”的倾向，有时对“敌情”过高估计。而我们打虎队员都是二十来岁青年人，工作组成员年纪也都不大。大家的情绪特别容易被煽动起来。一开始的时候，几乎将所有的资本家、各业主都当作“五毒分子”和“老虎”来对待。后来上级发现出了一些问题，才要求注意区别对待，讲究政策。

对于有问题的人，打虎队员与他们先进行谈话，反复严肃地向他们交待党的政策，让他们主动坦白交代。并发动各单位店员工人起来检举揭发老板的“五毒”行为。对有重大嫌疑的对象，还要采取行动查缴有关证据，清查财务帐目等。为了取得明显成果，在有些干部的授意下，制造了一些紧张气氛，还对有的重点对象进行逼、供、信，吓得有些业主十分恐怖。有人被过激行动吓破了胆，出现有人喝硫酸、毒药等自杀行为。如育东药房会计某，开始时还是运动骨干，参加了打虎队。后来查出他早年在东北当过日伪警官，而且有其它经济问题嫌疑，于是列为重点斗争对象，不分昼夜进行批判斗争，弄得他思想压力很大，精神恍惚，最后上吊自杀身亡。民生药房掌柜某，被揭发出历史上曾在邹平为敌伪政府作过事情，又有其它“五毒”行为，被定为“大老虎”，也是重点斗争对象，并被拉到周村同乐剧院召开群众大会批斗。周村裕东鞋店掌柜某，接受了为志愿军加工军鞋的任务，而且数量很大，但有人揭发他故意偷工减料、以次充好，严重影响了军鞋的质量，调查属实后，他也理所当然地成了“大老虎”和“五毒”分子，对他进行了最激烈的斗争，还押到其它地区游斗，最后进了监狱，被判了徒刑。医药界也有人被检举在为志愿军加工药棉等物品时偷工减料。比如用旧棉絮弹松或旧布料洗过，再经过漂洗，当作新的脱脂棉、绷带产品，卫生指标严重不合格。这些都列为重点案件，进行调查审讯，整材料，有的移交公安部门处理。工业系统各工厂、企业的“五反”斗争也进行的轰轰烈烈，有的工厂老板受到判刑等严重处分。

到五月份，张周市运动收尾，“三反”运动中查处有错误的人员1456人，其中党员417人，查出贪污款项137748万元(旧币)，追回金额65229万元，206人受到各类处分，18名党员被开除党籍。

张周市的“五反”运动大体上同时结束。在定案工作中，全市3811户私营工商业主，确定为守法户的1419户，基本守法户1656户，半守法半违法户675户，严重违法户51户，完全违法户10户。后二类中，23户受到公安机关的刑事处理，占全市工商业户总数的千分之六。

解放初期的“三反”“五反”运动，对于稳定国内经济秩序，巩固新政权的地位，加强共产党的领导，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由于片面夸大敌情，又常常采取过激的“左”的指导思想，使斗争的范围扩大化，挫伤了部分工商业者的积极性，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

我非常感谢这位郭老先生为后来者提供的这一则短文，由于近来我大量地研究了关于“三反”、“五反”的资料，对那一段旋起旋落的风云岁月，多少有了一点认识。我发觉，这则文章几乎包含了当年运动过程中所有的信息。由于郭老先生并不是“运动”的挨整对象，不可能夹杂太多的恩怨在里面，因此我格外重视他的述说。

在那时以及后来的各次“运动”中，以“高度信任”作为激励手段，以“敌情”、“反击”、“革命任务”来激发人的使命感、庄严感，在一个封闭的信息环境和单一的善恶标准下，没有阅历的年轻人怎么能不变“狠”？怎么能不把“运动对象”的人格尊严、基本权利通通践踏在脚下。这样的“极端化”斗争方式，实际上是抽去了“运动对象”关于人的一切内涵，把“对象”视为概念化了的敌人。在运动中，“对象”身上凡属于人的需求、人的痛苦、人的愿望都完全被抹杀了。所有的人，正反两边，都要服从运动的目标要求，即“把敌人打退，把敌人打跨，把敌人消灭”。因此，“对象”的冤屈与痛苦，并不能唤起强势者的同情。

可是，与此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在战争场合，我们对待真正的战俘，却从来就没有忘记过实行人道主义。在战场上，“敌对势力”与敌方具体的人，是被我们截然分开的。只要放下武器，表示投降，敌人中的组成分子就不再是敌人，而是一个在人格上需要尊重的人。改造日本战犯是如此，优待朝鲜战场美军战俘是如此，对待中印度边境战争中的印度战俘也是如此。我在小学时，曾经看过关于优待印度战俘的纪录片。战俘们那种发自内心的欢快与感激，那种自由和轻松，至今我仍记忆犹新。

可是，从“三反”、“五反”起，后来几乎所有的“运动”，都针对的是曾在理论上被界定为“自己人”的人。这就是为什么“运动”会造成受害者长久的心理创伤、为什么挨整对象会感到巨大的、无法化解的冤抑之根本原因。郭老先生还是比较客观的，他没有隐瞒真实，关于自杀、关于人人自危，他都有所涉及。但这仅仅是冰山一角，下面让我们继续来看，当年“三反”、“五反”运动比较激烈的上海市，情况又是如何。我这里要引用的，是一位名叫高天民的人所写的回忆文章，题目叫做《商人是怎样被消灭的——“三反五反”纪实》。该人是彼时上海一个汽车材料店的小商人，在运动中因”坦白”得好而被树为典型。他的这篇回忆文章，虽是时隔多年后所写，但仍有不能释怀之处，因此他的叙述立场我不能完全认同。但因为他的特殊身份，所提供的很多细节耐人寻味。尤其令我感叹的，是文中提到了当年进城干部们的朴素作风。我觉得，他一个在那时挨过整的人，不会凭空去虚构进城干部头顶的光环，所述当是真实。我只是想，为何这样一批淳朴可敬的人，会染上后来那种蛮横粗暴的工作方式？虽然这篇文章比较长，但我觉得还是值得一读，因为里面的很多细节，其实是可以与以上两篇引文互为印证的。要说明的是，在这里，我略去了原文中与“三反”、“五反”无关的三个段落。

我生不逢辰，如果共产党早来二十年，我也可以当上共青团团员，但四九年时我已当上了老板，虽比地富好些，还被封上“工商界人士”的头衔，似可苟安一时；可是我的感觉已经大不相同了。　　

“来了来了”大客车上满载著反绑的人，一辆一辆地开过去，整整一夜，天也不知抓了多少人？这大概是前一夜逮到的最后一批了。我想这就是所谓的“清一清”罢；至于“算一算”，也不知找谁算？怎么个算法？当时我的政治智商等于零，我想我只是一个小本经营的小商人，从来不过问政治，也不敢犯法，只求在共产党的新政权下当个顺民，安安份份做自己的买卖。之前抗日胜利，我从重庆到上海，听到没有离开的同业们说，他们在日本人统治下照样可以做生意；所以我想共产党是中国同胞，一定比日本人好得多，我只要不反对他们，这“算一算”总不会算到我头上来吧。

国民政府退至台湾，在大陆留下很多物资。美国各牌汽车多需要修理，我们做的刚巧是汽车材料生意，开始同三野（第三野战军）交易。此时我们心里总是战战兢兢，不敢多赚他们的钱，老老实实只求过太平日子。共产党警告干部说上海是个大染缸，要当心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腐蚀。现在我们正和他们接触，万一哪位干部出了什么毛病，罪就在我身上了，因之我们也特别提高警觉接待这些客户，绝不请客送礼。到他们办事处去联系工作时，看到干部们生活非常简朴。虽然住在国民党高官留下的高级公寓，使用的家俱竟是长板凳和像课桌一样的三屉写字台。他们赤脚困地板，怎不令人肃然起敬？由于他们缴获的美国汽车都要修理，我们的生意也做得火红，这光景持续到一九五二年“三反五反”运动为止。　

三反是针对共产党的干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也可说是五反的前奏。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干部在外采购，有否接受资本家的接待、送礼，或者拿过回扣，这笔账往后在五反时是要和资本家算的。每个单位都搞得轰轰烈烈，这就难为了奉派在外的干部们了，因为他们就是三反的主要对象。在群众激烈的斗争中，怎么也说不清，声称没有受贿就是抵赖，今天不交代还有明天等著；白天不交代还有黑夜要熬。这样子搞，没有的也只好说有；有了还不够，还要加码，否则休想过关。这种硬逼出来的口供，就被当作日后五反时对商家老板清算行贿罪的铁证。　　

三反的浪潮将过，五反正待开场。此时和我店里交易过的单位，已迫及待派干部从各地来上海，拿出他们从三反中掌握的“铁证”，陆续上门找我们算账。我们店里的三个老板都成了他们的靶子，每天一早，店里的电话响不断，都是“快叫店负责人来我处交代问题”的，我们三个人只好分头准时赶去受审。　

我们交代行贿多少钱，还得与他们掌握的材料相符才行，这可难了，只好硬著头皮听斗吧。这段时间店里还会有电话来找，职工回话说:“老板都出去交代问题了。”但对方不饶，一定要问清楚所去单位的电话号码，然后去电联系，所以我们去了一个单位，罪还没有受够，不停地有电话来叫。就这样，我们三个人从早到夜，马不停蹄地奔走于过去的各客户之间。试问我们的口供，怎么可能和对方核实？对方是私设公堂的法官，我们是拒不交代的囚犯啊！那日子真令人精神崩溃。

我们就这样在私设公堂中受审多日，每天一早就到店等候电话前去受罪，有一天我们等到上午十时多，一通电话也没来，心想今天怎么会如此太平？突然一帮子人出现在店里，为首者自称是五反工作队队长，今天是到店中检查。他讲过了例行的五反政策之后，接下来就要我们三个老板去交代问题，于是我们就被押走了。　

工作队来人很多，也不知究竟有多少。我们随后走到淮海路某食店二楼，这是一家三开间门面的店铺，他们把我们三人隔离，各踞一间，阳台的落地门都用粗铅丝绑紧，每房有四位干部同住，日夜监视，上卫生间时也跟著，以防我们自杀。

这种晴天霹雳般的折磨，谁能吃得消？甚至有些人在三反这股大浪即将临头，但又绝对不愿暴露个人隐私下，感到不如一死了之。从这运动开始，不知已死了多少人？我自顾不暇，根本没心思去打听，但我亲眼目睹的，就有与我店联号的汽车材料行的两位老板。我的店也有该行的投资，他们深夜留在店里，以山奈（氰化钾）溶在茶杯中相互碰杯自杀，二人当时立即致命，看来极其痛苦，濒死时的挣扎，连紧扣在脚上的皮鞋也踢落到墙角。

当时刚好有两具棺木由棺木店雇人抬到殡仪馆，抬手累了，在半途放下休息，竟巧合地歇在他们自杀的店门前。自杀者中的一位，在死前一日还到我家来过，我听他讲话很消极，还劝过他:“我们只有逆来顺受，至多把我们的财产全部交出，看来还不致会杀头”这是我当时的想法，对他竟难起作用，想不到隔天就服毒去了。

五反是专门对付工商界的；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资财、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我们在被关之前，也曾讨论过该如何应付？当年的政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我们当然走坦白之路，对五反自问:第一、我们对来店的干部，一贯战战兢兢，连一枝烟也不敢敬他们，怎敢向他们行贿？第二、我店经销都有发票可查，平时税务局管得极严，从未有偷税漏税的前科，我们的账目非常清楚，可向税务局专管同志去了解。第三、怎样算盗窃国家资财？我的店从未盗卖过国家一草一木，如果说有赚钱没亏本就是盗窃的话，我们把盈利全部捐出来好了；第四、反偷工减料，我的店从未制造或修理东西，只是贩卖而已，也从没以次级品充好货给买主；第五、至于经济情报，我的店根本搭不上界。这些是我们真实的想法，五反工作队怎么搞，我们就照这样去坦白，还能如何？　

第二天一早，队长到我房间，先问我:“你是常州人吗？”又说:“我们常州有句俗话，“人怕出名猪怕壮”，你知道吗？”我说:“知道知道。”然后他又不嫌烦地交代了五反的政策。最后总结说:“你的店五毒俱全，彻底坦白还可以从宽处理，否则后果将不堪设想！”他讲得义正辞严，威仪吓人。但我想到旧社会黑道掳人勒赎，苦主为了保全性命，只好火速筹款赎人，听到绑票案的人都会说:“人怕出名猪怕壮”，想不到这句话竟会用到我身上来了。

什么五反？只不过是向工商户伸手要钱，否则叫我们好看罢了！我心里已作好准备，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大不了把我所有的都给他们，所以我日夜思考过关。几天来工作队看我交代比较具体，就开始对付我。

我的店倒有一件真正违法的事情。我们经营的货物，都是从国外来的，进货款都要外汇。广州地下钱庄专门与进口商套外汇，我们汇人民币给他，就可以在香港拿外汇，然后办货内运，这原是习惯做法，因当年共产党亟需美国的汽车材料，现在车修得差不多了，又反过来算这笔外汇账。可是广州那家钱庄的所有客户往来账本又已全部落在工作队手里，他们用这一点威胁我说:“就凭你私套外汇的罪，立即可以判你死刑。今天搞五反，是给你一个从宽处理的大好机会。老实对你说，我们已具体掌握你的材料，你不坦白也可判刑。”

此时我只好说:“一定坦白。”他们说什么，我全认，行贿、偷税、漏税都按他们掌握的材料办；至于盗窃国家资料，我正在和他们讨价还价，我说至多不过二、三万元，话还没说完，就马上遭到斥责。我想再加些吧，如果总数在十万元之内，还可以勉强应付，若要再加码，那就不堪设想了。

我陆续往上加，但坚持不超出十万元。队长冒火了，指责说:“说了半天还是鸡毛蒜皮，差得太远太远。”

队长所以如此说，自是按五反对我店的要求而来，同时也听了店中职工的检举揭发。当时老板既无解雇职工之权，职工对老板的态度也大大的改变。但工会指示什么，他们就去做什么，比过去对老板还巴结。这次他们奉命对老板检举揭发，各人都有一本账。谁对老板财产检举得多，谁在五反运动中立功就最高，所以尽管胡说乱道。因此我所坚持的十万元之内，与他们所说的数字比较起来竟是鸡毛蒜皮。既然如此，我们总归是完了！共产党就是这样来搜刮工商界吗？我越想越不对头，坚持了几天，谩骂、威吓、疲劳、审问，终于使我垮了下来，反正是完蛋，完就完罢！　

我被逼得无路可走，这时说老实话，根本已行不通；出于过关免死心切，只好鼓足勇气，自动加码十万，不行就再加二十万，这样加上去直到一百六十万，队长才认可了，却要我说明这一百六十万的来龙去脉，我只好再来一个弥天撒谎，胡编乱凑，好不容易才写出来了。其实这一百六十万的天文数字，早已超过了我店里那些年的营业总额，更超过了实有资产；即使把三个老板的私产都加进去，也还差得远，根本不用辩认就可以看出这数字的虚假。　

工作队通知我隔天就可以回家，翌日上午，我们三人获释，另外二人还不知道怎突然会被释放？我说:“这笔大生意，队长和你们都谈不成，逼到我头上来了。我们谁也受不了这样无限期地关在这里日夜批斗，只有求释放才是唯一的生路，我再三思考，只好胡说以迎合他们的要求，所以大家可以活著回去。”但他们一听一百六十万的数目时，惊叫说:“这怎么了得！”我说:“眼前我们过关保命要紧，也只好作茧自缚，总比关在这儿挨斗、等死强些。”于是三人匆匆分手，但其中一位被关了三周之后，已被斗得七颠八倒，连回家的路也认不得了，还是由我把他送回去的。　

第二天队长率些干部找上店里开职工大会。开会前队长首先宣告我可以坐下来，另两位站著被斗。原来因为我算是坦白过的，故而有此区别对待。此会主要宣布本店老板已经“彻底坦白”，由原定的第一档“完全违法户”，降为第三档“半守半违法户”，作为从宽处理。（如果是第一档，就要送法院去坐牢）此后队长和我谈话，就换了一副面孔，以同志般的态度，要我留在工作队参加五反，主要是在下一波的五反中去现身说法，戴罪立功，因之我才稍稍了解工作队的情况。　

工作队人员是由机关部队的干部凑成，副队长是当地公安局派来的。五反开始是先搞典型户，来我店共有五十位干部，由队长带头，搞好我店之后，这五十位干部都当上了队长。我参加了上海市十六万工商户的全面五反，分别在几处开大会说明五反政策，并上台现身说法。主要是讲：“五反的坦白从宽，已在我店落实；即使罪行再大，只要坦白交代，就可以和我一样从宽处理。”一时间我这个谎话连天的人，竟成为面临五反难关的工商户羡慕的对象，屡屡上了报。　

在我店近邻有一家商行，专营进出口轴承，也是三个老板，他们被隔离交代，最后只有其中一位写了坦白书，我看到那个人情绪特别低落，当他们交代可以通过的那天，我趁监视他的人不在的片刻，进去对他说:“你们的问题已交代好，明天就可以回家了。”没想到在我离开他约二小时以后，他趁看守他的值班干部一时松懈，竟由二楼窗上跳了下去，一命呜呼。　

其实当时政策上并没有逼工商界人士去死，一时还留著我们这些人“生蛋”。可是很多人实在受不了凶残的斗争，所以在运动中宁可走上绝路。当时报纸重点报导工商界的罪行，如梅林食品公司的罐头送到抗美援朝前线去的都是腐坏的食品，这是奸商图利陷害志愿军的滔天大罪，言之凿凿，闻者发指；但也有一些人抱有不同的想法。梅林罐头享誉国际，老板怎会把坏食品装罐头去自毁长城？而且厂里有工会，工人监督生产，怎么会出这伤害志愿军的怪事？大概前方需求多，生意做大了，五反中很有油水可榨，所以先送他一项重罪，要他自动自觉把钱拿出来。　

此时五反运动搞得热火朝天，身陷在五反中的老板们，所闻、所见、所遭遇到的事，都令人胆战心惊。想想与其蒙莫须有的罪名而死，不如早走一步，免得被斗得痛苦，所以跳楼、服毒、上吊成了常见之事，但报纸对此只字不提，仍天天鼓吹资本家们五毒俱全、十恶不赦的罪行。　

倒是小道新闻常传闻又有人自杀的消息，人们听了也习以为常，人死多了好像也不算一回事，南京路上的冠生园，原是几十年的老店，上海市民多在那里吃过饭。老板冼冠生在上海也小有名气，平日克勤克俭，孜孜于自己手创的企业。抗日战争时期他曾放弃上海的生意，跟随政府内迁，当年到过重庆、昆明的上海人，看到冠生园如遇故人。这位先生也是一位爱国而有骨气的人，五反运动逼上门来，他竟从该店楼上跳下，毙命在南京路上。该处是闹市，过往的人也多，这件小道消息一下子就传开了。随著时日的迁移，五反全胜收兵，从死亡边缘逃过一劫的资本家们，又回到了自己的厂店。经过这次教训，我们发誓再也不做生意了。

“再做就是孙子王八蛋！”打算消极地对付未来的岁月。可是当时百废待举，还亟需进口物资，尤其是美国封锁禁运的东西（美国汽车材料当然在内）。此时五反对我店的处理通知也来了，计行贿罚款亿元、补税及罚款亿元、盗窃国家资财亿元、总计是廿八亿元，（币制未改前的“亿”，即改革后的“万”，廿八亿即廿八万）。并说明这是经过核实后的“宽大处理”。我们吓呆了，这个天文数字压下来，教人怎么生活下去？想想我反正不干了，债多不愁，听便罢！

单就上海市来说，五反退补也是当局的一笔巨额收入，必须慎重处理，于是把其中大户拣出七十四户，我店也名列其中，由市政府在市府大礼堂召开七十四户大会。我们接到奉召彷如惊弓之鸟，抱著战战兢兢的心情去报到，由潘汉年副市长主讲。想不到对我们这批“待罪之身”态度非常和蔼，讲完充满人情。他温文尔雅，不失书生本色，尤其表现出很体贴资本家经过五反之后内心的创痛。我还记得他当场吟出“马后桃花马前雪，那得令人不回首？”的诗句，对我们抚慰有加，鼓励大家重振精神去经营事业，政府一定会多方照顾。

他尽量避免说五反退补的话，著实为大家打气。所以我们在日后一段时期中，能买到出口商手中的外汇，用来购进急需的美国汽车材料。为了缴付巨额的五反退补，我们不得不从消极，当上自己发誓的“孙子王八蛋”。税务员每天来店坐索，有钱就拿走，这样持续了二年多之后，好不容易把这笔巨债还清，而店已空空如也了。　　

五反前来我店购货的干部，至今从来也没见过，大概都因三反中有问题被调离了原单位。但有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以前曾在我店一次买过十万元货物的干部（一位年轻的解放军，是道地的北方人），来沪顺便来我店看看，他说早已不搞采购了。我还记得他说过的话:“他妈的！三反时冤枉我拿了你店一万元回扣，我被斗得死去活来。被逼承认后才得过关，不但自己当上了贪污犯，也连累你们犯了行贿罪。”没错，在我们五反行贿罚款当中，确有这一万元在内，但事已如此又有什么好说的！

在”文革“中，有一段毛泽东语录广泛被人们引用和背诵，其频率可以说为最高的几条之一，就是“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这段毛泽东的话产生的背景为1947年，国共两军激战正酣时。国民党军已到处败退，但元气并未大伤，中原逐鹿，鹿死谁手，还不能一目了然。在战争胜利的前夕，毛泽东敏锐地注意到一些问题，须慎重对待不可。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政策和策略”。

据记载，1947年“12月会议”后，毛泽东把主要精力放在对党的重要政策的研究上。这些政策包括：土地改革、工商业、统一战线、整党、新区工作等方面。他向县区乡村干部及农民进行调查研究，仔细审阅下面送来的报告。他经常同周恩来、任弼时及其他领导人一起就政策问题交换意见，并提出若干问题和意见请中央工委的刘少奇、朱德和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各大军区、各野战军领导人提出意见，还十分注意阅读新华社汇集的国内外新闻报道、评论以及《晋绥日报》登载的消息文章。在此基础上，他为中共中央起草有关政策和策略方面的指示，为新华社撰写评论和文章，在许多场合作讲演，还组织其他人撰写文章、社论、报道，经他审改后发表。在1948年上半年这半年时间内，这种政策性的指示、文章、讲演有近百篇，其中收入《毛泽东选集》的就有15篇。

毛泽东明确地告诉全党：“现在敌人已经彻底孤立了。但是敌人的孤立并不就等于我们的胜利。我们如果在政策上犯了错误，还是不能取得胜利。”他在西北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上讲得更透彻：这次战争，胜利把握很大。但是没有全民族绝大多数人口参加的民族统一战线，全国胜利是不可能的。蒋介石确实孤立，但是蒋介石孤立并不等于我们胜利。如果我们的政策不对，比如侵犯了中农、中等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民主人士、开明士绅、知识分子，对俘虏处理不对，对地主、富农处置不对等等，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犯了错误，还是不能胜利，共产党越发展越多会变成越发展越少，蒋介石的孤立会变成两方面都孤立，人民不喜欢蒋介石，也不喜欢共产党。这个可能性完全有。

关于“政策和策略”的这一句名言，就是基于以上背景与考虑而产生的。我们从中不难看出一个审慎明智的决策人的态度。两军交战，己方虽然有较强的战斗力，并掌握了较大部分民心的向背，但在掌握国家资源、军事装备方面，在对大中城市的控制方面，以及来自国际的支持上，都还不能说胜券在握。这时的“政策和策略”，的确就是生命。

若干年前，我曾在北京东四的“中国书店”（即旧书店）中，发现过一本1948年由华北解放区出版的内部读物，是关于如何开展对敌宣传工作的。里面对敌方人员的构成、可争取的人数比例、最有效的宣传内容与方法、宣传的实效例证、宣传失败的例证与教训，逐一列举，其数字、事例无不令人信服，其分析与对策更是令人叫绝。这是我从未接触过的中共早期资料，里面平实而无套话的文风，科学严谨的态度，不讳疾忌医的开明胸怀，都使我刮目相看。我以前固然知道，有大量优秀的知识分子在不同的时期加入了中共，但他们在战争年代所起的作用与所表现出来的智慧，在这本小册子里，还是远远超出了我的想象。

如今的有些年轻人，受文艺作品影响，以为早期中共的军队都是由大老粗担任高级主官，战胜蒋氏，完全是“马上打天下”取得的胜利。而上述小册子却提示了我，中共一贯严守“党指挥枪”的原则，实际控制这支军队的，都是具有高度政策水平的人。三年解放战争，何以能迅速以弱胜强？以某个人或某一批将领精通战法来解释，显然是狭隘之见。项羽因何而败？刘邦因何而胜？司马迁在两千年前就给出了答案。同理，新中国这个“天下”决不单单是马上夺得，最根本的，可以说是依靠科学、审慎的“政策和策略”而夺得。君若不信，可以重读三年解放战争史。

然而在解放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这一立党立国的最高原则，被视同废纸。虽然仍旧常常在说，却被从上到下一大批干部置诸脑后。在和平年代，没有了战争胜负这个“试金石”，那些强大得足以吃掉自己的敌对力量已经“夹着尾巴逃跑”了，执政者暂时看不到有什么迫在眉睫的生死存亡问题。于是，“政策和策略”被歪曲成执政者的单方面意志。不要科学与事实的依据，不要实践检验，以“革命”理念代替国家发展的需求，“无往而不胜”的虚幻心理极度膨胀，不断制造虚幻的“敌情”和虚幻的“经济目标”，在遭遇民意与自然规律、经济规律的抵抗后，仍然一味蛮干。从最根本的、最高的层次来说，这就是我们在上世纪50-60年代的悲剧成因。

我们在事隔五十余年后来看“三反”、“五反”，从表面材料上，如果粗心一点，你甚至发现不了有什么异常。一切都是必须的，仅仅略有一点缺点与不足，如此而已。但这样轻描淡写的“史料”，掩盖的恰恰是致命的问题。就是这个“缺点与不足”，这个“总的成绩下的小小缺点”，这个“九个手指头与一个手指头”中最微不足道的指头，却说明了整个运动在“政策和策略”上的重大失误，说明这个决策根本就与实际情况不符。这个巨大的错误不仅没有被重视起来，以检讨决策的妥否，反而被轻轻掩过，以至在后来的岁月里，又造成一连串相关的决策错误，累及整个国民经济与国家的强盛速度。

下面我要引用的，是谢泳先生在一篇文章中的部分内容。他对于解放后历次运动中发生的自杀现象，早就做过资料搜集工作。文章发表在2001年的海南《天涯》杂志，题目是《年间中国知识分子及其它阶层的自杀问题》。

这段引文比较集中地反映了当政策错误、策略错误在大面积范围发生时，连毛泽东本人也很反感的“草菅人命”的现象会如何随之而来。当一个阶层普遍受到精神与肉体的折磨，普遍感到对前途绝望，普遍感到毫无尊严时，“自杀”实际是他们的一种最绝决的抗议。

这里有必要插入一段往事。1947年，革命作家王实味在整风运动中因言获罪。3月，中共中央机关撤离延安，王实味则由中央社会部押送到晋绥根据地。途中，因王实味“神经不健康，身体也不好”，成了行军途中的一个包袱。晋绥公安总局经请示中央社会部批准，将王实味就地处死。7月1日凌晨，晋绥公安总局审讯科干部为节省子弹，将王实味带到黄河岸边一处偏僻的山隅，从其身后出其不意，用砍刀将他杀死，将尸体置于一眼枯井中。

毛泽东得知此事后，极为愤怒，曾在社会部的文件上批示“还我王实味！”自此，在党内和解放后大规模政治运动中，他都有过类似“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指示。但是，一个错误的决策，不可能因为领袖的人道主义态度，就可以避免野蛮举措的大面积发生。在一个欣欣向荣的新中国，由于一个本不该发生的“运动”，而出现了血腥与恐怖气氛，这是极不协调的。　　

一位研究“三反”和“五反”运动的学者，曾在文章中这样描述过当时的情景：自二月中旬起，各地即恶噩频传，仅上海一处，自杀、中风、与发神经者，即不下万人。自杀方式，以跳楼、跃江、触电、吊颈者为最多，毒烈药品，尤其是安眠药片，早已禁止发售，故欲求安卧而死，亦不可得。法国公园与兆丰花园楼丛中，经常悬死三五人不等，马路之上，常见有人自高楼跳下，跳黄浦者更多，棺材店一扫而空，中共为节约木料，以“反浪费”为名，禁止添制棺木，遂大开火葬场，而亦时常客满。

其它天津、北京、武汉、重庆、沈阳、广州各处商阜，以及凡有工商业之全国大小市镇，无不有同样事，四月间有人自广州逃出，谓赶早车于晨五时经西关多宝路，见马路上横尸二具，血肉狼籍，迨坐上三轮车，乃不禁向车夫叹息而道，车夫遂四面瞻顾，见左右无人，乃低声凄然道：“两个算什么！我经过惠爱路时，怕不躺着有十几个？”

上海中共当局眼看自杀的人日益增多，为防止蔓延，影响其预定计划起见，乃采取紧急措施：一、公园及辟静之处，均派兵梭巡，不准行游之人逗留。二、黄浦江岸口偏辟之处，筑着竹芭，要冲之地，均有解放军站岗防守，黄昏以后即不准人行近江边。三、各马路高楼顶上均站岗防守，又因有从四层楼以上楼窗跳下者，乃严令三层以上楼窗均须装置木栏与铁丝网。四、凡以自杀逃避“五反”运动者之公司行号器物财产一律充公，丝毫不留，籍以胁迫其家属为之监视。除此，更加紧发动群众，鼓励员工，一面积极予以训练，一面督令严密防范，凡重要目标，派人跟随，寸步不离，虽寝食便溲，亦不放松。

上海工商界自杀的，以三月底四月初为最多，因为那时除“五反“之外，还要催逼一九五一年度所得税。跑马厅七层楼公寓，那一对夫妇同时跳楼自杀，就是为着欠税。自杀也有一种风气，“五反”的自杀方式，以跳楼为最风行，服毒次之。像华成烟草公司姓沈的副总经理投井而死，究竟少数。跳楼所以风行，也是由于这种自杀方式较简单，而且不易被防范。上海流行这样一个故事：一天一个妇人牵着一个孩子打霞飞路经过，后面不知哪个熟人喊了她一声，她刚立定脚跟回过头来看时，离开她两步路外，楼上忽跌下一个人来。如果那个人不招呼她一声，她和她的小孩岂不都被压碎了吗？有一个时期，高楼大厦之下，经过的人确都有戒心。跳黄浦是最不聪明，不仅黄浦江边防备森严，就是有机会跳进，遇救的机会也比较多，而且尸首漂失了只以为失踪，家属还有帮助隐匿或纵逃的嫌疑。自杀一定要达到自杀的目的，万一不遂或遇救，那才受罪，因为你又加了一重罪名；就是“胆敢拿死来威胁政府和人民”！

自杀者的遗书有一个普遍的特点，为了死后不要再给家属以任何的麻烦，总是痛骂自己一顿，然后再歌颂一番人民政府的德政。

面对如此情景，有一次陈毅在广播里说：“我不懂为什么许多资产阶级，愿意跳楼自杀而不肯坦白。”他当然不知道像殷纪常这种人（前金城银行沪行经理，实际在金城银行的的作用是在徐国懋之上，周作民之下。）在金城大楼七楼穿著单的短衫裤，当严寒的初春时候，跪了五天五夜，受着职工疲劳的审问，单是生理上已是忍受不了。那样的人，不一定思想搞得通，但上海解放后，他是第一个把大西路那家他私有的，中国最大的脚踏车零件厂送出去“合营”的，在银行界，他也是最早去请范长江到行里向职工演讲的，这种人他自不想死，但终于受尽折磨还是不免跳楼一死。当时广州的五反高潮，较上海稍迟一点，四五月间最厉害，自杀的也最多。1952年3月21日，北京大学图书馆职员赵竹君及其丈夫王利民（前北大图书馆馆员）在家中自杀身亡。

观察自杀现象的意义在于，它有助于深入了解五十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生存处境，同时也有利于认识新政权的本质。

关于自杀规模的主要材料是受难者的叙述，据周鲸文《风暴十年：中国红色政权的真面貌》一书估计，在镇压反革命时期有五十万以上的人自杀，三反五反运动又有二十万人自杀。虽然这些数字可能是夸大的，但是根据官方材料，自杀显然是一个重要的现象。

周鲸文在书中讲述了这样一件事：“此外还有一个动人的例子发生在北京钢铁学院。这个案件轰动了北京以及各处的学术界和文化界。可惜我忘却了主角的姓名。故事是这样的：有一个学生平常很用功，但是拒绝加入青年团。因此党和团的积极分子就想以他为斗争的对象，而且是在大会上开始对他斗争。这个学生性情耿直，以为埋头读书，还闹成这个样子，人生有什么意味。而且自己也很自尊，受不了他们的污辱。他想这是没法活下去了，于是决定自杀。他的自杀方法新奇，所以也就轰动了远近。

“他决定自杀之后，决以头颅抨击这个昏无天日的运动；他选择了学校汽炉的七八丈高的烟囱。事前他买好了一瓶酒、糖果，放在书包里，另外带了十几块碎石头。他就拿着这些东西向烟囱上爬，忽然被一个同学看见，要他不要上去。他说：‘你近前来，我就用石头打你。’这个同学见势不好，就跑去告诉学校当局。不一会，院长、教授、和大批同学都围在烟囱底下。院长劝他下来，说：‘一切都好办。’这个学生坐在烟囱上，把瓶饮酒，吃着糖果，用沉着语气回答：‘你们不必想污辱我这活人了，我是清白的学生，我没有罪。我要以纯洁的学生身份，拿头颅鲜血，评判你们这无法无天的运动。……’接着又是饮酒。谁要上来，他就投石打，而且说逼他紧了，他就跳下。

“在全校紧张观望他的时候，他饮完了酒，跃身一跳，他的脑血染红了灰色的洋灰地面。接着是同学们一阵哭泣的声音。”

由此，可以看出当时运动的残酷程度。这一时期开始出现的大量自杀现象，也曾引起官方的注意，但并未得到制止。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对于自杀现象的大量出现，无论是上层官员还是基层官员都习以为常，从以下的材料中可以看出，虽然自杀现象已经大量发生，上层官员也在提醒基层注意这样的事，但从五十年代初即开始的大量自杀现象，并没有真正引起上层的特别关注，并严令制止这种现象的发生。在相当数量与自杀有关的报道中，看不到对自杀现象的特别关注，也看不到对死者的同情和关怀。以下是《内部参考》（注：新华社内参，每日一期，1949年9月产22日创刊）中相关的材料：

1952年11号79页，《西北区的单位在三反运动中宣传政策不够发生自杀事件》：西北区级机关为迅速展开三反运动，自本月七日起实行首长十日包干制以后，部分机关已发生简单急躁宣传政策不够的现象。西北人民革命大学学生铁炳坦已畏罪自杀，西北企业公司经理王德彪等五人自杀未死。”

1952年16号118页，《上海铁路管理局三反运动开展后高级技术人员贪污嫌疑分子自杀者已有三起》：该局直属单位三反运动深入后，至十七日已连续发生四件自杀案件。自杀的除一个是铁路公安部队的战士外，其余三个都是高级技术人员中的大贪污嫌疑犯。如上海铁路管理局材料处计划科科长陆逸智（曾留学美国），于一月十六日即表现情绪不安，领导上发现这一情况后即由该局政委谭光启、副局长吴良珂亲自找他谈话，鼓励他坦白，并向他说明不一定要在群众中坦白，可以找个别负责同志坦白。陆逸智当时很受感动，但回宿舍后又服DDT自杀，经急救后未死。中央铁道部材料局驻沪办事处采购组副组长吴培松被该处采购员涂耀南当众检举后，次日即投黄浦江自杀，临死前留了一个条子说：“我为涂耀南而死”。上海铁路管理局卫生处药济师王英才服吗啡自杀未死。这些高级技术人员大贪污犯的自杀事件，该局领导上很感棘手。

1952年19号143页，《沈阳三反运动中发生工人自杀事件数起》：沈阳在三反运动中发现几起工人自杀事件，其中沈阳市电车厂就有两个二十多年工龄的工人，因为自己有贪污行为，基于阶级的自觉，认为对不起国家，对不起人民而自杀。市委书记凯丰认为这一问题严重，他提出，在工人中不要搞坦白运动和相互检举（检举工厂领导和奸商在外），对工人应着重进行阶级教育，否则就会紊乱了斗争的阵营，模糊了斗争目标。

1952年35号125页，《上海市在打虎运动中强打硬仗老虎自杀、翻案现象十分严重》：华东区级机关亦发现老虎自杀翻案现象，如合作总社至十六日为止，已捉到大老虎十七只，但其中有八个人坦白后又重新翻案，其中有一个人坦白七次，翻案七次，有二人企图自杀未死。华东财委办公室主任蔡辉（一只很大的老虎）撤职查办后，于十一日卧轨自杀，影响到该重大贪污案已无法破获。

1952年35号130页，《私营轮船业民生公司总经理卢作孚畏罪自杀》。（注：此处有删节）（编者按：此处作者认为史料与其所知事实不符，作者另有文章叙述卢作孚自杀的前因后果）

1952年40号185页，《三反简讯》：在三反运动中，南京市自杀的贪污分子已有二十六人（其中有十二人未死），还有八个贪污分子的家属自杀。贪污分子用“自杀”吓人的手段抗拒运动以及在斗争大会自打自伤的现象也有。

1952年55号95页，《西北铁路干线工程局问题严重相持二十多天还未打中老虎要害》：徐鹏飞（日本留学生、工程师）在打虎战斗开始不久投井自杀了。

1952年82号133页，《重庆“五反”转入处理阶段以来自杀案件增多》：重庆市“五反”运动转入处理中小户，复查四、五类违法户以来，自杀案增多。截至九日止，自杀总数达一百二十多起，死者七十多人，未死者四十六人。其中除一部分为情节严重的大盗窃犯外，有一部分系中小工商业者，本身违法不大，有的才几十万元，有的还是职员。一般多是问题严重或与政治问题有联系的畏罪自杀；个别的是由于检查人员逼供；造成中小户自杀者多是由于检查人员工作方式简单，政策交代不够，未安定其情绪；有的摸不清罪情大小；有的被坏分子恐吓，造成自杀。二、三区均发现有中小户为“大虎”逼死的严重事件，群众影响极不好，对死者多表同情，坏分子并乘机造谣，情节恶劣的奸商甚至藉此反攻。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有集体自杀的现象出现。牙刷业有几个奸商被管制后，互相递条子商量自杀。大美绸布店股东之一的翟大庆四月八日晚与妻子、母亲一同自杀而死，原因尚未查明。对此问题有的单位已引起注意。

据谢泳先生研究得出的结论，在“三反”、“五反”中出现大量自杀现象，成为解放后第一个自杀高峰。谢先生也指出，他的研究仅仅是根据部分已经解密的档案，因此不能完全反映全貌。另据有人估计，“三反”、“五反”运动约有二十万人自杀。但这个数字可能是夸大的，有待考证。

1952年，在新中国的历史上，是朝阳冉冉上升的一年。解放军在顺利进行浙江沿海的岛屿争夺战，农业合作化运动也始于这一年。这一年，出现了第一批专为工人盖的宿舍，国家公职人员与国营工人实行了公费医疗，城镇乡村同时开始大规模的扫盲。全国掀起了支持抗美援朝的高潮，上甘岭战役在秋季爆发。

在这凯歌行进的一年里，“三反”、“五反”也作为重大胜利载入了史册。在公开的资料上，这一“胜利”是这样被描述的：

“三反”、“五反”运动同时在两个战场上展开。两者紧密结合、互相推动，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三反”“五反”运动是建国初期一次移风易俗的社会改革运动，它教育了干部的大多数，挽救了一批犯错误的同志，清除了党的队伍和国家干部队伍中的腐化分子，有力地抵制了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恶习和资产阶级腐朽生活作风的腐蚀，树立了适应新社会的新道德和新风尚。同时，它也有力地推动了正在开展的增产节约运动，加强了抗美援朝战争和国防建设的力量，并为国家的工业化积累了不少资金。

还有的文献称“三反”、“五反”是新中国第一场胜利的反腐斗争。

历史已经离得很遥远了，但回望过去，仍有耀眼的金色光芒。只有在仔细的打量之下，才会发现有那么一些裂隙，与那光芒十分不协调。

在“五反”中，对商人与资本家，曾有一个分类标准。这就是1952年3月11日，由政务院批准公布的北京市人民政府《在“五反”运动中关于工商户分类处理的标准和方法》。这个标准，把私营工商户分为守法户、基本守法户、半守法半违法户、严重违法户与完全违法户五类，进行定案处理。北京市定案处理的结果是：守法户占总户数的10—15％；基本守法户占50—60％；半守法半违法户占20—30％；严重违法户约占4％；完全违法户约占1％。

毛泽东在3月5日，对这一做法和结论给予了首肯。需要说明的是，这里面的基本守法户，也有“偷漏税较少的和偷漏税稍多”的劣迹。其余的，就更不用说了。也就是说，在北京，有85-90的私人工商户不是曾经违法，就是已经犯罪。

这样高的比例，放到任何一个阶层身上，都无异于“洪洞县里无好人”。资本家这个称号、工商业者这个族群，从此便成了灰色的一群。

然而，在当时媒体上公开的那些罪证，以及“工作队”在高压之下搜罗来的罪证，可信度究竟有多大？我想，是可以允许设问的。

以“梅林变质罐头案件”为例，上海梅林罐头食品厂是享有盛名的民营企业，于30年代起生产梅林牌食品，其品牌延续至今。起初从生产番茄沙司、辣酱油开始，后逐渐扩大品种范围，尤以罐头食品闻名。早在30年代，梅林牌罐头食品就曾获美国芝加哥“世纪进展”国际展览会奖状和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国货展览推销大会特等奖，以及国民政府实业部国货展评会优等奖等荣誉证书。解放后，其盛誉及生产规模仍持续不衰。梅林罐头，一直是大都市中等以上家庭餐桌上不可少的食品之一。在“三反”、“五反”中，梅林食品厂惊爆“用坏牛肉做罐头，用发霉的面粉做饼干，用坏鸡蛋做蛋粉，以高价卖给志愿军”的“丑闻”，且上了《人民日报》，引得天下万民切齿，为“资本家丧心病狂”做了一个最生动的注脚。但是，人的行为总是有动机的，梅林厂为何要这样做？这绝对是一个问题。前文所引高天民先生文章中，就写出了他在“五反”时心里的疑问：“梅林罐头享誉国际，老板怎会把坏食品装罐头去自毁长城？而且厂里有工会，工人监督生产，怎么会出这伤害志愿军的怪事？”

什么叫真理？符合逻辑、符合事实的，才叫真理。真理，不是一定是由宏大的声音所发出的。高先生这声音微弱的一问，恰恰是击中要害的投枪利剑。梅林罐头厂是民族工业，且在中国本土立足，并不是美国资本，也没有美方参股，它为何与志愿军有如此的深仇大恨？梅林是靠质量与信誉起家的，为何在抗美援朝时偏就昏了头，要以次充好来赚钱？荒诞的捏造，就这样成了庄严的罪证，借此掀起陷人以死地的滔天大浪。

当时的人们，包括资本家们，不是没有起码的辨能力的，这个漏洞，并不难察觉。但是，在一个不容许提出质疑的封闭环境中，声音大的，就绝对是真理。我一向认为，在一个逻辑链环中，如果发现有一个疑点，那么整个的逻辑链环都可能被瓦解。因此，我对其他的所谓“以次充好，谋害志愿军”的罪证，都表示存疑。在高压之下，有什么样的口供得不到？这是在“文革”中屡见不鲜的事，就是针对国家主席，也可以拿得出他是“叛徒、内奸、工贼”的证据。

罗织罪名，肉刑逼供，逼得大量的私人工商业者因绝望和冤屈而自杀。这个现象，中共高层是否采取过制止措施呢？在谢泳先生的文章中，是说“并没有真正引起上层的特别关注，并严令制止这种现象的发生”。经我考证，这是不对的。在当时，自杀犹如风潮，漫卷全国各大中城市，情况不可能不反映上去。尤其卢作孚先生的死，引起了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及西南大区军政首脑很大的震动。在1952年3月5日，毛泽东对此类现象有过严厉的批示：“各大中城市中，有些市委，对于各类工商户的情况极不明了，如何分别对待这些工商户的策略观点又不明确，工会和政府工作队(或检查组)的组织和训练甚为潦草，便仓卒发动‘五反’，引起了一些混乱，望这些市委提起注意，迅速加以克服。此外，检查违法工商户，必须由市委市政府予以严密控制，各机关不得自由派人检查，更不得随便捉资本家到机关来审讯。又无论‘三反’、‘五反’，均不得采用肉刑逼供方法，严防自杀现象发生，已发生者立即订出防止办法，务使‘三反’、‘五反’均按正轨健全发展，争取完满胜利。”

这个批示，与前一个多月发出的充满火药味的动员令，简直有天壤之别。

从前文所引胡兰畦女士、郭恩谭先生的回忆中，亦可看到，运动进行了一段时间后，“上级”确有注意政策的指示或类似迹象。他们都曾提及，逼供确实减轻或停止。这是唯一可值得庆幸的。可能是由于建国初期，政治尚且清明，“讲政策”的老传统还在发挥作用，总之，在毛泽东干预之后，运动的残酷程度大大减轻。

从高天民的回忆看，后来虽也有工作队勒逼莫须有的“偷漏税数字”之事发生，但性命总还是无虞了。

针对资本家的这个“五反”运动，若与后来的“反右”、“文革”相比，不仅时间较短，而且虎头蛇尾，真正抓起来判刑的不多，只是追缴了税款和罚款就了事。以“反右”与“文革”的标准衡量，这个“胜利”，可谓是“草草收场”。我认为，事情之所以是这样，与卢作孚先生的以死抗争大有关系。

在本文的写作过程中,我发现，不少年轻的读者对中国资本家阶级是怎么被“消灭”的兴趣不大，然而对旧时富豪们及其后裔在财产被“剥夺”之后是如何生活的，却十分感兴趣。我知道，这是中国人惯常的看客心理使然。看人家毁灭，看人家脱落，甚至看人家被杀头，都是自有一番乐趣的。

那么，我就稍稍颠倒一下时间的顺序，先来讲讲在五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末，我作为一个富豪的后代，所经历的一些生活。

编者按：由于微信同送字数限制（两万字），本篇文章将分为上、中、下三部分推送，今日推送上、中两部，下部分将于明日推出，感谢大家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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