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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赵都市报》的一篇采访调查稿，又一次聚焦“新生代农民工”这一群体。所谓“”，主要是指80后、90后，这批人目前在农民工外出打工的1.5亿人里面占到60%，大约1个亿。这一逐渐成为劳动力市场主体的群体越来越受到各界关注，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早就提出，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有评论甚至认为，这个庞大的群体将决定中国的未来。相对来讲，新生代农民工对农业、农村、土地、农民等不是那么熟悉，他们多数离开校门便奔向了城市。更好的受教育程度和更广的社会接触面让他们对自己的生存环境和职业前景有了更多的思考，他们不再像父辈一样在建筑、运输等工作条件差，体力劳动强度大的行业奔命，进厂或进店成为他们的首选。与“大包小包、一头乱发”而且乡音浓厚的父辈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多数操着一口标准的普通话，而且穿着时尚前卫。他们中的不少人，用最好的手机，每月花近千元网购。相比父辈“自我剥夺”式的省吃俭用，新生代农民工的生活堪称“奢华”。不仅仅是消费方式的不同，他们与老一代农民工的心态相比也发生了重大改变。对大多数第一代民工而言，他们清楚地知道自己只是城市的“过客”，他们来自农村，归宿也在农村。对于新生代民工而言，他们的“城市梦”比父辈更执著，虽然他们有时候常常不清楚自己的未来在哪里。他们向往城市，却不被城市所接纳；他们的根在农村，却对农村日益疏远。对他们而言，城市意味着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意味着不一样的前途，不一样的命运。他们希望通过进城务工经商，告别祖祖辈辈“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然而，与父辈们一样，他们也有很多的迷茫与无奈。新生代农民工不甘心回老家种地，对土地缺乏依恋。对城市生活方式的认同以及希望成为城里人的他们，一方面缺乏有力的经济支撑；另一方面，由于城乡二元结构的限制，因为附着在市民光环下的教育、医疗、社保、住房等等权利和福利，对他们来说都遥不可及。难以在城市立足，又不能适应农村生活的新生代农民工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为此，他们根据工资高低而频频“跳槽”，渴望彻底融入城市实现“突围”。专家表示，农民工是我国农村与城市发展的衔接体，是我国现代化和建设小康社会的生力军，他们的困境折射出我国城镇化进程中的困境。今年6月，国家发改委主任徐绍史在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关于建设工作情况的报告时指出，我国2012年城镇化率达到52.57%，与世界平均水平大体相当，城镇化取得显著成效。但与此同时，城镇化质量不高的问题也越来越突出，大量农业转移人口难以融入城市社会，市民化进程滞后。要想让庞大的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真正融入城市，关键是要打破城乡二元结构，让农民工获得和城市居民一样的平等待遇。进城就业的农民工已经成为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应该逐步让他们在教育、医疗、社会保险、住房等方面享受与城市居民相同的权利，降低他们“城市梦”的门槛和成本。这就要政府构建覆盖进城务工人员的社会保障制度,让他们享受与其他城市居民同等的社会保障权利；从制度上落实农村流动人口的基本就业权利，建立统一的、完善的城乡一体化劳动力市场。另一方面，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发展县域经济，也是解决农民工问题的关键途径之一。为何目前大量的农村富余劳动力都要涌向珠三角和大城市，原因是农村地区和落后地区缺乏有吸引力的优势产业，农民工在本地的就业机会少，发展空间有限。如果当地有着良好的发展环境，想必没有人愿意漂泊在城市的边缘。
在几代人的努力下，中国的粮食生产保持了快速增长。年，中国的粮食产量增长了93%。过去的9年，粮食生产的弧线始终上扬，如无意外，今年将会出现“十连增”的丰年奇迹。然而，供给奇迹般的增长，却仍然赶不上消费的增长。目前，中国基本粮食的自给率仍然在97%以上，但如果算上大豆，自给率则低于90%，而所有农产品的自给率大约维持在80%。从地区而言，几乎过半的省份无法自给。1994年，美国学者布朗提出疑问：“谁来养活中国?”中国人民用勤劳与辛苦，用汗水与智慧回答了这个问题，创造了“用世界9%的耕地，养活了20%人口”的奇迹。然而，发展到今天，我们的土地利用和粮食产量提高已经达到了极限，却出现了日益增产的粮食数量无法满足日益增加的需求的情况，这不得不让人忧心。分析起来，中国之忧，原因很多，比如人口数量大，耕地面积少，人们的需求增长快，粮食增产速度慢等。但主要原因可以归结于三个方面：一是从总体发展观念上讲，重城轻乡、重工轻农，一味追求工业化所创造的高GDP，伤害了农业大国的基础;二是一些地方盲目推进城镇化，大量征地占地，使得不少产粮土地改变了用途，造成18亿亩耕地红线的失守，致使本该更高的粮食产量没有达到预期;三是城乡“剪刀差”，粮食不值钱挫伤了农民积极性，使得一些本可以自给自足的农村地区大量农民将土地撂荒，涌入城市打工等，一方面减少了粮食总产量，另一方面增加了城市粮食需求等。那么针对此，我们显然也有必要从三个方面入手，来保证粮食的产量，保证供给，保护国本。一是转变发展观念，归还农业欠账。包括适当提高粮食价格、提高种粮补贴、保障农村居民的各项养老医疗等权益，以此提高农民的地位，保障农民的生活，提升农民种粮的积极性，避免GDP冲动之下，一切向钱看，结果有朝一日有钱也买不到粮食的情况。二是保护18亿亩耕地红线，充分利用好一些可以耕作的农田进行种粮。要发展大规模的粮食种植，大农场农业，也要重视分散居住的、偏远地区的农民粮食生产与自给，甚至节余与储备，避免因打工等，而致使土地被撂荒的情况大量出现。三是要厉行节约，避免粮食浪费。比如按照农业相关部门的统计数据，“中国人每年在餐桌上浪费的粮食价值高达2000亿元，被倒掉的食物相当于2亿多人一年的口粮”。试想，这些粮食如果能被节约下来，相当于我们只需要养活11亿人，而不是13亿。此外，要提高粮食的利用率，比如小麦的标粉、二粉、三粉、麸皮的合理利用，缩小酿酒等对粮食的不合理消耗和高消耗等。“民以食为天”，专家也称：“基本的口粮如果有10%的不足，社会可能会出现动乱”，由此可见粮食对人、对社会、对国家的重要性。而我们国家的现实，又是世界9%左右的耕地，20%多的人口，再加上土地污染、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的影响，粮食供应和安全让人忧虑的问题，并非杞人忧天，甚至是迫在眉睫的，是需要有长远眼光进行未雨绸缪、提前做好规划和安排，做好相关供应保障工作的!来源&《》
7月1日起，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权益保障法》正式实施。新法规定，家庭成员应当关心老年人的精神需求，不得忽视、冷落老年人。与老年人分开居住的家庭成员，应当经常看望或者问候老年人，也就是说不“常回家看看”将违法。通过法律约束年轻人经常回家看看，对老年人和年轻人来说是件好事。“以法治孝”，固然能缓解老人的孤独，但“法”终究不是根本途径，以法治孝不如加强、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老年人问题的本质是社会问题，赡养老年人是社会系统下以政府为第一责任人的各方共同责任。社会养老机制、社会养老保障才是解决老年人问题的根本。而在对老年人的社会保障上，又分为两个层面：物质赡养和精神赡养。物质赡养，顾名思义就是在吃穿住行这些物质层面满足老年人需要，没有物质保证，老有所归就是一句空话。城市老人在温饱这一问题上并不存在困难，然而对于农村老人来说，没有退休金就使得他们的生活更加困难。有关调查显示，农村养老保障水平低，农村老人月均养老金74元，仅为城市老年人平均月退休金的近5%。农村老人目前主要还是靠土地和家庭养老，只占到18.7%。土地自己不会产出，对于逐渐丧失劳动能力的农民来说，并不能解决其养老问题。而对于那些无儿无女或是子女没有赡养能力的老人来说，家庭养老更是无从谈起。在老年人的物质生活保障方面，日本就比我们做的细致的多。在日本，老年人的权益第一有根本职责与规划的保障——《老人福利法》；第二有钱的保障——《国民年金法》；第三有健康医疗的保障——《老人保健法》，同时在地方和中央之间、个人与政府之间，清晰地分配了各自责任。如此看来，我们的社会养老保障体系缺失还有很多值得改善之处。随着社会逐步迈入老龄化，赡养老人是全社会都需要正视并予以解决的问题。呵护老人不应仅停留在物质层面，精神赡养比物质赡养更重要。随着年龄增大、体力消退及各种慢性病的出现，老年人更多的是精神上感到空虚、孤独。所以，社会保障在精神赡养方面更应该多加深入。以社区为例，应该改变“例行公事”的服务方式，增强基层服务能力。通过开办老年大学、组织兴趣小组和活动队、设立图书室、增添健身器材及娱乐设施等，努力为老年人提供学习、健身、娱乐的良好环境。另外做好社区内老人情况的详细普查，聘请专家定期为老人进行心理辅导。同时还要鼓励老人主动走出去，多参加集体活动，广交朋友，培养兴趣，支持丧偶老人再婚并为之创造条件。在当前居家养老仍是主要养老方式的情况下，应早些完善我们的社区服务，老人们之间的互相温暖，以及社区服务水平的提升，将是排解老人晚年孤独最可能的办法。政府方面，则应该努力在全社会营造尊老、孝老的良好氛围，积极引导公益组织和志愿者常去探访老人，和他们交流、倾听他们的心声，并且在基础设施的建设上做好后勤准备工作。此外，社会保障还应该借鉴一些国外的经验。比如日本的“一碗汤”距离、新加坡的“三代同堂售屋计划”、韩国的对“居家养老”者实施购房和课税优惠。国家可以通过类似计划，对与老人同屋、同楼栋或同小区居住的购房者实施降低首付比例和贷款利率、国家下发购房补贴等优惠政策，同时出台政策鼓励设计单位、开发商多设计、建造有利于“居家养老”的新型住房，充分发挥家庭在精神赡养方面的作用。现代社会，社会保障体系才是最强大的基石，如果社会保障体系漏洞百出，单靠常回家看看让老人笑一笑，只是浪漫的想象。关爱老人，缓解老人孤独感，还要从社会保障抓起。来源&《》
在持续了几天噩梦般的暴跌后，中国终于走出低迷，迎来企稳回升。但是，影响中国股市的几个基本因素，流动性、经济状况、制度缺陷并未得到改观。虽然昨日盘中上演了大逆转的“戏码”，恐慌性情绪已经得到了初步释放。但在可预见的将来，在几个影响中国股市的重要因素并未改变的大背景下，A股还会有持续压力。最可能的是，A股反转难以延续，人们所期待的“转型底”还为之过早。在此笔者必须强调，中国股市要想彻底转势，需要多方面配合。其一是，转型势在必行，阶段阵痛恐怕是A股投资者必须面对的；二是改变顶层设计，杜绝股市长期萎靡不振过度的圈钱“抽血”；三是要严厉打击侵害股民的行为，必须要持续构建起保护投资者权益的制度。我们依稀还记得，正是2005年夏季开始的股权分置改革，开启了2006年～2007年的大牛市。其直接肇始因素，就是股权分置改革的制度“大变革”。“制度大变革”释放出来的巨大能量，是无法想象的。从当时的经济条件来说，2006年实际已经进入经济放缓的阶段。但是，由于大变革带来的超级效应，直接提升了投资者对股市的正向心理和信心。在信心的强力支撑下，全社会各个角落的资金纷纷涌向股市，彻底改变的股市的低迷。尤其近些年来，股市长期萎靡不振过度的圈钱“抽血”，2010年更是达到1万亿。投资十年却跑不赢CPI的股市还能称“投资市场”吗？可以说，现今炒股亏损是系统性的必然归宿，赚钱则要行大运。这就是为何近年概念炒作盛行，绩优股无人问津，垃圾股ST股却屡受追捧的根源所在。正路被堵，饥渴的资本只得在缝隙中奔突。股票的不断贬值，赔钱效应不断积聚放大，令越来越多的投资者逃离股市。除此之外，就眼下而言，本次大跌直接诱因是银行业“钱荒”。虽然此次央行依旧按合规要求为部分金融机构提供流动性，但已习惯于依赖央行的金融机构在经历过此次“钱荒”后需加强自我调节，否则一旦流动性再度出现波动时，难免再次手足无措。诚然，如何从顶层设计上规范中国股票市场，限制股市投机炒作，已成了整个市场亟待解决的问题。其重点就是要进一步加强退市标准化，并引导投资理念逐渐从投机转向理性，使市场制度走向成熟。这既有利于中国证券市场的稳定和发展，也有助于对投资者权益的保护，更有助于让中国股市从此告别蛮荒时代而踏入一个新的征程。原文链接&
最新一届八国集团(G8)峰会本周落幕。虽然年年轮番登场，但会议的流于形式，再次印证一个无可否认的惨淡事实：G8机制的影响力正逐日下滑，传统由西方主导世界的这一政治格局也发生变化。G8机制创始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初始成员国包括美国、英国、法国、西德、日本和意大利6个国家，加拿大与俄罗斯随后相继加入其中，形成了现在的G8机制。由于俄罗斯的经济与政治特殊性，G8有时候也被称为7+1，即把俄罗斯和除俄之外的7个核心成员国分开来看。因利益整合程度差异，从横向的功能领域来看，G8机制影响力最大的在于领域，社会领域次之，而政治安全领域的影响最弱。这种组织特性，早已决定了G8光环现今的日渐褪色。经济危机前，G8核心成员国都是传统工业发达国家，在全球一些关键性的经济领域拥有绝对主导权。但随着08年金融危机以及欧美债务危机的爆发，以中国、印度为首的新兴经济体迅速发展并占据全球经济重要席位，绝对优势不复的G8恐怕已不敢断言有能力解决世界经济面临的诸多问题。在新兴经济体崛起的事实面前，西方的全球中心传统地位显而易见正遭受空前挑战。尤其是中国经济总量甚至可能超过美国，将刺激世界进一步审视缺少中国参与的G8的地位与重要性。事实上，二十国集团(G20)、金砖国家(BRICS)和77国集团等机制的崛起，都已说明了新的国际秩序正喷薄欲出。虽然G8成员国领导人可能打着将G8观念与决策传递给G20并掌控后者进程与方向的如意算盘。但因崛起中国的国际政治觉悟不断提升，尤其在习近平时代，这种西方主导世界的游戏规则不可能继续畅行无阻。“习奥会”阐述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构想，暗示中国将不辞在国际事务上发挥更重大作用的大国义务。换言之，将G20包装成换汤不换药的G8，必将阻力重重直至失败。鼎盛时期的G8或许勉能傲视全球，尽管时至今日G8成员国领导人仍保留着那份不合时宜的自信，但伴随着全球经济重心的东移和以中国为首的新兴经济体政经地位的提升，很多问题已远非G8框架所能解决。今次G8峰会未能解决包括叙利亚议题在内的一系列问题，即可说明此惨淡现实。不仅难再主导世界，G8甚至沦落到无力解决内部裂痕的地步。细分来看，G8内部大致包含了三组矛盾：欧洲内部矛盾、美欧矛盾与俄罗斯同G7之间的矛盾。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爆发和演进，已经充分体现前两组矛盾；事实上在前次戴维营G8峰会上，德国对希腊的“最后通牒”也已敲响G8丧钟。而俄罗斯与G7之间难以调和的矛盾，更可能成为“最后一根稻草”，压跨G8这匹老迈多病的“骆驼”。据称G8试图借助将功能集中于安全战略领域的手段实现重生，但结果恐怕料如智者所言：G8的每一个国家都只为自己打算，以至于赢家和输家都轮回于G0的世界里。全球多极化发展趋势，决定了为数不多的几个西方领导人主导全球治理终将成为历史。届时，作为西方强权政治的象征，G8的合法性也将成为问题，理所当然就应该伴随着强权政治时代的落幕而被尘封进历史。来源&
短短几天时间内，中国的食品生产行业便爆出了两起大额收购案，先是双汇国际拟以71亿美元收购美国猪肉老大史密斯菲尔德，接着便是蒙牛收购国产奶粉“大佬”雅士利，最多将耗资124.6亿港元，而这已经是一个月之内蒙牛发起的第二起重大并购。一内一外两起并购看似风牛马不相及，但是，在的大背景下，企业间的并购有助于缓解行业竞争乱象，产业链的整合也将提升企业对食品安全的控制力，以应对越来越严峻的食品安全问题。食品安全重压，巨头收购加速对于分别从三聚氰胺和瘦肉精风波中走出来的蒙牛和双汇而言，在经过一系列的内部股权转让后，一个由民企变成了国企——蒙牛被央企中粮控股，一个有国企变成了民企——双汇假道高盛完成了曲线MBO（管理层收购），在理顺了内部股权后，两者不约而同的选择了外延式收购来应对激烈的竞争和严峻的食品安全形势，所不同的是，蒙牛选择了行业内的垂直整合，强调对产业链的控制力，而双汇选择的海外横向收购的方式来反哺国内原料和技术，光明乳业也采取了类似收购方案。6月18日盘后，蒙牛乳业发布公告称收购雅士利乳业全部股权，现金方案下的股份要约价位为每股股份3.50港元，相对于在最后交易日在联交所报出的每股股份3.2港元而言，大约溢价9.4%，共涉及资金124.6亿港元。这是蒙牛一个多月的时间内发起的第二起重大并购，5月8日，蒙牛乳业发布公告称，增加对中国最大的奶牛养殖企业现代牧业的股份，增持后从原有的1%增至28%，成为现代牧业最大单一股东。蒙牛乳业将以每股2.45港元的价格收购总计12.96亿股现代牧业股票。无独有偶，而就在此前的5月29日，国内肉类食品老大双汇集团宣布将收购美国最大生猪及猪肉生产商史密斯菲尔德（SmithfieldFoods），包括债务在内收购金额约71亿美元，被誉为蛇吞象。而2012年2月，光明乳业为获取奶源，耗资3.8亿元收购了新西兰新莱特乳业51%的股权。2010年，蒙牛还曾以4.692亿的价格收购君乐宝51%股权，最大限度的扩充了自己的酸奶产能。斥资百亿补足短板，弱者退出，巨头称霸时代开启在经过多年的贴身厮杀后，蒙牛在业态奶领域已经以26%以上的市场占有率位居细分市场第一位，但是在奶粉等领域，始终难以有所突破，被最大竞争对手伊利乳业远远甩在身后，品种单一也让蒙牛在未来的行业整合中处于不利地位。蒙牛收购雅力士，最大的价值在于能够通过外延式增长迅速丰富自己的终端产品，为未来可能到来的行业内更残酷的整合未雨绸缪，增强与最大竞争对手伊利乳业的全方位对抗实力。这有点类似于前几年国内啤酒领域的并购，华润雪花、青岛啤酒、燕京啤酒最终通过疯狂的横向并购，消灭了大部分区域品牌，最终形成了三寡头鼎足的市场格局。收购雅士利对于蒙牛挺进奶粉市场而言意义重大。AC尼尔森2011年调查显示，雅士利在国内奶粉市场的份额排在国内第四，位居伊利、贝因美、圣元之后，而这个排名在2012年应该发生了变化，笔者查阅了相关上市公司的年报，财务数据显示，2012年雅士利奶粉营业额31.3亿人民币，增长23.6%；而伊利2012年奶粉及奶制品销售收入约44.8亿人民币，较之2011年的56.4亿出现了20.5%的下滑；贝因美2012年奶粉业务销售收入49.7亿，增长17.12%，超过了伊利；而圣元在纳斯达克公布的2013财年年报显示，公司销售收入出现了大幅下滑，由3.425亿美元降至2.658亿美元；但光明乳业在收购了新西兰新莱特之后，以奶粉为主的其它乳制品收入也达到了31.64亿元。简单对比之下，雅士利目前在国产奶粉排名中，2013年销售收入已经位居第三，国产奶粉前四强地位相对稳固。蒙牛收购后，在奶粉业务上，可以迅速赶上主要的竞争对手伊利和光明。而雅士利在奶粉市场耕耘了多年后，选择退出，核心问题在于自己并不真正拥有稳定的奶源供应，在三聚氰胺之后的短时间内可以打着“进口奶源”的旗号赢得消费者的青睐，但是后续的“假洋鬼子”风波，则证明这种模式难以持续，在自身实力不足以支撑全产业链发展的情况下，弱者离场变成了必然，以后会有更多的“雅士利”被迫选择离开市场，而这也符合食品行业竞争混乱期之后集中度上升的发展趋势。行业集中加速，安全制约凸显，产业模式求变与收购雅士利补齐奶粉产品短板以及此前蒙牛收购君乐宝等战术性收购相比，蒙牛控股现代牧业与双汇收购史密斯菲尔德以及光明收购新莱特则凸显了食品巨头在突破食品安全羁绊的战略意图：旧的生产模式难以应对日益严峻的食品安全问题，大型企业只有实现集约化生产才能最大程度避免分散养殖所带来的质量控制问题，发展模式需要战略性转变。传统的“公司+农户”生产模式潜存的难以控制问题在毒牛奶和瘦肉精等事件中暴露无遗，对中小型企业的影响或许不太明显，但是对于大型企业来讲，食品安全问题对企业形象的影响所带来的损失堪称不可承受之重，这一点在三聚氰胺事件后的国产婴儿奶粉节节败退、瘦肉精事件后双汇长时间深陷泥潭等案例上让大型食品企业如坐针毡：如何保证原材料质量的稳定成了一道难题。工厂式集约化生产成为公认的解决之道，而各大企业的动向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残酷的竞争逼企业与时间赛跑，与耗时的自建相比，收购成了最为快捷的打通这一环节的方式，而蒙牛收购现代牧业也正是出于这一目的，与此前自己已经有的奶源基地结合，蒙牛便控制了中国市场最大的奶源基地。有了属于自己的养殖基地，就有了可靠的奶源供应，在未来更加激烈的产业整合中，卡住先机，更为自己争取了转型的时间。光明收购新西兰新莱特也是从控制优质奶源的角度出发的。而美国史密斯菲尔德在生猪养殖环节的集约、高效和低成本也是双汇所看重的，收购不仅能够帮助双汇拓展国际市场业务，获得优质、低价的进口猪肉来源，稳定原材料供应，更能够在未来双汇在国内推行集约化生猪生产时提供技术、管理支持，从而实现生产模式的转型。蒙牛在背靠央企中粮这棵大树的支持下，正在重复宁高宁在华润时期主导的雪花啤酒的模式，依靠资本的支持展开疯狂的并购，在短期内获取市场领先地位，现在值得关注的是，两大地方国企伊利和光明，能够重复青岛啤酒和燕京啤酒的反制之道，在行业整合大潮中跟紧吗？倒是双汇没有如此大的压力，因为最大竞争对手雨润食品已经心有旁骛了，如果有一天雨润也被某个央企并购了，那就不好说了……源文链接&
自欧盟制裁中国光伏及中法葡萄酒大战之后，欧盟终于有了新动作，欧盟打算就中国对特种钢管征收高额关税向WTO提起诉讼，这是继去年12月日本之后又一主要经济体加入针对中国钢管的相关诉讼。这意味着再次升级。在如今中国多项经济指标走弱的情况下，经济放缓或将逼迫中国不得不主动应对贸易战。的理由是，中国在国际贸易中采取了恶意报复的行为。早在中国加入WTO之后，中国钢铁出口的产品中，钢管一直是国外反倾销反补贴调查的焦点，而国外进口钢材也极大地冲击了国内的钢铁价格。国内企业产能过剩、处境艰难。在此情景下，中国商务部应企业要求对原产于欧盟和日本的进口相关高性能不锈钢无缝钢管产品进行反倾销调查。随后的2012年，中国商务部公布反倾销案终裁结果，决定自当年11月9日起，对原产于和日本的进口上述产品征收9.2%至14.4%的反倾销税，实施期限为5年。其中，欧盟的吐巴塞克斯不锈钢管公司的反倾销税税率为9.7%，沙士基达曼内斯曼不锈钢管意大利公司和其他欧盟公司的反倾销税税率为11.1%。而此事被欧盟认定为中国在“恶意报复”。欧盟起诉中国无非是想让中国停止制裁欧洲企业，特别是最近的欧盟葡萄酒业以及未来很可能会到来的欧盟汽车。那么中国会如何应诉呢？中国5月份进出口总值3451.1亿美元，增长0.4%，增速大幅回落，一方面固然是因为对港套利贸易基本得到遏制，便更重要的还是受国内经济放缓、外部需求低迷、企业经营成本居高不下、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上升、贸易环境恶化等多因素综合影响所致。在这样的环境下，如果欧盟有意刁难中国，那么中国恐怕也不会就此罢休。在经济放缓的背景下，中国必定会更加积极地应对欧盟的诉讼，至于反击的程度，可能要视后果严重程度而定。根据WTO的相关规定，如果认定一方违反协议，那么首先要求其撤销不符合规定的措施，再采取补偿的办法。但是如果一方拒绝赔偿，那么另一方也只有实施报复。也就是说，如果WTO认定中国如欧盟所说的是“恶意报复”，最坏也不过要求中国撤销制裁并作出赔偿。如果中国拒绝，那么最终欧盟也只能依靠贸易战来反击。反过来，对中国而言，同样适用。也就是说，欧盟的起诉最终不过是为其合法制裁中国寻求支持，他们恐怕并没冀希望于WTO来解决争端。欧盟针对中国光伏的制裁涉及到3500亿元，对中国的经济利益危害巨大。在中国对欧盟葡萄酒小施惩戒之后，欧盟却愤然诉诸于WTO，这种专占便宜却从不肯吃亏的做法，显然是自私自利的。况且目前中国经济有放缓的趋势，在这多重因素影响下，中国恐怕将不得不应战。来源&&
在中国对欧盟葡萄酒进行双反调查后，法国这个强烈支持欧盟对中国光伏进行“双反”的国家也急了，法国总统要求欧盟开会对付中国的葡萄酒制裁，不过法国的提议被欧盟主席巴罗佐拒绝了。在欧盟大多国家利益受未影响的情况下，相信没有人会是法国的铁杆粉丝。在中国针对法国葡萄酒的精准反击下，法国很难获欧盟支持，中法之战法国毫无胜算。在中国宣布对欧盟葡萄酒发起“双反”调查后，法国立即作出反应要求欧盟开会对付中国的制裁。不过法国的提议最终遭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回绝。这其中的原因之一是，中国商务部已经有充分证据证明欧盟为其葡萄酒产业提供了大量补贴。其实国内葡萄酒行业早在去年8月就要求对原产于欧盟的进口葡萄酒进行反补贴和反倾销调查，但是中国为了避免与欧盟发生贸易战，在使用贸易救济措施上保持了极大的克制。欧盟是全球最大的葡萄酒产区，产量占全球总量的69%，多年来葡萄酒生产一直过剩，而中国葡萄酒消费市场近年则显现出巨大潜力，其向中国大量低价倾销，抢占市场的意图非常明显。中国自欧盟进口的葡萄酒数量已占国内进口葡萄酒总量的60%，并且还有不断增加之势。近年来，欧盟为葡萄酒产业提供大量补贴，为其低价倾销创造条件，这些补贴使国产葡萄酒在同欧盟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在欧盟的冲击下，中国葡萄酒企业经营状况、经营业绩和市场份额均出现严重下滑。这些证据将使中国有足够理由对欧盟葡萄酒进行反倾销调查。欧盟中的法国、西班牙、意大利等将因此而直接遭受损失，这里面法国占有56%的份额，成为最大受害者。法国想团结欧盟对付中国的想法恐怕很难实现，因为欧盟诸国与法国有着不同的利益诉求，除过法国、西班牙、意大利、德国四国将受损外，别的国家根本没有影响。在这四个国家中，德国也影响甚微。很明显，中国制裁欧盟葡萄酒其实就是制裁法国。欧盟其它成员国很难帮法国出头，因为它们也有把柄握在中国手里，如果为了法国利益遭中国制裁它们将得不偿失，更不会换来法国的感激。像法国这种只顾自己利益的国家，根本没有义气可言，跟着它只能倒大霉。，中国还握有两张致使的王牌，那就是欧盟的汽车和飞机。如果法国不认错，那么后面的制裁将直接革了法国人的命。此前中法双方曾签署购买60架空中客车意向协议，如果法国决意要与中国死扛到底，那么这张价值100亿欧元及后续的购买事宜都将泡汤。此外，法国总统访华时还有一系列大单，法国阿海珐集团与中国广东核电集团签订了80亿欧元的民用核能领域合作协议；法国电力集团与广东核电集团将合资建设广东台山核电站一期工程等，如果这些生意失败，将会让法国企业蒙受巨额损失。中法葡萄酒之战中，法国遭受的损失要远远大于中国。相信在欧盟内部，失道寡助的法国也很难获得认同。更何况，中国仍握有众多王牌，如果贸易战升级，法国将承担不起这样的后果。这场中法之战，法国毫无胜算。来源&&
吉林德惠市宝源丰禽业公司的一场大火造成120人死亡，伤70人，让数百个家庭面临惨痛的悲剧。需要反思的是，如果没有那些门被反锁，或许就不会有这么多人葬身火海。遇到危险，人在第一时间就要是做逃跑之势，然而火灾发生后，听听工人们的口述我们就会明白，该公司平时为规范员工日常管理，将大部分车间门反锁，平时只有一个通道可走，就连消防通道都从来没有人走过，才最终导致如此多的人无法逃离出去，况且，水火无情，火势会在瞬间烧遍整个车间，哪里还有时间去砸门开锁，看来，追求方便式的监管是灾难产生的一个因素。类似于门反锁而发生火灾后让人们逃离不出的事件绝不是个别现象：1994年的新疆克拉玛依火灾、2005年的深圳致丽玩具厂火灾、去年天津莱德商厦火灾，10多年已经过后，然而，“逃生门”还在紧锁，我们不禁要问，员工不是囚犯，为何要将他们反锁在车间里？这无外乎有以下几种可能。防贼。贼分内贼和外贼。从内贼上来说，有些企业，为了室内设施的安全，或者是为了查有无迟到早退现象，设保安、监控，虽然管理成本小，但效果显著。这次的吉林禽业公司大部分车间门紧闭并反锁，我想也是为了方便管理而出此下策。从外贼上来说，是为了单位的财产安全等考虑。因此无论是多内贼还是外贼上来分析，都是为了防止公司的财产安全不受损失。因此在这样的设计下，已经忘记了生命的重要性。所以从门被反锁让我们看到，平时只管防盗性，却不管紧急事件发生时的应急装置。那么，发生事故时，门被反锁只会让员工难逃一劫。重大事故发生后，政府与相关人员最该做的，莫不过于积极救灾处理善后事宜，再者就是必须要反思为何会发生如此严重的事故，才能避免今后发生类似的悲剧。不知120个生命付出惨重代价的同时，能否让某些人怵然而惊，拿出点实实在在的行动？一次死亡120人的工业事故，不是技术的事，而是人为造成的安全隐患。如果没有门被反锁这种致命的错误，绝不会有这么多无辜的生命在瞬间与亲人告别。一锁了之的背后，是更大的管理隐患，对于公司管理者来说，安全隐患，一锁了之，的确省事还省心，然而对于员工来说，是不是就预示着灾难，因此说，吉林禽业公司这场火灾死亡120人，也是一起人为灾难。所以，这种管理员工的方式需要改变。摘自&&财讯经济
城市圈区域内各城市间应该是更紧密的分工合作关系，圈内各城市应该有不同的发展定位，发展各自优势形成优势互补，而不应该是圈内每个城市分工不明确，彼此竞争大于合作。中国现在所说的珠三角城市圈，环渤海城市圈，只能叫珠三角，环渤海地区，还没有上升到城市圈的水平，珠三角、环渤海城市圈在中国目前更可能是伪概念，长三角地区或许算得上是真正的城市圈。什么是？这一概念最早是法国地理学家戈特曼首次提出的，是指区域内城市高度集中，在这个城市群中出现的以大城市为核心，周边城市共同参与分工、合作，一体化的圈域经济现象，城市圈有以下特征：区域内城市高度密集，人口规模巨大，城市间具有建立在分工明确、各具特色、优势互补基础上的密切的经济联系。从城市圈的概念和特征比较中国现在三大国家级城市圈的实际情况，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城市圈，从城市集中度、人口密集来看，具备成为城市圈的基本条件，但珠三角、环渤海城市圈在城市分工定位、优势互补方面却距离真正的城市圈还很遥远。城市圈内的各城市之间应该是分工合作的关系，这就要求圈内每个城市都要有明确的城市定位，圈内城市更加注重于市场分工，根据各城市间资源禀赋的不同，充分发挥圈内各内城市的优势，以达到整个城市圈创造出最大化的价值的效果。而中国现阶段的国家级城市圈内，各城市间并不是优势互补与分工协作的关系，更多的是一种相互间竞争的关系。如，珠三角城市圈以广州、深圳、香港为核心，包括珠海、惠州、东莞、清远、肇庆、佛山、中山、江门、澳门等城市。广州是国家三大综合性门户城市之一和国际大都市，城市定位是国家的金融、贸易、航运、会展中心、国际综合交通枢纽；深圳的城市定位是建成全球性金融中心、物流中心、贸易中心、创新中心、国际文化创意产业中心；香港更不用说，国际和亚太区重要的经济、金融、航运枢纽和最具竞争力的城市，全球第三大金融中心。三大核心城市的定位几乎相同，相互间的竞争关系远大于合作。环渤海城市群也类似，除北京之外，天津、河北、山东、辽东半岛各城市场的产业重叠非常普遍，城市定位也相差不大，几乎都离不开海洋经济，都在重点发展港口行业。虽然这种竞争虽然可以提升各自的发展水平，但这不是城市群发展的模式。相比来讲，长三角更贴近于城市群的发展模式。上海是综合服务功能的核心城；苏州、无锡是重要功能型城市，重点发展旅游与加工产业；南京行政和杭州是行政文化和商业中心；宁波、舟山、大小洋山等是港口集散中心。各城市间相互合作，优势互补，彼此间有竞争，但显然合作要占主导。珠三角、环渤海城市圈，跟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圈还有较大距离，从圈内各城市发展定位来看，他们更多是竞争的关系，而非合作和优势互补，我国现在所说的城市圈只能算是地理上区域的概念。来源&&财讯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