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中立国”瑞典：运送214万德军上前线_资讯_凤凰网
二战“中立国”瑞典：运送214万德军上前线
凤凰网历史综合【
瑞典，这个昔日的勇士，在二战开始前的125年中却一直宣称中立。
瑞典的政策非常简单:绝对不参与战争，不管代价有多高。在战争开始的前三年里，瑞典政府被纳粹德国的强大所震慑，相信纳粹的军队是无敌的，于是偏向轴心国一方。1943年2月后，瑞典又开始亲近同盟国一方。瑞典在二战中表现出了熟练的斡旋能力，尽管时常有不光彩的演出，但不失勇气和智慧。
战争爆发后，德国和英国都承诺不干涉瑞典同他国的贸易。但在战争的头7个月中，瑞典还是损失了40余艘商船。德国占领丹麦和挪威后，更是用鱼雷和潜水艇彻底封锁了瑞典与同盟国的贸易线路，盟国趁火打劫，强行租赁了被挡在封锁线外的瑞典船只。但英国急需瑞典生产的滚珠和轴承，不惜冒险派出运输飞机，飞跃德国占领区到瑞典空运这些部件。
瑞典的海军是整个斯堪的纳维亚地区最强大的，它的军事工业也很发达，二战中许多著名的武器都是瑞典生产的。早在德国准备入侵挪威的时候，就有海军将领提出，与其冒险从海上登陆挪威，不如先攻击瑞典，然后从陆路向北推进，但希特勒不愿招惹这个北欧第一号军事强国。另外，当时德国的盟友苏联，也把瑞典当作自己的猎物。于是德国向瑞典下达指令:“只有倾向于德国的中立才是保证不被侵犯的唯一道路。”德国同意有条件地尊重瑞典的中立地位，条件之一就是瑞典不可削减对德国的铁矿石出口。
当英国和法国的军队从敦克尔克狼狈地撤离之后，瑞典已经彻底孤立了。但来到这个国家的人发现瑞典国内竟然维持着怪诞的平静，居民闲散的生活节奏也没有受到危机的影响。唯一的不同是街道上的私人轿车因为缺乏燃料而消失了踪影，人们开始骑自行车和三轮车。1942年，因为德国封锁了波罗的海，英国封锁了北海，瑞典国内物资紧缺，只能实施配给制。同时，国内失业率攀升、物价飞涨，政府却把税收加倍，用以更新军队的武器装备。
瑞典人心中的平衡渐渐被打破，外交策略也开始倾斜。日，瑞典向德国妥协，同意德国经由瑞典境内向挪威运送军事物资，并同意德国军队在境内通过。但随着德国入侵苏联的步伐举步维艰，瑞典的屈辱也即将结束。在这段和平的日子里，瑞典的军队扩编一倍，达到50万人，武器装备为从前的三倍，并加强了机动化部队。瑞典建立起自己的潜艇和鱼雷艇部队，飞机总数翻了一番，并且服役的大部分都是新制造出来的高性能战斗机。
1943年4月，瑞典国民大会提议停止德国到挪威的铁路运输。但政府还在犹豫，因为他们还不能确定战争的走向。德国在库尔斯克的坦克决战中失利后，瑞典终于决定不再替德国运输物资和士兵。在战争期间，瑞典共运送214万德军士兵和10万节车皮的物资到前线。
对于瑞典，战后的分析家有一个绝妙的比喻。有两只青蛙掉进了一桶浓稠的奶酪中。一只青蛙是宿命论者，没有挣扎，等待死亡；而另一只青蛙——也就是瑞典，是一个乐观主义者，它拼命地挣扎，不但活了下来，还把这桶奶酪搅拌成了黄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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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难民危机的外围背景
2015年的欧盟，尚未从欧债危机里回过神，就又遇到难民危机的打击。从春天起，乘坐着各种各样船只的难民在地中海上一船又一船地涌向欧盟的海滩，2015年还没过完，就有超过70万难民进入欧盟，据预报，今年进入欧盟的难民总数将达到100万人。在海面上在卡车里遇难的难民的图片每每地刺激着人们的神经，九死一生新抵达难民疲乏无助的目光引来无数的同情，同时，欧盟对难民的容纳能力已近底线。如果说，欧债危机差点把欧盟引以为豪的四大自由之一的资本流通自由打落下水，那么，难民危机及其所带来的关卡林立，过境长龙，则确确实实地威胁到另外三大自由，即人员，货物，服务在欧盟内部的流通自由。
在欧盟层面决定难民问题秩序的是都柏林协议，即，来自被欧盟列为&不安全国家&的难民应该在他们所进入的第一个欧盟国家里进行难民登记，申请和甄别。都柏林协议旨在防止难民在多个欧盟国家同时申请避难，以及避难套利（arbitrage），即在一个国家避难被拒跑到另一个国家再申请。即使这关于在&第一个&欧盟国家的定义有欠考虑，都柏林协议仍然体现着欧盟国家之间的相互照应和协商。
面对欧盟境外成百上千万虎视眈眈，千方百计寻机偷渡的难民，匈牙利，保加利亚这些处于欧盟外围第一线上的东欧国家，历史上又是基督教与异教交锋的锋线，对难民潮有着一种冷冷的现实感，对自身乃至欧洲的真实承受能力保持着清醒的认识，缺少一些西欧那种人道主义矫情。夏天以来，匈牙利右翼民族主义的奥尔班政府沿着克罗地亚边界建起新的铁幕，尽管在边界线上的拳打脚踢不很体面，但至少坚守都柏林协议，缓冲了对奥地利和德国的冲击。理论上，德国、瑞典这种既不和&不安全&国家接壤，又不处于欧盟外围边境上的国家，除非难民直接坐飞机进来，依据都柏林协议根本不应受到难民潮的冲击，他们满可以躲在意大利，希腊，匈牙利这些前线国家后面，发发悲天悯人的慈善，继续充当&人道主义超级大国&。可是九月初叙利亚男孩艾伦溺亡的照片和随之在欧洲引发的广泛同情，使得默克尔头脑发热地宣布德国对难民&门户开放&，并单方面暂停执行都柏林协议。此举直接将德国，瑞典暴露在难民潮的冲击之下，同时也将匈牙利等一线国家置于尴尬境地，使之因对难民缺乏同情心和人道关怀而成为众矢之的。一旦匈牙利也顺水推舟，将难民用火车送往德奥边界，德国马上就受不住了，不到两周便匆忙宣布暂停执行申根协议，恢复边界检查。就这样，在不到两周之内，欧盟的两大框架，都柏林和申根协议，便都裂痕累累。
时下的欧洲，翻滚着两股民粹主义的潮流。一方是左翼民粹主义，也就是俗称的&圣母教&，在，人道主义、人权、人的价值、自由等等的概念被作为宗教的替代品供奉着，真诚地希望能将西欧式的人道主义关怀惠及于普天下的所有不幸者，颇有&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情怀，却完全无视自身的社会经济承受能力。另一方则是排外反移民、反多元主义的极右翼民粹主义，他们反对任何非白人非基督教移民，认为这会从根本上危及欧洲的认同和生活方式。夹在这两股民粹潮流之间，是欧洲沉默的大多数，时而善心大发想做好人，时而又对欧洲的承纳能力，种族和文化多元主义的后果忧心忡忡。在这种氛围下，一个有眼光的政治家，就应该能克制随波逐流的冲动，拨开民粹主义的迷雾，在对其人民真正承受力有充分了解和认识的基础上，一方面展现其人道主义的情怀，同时不去给汹涌而来的难民潮以不现实的激励与预期。而默克尔在九月份所做的，却恰恰是随波逐流，表现出德国政治特有的那种幼稚，即，那些冠冕堂皇说给别人听的泛泛之词(lipservice)，德国人说着说着自己就信了。等她回过味来，尽管至今不肯公开承认，内心必定懊悔不已。公众舆论的&波&可以说变就变，但德国的国家政策追随着舆论而前后不一，并试图单方面改变欧洲的游戏规则，这不仅使得德国在欧盟内饱受非议，而且国内甚至党内都失去支持，搞不好就成为默克尔时代终结的开始。不得已，默克尔只好硬着头皮去土耳其求援。
在十一月初面临大选的土耳其可以说是欧洲难民危机战术上和战略上的真正赢家。默克尔在大选前来访如同是为埃尔多安背书，无论大选结果如何，欧盟都不敢对土耳其说三道四。难民离开土耳其涌向欧盟，一方面缓解境内自身的压力，还能得到欧盟30亿欧元的资助和放松土耳其公民进入申根国家签证要求的许诺。同时，土耳其清晰地向欧盟表明，喜欢与否，它都是欧盟解决问题的关键，或许还能间接地影响欧盟的存亡。欧盟拖延土耳其入盟的真实原因在于土耳其的异质，而现在大量穆斯林难民涌入欧盟，在欧盟内的存在与扩张成为既成事实，欧盟早晚会发觉，或许土耳其与他们其实并非那么的不同质，说不定还要求教于土耳其式的伊斯兰民主，到那时土耳其与欧盟就是顺其自然地相互绑定了。难民危机瓦解了欧盟道义上的傲慢，使得欧盟各国的虚伪和把&祸水&他引的心态表露无遗。这样一个欧盟，在与土耳其的谈判中，那些民主，人权，新闻自由和少数族裔权利的幌子会大打折扣。
瑞典难民危机的现状
与八千万人的德国相比，人口不足一千万的瑞典在这场难民危机中可说是饱受冲击。按人头来算，瑞典人均接收难民的数量可以说是欧盟之首。夏天以来，每周有近万人在瑞典申请避难，最新估计2015年总共将有19万人申请难民身份，远超1992年南斯拉夫战争时全年8万4千人的有史以来的峰值。移民局紧急向政府要求追加本财年预算来应对汹涌而来的难民潮，招架不住的斯德哥尔摩市政府已经在讨论在市中心的中央火车站架起帐篷做接待中心，许多体育馆，夜总会，停车场，仓库，甚至冷战时期建的防空设施，都被铺上地铺，紧急拿来作为安置设施。这个略有洁癖，特别讲究Ordning（瑞典文，秩序）的北欧日耳曼国家，那种按部就班的秩序已是摇摇欲坠的感觉。根据最新的预测是，在这三年中，预期抵达欧盟的难民总数将超过3百万人。按目前的比例，瑞典接纳了15%-20%的难民，这意味着瑞典总共将接纳45-60万人，大约为其现在人口的4.5-6%。对任何一个国家而言，在短短的三年内人口暴增5%都是对其社会经济秩序的巨大挑战。难怪瑞典移民事务部长摩根&约翰松11月5日在媒体上宣称，瑞典安置难民的承受能力已经达到极限。
中立已200年的瑞典，在战乱不断的欧洲一直有着接纳各方难民的令人印象深刻的人道主义传统。瑞典中立和平，经济发达，社会福利健全，儿童教育，居民健康保险，免费语言课程，各种劳动力市场的补习及成人再教育，失业保险，难民津贴，充分体现人道主义精神的避难法，家庭团聚，等等，这一切对逃离战火纠纷的难民而言，无疑有着巨大的吸引力。平心而论，作为欧洲领土面积排名的第五大国（前六名为俄罗斯、乌克兰、法国、西班牙、瑞典、德国），瑞典有着吸收外来人口的巨大潜力。拥有45万平方公里国土的瑞典，它的人口却不足一千万。根据联合国2015年人口数据，在233个国家和地区中，瑞典的人口密度只有23.8，列于187位。相比之下，英国为267.5人，德国为231.5人。如果说，历史上瑞典国家位置太过于靠北，冬季寒冷黑暗，自然条件不足，不那么宜居，那么在全球变暖的今天，这一点正在快速改变，瑞典正变得越来越宜居。瑞典地广人稀，可开垦的土地资源丰富，林业，渔业，矿业都堪称一流，尤其是在当今世界正越来越成为稀缺资源的淡水资源尤其丰富，这表明瑞典国土所能承受的最佳人口密度还远没达到。尽管瑞典良好的儿童福利，双亲产假，托儿所等有利于人口增长的措施使得瑞典女性生育率达到2.1，高于欧洲平均水平，尤其远高于南欧天主教国家的水平，但瑞典人口完全靠内源性的有机增长仍然缓慢。如果人口密度能够增加，那么为全国居民提供例如通信，医疗，交通，教育，救援等各项社会服务的人均开支将能够相应降低，从而保障良好的社会服务水平，更保证瑞典经济的良性发展，由此可见，吸引外来人口在瑞典有着内在的动力。问题是，从哪里以什么方式吸引什么样的外来人口。
瑞典历史上大规模对难民的收留，大概始于二战。苏芬战争以及苏联对波罗的海三国的吞并，使得大量芬兰和波罗的海三国人士涌向瑞典。对于欧洲大陆的犹太人，一度骑墙的瑞典开始并无意收留，直到43年看出战局风向转变以后瑞典才为他们打开大门。许多德奥地区的政界人物，例如战后社民党的德国总理维利&勃兰特和奥地利总理布鲁诺&克莱斯基等，二战中都在瑞典避难，对瑞典的社会民主主义深为赞赏并在战后各自国家重建中参考了瑞典模式。五六十年代为了应对经济高速增长导致的用工荒，瑞典从希腊土耳其南斯拉夫等国引进大批工作移民。而世界政治的每一次动荡，也都给瑞典带来一波又一波的难民，匈牙利波兰捷克，智利皮诺切特的政变，伊朗巴列维王朝的倒台，南北越统一后的船民，甚至越战时美国的逃兵。真正称得上难民潮冲击的，应该是1990年代的南斯拉夫战争，1992年瑞典迎来近代难民潮的最高峰，8万4千人在瑞典寻求避难。两次海湾战争以及索马里的内爆也开始为瑞典送来大批伊拉克索马里难民。叙利亚人在瑞典定居已有历史，斯德哥尔摩南部的小城南泰利耶有着瑞典最大的叙利亚人群体，在那里，叙利亚人（也称亚述人）有自己的商业，教堂，足球队。瑞典舆论和公众对叙利亚漫长而残酷的战争表现出无比的憎恶，对叙利亚的无辜人民所受到的灾难表现出真诚的同情。根据瑞典的现行规定，叙利亚难民一旦进入瑞典便立即享有永久居留权。在阿拉伯世界，叙利亚人素来有着高贵的地位，而现在从叙利亚逃出来的难民其实都是该国的中产阶级精英，受过良好的教育，有着体面的职业，甚至良好的经济基础，他们逃难来瑞典，对瑞典的经济而言可谓利大于弊。
问题是，在瑞典申请避难的人群中，叙利亚人大约只占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左右，另外的三分之一是阿富汗人，其余则是从中东，中亚，南亚，非洲，甚至巴尔干出于种种原因而来的各色难民。诚然一部分难民是逃避本国的战争，但更多的则是逃避本国的贫困。大量的经济移民反而挤掉了那些受人同情本应该得到帮助的真正的战争难民的位置。由于瑞典难民政策特别强调对未成年儿童的庇护，许多不满18岁的单身难民蜂拥前来。据统计，瑞典避难案例的20-30%都是单身前来的未成年人，绝大多数在15-17岁之间。由于单身未成年人的安置牵涉到住房，教育，医疗，监护人等等，而他们又不能马上就业自立，因此花销远高于成年人，给瑞典的财政造成巨大负担。在难民潮之外，还涌动着一股强劲的所谓的&欧盟盲流&的移民潮。这些欧盟盲流都是在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加入申根条约之后从那里涌入欧盟的罗姆人，也就是吉普赛人。这些在其他国家很不被待见的欧盟公民，在被萨科齐赶出法国后，理直气壮地来到开放的瑞典，居无定所，到处安营扎寨，在瑞典城乡遍野到处乞讨，成为时下瑞典一大风景。这种种难民潮，移民潮，盲流潮，在政治上，经济上，心理上考验着瑞典的承受能力，呼唤着政治决断和行动能力。
瑞典的政治现状
偏偏在这关键的时间点，瑞典议会政治几乎面临胶着和瘫痪。类似于欧洲大部分国家，瑞典战后的政治格局也是左右翼轮流执政。处于中左的是瑞典近代历史上最有影响力的第一大党社会民主党，瑞典八十年代成立的环境党（绿党），和由瑞典共产党演变来的左翼党所结成的联盟。与此相对的中右翼联盟，由代表资产阶级工商利益的瑞典第二大党保守党，代表小资产阶级自由派的人民党，曾经是地主阶级的代言人现今代表农民利益的中央党，和传统的基督教民主党组成。瑞典的中左翼，他们更偏重难民政策而非移民政策，乃因社民党与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强大工会势力的传统联系。在工会眼里，大量工作移民的到来将不可避免地改变瑞典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关系，将多年来构建起来的劳资平衡向着不利于劳方的方向改变，产生工资水平下行压力，最终导致稳定的雇佣方式终结和优越的劳保水平的恶化。工会更倾向于保护目前已在劳动力市场占有一席之地，受到层层保护的局内人的利益，而对开放工作移民这一议题颇有抵触，同时它也反对降低最低薪酬，和降低针对青年人与移民的就业保护，尽管这些措施无疑会给青年人和移民带来更大的就业机会。在这里，几乎找不到那种无产者唱着国际歌在异国他乡找到本阶级同志的左翼浪漫的憧憬，找到的，是自我保护的冷冷算计。考虑到工会的利益，瑞典左翼联盟一贯侧重于海外发展援助，难民人道主义救济，对工作移民则是不太热心。而改变劳动力市场的平衡却正是瑞典传统右翼所梦寐以求的，他们一心想要解构战后社会民主党的福利国，削减工会势力并在劳动力市场进行去监管的自由化。他们或许并不比瑞典其他阶层更喜欢移民，但自认为不会与新来乍到的移民产生正面利益冲突，因为这些新移民所面临的竞争来自瑞典本国的中下层，这也是自民党中下层选民能够突然倒向极右翼反移民政党的根本原因。瑞典右翼热衷于建立类似于美加那样的工作移民制度，引进企业所需的外国劳工，一方面减缓瑞典短缺的技术劳工缺口，增加企业盈利资本回报，一方面又可弱化工会和社民党对劳动力市场的发言权，在社会的中下层引发内斗，可谓一石二鸟。因此，瑞典的右翼，他们所侧重的是移民政策而非难民政策。尽管近年来瑞典政治的左右翼都向中间趋同，使得他们在移民难民问题上的立场差别几乎难以分辨，但是他们在这些问题上的DNA却在本质上难以改变的。
主要因为移民和难民问题上的意见分歧，在2014年秋天的大选中瑞典左翼和右翼联盟都没能在议会里取得多数执政的所需的过半数席位，大量社会民主党的下层选民改投极右翼外的瑞典民主党的票，使该党一跃成为瑞典议会第三大党。任何议案，预算，没有瑞典民主党的支持都无法在议会中过关，这使得该党事实上能够用它狭隘的反移民议程劫持瑞典左右翼主流政治。而在目前的氛围下，重新大选很有可能使瑞典民主党赢得更多的选票，从而使得瑞典议会政治完全失序。被逼无奈，瑞典左翼和右翼在12月勉强达成妥协，使得社民党领导的中左联盟能够少数执政。可想而知，这样一个脆弱的少数派执政，其政治决断和行动能力远达不到目前瑞典政治的要求。庆幸的是，在地广人稀自然条件恶劣环境里，瑞典政客大多有着一种务实的本能，如果万不得已，他们是可以暂时抛弃意识形态教条，坐下来妥协解决国家面临的基本问题，就如在瑞典近代史上超级经济危机之后，瑞典左右翼在1994年达成妥协，从根本上改革国家的养老金体系那样。这一次，在瑞典民主党的内忧和难民危机的外患之下，左右翼暂时放下各种高姿态，将极左的左翼党和极右的瑞典民主党排除在外，10月下旬通过协商在难民问题上初步达成20点共识。其中包括，设立临时性居留许可而不是直接给予永久居留权，对家庭团聚设立一定限制，加速处理难民审批并将不符合避难要求的申请者强制递解出境，适当降低就业市场准入，以及在全国范围内各城镇强行分配难民。尽管仍未通过降低难民对福利的预期以及对单独前来的未成年人的优惠，达到有效降低瑞典对难民的吸引力，以将瑞典向欧洲其他国家对待难民的水平拉齐，也未能取消难民福利的平均主义而采取按需给予，但是，这些共识的措施还是向正确方向的迈进。不全面，来得太迟，总比没有好。
瑞典难民危机的危与机
对于一个人口不足一千万的小国，在一年之内人口激增近2%，这势必会对瑞典的政治，财政，福利，就业，教育等方方面面造成巨大冲击。在短期和中期内，它会使瑞典的财政陷于紧张，政府不得不追加预算，增加税收，发行国债来为难民开支买单。单是在冬天来临之前在本已面临严重房荒的瑞典为新抵达的难民安排住宿就已经是困难重重，更不用提如何来为这些难民安排就业了。
中短期而言，更大的挑战来自平抑瑞典本土极右翼的挑衅和难民在瑞典融入过程中产生的沮丧和不满。大量非白人非基督教难民的到来，在极右翼民族主义分子的眼里是对瑞典乃至欧洲生活方式的最根本的颠覆。同时他们被瑞典主流政党有意边缘化，排除在讨论与决策过程之外，这会进一步令他们绝望，刺激他们走上激进的道路。不久前瑞典南部特罗尔海坦中学所遭受的蒙面黑武士的恐怖袭击以及近来瑞典各地难民安置营地不断遭到纵火充分表明这一点。这种种族紧张氛围持续下去，类似挪威孤狼布雷维克那种大屠杀早晚也会重演。因此，瑞典面临控制极右翼民族主义进一步激进化的非常现实的挑战。
今天的瑞典，经济发展的高峰已过，自身正在进行缓慢的转型，以使福利国适应于新的全球化的时代。高达7.5%居高不下的失业率，尤其是15-24岁青年人的失业率更高达20%，大量难民的到来无疑是雪上加霜。与欧盟其他国家相比，低薪工作就业在瑞典劳动力市场只占到不到3%，这表明劳动力市场的进入门槛相当的高。同时，难民的教育水平文化程度参差不齐，这一切意味着难民的融入过程异常艰辛，他们中的许多人将会常年徘徊在就业市场之外，靠社会福利与救济为生，或者从事与其预期和资历不相符的低端劳动。这将不可避免地助长挫折感，沮丧感，失败感和由此而来的对社会的隔阂与愤怒，给形形色色的犯罪以及激进主义，恐怖主义的滋长以及犯罪提供沃土。今年夏天在瑞典中部城市维斯特罗斯的宜家店发生的非洲难民持刀无故杀人案就是一例。在瑞典各大城市周边移民聚居的郊区，社会治安恶化，谋杀，抢劫，暴力，强奸，毒品，破坏公物，黑社会帮派等犯罪频发，程度如此严重，乃至于警察在无防暴措施之下都不敢贸然进入这些地区执法。本次难民危机到来之前，瑞典的移民融入便已不甚成功，现在陡然间涌来这么多的人，摆在瑞典政府面前的融入课题极其棘手。瑞典语课程，公民法治课程，就业市场在教育等，都可以通过投入更多的税款来解决，但更为迫切的则是将这些人投入到就业市场中，这就需要降低就业市场进入门槛，这又不可避免地要动工会和就业市场局内人的奶酪，瑞典政府早晚要现实面对这一选择。
从长期来看，这一波难民危机不仅将永久地改变瑞典的容貌，也会对瑞典的政治格局，法律习俗，宗教认同等方面产生深远的影响。
瑞典的政治结构从上到下分为三级，国家、省（21个）、市（290个）。超过50%的市镇居民总数不足2万人。在瑞典三大人口中心斯德哥尔摩、哥德堡、马尔默已经人口饱和住房紧张的情况下，瑞典政府只能将这些新到达的难民分配到边远的各个省和市镇。这些难民，避难一经许可，马上便有权利参加省市一级的选举，三年居留期满转为公民后更可以参加国家一级选举，这就是说，很多人在有机会成为纳税人之前就已先成为选民。可以想象，他们对社会福利，诸如住房医疗教育失业补助之类，有着高于本土瑞典人的需求，在未来的三到六年内，新移民的这种需求将极大地改变瑞典政治的版图并会通过选举结果显现出来。瑞典中央统计局的多年数据表明，尽管移民的投票率比本土瑞典人低15%，但他们投给左翼政党的票超过60%，这表明，目前瑞典左右翼僵持而大体平衡的局面很可能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被打破。今天瑞典第一代移民已经占到居民总数的20%左右，如果加上第二代移民这个数字几乎会上升到30%。当移民的百分比超过一定的临界点，理所当然地，他们会要求政治代表权，他们的诉求将更多地在瑞典议会政治中显示出来。鉴于瑞典面前的政治格局，可以预见，社会民主党和左翼党在将来会越来越多地代表移民的利益和诉求，这些政党目前的高层干部的面孔充分反应出这一点。
瑞典的法律习俗也将很快感受到难民潮的冲击，更多地面临诸如一夫多妻制，童婚，荣誉谋杀等课题的挑战。设想一个瑞典永久居民，在其母国合法地娶有一个以上的妻子，或合法地与未成年女子结婚，而她们要求以家庭团聚为由移居瑞典，这样的案例将会越来越多。
彻底世俗化了的瑞典，其现代性的特征远远超过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人口成分的改变，特别是由于移民多来自于宗教鲜活的穆斯林国家，可能会带给瑞典一种久违的宗教紧张。不久前在斯德哥尔摩筹建的清真寺因其喧闹的宣礼塔而广受周围居民的反对。但是，基于文化相对主义和多元主义的立场，人们也可以对瑞典城乡大大小小林立的教堂的鸣钟表示异议，并要求二者受到同等待遇。其结果很可能是在不久的将来，教堂鸣钟将成为历史。同样，以男女平权，性别与性倾向中立而颇为自豪的瑞典自由主义，其现代性的车轮也有可能因此而减速。
难民危机，有如一枚硬币的两面，既给瑞典带来了&危&，也带来了&机&。首先，大量青壮年移民的到来，彻底改变瑞典老年化的人口结构，给就业市场输送了新鲜血液，保证瑞典在将来保持充分的可工作人口。以人的生命周期为例，儿童生长期需要大量社会财力的投入，属于纯消耗，成年后则是通过工作和纳税回报于社会，那么这些移民的到来，包括那些15-17岁单身前来的尚未成年移民，如果教育和融入的初始投入能够成功，他们很快地就能为社会创造出价值。他们的强劲的成家立业购车买房的消费需求也会对瑞典的经济起到提振作用。今天的瑞典相比于七八十年代，社会充满了活力和动感，服务业得到大幅度发展，这不能不归功于移民的加入。其次，许多移民在母国受到良好的教育，甚至有着良好的财富基础，他们直接就可以为瑞典的企业提供稀缺的技能。而他们在母国广泛的人脉联系，也将为出口导向的瑞典经济在海外的扩张提供大量机会。
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如果历史的方向，现代化的车轮真是不可抗拒，那在磨光基督教的棱角之后，为什么又不能最终消融其他宗教的锋芒呢？宗教极端主义在哪里都会存在，但人们不应忘记，绝大多数定居欧洲的移民，无论其信仰为何，都成为奉公守法的纳税人，与其他种族，信仰，肤色的人们和平相处。就如同逃难到瑞典的叙利亚人和前南斯拉夫人那样，他们或许在母国因宗教，信仰，部落而拿起武器相互残杀，但在瑞典，他们却相安无事地相处，这完全是因为瑞典为他们提供了另一种模式，另一种可能，另一种框架，规范，保护，使得他们能够在这里开始一个新的生活，一个现代的生活，逃离历史的羁绊。在这里，宗教的激情蜕变为宗教性的仪式，族裔的归属臣服于种族的融合，人们沉浸在日常琐事中悲欢离合。隐约地好像能感受到美国民族大熔炉的那种精神。这或许可以是欧洲在这次难民危机中得到的回报，以人道的精神待人，以真心接纳移民融入，给予他们人的尊严，信仰的自由，法律的保护和行为的框架，那么渐渐所浮现出来的，不正是欧洲人所梦想的欧罗巴合众国的轮廓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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