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哈伊信仰（波斯语：?????? Bahá'í 读音 [b?h???i?]；或称巴哈伊教；简称巴哈伊；旧译“大同教”）由巴哈欧拉创立于十九世纪中叶的伊朗，其著述言论构成了被认为是满足人类现阶段、即迈向成熟阶段之需要的最新启示体系。它的最高宗旨是创建一种新的世界文明，真正实现人类大同。其基本教义可概括为“上帝唯一”、“宗教同源”和“人类一体”。“巴哈伊”也可以指代接受巴哈伊信仰并按其准则生活的人，他们在提升和完善自身的同时也竭尽所能地促进他人及社会的福祉。巴哈伊信仰在世界各大宗教中最为年轻，在新兴宗教里发展得也最快。目前，巴哈伊分布于全世界235个国家和地区，出自2100多个种族和部落。[1][2]

巴哈伊教创始人为伊朗人巴哈欧拉，意为“上帝之荣耀”，由此产生巴哈伊教的教名。根据巴哈伊的教训，宗教的历史是神差遣先知，对人类进行教化的进化过程。神派遣列代圣使亚伯拉罕、摩西、佛陀、琐罗亚斯德、基督、穆罕默德和巴孛。巴哈欧拉是其中最新的一位。

巴哈伊教是个新的独立宗教。巴哈伊教没有神职人员和地方教堂，现在每个大洲建有一“灵曦堂”，分别位于美洲的美国伊利诺伊州威尔米特（Wilmette），大洋洲的澳大利亚悉尼，非洲的乌干达坎帕拉，欧洲的德国法兰克福，中美洲的巴拿马，亚洲的印度新德里，太平洋的萨摩亚，另有一所在南美洲的智利圣地亚哥。每座庙宇都有九面，每面有一大门，代表可以从各方向加入巴哈伊信仰。庙宇中不出售纪念品，不接受馈赠。宗教经费只来源于教徒的捐赠。礼拜仪式非常简单，没有固定的地点，在灵曦堂中可朗诵任何天启宗教的经典作品。

巴哈伊的渐进宗教启示观导致的结果是，他们接纳世界上主要宗教的有效性，认为这些宗教的奠基者和中心人物都是上帝之显示者。其中包括：耶稣、穆罕默德、摩西和佛陀等。另外，其他一些宗教人物如挪亚和亚伯拉罕也是神的先知。宗教历史是“上帝对人类旨意与目的之天启的不同阶段。”[8] 特定的宗教社会教导（例如，祷告的方向，或饮食的禁忌）被后来的显示者废弃，而建立与时代和场合更适合的新要求。相反，对于某些根本原则（如睦邻、慈善）则视为普世和不变的。巴哈伊认为，演进的启示过程不会终止。不过他们确实相信存在启示的周期。

巴哈伊信徒不指望巴哈欧拉的启示出现后的1000年内有新的上帝之显示者。[9][10]

巴哈伊信仰有时被描绘成各类早期宗教的综合体。然而其信徒坚称他们的宗教有独特的传统，有自己的圣书、教训、律法和历史。[8] 其文化和宗教源于伊斯兰教什叶派，其建立过程类似于基督教信仰脱胎于犹太教。巴哈伊信徒把他们的宗教描述为独立的世界性宗教，与其他宗教传统的区别在于巴哈欧拉给出的较新、较现代的训诫。巴哈欧拉据信满足了先驱宗教中所有关于弥赛亚的预言。

巴哈伊教的正式符号是五角星，但是九角星的符号更加常用。 [49] 该符号和里面的字体代表的是至高者。符号由两颗星重叠，有荣耀的光辉点缀，纪念三个合一。[50] 至高者的名字是阿拉伯语: ?? ???? ?????? “荣耀的至高者！”

对巴哈伊信仰在中国传播起过突出作用的是一位名叫玛莎·鲁特（Martha Root）的美国人。她曾四次来到中国（1915年，年，1930年，1937年）；其中第二次逗留了将近一年的时间。其中有七个多月是在北京居住，其余时间她在中国沿海和内地作了广泛的旅行，足迹遍至天津、济南、曲阜、徐州、南京、烟台、上海、杭州、苏州、武汉等地，在近百所各类学校发表演讲，举办讲座。她交游甚广，结识诸多政府高层官员、社会名流和知识分子，包括黎元洪总统的顾问。她还在一些中国的英文报纸上发表文章，并将其中一些用中英文汇编出版。她还多次与中国知名人士会晤，包括孙中山先生，清华学校校长曹云祥博士，后者于1924年接受巴哈伊信仰。

巴哈伊信仰在中国传播的另外一种方式是在国外学习或工作的中国人接触到巴哈伊信仰。廖崇真便是一位，他在美国康奈尔大学读书时接受了巴哈伊信仰。1923年春季，他回到家乡广东，担任中山大学农业学院院长，后成为一名政府官员，并将巴哈欧拉的《隐言经》、《世界书简》、《塔拉扎特》和《伊什拉卡特》等著作的英文本译成中文。这是所见到的最早的巴哈伊中文书籍。[63]

[编辑] 成长、发展和成熟巴哈伊社区最早在上海由一些国外的巴哈伊拓荒者建立。1921年，最早的中文巴哈伊文献在上海印制。1928年第一届灵体会成立。同期，一些小的社区也相继在北京、广州以及哈尔滨成立。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尽管沟通困难，守基·阿芬第与中国大陆的巴哈伊仍然有联系。二战后，大部分外国巴哈伊离开中国。50年代后新的社区成立：1953年在澳门以及1959年在海南岛。

1956年，台湾第一个巴哈伊地方分会在台南成立。1967年，巴哈伊教台湾总会成立。 香港的巴哈伊活动一直没有间断过。绝大多数访华或在华居住的巴哈伊信徒都到过香港，促进了巴哈伊在那里的发展。1956年，香港的巴哈伊成立了第一个地方灵体会。1974年，巴哈伊教香港总会成立，澳门随后在1958年成立了第一个地方分会，1989年成立澳门巴哈伊总会。[64]

[编辑] 行政管理体系尽管台湾、香港以及澳门都有相应的地方总会，但在中国大陆还没有正式的巴哈伊行政管理体系。

在中国巴哈伊信仰者的人数在逐渐扩大，但由于缺少正式的行政管理系统，很难确定中国的巴哈伊的具体人数。很多对巴哈伊感兴趣的人试图通过力行巴哈伊教义在个人生活，家庭和社区、社会、国家服务层面提升自我。

近几年，生活在中国的外国巴哈伊，与当地政府磋商逐渐建立起外国巴哈伊社团。目前外国巴哈伊社团主要在五大城市（北京、大连、上海、天津和深圳）。在当地政府认可下以及指定地点开展一些活动，比如灵性聚会，庆祝巴哈伊节日、开展儿童班、青少年班等，致力于信徒个人的灵性修养和社会服务。

1，中国五大宗教基本含义

2，中国五大宗教的提出

3，当前对中国五大宗教的多种解读

4，2014年上半年短短一个多月国家主席习近平三次讲话昭示新形势下的宗教界的历史责任

近年来，中国五大宗教的提出，得到了中央领导的充分肯定，也得到中国宗教界的普遍认同。2007年2月12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邀请全国性宗教团体负责人“共迎新春佳节”中南海座谈会上，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中国天主教爱国会主席、 中国天主教主教团代主席傅铁山主教，代表中国宗教界发出了“发挥优势，共建中国和谐宗教；五教同光，创建和谐寺观教堂”的倡议，得到了贾庆林主席等中央领导同志的充分肯定,得到了当时在场在座宗教界其他教别领导人及宗教界人士的积极响应。 傅铁山提出的“五教同光”是改革开放以来，在全国较高层次第一次明确把中国宗教划分为五大宗教的信号。自兹开始，作为主管宗教工作的国家宗教局和地方各级民宗管理部门（委、办）在“关于开展创建‘和谐寺观教堂’活动的意见中，广泛、普遍地提到“五教同光”，从这里可以看出，中国五大宗教已经被中央及地方普遍认同，并列入和界定为依法管理宗教的相对管理人角色。 　早在2002年，《法音》杂志社第10期以“我国五大宗教领导人在广济寺中与墨西哥客人座谈”为题，介绍了中国五教代表对外交流的信息。消息称：应外交部邀请，墨西哥副外长阿科斯塔女士一行日前访问了我国，9月24日来到中国佛教协会所在地广济寺，与中国佛教、道教、 天主教、基督教（ 新教）和 伊斯兰教领导人进行座谈。

“五教同光”口号提出后，在宗教事务部门推动下，中国五大宗教频频联手，和谐共处，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慈爱人间、五教同行”为主题的全国性的“宗教慈善周活动”，许多地方，把“五教同光”进一步具体化，如“慈爱人间、五教同行”就是北京率先提出来的。有的地方提出“五教并重，和谐相处，共谋服务”的口号正是将“五教同光”具体化的表现。

据凤凰网2012年5月22日以“叶小文：中国五大宗教经常坐在一起谈笑风生”为题报道：国家宗教局原局长、尼山论坛组委会副主席叶小文指出中国很少因为宗教发生冲突，甚至在一个山中儒释道三家在那儿各拜各的神，这在外国是不可想象的，“中国五大宗教经常坐在一起谈笑风生”，叶小文指出：中国现在主要有佛教、道教、天主教、基督教（新教）、伊斯兰教等，还有一些民间信仰。总之，“中国五大宗教”的明确界定和提出，是新世纪新形势下的必由之路，也是中国宗教自改革开放以来的总结，也是对中国宗教史的正确解读；同时，更是中国宗教界在新形势下作出的正确抉择，我们相信随着“五教”的明确和“五教同光”活动的深入，中国宗教界将会出现新的面貌。

当前对中国五大宗教的多种解读

当前在对中国五大宗教划分的认识上，有少数人存有不同认识，主要是不能在逻辑划分上坚持同一标准，多标准划分必然导致“中国宗教”认识上的混乱。如有人提出中国儒学也是宗教，甚至有人把马列主义也当成宗教。

虽然这些问题一直以来争论不休，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是，当前的发展形势，把中国五大宗教的划分引到一个统一的认识上来，很有必要。 　儒学产生于我国春秋战国时期，对中国人的影响之大，民族内涵之深，规模性和区域性都是空前的，它甚至被提到“官学”位置，入仕做官必须要考儒学，但它只是一种说教，它可以倾注入治国辅政当中实施政教合一；它没有直接信仰神或信奉偶像，所以它不是宗教。而宗教的拜神、信偶等因素决定了宗教在我国从来就没有实施过政教合一的情况，就凭儒学主流没有“拜神、信偶”和“治国辅政、政教合一”的特点，儒学不是宗教，而是一种说教。

同样道理，马列主义不是宗教，马列主义作为奉行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具有自己的价值观，最终是要实现共产主义。因而也不是宗教，是一种学说。

在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国家主席 习近平分别于3个不同场合，就中国传统文化与宗教问题作出了十分重要的讲话。习主席的3次讲话精神形成了一个有机体系，宗教界应认真学习领会习主席讲话精神，在新形势下增强自己的宗教责任。

回顾历史，继承宗教在中国历史文化中的优良传统

2014年3月27日，习主席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发表了重要演讲，列举各宗教传入中国后，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形成与发展起到的重要作用。他指出：“佛教产生于古代印度，但传入中国后，经过长期演化，佛教同中国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融合发展，最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文化，给中国人的宗教信仰、哲学观念、文学艺术、礼仪习俗等留下了深刻影响。中国唐代玄奘西行取经，历尽磨难，体现的是中国人学习域外文化的坚韧精神。”“中国人根据中华文化发展了佛教思想，形成了独特的佛教理论，而且使佛教从中国传播到了日本、韩国、东南亚等地。2000多年来，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等先后传入中国，中国音乐、绘画、文学等也不断吸纳外来文明的优长。”

中国现有五大宗教，除道教外，佛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都是从国外传入并生根发展的。各宗教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不断与中国固有传统文化相互融合、彼此促进、共同发展。这一不争的史实，有力地证明了“文明是包容”的，各种宗教间也并不存在什么实质“冲突”，平等尊重、“交流互鉴”，是各宗教实现“五教同光”和谐发展的最基本路径。

立足当下，发挥宗教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积极作用

2014年4月30日，习主席在新疆考察工作时，专程视察了宗教活动场所，并同新疆宗教界代表人士进行了座谈。习主席对做好宗教工作高度重视，希望新疆广大宗教界人士继续发扬爱国爱民的优良传统，旗帜鲜明地反对宗教极端思想，通过科学解经，引导广大信教群众正确理解宗教教义，让大家都能安安心心发展经济、改善生活。

习主席的讲话，也是对全国宗教界人士提出的希望。宗教数千年绵延而不衰，保持旺盛生命力，有大量的信教群众。据不完全统计，中国目前的信教群众人数已过亿，如何为广大信教群众创造一个和谐、安定的生活与工作环境，在这方面宗教界人士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宗教界人士一定要“申明大义、站稳立场、主动工作”，为祖国的改革发展作出自己的新贡献。

展望未来，引导宗教坚守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014年5月4日，习主席来到北京大学考察工作并同该校师生进行座谈。在座谈会上，习主席发表了重要讲话，号召广大青年“要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讲话中，习主席援引《大学》论述后，指出“核心价值观，其实就是一种德，既是个人的德，也是一种大德，就是国家的德、社会的德。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如果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没有共同的核心价值观，莫衷一是，行无依归，那这个民族、这个国家就无法前进。”他还结合当前形势，对儒家传统思想作出了独到诠释，他指出：“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是个人层面的要求，齐家是社会层面的要求，治国平天下是国家层面的要求。我们提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把涉及国家、社会、公民的价值要求融为一体，既体现了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继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吸收了世界文明有益成果，体现了时代精神。”

习主席的讲话指出了中国传统文化在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重要作用，“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有其独特的价值体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植根在中国人内心，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离开了宗教，中华传统文化也就不会有那么多彩灿烂。所以，宗教界人士、尤其是宗教界青年代表人士，一定要认清当前的新形势，明确自己肩负的历史使命和责任，团结各民族广大信教群众，努力坚守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把国家建设得“更加富强、更加民主、更加文明、更加和谐、更加美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努力。

据新华网北京2014年5月26日电 在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下，中央政治局于5月26日召开会议，研究进一步推进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会议就“推动建立各民族相互嵌入社会结构”统一了思想，取得了一致意见。同时对宗教管理也提出了新的意见，明确指出：“要坚持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坚持保护合法、制止非法、遏制极端、抵御渗透、打击犯罪，加大爱国宗教人士培养力度，努力促进宗教和谐。”

4天后，即2014年5月28日至29日，习主席在北京举行召开的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再次提到宗教管理，并把它归纳为“处理宗教问题的基本原则”。据新华网北京5月29日电：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5月28日至29日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决贯彻党中央关于新疆工作的大政方针，围绕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这个总目标，以推进新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引领，以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为基础，以促进民族团结、遏制宗教极端思想蔓延等为重点，坚持依法治疆、团结稳疆、长期建疆，努力建设团结和谐、繁荣富裕、文明进步、安居乐业的社会主义新疆。

习近平指出，新疆的问题最长远的还是民族团结问题。民族分裂势力越是企图破坏民族团结，我们越要加强民族团结，筑牢各族人民共同维护祖国统一、维护民族团结、维护社会稳定的钢铁长城。要坚定不移坚持党的民族政策、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民族团结是各族人民的生命线。要高举各民族大团结的旗帜，在各民族中牢固树立国家意识、公民意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最大限度团结依靠各族群众，使每个民族、每个公民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力量，共享祖国繁荣发展的成果。各民族要相互了解、相互尊重、相互包容、相互欣赏、相互学习、相互帮助，像石榴籽那样紧紧抱在一起。要加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部署和开展多种形式的共建工作，推进“双语”教育，推动建立各民族相互嵌入式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有序扩大新疆少数民族群众到内地接受教育、就业、居住的规模，促进各族群众在共同生产生活和工作学习中加深了解、增进感情。

习近平强调，要精心做好宗教工作，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发挥好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处理宗教问题的基本原则，就是保护合法、制止非法、遏制极端、抵御渗透、打击犯罪。要依法保障信教群众正常宗教需求，尊重信教群众的习俗，稳步拓宽信教群众正确掌握宗教常识的合法渠道。要重视培养爱国宗教教职人员队伍，采取有力措施提高宗教界人士素质，确保宗教组织领导权牢牢掌握在爱国爱教人士手中。

中国五大宗教公历纪元前后，佛教开始由印度传入中国，经长期传播发展，而形成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中国佛教。由于传入的时间、途径、地区和民族文化、社会历史背影的不同，中国佛教形成三大系，即汉地佛教（汉语系）、藏传佛教（藏语系）和云南地区上座部佛教（巴利语系）。

中国五大宗教道教是中国主要宗教之一。东汉时形成，到南北朝时盛行起来。道教徒尊称创立者之一张道陵为天师，因而又叫“天师道”。后又分化为许多派别。道教奉老子为教祖，尊称他为“太上老君”。

因以“道”为最高信仰，认为“道”是化生宇宙万物的本原，故名。东汉张道陵创立的“五斗米道”为道教的定型化之始。南北朝时宗教形式逐渐完备。奉老聃为教祖，尊称“太上老君”。到金末元初又发展出主修内丹的 全真派，与原来的主修符箓法术的 正一派为道教两大派系。以《道德经》（即《老子》）、《正一经》和《太平洞经》为主要经典。奉 三清为最高的神，以道为最高信仰。

道教的第一所国家级道观位于洛阳上清宫。

中国五大宗教7世纪中叶伊斯兰教开始由阿拉伯传入中国，经过长期的传播、发展和演变而形成具有民族特色的中国伊斯兰教。它是中、阿人民间长期经济、文化交流和传统友谊的纽带。唐、宋、元三代是伊斯兰教在中国传播的主要时期，迄止明代，中国先后有回、维吾尔、哈萨克、乌孜别克、柯尔克孜、塔吉克、塔塔尔、东乡、撒拉、保安等10个少数民族信奉伊斯兰教。伊斯兰教对各穆斯林民族的历史文化、伦理道德、生活方式和习俗产生了深刻影响。伊斯兰文化同中国传统文化交流融合，成为各穆斯林民族文化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并丰富了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宝库。据1990年全国人口普查统计，中国大陆10个穆斯林民族的总人口计1759．7370万人。遍布全国各省(区)的大多数城乡，主要聚居于西北的新疆、宁夏，甘肃、青海，以及陕西、河南、河北、云南、山东、山西、安徽、北京等省市的部分地区，在台湾、港澳地区亦有穆斯林分布，以大分散小集中为特征。凡穆斯林聚居区，均建有规模不等的清真寺，形成以清真寺为中心的穆斯林社区网络。中国穆斯林绝大多数属逊尼派，遵行哈乃斐学派教法，新疆极少数为什叶派的伊斯玛仪派。苏菲主义各学派在西北地区有广泛影响。历史上，由于伊斯兰教传入各民族地区的时间、途径以及各民族的社会历史环境和文化背景不同，伊斯兰教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又分为内地伊斯兰教(汉语系)和新疆地区伊斯兰教(突厥语系)两大系。

天主教天主教与 东正教、 新教同为基督教的三大派别。天主教亦称“公教”，原意为“普世的”和“大公的”。天主教拉丁文名称为Ecclesia Catholica Romana，直译为“罗马公教”，音译为“加特力教”，意译为“罗马天主教”。16世纪（明朝）传入中国时，其信徒将所崇奉的神称为“天主”，故在中国称 天主教。

中国五大宗教基督教是以信仰耶稣基督为救主的宗教。 天主教(Roman

目前基督教（包含天主教、东正教、新教及独立教会等）在全世界有约21.4亿信徒，为拥有信徒最多的宗教，以亚洲、非洲的信徒的发展最快。

从476年罗马帝国分裂至1453年 东罗马帝国灭亡。基督教分裂为罗马天主教和东正教（1054年）后又分裂出马丁·路德、加尔文等创立的新教（1517年） 。

唐太宗贞观九年（635年），基督教开始传入中国，但当时传入中国的是当年一度被认为是异端的聂斯托利派（中国称 景教，现称“基督宗教马龙派”），后来在唐朝会昌五年（845年）被禁止传播。元朝时基督教（景教和罗马 天主教）又再次传入中国，称为“也利可温”（蒙古语“有福缘的人”），元朝灭亡后又中断了。明朝万历十年（1582年），天主教 耶稣会派来 利玛窦，他被允许在广东肇庆定居并传教，曾一度成功地使天主教在中国得以立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