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维：被俘后最难被“改造”的国军将领_九个头条网——更少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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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维：被俘后最难被“改造”的国军将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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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的淮海战役中，国民党第十二兵团下辖四个正规军十一个师和一个快速纵队，全兵团清一色美械装备，堪称&中原第一王牌&。该兵团主帅黄维虽然&书生&气十足、大有&纸上谈兵&之嫌，但他曾先后两次随蒋介石东征。抗日战争中，他在淞沪会战号称&血肉磨坊&的罗店战役中也表现神勇。内战爆发后，他更是响应蒋介石的号召统领十二兵团，蒋介石&指到哪里&他就&打到哪里&，使蒋介石甚为放心，荣登蒋家王牌爱将之列。
国民党许多将领，因种种原因与机会接触共产主义并被&赤化&的屡见不鲜。黄维早年就与共产党人渊源颇深，共产主义的火种也曾眷顾过他。黄维淮海战役被俘后，更是受到解放军的优待，但他一直抵制中共的思想改造，被特赦后还未放弃回台湾的想法直至病逝。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黄维如此执迷不悟，以至于和共产党失之交臂呢？
自身性格因素
黄维的性格可用一个&儒&字来形容。这样的性格虽秉承了儒家&君子之道&的特色，使黄维为人处事光明磊落，不失君子风度。但&墨守成规&、&守旧迷信&、&满脑子书呆子气&的劣性也为他与共产党背道而驰埋下了伏笔。
日,黄维出生于江西贵溪盛源乡农家，父早逝。黄维早年毕业于县立第一高等小学，后因经济拮据他考入鹅湖师范，并以优异成绩毕业回乡任小学教员。黄维虽深谙为师之道，却做事刻板，以至于和乡绅不睦而弃职离乡。1924年黄维考入黄埔军校一期，被编在第二队，同年与同学集体填表加入了国民党。黄埔时期，黄维深受国民党&正统思想&熏陶，使他认为&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才是真正救国救民之主义，盖舍三民主义外，更无其他真正之主义&。而此时，蒋介石&君臣之道&、&忠臣良将&的儒家说教又恰与黄维合拍。蒋介石时值壮年，总是戎装革履。显得英气十足，使得黄维更加崇拜。后来，黄维因做事严谨认真受到国民党元老陈立夫的赏识，据说，陈立夫十分宠爱黄维，以至于差点把女儿嫁给他。陈立夫极力把黄维推荐给了蒋介石，蒋介石也大加重用。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黄维就死心塌地追随他的&蒋校长&了。
国民党很多将领都领教过黄维&书呆子&的厉害。一次，陕籍将领杜聿明远征出兵缅甸，但战事不利，杜聿明败逃回国，而此时对杜聿明部队进行点检的就是黄维。杜聿明久闻黄维是个书呆子，执法如山，但他还是希望黄维能够开恩给他的部队少报点损失，给他这位蒋介石跟前的&红人&留点面子。所以，杜聿明就伸着热脸去贴黄维的冷屁股，宴请黄维。宴会上的气氛果然凝重，杜聿明的幕僚们为了活跃气氛，就和黄维没话找话，说的也就是些&近来天气很好，风调雨顺什么的&&&。谁知黄维不领情，立刻发作日：&我老家江西正发水灾，哪来的风调雨顺？&杜聿明部下以为黄维向他们索贿，便问是否给黄维家送些&款子&，谁知，黄维听后更大发雷霆日：&我家开的酱油铺米铺，发大水正好发国难财&&&杜聿明听后无奈地长叹一声便离席而去，知道黄维绝对不会对他&手下留情&了。
黄维的&书呆子&气，连许多共产党将领也略知一二。淮海战役中，黄维的十二兵团被解放军重重包围于双堆集，陈赓大将的部队就坚守在南坪集。陈赓在黄埔时期就是黄维的同学，他早已摸透了黄维的性格，知道黄维是教书出身，迷信书本，墨守陈规，打仗老爱在书本上找依据，动不动就是&兵法云&尔尔。所以，陈赓就采用放弃已占阵地，诱敌深入的方法。黄维果然上当，使自己的部队进入陈赓的伏击区，当黄维醒悟的时候，已为时晚矣。后来，黄维被解放军俘虏，当他知道与自己对阵的是他的老同学陈赓时，他竟说：&败在陈赓手上不算冤枉，陈赓是我的同班同学，在学校里我就比不过他！&黄维的&书呆子&气可见一斑。
文章来源：国军将军被俘后写信劝降妹夫 妹夫回信骂其向中共投降|邱行湘| 北平_凤凰历史
国军将军被俘后写信劝降妹夫 妹夫回信骂其向中共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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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看完邱行湘的信，黄剑夫的脸色变了，他气得牙齿咬得咯咯响，随后只说了两句话。第一句骂邱行湘变节投降，第二句叫胡本连赶快走人。
核心提示：然而，看完邱行湘的信，黄剑夫的脸色变了，他气得牙齿咬得咯咯响，随后只说了两句话。第一句骂邱行湘变节投降，第二句叫胡本连赶快走人。& 本文节选自：《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国民党将领大陆新生始末》，作者：黄济人，出版社：中国青年出版社 邱行湘收到了黄剑夫的回信。对于自己的妹夫，他一直怀揣着真挚的感情。记得北平和平解放前夕，妹夫所属的国民党十六军正在北平担任守备，而妹夫担任师长的二十二师扼守着东直门至德胜门的前沿阵地。那时邱行湘洛阳被俘后，尚被关押在河北井陉，一天华北政府保卫部负责人告诉他，得知黄剑夫是他的妹夫，希望他利用这个关系，写信策反，劝其放下武器。邱行湘了解黄剑夫，这位黄埔同学为人忠厚，为官忠诚，是个&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的人物。所以明知是道难题，邱行湘还是硬着头皮把功课做了。&剑夫兄，昔者，吾人群集黄埔，志在反帝救国。今者，国民党背信弃义，逆道而行，已为人民唾弃。兄之爱弟，情逾手足，常于苦闷中议论其中得失，今辽沈、徐淮两役，全军覆没，华北部队，孤悬平津，进退失据。上年洛阳战役，竟无以为救，何况眼下之平津乎？闻兄近戍燕京，解放大军，兵临城下，务乞吾兄审时度势，广开我兄据守之西北四门，以迎义师。良机不在，幸勿犹豫。把晤在迩，惟祈摄重&&& 这封信由华北政府保卫部负责人交给胡本连，让他把信缝在棉衣里。胡本连是青年军整编二○六师人事科长，因为邱行湘的关系，他认识黄剑夫。但黄剑夫不知道他已经参加了解放军，所以，当胡本连出现在北平帅府胡同黄剑夫家里时，他受到了如同以往的欢迎。然而，看完邱行湘的信，黄剑夫的脸色变了，他气得牙齿咬得咯咯响，随后只说了两句话。第一句骂邱行湘变节投降，第二句叫胡本连赶快走人。诚然这两句话还不能完全代表黄剑夫那时的情绪，直到十多年后，我们才从他的一篇题为《固守北平与和平解放》的文章里，知道了他当时的处境： 解放军攻克天津，北平守军更受震动，感到日暮途穷，陷于绝境。有办法的人都想逃出危城，胡适在北平刚被围时，就由蒋介石派来飞机接走了。以后东单机场修好，重要人物和他们的眷属都陆续逃离。守城的十六军副军长冯龙，九十四师师长周士瀛都秘密搭飞机走了。 那么，二十二师师长黄剑夫为什么不走呢？据黄剑夫回忆： 我总觉得把官兵丢了自己个人逃走，这是极不负责任的。正当我忧心忡忡的时候，第四兵团司令李文来电话要我到他家里去。我去后，他说你们十六军军长袁朴能力小脾气大，众将领多有不服，我准备调他去兵团司令部任副职。十六军军长一职，其他人都不恰当，只有你在十六军深孚众望，所以我考虑再三，由你接任袁朴的职务最好。我听了大吃一惊！暗想根据傅作义的指令，各部队即将开出城外，准备和平谈判，这时忽然要我当军长，绝不是好事。我当即表示拒绝，李文劝说一阵并要求我再加考虑。回到师部，与参谋处高主任商议此事，高说我劝师长算了，何必再去跳火坑？听说他们全部要走，留你在这里顶着。说话间，傅作义派人把新任我为十六军军长的命令送来了，我把它扔在地上。袁朴也打电话劝说，遭到我严词拒绝。 黄剑夫以一种忏悔的心情最后写道： 我当时所以拒绝率领十六军到解放军方面来，一方面认为李文、袁朴在紧要关头把我扔掉，不满意他们对我的这种陷害；一方面由于长期受反动教育的毒害，思想上一时转不过弯来。徐悲鸿先生这时画了一匹马送我，上面写着&此去天涯将马托，伤心胜利也徒然&的诗句来启发我，也没有将我的顽固思想感悟过来。 黄剑夫最终的选择仍是离开北平。很快，在兵团总部的安排下，他从东单机场登机，直飞。飞机上，他看见第九兵团司令石觉，以及十三军的所有军师长们。让他怦然心跳的是，十三军还有几十名携带轻机枪的士兵也在飞机上，就是说，蒋介石有可能卷土重来东山再起。抱着最后一丝幻想，黄剑夫又从南京飞往成都，参加了蒋介石主持的最后一次军事会议。那时毛泽东已在天安门城楼宣布了新中国的成立，可是黄剑夫仍然执行着蒋介石的命令，率部从会议地点新津出发，守备川北重镇阆中。用黄剑夫事后的话说，&这种仗怎么打？十六军的番号还在，可是肚腹已被挖空，一个军还不到一个师的人马&。无奈之下，黄剑夫在阆中城墙上挂出白旗，宣布缴械投诚。 就个人命运而言，黄剑夫还是走运的。他随后被送至重庆歌乐山下的解放军军政大学，学习半年后，被分配到南京军事学院担任地形教授会教官。邱行湘获赦回到南京，已是1959年年底，可是1959年年初，黄剑夫就转业回到原籍四川江津，在县政协担任副主席。 与黄剑夫失之交臂，邱行湘似乎并不懊悔：来日方长，有的是见面机会，殊途同归，也算是情感的默契。他唯一的担心，就是妹夫原本分至成都，就业于四川省政协，可是黄剑夫执意解甲归田，叶落归根，回到那个长江边上的小县城。地方不分大小，英雄不问出处，这个道理邱行湘懂得，然而他更懂得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且不论妹夫在国民党军队的历史，单依凭妹夫的工资比县委书记还要高出一倍的现实，黄剑夫就极有可能成为众矢之的。更为可悲的是，妹夫对于潜在的危险竟全然不知，反而对生活的未来充满憧憬与追求。60年代初，当一个叫作邢燕子的女孩放弃城市生活申请下乡务农的事迹被广为宣传后，黄剑夫也动员自己刚刚高中毕业的女儿上山下乡，去了一个条件异常艰苦的地方。当然，黄剑夫不会生活在真空里，一个全新的词汇&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刚刚问世，黄剑夫就对女儿说：&你要扎根农村一辈子，争当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带头人。&黄剑夫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写的，在给邱行湘的回信中称：&大作《洛阳战役蒋军就歼纪实》能刊发《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七辑之头条，不仅是行湘兄的自豪，也是行珍妹和我的光荣，欢忭莫名，可喜可贺&&&
[责任编辑：周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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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越来越富，人民为何普遍返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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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越来越富了，这是相对而言的，一般来说，这句话是自我相对于过去的比较，那的确是富裕了。至于人民的购买力是否真正提高了，那结论可能就大相径庭了。对物价飞涨的预期，才能刺激消费，如果物价真的飞涨了，直接削弱的消费力，哪还有能力消费呢？这也是我国内需不足的原因之一吧。
人民没有普遍贫穷，而是贫富差距大，
贫富差距太多，并且还在拉大，普通百姓很难直接享受国家富裕的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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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会通过消息、邮箱等方式尽快将举报结果通知您。1949年后，日军战犯为什么比国军战犯释放得更早？
腾讯新闻客户端自媒体短史记
[摘要]“今天的日本处在一个和从前完全不同的地位上，不再是侵略别人的国家，而是反过来受别人压迫的国家，这种处境是值得曾有过相似境遇的中国人同情的。”为改善对日关系，周恩来力促尽早释放日军战犯建国初期中共偏重于解决国内问题，对日军战犯没有太在意建国初期大陆收押的日军战犯共有1109名，其中969名是1950年7月苏联移交给中国的，主要是原日军关东军的军官、宪兵，伪满洲国的官员、警察等，被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其余的是140名是“在解放战争中捕的，被阎、蒋用来参加打内战的”，被关押在太原战犯管理所。当时，由于中共忙于稳固国内政权，顾不上处理这些日军战犯，甚至不愿意从苏联接收这批战犯。1949年底毛泽东访苏期间，苏联外长维辛斯基曾特意向毛提出：“鉴于中国中央人民政府已经成立，建议中方应及早考虑将仍在苏联境内拘留的一批在中国作恶多端的日本战俘和中国伪满战俘接收过去。”对此毛泽东明确表示：“这批战犯中国需要接过来，并加以审判。但因目前中国人民的主要仇恨集中在内战罪犯方面，而审讯内战罪犯的时间最快要到1951年。如果先期审讯日满战犯，不审讯内战罪犯，则有不足之处。因此，对应移交的日满战犯，可否请苏联暂代拘押，到今年下半年再行移交。”苏联政府表示同意。可见，建国初期大陆政权更偏重于解决国民党的问题，对这些日军战犯并没有多在意，觉得接收处理日军战犯的时机尚不成熟。即便到了1950年7月中共从苏联接收日军战犯后，也并没有采取什么进一步的措施，周恩来对此解释说：“日本还不承认新中国，和台湾单独订立了和约，中日两国还处于战争状态，因此过早地处理这些战犯，在内容上、形式上都不妥当，必须经过一个时期。”但当时的外交困局使周恩来想借处理日军战犯问题的机会与日本改善关系然而，由于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联合西方国家对中国进行封锁，如何能够尽快打破外交困局，争取与周边国家改善关系，成为主持外交事务的周恩来最关心的问题之一。其中改善中日关系以及争取日本在中美之间“中立”是中国外交策略的重要部分，当时中日民间交往已颇有起色，但是如何能使中日关系上升到官方层次呢？周恩来想到了在押的日军战犯，他想通过这对这些日军战犯的处理促成两国关系的改善。而且在周看来，当时日本的处境不是很好：“自1951年美国对日和约和美日安全条约签订后，处于美国半占领状态下的日本，也尝到外族侵略的痛苦。今天的日本处在一个和从前完全不同的地位上，不再是侵略别人的国家，而是反过来受别人压迫的国家，这种处境是值得曾有过相似境遇的中国人同情的。”而日本政府的态度也有所改变：“自1954年12月，自民党的鸿山一郎组成新内阁后对改善中日关系、发展日中贸易表现较为热心，并愿意重新制定对华政策，也是值得中国给予重视和肯定的。”这就让周恩来看到了两国发展关系的希望。正是根据这种判断，处理日军战犯的问题被提上了日程。为了能够显示中国政府的诚意，在对日军战犯进行罪行调查的过程中，1954年周恩来明确表态说，对日军战犯实行“宽大处理”的原则，1955年周恩来再次表示：“时间已经过去十年了，应该有个结束了，现在要快一点来处理。”然而处理日军战犯遇到的两个难题使中国政府很是头疼日军战犯的问题真正处理起来却不那么容易，其中两个难题最让中国政府头疼：第一个问题是对这些日军战犯进行起诉的证据不足。由于中国政府的调查不足，因此存在很多问题，比如对于绝大多数在押的日军战犯，“既缺乏具体材料，也没有什么旁证，能确定的仅是他们的官职。目前又不能根据这一官职一律判处六七年以上徒刑”；而即便是有证据的日军战犯，证据也“主要靠自供与互相检举的材料，但证据不全，搜集的材料不够有力，如果他们翻供时就办法不多了”。这种状况成为审判这些日军战犯的最大障碍。第二个问题是苏联顾问要求把这些日军战犯在苏羁押的5年算在刑期之内。据侦查处理日军战犯领导小组日的《请示报告》中指出：苏联顾问强烈主张“在苏联已扣押5年上下了，对这5年羁押时间应该算在刑期内”，一旦起诉，最低限也不得不判处“10年以上”（从1945年8月起算）的徒刑。然而，由于大多数都处于“缺乏具体的资料”、“没有有力的旁证”的状况，连判刑的最基本依据都没有，更别说判十年了。但如果不判刑，不仅这些日军战犯在苏联被羁押的五年不合法，在中国被关押的这五年也没法说清楚。如何才能解决这两个难题呢？当时的外交部顾问，曾参加东京审判的法学专家梅汝璈给出了明确的解决办法：1、“不可说成是由于法律技术上或司法程序上的原因（如‘罪嫌轻微’或‘证据不足’），不予起诉”，必须贯彻“有罪但是免除起诉”的观点；2、“我们应该堂堂正正地宣布我们是基于政治和人道主义的考虑决定把这些人‘免予法办’予以释放并遣返”。这样既可以判定这些战犯“有罪”，又可以巧妙的回避上述两个难题。根据此建议，11月21日的《请示报告》认为中国政府应当采取“根据罪行证据办事，实事求是，能判的判，不能判的免予起诉”的方针。中国决定对绝大多数日军战犯“免予起诉，即行释放”，此举引起民众强烈不满根据“宽大处理”原则，以及调查日军战犯罪证时所遇到的实际问题，日，中共中央明确决定：“日军战犯的处理，不判处一个死刑，也不判一个无期徒刑，判有期徒刑的也要极少数。起诉书要把基本罪行搞清楚，罪行确凿后才能起诉，对犯一般罪行的不起诉。”对于这种处理方式，周恩来解释说：这批日军战犯“关押已经十年了，经过了十年上下的看押，对他们多数人的罪行来说，这些年也等于徒刑的期限，也就是说可以抵偿他的罪行了。若再判十年或者十二年，那就是重刑了，这就和我们宽大处理的政策不合了。我们确定对绝大多数人还是以实行宽大，分批释放，不判刑为好……对大多数在押战犯，我们打算分成三批释放，这样影响会很大。”据此，参加审判的公检法人员最终确定只对这1000多名日军战犯中的45人进行起诉，对其余人皆“免予起诉，即行释放”。中国政府的这一宽大措施引起了国内民众和干部们的强烈不满，据当时抚顺战犯管理所职员金源回忆说：“谭政文副检察长和孙明齐所长给基层最前线的东北工作团及战犯管理所的职员传达党中央决定的时候，不仅一般干部，领导干部也爆发不满，强烈要求党中央变更政策。谭政文带着基层的不满拜访周恩来，周恩来表示：‘下级接受不了，主要是因为你们这些上级还没接受。再过20年，你们就会明白这项决定是正确的。’谭政文返回抚顺，在干部会议上传达周恩来指示，但许多干部仍然不接受这个指示。”最终不得不动用“党中央的决定必须无条件执行”的组织纪律才压制住这种不满情绪。中国政府提早释放了所有日军战犯，想“让他们在日本做工作”日至7月20日，特别军事法庭分别在沈阳、太原两地开庭4次，分别对这45人判以8到20年有期徒刑，刑期自1945年战败被擒关押之时起算。同时，最高人民检察院先后分三批对其他1017名日军战犯（关押期间因病死亡47名）宣布宽大处理，不予起诉，立即释放回国。其中被判最高刑罚的有期徒刑20年的伪“满洲国”国务院总务厅长官武部六藏因为重病，判决后即被假释，与第二批被免诉释放战犯一起归国了。此外，正在服刑的战犯44人，除了1人死亡之外全都于1964年3月归国，其中29人是在刑期期满前被释放的。中共中央之所以如此急于释放这些日军战犯，是因为此举“有助于我们争取日本、孤立美帝国主义的斗争。”周恩来对此解释说：“放回去这批人，可以让他们做日本军人的工作（来中国参观），日本军人参观回去，对在日本做工作很有用处。……他们当中有一部分人说了好话，对我们来说就是收获。日本社会党对中国的政策，证明我们的工作发生了影响。他们主张承认新中国，恢复邦交，互不侵犯。他们承认台湾是中国的领土，主张由中国作为内政问题来解决，主张新中国在联合国应代替蒋介石，他们希望和平解决台湾问题，这些政策和我们是相同的。”从后来的结果看，这些被免于起诉和提前释放的日本战犯归国后的确“做了日本的工作”。首先，日，他们成立了“中国归还者联络会”，简称“中归联”，并在日本各道、府、县设立支部。以此为平台，他们结合自身的经历，编写并出版了《三光———日本人在中国战争犯罪记录》《侵略———从军士兵的证言》等揭露日本侵华罪行的书籍。其次，他们还通过召开会议、举办讲演、座谈、展览等多种形式，对日本右翼势力歪曲、否定日本侵华历史的行为进行抵制。再者，60年代他们还举行了反对日美军事同盟的群众示威活动，80年代他们反对日本政府篡改历史教科书和参拜靖国神社，等等。还有，70年代初中日建交之后，他们还不断促进中日民间交流。可以说，中国政府的努力还是有些成效的。国民党战犯释放较晚乃对台统战需要和文革冲击所致与释放日军战犯的考量不同，对国军战犯的处置主要看国内的政治斗争情况以及大陆的对台政策变化。周恩来：杜聿明等内战罪犯，当作政治资本加以利用为好建国伊始，作为国共内战的延续，中共对具有国民党背景的军政人员始终是持镇压态度的，不仅国共内战时俘获的国军人员羁押不放，还在历次运动中大量逮捕了不少国民党人员。由于被俘或被捕的国民党人员极为复杂，为确定战犯身份，1955年公安部提出了一个战犯标准：在解放战争期间，犯有严重战争罪行的国民党军队的将、校级军官，国民党政府省主席和厅（局）长级官员，国民党、三青团中央委员，国民党省（市）党部书记长和委员，以及特务系统的处、站长以上人员，可列为战犯。经审定，国民党战犯总数为926名，其中军队系统736名（中将72名，少将388名，校级军官276名），政府系统46名，党务系统27名，特务系统117名。他们分别集中关押在秦城监狱以及辽宁抚顺、山东济南、陕西西安、四川重庆和内蒙古6个战犯管理所。与其他国民党人员不同的是，对于“战犯”级别的国民党人员，中共始终给予“优待”，并且一直没有对这批人进行处置。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批人有特殊的利用价值，按照周恩来的解释是：“对于康泽、杜聿明、王耀武等内战罪犯，把他们当作政治资本加以利用为好……有助于我们孤立、动摇、瓦解国内外敌人，首先会有助于孤立瓦解蒋介石集团和解放台湾的斗争；会有助于安定社会上同统一战线内部对我们还抱有疑惧的分子—主要是右翼分子和有过政治劣迹的民主人士，使人民民主统一战线获得进一步的巩固和扩大。”50年代中期开始大陆想“争取和平解放台湾”，国军战犯更是成为对台统战有力工具随着两岸形势的发展，从50年代中期开始，大陆提出了“争取和平解放台湾”的设想，这就使得对台统战至关重要，而这批与台湾有千丝万缕联系的国民党战犯恰恰是最有力的统战工具，诚如周恩来所言：“这些战犯是与台湾有关系的，我们现在正在努力争取和平解放台湾，这种可能性一天一天增长，不杀他们也许还会起些影响。这样一考虑，对我们是有利的。对这些在战场上犯罪的、与我们打到底的、这样大的战犯都没有杀，如果台湾当局能够和平起义，把台湾归还祖国，情形就更不同了，更可以得到人民的赦免了。这样一比，我们等一等是有利的，当然现在不忙判，情况可以看一看发展。所以，不管你从哪一方面考虑，现在宽一些，都会更有利于我们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和祖国的完全统一。” 周恩来在后来接见被释放的国军战犯时也曾说：“你们当中与台湾有联系的人，可做点工作，慢慢做，不着急，个人写信靠得住些。”为配合对台统战，中共中央决定“分批释放”国民党战犯那么究竟该如何处理这批战犯呢？日政协会议专门讨论和研究如何处理在押的国内战犯问题时，周恩来提出：“有的朋友主张来一个马上全部释放。事情很简便，但那样工作不完满，收效也不广。一下子轰动一时，过去后就没有下文可做了。我们要影响台湾，还是一步一步地来做好。所以，照罗瑞卿部长提出的办法，先放少数的试一试，看看效果。在押的国内战犯总数是九百二十六人，你如果都送去台湾，台湾是不会接受的，很可能有一部分人还要被蒋介石杀掉。……因此，我们对国内战犯的处理要分步骤进行，要研究让他们怎样去影响台湾。第一步，先集中组织他们到各地去参观，允许亲友访问他们。……第二步，把他们的思想展开，然后跟他们讨论讨论如何对台湾做工作。……对国内战犯，要他们一部分一部分地起作用。因为这跟和平解放台湾是配合的，他们去的过早了作用也不大。”最终，中共决定对国民党战犯实行“一个不杀，集中管教，分批释放”的处理办法。那么什么时候释放这批战犯合适呢？毛泽东在日的一次会议上表示，目前马上释放，时机尚不成熟，理由是：“放早了，老百姓不那么清楚，我们也不好向老百姓说明，还要过几年，老百姓的生活更加过得好了，我们再来放。”“不讲清这个道理，一下子把他们放掉了，人家就不了解，也没这个必要。”到了日，毛泽东致信刘少奇建议在国庆十年纪念时“赦免一批确实改恶从善的战犯”。为什么这个时候做这件事呢？9月15日，毛泽东在各党派负责人会议上解释说：现在“人民群众站起来了，有神气了，不怕他们了”。遵照毛的建议，9月17日，刘少奇颁布了特赦令，决定首批特赦释放国民党战犯30名。日，公安部又向毛泽东提交了50名特赦和减刑战犯名单，并在报告中提出“掌握这样分批特赦的一种比例是适当的，既有利于目前的斗争，也适应今后每年都放一点的需要”。毛泽东阅后批示：“此件送少奇、富春同志阅看，在书记处通过照办”。就这样从1960年到1966年，基本上每年都要特赦一批国民党战犯。文革爆发后，特赦释放国民党战犯的政策中断，战犯的处境也日趋恶化然而随着“文革”的爆发，毛泽东说：“这场革命是与国民党斗争的继续。”因此，不仅特赦停止了，甚至连建国后17年公安部门的工作（包括战犯改造工作）也给完全否定了。抚顺战犯管理所所长金源挨斗百次以上，原来的经验被批为“投降路线”，“施仁政”。1968年春抚顺、济南、西安战犯管理所被军管。1969年管理所的干部集中下放到农场劳动。国民党战犯的日子更不好过，新来的管理人员怕犯错误，对战犯“要狠点，态度要硬点，说话声要高点，离得要远点”。战犯每天还要接待外调，外调人员硬要战犯按照他们的口径写材料，否则动辄就实施“车轮战”、“疲劳战”，甚至打骂、侮辱。各管理所对有重病者不进行急救治疗，只说不让这些人过早死掉，以便挤出“活材料”，有的医生也不敢也不愿给战犯们看病。上述状况加剧了在押国民党战犯的不断死亡，1966年6月至1975年12月，有103名在押战犯病亡。根据周恩来1971年给谢富治和陈锡联的指示称：“抚顺战犯管理所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由于公安部工作不下达指示，也不派人下去检查，因之许多战犯病了不治者每年增长。66年1人、67年5人、68年8人、69年9人、70年10人、71年仅两个月死了3人。证明工作水平日益下降。……应体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政策，给这些战犯以仁特赦的出路，否则人家会说：大战犯特赦了，小战犯关到死，国外战犯特赦了，本国战犯关起来。这是不合毛主席给出路的政策的。而且年深日久，早已无材料可挤，重点应是改造劳动，给以生活出路。”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根本没人敢再提什么“特赦”，生怕被扣上“反动”的帽子。直到1974年，毛泽东才拍板“全部释放”国民党战犯文革中不断恶化的处境直到1974年底才出现了转机。日，毛泽东对周恩来说：“还有一批战犯，放下武器已关押二十多年了，还关着干什么。把他们释放了，可以来去自由。”周恩来返京后立即交代华国锋安排公安部在“各地清理监狱，清理在押原国民党军政人员”。不久，公安部提交了《关于第七批特赦问题的报告》，提出有13名战犯应该继续关押，不能特赦。日，毛泽东对此报告指示说：“锦州、大虎山、沈阳、长春还有战犯，为什么没有放？放战犯的时候要开欢送会，请他们吃顿饭，多吃点鱼肉，每人发100元零用钱，每人都是有公民权，不要强迫改造。都放了算了（指报告中继续关押的13名战犯）。强迫他们改造也不好，土改的时候，我们杀恶霸地主，不杀，老百姓怕。这些人（指战犯）你杀他干什么，所以一个不杀。气魄太小了。15元太少（指报告中安置在农村的已释战犯生活费用每月15元至20元），有些人有能力，可以做工作，年老多病的要给治病，跟我们的干部一样治，他们放下武器25年啦！”最终，剩下的318名国民党战犯被全部释放，其中还有25人单独提出按起义投诚人员对待。至此，在押的国民党战犯全部处理完毕。结论纵观建国后释放日军战犯和国民党战犯的全过程，很明显处理战犯首先须服从内政、外交、统战需要。尽早释放日军战犯是出于改善中日关系之目的，而分批释放国民党战犯则是服从对台统战的需要。至于其具体战争罪行，其实并不关键。参考资料周恩来《要认真处理好国内外战犯问题》，日；纪敏《周恩来与改造日军战犯》；李正军《抚顺战犯管理所对日军战犯的改造》；叔弓《1956，中国审判日军战犯实录》；叶晓欣、草世木《太原战犯管理所改造日军战犯纪实》；李鉴晔《抚顺战犯管理所对日军战犯的改造》；大泽武司《新中国建国初周恩来与对日军战犯的政策》；孟向荣《新中国处理战犯政策与》；张鹏葛、向宇《新中国特赦国内战犯纪实》；廖心文《特赦国内战犯的决策始末》；李海文《1975年特赦国民党战犯：毛泽东嫌公安部气魄太小》；王存福《特赦国民党战犯始末》，等。本文来自腾讯新闻客户端自媒体，不代表腾讯新闻的观点和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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