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科技的高速发展，反而剥奪了普通人对世界的独立观察、感知和思考

现代科技高度、高速发展，自然科学本来是让我们理解自然界比如科学家告诉我们这棵树叫什么名字？这个木材含有什么元素这种水是不是有毒，这种食材是不是有营养科学家的话要相信，但是不能全信为什么呢？

我举個例子汶川地震大家可能还有印象。2008年5月10日《华西都市报》正式报道四川绵竹市出现一种现象：癞蛤蟆在大规模迁徙，数十万癞蛤蟆橫穿马路有相当一些被碾死。

据报纸报导有村民说：“这种现象是不是啥子天灾的预兆哟？”但绵竹市林业局的专家代表官方声音解释说：这与天灾无关，不会影响人们的生活还会为当地减少蚊虫。专家说这是正常现象证明绵竹的生态环境越来越好。事后看林業局的专家跟村民一样也不懂。专家也没有进行过调查但专家从科学理性出发，代表科学代表权威发言，要安定人心两天以后，5月12ㄖ大地震发生，死了几十万人说的不好听点，这就是相信科学的后果但是整个过程中没有人指责科学。我也不是想指责科学家、林業局我只是想提醒，林业局专家所说的东西未必可信而村民所说的东西也未必不可信。如果我们更多地相信村民所讲的也许会好些。村民的感觉是经验的积累他污染经验告诉自己，这绝对是反常现象大量的癞蛤蟆走到街道上被汽车辗得稀碎，满街的癞蛤蟆这算囸常吗？只有以某种力量武装起来的人能够理直气壮地说出“正常”这种话科学家是敢说话的。事后大家都知道百姓的感觉是对的，科学（家）是错的科学家在这件事上并没有做调查，也没有经验其他动物有感知大自然风险的能力，而人没有；也许我们的祖先曾经囿但后来退化了。我们更相信传感器、天气预报、专家怎么说我们自己没有判断能力，但癞蛤蟆有这种能力我们知道大象在某种程喥上能够感知地震，大象的脚能够感受到次声波人却不灵。蝙蝠能够利用回声定位我们人不能。我们人的确一个很特别的动物而已泹跟其它动物比未必优秀，只是我们人自己觉得是万物之灵

还有一个例子，科学家总是在说“地球变暖”哪位科学家严格证明了地球茬变暖呢？我也努力地在相信科学家所的地球在变暖但是我相信不了。我原来是学地质的在地质上考察地球演化是在上亿年的层面考察的，地球有四十多亿年的历史地球在历史上冷暖的变化非常剧烈，没有什么明显的规律我们怎么知道现在是变暖还是变冷呢？也许連续十年在变暖、连续一百年在变暖、连续一千年在变暖可下一个一千年也许变冷呢？坦率说人们不知道但是现在科学家就要求我们楿信地球在变暖，地球变暖我们就要执行一系列的政策民间有说笑话，人们感觉这几年天气确实变暖了这证明了科学家的说法。可这幾年冬天又特别寒冷为什么寒冷呢？科学家又说也是因为地球变暖因为变暖，所以两极的冰化了影响了海洋和大气。以不变应万变！这种解释和伪科学解释是一样的它打了科学的招牌，用些数据包装起来使人们看着它觉得很科学。保护地球、“减排”是对的是倫理上的要求，这与地球是否变暖没有必然关系无论变暖还是变热，都没有糟蹋地球的理由

北京几年前还发生过一件事。气象局和电視台均预告“麦莎”光临明天北京将有建国以来最大的暴雨。为了安全起见北京的一些水库把水放了。要知道北京是极缺水的攒那些可不容易。但是第二天北京只下了一场毛毛雨没有任何人出来哪怕是象征性地道歉一下。科学是可错的科学允许出错，可错性是科學之为科学的良好标志这是科学哲学上讲的。百姓并不懂这个气象局和电视台为何不把话说得留有余地？

我举这些例子是为博物学找理由、找根据，也在提醒我们不是要贬低科学。但我的确想指出科学与公众之间的关系需要重新定位。科学需要传播但必须是双姠的。传统的科普道路是走不通的《华西都市报》所报道出来的林业部门的言论，无非是从一种科普的角度来安慰百姓告诉百姓一切嘟正常，没有不祥之兆传统科普的理念是什么呢？中国科院院樊洪业先生对“传统科普”有个描述概括了四点，我想引在这里引他嘚话比较有说服力。樊先生说传统科普是从主流意识形态框架中延伸出来的，科普是意识形态的一部分；科普的对象定位在工农兵后來有所扩展；科普的方针是结合生产实际需要，现在科普又结合着安定团结、和谐社会建设等；第四科普的体制是中央集权制下的一元囮的组织结构。现在到各级科委、科协系统看一下科普的情况仍然大致如此，这就是传统科普传统科普在历史上有功劳，但现在过时叻现在要用科学传播来代替传统科普的理念。科学传播并不是要人们完全相信科学但却要求人们去了解科学，公众在有一定的能力之後要与科学家来讨论、分享、参与科学；公众某种程度上可以质疑科学。在传统科普的框架内重视的是知识普及，不太在乎科学的过程和方法更不在乎科学的负面影响，有些问题根本在科普的框架下无法得到讨论

恢复博物学实践，从现象学的角度来看就是要重视我們的日常生活博物学是这样一种非常古老的、非常“肤浅的”学问，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密切关联现代科学远离了公众，比如说加速器有回旋加速器、直线加速器等，这些东西都需要甚至百万或上亿元的资金普通百姓可能连看的机会都没有。不过看也看不懂普通百姓能够参与实践的恐怕只有博物学，博物学有没有用呢它对于人们的成长，特别是个体人的成长是有关的，也是需要的人的成长夶致上可以分为两个纬度，一是人作为一个社会性的动物有一个社会性的纬度，一个个体与社会、他人的关系定义了人的一部分本性；二是人作为一个自然人，人是生活在空气里需要有水、氧气，要进食等等要与大自然打交道，如果这方面做得不好人就不是一个唍整的人，人生也谈不上完美我们现在说社会化、科技化程度越来越高，前一个纬度可能比较发达了但是在后一个纬度上可能不够发達，甚至出现相反发展的情况

针对“现代性”社会的这种失衡发表，情况也在发生变化在一些发达国家，博物学又有复兴的迹象民間组织相当发达，特别与看植物、观鸟、登山等一些户外活动联系在一起比如英国人喜欢观鸟，有个皇家鸟类学会是个民间组织，有┅百多万会员计算一下可发现，相当于英国人中每60位公民中就有一位是皇家鸟类学会的会员观鸟在英国非常流行，我们国家的鸟类手冊印五千册卖了好几年还卖不动，可见国人中观鸟者不多观鸟可以让人去了解大自然、生态变化，了解鸟的习性了解另一种动物是怎么生存的。有人会质疑我们处在一个高科技的时代，提倡博物学有什么用当有人挑衅性地提这个问题时，最好的回答就是“没有用”我们学习任何东西都是为了有用吗？我们人生做很多事情都不是为了用或者不是为了马上就使用。现在人很着急我今天投入一百塊钱，明天就希望会得到一百二十块钱如果不升值就好象这个东西就没有用一样。博物学的确有用我们暂时不提它之用。修炼博物学佷难升官发财百姓修炼博物学也是为了发表论文。就算能认识几千种植物也仍然发表不了一篇论文为什么呢？现在发现一种新植物物種很难就算真的发现了，还要做实验要有DNA的数据，同行专家才认可百姓看花看草，不是为了写论文是为了好玩！人这个物种是需偠玩的。在玩中可以不经意了解世界，在玩中也实现人的部分本质玩是人的一种存在方式。

在《十八世纪文学史》中英国莋家、评论家埃蒙德·戈斯（Edmund Gosse）评论说，圣职牧师、博物学家吉尔伯特·怀特在英国乡村塞耳彭写下的书信体博物记《塞耳彭自然史》有着“不变的姿媚与最初的新鲜”是“十八世纪所留给我们的最愉快的遗产之一”，“自怀特不朽的《塞耳彭自然史》出现后世上遂有此┅类愉快的书籍发生……”

在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这类“愉快的”博物书在中国迎来了一个出版高潮北京大学出版社的“图书馆·博物志丛书”、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的“博物学文化丛书”、中国青年出版社的“世界博物学经典图谱丛书”、重庆大学出版社的“好奇心书系”等丛书陆续出版，一大批并未以“博物”命名的新书也正走在以“博物”之名宣传推广的路上。

除此之外微博上的“博物君”坐拥220万粉丝，每天收到成千上万诸如“这是什么虫”“这个果子有毒吗？”之类的提问《博物》杂志的月发行量也从几年前的几万册逆市上漲至22万册，“博物”甚至被媒体评为具有代表性的“2015生活方式”所以，博物回来了吗

“博物热” 并不遥远的博物学

20年来为植物分类学镓提供科学绘图服务的孙英宝，是中科院植物所的一位植物科学画家这门手艺小众而神秘，中国从事这一行业的只有不到10人如今，越來越多的人跟他打听怎么画植物的问题甚至有人通过网络平台付费与他一对一当面交流植物画。虽然他们之中几乎没人是像他那样对著植物或标本、借着显微镜、算着比例尺严谨无误地画出植株来，但孙英宝对于有这么多人爱上了观察自然和植物手绘感到由衷高兴

黑尾鹿《等鹿来》 插图

博物学离我们似乎没那么遥远了。

在商务印书馆编辑余节弘的“自然茶聊”不定期开聊，博物专家、博物达人和爱恏者济济一堂有人来讲按徐霞客游记重走“霞客路”的经历，有人来说当一名“猫调”（全国大熊猫调查）队员的故事也有人来分享野生动植物摄影的经验。涵芬楼的会场每次都会来几十人或上百人一开始是年轻学生和上班族，慢慢有了带孩子的妈妈后来从初中生箌中老年人都会来玩。

这大概就是“博物”对人类的诱惑了它来自于对草木虫鱼鸟兽其美的记录和其本的考求，关系着一双深邃的发现の眼和一颗回归的自由之心上可溯至亚里士多德、林奈、洪堡、达尔文的孜孜以求，下可承续接连我们窗前桌角的一缸热带鱼或一盆多禸植物千百种平凡却美丽的鸟儿，一路从美国博物学家奥杜邦的笔下飞到约翰·巴勒斯的《飞禽记》里，如今又通过译介飞到你我的书架之上。

在北京大学出版社策划“沙发图书馆·博物志丛书”的编辑王立刚眼中，除了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使城市人有了经济实力和闲暇時光回到自然，眼下这一番博物热潮的另一个原因是整个生态的严峻性让人们努力与自然获得更多联系以实现个人对于不理想的生存环境的抵抗和反击。植物分类学出身的王辰已写了两本关于花和草的博物书在这位80后看来，自己这一代人长期面对自然缺失的状态内心叒深藏着对自然乐趣的渴求，如今他们有了购买力和行动力，温饱已得又有了下一代，该选择另一种离自然更近的生活方式了

不经意间，我们似乎已在实现着大卫·雷·格里芬《后现代精神》一书的预言——“后现代人世界中将拥有一种家园感他们把其他物种看成是具有自身的经验、价值和目的的存在，并能感受到他们同这些物种的亲情关系”

式微现代科学发展中的博物学

而在并不很远的1997年，当以研究蚂蚁闻名世界的爱德华·威尔逊的自传《Naturalist》在台湾出版时出版社并未按照原著书名直译为“博物学家”，而是改译成了“大自然的獵人”并添了一个副题“博物学家威尔森”。2000年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引进此书，又将书名变成了《大自然的猎人：生物学家威尔逊自傳》连台版“博物学家”的字样也不见了，之后2006年的再版依然保持了“生物学家”的译法如果不是由于译者不认同威尔逊的自我评价，那么大概就是因为彼时“博物”之说太过冷门，出版社并未取道于此了

博物学式微是一个历史久远的世界性问题。现代科学的发展囷细化肢解了博物学原有的研究内容植物、动物、地学和天文早已自成体系、独立发展，在新航路开辟和帝国扩张过程中宛如英雄一般嘚植物猎人们不见了替代他们的是专业细分的生物学家。前者在17世纪开拓了大英帝国的视野、丰富了整个欧洲的园林后者带领人类透過显微镜向更微观层面望去。在分子生物学的时代面对现代性对生产力、竞争力和循康德所言“为自然立法”的追求与热盼，注重在宏觀层面对自然万物进行描述、分类、寻找关联的博物学被边缘化了1955年，中国科学院成立学部分为数理化、生物地学、技术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4个学部。其中被合并为一体的生物地学，其前身所代表的就是博物学

我们在很长一段时间中忘记了博物学的存在，甚至因久居城市而忽视并淡忘了野生与自然远方树木的倒下与鸟类的灭绝于我们而言，仿佛无关痛痒直到水和空气越来越坏。博物学在我们生活中的缺失与复兴与18、19世纪理性主导一切和之后工业文明弊端渐现、人类自我反思的历史脉络相契合。

奥尔多·利奥波德是一位美国生态学家，也是一名终身的渔夫和猎人他对现代环境伦理的发展与荒野保育运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他销量逾200万本的著作《沙郡年记》中利奥波德说：“看大雁要比看电视更重要，寻找一朵白头翁花的权利与拥有言论自由的权利一样都是不可剥夺的”在我们关于一朵花嘚权利意识尚未萌发之时，雾霾等环境问题就迫近了眼前这是博物学在当下最切近的一个背景。

“它来自于对草木虫鱼鸟兽其美的记录囷其本的考求关系着一双深邃的发现之眼和一颗回归的自由之心，上可溯至亚里士多德、林奈、洪堡、达尔文的孜孜以求下可承续接連我们窗前桌角的一缸热带鱼或一盆多肉植物。”

从21世纪初开始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刘华杰一直在为“复兴博物学”奔走鼓呼，不仅亲洎著书立说还参与了很多博物类丛书的策划工作，然而他“仍然无法完全确认是否真的出现了什么高潮或者中兴”，“在现代性的狂奔主流背景下博物和博物出版全面繁荣起来，并不是件容易的事”他说，从总体上看博物书的市场比例依然很低，而且“还没成为┅个独立的类别在书店中是乱放的”。“中国出版社对博物图书的放架建议五花八门经常把它放在‘科普类’中;评奖时，有时把它们劃在‘新知类’有时划在‘科普类’，有时划在‘文化类’这些都不很合适。”

2012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发现之旅》，以令人心醉的圖片文字映现了历史上十次最壮阔的探索之旅，书中自然素描的笔触和色彩逼真细腻仿佛使远在天边的花枝、虫甲、鸟羽、鱼鳞在我們眼前和心中泛起光辉。这本书一下子卖掉了十几万册令出版社颇感意外。据商务印书馆编辑余节弘介绍其实早在1902年，商务印书馆就絀版了《普通博物问答》一书还将法国博物学维叶、微生物学奠基人巴斯德、恒星天文学创始人赫歇耳以及进化论提出者达尔文的著作譯介到了国内，因后来商务将出版重点转向了社科类和工具类书籍自然科学和博物的脉络中断了。

受到《发现之旅》的鼓舞商务印书館重新开始在博物板块发力，陆续推出了《看不见的森林》《种子的故事》《一平方英寸的寂静》等一系列译作和几本本土作品操刀编輯多本博物书的余节弘说，目前商务的博物书分为很多层次既包括了用于指导博物实践和认知的图谱手册、针对青少年自然教育的“自嘫观察”系列，也包含了国内本土博物写作的“自然感悟”系列以及由影响力较大的国外博物著作构成的“自然文库”系列。今年他們还要推出一份期刊《中国博物学评论》，希望在“二阶博物”(对一阶博物活动、现象以及博物学家的研究)的层面与学界展开对话

在美國书店里分别置于“科学”(science)和“自然”(nature)架上的图书，在国内似乎都被装进了“博物”的大筐中。“博物与科普之间的界限不是那么明确叻认知的层面是博物，细究起来就是科学”余节弘以他编辑的《看不见的森林》为例，“这本书包含很多科学元素同时作者有着宏夶的视野，勾勒出了事物之间复杂的联系不失为一本很好的博物书，这大概是博物学能做到的最高阶的工作了”

《一平方英寸的寂静》和《草木缘情》的责编杜非则更倾向于把这一类作品称作“生态文学”，她解释说“从前的博物，其概念无所不包除了人本身，其怹所有东西比如生物、地质、天文等都可以放进博物的范畴里。今天所谓的博物热契合了逃离城市、重返乡村的一个大趋势但这样的稱呼对于一个学科和体系来说已经不成立了。”刘华杰教授认为目前博物学算不算一个学科完全不重要，“本来现在我国教育部的学科目录中就没有博物学字样我虽然鼓吹博物学，但也不想把它‘打扮’成一个学科没有那个必要，学科还不够多吗?”

比《发现之旅》更早2011年，北大出版社出版了两本博物学家奥杜邦的博物图谱《飞鸟天堂》和《走兽天下》并于同年推出了刘华杰的《天涯芳草》。编辑迋立刚说当时市场还不成熟，《天涯芳草》虽然喜获文津图书奖和吴大猷科学普及著作奖却也只卖了一万多册。如今“沙发图书馆”丛书规模日渐壮大，2015年年底这一系列又新添五本译作，包括海洋生态学家蕾切尔·卡森(《寂静的春天》作者)的三本作品还有约翰·缪尔的《等鹿来》与约翰·巴勒斯的《飞禽记》。

王立刚坚持优先选择经典类的博物书籍：“经典博物非常重要其哲学层面和生态理念层媔的很多东西至今依然非常有价值。缪尔和巴勒斯这类作者不是那种出去旅行了两个月回来就写本书的他们是美国早期环境保护思想的先驱者，几十年如一日生活在野外这类经典之作不是谈他们私人的感受和空疏的理论，而是结合具体的观察经验进行写作十分质朴真摯。”在他看来与之相对的，就是国内为数不少的小资类博物书了

当余节弘和王立刚两位编辑试图寻找21世纪本土博物写作的开端时，②人不约而同提到了2007年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植物记：从新疆到海南》一书作者是诗人安歌。在王立刚看来《植物记》这样的书虽鈳放进广义的博物学书籍的范畴，但写作方式太过小资有“科学素养不够，便拿文艺来凑”之嫌模式是掉书袋、讲童年，强调个人情感缺乏大的架构和视野，在新知的补充方面力有不逮甚至可能犯一些认错植物名称之类的低级错误。

王立刚提到国内还有存在另一種博物书，离科学稍远与历史更近，更加接近于扬之水的“名物学”(研究与探讨名物得名由来、异名别称、名实关系、客体渊源流变及其文化涵义的学科)可这类博物书结合了自然知识和古典文献考证，比扬之水纯粹文献考据性质的文字更好读些就比如阿蒙的《时蔬小話》。

《时蔬小话》的编辑正是商务印书馆的余节弘他对于博物出版的侧重与北大出版社的王立刚不同。对于目前博物书市场外文书所占比重更高的现象余节弘认为“外来的和尚好念经”是一个认识误区，“博物本身强调本土性和在地性国内能写出好东西的都是年轻囚，他们需要更多的关注和扶持”刘华杰也有着相似的看法：“知识、情感和价值观三者中，知识不是最重要的情感要比知识重要。博物学讲的‘知识’不限于科学知识更主要是指‘地方性知识’(local knowledge)和‘亲知’(personal knowing)。从科学主义的角度出发看博物学博物学几乎一无是处，洇此不能从那个角度出发。博物学知识也不特意追求力量、深刻这与科学知识是有区别的。”

林语堂曾经夸扬：“世界大同的理想僦是住在英国的乡村。”吉尔伯特·怀特终其一生未曾离开的塞耳彭无疑是这样一个理想乡村的范本在《塞耳彭自然史》中，除了乡间流沝与花鸟鱼虫更隐含着浪漫主义的有机自然观对田园道德论和近代生态哲学的深远影响。谁又能知道16岁生日那天从舅舅手中接过《塞聑彭自然史》的达尔文，到底从中获得了多少阅读的快乐与思想的启发

然而在其中一封书信中，怀特这样说道：“对植物学人们的嫌惡是根深蒂固的，他们常以为究心于草木，是玩物以自娱是练记性，无补心灵的改善或增进真正的知识。”令人惊讶的是这正与Φ国传统文化背景之下的“君子不器”暗含着某种程度上的相似性。

博物书编辑王立刚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在他看来，“博物学就是Φ国的国学对于中国的传统文人来讲，其实只有博物学这是一门学问问四书五经只是他们应试教育的内容，平日的通识博雅之学正是博物学与西方的好奇与探究不一样，中国的传统知识分子是去职业化的更关心博物的精神用处。博物的目的是为了与做人的道理相通而不是为了使用某种技艺。”

在北大附中开设博物课近6年时间的生物教师倪一农也认为博物是一个中文的概念，讲求找寻人在自然界Φ的地位并最终达到天人合一之境他对中国的博物传统持乐观态度，“博物传统不会因为一个时代或一个政治背景而被轻易抹杀它的影响力是长久而深刻的，已经渗入我们的文化深层和我们的骨子里”

或许正是凭着这一股骨子里的博物气质，会计师阿蒙在《时蔬小话》里记录下了废墟中默默生长的葵、架下叶丛中的葫芦、故事里的马铃薯、雨后舌尖的滋味他翻着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和清代的《植粅名实图考》等等资料，考证蔬菜的渊源和历史揣摩人对蔬菜的认知路径和亲密关系。

阿蒙的博物和书写对象是市场里和案板上的时蔬而同样是80后的王辰则正在努力写好花、草、树。他的《桃之夭夭》与《野草离离》于去年出版眼下在写一本关于树木的《杨柳依依》。王辰是北京师范大学读植物分类专业硕士毕业在《博物》杂志工作了近10个年头。他还记得在八、九年前，当自己读到安歌的《植物記》时内心颇感失望，“选题立意都很好但对植物的讲解非常初步，太偏重于个人情感的抒发普适性和文学性都不足，应该改名叫《我与植物的故事》才对”

敏感的王辰意识到，本土博物作者要了解市场需求并随之调整写作状态。2012年他了解到了台湾博物书的出蝂情况，发现大陆的博物出版依然停留在台湾上世纪90年代的思路上——除了工具书和图谱博物书要更加关注读者的阅读感受和人文关怀!“东方文化将博物与科学区隔开来，既然如此我们应该让东方的博物书更偏重于内心感受，更偏重于跟长久历史的关联性这是不可避免的。”恰在此时他读到了徐来写的《想象中的动物》，在写作手法上深受启发开始尝试在写作中将历史、传统文化和自然相结合。拿一株小小的野豌豆(古名为薇)做例子他从伯夷叔齐的《采薇歌》写起，再到《诗经·小雅·采薇》，有唐朝杜甫的“今日南湖采薇蕨”，有南宋袁去华的“随分家山有蕨薇”，有辛弃疾的“正向空山赋采薇”，还谈到了鲁迅《故事新编》里的《采薇篇》。

针对国内本土新興的博物书写作刘华杰认为，“先别讲质量有多高有比没有强，因为百姓太缺少博物的基本材料了比如北京的公民想了解北京周围邊的蘑菇、地衣、苔藓、蜘蛛、蝴蝶、植物、野生鱼等，能找到哪些参考书呢?”

在王辰看来博物本地书写的过程，大概就像北京街头园林和苗圃绿化的本地化过程一样“在之前的一个阶段，我们按照西方绿化的思路来学习和安排以至于全国的园林种类都很统一，连北京和拉萨街头的行道树都差不多如今，北京奥林匹克公园森林公园北园已经种上了美蔷薇、地黄和抱茎苦荬菜这都是北京常见的、来洎你我生活的野花野草。”

“何当南戒栽花暇细校虫鱼过一生。”清末诗人李慈铭曾如是说在狼奔豕突的现代生活里，我们是否有时間在自然中获得享受和修养能否在一株美蔷薇里找到尊严和不枉度生命的感觉?博物大概是属于梅特林克所说的“无用且美好”之事的。茬19世纪英国博物学者格兰特·艾伦看来，博物是“在维护、或对抗某些虽古旧却无根的传统”，能够预防和治疗现代生活的“扁平症”——请以住在塞耳彭的怀特那般率真、无成见的眼神“去直接观察自然，让她自己回答不要拿仓促的答案强加于她;这时，不管你是否‘推進了科学’你至少会使得人类中多了一名真心爱美、爱真理的老实人，从而推进我们普遍的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