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晓雯：浮生七则丨故事
她笔下小而又小的人物故事里，各有各负重又坚忍的人生。
任晓雯，小说家，著有长篇小说《她们》《生活，如此而已》《岛上》，短篇小说集《阳台上》《飞毯》。作品被翻译成瑞典文、英文、法文、意大利文等。
曾雪梅七岁时，喜欢趴在窗槛上，仰面数飞机。飞机跟小鸟似的，翅膀不动滑过去。时或起一记嘘声，仿佛有人吹口哨。地平线轰然颤动，团起一扎扎乌云。曾雪梅觉得像是过年放鞭炮，便拍手欢呼。母亲兜头一掌道：“看啥西洋镜，东洋鬼子投炸弹呢，把闸北炸平了，还在南京路上开枪杀人。回头捉牢你这种不听话的小囡，扯成两爿，蘸蘸腐乳吃掉。”
是年，曾雪梅已开始念书。父亲说：“女小囡学点文化，以后不被婆家欺负。”送她到私立小学，读至十三岁，又报名爱国女子中学。尚未入学，校舍被日本人炸坏。曾家弃了房产，逃到法租界，在寺庙院子里搭个滚地龙。
曾雪梅断续上了四年夜校。父亲道：“家里情况不好，你相帮分担点吧。”她便辍了学，由邻居引荐，到日本人厂里做工。厂子在川公路，叫福助洋行。曾雪梅定在门口，不肯进去。邻居反复诘问，她才憋红脸道：“日本人，会吃小囡吗。”
曾雪梅过了考试，因为识字多，被派作车间记录员。每月工资三十多，外加大米、菜油、黄豆各十斤。逾数月，养得颊颐圆润，头发也黑了回去。工头二本松是日本人，一对近心眼，腰背微微佝偻，走起路来，拖着两只扁脚。他的夫人千代子，也在车间工作。一次，邀了几个中国女工，去她家吃饭。曾雪梅走过南京路，浑身觳觫。谎称不舒服，让同事们先行，自己坐到上街沿，掏出用来送礼的苹果，边啃边想心事。食罢，核子一扔，返身往回走。
旬余，有个机修工来车间做工，嘴巴不清爽。曾雪梅道：“钟阿宝，我又不上车子，机器坏了关我啥事。你再说话不二不三，我就骂你八格牙鲁了。”钟阿宝不怒反笑，“曾雪梅，你觉得中国人好，还是日本人好。”曾雪梅睃一眼围观同事，道：“宁波猪猡，我才不上你老当。”钟阿宝跌足道：“大家都是中国人，又是同事，屋里厢也住得近，说话做啥这么难听。等着，有你后悔的。”
曾雪梅回得家来，说与母亲。母亲道：“当然中国人好，有啥不敢讲的，随他告到东洋拿摩温那里去。”曾雪梅道：“我也不晓得。听说中国工头都打人的。二本松不打人，也不拖欠工资。日本大班来视察时，还给每人发十块洋钿奖金。”母亲嘴唇一抖抖道：“小恩小惠的，就把你收买了。不是鬼子杀人放火，你爸还在四马路小菜场卖甲鱼呢。我们家就不会穷，你就会一直念书，保不准念成个挺刮的女大学生了。”曾雪梅默然一晌，问：“那为啥让我去日本工厂做事。”“嘁，赚鬼子的钞票，也是爱国啊。”
旋而到月头，发了工资，曾雪梅背回大米和黄豆。母亲借了一座台秤过磅，忽道：“好像少脱了。”曾雪梅听得口齿有异，抬眼见她嘴巴歪斜，唇角拖下一径涎沫来。“妈，怎么了。”母亲想伸手去擦，感觉天花板一动，面孔已然贴倒在地。
一日工间休息，千代子问曾雪梅，是不是有心事。曾雪梅犹豫一下，说：“我妈跌了跤，半边身子僵掉了。找过郎中，不见好。现在她不肯吃饭，说要早点死掉，帮我们节省钞票。”千代子取了六十块钱，让她给母亲找西医，补营养。曾雪梅推却着，收下，回去说与家人。母亲回光返照似的，嗓门铿铿响道：“我是个强硬的人，不讨日本人便宜。”一口气接不上，眼乌珠翻了白。曾雪梅扑近去，见一滴浊黄的泪水，爬过母亲的太阳穴，在鬓边略作停滞，啪嗒滴落于枕上。
曾雪梅把钱还给千代子，自此避开她和二本松。母亲过世不久，大哥和一个电话公司女职员结婚，住上公司分配的大房子，把父亲也接了去。阿嫂给曾雪梅介绍了在南华酒家当厨师的老乡。谈了一年多，请亲友在扬子饭店吃一顿饭，算是把婚结了。
婚后，丈夫建议曾雪梅辞工。犹豫间，日本投降，福助洋行解散。曾雪梅归得家来，专心养胎。忽一日，老邻居捎来二本松的信。她才晓得，厂里的日本人，都被关到了提篮桥。她瞒着丈夫，买了六包稻香村鸭肫肝，找来几张连史纸，学千代子的做派，将点心盒子包起来，用绢带扎个蝴蝶结。
曾雪梅拎了鸭肫肝，去提篮桥探监。登记、盘问、等待。听到喊她名字，已是入暮时分。晃眼见一个灰发女人，穿着空阔的囚服，挪着碎步出来。曾雪梅啊呀一声，汪起半眶泪。千代子坐下，咬咬嘴唇，微笑道：“我们快被遣送回日本了。以后没饭吃，到上海来讨饭，你会给点吃的吗。”曾雪梅奋力点头。千代子深鞠一躬，泪水甩在点心盒上，连史纸的颜色一滩滩深起来。是日临别，千代子送了一包童装，都是亲手缝制的。她本来以为，自己会在中国生孩子。曾雪梅怕丈夫见怪，留了一件电机纱短褂，其余送去典当铺。
三个月后，曾雪梅开始做母亲。将电机纱短褂给大儿穿，很快短小了，便收起来，转与二儿穿。怀第三胎时，解放军来了。派出所唤了她去，“日本人撤离前，把工厂机器运到吴淞口，扔进海里了。你晓不晓得这件事。”她说不晓得。派出所道：“听说你跟日本人关系好，会得讲日本话，经常骂中国人八格牙鲁。”曾雪梅道：“放他娘的狗臭屁，我顶顶恨东洋鬼子了，我妈就是给他们气死的。不信把钟阿宝叫来，当面问问。最讨厌男人家背地嚼舌头。”派出所道：“不是钟阿宝讲的，是人民群众普遍反映。”又盘问几句，才放她走。
曾雪梅把弄堂里玩耍的二儿揪回家，闭紧房门，剥了他身上的电机纱短褂，剪成一条条，混着废报纸烧掉。二儿嚎啕不已，被她甩了一巴掌，“哭你个魂灵头。日本鬼子良心忒坏，啥人稀罕他们的破烂衣裳。”二儿道：“你说千代子阿姨蛮好的。”“呸呸，什么千代子万代子，乱话三千。当心日本鬼子把你撕成两爿，蘸蘸腐乳吃掉。”二儿嘶了一声，不再说话。（写于日星期四）
高秋妹初见养父母，是在五岁时。高盘玖穿了一袭机织布长衫。张咏珊盘了对鬟，石青色的阴丹士林高领旗袍底下，玻璃丝袜淡淡泛光。他们站在新普育堂的会客间，看着像是来做人客的。高盘玖在两排孤儿里反复挑拣，逐个查看头发牙齿，最后选中高保生和高秋妹。
养父母皆是广东人。高盘玖在束发之年，自己跑到深圳宝安码头，央着跑船的人，带他来上海。他做过讨饭瓜子，逾数年，至十六铺码头当学徒。三十五岁上，开了“打挣馆”，雇来十多个工人，给外国人修轮船。他在鸭绿路上认识个咸水妹，带回家来，在武昌路同仁里借了前楼同住。张咏珊不能生育，便到孤儿院领养。这是六七年后，高保生告诉高秋妹的。高秋妹问，咸水妹是啥意思。哥哥附耳道，就是跟外国人睏觉的中国女人。
高秋妹看轻养母，却钦佩养父。养父自学识字和打算盘，还订了两份报。高秋妹六岁起，拿了报纸，楼上楼下地问，学得二三十个字。高盘玖夸她聪明，欲送她上学。张咏珊道：“女仔读什么书啦。”吵一架。翌年，养父作了主，将她送到武昌路三元公庙里的私立小学。
高盘玖投资赌场，未几，亏了本，带高秋妹去讨债。赌场在永安公司七重天楼上，讨债队伍一径排过南京路。轮到高家父女时，天色已然昏昧，对方将空了的钱袋子一抖，让他们下个月来。旬余，养父僵着脸回家，说：“赌场大老板逃去香港了。”
高家收拾细软，搬到华龙路顾家弄，住进三层阁。逾数月，被人找上门，讨欠债，讨工资。哥哥停了学，到太古码头做记录员。养母出去当保姆。想让高秋妹进工厂，年龄太小，未遂。高秋妹便荡在弄堂里，帮双职工倒倒马桶，给小脚老太们挑挑井水，赚几个铜钿。养母没钱囤米，每到开火仓时，让她揣个小淘箩，出去现买两升米。高秋妹不敢吃饱，时或半夜饿醒，听家人们磨牙、放屁、说梦话，看老虎窗上渐渐亮起来。
一日，养父给高秋妹塞了块梨膏糖，说：“你要乖乖叫，长大后待妈妈好一点。”出门上班，再没回来。有说他外逃躲债，有说是被人做掉了。养母不敢报警，怄着一口气，詈骂高秋妹。夜里厢，她唤起养女，让她跟个“阿二头”走。高秋妹问：“你把我卖了吗。”养母答：“你是大人了，要学会给家里挣钱。”阿二头将高秋妹偷偷带进袜子厂，花了半晚时间，教她做熟工序。翌日领去见拿摩温，“小姑娘年龄不大，做生活却是熟手，不信你试她一试。”厂里收留她做夜班，负责在流水线旁，把袜头对准袜筒套上去。高秋妹时或站着睡过去，脑袋一冲一冲，几欲扎进机器里。拿摩温用铁管敲她，敲过几次，将她辞退。
养母继续赶她出去做工。高秋妹磨过螺丝钉，当过缫丝工。最后在烟厂里，负责把蒸熟的烟叶抽掉老茎。她拉了满手的泡，每日回得家来，养母帮她逐个挑破，把一对流脓的小手，浸在明矾水里收干。
翌年，东洋人打来，私营工厂纷纷关闭。高秋妹失了业，出去捡菜皮，拾垃圾，剥死人衣裳，常被“三道头”举着警棍追打。移时，高保生又要搬走。养母这才晓得，他找了个照相馆老板的大小姐，做起倒插门女婿来。她哭一场，对高秋妹道：“白眼狼，白白里养大你们，翅膀硬了，都想朝外头飞。”藏起养子送的大米，顿顿用六谷粉煮粥，给高秋妹吃。
高秋妹愈发消瘦，锁骨耸棱棱如刀背。她替有钱人家喂狗，帮纺织女工带孩子。无事可做了，满街乱走，寻点零碎生活。或有人介绍去日本工厂，弗肯。她亲见一个南顾家弄的女人，被日本兵拖进据点。张咏珊劝了劝，叹道：“不去就不去吧，儿大不由人。”她年前腹泻欲死，以为是“二号病”，却慢慢活了回来。自此倏然见老，对养女有了近乎讨好的依赖。
忽一日，听闻中纺一厂在招养成工。高秋妹时已二十，谎称年方及笄。负责招工的拿摩温，搦了根竹头，往她头顶上一比，相信了。高秋妹被分到细纱间，做挡车工。工友互以工号相称。有个“60号”，与高秋妹相善，将自家二哥介绍与她。张咏珊觉察了，跌足道：“你去别家伺候男人了，让我哪能办。”摸到60号家里，闹一场，“别看秋妹长得小样，都快三十岁了。身体也没发育好，怕是以后不能生。”
男友提出分手，高秋妹大病。张咏珊喂粥喂汤，半夜扶她溲溺，替她清洗血短裤。道：“我伲娘俩家头，你照顾我，我照顾你，一辈子就过掉了。要男人做啥，想想你爸，你哥，哪个靠得牢。”高秋妹讷然。
此后，母女依傍度日。高秋妹常年夜班，晚间十时到厂，清晨六时回家。整日里昏淘淘睡觉。忽而响了一夜的枪，路上睡满解放军。忽而中纺一厂改名国棉一厂。忽而军代表来了，拿摩温废了。高秋妹只管守住纱车，闷头做事。偶尔落几根灰头发，才会捻了手指头，出一歇神。
一日，居委唤了高秋妹去，盘问她家人情况。高秋妹说：“高保生政治立场坚定，早跟资本家老婆撇清关系了。倒是张咏珊，在旧社会做过妓女，专门跟外国人搞七捻三。”这样，张咏珊成了街道重点批斗对象。早请示，晚汇报，没事就被拎出来，吊块颈牌，垫只杌子，立在街边认罪。造反派用塑料眼药水瓶吸了泔水，灌进她的耳朵。又在她胸前悬了一痰盂罐尿液，让围观者投石入罐。还拿杀鱼剪刀绞坏她的头发。不批斗时，命令她扫街。她穿了咔叽布工装，戴了藏青色的工人帽，从弄口扫到弄底。时有孩童结伙而过，撩掉她的帽子，露出阴阳头来。她赪红了脸，搁下扫帚，一抖一抖，弯腰去捡。一次，高秋妹见到，犹豫着，替她捡了。她将帽子拍回地上，说：“当初高盘玖想要两个儿子，我说一男一女好，才会收养的你。我脾气不好，却从没打过你。你倒讲讲看，我哪里待亏你，你到底恨我个啥。”&（写于日星期四）
曹亚平至今记得那个夏天。他看完《柏林情话》，定在胜利电影院门口。天野已然玄青，对街牙白色楼顶上，镶了一丝浅粉。散场和入场的人，同时从前后冲刷他。吃纸杯冰激淋的女学生，将他挤动起来。他捂着两腋痱子，走过七站路。一个新鲜的人生理想，在身体里持久震荡。
高三毕业，曹亚平报名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系。收到准考证，压在桌玻璃下，不时看一晌。彼时，就职国棉十七厂的大哥，反复谈论大字报；念中学的小妹，常带《青年报》回家，誊抄转载的社论。他不及留意，直至五毛钱报名费，被兑成邮票，退了回来。
两年后，曹亚平乘友谊号客轮，至崇明东风农场。翌年成为“修地球”能手。插秧、施肥、耘地、锄草、间苗、采棉、割稻、挑担、脱粒。他肤色微黝，两肩硬茧。头顶大草帽，腕缠白毛巾。走在人群中，扎高半头，得“长脚”称号。女知青们注意他，说他肖似梁波罗。
曹亚平擅讲故事。收工后，空酒瓶插了野花，置于行李箱拼成的桌上。倚桌开讲《绿尸体》、《基督山恩仇记》、《安娜&卡列尼娜》。室友冯军间歇演奏小提琴。宿舍挤满人，听完犹自不去。卸下门板当饭桌，拎一只洋火炉，烹几道小菜。气枪打了麻雀，与面疙瘩同煮。稻田放水时捡的鲫鱼，高筒套鞋装回做汤。手电筒裹上红布，诱捕整整一面锣螃蟹，蒸得膏黄喷香。兼佐农友探亲带回的辣酱、炒麦粉、大白兔奶糖。轧轧三胡，咪咪老白酒。
吃到酒气冲头，齐吼《知青之歌》。吼罢，眼底浮泪。点一支牡丹烟，怅怅然轮抽，掏起私房话。说陆续有人上调。冯军道：“曹亚平，哪天咱们都回去了，我骑着老坦克，到你楼下喊，长脚，下来啦，上班去。”曹亚平哽声道：“我不上班，我要念戏剧学院。我的人生理想是当演员。”邻室王红旗接话：“屁精才当演员。”曹亚平一拳击中他鼻梁。众人两厢劝开，煞兴而散。
次年，场部来了工作组，发动“一打三反”。讲故事的曹亚平，被定为“宣扬封资修毒素的黑势力”。隔离、批斗、监督劳动、办“学习班”。大字报贴满食堂和宿舍屋山头。没人敢搭讪，唯目光相接，默递一支烟。
王红旗检举，冯军是曹亚平小兄弟，同属一个小集团。一日，冯军趴在床上，用小提琴弓毛套住自己脑袋，勾到床头横档上。室友发现时，他已身体僵硬，双脚青紫，看似一条被命运拉紧项圈的狗。
运动骤然开始，悄然结束。如洪水扫荡而过，留一地荒碱。曹亚平佝了背，缩了脖。满颌胡渣，犹如苔藓。白天扛泥络担，拖两脚泥水，在开河工地里走。夜晚睁大眼睛，听岛风拨刺白垩墙缝，呜呜作声。门后挂晾的汰脚布，无人取用，冻得硬梆梆。想起是冯军“畏罪自杀”遗物。偷偷收好。
室友皆次回城。当交警、进航道局、做中学老师、入工矿企业。新来者叽喳嬉闹，春游似的。笑言绑行李的草绳藏藏好，今朝下乡，明日上调。曹亚平嫌他们粗鄙，怏怏寡交。逾数年，上调骤减，渐而悄悄取消。开始顶替政策。知青们通关系，找门路。病退、困退、商调。花样百出地离开。
宿舍空了泰半，长起蘑菇和霉斑。留守者疯野了。吃酒、旷工、斗殴。曹亚平的新室友，每晚打大怪路子。经他抗议，移去路灯下。打过通宵，意犹不足。每人五分洋钿，凑足一元整，赌吃煤球。真有人煤球兑水，一饮而尽。还打赌吃油肉、喝酱油、荡竹竿。仿佛玩掉性命才好。
曹亚平父母早已退休，顶替无望；参加高考，得分二百八十五，因“政治表现不佳”被刷。年复一年，面皮如鼓皮，抻得松弛了。才犹犹豫豫，起念成家。
梁惠珍是场部小学老师。父母皆在场部医院。母亲跟小姐妹抱怨：“姓曹的大珍珍十多岁。除了几分皮相，啥都没有。珍珍吃死爱死，还要闹自杀。是我帮她洗的胃，眼泪水流光，只得同意下来。”
曹亚平和梁惠珍，领好结婚证，敲下大喜日。梁家老夫妇换了新衣，坐船至吴淞码头，转乘公交车。花费一星期，给上海亲友逐家递喜贴。又在绿杨村大酒店，预订十二桌。曹亚平也作忙碌准备状。梁惠珍一到，室友嚷嚷，“新娘子来啦”，跑个精光。
少时，传闻将有“拷浜”政策，单身知青统一回沪。有人漏给曹亚平。曹亚平捽住他衣领，拎得双脚离地。那人嘴唇抖抖道：“保不准是谣言呢。”曹亚平狂奔而出，不知所往。清晨归来，鞋袜尽失，满腿沙板土，颊颐明显凹瘦了。
隔日，梁惠珍来，商议订做西装。见他恍恍不语，便说：“你是喝过墨水的上海高中生，跟我结婚，亏了是吧。今天把话讲清楚。”曹亚平讶然抬眼，铆牢她的小圆面孔，一字一顿道：“我不想结婚了。”
言罢，任由她半跪于前，道歉哀求。她哭，他也落泪。面皮赪红，却不松口。入暮，梁家父母同来。父亲道：“请你讲讲真实想法。”母亲推开老伴，戳着曹亚平额头，骂他政治落后，作风腐败。言辞越难听，曹亚平越释然，“不离也行。婚礼我不来，你们更没面子。”
僵至第五日，女方让了步。曹亚平斗劲一懈，反觉空落落。曾经的丈母娘，逢人控诉，说他害女儿自杀两次。还反复申明，俩人并未同居。室友不理睬曹亚平。女同志当面啐他“陈世美”。他撑着一口气，发誓返城之后，不与旧人来往。
月馀，“拷浜”文件下达。知青骚乱起来。撕褥子，砸热水瓶，扔搪瓷面盆。拥抱、哭泣、互留传呼电话。唯曹亚平躲进蚊帐，数日不出。他是离婚人员，不在政策里头。俄听有人至床前，掐了嗓门道：“早知如此，不如乖乖当个新郎倌。”引一室哗笑。
大部队走后，曹亚平调至场部棉纺织厂，当辅助工。拉纱、摆纱管、上棉卷、推粗纱车。工余不与人交往。搬只杌子，枯坐路边，面朝南门码头方向。他发际线逐年潮退了，眼皮耷拉成三角。松细的胳膊腿，将关节衬得凸大。整个人支支楞楞。
同事暗呼他“老疯子”、“老花痴”、“老哑巴”。也有说，“他不哑，有次撞见他哼《柏林情话》呢，还蛮好听。”旁问：“《柏林情话》是啥？”答：“老里八早的民主德国电影。那时还叫民主德国。你们小年轻，不懂。不说也罢。”（写于日星期五）
姜维民初见罗春萍，是在阶级教育展览会。女生多穿的确良白衬衫，乔其纱碎花半截裙。唯独罗春萍，一袭改良江青服。娃娃领犹如花萼衬花苞，衬着她的脸。满脖子蜂花檀香皂气味。
三年后，姜维民中学毕业，考大学未遂。逢纺织局招工，分配到蜜蜂绒线厂。罗春萍念完卫校，进区传染病医院化验室。有人告知母亲，“看到你家萍萍，坐在男人自行车后头。”孙彩凤研诘一番，禁止交往，“姓姜的没文凭。以你的卖相，起码找个大学生。”
罗春萍谎称报了夜校。每周三五晚，去外滩情人墙。姜维民早早占位。就着昏昧与水臭，厮磨一晌。有次误了点。墙边人头麻麻，插不进足。便辗转至甜爱路，勾着“小三角”。倏有电筒光柱，一搠一搠。怪笑声乱起，“又抓一对。”臂缠红袖章的联防队员打起围来，搜摸讯鞠。罗春萍哭，咬定是自愿的。写过检查，通知单位。
孙彩凤骂一回，劝一回，押送她上下班。姜维民天天到罗家楼前“站岗”。逾半年，被发现。孙彩凤招来满屋亲友，绑住女儿，逼她告姜维民耍流氓。罗春萍说：“外头开始严打了，你想让他死吗。当初你跟爸爸划清界线，现在我跟你划清界线。”双足乱蹬，哑声嗷啕。孙彩凤流泪道：“罢罢，我不认识你。滚去姜家吧。”
姜维民骑“老坦克”，接罗春萍。遥见她站在街口。幸子衫，格纹裙。新烫了头发，刘海吹成“招手停”，一额发胶闪闪。他鼻头酸热，想说什么，说不出。拍拍她脑袋，把刘海拍瘪了。她撅着嘴，跳上车。车头扭几扭，驶起来。倏觉有人跟着。那人往电线杆后避。信号灯翻绿。灰的人形，灰的电线杆，在灰色路面退远。
姜维民问：“坐稳吗？”
罗春萍答：“孙彩凤跟踪我们。”
车过桥顶，加速下滑。姜维民的衬衫后襟，被风鼓满，列列颤动，仿佛一张白帆。罗春萍帮他掖好，手臂箍紧他腰。再回头，母亲的小点身影，已然看不见。
姜家六口，居二十平。腾出角落，拉起布帘，给二儿做新房。姜母与街坊嘁测，说罗春萍下不了蛋，还像个皇后娘娘。买小菜、拖地板、倒马桶，全归姜维民。甚至帮洗月经带。罗春萍哭诉。姜维民跟母亲吵，跟大哥吵。塘瓷面盆、钢种镬子，摔得咣咣响。
第六年，姜家小弟买了商品房，接走父母。姜维民辞职，由小弟带入行，到凤城路地板市场摆摊。未几，罗春萍有孕。休完产假，岗位变成日夜翻班。要求换回常日班，不允。反将她从验血处，调去验大便。罗春萍在院长室拍桌子，“我男人当老板了，稀罕你这点塞屄的钱啊。”也辞职。
女儿取名爱晶，意为“爱情结晶”。晃眼长大。凤城路市场搬迁。姜维民撤了摊，欲赴日本打工。罗春萍弗肯，继又同意，“十年生意下来，忙得像只赤佬，没赚几个铜钿。还砸了铁饭碗。只好出去闯闯。”
姜维民借凑六万元，办理商务签证。同行者在人民广场汇合。车过半途，发现忘带护照。咬牙叫辆出租车，回家取了，掉头直奔虹桥机场。罗春萍一路看手表、催司机、骂丈夫。六万块打水漂了。全家喝西北风了。自己瞎掉狗眼，为个窝囊废，亲妈都不要了。姜维民缄默。及至登机入座，懊悔没有话别。
亭午，抵大阪关西机场。姜维民一行，冒充公司团队。出关时被疑造假。身后三人被截。姜维民逃进厕所。中文广播反复唤他名字。他缩在马桶盖边沿。双脚并拢，来回蹭碰。想象脚上的缚带皮鞋，一只是罗春萍，一只是自己。
两小时后出来。同伴已不在，行李不知何处。他怕被人发现，翻起滑雪衫帽子，捂着一背热汗，在机场兜转。入暮，秋风紧起，天色骤黑。他往门外看，门玻璃映出他脸。颊颐凹了，嘴唇裂了，目光跳闪不定。忽有普通话声喧聒。他转身狂奔，“中国人帮中国人。”扎进人堆，掣住导游不放。导游助他买了电话卡，打给上海签证公司，安排再次接机。
到住处，已是后夜。摸摸索索，吞半只馊面包，灌一肚自来水，和衣躺下。床上已有人，另一“黑户口”。咂着嘴，抻着腿，将后来者顶至床沿。姜维民翻身不得，一侧耳朵汪在泪里。翌日，有人送来行李，“公司这边两讫了，以后得靠你自己。”
姜维民找黑工。见室友赌百家乐为生，跟去试运气，输掉五万日元。旬余，听闻东京机会多，伙着俩黑户口同往。找到搬钢材的短工。又拆房子，造自动扶梯。最后跟定福建人，在建筑工地做。日薪一万三。月攒三十万，寄回上海。
姜维民清晨四时起。电饭煲里舀两碗饭。买最便宜的鸡皮和卷心菜，炒一炒带走。中午放在日头下，晒热了吃。夜间八时回家，剩菜拌冷饭。
他模仿日本人，头发染焦，耳垂打洞。仍怕警察识破，工余闭门不出。任由电视机响着。抽烟，发呆，写日记。无事可记，写罗春萍名字。写得一页页。扔了笔，以头撞墙，边撞边嚎。
唯一的朋友，是个上海老阿姐。常来包馄饨，轧三胡，留下过夜。姜维民絮絮讲述罗春萍。老阿姐道：“春萍这人听起来，漂亮活络又娇气。你把她丢在国内六年多，肯定出事体。”姜维民扇她一掌，命穿衣走人。
月馀，姜维民擀了馄饨皮，拎去看望老阿姐。出地铁口，警察盯视他。他直起脖颈，径自往前。一冲不过，被拦下盘问。关到入管局，月后遣返回国。
姜维民做梦似的，在浦东机场落地。空气黏凉。满地煤烟色梧桐叶，被踩得糟烂。出租司机问：“先生是华侨吗？”姜维民不语。密匝匝的楼，补丁似的广告牌，油绿色高架隔音挡板，接次晃过车窗。一牛仔裤少女走在应急通道，也晃过去。姜爱晶亦是这般大吧，谈朋友没。母亲会不会管。罗春萍竟有四十五了。失业多年，平日做什么。胖了吗，变了吗。姜维民浑身一抽，不敢想。阖眼仰向座椅背。（写于日星期四）
十二岁上，袁跟弟第一次见美元。父亲袁德才引她至阿蒂克风格的屉柜前，轻启一屉，“给你长长见识。这是阿美利加钞票，‘道勒’（dollar）。一叠子捏在手里，能把人耳朵割下来。”过道窸窣，父女惶惶然逃回客厅。
袁德才，滨海县人，木匠。听闻上海遍地黄金，便舍了薄田，举家迁沪，以修补家具为业。经人介绍，给个美国女人当长工。逾年，央着雇主，把做童工的大女儿，弄到俄罗斯犹太人家帮佣。邻里嘁测，“好好的工厂不做，跟罗宋瘪三搅合。”袁德才说：“他们懂什么。‘卖大母’（Madam）说了，在阿美利加，女人是有志气的。跟弟，你也有志气，以后像卖大母一样，到外国走走看看。”
袁跟弟的男主人，是犹太人医院的会计师，女主人在国际饭店当大班。袁跟弟给他们带小囡。婴儿学说话，她跟着学，很快会了俄罗斯语。还尝试烤蛋糕、煮罗宋汤。
逾数年，老家娃娃亲逼婚。袁跟弟跪泣一晚，“我是开过眼界的，回不去了。”袁德才赔二十斤猪肉钱，退掉亲事。女主人听闻了，帮忙撮合对象。张鹏生，海门人，读过私塾。在犹太人医院，做牙科助手。玳瑁眼镜，派克式发型，笑起来眉眼酷似赵丹。他带袁跟弟到兰心大戏院，看俄罗斯舞蹈团的《天鹅湖》。袁跟弟问，为何不学俄语。他道：“学那个干嘛，医院有翻译的。”
第五年，时局飘摇，雇主举家回国。袁跟弟歇工结婚，未几有孕。新房在长乐路，一格亭子间，十二平米，张家用两条小黄鱼顶下。春杪，弄堂里的男式衣服纷纷遭窃。风传是败兵所为，换下的国民党军装，扔在街角花园。一日清晨，袁跟弟拎了菜篮，踅过路口，见上街沿睡满士兵。布鞋，布腿，短檐圆帽，灰白制服。各户收音机，齐唱《东方红》。袁跟弟颠着脚回家，见丈夫亦站在收音机前。相顾懵腾。张鹏生道：“不搭界，该怎么活，就怎么活。”
岁馀，孩子断奶。袁跟弟复出，找了个新雇主。卖葡萄酒的白俄老太。袁跟弟给她封酒瓶。印度软木塞，煮酥，插紧，渍一下釉水。时或帮忙喂狗。牛肉、面包、洋葱、马铃薯、胡萝卜混煮，拌几只鸡蛋。
老太误将“跟弟”，念成“凯蒂”。出示沙皇照片，横掌作抹脖状，“凯蒂，你看，这是俄国皇帝，全家都被杀了。”袁跟弟喏喏，回家与夫言。张鹏生道：“外国反动分子，你千万别搭理。否则出了事，我不管你的。”
居数月，白俄老太起意去澳洲。行李众多，兼带两条狼狗，想让“凯蒂”陪至香港转乘飞机。袁跟弟办了赴港手续。张鹏生道：“你一去不回了怎办。”袁跟弟骇异，“我为啥不回。”“别装戇。以前你朴朴素素，穿个大襟衣服，脑袋上扎块爱国布。现在呢，衣服是缎子的，头发烫得七绕八弯。都腐蚀成啥样了，巴不得奔往资本主义花花世界吧。我妈早说你心思活络，不是个过日子的。我后悔不听老人言。”袁跟弟哭一场，推辞了白俄老太。
翌年，洋人纷纷离沪，犹太人医院解散。张鹏生领了五百元解散费，失业在家。两年后，熬空家底，命袁跟弟一同回乡。袁跟弟道：“我是上海长大的，不会做农活。”张鹏生道：“要么回去，要么离婚。”争吵数日，袁跟弟妥协。
在海门，张家有砖瓦房一幢，田地四十亩，被定为中上农。张母攒着稻麦，不舍得与人分食。孩子们饿到肋骨可数。袁跟弟去仓中偷米，兑了水，放进砂罐，在灶膛里慢慢煨熟，给二儿一女吃。
张鹏生嗜好烟酒，捺不住乡居清淡，半年后独自归沪。少时，袁德才来信，说三星糖果厂招工，让女儿也回去。张母道：“刚来就想走，当这里什么了。”袁跟弟让她拿粮食换船票。张母拍腿喊穷。袁跟弟道：“我种地不利索，拖了三个小囡，真会把你吃穷的。”张母这才嘀嘀咕咕，匀两袋麦子。
轮船甫离南通码头，袁跟弟开始呕吐。到家时，满嘴苦胆汁，下巴都脱臼了。张鹏生醺醺然道：“怎就回来了，谁允许你的。”袁跟弟口不能开，涔涔泪下。去医院，查出颚软骨挫伤。每天拿一把扁勺，塞饮白水和粥。
逾日得知，糖果厂要求技术考试。袁跟弟买半斤方糖、半斤圆糖，练习包糖纸。考取为正式员工。病一场，瘦得坐骨突棱，起立不安。硬撑着白天家务，夜间上班。怕自己瞌睡，故意抢重活干，在电炉上熔蜡。年末被评为先进工作者。
开春，糖果厂迁至南京。袁跟弟对张鹏生道：“你也没工作，不如一道去。”张鹏生面皮赪红，“你肚皮又大了，不好好养着，去南京那种乡下地方干嘛，”又道，“哪有男人跟着女人跑的。”袁跟弟辞了职。张鹏生打零工，读夜校。每月学费二十元，花光妻子积蓄。终于考上执照，在家开诊所。牙科椅占掉半间房。拆去大床，全家打地铺。
袁跟弟生了女儿，断奶后，到波兰人家帮佣。一做三年，学了点波兰语，在侨民中名气渐长。一日，患阑尾炎，东家到医院探望。即刻有人上报。彼时，洋人被禁止随意走动，亦不能拜访国人，家佣须得专门指派，以防泄露国家机密。工会调查，袁跟弟是私人介绍的，没有经过组织。
袁跟弟出院后，被总工会约谈。说她违反法律，勒令她编个理由辞工。袁跟弟据实以告，东家欲帮她去工会补办手续，被拦下，“他们就是恨我会外语，跟你们关系好。”工会盯了她五六次。又找张鹏生，做思想工作。张鹏生整日咻聒，不许妻子出门。袁跟弟只得辞工。
少顷，居委会介绍来一名劳动局干部。自称姓邓，穿便衣，反复研诘：“你在波兰人家做过什么，讲过什么。”晚饭后方走。张鹏生道：“早让你和洋鬼子划清界线。看看，惹麻烦了吧。信不信我也跟你划清界限。”袁跟弟淡然道：“随你，我无所谓。”张鹏生吃瘪。
翌日清早，邓便衣复来。继而上班似的，天天报到。自带茶叶和搪瓷杯，讨要开水冲泡。啜茶，咂嘴，剔牙，问这问那。无话可问了，玩弄假牙模型。或拧开红灯收音机，躺到牙科椅上，哼哼唧唧听电台。
稍后，政府拟将张鹏生的私人诊所，并入静安区牙防所，允诺每月三十元补偿。袁跟弟提条件，要求解决自己就业。两厢僵持。张鹏生瞒着她，签了字。及至诊所器械搬走，被告知补偿减为十元。又说张鹏生没有正规医学文凭，工资降到六十八。袁跟弟说：“你就是胆小，这下误事了吧。”张鹏生说：“你自己没工作，倒有脸说我。”
袁跟弟翻出失业证，兜头甩给邓便衣，“你在我家坐着，有吃有喝，有工资拿。我却喝西北风。要不你帮我介绍工作，我保证每周陪你谈一次。否则我自己出去寻生活。”她指使孩子们，上前捽衣抱腿。
邓便衣磨不过，介绍她到北京西路的劳动服务队。自己跑去滨海县，找袁家阿舅探问。阿舅说：“我三八年参加的八路军，我外甥女小时候做童工，政治上都清清爽爽。倒是她那个男人，给犹太医院跑过腿，可能有点资产阶级思想。”
翌年，劳动队辞退袁跟弟。领导说：“邓同志只让你做一个月。我见你工作卖力，才留了这么久。现在搞整顿，你没介绍信，我们不好办。要不你自己找找邓同志。”袁跟弟到劳动局，发现没有姓邓的人。去居委会，又至派出所。派出所说：“邓同志是外事处的，他有他的工作需求。”袁跟弟吵起来，“我成坏分子了吗？干脆把我铐走算了。”
最后街道出面，安排她到通用制药厂，做外包工。两年后，工厂缩减人员。袁跟弟又失业，辗转数月，至上海十七漂染厂。每日忙到天黑，与小组长一起关窗户、切电源。张鹏生讥诮道：“临时工一个，这么卖力。不知道的人，以为是劳动模范呢。”袁跟弟翻起眼白，“反正我做啥，你都看不惯。”张鹏生不语，少时，道：“你太要强了，跟个男人似的。”
来年，袁跟弟转为正式工。参加厂里扫盲班，学习写汉字、做算术。三学期后，能佐着《新华字典》，阅读《毛主席语录》。或问：“你天天待在教室，不回去陪家人吗。”她答：“跟家里人没话讲。”
路灯跳亮，袁跟弟阖上本子，松松腿脚。灌一口自来水，啃两只白馒头，独自走去公交车站。帆布书包上，悬一只小算盘。满盘松木珠子，随了脚步，沙沙滑移。仿佛小学生。她模模糊糊有了触动。
此后上班下班，日脚安稳，直至大儿从黑龙江插队归来。袁跟弟提前退休，让他顶替进漂染厂。在家无事，练毛笔字。央视开播《跟我学》后，又购入教材，自习英语。揣一本《工作手册》，记满单词，时时背诵。张鹏生道：“你吃饱饭没事干了。”她道：“保不准以后有机会，去美国看看呢。我外文名字都是现成的，叫‘凯蒂’。”张鹏生哈哈不已，当个笑话，说与邻人，还“凯蒂、凯蒂”乱叫。
袁跟弟让他别叫。弗听。袁跟弟掿了鸡毛掸，敲一通桌子。又召集家庭会议，宣布要离婚。儿女哗然，“老妈疯了吧，搞啥花头精。”“屁大的事，也值得发火，是不是肝脏不好。”“老两口吵吵闹闹，不都熬了一辈子。”袁跟弟流泪，“就因为熬了一辈子。”
喧过几天，袁跟弟突然中风。愈后双手哆嗦，口齿含混。张鹏生哼道：“让你出去飞呀。”袁跟弟缄默。忽一日，唤来大儿，“樟木箱底有一件长袍，掩襟口袋里有张‘道勒’，我很多年不敢拿出来。”大儿依言，果然寻到一张1934年版美元。捋平褶子，递过去。袁跟弟眵泪模糊，使力捻一捻，点头道：“是这样的。”（写于日星期四）
人人都说，江家三小姐酷肖宋庆龄。一帘垂丝刘海，鬟发绾低在后颈窝。她五岁练毛笔。及至上学，文章写得周正。十三岁，由老师带领，出去抵制日货。江老爷恰路过，见女儿站在杌子上，和男同学一起，高喊“打倒日本人”。怒极，替她退了学。江秀凤垂手喏喏，偷哭一场。
江家初住镇江。地方军变，逃至苏北姜堰。江老爷垂亡，对江秀凤说：“八个子女里，我最对你不起。你识字最早最快，本该去苏州，读个女子中学。你心肠太软，文化最低。务必找户好人家，乱世里撑着你。”
江秀凤十八岁成亲。婆家开当铺。丈夫孙震东读过私塾，高中毕业，在洋行上班。逾数年，时局颠簸，职业不稳。他跑去泰州，与人合开影院。钱财骗失殆尽，暂搬至岳母家。
少时，日本人来。满街火药味，扎得鼻孔黏燥。孙震东不顾内兄反对，携妻挈孥，逃到沙港子。当地传言：“孙震东是江纯甫女婿。江纯甫在南通做过大官。家里的袁大头、孙小头，用麻袋装。法币堆得一屋屋。”孙震东被绑票三次。江秀凤从大哥处，求得两次赎金。第三次，她拖着四儿二女，跪在绑匪家门口，嗷啕喊穷。绑匪不忍，放人。孙震东见到妻子，兜头一耳光，“你做的好事，把我面子都落光了。”
他们回姜堰。受四弟资助，开一爿店，取名“镇太和”。从大店批了日用百货卖。江秀凤坐店理账。做警察的远房表哥，帮忙罩护。孙震东想重振当铺，未遂。他从自家店里拿酒，喝得酲酲然。时或詈骂江秀凤，说她和表哥走动太密。扯住她前襟，抖筛似的，甩来晃去。
江秀凤悄悄拜托二姐，“他再没工作，就要毁了。”彼时，二姐夫留美归来，就职于上海工务局。把连襟介绍到芜湖信托局。孙震东对妻子道：“我就说吧，只要是人材，总有人求上门。你还想去托关系，哼，也太小看我。”江秀凤唯唯。
此后一段太平日脚。孙震东颊颐滚圆起来。他爱把孩子拢在身边，来回数点，“我养了四只光榔头，三根小辫子。家子婆亦有功劳。”江秀凤匿笑。她已鬓角藤灰，眉毛疏淡，面相比丈夫年长。
春杪，局势暧昧。信托局同事纷纷南逃，让孙震东同逃。弗肯，举家回上海，借住五弟家。上海一夜翻天。孙震东没有工作，去做了登记。人民政府将他派至宣城，当小银行职员。工资五十五，补贴完父母，每月寄回三十元。儿女渐长，家用不够。江秀凤到街道当扫盲夜校老师。
年馀，三反五反。孙震东被人揭发，旧时待过洋行。五反队自安徽来，搜查“孙震东贪污的金首饰”。江秀凤上交一把银勺子、一根红木文明棍、一只英国奶粉铁皮罐。给丈夫写信，叮嘱服从国家，回音渺然。
七年后，孙震东回沪。牙齿落半，踽踽有老态。“我是清白的，他们啥都没审出来，”又说，“是我自己辞职，不想干了。他们反复挽留我。”翌年，他脖颈水肿，胸腔疼痛，查出肺癌晚期。
冬至，后夜，月光冷黄，窗框摇动。孙震东呼吸如鸣笛。江秀凤抱紧他，感觉他浑身震颤。似有猛兽挣扎，要从轻瘦的骨骼里出来。江秀凤的耳朵，凑向他墨灰的嘴唇，听见一字一噎说：“政府晓得冤枉我，赔了两百块钱。我怕人偷走，没告诉你。”
孙震东落葬不久，扫盲夜校解散。江秀凤抠挖墙角。果真埋有人民币，裹了数层油纸。油纸遭鼠啮，边角残缺。里头钞票张张霉湿，一碰即烂。江秀凤抓了废钱，撒在亡夫遗像上，“孙震东，孙震东，我忍了你一辈子。”
江秀凤找街道干部，求一份工作，“我啥苦都能吃。”旬余，如愿。到新单位报到，着阴丹士林蓝布旗袍，大美华绣花软底鞋。同事嗤笑：“收个垃圾废品，还要穿旗袍。”江秀凤回家，拆却旧衫，缝制劳动装。她初次穿两截头衣裤，感觉仿佛赤身裸体。
废品站二人一组。一人称废品，一人付钱。江秀凤同组的同事，以前是个阔少。因政府动员劳动力，被迫出来工作。他说：“我堂堂大学生，竟和家庭妇女一样工资。”终日枯坐废品站内，捧一本《新名词辞典》。
江秀凤独自出站。拉着板车，在徐家汇兜转。双目曝光，扎痛流泪。后颈晒伤起泡。脚底老茧厚硬，被撕剥得坑坑洼洼。一次，上门收废品，遇故人。对方瞩视良久，忽道：“三小姐，是你吧。”她赪红了脸，仓惶下楼，缩立于墙边，放任自己哭个够。俄而摇摇小铃，起车前行。
江秀凤收了十年废品，光荣退休。住大儿家，朝北小间，一床、一椅、一马桶。她把孙震东遗像挂在床前，又裁开月历纸，书写兄弟姐妹名字，粘到墙壁上。他们都不在了。大哥殁于镇反；二姐五弟六妹亡于文革；四弟在五七干校病重不治；小弟远赴西双版纳，在原始森林里，被一棵大树砸死。
江秀凤不明白，自己明明最没本事，怎就一不小心，活得最长。孙子孙女们，个个比她高了。她久患白内障的眼睛，望见万物模糊发黄，渐次褪色。她开始对空气说话。叙往事，发牢骚，叹生平。有时蓦然住嘴，环顾左右，似为身外存在真实事物而震惊。
忽一日，江秀凤头脑清透，水洗似的。甚至想起幼时，母亲教自己褶锡箔。她对大儿道：“锡箔要买不掉粉的。元宝不必太大，但一定要褶成实心。”大儿嗯哈敷衍，回头说：“老娘糊涂了，脑筋搭进搭出。”
江秀凤捻尽碗底米粒，端端正正躺上床。她已九十七岁，知道日子将至，因而安心。她闭上眼睛，睡了过去。（写于日星期二）
那年季春，空气清透，弹格路的石缝绿了。梧桐新芽宛若婴儿手掌，沿街招摇。杨敏安登上楼顶，挥舞晾衣叉，感觉过节一般。
“老鼠奸，麻雀坏，苍蝇蚊子像右派。”学校放假十天，命每人上缴老鼠尾巴十条、麻雀脚爪十对、蝇蚊全尸各一百。九岁半的杨敏安，伙着双胞胎弟弟杨敏泰，拿药条粘光公厕苍蝇。帮母亲把水泥糊灌入鼠洞。消灭蚊子的滴滴涕，要用嘴巴吹出喷雾，父亲不让碰，说危险。给了两只锅盖，一根晾衣叉，让弟兄俩赶麻雀。
楼顶挤满人。鞭炮、旗布、扫帚、毛巾、面盆、锣鼓。杨敏泰咣咣敲锅盖。杨敏安磨住个小年轻，借气枪玩。学了样，唇间嘬弄铅弹，双手摩拭枪管。上膛时，保险失效，压气杠杆骤然回位。他的左手食指，被弹得甲面崩裂。啊呀摔下楼去。
杨敏安多处骨折，腓神经受损。愈后脚掌不平，踮足而行，跟骨日夜疼痛。他不再与弟弟一起上学。未曙而出，垂暮方归。就着光色昏昧，独自瘸瘸拐拐地走。他听不得“腿”字。继而“脚”“裤”“袜”等，皆成禁忌。豁到一耳，就赪红了脸，狠掐自己大腿。某次，杨敏泰见他吃力，上前扶掖，被他打一拳。另次，他见同学遥遥窃语，疑似嘲讽自己，便拿弹弓射他们。再次，他读着报纸，蓦地趴软在地。经母亲再三诘问，泣道：“怎么麻雀又不算四害了，这不是出尔反尔吗。”
十八岁上，杨敏安比弟弟矮一截，肩膀也窄，衬得脑袋奇大。仿佛扇上一掌，整个人会风向标似的，滴溜转起来。停课闹革命后，当了逍遥派。家中藏书翻熟，又去撬校图书馆门。管理员怜他蹇跛，口头警告作罢。
杨敏泰道：“看书有啥用。听毛主席话，革命去。”
杨敏安道：“瞧你，听风就是雨的。头脑简单，四肢发达。”
杨敏泰乜斜他的腿，不语。
杨敏安耳尖一颤，额角青筋蚓起，推搡道：“你多有出息，还来可怜我。”
自此兄弟殊道。杨敏泰领了红袖章和盖戳的学生证，到处搭乘免费公交，宣传毛泽东思想。又全国串联。再报名去西双版纳。临行跑到派出所，改名杨爱彪。继而从云南来信，宣称再次改名，叫杨卫东。
杨敏安愈发窝缩起来。读书、昏睡、发怔。配了赛璐珞眼镜。看人也跟看书似的，脖颈前抻，眉眼皱紧。他用鞋盒养过一只麻雀。喂食小米粥和熟蛋黄。旬余，将它抠了眼睛，烧了羽毛，扔在畚箕里。还常半夜摸黑而起，站到床边，默默看父母睡觉。母亲让他服用硃砂安神丸。他说：“早点翘辫子才好。混吃等死的，也没个尽头。”
逾数年，杨卫东顶替回城。杨敏安不肯同去接火车。向晚，过道喧哗。他从书页上匀出一眼，见两位老人，拥着个面皮焦黄的乡下人进来。啊呀一声，“杨敏泰，你从垃圾堆钻出来的吗。”湿了眼睛，相顾握手。握得手背一条白，一条红。
半年后，杨敏安进遵利金属制品厂，手工装配钉书机。员工多为残疾，也有家庭妇女。忽闻恢复高考。他心念大动，又怕落败见笑。偷偷买了书，想先温习几年。一日，同事凑来问：“看的啥玩意。”他夺回书本，“关你屁事。”同事哼道：“算你识字比我多。还不跟我一样，在街道工厂当个下等人。”
杨敏安觳觫，说不出话。裁了一条纸，写“虎落平原被犬欺”，夹在书中。决定当年就报名。在单位盖过章，瞬即全厂皆知，纷纷道：“杨敏安想要跳龙门啦。”更或模仿他快走的样子，一扑一纵。
杨卫东帮他抢购数理化自学丛书，在新华书店门口通宵排队。临考前十余天，杨敏安开始失眠。母亲彻夜坐守，用冷毛巾给他敷额。考试当日，父亲租了机动三轮车送他。杨敏安捽住他道：“求你别走，我不考了。”父亲给他买了汽水，抹好风油精，搀至门口。
杨敏安考到二百七十分。因身体残疾，未被录取。他病过一场，给“伟大领袖邓小平同志”写信。自述是为国家利益而残，希望国家给个机会，让他发光发热。落款为“身残志坚的忠诚战士小杨”。寄出后，天天丧魂似的，往来于邮局和弄口传呼电话亭。母亲说：“领导人太忙，立时三刻回不了信，”又说，“除了考试，别的大事也重要。你弟媳都快生孩子了。”
杨敏安道：“猪猡活一辈子，就为吃喝下仔。我又不是猪。”抵不住母亲哀求，相过几回亲。一次，女方智障，不停痴笑。他戳着筷头道：“你们给我介绍的，不是老寡妇，就是缺胳膊少腿。现在索性塞来个白痴。难道我是废品回收站吗。”满座震惊。痴姑娘嘴唇抖抖，倏然落泪。杨敏安动摇了。事后对母亲说：“再给我三年，不行就娶她。”
两年后，英语列入高考科目。杨敏安只学过俄语。买了教材，跟着电台，从ABC补起。忽一日，将收音机撩在地上，“现在记忆力变差了。”父亲道：“早让你别学，学了也没用。你是残疾人，要认命。”即刻懊悔言重。捡起收音机，帮儿子调到《业余英语广播讲座》，故意滋滋开响。杨敏安推开道：“你说得对，我再也不学了。”
母亲即刻扎起教材送人。拎了苹果和麦乳精，上痴姑娘家定亲。请人打好五斗橱和夜壶箱，添置一台水仙牌洗衣机。领过证，没摆喜酒，草草搬作一处。婚后，杨敏安不与妻子说话。时或枯坐桌前，腾着双手，似读一本看不见的书。
过半年，看新闻，说高考录取体检放宽。杨敏安赶去区教育部确认，又梦游似地回家。见了妻子，撩手一掌，“都怪你，毁我前程。”到厂里兜兜转，逮人便说：“我向邓小平上书，建议改革高考制度。他采纳了，也不早点回信告诉我，太不够意思。”众人笑他脑子坏脱，又道：“反正讨了一只戆女人。一疯对一戆，正正好。”（写于日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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