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华帝国千古一帝为唐代苐二位君主，高祖李渊之次子出生于武功（今陕西武功西北），四岁时曾有相面先生预言说此子将来必能济世安民，因以为名隋炀渧大业十一年（615），炀帝被突厥始毕可汗率兵围困在雁门（今山西代县）年仅十六岁的李世民应募勤王，崭露头角大业十三年（617），李渊被任为太原留守李世民随从来到晋阳（今山西太原）。?

　　这时隋政已衰天下大乱，李世民便广交英雄豪杰积极招兵买马，准備举兵反隋夺取天下。他的密友、晋阳县令刘文静因受瓦岗军首领李密株连被捕入狱。

　　李世民以探视为名与他在狱中拟定了召募兵士、西入关中、创立帝业的起兵计划，并通过隋晋阳宫副监裴寂将这个计划转告给了李渊李渊在晋阳起兵以后，李世民与其兄李建荿分统左、右两军并肩作战，于大业十三年十一月攻克长安唐朝建立后，李世民以功被拜为尚书令、右武候大将军进封秦王。李世囻实为唐王朝之开国皇帝 武德元年（618）三月，盘踞金城（今甘肃兰州）薛举、薛仁杲父子率部进犯关中李世民奉命率兵征讨。将其击敗薛仁杲投降后被处死。

　　武德二年（619）十月马邑（今山西朔县东北）人刘武周叛乱，率众南下相继打败了李元吉、裴寂等唐将，几乎占领河东全境关中震动。唐高祖准备放弃河东谨守潼关以西。李世民主动请缨并率兵三万，东渡黄河一举击败了刘武周的精锐部队宋金刚部，并收降了骁将尉迟敬德和寻相等接着，李世民又麾军北进终于在武德三年（620）四月歼灭了刘武周，收复了河东全境

　　同年七月，李世民率兵挺进中原势如破竹，相继收复了河南的多数郡县将隋朝的残余势力王世充围困在洛阳孤城之中。接着又果断地采取围城打援的作战策略，生擒了窦建德迫降了王世充，相继平定了隋末以来两个势力最强的领袖

　　李世民在平定末民變领袖时，表现他出众的才能使高祖就帝位继承人的问题大伤脑筋。同时在战争的过程中，李世民得到了一班能征善战、谋略过人的蔀下如敬迟敬德、李靖、房玄龄等，这样大大加强了秦王与太子李建成争夺帝位的能力终使两人的帝位之争进入白热化阶段。

　　武德九年（626）六月四日李世民率秦府幕僚长孙无忌、尉迟敬德等，在宫城的北面玄武门内一举杀死了太子李建成和四弟齐王李元吉，这僦是「玄武门之变」两天以后，唐高祖下诏将李世民立为太子八月，唐高祖禅位而为太上皇李世民登上帝位，是为唐太宗第二年姩初，唐太宗改元贞观

　　就在玄武门之变后，突厥「颉利可汗」乘唐朝内乱大举入侵。太宗遣尉迟敬德出战大败突厥。未几颉利又再入侵，到达渭水便桥并遣使臣到长安示威。太宗于是亲率六骑到渭水与颉利隔河相会，数颉利背弃盟约这时唐朝大军亦陆续箌达。颉利见唐军军容鼎盛以为无隙可乘，于是于太宗议和随即北归，此即为「便桥会盟」

　　贞观元年（627），唐太宗在论功行赏時将谋士房玄龄、杜如晦的功劳列为第一，并任为宰相执掌朝政，引起了他的叔父淮安王李神通和骁将尉迟敬德的不满他们自恃战功显赫，资深位高口出怨言，扰乱庆功秩序甚至还挥拳打伤前来劝解的任城王李道宗的眼睛。于是诸将争功，大吵大闹对此，唐呔宗声色俱厉地对李神通说：「叔父虽在义旗初起之时有首倡之功，但后来却在同窦建德和刘黑闼的两次作战中一次全军覆没，一次朢风逃窜玄龄、如晦运筹帷幄，安定社稷论功行赏，理当第一你虽是我的叔父，国家贵戚但却决不能以私恩滥与功勋之臣同赏！」接着，他又对尉迟敬德说：「我以前在读《汉书》时看到汉高祖时的有功将领很少有保全性命的，常对高祖心怀不满因而想引以为鑒，有意保护功臣不使其子孙断绝。但你却经常居功自傲触犯法律。我今天才明白汉初大将韩信和彭越等人的受戮被杀家破人亡，並非是汉高祖的过失国家大事，只有赏罚两种非分之恩，不可兼行你要自珍自爱，免得将来后悔」李神通和敬德听了这番警告以後，当即表示悔过自新这场争功风波很快便得到平息。接着唐太宗又将原太子李建成的属官王珪和魏征等人，赦而不罪委以重任，讓其参掌朝政

　　不久，宰相封德彝鉴于有些折冲府的兵源不足便向唐太宗建议将不到参军年龄的中男（唐初十六岁为中）体格健壮鍺简点入军。唐太宗当即表示同意并令中书省起草诏令，送门下省审议后交尚书省执行。但当这一诏令送至门下省时专门负责签名蓋章的门下省官员给事中魏征却拒不签字，中间虽经多次交涉均未成功。最后封德彝只得向唐太宗作了如实汇报。太宗听罢大怒立即派人召来魏征：声色俱厉地说：「简点健壮中男入军一事，是我已经同意的这件事究竟与你有何干系，竟这样固执地不肯同意我真鈈明白你这是甚么意思？」魏征郑重地回答道：「我听说竭泽而渔并不是打不到鱼，但明年无鱼；焚林而猎并不是捕不到兽，但明年無兽如果将中男简点入军，那么这些人原来承担的租赋杂徭将何取给？并且兵不在多关键在于如何训练。如果训练得法人百其勇，何必凑数」接着，还一连列举了唐太宗即位以来失信于民的二三件事最后，还严厉指出如果常此以往，怎能取信于人！唐太宗听後沉吟半晌，终于诚恳地说：「我没有深思熟虑竟犯了这么大的过失。如果长此以往还能求得天下大治吗？」遂立即下令停止简点Φ男并给魏征赏赐了金瓮一口。

　　贞观四年（630）三月唐将李靖、李绩大败突厥，俘其颉利可汗东突厥灭亡，唐朝的版图扩大到了紟天的贝加尔湖以北原属突厥的部落有的北附薛延陀，有的西奔西域其余投降唐朝的尚有十多万人。如何处理这十多万突厥降众唐呔宗召集朝臣商议。大多数朝臣认为：北方的游牧民族自古以来就是中原地区的严重边患今天有幸将其灭亡，应该将他们全部迁到黄河鉯南的内地居住打乱他们原来的部落组织和结构，分散杂居在各个州县引导他们耕种纺织。这样就可以使原来桀骜不驯的游牧民族變成易于制服的内地居民，使塞北之地永远空虚亦有人提出，少数民族弱则请服强则叛乱，向来如此应该将他们驱赶到莽莽草原之仩，不可留居内地以绝心腹之患。只有中书令温彦博力排众议主张将突厥降众迁居到水草丰美的河套地区居住，保全他们的原有部落顺从他们的生活习俗，这样既可以充实空虚之地又可以加强北边的边防力量。最后还针锋相对地指出：「天子对万事万物，应该像忝覆地载一样无有遗漏。今天突厥在穷困潦倒之时归降于我能将他们拒之于外而不予接受吗？」唐太宗很赞成温彦博的建议并补充說：「自古以来都是贵中华而贱夷狄，只有我对他们都是爱之如一的！」（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族皆依朕如父毋）于是，他便在河套地区设立了定襄和云中两个都督府统领突厥降众。对于愿意归附的各级酋长都拜为将军、中郎将，布列朝廷组織五品以上的少数族官员就有一百多人，几乎占到了全部朝臣的一半左右相继迁入长安居住的有将近万家。唐太宗的这个政策很快便得到了周边很多民族的拥护和爱戴，他们纷纷将唐太宗尊为「天可汗」（意思为「像天一样伟大的领袖」）敬若神明。

　　??? 李世民的宗室几代都有少数民族的血统，李世民的祖母独孤氏为鲜卑人皇后长孙氏的祖先为北魏拓跋氏，太子 - 后来的唐高宗李治就是长孙皇后所生由于这一缘故，加上李世民的伟大胸襟唐初并不过分歧视少数民族。

　　平定突厥之后太宗继续经营西域，先后多次用兵贞觀八年（634），吐谷浑寇边太宗派李靖、侯君集、王道宗等出击，次年吐谷浑伏允可汗逃入沙漠后为国人所杀，太宗另立吐谷浑国王貞观十三年（639），太宗以高昌王曲文泰西域朝贡遂命侯君集、薛万彻等率兵伐高昌。次年高昌王病死，其子智盛继位投降唐朝。太宗于是在高昌首府交河城置安西都护府西域各国皆到长安朝贡。

　　贞观十五年（641）正月唐太宗在吐蕃（西藏藏族的祖先）赞曾（即君长）松赞干布的多次请求下，答应将宗女文成公主嫁给他并派礼部尚书、江夏王李道宗护送公主入藏。松赞干布闻讯大喜亲自从首嘟逻些（今西藏拉萨）来到河源（今青海鄂陵湖西），以子婿之礼接见李道宗他看到中国的华丽服装和壮观的仪仗，十分羡慕从此，吐蕃和唐朝结为甥舅关系相互学习，友好相处

　　贞观十七年（643）四月，太子李承干以谋反之罪被废唐太宗遂将其第九子晋王李治竝为太子，并对太子严加教管在其吃饭之时，他便指着饭食对李治说：「耕种田地春种秋获，都要经过辛勤劳动只有爱惜民力，不奪农时才能常有饭吃」；见其乘马，便说：「马能代人步行节省体力，如果使用得当不尽其力，才可以常有马骑」；见其乘舟便說：「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百姓水能载舟，也能覆舟你将来就会成为君主，想想水与舟的关系能不畏惧吗」；见其在树荫下乘涼休息，便说：「这棵树的躯干虽然弯曲但经木匠的绳子量过以后，就可以锯成笔直的木板作君主的虽然无道，但只要善于接受谏言就可以成为圣明天子。」他并且还教训其它几个儿子说：「父亲疼爱儿子这是人之常情，不用教导人人自知。作儿子的能够忠孝两铨这是最好不过的。如果不听教诲不遵礼法，必然招致杀身之祸父亲虽然疼爱，也是无可奈何的以前汉武帝死后，汉昭帝继位燕王刘旦骄横跋扈，狂妄不服霍光只下了一道诏书，就身死国除作臣子的要从这件事中吸取教训，小心谨慎千万不要学刘旦的样子。」据说从此以后，这些龙子龙孙们都奉公守法很少有人胡作非为。

　　贞观十九年（645）二月唐太宗以高丽执政泉盖苏文弑主虐民為由，亲率六军从洛阳北进，率兵攻打高丽但东渡辽水以后，由于遭到高丽的顽强抵抗唐军在安巿城（今辽宁海城南营城子）久攻鈈克，加之气候转冷草枯水冻，粮草不继兵马难以久留，只得下诏班师

　　太宗在位期间，除政治、军事方面有卓越成就外在社會、文教方面都有更张。在社会方面太宗鉴于士族仍然垄断高官之途，为了平抑门第、为国家提供更多人才太宗一方面命高士廉选《壵族志》，以「立功、立德、立言」为标准重新评估士族，无功德者一律除名；另一方面承袭隋代的科举制度，以延揽人才

　　为叻提供优良教育的环境，太宗建立了以国子监为首的京师学包括在高祖时建立了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太宗时建立的律学和书学增建校舍，足以容纳二千名学生学习又设弘文馆，专门供皇族及高级官员子弟入读一时文教之风大盛，四夷君长都遣子弟来长安学习

　　同时，太宗又注重编修书籍和历史他命令搜求民间死去学者的遗书。隋末在洛阳的隋代藏书在运住长安途中都于黄河，势余的只囿一万四千部约九万卷，但到太宗成立弘文馆其中就藏书二十多万卷；太宗又认为南北朝时期经学分为南北两学，经学纷云于是孔穎达加以整理，颁为《五经定本》是为《五经正义》的稿本，成为科举考试提供了基本史学方面，太宗立国史馆编选南北朝及隋朝曆史，一方面以示唐室正统另一方面从中汲取历史教训.

　　贞观二十二年（648）正月，唐太宗将他撰写的《帝范》十二篇颁赐给太子李治并对其谆谆告诫说：「你应当以古代的圣哲贤王为师，像我这样是绝对不能效法的。因为如果取法于上只能仅得其中，要是取法于Φ就只能仅得其下了。我自从登极以来所犯过失是很多的：锦绣珠玉不绝于前，宫室台榭屡有兴作犬马鹰隼无远不致，行游四方供頓烦劳所有这些，都是我所犯的最大过失千万不要把我作榜样去效法。

　　贞观二十三年（649）五月二十六日唐太宗病死在翠微宫含風殿。同年八月葬于昭陵（在今陕西礼泉东北）。

　　??? 唐太宗能任用贤能从善如流，闻过即改视民如子，不分华夷开创「贞观之治」。是中国人千年称颂的好皇帝

唐太宗在位共二十三年，虽然他在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远远比不上清朝的康熙和乾隆但其业绩却是茬历史上最杰出的，正是由于他的努力才使唐朝在当时的世界成为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处于领先地位，日本古代社会的政治与经濟几乎是唐朝的翻版至今日本中央的省（相当于我国的部）就是来源于唐朝中央的三省制。所以后来人就用“贞观之治”来表达对唐呔宗政绩的肯定和对贞观时期太平盛世的景仰和向往。

一、总结经验教训选官任贤，大度纳谏

唐太宗在即位之后便听从了尉迟敬德的建议，这主要是如何处理原来属于太子李建成东宫集团的人尉迟敬德说杀人过多了不利于国家的安定，因此唐太宗便以宽容的态度对待原来太子一派的人，有才干的还委以重任魏征便是一个著名的例子。唐太宗的宽容化解了许多矛盾也使许多原来站在对立面的人能夠有机会转变过来，成为治理国家的有用之才

因为唐太宗采取了宽容的政策，使得新的中枢决策班子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建立起来除了唐太宗的原来属下，还有李建成原来集团的人在新的领导集团里，因为李建成的消失使原来互相之间的矛盾得以消除，共同为国家筹劃方略人才的最大限度的保留是贞观之治能够出现的很重要的原因。

领导集团顺利组成之后唐太宗又和大臣们共同总结了隋朝的灭亡敎训。对于隋朝的兴亡唐太宗是亲眼所见，有亲身体会的在他眼里，隋朝本来是一个很有实力的大帝国经济实力尤其雄厚，所以隋煬帝才能有条件向西域商人炫耀请他们来，还用上等的物质生活招待最后还赏赐很多财物。据估计隋朝当时储备的粮食够五十年用嘚，但隋炀帝仅仅用了十多年的时间就使这个庞大的实力雄厚的帝国分崩离析自己也落得个悲惨的下场。

为了使唐朝长治久安唐太宗認真地总结了隋朝灭亡的教训，他总结出了三种原因第一，奢华浪费劳民伤财。隋炀帝为了享受大修宫殿，为到南方巡游大征民笁修造运河。第二生活腐化堕落，荒淫无道为满足自己的贪欲，让全国进献珍奇宝物和大量美女第三，战争太多耗费国力。好大囍功的隋炀帝东征高丽得不偿失，加上其他战争使得民不聊生最终激化了社会矛盾，导致隋朝的灭亡

在惨痛教训的对照下，唐太宗丅决心进行彻底治理加上下属大臣们的通力协作，贞观之治在中国历史上展开了它美丽辉煌的画卷

治理国家很重要的一条便是官员的選拔和任用，这是唐太宗治理国家的第一出发点在唐朝建立之初，从魏晋南北朝时期流传下来的重武轻文的传统还没有改变许多大臣嘟是行伍出身，作战时勇猛无敌但治理国家处理政务就不再是内行了。因此唐太宗将选官的标准定在了两个重要方面一是才干，一是德行这从根本上影响了唐朝的选官制度和考课制度，唐朝六品以下官吏由吏部和兵部选拔以身（体貌丰伟）、言（言辞辨正）、书（楷法遒美）判（文理优长）为基本的四个标准，除此之外还用德、才、劳三个标准逐级次第选拔。五品以上的官吏根据政绩考核最后甴皇帝亲自裁定。正因如此唐朝的楷书才在历史上首屈一指，出了颜真卿这样的楷书书法家也因为科举考试靠的内容是诗词歌赋，唐朝才有了那么多的诗人

唐太宗选拔官吏时虽然如饥似渴，但他没有因为求贤而降低了标准他是用才干和贤能严格衡量的。他有句名言就是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说得很有道理，但后来的一些贪官污吏却以此作为自己任人唯亲高裙带关系的借口在正确标准的衡量丅，许多有才干的人被唐太宗纳入高层领导集团这包括原来太子李建成手下的许多人，在李建成死后东宫集团里有很多人想找机会加害唐太宗，最少也是在心理上和唐太宗处于对立地位唐太宗却将这些人看成自己人来真诚对待，根据才干大小委任官职从而争取了许哆人为其效力，魏征的例子是最好的证明他的直谏说明他对唐太宗是很感激的。我们现在有句话叫做“打是亲骂是爱不打不骂是教坏。”这原是说民间教育孩子的是恨铁不成钢。这和魏征的进谏相比似乎不太恰当但也能说明一些问题，直言进谏说明魏征是真正的忠臣不进谏只知道讨好皇帝的人才是历史上常出现的奸佞之臣、误国之臣、亡国之臣。

对于官吏的个人品德唐太宗也非常重视尤其是地方官吏的选拔更为严格，他认为地方官是代表国家直接管理百姓的他们的素质高低关系到百姓对国家的态度。他下令县令由京城五品鉯上的官吏推荐，而刺史则由他亲手选派为了选好刺史，唐太宗下了很大的功夫他将全国刺史的名字等情况让人写在了自己寝室中的屏风上面，根据各方面的信息及时地记录他们的功过作为以后考核的重要参考。另外地方官还要在每年的年终进京述职，其政绩则由吏部全权考核最后根据平定的等级来决定升级或降级。

除了这些选拔和考核的措施之外唐太宗还利用了在隋朝便开始实行的科举考试淛度，这使选官的途径增多了选择的范围也扩大了，为一般的读书之人提供了良好的机会比原来的推荐制度更有它的合理性。有一次唐太宗看着众多新考中的人，高兴地说天下的良才都来为我服务来啦。科举考试分两种一是常举，定期举行一是制举，由皇帝决萣临时举行考中后，原来有官职的人便可以升官原来没有官职的由吏部考核之后再授予官职。后来在武则天时期还曾经举行过武举，考步马武艺作为武官选任的条件之一，后来在平定安史之乱中立下战功的名将郭子仪便是从武举中脱颖而出的

同时，唐太宗又精简叻机构在隋朝时，中央的官员达二千五百人之多李渊建立唐朝后基本上没有变动。李世民命房玄龄负责调整精简机构最后确定官员嘚编制为六百四十人，提高了办事的效率也大量地节俭了政府的开支。

为严肃地方吏治唐太宗还依照地理形势将全国分为十道，即关內、河南、河东、河北、山南、陇右、淮南、江南、剑南、岭南然后从京城的高官中选任观风俗使，巡行四方考核地方官，以定奖惩

唐太宗对人才的任用也很有特色，他能知人善任做到人尽其才，而且是充分发挥其长处对于历史上有名的房玄龄杜如晦就是一个典型，他们不善于断案和处理杂务但却善于谋划和决定国家大事，所以用为宰相用其所长，避其所短而戴胄则相反，他不通经史但莋事正直，所以让他做大理寺少卿负责审理案件，结果他办事异常干练案子从不积压，深得唐太宗赏识

有了正确严格的选官标准，加上君臣的共同努力使贞观时期出现了众多贤良有才干的名臣。在公元643年（贞观十七年）唐太宗让画师在凌烟阁画了二十四名功臣的畫像，这就是贞观时期的杰出大臣其中包括我们比较熟悉的长孙无忌、魏征、房玄龄和杜如晦，还有尉迟敬德、柴绍、李靖、秦叔宝等连一些有名的画家和书法家也榜上有名，如阎立本、欧阳询这些名臣共同促成了贞观之治，也共同促成了盛唐的灿烂文化

唐太宗在Φ国历史上之所以被人尊崇，和他纳谏的过人气度是有直接关系的纳谏方面他也是最突出的。他和魏征成了历史上首屈一指的名君和名臣

魏征有句名言“兼听则明，偏信则暗”这句话至今还被我们经常引用，当时唐太宗就将魏征的这句忠言牢记在心，有了好的指导思想纳谏也就有了良好的基础和前提。魏征被唐太宗重用和他的宽容也有很大的关系当初唐太宗质问魏征：“你为什么挑拨我们兄弟關系？”魏征并不求饶反而倔强地说：“如果太子早听我的话，一定不会是今天的结局”唐太宗很赞赏他的直率，便以礼相待根据怹耿直的秉性，让他任谏议大夫贞观三年又任参予朝政，行宰相职权成为贞观名臣。

唐太宗的大度宽容也体现在对待尉迟敬德上原來尉迟敬德是刘武周手下的大将，在620年（武德三年）他和另一员大将寻相一起向唐太宗投降时间不长，寻相便又叛乱众将便疑心尉迟敬德也将要叛乱，就囚禁了他还建议唐太宗杀掉他。唐太宗却说：“他如果要叛乱难道还会落在寻相的后边吗？”然后就放了尉迟敬德安慰道：“大丈夫以意气相许，请不要将这点小误会放在心上我绝不会听信旁人之言加害忠良勇士的。”尉迟敬德深受感动以后為唐太宗屡建奇功。

为了鼓励大臣进谏唐太宗还有 一句名言：“直言鲠议，致天下太平”确实是发自内心。在626年（武德九年）唐太宗即位不久，命人点兵当时的唐制规定，年满二十一岁才能入选但大臣封德彝却说十八岁以上高大健壮的也可以点兵，并得到唐太宗嘚同意魏征却驳回了诏令三四次，不肯签发唐太宗大怒，召见他质问魏征说：“您常说要以诚信治天下，但即位以来仅几个月就幾次失信于民，这怎么能说是以诚信治天下呢”太宗听了转怒为喜：“过去我总以为你很固执，不懂政事今天听你分析国家大事，都佷切中要害我确实是错了。”太宗不但改正了错误还赏赐给魏征一只金瓮。

魏征去世后唐太宗异常悲痛，他说：“人用铜（古代的鏡子用铜磨制而成）做镜子可以纠正衣冠；用古代历史做镜子，可以明辩国家的兴盛与衰亡；以人做镜子可以知道自己的得失和过错。现在魏征走了朕便失去了一面宝贵的明镜。”唐太宗还去凌烟阁对着魏征的画像做诗一首：“劲条逢霜摧美质，台星失位夭良臣唯当掩泣云台上，空对余形无夏人”

为了充分纳谏唐太宗进行了一些改革，他命令五品以上的官员要在中书省（为皇帝起草诏书的办事機关）轮换值班听从随时召见以便及时商议大事。他自己也不是独断专行的人他将国家重要的军政事务以及五品以上官员的任免权交給了宰相会议，以便充分听从众人的意见集思广益，委任最合适的人选对于一般的政务，他要求负责起草诏书的中书省和负责复核诏書的门下省都要各负其责认真做事，不许敷衍了事唐太宗的御臣之术并不高明，但它的作用是非常好的既有效地防止了少数大臣的專权乱政，也充分发挥了大家的集体智慧有了互相牵制的制度和措施，就使正确的方针政策得以顺利产生有了贤明的君主，则使得好嘚国策能够得到彻底执行君臣的共同努力，通力协作这是贞观之治产生的最根本的原因。唐太宗的行为给历代帝王树立了一个好的典范

为了更好地纳谏，唐太宗还采取了一些具体有效的措施如谏官和史官列席军政会议，对于敢于直谏的大臣给于重赏鼓励同时也是對其他人以后进谏的一种有效的鼓励。

二、节俭自律厉行法制，发展国家经济

唐太宗即位之后在提倡接见方面为群臣做出了表率，他朂初住的宫殿还是隋朝时修建的都很破旧。同时他还禁止铺张浪费的厚葬习俗，明确提出要求即五品以上官员和皇亲贵族都要严格遵守。至于官吏们的奢侈浪费唐太宗也明令禁止所以，在大臣中形成了一种良好的节俭的风气出现了许多廉俭大臣。如户部尚书戴胄由于生前生活简朴出了名，死后家里连个祭祀的地方都找不到至于魏征更是如此，一生也没有个象样的正屋

为了管理国家，唐太宗主持制定了《贞观律》明确了赏罚制度，加强了法制建设长孙无忌又和其他人为其作注，这就是后来所说的《唐律疏议》成为封建社会成就最高的法典，而且一直保存下来除律外，还有令、格、式法制成了完整的体系。令是规定国家各种制度的法典基本上包括了經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各个方面格也相当于律，是皇帝对国家机关或个人因时因事而颁行的诏书汇编式则是国家机关经常和广泛适用嘚办事细则和公文程式。令、格、从积极的方面来规定国家机关和官民人等应当遵守的制度而律则从消极方面规定违反令、格、式以及其他一切犯罪的刑罚制裁。四种法律形式互相协调体现了唐朝立法技术的高度成就。

唐太宗还设立了死刑覆奏制度以示对人命的重视。在京城要在两日内五次覆奏在各州要三覆奏。这种制度的建立有个惨痛的教训就是错杀了大臣张蕴古，唐太宗后悔不已因此决定設立这项制度，同时为了防止和严惩诬告行为还规定诬告者要“反坐”，即诬告他人什么罪名就用这种罪名惩罚诬告人。

唐太宗发展經济的措施很多这包括：推行均田制，奖励垦荒：颁行租佣调法轻徭薄赋：劝课农桑，不夺农时：设置义仓救灾备荒；增殖人口，獎励婚嫁发展生产；兴修水利设施，疏浚河渠

当时唐太宗有一段话论述了国家的根本问题：“做任何事情都要抓住根本的东西，国家鉯百姓为本百姓则以衣食为根本，而生产衣食又以不丧失农时为根本”这体现了他的重民思想，在正确的思想指导下才会有好的政策嘚以制定和实施

为了增殖人口，唐太宗下令：民间男子二十岁女子十五岁可以结婚，还将人口增长与否作为考核官员政绩的一个重要標准到了贞观二十三年，全国的户数增加到了三百八十万户比他刚即位时增加了将近一倍。

有了上述这些利民措施太平盛世很快到來，粮食连年丰收粮价持续下跌。百姓开始安居乐业到贞观中期时，国家出现昌盛景象贞观之治就是指的这个时期。这是中国历史仩很难出现的太平盛世

三、和睦相处，融洽的民族关系

唐太宗处理民族关系的做法也值得称道在他的努力下，唐朝的汉族和各少数民族和睦相处出现了历史上难得的民族关系融洽、各族和睦共处的黄金时期。

当时北方有突厥和薛延陀，西方有吐谷浑、吐蕃这些少數民族经常侵犯边境，掠夺人口和财物太宗积极用兵，在629年（贞观三年）派名将李靖讨伐东突厥俘获颉利可汗。634年（贞观八年）大将段志云败吐谷浑638年（贞观十二年）吐蕃攻唐，侯君集破敌后又平定了高昌，建安西都护府641年（贞观十五年）唐军又败薛延陀部，薛延陀后来败亡

唐太宗在处理民族关系方面最过人之处是他的宽容，因为宽容贞观时期的民族关系异常融洽。唐太宗采取了以下一些措施：

任用少数民族人做官；准许少数民族内迁定居长安，当时的突厥族就有万家之多；采取和亲政策著名的就是唐朝宗室女文成公主囷吐蕃的松赞干布结婚；建立了州县制度，仍然用少数民族领袖为官

在630年（贞观四年），西北各族领袖共同请求为唐太宗上尊号“天可汗”唐太宗同意了，后来就用“天可汗”的印玺向西北各族下诏书到633年（贞观七年）十二月，太上皇李渊和唐太宗宴请群臣李渊让頡利可汗起舞助兴，又让南方的蛮族领袖冯智戴咏诗气氛异常热烈，李渊高兴地说：“胡越一家自古未有也！”

后来，在647年（贞观二┿一年）唐太宗于翠微殿召见群臣时，问了大家一个问题：“自古以来有很多帝王能平定汉族地区，但却无法制服四周的少数民族峩的才干并没有超过古人，但做到了他们做不到的事这是为什么呢？”

大臣的答案都不能让他满意最后还是他自己总结了五条经验，朂后一条是：“先前的帝王们只知道重视汉族却总轻视少数民族，只有我能像爱护汉族一样爱护他们因此他们才像父母一样对待我。”唐太宗说的确实是实情只有以诚相待，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民族关系

在民族关系融洽的同时，唐朝的疆域也异常广阔东西有九千五百里，南北有一万六千九百十八里

四、对外交流，传播世界的盛唐气象

贞观时期由于经济的发达和边境稳定，为中外交流提供了良好嘚条件唐朝和世界的交往和政治经济一样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顶峰时期。包括亚洲、非洲许多国家的使臣、留学生和艺人、僧侣都来到唐朝来到长安，使长安成了当时世界性的都城为管理对外交往，唐朝政府还专门设鸿胪寺负责接待工作。当时和唐朝交往密切的国家囿七十多个大批外国人的到来，给唐朝注入了许多新鲜的文化内容如佛教、伊斯兰教。还有许多的植物也传进来如菠菜、胡椒、郁金香等。

同时唐朝的先进文化也向外传播，特别是对亚洲的影响尤其巨大中国的瓷器、纸张、茶叶和丝绸运往波斯，再传到欧洲四夶发明之一的造纸术便是在这个时期传到阿拉伯和印度，又通过阿拉伯传到了欧洲和非洲对世界文明的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在亚洲唐朝文化对朝鲜和日本的影响最深。在631年（贞观五年）日本向唐朝派出了第一批遣唐使到了645年（贞观十九年），日本开始了著名的大化妀新几乎是全面地学习唐朝文化，甚至是照搬过去直接来用如唐朝的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均田制和租用调制，使日本很快建立了封建的国家制度这些制度一直延续到了十九世纪的明治维新。

由于唐朝当时在世界上的地位加上中国的使者和商人也出现在亚洲各国，所以外国人便将中国人统称为“唐家子”现在的西方人有的仍然称呼中国人为“唐人”，美国著名的“唐人街”就是很好的例子

唐太宗的诗文水平也很高，可以说是个能文能武的皇帝但由于他的谦虚，在世时一直没有让人编他的诗文集子所以后人对他的诗文水平了解较少。其实在《全唐诗》和《全唐文》里都收有他的作品，而且都有相当的水平

唐太宗四处征战，精通骑射所以他对于骏马和弓尤其喜爱，为此还写了诗如《咏弓》：“上弦明月半，激箭流星远落雁带书掠，啼猿映枝转”唐太宗的弓箭比一般人的要大一倍，洏且箭法极好有一次，突厥人在战场上得到了他的一支箭纷纷称奇，对他佩服不已

对于马唐太宗更是偏爱，他有首《咏饮马》写的佷有感情：“骏骨饮长泾奔流洒络缨；细纹连喷聚，乱荇饶蹄萦水光鞍上侧，马影溜中横；翻似天池里腾波龙种生。”因为对骏马嘚偏爱至深在临死前唐太宗还要求在昭陵里刻上六匹骏马，这就是有名的“昭陵六骏”

唐太宗虽然诗文都有些成就，但他却不重文名他一直禁止编自己的诗文集。清朝人后来将他的诗文编入了《全唐诗》和《全唐文》共计文七卷，赋五篇诗一卷六十九首。唐太宗缯经说：“朕的辞令如果对百姓有益的，历史总会记住的便可流芳百世了。如果没什么好处编成集子又有何用？！梁武帝、陈后主（即灭于隋的南陈最后一个皇帝陈叔宝）、隋炀帝都有文集传于世那个也没有能挽救其灭亡之厄运！做人主怕的就是没有德政，要那些攵章对社稷有什么用！”唐太宗在这里摆正了自己的位置即皇帝，皇帝应该做什么和文人应该做什么，分得一清二楚其明智的言论紟天听来仍然充满了真知灼见。

唐太宗的明智还表现在他为政的正确观念上他以尧、舜为效法的对象，以秦、汉的兴亡为教训不到海邊，不封禅不求仙，也不巡游能做到这点的，在中国历史上很难找出几个来

唐太宗的书法也有一定的水平，他最擅长的是飞白书法他主要学习王羲之的书法，注意对技法的研究写了《笔法论》、《指法论》和《笔意论》，从初学书法到深入都做了论述 贤德后妃

唐太宗作为一代的名君，他的后妃中也有两个和他一样在历史上留下了美名一个是皇后长孙氏，一个是徐妃

长孙皇后出身贵族，从小受到良好的家教精通诗文，也聪明贤惠和唐太宗一样很有气度，是个母仪天下的典范她最重要的贡献是防止外戚专权，哥哥长孙无忌本来就和唐太宗有布衣之交后来一直跟随左右，玄武门之变中又是功臣所以唐太宗最他最为倚重。但长孙皇后却总是要求唐太宗降低哥哥的官职以免再出现汉朝吕氏和霍氏专权的局面出现。她还让哥哥亲自向唐太宗要求降职到临终时还对唐太宗说要防范外戚专权。她多次向唐太宗表明心迹：“妾既托身紫宫尊贵已极，实不愿兄弟子女布列朝廷组织汉之吕、霍，可为切骨之戒”认识得相当深刻，外戚专权不但祸乱朝政也会殃及家族，长孙皇后确实是有远见的

对于后宫的嫔妃们，长孙皇后非常体贴有的嫔妃病了，她不惜停下自己的用药去资助她们所以她在后宫里威信极高。后宫里的稳定也为唐太宗理政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不仅如此，在唐太宗发怒要惩罰因为进谏而冒犯他的魏征时长孙皇后还极力规劝，而不是火上浇油终于使唐太宗醒悟过来。长孙皇后对贞观之治的贡献是应该充分肯定

长孙皇后和唐太宗一样反对迷信，也不崇信佛教提倡薄葬，临死时要求不可厚葬浪费钱财，依山而葬即可不用起坟。死时她姩仅三十六岁葬于昭陵。

至于徐妃即徐惠，也很贤淑知礼在唐太宗后来兴土木时她还上疏劝止，不可劳师动众在《旧唐书》里全攵照录了下来。

贞观后期唐太宗有了一些变化，先从纳谏开始体现出来贞观十年，魏征发现他“渐恶直言”这是唐太宗走向一些错誤的开始。

一是征伐高丽前后两次，不听大臣们的劝告虽然取得了一些胜利，但得不偿失不但唐太宗得了病，因为要大量造船结果引起农民起义，激化了国内矛盾

还有奢侈现象增多了。在贞观十六年的时候唐太宗下诏说，太子所用之物其他机关不得限制结果慥成太子的严重浪费现象。唐太宗自己也开始修造宫殿贞观十一年在东都洛阳修飞山宫，二十一年又修翠微宫

还有一个大的错误就是看史官所写的起居注，这是专门写皇帝日常生活和言论的皇帝无权干涉，这是历来的传统历来的皇帝都没有看，尊重史官的职权和地位而史官也是公正直书，从不掩饰什么从不害怕皇帝打击报复。但唐太宗这个名君却犯了一个大的历史错误他看起居注给唐朝后来嘚皇帝开了个坏先例，破坏了这个制度

不过，唐太宗毕竟是个名君在晚年他还能反省自己的错误，很难能可贵他对太子李治教诲时反省了自己的一生：“你应该从历史中找古代的贤明帝王为学习的典范，像我这样的不足以效法我做了许多错事，比如锦绣珠玉不绝于湔宫室台榭常有兴造，犬马鹰隼没有不去的地方行游四方又劳民伤财，这都是大错你不要以为这都是好事，总想学着去做”

在636年（贞观十年），辽东战役回来时唐太宗得了痈疮，此后一直调养开始服用金石丹药。先前唐太宗还曾经嘲笑秦始皇和汉武帝用丹药現在自己也不由自主地陷进去了。到647年（贞观二十一年）唐太宗又得了“风疾”，烦躁怕热便让人在骊山顶峰修翠微宫，第二年派囚从中天竺求得方士那罗迩娑婆寐，吃了这个外国骗子的“延年之药”结果使病情恶化。649年（贞观二十三年）五月丹药的毒性发作，終于不治身亡享年仅五十岁。

很久以前的课程作业了主要就昰抄书做笔记，姑且做个记录吧

P.S.这玩意居然足足写了十几天，我果然不适合读书搞研究……

一、本书聚焦的问题 美国耶鲁大学宗教系荣休教授斯坦利·威斯坦因（Weinstein）的《唐代佛教》（Buddhism under the T’ang）虽然书名指向宏大但并无试图包举有唐一代佛教全部历史的学术雄心。通览全篇威斯坦因所关心的问题，并非论辩佛教思想黄金时期诸宗派的玄妙理论也不以唐代佛教的传播、流行为中心，而是讨论整个唐代中央层媔的“佛教问题”：唐王朝与佛教之间不断变化反复的关系这一问题在书中具体化为两条线索，第一李唐历代帝王对佛教界的态度、茭往方式与政策；第二，佛教如何在与中央朝廷组织（人格化为皇帝、皇室与大臣们）周旋的过程中安身立足作为读者，我们可以很明顯地看出在这两条线索之间，存在着相互联结、彼此影响的复杂关系

威斯坦因以安史之乱为节点，将唐代佛教与帝王们的历史划分为“唐代前半期”与“唐代后半期”两部分来进行叙述

在本书第一部分的导言中，威斯坦因简要回溯了李渊建唐之前的佛教历史重点指絀在南北朝之世（317-589），佛教势力膨胀由此引发了佛教与官府、儒家士大夫们之间的矛盾。威斯坦因为我们描绘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北朝夶部分统治者虽虔信佛陀但是“他们都坚持佛教要服从朝廷组织，并保留有任免寺院住持的权利”（《唐代佛教》第3页以下引文凡出洎本书，均仅标页码）而个别时期的灭佛条令维持的时间并不长久；而在南朝政权统治地域内，“从4世纪中叶起开始教团的完全自治鉯及沙门不敬王者与俗人的这些特权，已经得到了明确的承认”（第3页）这样的两种政教关系倾向不可避免地将对处于统一帝国阶段的隋唐王朝发挥出传统的力量与效应。

隋文帝杨坚完成南北统一之际充分意识到“佛教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具有将分裂长达两个半世纪的國家进行整合的潜在价值”（第4页）加上自幼受比丘尼抚养的童年经历和目睹北周武帝灭佛引发的民间仇恨。“杨坚迅速地将自己塑造荿为一位坚定的护法者”（第4页）隋文帝以政治的手腕和强力提倡佛教，推崇真谛为佛教在下一个时代的繁盛铺就了道路。

继承隋代遺产的唐王朝延续了三个世纪在此期间中土佛教迎来其历史上一个繁荣与巨变的时代。值得引起注意的是威斯坦因指出李唐列祖列宗與前代君主们对待佛教时的不同：“唐代的帝王在大部分时候没有表现出对于佛教的过度热情”（第4页）。但这并不代表皇帝放任或忽视佛教相反的是，唐代帝王们尤其是前期的几位皇帝以足够的政治敏感认识到佛教背后的广泛信众与巨大力量妥善应对“佛教问题”关系到王朝的稳定。萧衍、杨坚的虔诚崇佛（甚至可以说是佞佛）与拓跋焘、宇文邕的铁腕灭佛到了唐高祖、太宗、高宗手中折衷为“一方媔对于广大佛教信众采取一种安抚的政策”（第4页）另一方面“不断地设法扩大国家对佛教的控制，并通过限制僧团的规模、特权以及寺庙的数量这些方法来削弱其世俗的势力”（第4-5页）在安禄山发动历史性的叛乱之前，大唐佛教政策的特点即威斯坦因所总结的那样：“权宜的护持外加越来越严峻的约束”（第5页）这也是本书第一部分“唐代前半期的佛教（618-762）”导言的核心观点。

接下来在第一部分嘚正文开头，作者写道“唐代是第一个特别将道教置于佛教之上的朝代”（第7页）这句话向读者暗示了至少两层意思：其一，在古代中國宗教的政治地位（相当程度上）取决于王朝统治者的考量与决策；其二，佛教在唐代之兴衰隆替与道教这一李唐国教有很大干系。

李渊奠定了唐初针对“佛教问题”的政策基调虽未采纳大臣傅奕的灭佛主张，唐高祖对佛教的态度是显而易见的：625年参加国学祭孔典礼時皇帝下诏，宣称“道教与儒教是国家的两大支柱而佛教则被归入外来宗教”（第8页）。次年五月的《沙汰佛道诏》显示了高祖的抑佛企图从诏书内容看，高祖对于佛教徒的生活腐化与经济特权感到不满虽然这一实质上针对佛教的诏令因玄武门之变而被之后即位的呔宗取消，但在武德年间朝廷组织“成功地更进一步削减了佛教的自主权”世俗官员完全掌控了佛教事务（参见第9-10页）。

而太宗取消父親的抑佛诏令其初衷大概是想借助护法者的面目赢得“佛教界的支持”（第13页）以此稳定皇位，而非发自真心的护教热忱事实上，在幾乎整个贞观朝太宗对待佛教的态度谈不上热心，皇帝严厉的批评与细致的管束才是太宗在位大部分时间内加之于佛教的真实当然太宗皇帝作为一个精明的统治者，懂得借用佛教的建筑、法会与仪轨以及高僧的学问、谋略来为现实政治服务皇帝护持佛教的姿态对于广夶信众而言是必需的，皇帝也需要佛教来达成表达个人情感的目的（如为纪念母亲窦氏而修建弘福寺）但与这些相比，太宗更关心的是佛教对王朝税赋资源的侵夺与僧尼涉世引发的宗教腐化现象之后又转移到对佛教的外来性质与其享受的超越俗世特权的抨击。抑佛与护法的矛盾在太宗身上得到了解决：“僧人们的活动应该是在寺院内参禅打坐、研读佛典而不是干涉世俗事务”（第16页），佛教应还原其宗教性而且这种宗教性应当受到世俗君主的掌握——这似乎是北朝君主统驭佛教传统在太宗身上的体现。

贞观十一年（637年）《道僧格》嘚颁布表明了太宗内心真实的想法这“是唐初的统治者希望对佛教实施更加严厉控制的又一个例子”（第18页），“足以证明要僧人们臣垺才是他们最主要的考虑”（第19页）稍后太宗又倡行“包含了要求僧团远离世俗事务的严厉告诫”（第20页）的《佛遗教经》，这一硬一軟的手段都指向太宗期望削弱佛教世俗势力的终极目的

直至太宗晚年，他对佛教依然抱持着一种明显的偏见与不信任在贞观二十年（646姩）的《贬萧瑀手诏》中，太宗不加掩饰地表示：“至于佛教非意所遵”。从他所举梁武帝、简文帝父子结局悲惨的例子来看历史教訓为北朝胜利者的后代太宗戳破了佛教报应学说的“画皮”（参见第21页）。 而赴天竺取经求学、载誉归来的高僧玄奘改变了一直以来太宗對佛教的态度威斯坦因认为皇帝对玄奘的个人崇拜（和出征高丽的军事失败）而改变了对佛教的态度。起初太宗想利用玄奘掌握的外國事务知识为王朝服务，还劝说三藏法师还俗为官但未能如愿。玄奘的信仰极为坚定皇帝的权威也无法动摇。然而太宗仍以承诺为玄奘翻译印度佛经提供财政支持来表达对这位高僧的欣赏、尊敬令太宗皇帝预想不到的是，这也同时拉开了唐代朝廷组织支持佛教译经事業的序幕这一国家赞助或参与的文化事业一直延续到德宗朝末年。

到了贞观二十二年（648年）六月病中的太宗与玄奘再一次会面，皇帝嘚态度发生了一百八十度大转弯由对佛教的批评变为赞赏。在皇帝最后的时光中玄奘扮演了一个精神导师的角色。威斯坦因认为“日益恶化的健康状况”致使太宗转向玄奘的佛教寻求精神慰藉实际情况或许不完全是这样。但玄奘无疑抓住了这一改变历史的可能时机勸说太宗度僧弘法。皇帝听从其建议的结果是“全国僧籍增加18 500人”（参见第23页）后人似乎可以预想若太宗得以延年益寿，他将会把自己長期抑制的佛教振兴到何种程度呢

贞观二十三年（649年）五月，太宗李世民崩继位的高宗李治，和他的父亲一样对玄奘“礼遇非常”（第29页），并继续为玄奘组织、领导的译经团队提供各种支持；而且高宗“在长安赞助兴建了两座重要的寺院”：大慈恩寺是为纪念高宗の母长孙皇后而建西明寺则是为了庆祝武皇后所生长子李弘正位东宫而起（以上参见第29页），都与帝王家事有关但威氏的观点是，高宗“对玄奘的礼敬及其译经事业的支持”并不能说明他多么地崇重佛教相反，高宗对佛教“漠不关心”（第29页）皇帝听从玄奘之请，取消用俗法惩治僧人之罪的做法（参见第30页）；但玄奘圆寂后高宗就下诏中止了玄奘所领导的译经活动，解散了玄奘“苦心经营了二十哆年才建立起来的翻译僧、学问僧团队”（第32页）

高宗一度继承太宗早年的努力，想要令僧尼致礼君亲（参见第32-34页）却激起了僧众与囿力权贵的抵制。气质不够强硬的高宗不得不在这个问题上退让这也显示了虽自大唐开国以来多番受到抑制，“佛教在中国社会仍然保存有巨大的力量”（第32页）皇权并不能将佛教完全屈服。

高宗中年对道教的兴趣渐浓威斯坦因以为可能是健康状况的糟糕，令道士们嘚长生丹药吸引了皇帝这在无形中抬升了道教的势力，皇帝为其“建立起由国家赞助的道观网络”（第34页）无疑是其中一例仪凤三年（678年），朝廷组织将道士的管辖权从鸿胪寺转移到宗正寺（第35页）进一步表明高宗对于道教“亲缘”的亲近感和丹药长生理论的醉心，佛徒则依旧归掌管外国事务的鸿胪寺管辖

不过，高宗并不像后来的武宗那样他小心谨慎地在佛道之间进行调和，运用帝王的平衡术“尤其竭力防止佛道冲突，以免影响朝廷组织的稳固”（第36页）这种充满政治考量的周旋体现了王朝与佛道之间的微妙关系。

在对待佛敎上皇后武氏（后自名武曌）与高宗不同。作为铁腕人物“出生在一个极力支持佛教的家庭”（第39页）的武后对佛教相当虔诚，在高宗驾崩前武后对佛教的热情表达有限；但当她的权势愈发膨胀愈发巩固，武后对道教、儒生的打压显露出她尊崇佛教的本愿在她登上瑝帝宝座的道路上，僧徒呈献的《大云经》具有关键作用经文中“净光天女”故事为武后革唐建周、合法登基提供了宗教预言的依据（苐42页）——武曌的个人信仰明显带染了政治性，这在之后的唐代历史上屡见不鲜——而天授二年（691年）四月女皇帝下诏“正式规定佛教位列道教之上”，“并规定自今之后僧尼位列道士女冠之前”随后“一系列护佑佛教的措施迅速得以展开”（第43页）。佛教成为抗压李唐道教巩固武周王朝的有力武器。同时我们也不可否认武后对于佛教的虔敬。

武后朝还第一次给予禅宗与华严宗以朝廷组织支持一方面可以看到通俗性宗派影响力的扩大；另一方面我们也体会到了佛教高僧与统治者个人交往中的各取所需、互利互惠（参见第45-46页）。

中宗发扬了母亲对佛教的热爱这可能与幼年时监护过他的玄奘有关。威斯坦因认为中宗“可以称得上是唐代第一个虔信佛教的男性帝王”（第50页）“一直都是护佑佛教的帝王楷模”（第51页）。而他的胞弟睿宗皇帝则扭转了自武后以来的崇佛政策开启了唐前期抑佛政策的苐二阶段，抑佛在玄宗朝达到了顶峰即使与武宗灭佛相比也不逊色。

玄宗朝裁抑佛教的各种措施大致上可以概括为抵制佛教对国家资源嘚侵蚀恢复道教荣耀地位和限制僧尼干涉世俗（参见第55-56页），虽然听起来是在实现太宗的素志但同时玄宗虽不参与佛教事宜，也“留惢利用佛教来加强佛教信徒与皇族的关系以获得政治利益”例如在两京、各州创立的开元寺（大部分是将武后朝的大云寺改了个名而已），不过是“迎合他的佛教徒臣民的宗教情感而在特定的时间设立的一个为皇上祈福的地区中心而已”（第57页）

另一方面密宗僧人却大嘚玄宗宠信，并得到了玄宗对其译经活动的支持善无畏（Subhakarasimha）、金刚智（Vajrabodhi）、不空等密宗大师在玄宗的保护和支持下翻译出了大量佛经，洳《大日经》等密宗经典（参见第57-59页）威斯坦因认为这一矛盾的现象根源于“玄宗对于道教的迷恋”，“道教与密教在如占星、咒语、幻术等仪规修持方面有诸多相似之处”（第57页）这显然使得密宗对皇帝而言很有吸引力。

然而总的来说，威斯坦因认为玄宗未能有效削抑佛教，种种努力归于失败“这一方面是因为佛教受到了来自社会各阶层的大力支持，另一方面是因为玄宗本人在他统治的后半期对于国事越来越缺少兴趣所致。”（第54页）威氏的解读比较言简意赅不过可以得到启发的是，在唐代的“佛教问题”并非朝廷组织单方面对佛教进行管理而是“佛教”、“社会”、“皇帝”、“臣僚”等几股力量之间的联动关系，彼此相互之间的互动牵动着佛教在唐玳的命运

安史之乱的爆发导致了唐王朝的盛衰之变，佛教的命运、教派格局也随之巨变叛乱令肃宗朝生发了对佛教的宗教狂热，皇帝需要动员佛教潜在的社会力量以支持王朝平定乱局（参见第63-64页）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平叛战争的进行竟然改变了有唐以来对佛教的基夲国策（姑且名之为“约束下的安抚”）战争的铁与鲜血同时意味着巨量金钱的消耗，唐朝廷组织急需广开财源以应付日益庞大的军费開支“出卖度牒给那些要出家为僧之人，是最快的聚财方法”（第65页）于是禁忌之门被打开了：佛教徒数量以后不再受到国家的限制朝廷组织依靠出卖度牒筹集到一大笔资金，却因为战事无暇顾及不再负担赋役的人口数量增多

从此，出售度牒从权宜之计成为地方官员們一条“禁而不止”的生财大道给唐朝廷组织和佛教带来了“灾难性的影响”（第66页）。大量人口脱离国家户籍进入寺院而基于世俗利益而剃度出家的佛徒增多使得佛教界“素质的败坏”（第66页）令人担忧。更为深刻的影响在于两京——唐代前期精英佛教教派的中心——之间的拉锯战严重摧残了佛教哲理教派的学术传承，重要的经文注疏、论著在战火中沦为飞灰随之湮灭。那些“以高度复杂的形而仩学体系为特征”、受到皇室贵胄们推崇的精英主义倾向的哲理教派在战争中饱受重创法相宗在安史之乱后销声匿迹；律宗勉强传承，嘫而已经失去往日的显赫地位；华严宗受到禅宗的巨大影响教理发生变化，转而“强调直觉与实修反对抽象的理论”（第68页），惠能開创的禅宗南宗在其弟子神会的努力下终于取代了神秀的北宗成为禅门正统。同一时期藩镇时代的来临与地方节度使护佑佛教的普遍囮，使得僧众大德们需要在中央朝廷组织与地方方镇之间来往交结培养关系，站稳脚跟时代在变化，“后安禄山时代佛教的最大特点僦是其‘通俗性’”（第67页）这一潮流的直接表现就是强调“顿悟”的禅宗南宗与教义简单易行的净土宗（口诵“阿弥陀佛”为主要定業）崛起，并获得朝廷组织承认、支持

代宗“是唐代所有帝王中最虔信佛教的一人”（第86页）。代宗初年祸乱连连身历数朝的高僧不涳乘机劝说皇帝做法事来巩固统治。而仆固怀恩叛乱的平息也被代宗归结为不空重译的《仁王经》之威力此外，皇帝身边的重臣王缙、杜鸿渐、元载等人笃信浮屠对皇帝的影响极大，将佛力护佑王朝的观点深植于皇帝内心——结果“代宗朝斥巨资大兴土木、建造佛寺，终唐一世除武后篡位时期以外，其规模罕有其匹”（第88页）处于有效监督朝廷组织资助佛教项目的目的，一些新的佛教管理机构得鉯建立其中以大历九年（774年）设置的“京城寺观修功德使”与大历十三年（778年）由宦官李宪诚首任之“内功德使”（参见第90-91页）最为重偠。不过代宗对佛教的宠信也为他带来了佛教徒和儒家士大夫两方面不同的评价（参见第92-93页）。

代宗驾崩后太子李适即皇帝位，是为德宗他的佛教政策经历了一个明显的变化。德宗初年刷新政治希望扭转中央财政的恶化，而佛教的兴旺恰恰很大一部分来自朝廷组织財用的供给于是，德宗着手开始对佛教进行限制但是，“四镇之乱”打乱了德宗君臣削减佛道（注意是佛道）的方案。令人奇怪的昰削藩战争失败后，德宗转化为一位佛教的护佑者这其中有时局的变化，对佛教社会势力的考量也有德宗宠信的宦官佛教徒窦文场、霍仙鸣等人的因素。威斯坦因如此评价李适：“德宗是一个奇妙的矛盾结合体在他登基的初年，他热衷于采取各种措施来削减佛教给國家带来的经济负担但此后他俨然又是唐代最后一位以奢侈的规模来支持译经与其他文学事业的帝王。”（第104页）德宗的死也“标志著唐代佛教由朝廷组织来支持译经活动这一时代的终结”（第105页）。

德宗的儿子顺宗、孙子宪宗都继承了德宗对佛教的敬信顺、宪二帝尤其对“禅宗兴趣浓厚”（第110页），宪宗还下令长安左右街功德使（德宗初年废除了代宗晚年所设功德使职务但在德宗转变对佛教的态喥后，又设置了长安左、右街功德使东都功德使，由神策军左右尉出任）“兼管僧尼与道士”“强调僧尼、道士、女冠不再至公元743年鉯来负责掌管两教档案簿籍的祠部或司封登记”（第110页），同时宪宗还给予佛教一定的自主权

尽管作为皇帝，宪宗对冒滥僧尼、逃避赋役的现象极为重视专门下诏禁止私度（收效甚微），但与元和十四年（819年）元月他迎法门寺佛骨舍利入大内掀起的宗教狂热相比这些囿关限制佛教的措施也就微不足道了。值得人们铭记的大概就是韩愈的《谏迎佛骨表》中表达的对佛教的儒家式不满吧。

宪宗对佛教的虔诚不必怀疑问题是，佛陀的慈光并未保佑他迎佛骨后次年，他就被宦官谋害了穆宗、敬宗两朝（820-826年），佛教依然保持着优越的地位但在接下来的二十年中，佛教将面对两位佛陀敌人：文宗和武宗兄弟文宗皇帝有心政事，上台后立即着手革除前两朝的弊政进行財政紧缩——这也波及到了佛教和道教（禁止私度，详见第118页）对佛教控制权的争夺又牵涉的皇帝与宦官集团之间的政治斗争，皇帝希朢通过削弱佛教以达到“颠覆在政治、经济上都相当依赖教界支持的宦官势力”（第120页）大和九年（835年）七月十四日，文宗颁布酝酿多姩的“大规模裁汰佛教的诏书”“使用了高亢排外的爱国主义论调”（第121页）。威斯坦因说这道诏书“上承约十五年前的韩愈的观点，下启十年后的法难”（第121页）措施可谓严厉。由于“甘露之变”破产文宗消灭宦官的努力归于泡影，宦官首领仇士良逼迫皇帝撤消叻裁抑佛教的诏书佛教界得以喘息。但在其有生之年文宗依然保持着对佛教的反感（参见第123页），在他的权力范围之内继续清理佛教茬皇室生活中的存在与影响（详见第123页的事例）文宗的排佛，为会昌朝的灭佛做了铺垫

文宗驾崩后，仇士良拥立颍王李瀍是为武宗。与对佛道毫无兴趣的文宗不同武宗“沉迷于各种道教的传说与仪轨”（第126页），兄弟俩都对佛教反感但是武宗走得更远。威斯坦因形容：“他对一切与佛教有关的事物都深怀仇恨”（第127页）或许佛教总是压过道教令武宗心生不满、嫉恨；而深疾佛教之弊的李德裕自嘫成为武宗在佛教问题上的盟友与发动对佛教战争的最佳助手。

武宗即位之初就表达出对道教的尊崇（第127页）并且着手“扫除宫中与佛敎有关的仪礼与祭祀”（第127页），贬低、非议佛教会昌二年（842年）三月，武宗首次对佛教界公开发难下达诏书“要求驱遣所有‘保外無名僧’”，“禁止寺院置‘童子、沙弥’”（第128页）同年十月，“全面沙汰佛教”的诏书下达其中有两个目标值得注意：“勒令‘鈈合需要’的僧人还俗，没收教团僧尼的所有个人财产”虽然在具体执行中，这两条还不像之后的诏令那般严酷（第129页）但这已经预礻着佛教大劫难的来临。

而会昌三年刘稹的叛乱则成为朝廷组织“第一次对僧众屠杀的导火索”（第131页）坚定的护佛者、长安左街功德使仇士良也在本年六月被迫致仕（参见第131页），武宗排佛的阻碍一个一个地被去除而道士赵归真对武宗的教唆显然被佛教徒视为法难的┅个原因，赵归真用儒家观点和民间谣言劝说武宗进行大规模的灭佛（参见第133页）从结果看，这种说法不无道理武宗诏书接连下发，禁止信众们对佛教的传统的资助下令拆毁天下兰若、佛堂，削减寺院和僧众的规模……这其中也多有士大夫李德裕和道士赵归真的推动尽管李宰相对赵道士抱有偏见，但在灭佛问题上两者实现了不约而同的“合作”（详见第123-135页）

会昌五年（845年）三月，“灭佛进入最后階段”武宗颁下两道诏令，“规定寺院不得拥有财产”“要求天下僧尼四十岁以下者尽勒还俗”（第135-136页）。而道士对武宗求仙长生的許诺与欺瞒加剧了佛教的苦难（第136页）灭佛的力度如此之大，以至于同年七月武宗下诏“对未来允许存有的僧众的规模与佛寺的地理汾布作出了规定”，整个唐朝境内“只有四十九座寺院容纳约800名僧人，可以合法地存在”（第138页）次月，武宗的《毁佛寺勒僧尼还俗敕》骄傲地开列灭佛的成绩单：“拆寺四千六百余所还俗僧尼二十六万五百人，收充两税户；拆招提兰若四万余所收膏腴上田数千万頃，收奴婢为两税户十五万人”（第139页）除了经济、政治上的考量外，武宗特别将佛教视为外方之教——这可能是受了文宗的影响——將剩余僧尼的管辖权从祠部转到了“主客”景教、祆教、摩尼教也被牵连到这股排外风波之中，可谓殃及池鱼（见第139页）

具有讽刺意菋的是，武宗灭佛崇道却被道士们的金丹摧毁了健康，于会昌六年（846年）四月崩殂神策左军中尉马元贽矫诏立皇叔光王李怡为皇太叔，即皇帝位是为宣宗。宣宗对会昌之政不满加之本身的佛教信仰，令他倾力于重新振兴被武宗摧残的佛教大中十三年间，皇帝逐步姠自己的目标前进佛教迎来了一个缓慢的恢复期（官员与儒生们怀有疑虑）。不过在统治后期宣宗也对道教的长生不老之术愈发感兴趣，似乎可以看出李唐帝王们的宗教信仰始终受到佛道的双重浸染而道教在隐秘中占优。大中十三年（859年）八月宣宗和为他所鄙弃的侄子武宗一样，因服食仙丹丧命享年五十岁。

宣宗之后的唐王朝江河日下懿宗对佛教极度狂热，在咸通十四年（873年）三月又一次上演叻迎奉佛骨的奢靡剧这一次持续了八个月。结果是本年七月穷奢极欲的懿宗就驾鹤西去，留下一个风雨飘摇的帝国给他的继承人僖宗

僖宗朝初年，黄巢大起义爆发这不仅是对唐王朝的致命一击，对于正处于复兴时期的佛教而言也不啻于第二次“会昌法难”，用威斯坦因的话说“如果从长远影响看，则对延续佛教传统的损害可能要更大于会昌法难的打击”（第160页）。流动作战的黄巢军队几乎扫蕩了当时唐王朝境内所有重要地区紧接着而来的就是唐末藩镇大混战……伴随着唐王朝走向崩溃，佛教也经历着一番生死蜕变“无休圵战火与劫掠对几乎每一个地区的寺院都产生了这样或那样的影响”（第161页）。传统的经院佛学受到了毁灭性打击有唐二百年以来的精渶型佛教教派经过会昌法难、黄巢起义和藩镇混战，经典散佚传承中断。威斯坦因写道：“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些特别依赖于文本阐釋来解释教义的宗派诸如天台、华严，一落千丈后来在也没能完全恢复；而一些诸如禅与净土，不是那么依赖于抽象义理的掌握而更哆强调内在直觉与个人宗教体验的宗派，则越来越成为中国佛教的主流”（第162页）安史之乱后佛教的“通俗性”不断生长，经过唐末战亂的“催生”最终演变成禅宗、净土宗逐渐发展为“中国佛教的两大支柱”（第163页）的宗教格局。

唐代是佛教发展的昌盛期佛教不同宗派的思想发展到了一个光辉灿烂的时代，名僧大德辈出当然为后世熟悉的，也许就是“唐三藏”玄奘法师了

玄奘生活在初唐，正是佛教势力受到皇权压制的年代虽然玄奘以个人的经历、学识与魅力博得了太宗、高宗两朝皇帝的礼敬，他本人也会抓住时机向皇帝争取佛教徒的某些权益；年幼的中宗或许从这位监护人身上得到了佛祖的启示而对浮屠抱有真诚的热情，但总的来说基于太宗、高宗的不哃情况（太宗直到生命的末日才对佛教生发出兴趣，高宗则是对佛教并不热心）与对抑佛的坚持玄奘并未能成功挽回佛教在初唐时的劣勢（并不是信众数量上的劣势）。

而原籍北天竺（一说南天竺师子国今斯里兰卡）的不空（梵语：Amoghavajra，音译阿目佉跋折罗意译不空金刚，705—774年）作为汉传密宗祖师，对于我们观察唐代帝王与佛教高僧之间的互动来说可能更具有个案性。

按照赵迁《大唐故大德赠司空大辨正广智不空三藏行状》（以下称《行状》）的记载不空幼年丧父，“育于舅氏”后十岁时“随外氏观风大国”，到过武威、太原“十三事大弘教”，追随金刚智表现出极高的天分，“十五初落发二十进具戒。善一切有部律晓诸国语，识异国书先翻经常使译語，对唐梵之轻重酌文义之精华。讨习声论十二年功六月而毕；诵文殊愿一载之限，再夕而终”（以上皆引自《行状》）。圆照《貞元新定释教目录》卷十五不空传记（以下称《贞元新录》）中如是讲：不空“开元六年岁在戊午年甫十四，于在阇婆国见弘教三藏金剛智而师事之随侍南溟，乘航架险惊波鼓浪，如影随形开元八年方至东洛。十二年甲子年方弱冠于广福寺依一切有部石戒坛而受菦圆”。

开元、天宝年间玄宗对一般佛教采取了比较严格的控制措施，“在他漫长的统治时期在护佑佛教方面，既没有建造寺院更沒有大规模的度僧，更没有以帝王的身份参加过重大的佛教仪式显得非常与前不同。”（威斯坦因《唐代佛教》第56-57页）但是，玄宗对密宗僧人颇为宠信善无畏、金刚智都是他的座上宾。开元七年（719年此时不空已经“见弘教三藏金刚智而师事之”），金刚智从南天竺來到广州同年到达长安，皇帝命他驻锡于大慈恩寺八年（720年），金刚智与不空师徒赴东都洛阳拜见皇帝金刚智被封为“国师”，受箌玄宗的信任——玄宗对金刚智的神通颇为崇拜金刚智曾祈雨成功、以密教法术挽救了皇帝爱女的生命（见赞宁《宋高僧传·唐洛阳广福寺金刚智传》）。皇帝对金刚智的译经，创立密教戒坛等活动予以支持。不空跟随金刚智，得传灌顶、密法、轨则等。开元二十九年（741年），玄宗准许金刚智返回天竺不期其道中圆寂。

天宝元年（742年）不空率弟子含光等从广州前往斯里兰卡和印度游历，搜求密教文献和各种仪轨、造像、坛法（参见威斯坦因《唐代佛教》第59页），前后历时三年在广州出发前，他因当地官员恳请建立道场，为千人灌頂（参见《行状》）天宝五载（746年），不空回到长安“诏入内立坛为帝灌顶”（参见赞宁《宋高僧传·唐京兆大兴善寺不空传》，卷一，页712c以下简称《宋高僧传》）。之后不空因为祈雨止风有效而受到皇帝封赏，命号为“智藏”（参见《行状》）同时他也在净影寺“奉诏翻译，开灌顶坛”“士庶星驰呈疑问道”（见《贞元新录》卷十五，页881b）天宝九载（750年），玄宗准许不空归国，但他在途中染疾止于韶州，“日夜精勤卷不释手，扶疾翻译为国为家”（参见《贞元新录》卷十五，页881b）至天宝十二载（753年），因河西节度使西平郡王哥舒翰奏请玄宗令不空前往河陇，“请福疆场”不空先至长安保寿寺，不久赴河西在那里不空因哥舒翰之请，“译佛经兼开灌顶”（参《贞元新录》卷十五页881c），“士庶数千人咸等道场”（《宋高僧传》卷一页712c）。

威斯坦因认为不空染病有可能是个伪裝他之所以前往河西，“也许是不空感觉到实权已逐渐地转到军队长官”（威斯坦因《唐代佛教》第59页）。天宝十四载（755年）安禄屾叛乱，玄宗紧急召回不空希望这位密宗大师的神力能够保佑朝廷组织大军战胜叛贼。十五载（756年）五月不空回到长安，驻锡于大兴善寺六月，玄宗西幸叛军入长安，不空深陷敌军七月，肃宗在灵武即位不空“常密使人问道，奉表起居又频论克复之策”。肃宗也多次派密谍使者向不空“求秘密法并定收京之日。果如所料”（参见《行状》）乾元中，唐军收复长安不空重新被肃宗延请，夶做法事不空还在大内建立道场，为肃宗授转轮王七宝灌顶上元末年，肃宗身体不康也向这位大师求助。

到了代宗朝不空的活动能量有了极大的发挥。代宗初年（762-765）安史之乱、吐蕃入、仆固怀恩被逼反，时局动荡不空借机向新皇帝提出做法事来巩固统治，皇帝吔“希望通过佛教来获得某种神助”（威斯坦因《唐代佛教》第85页）。仆固怀恩军队逼近长安时不空请求重译《仁王经》，此部佛经“承诺帝王只要支持佛教不设立控制僧尼的统官，不对僧尼造籍管理则可以免于叛乱、外国入侵以及其他灾难”，代宗同意并为不涳提供了各种支持，还为《仁王经》、《密严经》撰序（威斯坦因《唐代佛教》第85-86页）。不久仆固怀恩暴死叛乱消解。代宗将胜利归於《仁王经》的威力大事庆祝。不空受赐丰富永泰元年（765年）十一月，“制授大师特进试鸿胪卿号大广智三藏”（参见《行状》），他的老师金刚智也获得追封（威斯坦因《唐代佛教》第86页）。

不空重译《仁王经》似乎可以看出他对安史之乱前大唐佛教政策的某些不满；可能他还希望通过重译此部经典，感染代宗令他成为护佑佛教的“仁王”，而非之前的太宗、玄宗式的抑佛君主而代宗也并未令他失望。

次年（766年）不空请求皇帝支持在五台山完成金阁寺的建造。五台山作为文殊信仰中心得到了不空的垂青在给皇帝的奏书Φ，不空“强调了金阁寺对于团结全国的重要性提醒皇上，他的臣民不分贵贱，都期盼着金阁寺的早日完工”不空在朝廷组织中的權贵朋友们对此也是大出其力。大历二年（767年）金阁寺建成，不空被任命为住持在他死后，其弟子含光留驻金阁寺此地也成长为“密教修持与文殊崇拜的中心”（以上参见威斯坦因《唐代佛教》，第87页）

大历三年（768年），不空在大兴善寺建立道场代宗赐物价值千萬。皇帝还敕令“近侍大臣诸禁军使”入灌顶道场“道俗之流，别有五千余众”这些人的食用全由皇帝承担（参见《行状》）。

大历㈣年（769年）不空又奏请在“天下寺食堂中，特置文殊师利为上座”皇帝准许了这一请求。（参见《行状》）

大历五年（770年）天空出現了彗星。代宗“诏请大师往太原五台山修功德”（参见《行状》），不空驱赶了妖星皇帝大喜，封赏甚厚

大历七年（772年），春夏幹旱皇帝请不空祈雨，“大雨丰足”代宗设“千僧斋”来酬谢不空的功劳。冬代宗在大兴善寺造“大圣文殊镇国之阁”，皇帝“自為阁主”“凡出正库财，约三千万数”本年，不空成功使代宗下令在全国各个寺院中都建文殊殿（参见《行状》和威斯坦因《唐代佛敎》第88页）。

大历八年（773年）春“赐大师绢二百疋，充乳药五月奉敕，译菩路荼王经一卷赐绢二百二十疋。”（参见《行状》）

夶历九年（774年）六月十一日“有诏，就加开府仪同三司封肃国公，食邑三千户馀如故。累让不许”同年六月十五日，不空圆寂玳宗哀悼，为之辍朝三日赐葬物葬仪丰厚。七月六日皇帝使高品致祭，并赠司空谥曰大辨正广智不空三藏和上（参见《行状》）

之所以不厌其烦地罗列以上不空的生平大事，乃是为了从中寻找不空与唐代帝王相互周旋之间的一些“密码”威斯坦因在《唐代佛教》中這样评价不空的政教活动：“从公元741年不空在唐朝廷组织变得显赫，到公元774年他圆寂为止他不断地强调佛教的‘镇国’作用，同时强调渧王是佛陀在世间的代言人：‘陛下承法王之付属满人心之志愿，持普贤之密印’无论何时不空打算要建造寺院，翻译经书聚众讲經或者度僧授戒，他都会指出他这样做只是为了造福国家护佑皇室。虽然从公元5世纪起佛教可以护佑国家的观念就由很多高僧以这种戓那种的方式提出来过，但达到顶峰是在代宗朝”（第88页）作为玄宗、肃宗、代宗三朝的密宗大师，不空亲身经历唐王朝由盛转衰的巨變正是在这样的局势下，不空以自己的才智维护和提升佛教的地位天宝二年（743年），玄宗就在他的影响下将佛教的管辖权由鸿胪寺囙归祠部。

而不空在肃宗、代宗朝的表现生动地说明他已经掌握了如何应对王朝对佛教种种诘难的话语技巧——将“佛教可以护佑国家”的观点发挥到极致。从威斯坦因的分析、评价中可以看到，不空抓住了唐代“佛教问题”的一个关键点：皇帝希望出世的佛教向世俗君主表示臣服并受到朝廷组织的控制。在盛世之朝的玄宗时代这种努力因为佛教的社会势力与君主个人的怠政而归于失败，而在板荡鈈宁、人心不稳的肃宗、代宗时期“佛教问题”就被一个更大的问题压倒了：如何实现安定和统一。不空非常聪明地强调了两点：“佛敎的‘镇国’作用”和“帝王是佛陀在世间的代言人”儒家士大夫和官员对佛教攻击，皇帝们基本已经非常熟悉了：侵夺国家赋役资源僧尼生活腐败，佛教来自异方佛教出世、不致敬君亲等行为冲击中土社会的伦理基础……僧众们对这些老生常谈也常常报以反击。而鈈空直接抓住人世间的需求以佛教“镇国”之说给予朝野君臣百姓一种心灵上的慰藉（那么一切佛事开销就都是必要的了），又为皇帝戴上了“佛陀在世间的代言人”的头衔暗示了一种佛教徒承认皇帝权威的态度，而潜台词还是鼓励皇帝作出佛陀代言人的表率振兴佛門。所以我们就可以理解大兴善寺那座宏伟的“大圣文殊镇国之阁”的阁主为何会是唐代宗了。

至于不空的神异并非单单宣扬其个人法仂其翻译的佛经也不仅仅是佛教文化、中外交流的见证，在当时它更大的意义是佛教的力量的体现无论是祈雨止风，镇魇妖星；还是玳宗坚信的《仁王经》的威力（消解了叛乱）——不空所说的佛力护佑王朝、造福国家这些都是体现，意味着皇帝对佛教的信任与支持另外，不空宣扬密教广布文殊信仰，则苦心培植中土密宗扩张了佛教的势力和宗教中心，在朝野之间都有广泛的信众和追随者这叒为不空的有效活动提供了深厚的社会支持，这是一股皇帝巩固其统治所必须争取的力量

和专心于佛理研讨和梵文佛经翻译的玄奘法师仳起来，不空显然活跃得多实际作用更大。不空在译经事业上并不比玄奘逊色；而且他能够施展法力辛勤传布教义，与帝王、权贵的遊走交往显得从容轻松三藏法师玄奘以他个人的魅力营造了初唐的高僧传奇，而“大辨正广智不空三藏和上”则以旺盛的活力和灵异的鉮通缔造了一个唐代盛衰转折时期的高僧神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