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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乾隆三十年（1765年），35岁的洪大容随朝鲜使节团出使清帝国，到达北京后，照例在正月初一盛装去朝拜皇帝。朝拜之后，走出午门，有很多好奇的人围上来。这时，“有两官人亦具披肩品帽戴数珠，观良久不去”，洪大容觉得很诧异，便上前询问：“老爷熟看我们何意？”两人笑容可掬地回答：“看贵国人物与衣冠。”洪大容追问道：“我们衣冠比老爷如何？”两人都笑而不答。
据洪大容事后记载，这两个人是翰林检讨官，一个叫吴湘，一个叫彭冠。此二人围观的朝鲜衣物，其实就是被清朝灭掉的明朝衣冠。到北京的时候，这些朝鲜使节团成了清帝国首都的一道异样风景，不止这两个翰林检讨，另一个李姓太常寺少卿也曾经来问：“贵处衣服是遵何代之制？”而另一个叫周应文的读书人更好奇地问：“贵处衣冠可是箕子遗制否？”显然，清帝国的文化人对于这种本来属于汉族的衣冠已经不太熟悉了，对它们充满了好奇。
其实稍早的时候，经历过明清之际那一场天崩地裂的老人是记得这种旧朝衣冠的，这就是旧朝大明的衣冠。对于曾经沧海桑田的人来说，被迫改易服色，可能是一个痛苦的过程。那时还是顺治六年（1649年），也就是明朝刚刚灭亡五六年的时候，尽管南明朝廷还在南方挣扎，朝鲜还在东边坚持沿用崇祯年号，可汉人却已经不得不改易发服，以至若干年后朝鲜使者来朝，国人却已然忘却了自己民族的服装与发式，足见当年剃发令影响之深远。
底蕴深厚的三千烦恼丝
历史上最早关于头发的记载来自商汤。《书传》记载，汤伐桀之后，大旱七年，史卜曰：“当以人为祷。”汤便把自己的头发、指甲作祭品，也算是为万人请命，于是天降甘霖，方数千里。在这里，汤其实用头发替代了自身。华夏民族在远古时期就认为，头发可以代表人的整体，汤以牺牲自我而求雨，体现了很高的境界。
商代男子发式以梳辫发为主。从形象资料来看，这个时期的男子辫发样式较多，有总发至顶，编成一个辫子，垂至脑后的；有左右两侧梳辫，辫梢卷曲，下垂至肩的；有将发编成辫子盘绕于顶的，等等。
提到商的发式，又不得不提笄。笄是我国在新石器时代就有的发饰，如骨笄、蚌笄、玉笄、铜笄等，用来固定发髻。周代男女都用笄，笄的用途除固定发髻外，也用来固定冠帽。古时的帽大可以盖住头部，但冠小只能盖住发髻，所以戴冠必须用双笄从左右两侧插进发髻加以固定。固定冠帽的笄称为“衡笄”，周代设“追师”一官进行管理。衡笄插进冠帽固定于发髻之后，还要从左右两笄端用丝带拉到颌下拴住。从周代起，女子年满十五岁便算成人，许嫁，谓之及笄。如果没有许嫁，到二十岁时也要举行笄礼，由一个妇人给及龄女子梳一个发髻，插上一支笄，礼后再取下。
随着中华文明的演进，头发被赋予了更多特殊的含义。《孝经》的一句话最为人所熟知：“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华夏儿女除了出生时剃一次胎毛外，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几乎终生不再剪发。不剪发，但需勤洗发，而且“五日一沐”，故有周公“握发吐哺”的精彩篇章。周公摄政时，既日理万机，又礼贤下士，洗头居然要“一沐三握发”，频频被来访的客人打断。
头发如此显眼，便成了古时人们互相辨认的重要标志。春秋时期，楚平王悬赏捉拿伍子胥，并画了人像，挂在各地城门口。伍子胥白天躲藏，夜晚赶路，来到吴楚两国交界的昭关。因为官吏盘查得紧，伍子胥一连几宿睡不着觉，愁白了头发，竟使守关役卒辨认不出，侥幸逃脱，典型的坏事变了好事。
头发的妙用在一代奸雄曹操那儿更是得到了充分发挥。曹操讨伐张绣，正值麦熟季节，乃颁布军令：“大小将校凡过麦田，但有践踏者，并皆斩首。”岂料他自己的坐骑却踩坏一大片麦田。戏剧性的一幕上演了，曹操闹着自杀，被劝阻后，来了一个“割发权代首”。这在当时可不算“作秀”，而是相当严肃的自我惩罚。如上述所言，头发“受之父母”，“全而生之，当全而归之”，所以中国古代曾有“髡刑”，强行剃去人的头发，这是对人精神和人格的一种蹂躏。
头发不仅被政治家所用，也为读书人所用。汉朝儒学大师孙敬小时候读书非常用功，经常通宵熬夜，为防止瞌睡虫来袭，就干脆将头发用绳子系在屋梁上。这便是《汉书》所记“头悬梁”的故事。而读书人一旦注意上头发，便激发出无限诗情——面对安史之乱，忧国忧民的诗圣杜甫才四十多岁，就头发稀疏，甚至连簪子都插不上，“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就是他的写实。苏东坡虽然仕途不顺，日子却一直过得比较洒脱，但贬官黄州、游历赤壁之际，瞻思周公瑾当年雄姿英发、建功立业，也不禁感慨自己“早生华发”。同样抑郁的李白，更将头发的写意发挥到极致——“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要知道太白笔下的庐山瀑布不过“三千尺”，长达三千丈的白发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男人如此，女人则更甚。深宫妃子，青丝争宠有传统；为人母者，为儿卖发得孝心。在头发的传奇中，巾帼自古不让须眉。卫子夫就是凭一头秀发，像磁石般地吸引了汉武帝。《太平御览》有述：卫皇后“与武帝侍衣得幸。头解，上见其发鬓，悦之，因立为后”。又如中华第一美人杨贵妃，野史称，杨玉环出生时，居然没有一根头发，而且到了现在读小学的年纪，还有些光秃，后来饮水“独头泉”，才长出乌黑油亮的头发。对此大家不必太当真，但《资治通鉴》记载的事可千万得信。有一回，杨贵妃与唐玄宗闹别扭，被赶回了娘家，最后还是唐玄宗心软了，将御馔分了一半送去，把玉环小姐感动得直哭。于是，杨贵妃当场剪下一缕头发，交给宦官说：“妾罪当死，陛下幸不杀而归之。今当永离掖庭，金玉珍玩，皆陛下所赐，不足为献，惟发者父母所与，敢以荐诚。”唐玄宗一看见杨玉环的青丝，怨气顷刻烟消云散，连忙让高力士将之接回宫，从此“宠待益深”。
重视头发的女人，慈禧太后也算一个。这对太监们来说可是件苦差事，因为梳断了慈禧的头发，说不定就梳掉了自己的脑袋。功夫不负有心人，善于揣摩慈禧心理的李莲英倒有一套办法，他边给太后梳头，边讲笑话。慈禧的注意力被分散了，即使掉了几根头发，李莲英也能悄悄装入袖筒，弄得神鬼不知。就凭这手绝活，小李子脱颖而出，飞黄腾达了。
女**美乃是天性，因而随着文明的发展，历朝历代女性发式的变化也愈来愈多。秦代妇女的发型，根据《中华古今注》记载，“秦始皇下诏令皇后梳凌云髻，三妃梳望仙九鬟髻，九嫔梳参鸶髻”。其他古书中还记载有神仙髻、迎春髻、垂云髻等。到了汉朝，妇女的发型也以梳髻最为普遍。髻的式样很多，综合各古书的记载，当时有迎春髻、垂云髻、堕马髻、盘桓髻、百合髻、分髯髻、同心髻、三角髻、反绾髻等，名称相当多，其中受西域影响不少。直至东汉，妇女的发髻出现向上发展的趋势。例如，当时就有“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广眉，四方且半额”的歌谣。这种崇尚高髻的风气，一直延续到南北朝及唐朝。梳高髻必须拥有又多又长的浓密头发，若头发不够多，便必须使用假发。汉代的各种发髻式样中，最突出的要算是梁冀妻子孙寿所梳的“堕马髻”了。这是一种侧在一边、稍带倾斜的发髻，好像人刚从马上摔下来的姿态，所以取名为堕马髻。此发型一直流传下来，甚至到清代还有这种发髻，只是流传至不同的时代，式样会稍有不同。
根据古代史志、杂记的记载，魏时的发髻式样相当多，其中尤以“灵蛇髻”最为特别，因为这种发髻的变化很多，而且是可以随时随地地改变发式。西晋时的发式，除了汉代“堕马髻”的遗式外，还有梳髻后作同心带垂于两肩，再以珠翠装饰的“流苏髻”，以及梳髻后以缯（丝织物）在髻根处紧紧扎住再做环的“颉子髻”。
到了东晋，妇女头发的装饰似乎更朝向盛大方面发展。当时，妇女喜欢用假发来作装饰，而且这种假髻大多很高，有时无法竖立起来，便会向下靠在两鬓及眉旁，也就是古籍中所说的“缓鬓倾髻”，当时妇女便是以这种宽厚的鬓发和高大发髻的妆饰来代表盛妆。但这种假髻因为用发多而且很重，无法久戴，必须先放在木上或笼上支撑着。
南北朝时，妇女的发髻式样也大多向高大方面发展。此外，由于南北朝时信仰佛教的人很多，当时还流行把头发梳成各种螺型的发髻，称为“螺髻”。相比之下，唐朝妇女的发型和发式则显得非常的丰富，既有承袭前朝的，也有刻意创新的。在初唐时，妇女的发式变化还比较少，但是在外形上已经不如隋代那般平整，已有向上耸的趋势了，以后，发髻越来越高，发型也推陈出新。
唐初贵族妇女喜欢将头发向上梳成高耸的发髻，比较典型的发式是“半翻髻”，是将头发梳成刀形，直直的竖在头顶上。在当时流行的式样中，还有一种比较主要的发髻，髻式也是向上高举，叫作“回鹘髻”，这种发型在皇室及贵族间曾广为流行。到开元、天宝时期，发式特征是“密鬓拥面”，蓬松的大髻加步摇钗及满头插小梳子（当时于发髻上插小梳子有多到八把以上的）。一些贵族妇女并流行戴起假发义髻，使头发更显得蓬松，并且在发髻上插花装饰，宋初流行的花冠便是延续唐末、五代用花朵装饰头发的妆饰而来。唐人尤其重视牡丹花，将牡丹花插在头发上，显得妩媚与富丽。唐代妇女的发髻基本上崇尚高髻，而且注重华美的饰物，可谓琳琅满目，美不胜收。
宋时的妇女发式多承前代遗风，不过也有其独特的风格。大致可分为高髻和低髻两种，高髻多为贵妇所梳，一般平民妇女多梳低髻。“朝天髻”是当时典型的发髻之一，其实也是一种沿袭前代的高髻，需要假发的辅助，以达到朝高大发展的效果。
与宋同时的北方辽金地区，妇女的发髻式样变得非常简单，一般多梳为高髻、双髻或螺髻，也有少数为披发式样。在辽赵德钧墓壁画中可看到妇女“三尖巧额”的额发式样，这是当时北方地区流行的一种额饰。辽代妇女颇善于运用巾子来做发饰，在内蒙古哲里木盟奈林稿出土的辽侍女壁画中，就可看到梳各种发髻的侍女，以彩色丝带系扎发髻作为装饰。根据《大金国志》的记载，金代的妇女和男子一般都留辫发，只不过男子是辫发垂肩，女子则辫发盘髻，稍有不同。
不久及元，高髻又流行了起来，曾有诗句“云绾盘龙一把丝”，其中的“盘龙”就是一种高髻，也称为“云盘髻”。“椎髻”不但是平民妇女常梳的式样，就连贵族也常梳这种发髻。此外，双髻丫、双垂髻、双垂辫等多为少女或侍女所梳的发式。
明朝妇女的发髻式样基本上保留了宋元时期的式样，但在发髻的高度上收敛了不少。同时，明朝妇女还模仿汉朝“堕马髻”的发式，不过不尽相同。明朝堕马髻是后垂状，梳时将头发全往后梳，挽成一个大髻在脑后，当时梳这种发式是属于较华丽的妆饰。
到了清朝，起初妇女的发式既有满式，也有汉式。而后相互交流影响，逐渐彼此互融。普通满族妇女多梳“大拉翅”，这是一种横长形的髻式，是满族妇女最常梳盘的发型。旗头的髻式是将长长的头发由前向后梳，再分成两股向上盘绕在一根“扁方”上，形成横长如一字形的发髻，因此称为“一字头”、“两把头”或“把儿头”，又因为是在发髻中插以架子般的支撑物，所以也称为“架子头”。
随着高髻的过时，取而代之的是平髻、长髻。到了清末，梳辫逐渐流行，最初大多是少女才梳辫，后来慢慢一般妇女也都梳辫。在额前蓄留短发也是这个时期妇女发式的一大特色，称为“前刘海儿”，本来是属于女孩的打扮，后来也不限于女孩，而成为一种流行的趋势，甚至有覆盖了半个额头的刘海儿。到了宣统年间，更有将额发与鬓发相合，垂于额两旁鬓发处，直如燕子的两尾分叉，时人称之为“美人鬓”。
头发既然这么要紧，自然就有人造假。最早的记载见于《周礼》。传说鲁哀公在城墙上见到一个发美如云的女子，就派人剪了她的秀发，给王后吕姜做假发。可以想见，假发在汉代以前主要由王公贵族享用，像长沙马王堆汉墓的女主人辛追就戴着假发入葬，但到了南朝就开始在民间盛行。时兴戴假发，就有人卖头发。《晋书·陶侃母湛氏传》记载：陶侃年轻时家境贫寒，范逵有一回到他家投宿。为了买点酒菜招待客人，陶母湛氏悄悄剪掉自己的长发卖给邻人。范逵得知原委后叹曰：“非此母不生此子！”陶侃日后终成大器，想必是常常感念慈母卖发而励志的结果。
从这些真真假假、曲曲折折的故事里可见，对于汉人而言，头发的意义可远不止“三千烦恼丝”那么简单。
剃，还是不剃？这是一个艰难的选择
“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大词人辛弃疾名作《南乡子》中这寥寥数语，正是江山易主、社稷更替的最好写照，其兴衰变换恰如长江之水，一浪又接一浪。
　　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李自成攻破北京城，思宗朱由检自缢煤山。四月，山海关总兵吴三桂引清兵入关，打败李自成，五月入北京。同月，福王朱由崧在南京即帝位，年号弘光。次年二月，清军南下，四月，淮河防线失守，督师史可法不屈遇害。五月，南京城破，弘光帝殉国，江南尽为清军所有。自此，大明国祚已无力回天。
夷狄入主，文化上的同化自然早就提上了日程。后金天命七年（1622年），努尔哈赤进入广宁，传令“老年人可以不剃，年轻人必须剃”。满族男子剃发留辫，实源于北方女真族的风俗习惯。在战争中，辫发渐成征服外民族的一种标志。投降或归附满族者要剃去四周头发，扎成辫子。
此时，辫发还未完全成为一种政治符号，至多是满族对于投降或归附者发式服饰同一的要求。此后，皇太极继位，采取了某些缓和满汉民族矛盾的措施，但是却要求被征服地区的汉人剃发。清军每到一处，便要当地人不分老少一律剃发。随着对明战争的日益扩大，剃发的范围也逐渐扩展，剃发逐渐演变成一种固定的制度。
在满族贵族看来，只要汉人肯剃发，就会弃明忠清。而明官和汉人则把不剃发作为保持民族大义的表现。许多被迫剃了发的汉人在从辽西逃至关内的途中，被明军妄杀。因为有没有剃发，成为区别满汉的首要身体依据。随着满族与明朝之间战争的加剧，“剃发”也开始逐渐上升到有关民族、文化层面的问题。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剃发”最终成为有清一代著名的政治与文化符号的历程却是相当复杂的。
清顺治元年（1644年），随着清军入关，剃发制度也从关外推行到关内。多尔衮强令官民剃发的举措引起汉人的普遍不满，甚至因此改变对清军的态度。“入关之初，严禁杀掠，故中原人士无不悦服，及有剃头之举，民皆愤怒，或见我人泣而言曰，我以何罪独为此剃头乎？”发之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不久，在吴三桂等降清汉臣的建议下，鉴于强行“剃发”所引起汉人的抵制情绪，多尔衮下令罢除剃发，以收买人心。此举收到奇效，极大地减少了清军南下的阻力。明朝大臣史可法在复多尔衮的书信中也说：“且罢剃发之令，示不忘本朝。”清在剃发问题上的暂时妥协，缓解乃至削减了满汉双方的矛盾与冲突。
然而，剃发令行而复罢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同时也造成了新的矛盾。这种新的矛盾表现在：先期归顺者已经剃发，后来投降者则不用剃发，于是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某些混乱。清军南下时，又实行了“剃武不剃文，剃兵不剃民”的政策，进一步加剧了“一半剃一半不剃”的局面。于是在归降的汉官中引起了争端：没剃发者主张一体从汉，以保留捍卫礼仪之邦的尊严，对剃发所象征的“蛮夷”有某种排斥心理，尤其是对于那些先期归降的“剃发者”怀有一种鄙夷的心态。而已剃发者则要求一统从满，以表明自己忠于清主；同时，也可以释缓后归降者保留发式的心理压力。
不仅如此，普通百姓也因剃发与否成为了王朝之间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在常熟，剃发者与未剃发者杂处，“清兵见未剃发者便杀，取头去做海贼首级请功，名曰‘捉剃头’，海上兵（明兵）见已剃发者便杀，拿去做鞑子首级请功，号曰‘看光颈’。途中相遇，必大家回头看颈之光与不光也”。社会上弥漫着恐慌心理：“福山数十里遗民，不剃发则惧清兵，剃发又惧明兵，尽惴惴焉不聊生矣。”此时的辫发已无关乎民族风俗，其所代表的降清还是附明的政治含义被进一步凸现出来，由此拉开有清一代“辫发”与政治纠缠史的序幕。
顺治二年（1645年），清军进入南京，多尔衮遂改变剃发与否“听其自便”的政策，命礼部向全国发布“剃发令”。在剃发令的罢而复行中，部分降清汉官起了很大作用。清军南下旨在夺取明朝江山，使被统治者从满俗、废汉俗，以免触发人们的故国情思。辫发既然是满汉习俗在身体外观上最显著的差异，又具有这么丰富的政治内涵，所以多尔衮接受了这些汉官的意见，重新实行强制剃发的政策。至此，辫发完全成为了一种政治符号，多尔衮视剃发为征服汉人的重要手段以及汉人是否接受满族统治的突出身体标志。为此，清军不惜采用血腥镇压的手段。各地官府派兵士监督剃头匠挑着担子上街巡游，强迫束发者立即剃头梳辫。稍有反抗，当场杀害。有的还被割下首级，悬在剃头担子上示众。这样一来，汉人由反对满族的象征——辫发，进而反抗满族统治。所谓“江阴十日”、“嘉定三屠”等等，都是由此而引发的惊天地泣鬼神的历史事件。无奈强令难违，男人从此不得不“五天一打辫，十天一剃头”。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因“剃发”而发生的流血屠戮的悲惨事件，不仅在当时的明清战争中影响巨大，更成为满汉民族冲突的痛苦的文化记忆，贯穿于有清一代。
宁愿留忠发，不肯剃奸头
江阴为江南常州府辖下之县。值明清动荡之际，士绅商议后决定降清，明朝知县林之骥解印去职。这本来无可厚非，普通百姓管不了龙椅上坐的是哪家哪姓的天子，还是要照缴皇粮国税，只要日子过得去就行。千百年来莫不如此。
清知县方亨上任后，循例颁布剃发令。江阴士民大哗，汉人心目中须发受于父母，衣冠源自先祖，岂可轻易动得！仅是亡国倒也罢了，只不过是换一批官吏收粮使役，但改人发式衣冠，这可就是变种！
于是，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六月二十八日，乡耆十多人入县衙议请留发。双方僵持不下，民意坚决，方亨失态破口大骂引起众怒，众人回斥道：“汝身为中国进士，头戴纱帽，身穿圆领，来做鞑靼知县，不知道羞耻吗？”方亨无言以对，只好暂停所议。
闰六月初一日清晨，方亨以上香为由，召集地方诸生及乡绅、百姓百余人会于文庙。众人问：“江阴既已归顺，应该没有什么事了吧？”方亨道：“只剩下剃发了。刚才所差四兵，便为押人剃发之故。”众人问：“发可以不剃吗？”方亨道：“这是大清律法，不可违背。”说罢回衙。众人聚集不去，在明伦堂共同立誓道：“头可断，发不可剃！”
正在这时，常州府发来严令剃发的文书，其中便有那句令人目眦尽裂的“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方亨命书吏将府文抄做布告，书吏写到这句话时，血脉贲张，掷笔于地，大叫：“就死也罢！”消息很快传遍全城，立刻群情鼎沸。方亨见士民不从，密报常州府请派兵“多杀树威”，密信被义民搜获，更如烈火浇油。江阴义民即于初二日擒住方亨，斩杀清差，推典史陈明遇为首，以“大明中兴”为旗号，正式反清。
江阴百姓抗清的消息传开以后，清常州知府宗灏派兵丁300人赶来镇压，闰六月初五日被江阴义民歼灭于秦望山下。其后江阴军民在陈明遇的带领下又多次打退小股清军的进攻。同时严查城中奸细，宣布有能检举、抓获奸细的人，赏银50两。处决了私通清朝的原县令方亨以及众多出卖情报、有投敌企图的奸细，有效地遏制了江阴内部的崩溃。
闰六月二十一日，清贝勒、大将博洛命降将刘良佐统重兵包围江阴城，二十四日，刘良佐作招降书一纸，从东城外射进。江阴军民公议后，回书拒绝。刘良佐见劝降无效，便四处捕杀城外义兵，企图断绝城内军民外援。七月初一日，开始攻城。城中严密防御，清兵箭如雨注，城上的人一手拿锅盖遮蔽，一手接箭，每天能得到箭三四百支（一作三四十万支）。
江阴形势日益严峻，陈明遇虽忠肝义胆，却自感缺乏军事组织才能，于是想起了智勇双全的前典吏阎应元，想推荐赋闲在家的他代替自己领导守城，但因遭到守备顾元泌坚决反对，而不了了之。七月五日的守城战斗中，顾元泌登城射敌，放出的箭每每射不到敌人就坠落在地，众人有所怀疑。其后，他又命令马矮子偷窃火药从城上投给敌人，众人便把顾元泌捉住，同往他住所搜查，果然找到一道清兵文书。于是处死了顾元泌及同犯40人，从而断绝了清兵的内应。陈明遇原想请阎应元主持担负守城重任，如今顾元泌被诛，他旧事重提，众人一致赞同。陈明遇专门委派16人连夜出城，到阎应元住所请他出山，应元道：“你们能从我则可。不然，不为你们主持。”众人道：“敢不唯命是听？”
九日，阎应元带领江阴城祝塘少年600人，执械入城，途经七里庙时，在墙壁上题诗，表达了自己誓死抗争的决心。入城后，阎应元立即把全城的户口分别丁壮老幼详加调查，挑选年轻力壮的男子组成民兵，会合乡兵20余万人分班上城，每个城垛10名，按时换班。由武举人王公略守东门，汪把总守南门，陈明遇守西门，应元自任守北门。他和陈明遇兼负昼夜巡查四门的责任。对城中过往行人严加盘诘，肃清内奸。为了解决军械粮饷供应，阎应元同绅民商议后，委任擅长理财人士负责把城内公私所藏物资分类征集，统一分配使用。在阎应元的领导下，很快就做到了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各方面的工作做得井井有条。
十一日，清兵攻打阎应元镇守的北门，城上矢石如雨注，清兵不敢接近。主帅刘良佐大怒，命令上将九员先架云梯上城，城上以长枪刺之，上将五死四伤，有的身中三箭，有的被劈去头颅，有的坠下摔成齑粉，有的被火箭烧死。主帅更怒，传令十营内选猛将几员，步军三万，扎云梯十张，来日分十处上城，如有退者立斩。次日，清兵仍攻北门，城外放炮呐喊，三万军造浮桥十条，一齐渡过外城河，分十处登云梯上城。阎应元指挥城上用砖石掷下，以长枪拒敌；一时间乱石纷飞，炮火连绵，双方死亡不计其数。某满人大将自恃勇猛，穿着三层甲，腰悬两把刀，背背两把刀，手执双把刀，亲登云梯，跨上城垛，执刀乱砍。城上守军用棺木抵挡，以枪刺其身，竟不能入。有人喊道：“刺他的脸。”于是众人纷纷刺其面，一汤姓童子，持铁钩镰，用力钩断其喉管，竹匠姚迩割下他的头，满将身子坠落城下。清兵齐来抢尸，城上梆鼓齐鸣，砖石小箭如雨点，清兵又伤亡千余人。
刘良佐见状，命令军士索那满将的头，阎应元不允。刘良佐愿意用银赎买，命人将银当面装入银鞘吊入城。又命军士于城下哀号：“还我将军的头！”阎应元让人以蒲包裹一黄狗头，掷还之，将满将的头悬在城上。刘良佐亲自带人在城下苦苦哀求，方把头扔下。清兵拿了头回去，与身缝合，挂孝三日。
阎应元击退了北城的攻击，但知道不日清兵必有更大规模的攻击。于是积极铸造守城工具，招青阳弩王黄鸣岗等千余人，入城造小弩千张、小箭数万支，分派给守城军士。又用季从孝所合火药敷在箭头上射人，见血立死。弩长尺余，箭长五寸，百步之外，皆可命中目标。又从狱中放出陈瑞之子，令他制造火砖、木铳。火砖广三四寸许，着人即烧；木铳类银鞘，长三尺五寸、广二三寸，木制，中间藏有火药，敌人到来时，投下，机关暴发木壳崩裂，铁菱角飞出，触人即死。阎应元还亲自制造挝弩，用一块铁，边上造几个钩子，后面拴着棉绳，抛出勾住敌人，近前斩之。又模仿旧制，制造火球、火箭之类，无不精巧绝妙。所以清兵虽多，每每望城兴叹，战栗无人色。即使是满洲兵将也闻之胆丧，每次攻城下来都要为幸免不死而大肆庆祝。
清兵攻城不利，又起劝降之念。刘良佐亲作《劝民歌》，希望江阴投降，阎应元不从。于是清兵在城下搭建牛皮帐篷，做好长期作战的准备。十五日，清兵攻东北城，刘良佐命西南放炮，东北掘城，皆用山爬攻城，城内以火球、火箭抵抗。清兵不敌欲退，刘良佐严令方止。阎应元继续命城内投下砖石，清兵不及闪避，数百人死于城下。刘良佐惭愧、惶恐。于是搭设三层牛皮帐，守而不攻。帐内有九梁八柱，矢石投在上面，都被反弹起来，不能进入。阎应元下令用人粪，掺上桐油，煎滚浇下，牛皮烫穿，浇在清兵身上，肉烂而死。没被烧着的清兵惊惶散去，城内用挝弩射向逃散的清兵，钩中者，即入城中袅首。清兵手足无措，纷纷逃散。敌营以为守城者杀下，命令发射木铳以御，反伤自己的马步卒无数。无奈之下，刘良佐命令移营至邓墓。
在坚守的同时，江阴向四方请求援助，黄蜚、吴之葵领兵至太湖，与清贝勒博洛大军相遇，二人兵败被俘后，投降清朝。海寇顾三麻子因敬慕阎应元的为人，率舟师来援，苦战三日后失败，扬帆远去。此外，义阳王来援，败于砂山；秀才金矿会集精勇四百余人来援，被刘良佐以铁骑三千截在周庄左右，全军俱没。外兵屡败，江阴沦为孤城。即便如此，刘良佐心有余悸，不敢再攻城，只用火炮攻击北城，彻夜不息，城垛在炮火的轰击下塌陷数丈。阎应元命石匠砌墙，石匠畏惧不前，阎应元言辞恳切，动之以情，石匠深受感动，于是冒死登城修葺城垛，使之牢固如初。
十四日，阎应元利用清军劝降之机，派出百余名壮士，以奉送“降礼”为名，暗携火器进入清军营帐，炸死清军官兵2000余人。十七日夜，阎应元挑选勇士千人出南门劫营，或执板斧，或执短刀，或用扁担，突入敌营，伤千余人。及他营来救，应元兵已返回城中。此役之后，刘良佐再次后撤，扎营在十方庵。
　　十八日，刘良佐令十方庵的僧侣向城跪泣，陈说利害，劝江阴军民早降。城中皆愿以死报国，要他速去。当晚，僧人又来劝降，再次被众人遣走。十九日，刘良佐策马来到城下，劝阎应元道：“弘光已北，江南皆下。若足下转祸为福，爵位岂在良佐下，何自苦如此？”阎应元从容道：“江阴士民，三百年来食毛践土，深戴国恩，不忍望风降附。应元是大明典史，深知大义所在，绝不服事二君。将军位为侯伯，掌握重兵，进不能恢复中原，退不能保障江左，有何面目见我江东忠义士民乎？”刘良佐惭愧不已，又以清廷召谕相示，劝江阴士民接受招安。阎应元怒道：“有降将军，无降典史。”一声梆响，火箭齐发，刘良佐连跨三四马逸去，叹息道：“江阴人没救了！”
清朝亲王多铎闻知江阴久攻不下，极为震怒。他先派恭顺王孔有德“率所部兵协攻”，接着又派贝勒博洛和贝勒尼堪带领满洲兵携红衣大炮前往攻城。贝勒博洛平定松江后，统率所部20万大军来到江阴城下。他认为刘良佐曾任明朝伯爵，手握重兵，却连一个江阴县城也攻不下来，无能至极，于是打了他一顿板子。他登山而望，巡视江阴城防后，对手下讲：“此城舟形也，南首北尾，若攻南北，必不破。惟攻其中，则破矣。”他命人绑缚降将黄蜚、吴之葵到城下，命令他们作书劝降，黄蜚道：“我在城中没有相识，写了劝降书又有何用？”吴之葵则涕泪交横，仰头悲楚地劝阎应元投降。阎应元叱道：“大臣被缚，当速就死，何必喋喋不休！”吴之葵再拜泣下，黄蜚则默默无语。
博洛见阎应元义不可动，发起总攻，分兵先阻断各镇救兵，又以竹笼盛火炮，鼓吹前迎，炮手披红挂彩，限三日破城。二十日至二十七日，清兵轮番攻城不息，阎应元指挥防御，浴血奋战，终保江阴城池不失。
八月初，江阴民兵昼夜守御，甚感疲惫。开始有人出城投降。清兵在城外四处杀掠，民不聊生，为江阴百姓不齿。那些剃发投降的人，被城上看见，必然痛骂，即使是至亲也像仇敌一般。阎应元见城防吃紧，遍取民间乱发，投城下诱敌。清兵惊喜，报告刘良佐。刘良佐道：“还不能相信，去观察一下守城的人剃发了吗？”清兵查看后，方知是诈降。
博洛久攻不下，心中焦急，于是重新劝降。称只要拔去大明中兴的旗号，四门悬挂大清旗号四面，则只杀首事者数人，其余一概不论，即使不剃发，也会撤兵。阎应元看出博洛的缓兵之计，便说：“只斩我一人？我没有罪，凭什么杀我！”博洛又称只要在四城竖起大清旗四面，也会立刻退兵。阎应元情知有诈，仍不应。前吴军门督军王海防至江上，宰牛杀羊与诸将起誓，称江阴归顺后绝对不许杀掠。他自恃在江阴素有恩信，请缨来劝降，但临城招抚，却无人应和。此后摄政王多尔衮晓谕招安，博洛命人用箭射入城中，言明已亡，何苦死守？阎应元命人在书后补上：“愿受炮打，宁死不降！”射还给清兵。清廷多次劝降，三城已经开始有人犹豫，但因阎应元镇守的北门誓死固守，众意遂绝。
被困既久，江阴城内伤亡惨重，战斗力日减，城中石灰断缺，不能乘夜修城。饭米越来越少，只能靠征集民间的米以备缺乏，阎应元下令两日领一次米，不得预先领取。中秋前后，百姓携壶提觞登上城楼，举杯痛饮，诸生许用模仿楚歌，作《五更转曲》，让善歌的人登高传唱，以笙笛箫鼓相和。当时天无纤翳，皓月当空，清露薄野，剑戟无声，黄弩、师鼓、胡琴于西城之敌楼，歌声悲壮，响彻云霄。清兵争着靠前倾听。或怒骂，或悲叹，甚有泣下者。歌中唱道：“宜兴人，一把枪。无锡人，团团一股香。靖江人，连忙跪在沙滩上。常州人，献了女儿又献娘。江阴人，打仗八十余日，宁死不投降。”还有许多歌曲，但意思大致如此。刘良佐针锋相对，命人作劝降词，让士卒相倚而歌，自己与幕僚在帐中饮酒，不一会儿，城上炮、箭齐发，遂散去。
二十一日，博洛令数百人把200余座大炮全部搬到花家坝，专打东北城。城上守军因敌炮猛烈，见清兵燃火，即躲到围墙后面。炮声过后，再登上城楼。清兵看到这种情况，故意放空炮，并让炮中只放狼烟，烟漫障天，咫尺莫辨。守城者只听炮声霹雳，认为清兵不能很快进入，而不知清兵已潜渡护城河，从烟雾中蜂拥而上，众人来不及防御而崩溃。江阴终于被攻陷了。当清兵上城时，一队民兵对城列阵。清兵怕有埋伏，僵持半日不敢进攻。到黄昏时，城中鼎沸，民兵阵脚散乱，清兵才敢下城。
城破之时，阎应元带着千人上马格斗，杀死清兵无数，欲从西门突围而不得。他环顾左右道：“为我谢百姓，吾报国事毕矣！”拔短刀刺中自己的胸口后，倒在前湖中。义民陆正先想把他从水中扯起，正赶上刘良佐遣兵来擒，刘良佐自称与阎应元有旧，要生擒他，于是清兵把他捞起绑住，没有杀他。刘良佐踞坐在明佛殿，见阎应元来了，跃起，两手拍阎应元背而哭。阎应元道：“有什么好哭的，事已至此，只有一死。速杀我！”博洛坐在县署，急索阎应元至堂上。阎应元挺立不屈，背向贝勒，骂不绝口。一卒以枪刺他的小腿，阎应元血流如注，不支倒地。博洛命人把他关到栖霞庵。当夜，寺中僧人不停听到“速杀我”的声音，天明时，终遇害。
二十二日，清兵开始屠城，百姓或力战到底，或坦然就义，都以先死为幸；妇女多忠义贞烈，投河而死；连幼齿孩童都毅然就义，无一人顺从。清军屠城两日后“出榜安民”，城内百姓仅剩“大小五十三人”而已。“有明之季，士林无羞恶之心。居高官、享重名者，以蒙面乞降为得意；而封疆大帅，无不反戈内向。独阎、陈二典史乃于一城见义。向使守京口如是，则江南不至拱手献人矣。”此言甚当，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在江南各地望风披靡之时，微末下吏阎应元凭借江阴百姓的支持，面对强敌，临危不惧，坚持了近三个月，击杀清兵数万人，重挫了清兵锐气，钳制了清兵主力南下，推动了各地的抗清斗争。在城破以后，仍拼死巷战，“竟无一人降者”。
江阴，与扬州、嘉定这些重镇比，不过是一座小小的要塞，全城仅9万多人。被百姓们推举为守城统帅的阎应元既无一品大学士史可法的10万大军，又无三品通政使侯峒曾的显赫地位，但他居然应全城百姓重托，于24万清兵的大炮、强弩之下，担当起了9万平民百姓的指挥官。写下“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的著名诗人和史学家赵翼是一个何等苛刻、狂妄的人，但他在面对阎应元的画像时却也不得不肃然起敬。在81天的血战中，阎应元与全城百姓同仇敌忾，击毙清军75000余人，其中有3位王爷、18位大将。阎典史几乎使用了三十六计中的所有计谋，诈降、设伏、火攻、草人借箭、装神弄鬼、声东击西、夜袭敌营、城头楚歌，等等。
有人统计，江阴小城，城内被屠者97000余人，城外被杀者75000余众，江阴遗民仅53人躲在寺观塔上保全了性命。阎应元临终前一日，在江阴城楼上留有一首绝命联，说的就是“宁愿留忠发，不肯剃奸头，穿戴汉服死，不做旗装奴”的夙愿：
八十日带发效忠，表太祖十七朝人物。
十万人同心死义，留大明三百里江山。
想揭竿？还是从头发说起
有清一代，剃发和蓄发始终是一个尖锐的政治问题。为挑战清王朝剃发令，很多民众起义都发布了蓄全发令。蓄全发几乎成为这些起义军的突出标志。然而，每当民众起义失败后，接受清王朝统治的人们又无一不恢复辫发。这其中，蓄发的身体特征实际上表达的是一种政治反抗，也是对文化记忆的一种追认，以“复衣冠”的形式来表明对于汉文化的认同。
“起义”与“蓄发”结合的历次反抗，发展到近代时期以太平天国为顶峰。太平天国农民起义曾颁布“蓄发令”，明令恢复古代男子束发不留辫的习俗，不再剃头，从而掀起了以头发为外在表现的又一场政治斗争。作为身体的一部分，本身并无阶级性、政治性的辫发，继续被太平天国赋予阶级性、民族性等多重含义，成为农民起义军反抗统治者的口号和目标。以杨秀清和萧朝贵的名义发布的《奉天讨胡檄布四方谕》中就写道：“夫中国有中国之形象，今满洲悉令削发，拖一长尾于后，是使中国人变为禽兽也。”
太平军每攻占一地，发布的第一道公告往往就是“蓄发令”。对拒绝蓄发者，太平军予以严惩。太平军不断宣布“有再剃者杀无赦”、“凡剪发剃胡刮面……斩首不留”。这种做法难免会遭到民众的反感和不满，民众再一次因辫发问题而夹杂在不同的政治势力之间。蓄发令和剃发令都是针对发式而颁布的政令，取向和最后的结果并不相同，但推广手段和实施过程却十分相似；在社会各阶层中产生的影响也颇为相近，既有逢迎者，又有反抗者。
对于反对蓄发者来说，随着清王朝统治的延续，辫发已由“夷风”变成了“正统”。民间以“长毛”、“发逆”来称呼太平军将士，本身就包含了对蓄发的非正统认定。这是伴随着辫发所体现的风俗传统、儒家理念与清政治统治三者的确立而产生的。美国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曾说：“我们对风俗习惯方面哪怕是极其细微的变化感到恐惧和害怕，这实在是没有必要的，这些变化一旦成为传统，就会拥有其他时代的旧模式所具有的同样丰富的内容、同样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这里的“风俗习惯”一词不单指社会习俗，而是包括生活方式、文化观念、政治意识等多重涵义在内的一个总体概念。辫发已在潜移默化中成为了国家和人民中的一部分，对它提出挑战就像清初挑战束发一样，是对传统理念和固有政治的一种冲击，必然会遇到阻力。加之民众比较崇尚权威，畏惧天命，讲究传统，推崇经验等，不愿改变。而太平军某些下层兵士的扰民欺民举动也使人们产生恐惧和抵触心理，因此人们对于禁剃发并不是全力奉行。辫子在一些人的心目中已经成为日常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束发倒是显得有些与“传统”格格不入。
　　支持蓄发的人们对辫发的认知也并非整齐划一，包括太平军将士在内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性。曾国藩在率领湘军镇压太平军时，往往发现所谓“满发老贼”特别勇悍善战，因为这些人大多是参加太平军时间较长的老战士，头发已经长得很长，甚至有“长发尺许”的。而前面头发不长的是新兵，战斗力自然要差得多。资历长短，一望头发便知。《金陵被难记》中载：“广西真长发并不多，大约皆两湖新裹之众”，所以守城时“每令妇女披发假装男子，上城击鼓鸣锣，呐喊巡视”，以此来壮大声势。可见由于政治对抗，辫发与蓄发被人为地对立起来，不仅成为了政治的风向标，而且还代表了个人的身份与资历。
另外还有一些人为逢迎太平军而蓄发，甚至还模仿其衣冠。据《自怡日记》记载，太平军在常熟“开市颇盛，牌署天朝，掌柜者俱土人，亦辫红履朱，诩诩自得”。《花溪日记》甚至说，海宁通元镇“镇人尽小帽无结，发系红绳”。这些人看起来似乎是对太平军有归降之意，至少是并不把太平军看作“反贼”，当然也不排除有些人是出于从众心理才这样做的，但大部分人主动改变发式，则与其内心的政治倾向变化相关。另外，有些人还对蓄发持保留甚至摇摆的态度，看到太平军来了就蓄发；太平军刚离开，以为“长毛既遁，官兵且至”，便“争先剃发”。凡此种种，使蓄发与辫发的较量也呈现出复杂多样的局面。这正是当时政治斗争和社会心理复杂多样的具体体现。
对于违抗蓄发令的人们，太平军处以残酷刑罚，明显地暴露出辫发中所蕴涵的政治含义。这种做法，在百姓看来是暴政。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使太平天国失去了不少民心。对于主动蓄发者，太平军往往怀柔、安抚有加，无论其蓄发的最初动机如何，一律视为顺民。由发式来简单而绝对地判定其政治倾向，实在有失公允。但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这种辫发的泛政治化倾向也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可以说，辫子作为一种政治符号而被特殊化，正是政治斗争激烈的表现。
然而，有一种人却可以游离于辫发的政治斗争之外，那就是往来于太平天国统治区与清王朝统治区的商人。他们向太平军交费，领一张剃头准许证，就可以光明正大地剃发了。“剃头凭”是太平天国为保护和鼓励商业发展而实行的一项政策。它不是一种权宜之计或偶然发生的个别现象，而是在太平天国地方政权的正式文告中公开宣布的一项重要规定。如海宁的太平军驻军长官就“谕百姓剃头过江贸易，每给剃头凭，须费仅廿六文，剃者甚众”。如此可见，太平天国强令蓄发主要是出于政治的目的，是以蓄发取代辫发来挑战清朝政权的一种政治手段。
这场与发式密切相关的战争最后以太平天国的败亡而告终。辫发所代表的清正统地位的再次强化，使得蓄发人又开始了剃发。太平天国时期的农民起义战争，将清初以来辫发乃是代表着政治态度、民族情感的身体标志进一步强化，也随之影响了之后革命的历史进程。
晚清时节，尤其是辛亥之后，革命党人照方抓药，也采取了剪辫子的方式来激发民众的反清意识。武昌起义一经发动，顺理成章地引发了一场剪辫风潮，但这次远非清朝入关时强迫留辫那样血腥。
日，凡是参加武昌起义的所有将士和民众都剪掉了辫子。湖北军政府和各地宣布反清的新政府还将新军士兵和学堂学生组成宣讲团，到大街小巷宣讲。一些城门口和重要的街道口，都有士兵或执勤人员把守，没有剪辫者不得通行。并且配有剪辫队，深入千家万户义务剪辫。新政府甚至规定，机关工作人员不剪辫，收工作证；军人不剪，不发军饷；学生不剪，不许进学堂。上海一位名叫徐志棠的富商自掏腰包：凡是自愿剪去辫子的，奉送大肉面一碗。
沪上报纸在日刊登了沪军都督陈其美的《都督府告谕》：“结发为辫，乃胡虏之殊俗，固地球五大洲所无之怪状，亦历史数千年来未有之先例……今幸天福中国，汉土重光，凡有血气者，莫不争先恐后，剪去发辫，除去数寸之胡尾，还我大好之头颅。”见大清大势已去，一些清朝的官僚政客也开始借剪辫跟上形势。袁世凯在日清帝宣布退位的那天晚上才剪掉了辫子，也由此一举成为了“革命同志”。
画家王军余留下的一段记录，真实地反映了剪辫风潮中的市井百态：
1911年的最后一天，也就是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的前一天，王军余当时在南京，参与接管造币厂，听说临时政府要下令强迫剪发，以肃清余孽。他乘坐造币厂的黄包车，想沿途看看热闹。一出厂门就有警察拉住他的车夫，要剪去辫子，车夫当即跪在地上，恳求他代为说情保留。王军余反而对警察说：“不管他，剪了再说。”
一路上，只见剪辫队络绎不绝，街道上、火车中、江岸边，遇有垂辫者，无不立刻将之剪去。其间有不愿割爱的，多是跪地求免。被剪掉辫子的人表现各不相同，有手提断发垂泪而归的，有摩顶长叹的，有大笑的。王军余觉得煞是好看，大快人心。等他从下关返回时，一路上望去，街上已尽是光头。
毕竟留了几百年的辫发，一些人有一种难以名状的留恋之情，反对剪辫。有成立“保辫会”、“复古会”相对抗的；有将辫子盘在头上蒙上头巾，假装已剪辫的；有被剪掉辫子后跳河寻死的；还有人剪了辫子不舍得扔掉，偷偷捡回来收好，说等下葬的时候一块搁进去保存一个全尸。
虽然剪辫子只是一种形式，一个人不可能一夜之间就从旧我变成新我，更不能说剪了辫子革命就成功了。但这毕竟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中国人以全新的面貌出现，由此开始一种新的生活方式。
剪不去的心中的辫子
与太平军和革命党人不同，近代军阀冯玉祥对待辫子的态度和太平军相比可谓截然相反。
冯玉祥（年），安徽巢县人，原名基善，字焕章。北洋军阀陆建章的内侄女婿，此人在38年的民国历史上可是一个响当当的人物。早年在清军里面混，后来又起义加入国民革命军，而且还是老蒋的拜把子老大哥，势力最大的时候居然成了独霸西北数省的土皇帝。他曾与阎锡山和桂军联合讨蒋，但抵挡不住老蒋炮弹加银弹的狂轰滥炸，手下纷纷背叛，他成了孤家寡人。日寇侵华后，他随国民政府逃到陪都重庆。好在老蒋看在曾经磕头拜把子大盟兄的份上，仍然给了他一个“国民政府副委员长”的头衔。
冯玉祥早年征兵时便显出了一份老练的狡猾——利用一条辫子，就识破了什么人是可利用的奴才。当时清朝灭亡群龙无首天下大乱，冯借此机会大肆扩充队伍招兵买马，壮大自己的实力。清朝刚灭亡时，普天之下绝大部分人还生活在大清王朝的梦里，200多年的留发辫的历史早已深入普通老百姓的心，和女人的臭裹脚布一样被并列为保守派眼里的“国粹”，和祖宗牌位一样重要。冯玉祥既然是革命军，那么他的军队是不能留辫子的。为了给新兵剃辫子，他亲自提枪督阵，强行让新招的兵剃辫子。于是乎，那些视辫子如生命的新兵一旦被割去了“宝贵”的辫子，便如丧考妣号啕大哭，甚至哭得昏厥过去。
可是不久，有一次招兵，冯玉祥居然宣布凡是剃了辫子的一概不要，这便让人大跌眼镜了，为什么呢？这里面大有玄机。主动剃辫子的一般都是有思想的新潮人物，不便于被管理和统治。老冯深知，只有那些奴颜卑膝到骨子里的奴才，才能成为帮助他实现暴力扩张的干将和得力助手——奴才们的典型特征是没有思想，没有孤胆，谁给骨头就为谁卖命。老冯正是看中了这一点，征招来了一大批为之卖命的奴才。
冯玉祥用辫子来挑选出那些辫子已经长进骨头，长在心窝里的愚民。而民国初年却还有一人，虽然智慧，却在风云变幻之际固执到底，至死也留着头上的辫子，他就是国学大师、北京大学的教授辜鸿铭，他是坚定的保皇派，是顽固不化的前清遗老。辜鸿铭脑后那根长长的辫子一直拖至1928年死的时候还留着，人称清朝最后一根辫子。
辜鸿铭（年），生在南洋（祖辈由福建迁居南洋马来半岛），学在西洋（留学英、德），婚在东洋（辜的侧室是日本人吉田贞子），仕在北洋（任张之洞幕僚20年）。知识渊博，学贯中西，精通英、法、德、拉丁、希腊、马来西亚等9种语言，获得13个博士学位，能把英语报纸倒读如流。他又精研儒学，是第一个向西方译介《论语》、《中庸》、《大学》等中国经典文化的人。他在东交民巷使馆区内六国饭店用英语演讲《春秋大义》要售票，开演讲售票的先河，而且票价比梅博士演《天女散花》还要贵（梅兰芳票价1.2元，他的票价2元），听众几乎清一色是各国使馆外交人员，可见外国人对他的器重。
20世纪初，当中国知识分子中的精英大力宣讲西方文明的时候，辜鸿铭却用西方人的语言倡扬古老的东方文明。作为东方文化的捍卫者，他用中国“温柔敦厚”的思想去晓谕教化那些“四夷之邦”，以理想主义的热情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才是拯救世界的灵丹妙药。他的学说在欧洲尤其在德国产生巨大影响，他那部《春秋大义》（即有名的《中国人的精神》）德文版出版时，在正在进行“一战”的德国引起巨大轰动。他平生喜骂西方人，反以此见重于西方人，是因为他骂得鞭辟入里，骂在要穴和命门上，使西方人不得不叹服，甘愿受他的骂，还崇拜他到了痴迷的地步。“到中国可以不看紫禁城，不可不看辜鸿铭”，成为当时旅华西人的口头禅。
辜鸿铭主张皇权，但举国为慈禧太后生日祝寿时，他在寿堂当众口读“贺诗”：“天子万年，百姓花钱；万寿无疆，百姓遭殃。”他力主恢复帝制，但袁世凯称帝他却竭力反对，骂“筹安会”为“臭安会”，近世人物中，辜鸿铭最看不起袁世凯，他骂袁世凯寡廉鲜耻，连盗跖贼徒都不如，直骂得袁世凯体无完肤，一无是处。袁世凯死时，全国举哀三天，他倒特意请来一个戏班，在家开堂会热闹三天。
辜鸿铭反对新文化，却又坚决支持新文化主将蔡元培，当蔡元培两次被迫离开北大，他两次辞职以表示抗议。辜鸿铭曾在课堂上对学生讲过：“中国只有两个好人，一个是蔡元培先生，一个是我。因为蔡先生点了翰林之后不肯做官就去革命，到现在还是革命。我呢？自从跟张文襄（张之洞）做了前清的官员以后，到现在还是保皇。”可见他对蔡元培颇为尊重。1919年6月初，北大教授在红楼开会，主题是挽留蔡元培校长，大家都无异议，问题只是具体怎么办，是拍电报呢，还是派代表南下？大家都讲了一番话，辜鸿铭也登上讲台，赞成挽留校长，他的理由很特别——“校长是我们学校的皇帝，非得挽留不可”，这么一说就显得滑稽了。好在大家的立场和意见一致，才没人选择这个时候跟他抬杠。
正是这样一个特立独行的人，在新文化运动的发祥地北京大学教书时，拖着长辫走进课堂。青年学生哄堂大笑，他平静地说：“我头上的辫子是有形的，你们心中的辫子却是无形的。”顿时，狂傲的大学生一片静默。
　　战争，总是伴随着血腥的杀戮。自古至今，到底有多少人死于战乱，人类已经无法作出精确的统计。但至少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战争同灾荒、瘟疫一样，都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最为悲惨的、人口减员最为明显的灾祸之一。“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战争中杀人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战场上人数的零消耗是根本不可能达到的。
刀枪无眼，战场往往惨烈异常，“伤人一万，自损八千”，马革裹尸是常有的事。所以豪放者“不破楼兰终不还”，慷慨者“纵死犹闻侠骨香”，报国者“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悲凉者“金河戍客肠应断，更在秋风百尺台”。战场上杀人，杀的都是对方，但也有杀自己人的。有一种残酷的战术，叫作“同归于尽”。比方说，为了对付金兵的拐子马，岳飞专门训练了一种步兵，专门拿刀砍敌人的马腿，但这样就将己方的士兵置于更危险的境地：或者被敌方杀死，或者被马蹄践死。另外，战场上有一种不成文的规矩，即将军如果战败的话就应该自杀。春秋时的楚国就是这条不成文规矩的忠实信守者。有名的城濮之战，楚国战败，将军子玉便自杀了。不过这些毕竟是其中的小数目。从数目的角度来讲，战争所造成的双方将士的死伤人数远远少于战争所造成的平民的死伤人数。战争造成平民死伤的原因有很多，其中最为主要的一种就是人们所熟知的屠城。
四十万军队血染长平
两千多年前的一个春天，赵国45万军队在长平全军覆没——他们仅有数万人死于秦军战阵，更多的人是在投降后被砍头、活埋、枪挑、弓箭射杀……至今，这里依旧被视为中国最大的“万人坑”。
这是一个从历史深处走来的血腥故事：战国时期，秦、赵两国都具有统一列国的实力。秦国在关中地区经过商鞅变法后，已日益强盛；而赵国经过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改制之后，军力也盛极一时。两国开战的原因也很简单：公元前261年，秦国大举攻韩，在攻克野王（今河南沁阳）后，秦军将韩国拦腰截为两段。孤悬于外的韩国上党郡（今山西长治、晋城地区）军民，在上党太守冯亭的带领下投靠赵国，赵国欣然将上党郡并入自己的版图。这一举动无异于虎口夺食，引起秦国的极大不满，秦赵矛盾全面激化。秦王乘机出兵攻赵，赵军在大将廉颇的率领下，在长平一线扼险而守，摆开阵势，期待与秦军决战。
当时的长平古战场，就是现在的山西高平市。从军事地理角度来看，此地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长平的地理位置使其成为上党郡乃至赵都邯郸的战略屏障，无论秦国从河东道进攻，还是从南路的太行道进攻，长平都是其军队的必经之路。只要长平不失，秦国就不能接近赵都邯郸。
从长平的地形来看，当地东、西、北三面环山，境内山峦绵亘，丹河从境内纵贯而过，又有五大支流呈网状遍布全境。其地理环境在战争中极具价值——不仅守军在山地作战中有险可凭，在西、北方面又有高平关（今高平、沁水界）、长平关（今高平、长子界）、故关（今高平、长治界）等诸多要塞可以防守。当年廉颇进驻长平，确是一位谙熟军事的战略家的精准选择。
山西多山，古来交通运输、军队行军容易受地形条件制约，廉颇充分利用了长平的地理优势，依次在这里构筑三道防线：即空仓岭防线、丹河防线和百里石长城防线。其中，空仓岭防线南北长达40公里，与高平古寨和秦城三者呈犄角之势，构成防卫集群；丹河防线东南长达亦40公里，并拥有高平关和韩王山两大制高点，登高而望，可使整个战场敌我态势了如指掌；而百里石长城防线西起丹朱岭，逶迤向东经南公山至羊头山，再经金泉山至陵川与壶关交界的马鞍壑，因沿山岭构筑有简易的石长城而得名，它担当起了邯郸安危的最后一道防线。
就这样，在公元前262年春夏间，长平之战打响。廉颇在空仓岭一线布防，秦军主将王龁率领秦军于沁河沿线突击。初战，秦军锐不可当，一举便攻破了空仓岭。赵军企图做出加固南北两翼以钳制深入之敌的努力，结果没有成功，空仓岭南北几十里防线数日后便完全陷落。
但秦军的进攻，并没有让廉颇失去信心，相反，廉颇在初战失利后，反而摸透了秦军的底细，他明白不可与其正面硬拼。于是，这位身经百战、老成持重的将领，没有再出击收复空仓岭，而是选择撤回丹河东岸，以河险为依托，固守第二道防线的有利地形，以不变应万变。
这场相持战后来被后人用一个叫作“旷日持久”的成语来形容，在《史记》中有“廉颇坚壁以待秦，秦数挑战，赵兵不出”的记载。双方这一僵持，竟然耗费了长达3年时间，实力强大而急于求战的秦军主将王龁一筹莫展，却始终不能跨越丹河一步。再加上秦军远道而来，补给维艰，又被冠以好战嗜杀之名，当地居民见了秦军就跑。赵军则以逸待劳，补给源源而来，更有上党吏民全力支持与合作，很快，优势倒向了赵军。
不过，秦王与他的谋士们终究棋高一着，最终，他们运用谋略打开了缺口，为后来的战略进攻创造了条件。他们先向各国制造秦、赵和解的假象，使赵国在外交上丧失了与各国“合纵”的机会，失去援兵的赵国陷入了被动孤立的局面。再者，他们采用了一次绝妙的离间计，挑拔赵王与廉颇的关系，四处散布流言：廉颇固守防御，是出于投降秦军的目的。秦军这样做的目的，是希望赵国撤掉廉颇，让赵括当将军。结果赵王果然中计，撤换下廉颇，并不顾谋臣蔺相如和赵括母亲的谏阻，任命赵括为赵军主帅。同时，秦国也调整了自己的军事部署，不仅从国内再增援军，还征调了被后人视为“战国时期最杰出军事将领”的武安君白起，封他为上将军，代替王龁统率全军。
在这样的情况下，秦军又开始重占上风，而赵军军心却在赵括率领下开始动摇了：赵括极其缺乏实战经验，上任后一反廉颇所为，更换了诸多将佐，改变军中制度，让赵军上下离心离德，斗志消沉。更让人不能理解的是，他甚至改变了廉颇的战略防御方针，下令西渡丹河，全线出击，企图一举而胜。
针对赵括的出击，白起领军队佯败撤退，吸引了固守丹东防线的数十万赵军或越过丹河，或云集丹河东岸待渡。这时，白起悄悄分遣两支骑兵，迂回包抄已经空虚了的赵军后路：这两支队伍一支从秦河（今端氏河）河谷迂回北上，断了赵军粮道和援兵；一支直插小东仓河河谷一线，将赵军一断为二。自此，出击的赵军失去了后方大粮山的军粮和辎重补给，留守的赵军则失去与主将赵括的联系，陷入一片混乱。
战局急速恶化中，各路赵军仓促构筑壁垒固守，等待援救。但赵国政治、外交无能，临近的楚、魏等诸侯国慑于强秦之威不敢驰援。而秦国方面，得到合围住赵军主力且有奇兵断绝粮道的消息后，秦昭襄王亲自从咸阳赶到临近前线的河内郡（今河南沁阳一带），给所有的郡民赐爵一级，命令郡内15岁以上男丁悉数出征，组成一支“新军”，他们经晋城、顺蒲河、绕陵川西，迂回到马鞍山、百里石长城，与断绝赵国粮道的秦军汇合，彻底切断了赵国援军的来路。
终于，赵军在被围46天，断粮一个月后，将士们开始宰杀战马，甚至杀死伤兵吃人肉，军心大乱。赵括连续组织了4支突围部队，轮番冲击秦军阵地，希望打开一条血路突围，但都未能奏效。绝望之中，赵括亲率赵军精锐部队强行突围，突围到今日的谷口村时，秦军强弩齐发，赵括身中十余箭，仍然指挥战士奋力向前，但最终，他还是死在了秦军的乱箭之下。
至今，在长平古战场中，还有一座名叫弃甲院的古代阁楼。相传赵括屡次突围不成，正是在此将重甲弃在村中，带领部队赤膊上阵。而在位于高平市区北4公里的寺庄镇，还有一座“箭头村”，在长平之战发生两千多年后，那些带着血腥味的秦军“箭头”，在这个村子里还时有出土。
主将身亡，剩下的赵军群龙无首，最后全部放下武器投降。秦军清点俘虏人数，发现竟有近40万人。而在这场战争中，秦军部队也伤亡过半，所以白起对人数众多的俘虏心有余悸——万一他们突然反叛怎么办？于是，他作出了一个让后世两千多年后依然为之震惊的决定：将俘虏全部杀死。
惨剧就这样发生了：秦军假意许诺降兵，说要将他们中身体强健的带回秦国，而年老体弱伤残幼小的会放归赵国。就这样，近40万赵国俘虏被分割成若干个小集团，分别被砍头、活埋、枪挑、弓箭射杀……长平地区一时尸横遍野、丹河的水也被血染成了红色，河水被尸体阻断，竟断流多日，可谓惨绝人寰。最后，赵军中只有240名15岁左右的娃娃兵被放归了赵国，其意是让这些人归赵后散布秦国之威。
关于这40万俘虏的尸体是怎样被处置的，历史上没有确切记载，但今天的事实却在不断地为人们真实地演示着当年那场残忍的屠杀。至今，每逢下雨，生活在长平地区的人们，经常会在古战场内发现被雨水冲出的人骨。而人们也多次在这片土地上发现“尸坑”，如1995年5月，高平永禄乡永禄村农民李珠海和他的儿子李有金在耕地时，在一尺的土下发现骨头，越挖越多，他儿子还发现了几十枚赵国刀币，便报告文物部门。经考古人员发掘，此坑约有赵国军队尸骨100余人，往西还有两三个比这更大的尸坑。
在目前已经发掘出的17个尸坑中，赵军战士的尸骨随意叠压，有的在头盖骨上还有中箭造成的三角型坑。当地人说，当时在发掘时，还发现有的尸骨的胯骨上还深深地嵌着铁头铜尾的箭头，有的胸腔内遗有箭头，有的四肢有明显刀砍痕迹，以及挂有铁钩——他们的尸体曾被用铁钩钧住后悬挂。专家推断，当年，秦军将战俘尸体抛入沟内后，只是填上一层薄土加以掩盖，可谓残忍至极。
迄今为止，经考证，在长平等地共发现450多个与长平之战相关的地名或村庄。如赵庄村，县志记载长平大战后此地一度成为废墟，赵括死后，当地老百姓将赵括尸体偷回，葬于村北的二仙岭上，为使子孙后代不忘赵国，遂将此地改名为赵庄。再如谷口村，相传是白起坑杀赵军最多的地方，这里曾挖掘发现了大量赵国士兵遗骸，因此，谷口村又名杀谷、哭谷、省冤谷。
这些遗址中，最为著名的无疑是骷髅山与骷髅王庙。史书记载，唐玄宗李隆基曾巡游至此，见白骨遍野，头颅成山，情形触目惊心，遂将此地命名为骷髅山，在山旁修建骷髅王庙，“择其骷骨中巨者，立像封骷髅大王”。现骷髅王庙为清代遗构，庙内塑有赵括夫妇像。明代诗人于达真曾在此赋诗一首，写出了唐玄宗的震惊，也写出了白居易、陈子昂、朱元璋等人巡游此地后的心声：
此地由来是战场，平沙漠漠野苍苍。
恒多风雨幽魂泣，如在英灵古庙荒。
赵将空余千载恨，秦兵何意再传亡？
居然词宇劳瞻拜，不信骷髅亦有王……
扬州十日与嘉定三屠
明朝末年，政治腐败，生民疾苦。闯王李自成揭竿而起，于1644年农历三月攻陷北京，明朝覆亡。谁知这时手握雄兵的守卫山海关的明朝将领吴三桂打开山海关，投降了清军，几十万八旗铁骑踏遍中原。清军入关，一遇抵抗，必“焚其庐舍”，“杀其人，取其物，令士卒各满所欲”，转战烧杀三十七载，使中国人口从明天启三年（1623年）的人减至顺治十七年（1660年）的人，净减三分之二。著名的“扬州十日”、“嘉定三屠”都是在城中之人几乎被杀绝之后才下令“封刀”，仅扬州一城，死者就多达80余万人。
日，清军兵临扬州城下。招御其守将“史阁部”史可法、翰林学士卫允文及四总兵官、二道员等，不从。5月20日，豫亲王多铎令拜尹图、图赖、阿山等攻克扬州城。就时间而言，这场攻城战从5月13日开始，到5月20日告终，无疑是短暂的。但对当时的人来说，这个过程却分外漫长。
一般说来，在战斗中大炮尽管并不绝对具有决定性，但却是非常重要的。这种武器曾使清军初期战斗取得很大成功，因此，当豫亲王多铎的先头部队驻扎在扬州北的斑竹园时，实际上是在等待后面的炮队。
史可法本人也非常知道这种现代化大炮的重要性。正是他在1643年建议，南京军械库的陈旧、笨拙的“神器”应该换成更为轻便的“三眼枪”（即三筒枪）。因而，在南京政权建立的头几个月里，史可法尽了极大的努力改装他的炮队。徐光启的学生陈于阶替他制造了一种新的葡萄牙重炮。陈于阶曾经在一个改变了他宗教信仰的天主教堂的铸坊学过这种技术。这样，在日开始的攻城战斗中，史可法由于沿石墙架在木制平台上的外国重炮而掌握了最初的主动权。一旦多铎的士兵进入这些重炮的射程之内，那么就有成百上千的人被杀死杀伤。
　　但是，多铎不慌不忙地指挥自己的炮队向城墙西北角射击，随后清兵一拥而上，通过大炮的火力网，一直冲到城墙根儿底下。在那里，史可法又掌握了瞬间的主动，因为他的弓箭手们可以直接射杀城下的那些进攻者。可是，多铎已经命令他的士兵不惜代价夺取西北角了。每当一名清兵倒在箭下，另一个便补了上来。很快，尸体越堆越高，一些清兵甚至不需要梯子就能爬上城墙。随着清兵越上越多，城墙防御工事沿线的守兵们开始恐慌起来，争着跳上木制炮台，以爬上最近的房顶逃跑。在很多地方，过重的炮台塌陷了，那些守城士兵不是被压死，就是在随后的肉搏战中被杀死。
接着，这种恐慌在城里也蔓延开来。不知是因为叛徒的鼓动还是因为一些谣言（有人说，守军以为满军是黄得功将军派来的一些增援部队），主要城门很快被城内的人们丢弃不管了。随着清军的涌入，南明的士兵丢弃了他们的头盔和长矛，狼狈不堪地逃向南门，企从那个方向逃走。另外一些人知道这座城市已经被全部包围了，干脆就不抱有任何希望。曾经以日记体的《扬州十日记》记载了当时发生的灾难的王秀楚还记得：“突有一骑自南而北，撤缰缓步，仰面哀号，马前二卒依依辔首不舍，至今犹然在目，恨未传其姓字也。”
就在守城的士兵丢盔卸甲，急忙在城中民房里寻找藏身之地时，史可法离开他在城北门的炮台，骑马穿过内城，直奔南门，他希望从那儿出去，然后从侧翼进攻满人。但为时太晚了，清军已经到达了城南门。史可法这时意识到，他已经失去了扬州，抵抗可能已是毫无意义的了。
一两天前，史可法曾经问庄子固，如果扬州城陷落，他是不是准备为主尽忠。庄子固不假思索地回答说，他会的。此刻，史可法真的请求庄子固把他自己杀死，但是庄子固不忍这样做。于是史可法猛然拔出自己的佩剑自刎。但是，他没有受到致命伤，只是倒在庄子固的怀里血流不止。史可法大声呼叫其养子助他速死，但是史德威犹豫再三未能下手。结果从城北门逃来的败兵把他们席卷而去，后面有满人紧追不舍。混战之中，庄子固被杀死了，史可法被一个认出了他的清军将领捉住。
史可法很快就被带到豫亲王多铎那里。多铎很友好地对史可法说：“前以书谒请，而先生不从。今忠义既成，当畀重任，为我收拾江南。”
史可法答道：“我此来只求一死耳。”
多铎问道：“君不见洪承畴乎？降则富贵。”
史可法答道：“彼受先帝厚恩而不死，其不忠于尔国明矣。我岂肯效其所为？”
于是多铎命令宜尔顿将军“劝说”史可法屈服，但是三天过去了，史可法仍然拒绝投降，并高呼：“我中国男儿，安肯苟活！城存我存，城亡我亡！我头可断而志不可屈！”遂英勇就义。
扬州的城防崩溃后，扬州城居民只有听天由命了。尽管当时大雨倾盆，但是一些居民忙着烧香，祈祷能保住性命。与此同时，他们开始大量地隐藏金银财宝。但是，这座古老的扬州城在腥风血雨中陷落之后，再次面临更大的劫难。城陷不久，清军统帅多铎便以不听招降为名，下令屠城。一时间，几世繁华的烟花古巷变成了血流成河的屠宰场。
清军入城之后，便在那些投降的汉人带领下从一个富户进入另一个富户。清兵们先是抢银子，后来就无所不掠了。直到20日的白天，还没有人身伤害。但是夜幕降临之后，人们听到了砸门声、鞭子抽人声和受伤人发出的号叫声。那个夜晚火势蔓延开来，但有些地方的火被雨浇灭了。到5月21日，一份告示保证说，如果藏起来的人能够出来自首的话就会得到赦免，于是许多藏在自己家里的人走了出来。可他们走出来后，却被分成50人或60人一堆，在三四个士兵的监督下，被用绳子捆起来。然后士兵就开始用长矛一阵猛刺，当场把他们杀死，即使扑倒在地者也不能幸免。王秀楚在《扬州十日记》中记载了当日的惨状：
一满兵提刀在前引导，一满兵横槊在后驱逐，一满兵居中在队伍的左右看管以防逃逸。三满兵驱赶数十人如驱犬羊，稍有不前，即加捶挞，或立即杀掉。妇女们还被用长绳索系在脖子上，绳索拖挂，累累如贯珠，女人们由于小脚难行，不断跌倒，遍身泥土，一步一蹶。此时街上但见满地都是被弃的婴儿，或遭马蹄践踏，或被人足所踩，肝脑涂地，泣声盈野。路过一沟一池，只见里面堆尸贮积，手足相枕，血流入水中，化为五颜六色，池塘都被尸体填平了……街中尸体横陈，互相枕藉，天色昏暗无法分辨死者是谁。在尸体堆中俯身呼叫，漠漠无人声应答。远远地看到南面有数火炬蜂拥而来，我急忙躲避，沿着城墙而走。城墙脚下尸体堆积如鱼鳞般密密麻麻，我几次被尸体绊倒，跌在尸堆上与尸体相触。由于到处是尸体，无放脚之处，我只好趴下以手代步，一有风吹草动即趴在地上装做僵尸。
血腥恶臭弥漫，到处是肢体残缺的尸首。那些从城墙上跳下去企图逃跑的人不是摔断了大腿，就是落到了流氓无赖和散兵游勇手中，他们把这些人抓起来拷打，要他们交出财宝来。在城里，一些人藏到垃圾堆里，在身上涂满烂泥和脏物，希望以此躲开人们的注意，但是清兵不时地用长矛猛刺垃圾堆，直到里面的人像动物一样蠕动起来，鲜血从伤口流了出来。大火蔓延开来，那些因为藏在屋子里或地下室里仍然活着的人们，或者是被无情的大火所吞噬，或者是战战兢兢地跑到街上来，被那些仍然在屠城的清兵杀死了。甚至那些被正规的清军放过去的、赤身裸体在街上游转的、孤弱无助的市民，又被成群的散兵拦住，乱棒打死。
到5月25日，即滥杀和抢劫的第6天，这场大屠杀方才结束。清军接到豫亲王的命令，就此封刀。和尚们得到命令开始收集和焚烧尸体。到5月27日，开始赈济口粮。根据焚尸簿的记载，在这次大屠杀中死难的人共有80余万人，其中还不包括落井投河、闭户自焚及在偏僻处自缢的人。
惨绝人寰的屠城使得几世繁华的扬州城在瞬间化作废墟之地，江南名镇一夜之间成了人间地狱，后人称之为“扬州十日”。
而提到另一桩震惊世人的屠城——“嘉定三屠”，还需从“剃发令”说起。对于让汉人剃头从满制，清王朝本是相当谨慎的。弘光朝投降，豫亲王多铎进入南京之后，曾有这样的公告：
剃头一事，本朝相沿成俗。今大兵所到，剃武不剃文，剃兵不剃民，尔等毋得不道法度，自行剃之。前有无耻官先剃求见，本国已经唾骂。特示。
然而，不久之后，这项政策却发生了180度转变。这里面有两个原因：一是政局出人意料地进展迅速，江南半壁臣服，除了东南西南，清王朝已基本控制了整个中原，安抚之策已达到目的；二是汉人官员的推波助澜，一些业已归顺的官员们虽换了主子，倒也不甘寂寞，或自动剃发，以示忠心不二；或上书建议，以媚上谋取赏识。清朝感觉名正言顺地推行满制的时机已成熟，疑虑之心消除。六月，清军再下剃发令，命令十天之内，江南人民一律剃头，“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
剃发对当时的汉人而言，心理上是难以承受的。“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损伤”，这是千年以来形成的伦理观，也是一种根深蒂固的思维方式。剃发不仅有违传统，也被视为一种侮辱。因此这项政策不仅遭到了传统知识分子的抵制，也激怒了下层民众。于是，本已逐渐平静的江南又骚动起来了。清顺治二年（1645年）六月二十四日，各地相继骚乱，地方官和民众纷纷揭竿而起，嘉定总兵官吴志葵响应，逐走清政府派来的县令，占据了城市。当时，李成栋正在追剿占据崇明的明军残余势力，闻讯从吴淞回兵镇压，嘉定第一屠开始。
七月初一，两军会战，当地的“乡军”虽集合了十几万人，但都是平民百姓，熙熙攘攘，拥挤堵塞，属乌合之众，毫无纪律，更谈不到组织和战斗力了；李成栋虽只有不足五千兵力，但均为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精兵。一开战，李成栋以骑兵冲击，乡兵即四散奔走，自相践踏，被打得落花流水，大败而回。李成栋以大炮攻城，“终夜震撼，地裂天崩，炮硝铅屑，落城中屋上，簌簌如雨”。初四，嘉定城破，李成栋下令屠城，放部下大肆劫掠屠戮，大屠杀持续了一日，约三万人遇害，“自西关至葛隆镇，浮尸满河，舟行无下篙处”。
白色恐怖并未吓倒民众，李成栋一走，四散逃亡的民众又再度聚集，一位名叫朱瑛的反清义士率50人进城，纠集民众，又一次控制了嘉定。“乡兵复聚，遇剃发者辄乱杀，因沿路烧劫，烟焰四路，远近闻风，护发益坚。”李成栋遣部将徐元吉镇压，因嘉定居民闻风逃亡，这一次的目标主要是城郊，“数十里内，草木尽毁。时城中无主，积尸成丘……民间炊烟断绝”。尤其是外冈、葛隆二镇，因为组织乡兵进行了抵抗，几乎被烧杀殆尽。此为嘉定第二屠。
第二次屠城也未能削弱民众的反抗意志，抵抗的余波还在继续。八月二十六日，原南明总兵绿营把总吴之藩造反，此人本是吴淞守军将领冯献猷部下，随冯投降了李成栋。吴之藩率余部反攻嘉定城。城内清兵猝不及防，城内民众纷纷奔至吴军前，“踊跃听命”。然而，吴军乃乌合之众。清兵反扑之时，“一时溃散”。清兵涌入城内，李成栋恼怒，嘉定也再遭浩劫，城内外又有两万多人被杀，这是嘉定第三屠。
自闰六月初嘉定人民自发起义抗清，两个月内，大小战斗十余次，民众牺牲两万余，史称“嘉定三屠”。三次屠杀，死者无数，繁华都市，化为废墟。当时，清朝是满族建立的政权，而中原地区是一个以汉族为主体的国家，中原汉族政权历来视少数民族为“夷狄”，清朝入主中原在一些汉族文人心目中等于“亡国”。清军入关之初又实行屠城、圈地政策，并长期对汉人进行民族压迫与歧视，这无疑在汉人心目中烙下深深的印记。
零落成泥的女人花
仍是在明末清初的时候，农民军与明政府展开殊死搏斗，社会动荡不安，各种势力较量整合，此消彼长，最终推翻明朝统治；满族入关后攻城略地，战火蔓延全国各地；南明王朝及各地人民顽强抗清。持续不断的战争，严重破坏社会生产力，极大危害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而女性，作为社会弱势群体，在战争中遭到了极为残酷的蹂躏。明末战争中，女性受难对象之广，人数之多，被害手段之残忍，令人发指。
农民军在明末战争***中扮演了与其重大历史作用极不相称的角色。李自成率领的农民军是明末农民军的主力，他曾规定士兵不得淫掠，晓谕“杀一人如杀我父，淫一妇如入我母”。然而进入北京后，享乐思想在军中迅速抬头。有些不守纪律的士兵深夜时在所驻扎的百姓家里**其妻女，然后“杀降兵于棋盘街，诈称贼兵***女者弃市，以示警”。还有的强行要求百姓妻女陪睡，并公开掳掠女性：“初入人家，曰借锅灶。少焉，曰借床眠。顷之，曰借汝妻女姊妹作伴”；见有姿色妇人，“爱则搂置马上，有一贼挟三四人者，又有身搂一人，而余马挟带二三人者”；甚至“有八贼**一幼女，立刻而毙”的兽行。而守城的农民军士兵，“每得一妇女即舁拥城上，挨次行奸，循环不已，妇女即时殒命”。漕抚路振飞在给总督张国维的手书中写道：日，“一贼带二百余人至，选民间妇女六十人，假称娼妓，恣行淫辱”。世居京师齐化门外的吴信妻王氏，“知不免，闭门自缢”，却被兵救活，兵“见其美，强奸之”，王氏“嚼断贼舌，贼怒，剖其腹”。另一位农民军领袖张献忠攻占武昌时，精选城内妇女有“殊色者”送到“婆子营”（营妓）供军队淫乐。农民军将领罗汝才“所至郡邑，辄择子女之美者数十人，后房数百，女乐数部”。李自成进京后“以宫女分赐随征诸贼”，每人各30名。更有少数偏激分子，“裸孕妇于前，共卜其腹中男女，剖而验之以为戏”。古人认为**有辟邪厌胜的“神秘”作用，于是，崇祯九年（1636年）正月，张献忠率领农民军久攻滁州不下，部队伤亡惨重，为鼓舞士气，张军“掠妇女数百，裸而沓淫之”。然后“尽断其头，环向堞，植其跗而倒埋之，露其下私，以厌诸炮”，称为“阴门阵”。以后在围攻六安、舒城、汴州等地时，农民军也采用过类似的方法。
由于战争的瞬息万变，人已无法把握自己的生死命运，于是追求暂时的享乐可能是农民军将士对弱势群体的女性进行***的动机之一。当李自成从山海关败归时，将士悲观失望情绪居于上风，此时“贼益肆淫掠”。当然，由于这些史料作者大都从维系正统明王朝出发，对农民军极尽蔑视丑化，视农民军为洪水猛兽，其对农民军的记载与评价必然会夸大其词。但农民军在战争过程中确有过***行为发生则是不容怀疑的事实。
　　清兵在***方面比农民军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越是抗清最坚决的地方，女性遭受清军的蹂躏也最残酷。《扬州十日记》记载，清兵在扬州的**暴行令人不寒而栗。顺治二年（1645年）4月，清兵攻陷扬州城，有数卒“掳四五妇人，内二老者悲泣……忽一卒将少妇负至树下野合，余二妇亦就被污，老妇哭泣求免”，二少妇被“数十人互为**”，以致“其中一少妇已不能起走矣”。清军还命令掠来“诸妇女尽解湿衣”，“因威逼不已，遂至裸体相向，隐私尽露，羞涩欲死之状难以言喻。（兵）乃拥之饮酒，哗笑不已”。
清军在嘉定的***事件更令人不忍卒读。据《嘉定屠城纪略》记载，清将李成栋围困嘉定城时，将在城外掳掠来的妇女，“选美妇室女数十人……悉去衣裙，淫蛊毒虐”。城陷后，清兵一见相貌丑陋妇女就砍杀，而“大家闺彦及民间妇女有美色者生虏，白昼于街坊当众……有不从者，用长钉钉其两手于板，仍逼淫之”。一些妇女在***过程中当场丧生，“妇女不胜其嬲，毙者七人”。
清兵在江阴的观音寺“掠妇**污地上，僧恶其秽，密于后屋放火。兵大怒，大杀百余人，僧尽死”。《明季南略》卷4载，顺治二年8月21日江阴城陷时，有母子三人，“一母一子，一女十四岁。兵淫其女，哀号不忍闻”，后兵杀其子，释母，“抱女马上去”。又有一兵“挟一妇人走，后随两小儿，大可八岁，小可六岁”，兵杀二子，抱其母走。
相对农民军和清军来讲，明军作为国家正规的武装军队，其***罪行似乎不怎么耸人听闻。这大约与政府的平时军纪训练不无关系。崇祯帝曾多次谕示，兵丁不许入村堡劫掠，“违者听民间堵御，将官不得故纵”。不仅如此，还在军营设置监视员，“专核有无侵掠，更不时召居民父老，令其自诉。有犯立诛，监视隐罪者同斩”。即使这样，处在战争时期失控的社会秩序中，明军还是参与制造了不少骇人的***事件。
明将左良玉统率的军队，号称“兵半群盗，甚淫毒……所掠妇女，公淫于市”。崇祯九年（1636年）7月，左部尾随张献忠占据襄阳城，城内百姓家家驻有左军，“淫污之状不可言”，以至于百姓“不恨贼而恨兵”。崇祯十七年（1644年）3月，凤阳总督马士英部士兵闯进淮安城西门，城中**“俱被擒”。16岁**燕顺坚拒不从，“上马复堕者三，兵以布缚之马上，顺举身自奋，哭詈不止，兵杀之”。5月，马士英手下士兵在白天径直闯入新城一杨姓大家，以“奉军门将令，欲借银数百两助饷”为名，直奔内室，“主人方措问间，诸贼乱掠妇女，互相争夺”。当老奴仆鸣锣呼救，“已有二女子被污矣”。为了冒领军功，明军甚至以妇女人头充数，《明季北略》卷7载，崇祯四年，明军陕西副总兵赵大胤在韩城“出斩（贼）五千级，验之皆妇女首”。
史料显示，战争中遭受***的女性涉及面十分广泛，下至民妇，上至王妃，都难以逃脱施暴者的魔掌。平时养尊处优的皇室女眷，受害不亚于平民百姓。李自成军至北京时，皇室中的女性过惯了骄奢的生活，在突然而来的战乱中饱经了非人的折磨。崇祯帝两宫自尽，其妃嫔宫人或被掠或被杀，15岁的长女乐安公主亦成了断臂公主，幼女昭仁公主被帝所杀。《流寇志》卷5记载，福王选侍孟氏、萧氏、李氏也在战乱中自尽；《也是录》称：永历帝进入缅甸后，吊于树上的宫女如累累瓜果。其他藩王的妃嫔也遭同样悲惨下场。顺治二年（1645年）5月9日，南京失陷时，当涂孙陶氏守节已10年，被清兵所掠，“缚其手，介刃于两指之间，曰：从我则完，不从则裂。陶曰：义不以身辱，速尽为惠。兵稍创其指，血流竟手。曰：从乎？曰：不从。卒怒，裂其手而下，且剜其胸，寸磔死”。广州的益阳王妃也死于***，史载顺治四年（1647年）春，益阳王死，妃“有殊色”。为了对付清兵的性迫害，王妃在身上捆缚了许多刀尖朝外的小刀，“兵欲犯妃，妃大骂。兵抱持益急，身数十处被创，血涔涔仆地。妃乃反刀自杀”。
明末清初战争中的***行为极为凶残暴虐，其手段狠毒残忍。《平寇志》卷12记载，清兴安总兵任珍“强夺营兵妇女”及良家女达100多人，“**无厌”。制作长押床，裸姬妾数十人于床，“次第就押床淫之。复植木桩于地，锐其表，将众姬一一签木桩上，刀剜其阴，以线贯之为玩弄，抛其尸于江上”。乾隆朝《西安府志》卷39记载，鄠邑杨遇的妻子何氏守节在家，“贼至，强挟不从。乃缚于树。氏忿骂，贼以刀割乳塞其口，氏仍骂不绝口，贼剖其腹而死”。有些女性被淫杀后，施暴者甚至“割其阴悬枪而去”。施暴者兽性大发时，甚至“剖孕妇，注婴儿于槊”以为乐，或“刳剔孕妇，取胎油为灯”。
为记取军功，施暴者对“妇人各取阴肉或割**，验功之所，积成丘阜”。更有甚者，据《明季北略》卷11载，“有缚人之夫与父而淫其女，然后杀之者；有驱人之父淫其女以为戏，而后杀之者；甚至裸孕妇于前，共卜腹中男女，剖而验之以为戏，一试不已，至再至三者”。民国《许昌县志》卷14载，某女18岁，“贼悦其色，迫之使行，前奉衣，女厉声曰：‘城破，我分应死！’贼懼以刃，益痛骂。贼怒，裹以缊絮，卷以席箔，灌以膏油。女无怖色，系而竖于树，引火烛之，及身，大呼娘者三，呼天者三，须臾灰烬树下”。同治朝《阳城县志》卷12记载，村妇王毕氏，“贼至，被执，欲污之，拒之甚厉，刃露，终不从。贼恚甚。至场圃刳其腹，断肠于地，骂不绝口而死”。
明末清初战争性暴行几乎遍及全国各地。这种地域的广泛性反过来又说明了受害女性人数的庞大。从史料来看，受害女性几乎涉及社会各阶层。尽管遭受***女性确切人数难以考证，但从一些零星数字记载仍可看到冰山一角。农民军初入北京时，市内治安异常混乱，安福胡同妇女一夜之间被奸污者就达370余人；道光朝《江阴县志》卷20《烈女》统计，江阴城破时死于***的就达101人；而扬州城破时，死于***的妇女也多达100余人；《江变纪略》记载，顺治五年（1648年）清军包围赣州时，将掳掠的妇女“各旗分取之，同营者迭嬲无昼夜”，这些女性“除所杀及道死、水死、自经死，而在营者亦十余万”。
战争***行为常常与抢劫、屠杀等罪行结合在一起，表现出某种程度的综合性。如《明季北略》载，崇祯八年（1635年）春，农民军进入巢县，“先索骡马，次索金银女子，女子悉贯以索，闭于县内，大肆**”。民国《盩厔县志》卷6记载，顺治元年（1644年）4月，清兵一路追杀农民军到达盩厔县（今陕西周至县）境内，生员孙文光的妻子费氏被执，“计无可托，因绐之曰：‘我有金帛藏眢井中，幸取从之。’兵喜，与俱至井旁，氏探身窥井，即倒股而下。兵恨无金又兼失妇，遂连下巨石击之而去”。民国《汜水县志》卷9记载，寡妇张周氏守节不移，“被贼执，佯从行，绐河旁有藏金，贼俯首掘金，遽取贼刀杀之，众贼嗔怒，来击，氏仍持刀力敌，贼伤一，投河而死”。《研堂见闻杂录》则载，顺治二年7月30日，清军李都督回兵沙镇，“见者即逼索金银，索金讫，即挥刀下斩，女人或拥之行淫，讫，即掳之入舟”，“遇男女，则牵颈而发其地中之藏，少或支吾，即剖腹刳肠”。《明季南略》卷4也载，顺治二年，清军追赶南明政权至无锡时，“舟中俱有妇人，自扬州掠来者，装饰俱罗绮珠翠，粉白黛绿”。先抢劫金银财物，再掳掠妇女，最后是惨无人道的大屠杀，甚至放一把火统统烧掉，几乎是清初清军南下的一种程式，对嘉定及扬州的屠杀就是明证。
战争期间的***，严重摧残了妇女的身心健康，甚至剥夺了女性最起码的生存权利，“不从则死，从而不当意者亦死，一人不堪众嬲亦死”。它的直接后果就是导致妇女因此而大量死亡。换言之，在***过程中，女性以失去生命为代价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本能抗争。战乱使受尽折磨与蹂躏的妇女变得坚强，她们以特有的方式本能地自发地进行抗争。部分女性不忍受辱，往往采用自杀的手段进行自卫，这一无声而又无奈的抗争，充斥于战争所到的每一个角落。据《明实录类纂·人物传记卷》载，崇祯三年（1630年）冬，流贼攻破清涧县神崖寨，寨中妇女50多名全部被掳走，唯独17岁的刘贵姐坚决不从，“贼再三胁迫”，贵姐“径投崖，身碎而死”，以死保持清白。《明史·烈女传》记载，保定之役中，城内妇女自杀115人；河南颍州城破时，妇人自杀45人。《烈皇小识》卷8记载，农民军攻入北京时，宫女跳河自杀竟有300多名。临汾县平阳某烈妇绝命书反映了女性对***的反抗心态：
（妾）为兵所掠，一路强逼为婚，抵死不从，行至古淧中山陶唐古墟，回首家乡，后会无期，涉水登山，何时是止！思父母不得见，想丈夫不能睹，时庚寅（顺治七年）四月十五夕也。明月在天，清水在旁，愿得自尽于此，上不愧于父母，次无惭于夫婿，庶几与水同清，与月同明而已。
另一些妇女则采取了自污自残的方式予以反抗，试图躲过这场浩劫。史载，昆山县庠生胡泓时遇害，其21岁的妻子陆氏抱着3岁的儿子欲跳井，被一清兵所执，“氏徒跣被发，解佩刀自破其面……氏骂不绝口，至维亭挥刀剖腹而死”。赞黄县知县朱德成妻姜氏被执，“以簪自剔一目，示贼曰：‘吾已成废人矣！速杀为幸！’贼怒，杀之”。《扬州十日记》载，扬州妇女“以血膏体，缀发以煤，饰面形如鬼魅”，甚至藏匿于坟冢之中，“泥首涂足，殆无人形”。在残酷的战争面前，人的尊严被严重地扭曲。有些妇女在受辱过程中痛骂强敌，宁死不屈。崇祯十四年（1641年）随州知州徐元淳殉职，“贼驱其妾赵氏出，不可，先杀其所抱幼女申姑，断其八指，骂益厉，贼刃之”。四川剑州贡生张选女逃到石子岭，“贼追之，登石上骂贼，贼撞其齿，落尽，仍骂不绝，以刃穿其胸死”。秦淮名妓葛嫩娘被缚后，清军主将“欲犯之”，嫩娘破口大骂，嚼碎舌头，“含血口巽其面”，被杀害。
也有极少数妇女用计谋毙杀施暴者。农民军入京时，16岁宫女费氏，“投眢井，贼钩出之，赏部校罗贼。费氏绐曰：‘我帝家人也，义难苟合，惟将军择吉成礼，死为惟命！’贼喜，置酒极欢。费氏怀利刃，俟贼醉，断其喉，立死。因自刎”。仪真李铁匠妻田氏姿容美好，被步卒所掳挟持马上，在过河时，田氏“绐卒牵衣行，睹中流急湍，曳二卒赴水，共溺死”。据乾隆朝《闻喜县志》卷8载，崇祯四年（1631年），杨贵川妻张氏被掠，骂不绝口，“贼怒，钉其手足于板，胸刺数枪而去”。光绪朝《唐县志》卷9载，崇祯十一年（1638年），杜升之妻冯氏躲在城西三里沟，被兵强扶上马，“氏坠马伤面，曳而复坠者再四，发蓬衣裂，血溅马蹄，印沙数升而死”。民国《芮城县志》记载，崇祯十五年（1642年），“流寇犯县”，年仅14岁的龙氏女被掠，贼“剥衣欲辱之，女骂贼，不从，贼断其手，骂愈厉，贼又剖其心”。
少数女性面对即将发生的***，甚至奋起反击。雍正朝《井泾县志》卷6记载，高杜氏“为贼所掠，夺贼佩刀刺贼一目，贼怒，杀之”。光绪朝《昆新两县续修合志》卷36记载，顺治二年（1645年），观音桥南一妇人丈夫被杀，“兵以丑语挑之，妇佯笑曰：此亦易事，须放下刀。兵不疑，遂解衣甲，夫即掣其刀杀之，门外兵随入，挥作三截”。《明季北略》卷21下记载，张氏被农民军掳，“贼见其美，欲淫之。女绐曰：‘我渴甚，取水饮我。’贼信之，至井所，女奋力挤贼堕井”。农民军攻下和州，甘氏被掠，“将欲污之”，甘氏屡次借口推辞，“一日，密以巴豆进贼，贼暴死”。这些反抗的妇女最终几乎都是被杀或被迫自杀，但其勇于抗争的精神让人感动。时人杨廷枢写诗赞道：
有妻慷慨死同归，
有女坚贞志不移，
不是一番同患难，
谁知闺阁有奇儿！
明末清初战争中，女性的身心安全没有丝毫保障。女性虽奋然抗争，但残酷的战争最终使女性或被残酷蹂躏或被残害。史料中频繁出现“众嬲”字样，说明女性是被士兵集体**，有些女性因此被摧残致死。古代战争胜负的关键是在耗损对方的人员，即使是手无寸铁的妇孺也不会放过，战争是以大规模的屠城掠地方式向前推进的。战争的持续不断，不仅使美丽家园变成了废墟，同时也扭曲了人的心灵。***的产生是与战争这一特定时代和社会背景分不开的，这是战争期间参战男性道德意识的集体沦丧之表现。但是，男性集体无意识地对女性实施惨无人道的**性行为，极度损害了广大女性的身心健康，加重了战争期间女性的身心痛苦，是对妇女基本生存权利的严重践踏。或许只有消除战争，才能避免大规模***的发生。
　　文字狱是封建统治者树立权威、维护政权的一种手段，帝王们拿士大夫开刀，为的是杀鸡儆猴，迫使全体臣民慑服。每一文字狱的构成，总要扣上“叛逆”的帽子，好像有好大的“敌我矛盾”。但只要看一看案情就能明白，那是用作借口的护身符，其实满不是那么回事。文字狱的案件，几乎全部是冤案、假案、错案，罪名均是罗织而成的。可以说，文字狱乃是专整知识分子的“特种刑庭”。
一般狱讼，总是先有犯罪嫌疑或行为，然后据以判处。文字狱却不是这样。文字狱往往是先有特定的对象，而又无法（不能或者有所未便）定他的罪名，于是就从他的文字作品中找证据。如明代诗人高启作了一首《题宫女图》，中间有“小犬隔花空吠影，夜深宫静有谁来”这样的句子，皇帝认为被讽刺帷薄不修，很受不了，又不愿意张扬其事，就借着他代友人魏观作《上梁文》，处刑腰斩。《上梁文》有什么毛病呢？是因为屋基是吴王宫殿旧址，硬说他有造反的企图。清代皇帝雍正，猜忌年羹尧，因为他的功劳大，难下毒手，就指责他在奏折里把“朝乾夕惕”写作“夕惕朝乾”是“大不敬”，有该死的罪。清代皇帝乾隆自称“古稀皇帝”，有个不识相的大官名叫尹嘉铨，也自称“古稀老人”。乾隆认为他佞妄，又不好治罪，于是造了一个“为父请谥并从祀文庙案”这个文字狱，把他绞杀了。
文字本来无罪，只是“有罪者”的文字才“有罪”。清代胡中藻《坚磨生诗钞》案正是这样。乾隆对于此案发了一顿牢骚，说是：“朕见其诗，已经数年，意谓必有明于大义之人，待其参奏。而在廷诸臣及言官中，并无一人参奏。足见相习成风，牢不可破。朕更不得不申我国法，正尔嚣风，效皇考（指雍正）之诛查嗣庭矣。”当时关于文字狱案件总是雷厉风行，急如星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