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和穆斯林世界相遇：帝国的征服和对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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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的穆斯林领导人喜欢说伊斯兰教早在基督教之前就传入了俄罗斯。在穆罕默德纪元开始后的第一个世纪，穆斯林教徒们就把自己的宗教从阿拉伯半岛带到了俄罗斯，远远早于随着欧亚草原的异教徒而来的基督教。到了1000年末之际，当基辅罗斯的异教徒王子皈依拜占庭基督教后，大量的穆斯林群体出现在了里海和黑海间的高加索地区、伏尔加河流域和中亚，还有乌拉尔地区以及西伯利亚。蒙古游牧民族在其十三至十六世纪间占领俄罗斯的漫长岁月中接受了伊斯兰教，金帐汗国被驱赶回蒙古时，他们中的许多鞑靼族人都留在了那里。
随着俄罗斯帝国通过征战、贸易以及与原住民精英的合作不断向南部和东部扩张，其穆斯林人口也稳步增长。十八世纪叶卡捷琳娜大帝将克里米亚及高加索与里海北部的草原穆斯林纳入了帝国范围，高加索本身则是在十九世纪初被征服，虽然俄罗斯人从来未能真正镇压穆斯林达吉斯坦和车臣的山区部落。自19世纪60年代起俄罗斯军队将帝国的疆界远远延伸到哈萨克草原和中亚，征服了塔什干、浩罕、布哈拉、撒马尔罕的那些伊斯兰教丰富而古老的宗教与学术中心。到了十九世纪末，沙皇统治下的穆斯林数量比奥斯曼帝国苏丹统治的更多。
俄罗斯和穆斯林世界之间的相遇已经被大多数观察家视为一个关于帝国征服和对抗的简单故事，是俄罗斯与车臣和达吉斯坦的穆斯林叛军之间长期且时常残酷的斗争缩影。［这一冲突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纪 ，当时达吉斯坦军阀伊玛目·沙米尔（Imam Shamil）率领北高加索的穆斯林山区部落与1825年至1855 年间在位的沙皇尼古拉一世的军队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战斗］在这一抵抗与镇压的传奇事件中，俄罗斯南部边境成为了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之间“文明的冲突”的关键前沿；最近的车臣战争则是苏维埃政权强加的人为和平局面瓦解后恢复了这些宗教传统中的“冲突的自然状态”。
然而罗伯特·克鲁斯在其适时的学术书籍《对于先知和沙皇》中提醒我们，车臣和北高加索地区其他地方发生的冲突，其实从历史上看是不寻常的，因为1917 年之前，俄罗斯和穆斯林世界之间都是和平共处合作的状态。始于1762 年的叶卡捷琳娜大帝的统治标志着俄罗斯帝国第一次大规模扩张到高加索地区。俄罗斯军队征服了穆斯林的领土，镇压了抵抗；但帝国的官员通过将伊斯兰教及其相应的等级制度（神职人员和法律学者位于顶层）确认为帝国统治的一项核心制度，设法赢得了穆斯林臣民的忠心。克鲁斯坚持认为，这些沙皇政策的结果是“穆斯林的善男信女们开始将帝国想象为体现上帝意志的潜在手段”，并作为沙皇的忠心子民参与其中，重新协调自己与伊斯兰的关系。
帝国和宗教制度之间的联系曾被俄罗斯帝国（以及其他帝国）的早期历史学家忽视，他们几乎将注意力完全集中于世俗事务和俄罗斯民族主义的兴起，视其为理解帝国统治瓦解的关键。然而，克鲁斯认为，从叶卡捷琳娜二世到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历任沙皇并非通过支持少数种族或民族群体来巩固他们的权威，而是通过他们对宗教信仰的捍卫（沙皇法律规定每个臣民都要归属于一个教派组）。通过其对宗教宽容的承诺，沙皇帝国能够“使用更少的暴力统治，并取得更大程度的共识，而非历史学家先前想象的那样”。 沙皇的官员并没有大规模的驱逐穆斯林出境或迫使大量穆斯林改变信仰，他们对于伊斯兰教一般比较宽容。这种态度是一种帝国政策问题，它试图讨好新占据的领土以及周边国的穆斯林人口，但这也是基于伊斯兰教的一神论，俄罗斯官方认为这一点可以与基督教相提并论。但是，诸如俄罗斯北部的科米人这样的多神教异教徒则被强迫改信基督教（克鲁斯可能已探寻了此种对比） 。
正如克鲁斯所说，沙俄在其穆斯林地区较为稳定，相比之下，它的主要竞争对手帝国 —— 英国和法国在非洲和亚洲以及哈布斯堡王朝在巴尔干地区——在拉拢收买原住民宗教精英方面，系统性和技巧都稍逊一筹。达吉斯坦和车臣地区的穆斯林部落对俄罗斯统治的抵抗是一个很大的例外，但即便在那里，很大比例的穆斯林人口都是被迫参加叛军，其中一部分是由袭击俄罗斯政府的外国苏菲派（Sofi）兄弟所招募。除此之外，自1865 年俄罗斯征服塔什干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半个世纪中，并没有发生重大起义，只有少数反对沙皇统治的局部叛乱。那些拼命想争取穆斯林公民忠诚的西方国家可以从十九世纪俄罗斯帝国的范例中学到很多东西。
克鲁斯从叶卡捷琳娜大帝（ 在位）的统治开始进行研究，当时宗教宽容的“经济学者”思想被女皇运用到克里米亚和里海沿岸的新穆斯林臣民身上，作为加强国家权力的一种手段。“ 经济学者”是一群德国启蒙思想家，主张公共秩序和道德可以通过宽容教派团体的监管得到加强（不过他们说得很清楚，正如叶卡捷琳娜那样，那些异教徒、无神论者和自由思想家不配受到这样的保护）。从本质上讲叶卡捷琳娜将宗教宽容视作帝国控制和扩张的工具：它会缓解帝国的边境躁动地区的穆斯林与俄罗斯殖民者和官员之间的关系，拉拢作为中间人的周边国家的穆斯林。但欧洲学者的“土耳其信条”研究也使她确信，伊斯兰教在其基本信仰、戒律、祈祷专用的圣地、宗教法和阶层等级方面与基督教并无很大差异，所有这些都可以被沙皇国家用来加强更传统的帝国统治法规的神圣权威地位。
叶卡捷琳娜为帝国的穆斯林建立起一个集中的教会阶层，努力使过去独立的毛拉和清真寺融入一种如教堂般的系统，服从于圣彼得堡的帝国政府。1788年，她指定在乌法（后来被转移到奥伦堡）成立穆罕默德传教士大会，结合了俄罗斯东正教教会特点，如标准化组织礼拜堂区，以及那些奥斯曼帝国的宗教系统（包括详细的宗教头衔阶层）。逊尼派神职人员和法律学者穆克汉姆德－詹·库赛诺夫（Mukhamed － Zhan Khusainov）领导，为穆斯林神职人员颁发许可，解释伊斯兰的教义和伊斯兰法，受理信徒反对他们清真寺决定的申诉，监督日益增长的穆斯林学校网络。
到1824年库赛诺夫去世时，该大会已被受贿的指控困扰，如克鲁斯所言，这对 “清真寺社区”影响相对较弱——这些穆斯林聚居区由大会和省级官员的批准建造清真寺。但在尼古拉一世统治时期大会的权力由内务部扩大增强，将其看作皇家管理的工具。大会颁布教令，敦促穆斯林支持沙皇。它让所有毛拉们宣誓效忠皇室，并在他们的清真寺讲坛为皇室祈祷。大会也将帝国法律解读为伊斯兰教教义：兵役、卫生习惯、生产和高等教育都被解释为宗教职责，由《古兰经》引文定义，由大会颁布教令强制执行。
1834 年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决定强调其主要效忠于皇权，大会发布裁决，命令穆斯林遵守一条有争议的法律，规定人死后要等待三天才可以下葬，并向警方备案死亡之事，因为曾经出现过人们还没死就被仓促埋葬的事。
俄罗斯帝国将大会作为一个调和伊斯兰势力的机构，使其同自己的国家与道德规范准则要求一致。这些受许可的法学家，即宗教法的解释者，以及毛拉对抗那些号召穆斯林拿起武器反对俄罗斯帝国或逃离其“战争之家”的或“无信之家”极端分子和“圣战”分子。大会也帮助国家铲除穆斯林分裂势力与苏菲派神秘主义者和极端分子，因为他们威胁要扰乱清真寺社区、挑起对帝国当局的反抗。
克鲁斯指出，国家对于穆斯林神职人员的处理相当有技巧。它支持开放清真寺的建筑和宗教学校，其中一些成为在穆斯林世界中伊斯兰学习的重要中心。它逐渐改善了穆斯林神职人员的地位，把他们与东正教神职人员相提并论。但它也允许非信教群体声音，并鼓励反教，以保持伊斯兰教的弱势和分歧。
书中也许最精华的篇章在于其翔实地调查了自叶卡捷琳娜的统治起，国家如何尝试使关于家庭的伊斯兰教法更接近世俗和东正教教会法的规范，克鲁斯展示了沙皇的官员如何干预家庭纠纷，特别是支持穆斯林妇女的呼吁，以使伊斯兰正义的传统解释与自己家庭和帝国秩序的观念一致。通过反对一夫多妻制、绑架新娘和强迫婚姻的穆斯林做法，帝国官员寻求与那些曾在中等哈纳菲（Hanafi）法律学校受教育的穆斯林学者合作，参考伊斯兰教本权威，以验证其支持穆斯林妇女离婚、财产以及人身安全权利的裁定。其结果是，那些陷入与保守的当地神职人员教义纠纷的穆斯林教友们发现俄罗斯帝国并不太可能成为盟友。
十九世纪上半叶，帝国官员越来越多地干预伊斯兰法的解释，他们发展了自己对伊斯兰教的专业知识来源，而并未依靠穆斯林学者和中介机构。东方学作为一门新欧洲科学在俄罗斯大学中涌现（这个问题克鲁斯原本或许可以说得更多），国家发现以通过实施由伊斯兰基督教学者制定的具有约束力的法案，更容易依照自己的法制重构穆斯林法学。米尔扎·亚历山大·卡泽姆－柏克（Mirza Alexander Kazem － Bek），一名皈依基督教的穆斯林、喀山大学法律学者，在为帝国官僚阐释伊斯兰法律方面起到关键作用，而喀山大学位于莫斯科东南，或许是十九世纪最重要的俄罗斯东方学中心。1849 年他被调到圣彼得堡大学后，在内务部从事幕后工作，审查送往首都的上诉案件，解释充满矛盾的关于各项民法事宜的伊斯兰法律文本。到了19 世纪60 年代，卡泽姆－柏克已成为俄罗斯无可争辩的伊斯兰法权威，如克鲁斯所暗示的，他的意见通常“对限制业外人士参与以及对加强（国家支持的）伊斯兰教的权威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过去几十年的帝国政权中，与伊斯兰教的紧密关系对俄罗斯控制中亚极其重要。哈萨克草原的游牧民族基本上是略微倾向伊斯兰文化的异教徒。他们迁徙的生活方式，使其无法构建自己的清真寺和学校。从叶卡捷琳娜大帝时代起，俄国人开始支持在哈萨克牧民中发展伊斯兰教，相信它会鼓励他们采取更“文明”的生存之道。俄国人推测通过建立清真寺和学校，哈萨克部落将变得更为稳定，从游牧畜牧业转向农业和贸易，国家从而可能对此征税。
然而到了19 世纪60 年代，俄罗斯官员已经开始怀疑仅仅依靠伊斯兰教作为帝国影响的唯一手段是否明智。哈萨克统治阶级在俄罗斯征服的地区进行合作，以换取在帝国政府的优越位置，他们并非特别虔诚的教徒，而是以自己的哈萨克族传统为荣。由于担心在伊玛目·沙塔尔的达吉斯坦军队刚被击败的北高加索地区，宗教会在反俄运动中发挥作用，俄罗斯转向世俗习惯法（传统法律），由部族长老执行管理，而在其他地方则是指派伊斯兰教法并由神职人员执行（北高加索地区也做出了这样的改变）。
在某些方面，或许如克鲁斯所言，这种着眼于依部落习俗治理的新重点是试图给哈萨克牧民与俄国农民平等的地位，1861 年农奴解放后农民也采取了习惯法治理。但它与其他殖民国家的帝国战略也是一致的，如英国在旁遮普邦或法国在北非的所为，他们愈来愈担忧伊斯兰教在反对西方的“进步”力量和“文明”中起到的效果，因此他们寻求部落习俗作为伊斯兰教法的替代。
然而，与英国和法国一样，俄罗斯人发现，作为帝国控制的手段习俗无法与宗教匹敌，即使对哈萨克人而言也是如此。克鲁斯认为，没有可靠的穆斯林神职人员或对宗教生活的有效监管，哈萨克草原变成了流动毛拉们的温床，他们总有能力挑起穆斯林穷人的动乱。
再往南，在俄罗斯军队于1865 年抵达的中亚地区，那里有较强大的伊斯兰制度和发达的清真寺、宗教学校及神职阶层结构网络。根据克鲁斯观点，这使得它更容易让皇家统治扎稳脚根。在俄罗斯帝国这个遥远的前哨，帝国统治的其他力量更弱，城市中心以外的地方只有零星分布的沙皇官员。克鲁斯告诉我们，1910年，只有58 名俄罗斯官员管理费尔干纳地区（今乌兹别克斯坦）近200 万居民，其中两人还是翻译。克鲁斯展示了俄国人如何在像塔什干、撒马尔罕和布哈拉这样的城市调解那些长久以来分裂这些群体的宗教纠纷，利用当地对清真寺、宗教学校、捐赠基金和神社领导权的争夺，来创建依赖于皇家管理赞助的新宗教和政治层级结构，正如1865 年征服塔什干后，军方官员给予免税待遇，以拉拢神职人员。他的结论是“深层渗透的伊斯兰的争端和沙皇管理有助于保证帝国秩序在中亚的相对强大和持久”。偶尔也有干扰、霍乱蔓延的抗议以及一场叛乱，即1898 年吉尔吉斯与俄罗斯殖民者的冲突引发的安集延暴动，但克鲁斯指出，起义的领导者达克其依禅，力求不仅要摆脱俄罗斯的占领，也要构建一个充分遵从伊斯兰教法的社会，同时扫清他视为腐败宗教的苏菲派及其学者……在大多数情况下，穆斯林日常生活中更多参与的是互相之间的斗争，而不是反抗政权。
《对于先知和沙皇》是一本创新且富有启示的书。它通过清晰的撰写和深入的研究，对帝国和它的穆斯林臣民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提供了新的角度，在某些方面或许可以为如今现代西方国家有关如何保证穆斯林人口的忠诚的辩论提供一些启示。克鲁斯对帝国政治的宗教分析强有力地解释了漫长的十九世纪中穆斯林领土上的俄罗斯帝国相对稳定的原因。从这个角度看问题确实令人耳目一新，因为这不是对长期削弱帝国的社会力量进行探索，而是试图理解帝国持久性的源泉。引人注意的并非俄罗斯帝国的崩溃，正如其他帝国一样，而是它设法生存了这么久（并在苏联时代复活），而且是在欧亚大陆这样一片广阔而落后的土地上，那里的俄罗斯族人数量并不比一个大的少数民族多。1897 年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显示，俄罗斯人仅占帝国人口的44％，而且他们是增长最慢的民族之一。由于其高生育率，穆斯林人口是在帝国增长最快的族群。
关于最后几年内动摇了俄罗斯帝国的那些更广泛的社会变革，克鲁斯则不那么令人信服。他的书中很少提及，例如，对穆斯林地区原材料的经济剥削，或关于俄罗斯的农业殖民者大规模移居牧区，虽然二者都大大加深了穆斯林穷人对帝国统治的不满，他们在激进的伊斯兰教中发现了一种对自己的殖民统治者蔑视和反抗的组织力量和意识形态。对于参与1905 年和1917 年推翻帝国统治体系革命的穆斯林民权运动，克鲁斯只在书的最后几页稍作关注，几乎算是亡羊补牢。
在处理伊斯兰教的问题上，苏联帝国与其前任的沙皇相比，则是笨拙地压迫。苏共反对一切宗教，自20 世纪20 年代开始根除由 沙皇官员在19 世纪发展的穆斯林司法和教育机构，清除穆斯林神职人员和他们的虔诚捐赠（宗教公产），并通过宣传以及对清真寺社区的迫害破坏伊斯兰教。根据希琳·亨特在其“俄罗斯的伊斯兰教：政治身份和安全，对当今俄罗斯面临的国内外穆斯林世界挑战的清晰研究” 一文中统计，1917 年，俄罗斯帝国内有26000 座运作的清真寺与45000 名毛拉，但到1963 年大约只剩400 座清真寺，有两三千穆斯林神职人员离开了苏联境内。
除了关闭清真寺，苏维埃政权还推行种族分裂的政策，驱逐穆斯林人群（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车臣和梅斯赫特土耳其人被转移到中亚）以及将大型少数民族并入穆斯林共和国与自治区，如布哈拉和撒马尔罕的多数塔吉克人都被并入乌兹别克斯坦，或是乌兹别克人留在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
在这些情况下，穆斯林苏联加盟共和国被过度进行种族划分，从而难以发展民族身份，伊斯兰教成为了被苏维埃制度异化的穆斯林教徒的另一种身份，并适时成为一种组织抵抗苏联统治的意识形态和制度。在这方面，1979 年苏联入侵阿富汗是一个转折点，不只因为对于在苏联的穆斯林而言，阿富汗叛军成为伊斯兰力量和反抗象征，而或许更关键的是，“圣战”者和他们巴基斯坦和沙特阿拉伯的支持者在中亚和其他地区建立了与苏联穆斯林的直接联系。亨特指出，巴基斯坦穆罕默德·齐亚·哈克政府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边境建立了宗教学校和军营，在此许多苏联的穆斯林接触到了各种圣战思想和游击战术。
苏维埃政权垮台后，伊斯兰教的复兴仍烙有这些外国极端分子的印记。在高加索地区，尤其在北部沿着与主流伊斯兰教连接的苏菲派兄弟地区，越来越多的宗教和“圣战”运动要求伊斯兰教法成为国法。这些运动中影响最大的是受到穆罕默德·伊本·阿卜杜勒·瓦哈比（瓦哈比主义）教导的启示，活动分子以车臣独立为名，参与了许多针对俄罗斯和车臣公民的恐怖暴行。（《伊斯兰教森林狼：俄罗斯车臣的恐怖面孔》，保罗·墨菲所著，是对他们犯罪活动的一个可怕的记录，包括其爆炸袭击、劫持人质、绑架，以及自1991 年以来对数千名无辜平民的暗杀。这本书值得欢迎，因为可以提醒大家，在这残酷的战争中，犯下暴行的并不仅仅是俄罗斯军队。）
沙希迪分子（Shahidists）也许是近期北高加索地区出现的最极端“圣战”者团体。这些成员将殉难视作对俄罗斯斗争的一种手段，参与了2002 年10 月的莫斯科杜布罗夫卡剧院围攻，当时至少有164 名男人、妇女、儿童和恐怖分子被打死。这些沙希迪分子也参与了几十起车臣和北奥塞梯的自杀性爆炸事件，造成数百人死亡。考虑到这些极端组织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亨特指出了北高加索的失业痼疾，以及主流伊斯兰教的体制弱点，即经过苏维埃政权六十多年的迫害，当从那些极端主义扎根之国而来的伊斯兰传教士和伊斯兰教师大规模涌入，俄罗斯就容易受到威胁。亨特表明，俄罗斯政府早已声称车臣极端分子与阿富汗的塔利班、基地组织之间存在密切联系，但在西方世界人们普遍同情车臣武装分子，从未充分接受这一观点，直到发生“9·11事件”。
打击伊斯兰恐怖主义的国际战争增强了俄罗斯为保卫其南部穆斯林地区安全而进行斗争的决心，那里一直容易受到来自伊朗、巴基斯坦和阿富汗伊斯兰极端分子的影响。有迹象表明，车臣局势开始稳定。反叛运动已经开始破裂，并转移至印古什和达吉斯坦的毗邻地区，特别是自从2005 年3 月主要反政府武装领导人马斯·哈多夫以及军阀沙塔尔·巴萨耶夫二人死后，后者曾策划了许多最严重的车臣恐怖分子暴行，包括2004 年9 月在俄罗斯南部别斯兰镇一所学校内劫持人质。越来越多的车臣叛军根本不是车臣族的，而是来自国外的伊斯兰极端分子。
大多数车臣人民认为这些外国侵略者是将他们的土地用作战场。车臣人已被战争折磨得疲惫不堪，愿意接受任何和平局势，只要能让他们重建自己破碎的社区。 2005 年11 月的议会选举，不论多么不完善，可能已经给了新的亲俄罗斯派政府一个机会，以孤立极端分子并重建国家赢得民心。但作为这一努力的一部分，必须建立起真正的民主选举制度和人权的国际监督，所谓人权被俄罗斯支撑的当局往往以残暴的手段滥用，这些手段方式已被记者和人权组织曝光。安娜·波利特科夫斯卡娅，身为报道俄罗斯在车臣暴行的最无畏记者之一，于日被谋杀了，造成了关于车臣局势进一步调查的不祥预感。克里姆林宫不应该害怕民主，根据车臣州立大学的社会学中心在过去三年内进行的调查结果显示，只有五分之一的车臣人口支持车臣脱离俄罗斯独立。
无论车臣冲突中发生什么，俄罗斯都将日益成为一个穆斯林国家，迅速下滑的俄罗斯出生率将证明这一点，现在每100 名俄罗斯族妇女大约只有1.5 个子女，相比之下，穆斯林族群每100 名妇女有近5 个子女。俄罗斯政府将需要找到比对其发动战争更好的手段来赢取穆斯林公民的忠心。它需要建立一个所有宗教信仰自由平等的真正世俗国家。这将意味着将国家与俄罗斯东正教分离，而东正教被1997 年的“关于道德自由和宗教团体法”赋予了特权地位。该法认可了“东正教对俄罗斯历史和俄罗斯的精神文化的建立与发展的特殊贡献”，尽管1993 年宪法规定俄罗斯联邦为一个没有官方的宗教的世俗国家。东正教领袖们口头上支持俄罗斯在车臣的军事行动，有时也煽风点火将其比作东正教和伊斯兰教之间的宗教战争。如果俄罗斯要想建立起一种与其穆斯林人口的新关系，那么这样的说辞毫无立足之地。伊斯兰教必须作为俄罗斯文化身份的重要组成部分被完全接受，并如之前的沙皇那样，国家必须寻求更好的方法来团结其穆斯林公民，并调和他们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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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懂俄罗斯革命
转自：&BetterRead &
& 作者：王烁
​《一个民族的悲剧：1891年至1924年的俄国革命》，A
People's Tragedy: The Russian Revolution
，作者是英国史学家Orlando
Figes，专治俄罗斯史，兼具文才和史才。这本书是他的成名作，获奖无数。1891年发生俄罗斯大饥荒，1924年列宁去世。
20世纪中国发生的事情，俄罗斯都已经发生过。要理解中国，读懂俄罗斯是捷径。本书厚达700页，我边读边记，再创作出近两万字长篇笔记，创下个人读书笔记长度和用力的纪录，此前曾分八篇连载，应要求合为一篇长文，请过瘾。
一、王朝衰世
末代沙皇夫妇
罗曼诺夫王朝没有内阁，也没有相权。末代沙皇尼古拉亲政勤勉，亲自处理大小公务，包括职业学校厨子的聘任事宜，连秘书都不要。他坚信自己与俄罗斯人民有神秘的血肉相连。
末代皇后亚力山德拉是英国维多利亚女王外孙女。维多利亚教其为君之道，在于致力获得臣民拥戴。亚力山德拉回答，您错了。沙皇就是人民。人民必然爱他。独子阿列克塞是血友病患者，纵王室照样求告无门，为神棍拉斯普金打开了冬宫大门。
父皇亚历山大三世壮年早逝，尼古拉接位时惊恐万状：“我不会治国，也没有兴趣治国，我都不知道怎么跟大臣说话！”路易十六接位时也说过类似的话。溥仪接位时太小，说不出这话来。
1850年代的克里米亚战争对俄罗斯相当于鸦片战争对中国；1905年的日俄战争对俄罗斯相当于甲午战争对中国。第一次战败后都搞现代化改革；第二次战败后都搞革命。非常巧合，英国人和日本人都分别给中俄带来了这两场战争。
1870年代，俄罗斯统治阶层出现立宪思潮。改革派大本营在财政部，部长Abaza说，沙皇不能只靠100万军队和官员治理国家。后来1890年代的改革派领袖维特也说，俄罗斯只有改革，走向现代化、法治、自由，才能避免革命。
保守派大本营在内务部，领袖Durnovo认为宪政时机不成熟，要等到经济发展水平够高才能启动政治改革。经济自由化加专制政治是他们开出的药方。
1881年，亚历山大二世遇刺身亡，亚历山大三世接位，相信改良只会催生暴徒，改革派全数下野。
20世纪初问一个乌克兰农民他是谁，他会回答是东正教徒；要问他是俄国人还是乌克兰人，他会说自己是农民，谁当国王都一样。民族主义的兴起，要等到教育普及、市场连接农村与城市以后，才会成为潮流。
由于俄罗斯帝国扩张太快，俄罗斯人占帝国人口比例只占44%，激发了大俄罗斯主义危机感，于是禁止在学校、公文和公共场所使用俄语以外的民族语言。波兰大学生研读波兰文学时，必须使用俄译本。1907年，基辅行政当局发布霍乱通知，不用乌克兰文用俄文，但乌克兰90%人口是农民，不识俄文。
犹太人在俄罗斯多民族结构的底层，不允许拥有土地。沙俄最后年代有数百起迫害犹太人事件，并非出自政府策划，而是民间自发。反犹主义也是权力阶层的时髦，沙皇尼古拉认为犹太人经商，亵渎了俄罗斯国民的纯洁性格。
俄罗斯第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是犹太人党。同为犹太人的托洛斯基认为阶级斗争比民族斗争更重要，最终犹太人马克思主义政党沿阶级斗争与民族斗争的路线一分为二。
民粹主义、崇拜农民、回归乡村，一度有很大的政治影响力，激发了一代俄罗斯理想主义年青人自发上山下乡。但如诗如画的俄罗斯乡村社会是幻觉，刚从农奴制下脱身的农村多疑，排外，暴力，读高尔基的《关于俄罗斯农民》就懂了。
俄罗斯农村流传着很多如何打老婆的技术指导：“用斧柄给她来一下，看她还有呼吸没有，要是还有，再来一下。”1860年代废除农奴制，解放了农民人身，但没有把他们织入法织社会的框架。
列宁主义不起源于列宁自己。1869年，Nechaev出版革命对话集：革命者没有情感，没有私务，没有牵挂，没有财产，没有道德，没有名字，一切都服务于惟一的目的：革命。因同志Ivanov拒绝服务命令，Nechaev将其处死。妥斯托耶夫斯基将此事写入小说The
Possessed。
俄罗斯民粹主义运动有三个基本主张：要民主要自由；理想化农村和农民；俄罗斯可以村社为样板走出一条独特的现代化道路。有个致命问题：农民不愿革命怎么办？一派认为要通过教育，等待农民产生革命自觉；一派认为要带领农民革命。
1874年夏，数千学生自发下乡，与农民生活在一起，并传播革命思想，农民反应冷淡，多以悲剧和闹剧收场。民粹主义自此日走下风。
1878年，激进革命派刺杀彼得堡总督，被判无罪，此后发生多起刺杀案，高潮是1881年刺杀沙皇亚历山大二世，锁定了革命与反革命的极端化螺旋。
列宁哥哥亚历山大·乌里亚诺夫是土地和自由党激进派成员，计划在亚历山大二世遇刺六周年之际刺杀亚历山大三世，失败，被处死。沙皇最后20年，1.7万人死于革命恐怖活动。革命党经费主要来自抢劫。
列宁的中学校长费多尔·克伦斯基给他的评语是：模范学生，服从权威。他不可能想得到这个模范学生有一天会夺了他儿子的权。他的儿子是克伦斯基，1917年俄罗斯临时政府总理，十月革命的对象。
列宁兄长亚历山大是乌里亚诺夫家这一代的骄傲，1887年，因主谋刺杀亚历山大三世被处极刑。这是列宁转向革命的催化剂。参与了刺杀密谋者还有
Joseph Pilsudski，后来成为波兰统治者，在十月革命后派军队进攻红色苏维埃，并占据乌克兰大部。历史就是这样吊诡。
在读到马克思主义之前，列宁已经读了大量车尔尼雪夫斯基、Tkachev。后来叫作列宁主义的那些东西：严明的革命纪律、雅各宾式独裁倾向、对自由派和民主派的蔑视，来自于俄罗斯革命传统，而不是马克思。
1872年，马克思《资本论》通过了沙皇的出版审查，他以前的所有著作都没能通过。审查者认为，《资本论》太艰涩了，俄罗斯没人会看。就这样，马克思主义来到俄罗斯。马克思主义满足了俄罗斯知识分子对绝对真理的追求，获得了狂热的广泛皈依。从此，农民革命的道路被摒弃，工人革命成为主流。
1903年俄社会民主党第二次大会，列宁与马托夫决裂。列宁认为须加入党组织才能成为党员，马托夫认为只要认同党的纲领可以。23票支持列宁，28
票反对。随后支持马托夫的两个小派别因其他主张被否退出，列宁获得微弱多数，自称多数派（布尔什维克），称对手为少数派（孟什维克）。
1891年俄罗斯大饥荒，50万人死亡。政府最早禁止报道，官方口径是收成差点。没有可靠信息，民间传闻越传越可怕。最后政府不得不承认失败，当年11月宣布开禁，请求社会各界组织援助，这是一个历史性时刻，自此政府再也不能控制公民自组织和社会大讨论。
二、最后的改革机会
斯托雷平
1904年，日俄战争一触即发，俄内务部长Plehve说，干脆打场小胜仗来遏制革命吧。战争的确把许多自由派变成军国狂人。但是，沙俄战败，从此不可收拾。
战争爆发后，保守派内务部长Plehve被刺。沙皇不得已换开明派人物Mirsky接任，其妻在日记中写道，这下不好了，期望如此之高，而能做的太少。上帝保佑老公。沙皇最后20年反复出现一个主题：一波又一波改革愿望在沙皇反对下不能有所为。Mirsky跟沙皇建议把当时的一点基层自治扩展到全俄，沙皇说，还真是，这样就可以更好地研究牲畜了。Mirsky说，代议制机构要做的是对政治发言。沙皇沉默。事遂寝。
这事黄了以后，Mirsky对手下说，没救了，多建点监狱吧。
日，彼得堡15万工人在神父Gapon带领下，抬着沙皇尼古拉的肖像，到冬宫向沙皇请愿。像前人相信沙皇是农民的保护者一样，Gapon神父相信沙皇是工人的保护者。军队开枪，200人被杀。对工人的争夺结束，俄国革命不可逆。
日，全国大罢工期间，562家工厂代表集会，创设圣彼得堡苏维埃，50名委员中，各有七名来自孟什维克、布尔什维克、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事实上主导了苏维埃，因为他们本来就主张工人大民主，布尔什维克影响力很小，他们对工人自发革命有怀疑。
沙皇终于从打猎归来，维特告诉他国家即将崩溃，要么马上政改，要么立即军管。尼古拉想任命叔叔尼克莱为军事总督，尼克莱掏出左轮，如果沙皇不收回成命就当场自杀。尼克莱是皇室唯一有军事才能的人。沙皇只好颁政改诏。
1905年沙皇政改诏下之后，政治暂时恢复正常，但街头左右翼暴力事件随即出现。社会地位最低的犹太人再次成为替罪羊。保皇右翼指称俄罗斯之乱全因犹太人阴谋，全俄出现数百起迫害犹太人事件，在奥德萨，800名犹太人被杀。
沙皇下政改诏后仅两个月，1905年12月，逮捕彼得堡苏维埃领导人，莫斯科工人起义，被镇压，工人死亡上千。镇压成功使沙皇进一步迷信武力。温和派首辅维特说他失去对沙皇的影响力，极右派Durnovo主导。沙皇政改收场之时，总共2.5万人被杀。
莫斯科工人起义时，高尔基的公寓成为策划中心。事败后高尔基逃亡芬兰。执政的温和派领袖维特付钱给伦敦每日电讯报，散布高尔基是反犹主义人士的谣言。非常讽刺，反犹主义是沙皇执政后期集结反动派的主要动力之一。
1905年革命失败有三个原因：革命力量（工人、革命党、农民、哗变的军队）各行其事，缺乏协调；军队主体仍然忠于沙皇；沙政治改革诏令分化了自由派和革命派。
革命失败，但沙皇失去了全部软实力。一位俄罗斯农民说，前几年对沙皇又有指望又害怕，现在只剩下害怕了。
1906年，51位苏维埃领导人受审，支持者送来的鲜花把法庭变成了花店，法官没有勇气令法警拿走。托洛斯基激情陈词完毕，辩护律师们与他热烈握手，其中一名是Zarudny，1917年的时候成了克伦斯基政府司法部长，以叛国罪逮捕了托洛斯基。又一个革命时代的吊诡。
政治光谱急剧向两端收缩。中间偏左和中间偏右萎缩。地主主导的地方自治机构，过去曾是自由化改革的主力，逐步变成反革命中坚。一度与苏维埃联盟的立宪党，认识到他们是革命的下一个目标。许多左翼知识分子不谈政治，长出肥肉。
一批知名左翼知识分子出书反省革命。有人写道：我们应该停止幻想拯救人民。人民比沙皇的全部枪决令加起来还要可怕。只有沙皇和刺刀才能保护我们。
1905年革命后，列宁革命理论成型：与沙皇斗争，资产阶级不可靠；俄罗斯社会主义革命不必经过资产阶级革命阶段。托洛斯基与列宁相似，虽然他名义上还是孟什维克。他与列宁有别，相信在欧洲社会主义革命没来时，资产阶级如果不支持或不保持中立，俄国革命将会失败，所以对资产阶级要怀柔。
月27日，在沙皇尼古拉的坚持下，第一次俄罗斯国家杜马在冬宫而不是议会大厦开幕。沙皇进入大厅时，大臣欢呼，但杜马代表们一语不发。沙皇在仪式中没有看杜马代表一眼，在发表完将以铁血维护君主独裁的讲演后即离去。1917年以前，俄罗斯政治只有一个主题：杜马与沙皇之争。
两个革命政党社会革命党和社会民主党没有参加国家杜马，杜马主要由农民党和代表资产阶级的立宪党人组成。第一个要求是土地改革，征收地主多余土地。在沉默20多天后，沙皇发下两个法案，第一个是建个洗衣店，第二个是在某间大学建图书馆。第一届国家杜马在72天后即被解散。
沙俄最后一相斯托雷平与戈尔巴乔夫相似：都致力于为一个腐朽的专制统治作自由化改革，都在强权既得利益集团与激进民主派之间找一条窄路，都没有看清两者完全不能兼容，都选择自上而下推进改革，也都失败于此。
斯托雷平在农村平乱，曾面对一名刺客解开大衣，要他当众开枪。刺客动摇，投降。他的女儿说他充分掌握了地主对农民的威势。斯托雷平在1907年出任首相后写下遗书。第一句是：我在哪里被杀，就埋在哪里。
斯托雷平说自己两线作战：为对抗革命而战，也为推进改革而战。他认为维持沙皇制的惟一办法，是给农民土地，给农民平等的政治权利，使其成为现体制的支柱。他主张法治，主张保护人们自由权利。
1911年8月，在基辅剧院，沙皇尼古拉面前，斯托雷平遇刺，四日后死亡。刺客Bogrov原为革命党，后被收买成为警方线人。没人说得清他是受左派还是右派指使。斯托雷平两面都树敌太多。
七年后，沙皇尼古拉在被布尔什维克灭族前说，如果斯托雷平活着，自己也许不会走上末路。
20世纪初俄罗斯农村，土地为村社共同所有，农民的自留地在外，数年一换，村社共有地居中。有点井田制，又有点承包制。家庭内部，土地权利也归成员共有。农民无法积累财富，陷于平均的贫困。斯托雷平土改推动农民私有化自留地，并鼓励土地集中，以制造恒产来制造恒心。未成功。
三、战争与革命
拉斯普金
能凝聚俄罗斯的只剩下民族主义。一战前，大斯拉夫主义与大日耳曼主义在东南欧针锋相对。沙皇尼古拉对与叔叔德皇开战很犹豫。战争失败则革命不可阻；不开战则被民族激情扫进墙角。尼古拉决定豪赌。他以为战争不论胜败会在6个月内结束，他不知道一战是现代消耗战的代名词。
Brusilov是沙俄最杰出的将领，发明了以他名字命名的突破德国阵地战法。战争初期任俄军第八军司令对奥作战。他带军打上了卡帕提亚山，由于弹药不继，不能向下攻击到匈牙利平原。革命后他参加红军，而此时在他麾下的邓尼金是白军领袖。他们的故事将在1921年继续。
由于战术过时，对德作战头几个月，俄军中下级军官几乎全部伤亡，替换他们的是20岁出头火线提拔临时训练的士兵，他们一般出身农民。他们是1917年革命军官团的主力。一战为沙俄准备好了掘墓人。
1915年5月，德国发动东线总攻击，俄军溃败。9月，尼古拉摄最高统帅位，以激励军心，适得其反，人人皆知尼古拉昧于军事。大本营迁至彼得堡西一村庄，原意为“坟墓”。朝政执于皇后和拉斯普金。革命到来前的17个月换了四任首相。贵族知亡国在即，疯狂地享受最后奢华。
沙俄战争后勤完全崩溃。民间自发组织，由1905年日俄战争期间民间后援组织领袖Lvov牵头，为前线提供医疗、运输等保障，规模大到如同另一个政府。1917年2月革命后，临时政府只有三个部长不是来自战争期间的后援组织，Lvov是第一任总理。
俄罗斯军队成为革命中坚的几个原因：上级军官普遍无视士兵生命；战争准备和后勤组织是一场灾难，没粮没枪没衣服；皇后是德国人，军队普遍相信宫廷内有德国间谍；拉斯普金弄权毁灭了沙皇的神秘感和权威。
Brusilov等职业高级将领原来以为对德战争及其胜利能防止国内革命。1916年冬，他们终于认识到事实正好相反：只有革命，换掉沙皇政权，才是打赢的前提。战争不独立于政治。
Yusupov大公是同性恋，新娶沙皇侄女，请拉斯普金“治愈”断袖之癖，拉斯普金却引诱他。大公谋除之。日，请其至家中，以氰化钾毒酒鸩之，无事。以枪击之者再，不久苏醒，在庭院中大叫，我要告发你们！另一位密谋者正好进门，给他两枪，搞定。神棍死后两月，二月革命到来。
战争也考验革命党人。德国社民党一直是俄罗斯革命者的指南和样板，但德国社民党支持战争，给俄国革命者沉重一击。托洛斯基说这比宣战本身还可怕。列宁刚听说此事时认为这是德国间谍分裂革命者的阴谋。民族主义给国际主义革命者上了一课。科伦泰正好在德国议会投票表的现场，目睹德国社民党议员着军服投下赞成票，几乎崩溃。
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都分裂为支持战争的防卫派和反战的国际主义派。只有布尔什维克坚定反战。
列宁认为，工人阶级应当发动内战，才能结束这场帝国主义战争。托洛斯基是孟什维克国际主义派领袖，他逐步认同列宁对战争的判断，1917年7月加入布尔什维克。
布尔什维克领导人中，有些在一战期间流亡海外（托洛斯基、布哈宁），有文化，了解欧洲，国际主义，往往出身孟什维克）；一类出身农民，始终在国内（斯大林、捷尔任斯基），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是家常便饭。这是后来“世界革命派”与“社会主义在一国首先胜利派”斗争之源。
农民应征入伍，加上运力首先保障军需，使城市出现粮食短缺。1917年初，彼得堡妇女每周在配给处排队领粮的时间超过40小时。排队人太多，成了消息和谣言的汇总地。二月革命是这样发生的：一群妇女领面包排队排得不耐烦，回工厂去发动工友游行。排队导致革命。
四、人民的革命
克伦斯基
日，彼得堡大游行开始，纯粹出于自发。
2月25日，军队开枪，死伤数百。开枪的部队回到营房后，非常后悔，下层军官与士兵，与游行工人一样，大多刚刚从农村来到城市。他们发誓绝不再向“兄弟姐妹”开枪。次日军官令其出发，被拒。在抗命士兵面前，这名军官因恐惧转身逃跑，跑不过子弹。权威瓦解，暴露纸老虎面目。彼得堡军队全面哗变，保护抗议者，与警察激战。二月革命没有领袖。
二月革命并不简单地是全民的节日。暴力洪流自发地席卷一切特权者，中产阶级的眼镜、白衬衫也被当作特权象征被踩碎，被扯碎。
农民抢劫托尔斯泰庄园。未亡人向克伦斯基求救，打包手稿，熄灭灯火，枯坐客厅，等待命运裁决。农民又来了，天黑，以为已抢光，打下一家土豪去了。托尔斯泰和那一代的知识分子崇拜农民，以其坚韧、承受，包容一切苦难。他没活到亲历这苦难的释放。
1917年1月，列宁在瑞士说，我们这些老人大概看不到革命那一天了。二月革命发生时，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的领袖都不在彼得堡，要么流亡海外，要么流放西伯利亚。在彼得堡的中层革命党人直到2月27日革命已经实现时，才出去领导革命：“我们是革命领袖，要赶上革命”。
2月27日下午，各党联合成立彼得堡苏维埃工人临时执行委员会。3000人的彼得堡工人和士兵苏维埃晚间成立。执委会的主要成员来自各社会主义政党。他们是左翼知识分子，宣布代表工人和士兵。
2月28日，国家杜马在左右翼的斗争中犹豫不决。克伦斯基决定自己成立一个非正式的国家杜马恢复秩序临时委员会。同在Tauride宫，苏维埃在左边，杜马临时委员会在右边。前者在街头一呼百应，但没有合法性；后者有合法性，但对街头没有影响力。
克伦斯基是惟一在临时政府中任职的苏维埃执委。这本不被允许。他告诉大会，你们信任我吗？如果这还需要证明，我现在就死给你们看！大会于是鼓掌通过。两边任职使他执掌最多权势。他杜马时穿大衣戴领结，以获资产阶级的认同；在苏维埃则脱掉大衣和领结，好更象无产阶级。
为恢复秩序，杜马临时委员会命令士兵回到军营，服从军官指挥。士兵担心秋后算账，士兵占绝对多数的苏维埃大会通过一号令，建立士兵委员会，士兵只服从苏维埃，杜马的命令不得与苏维埃抵触。一号令彻底摧毁了军纪。
苏维埃领导人只希望迫使杜马建立资产阶级政权。有几个原因：领导人认为社会主义革命还没到来，要先经过资产阶级革命；苏维埃掌权可能引发反革命的强烈反击；一旦执政，从此承受街头革命洪流压力的就不是沙俄也不是杜马而是苏维埃。苏维埃与杜马谈判成立新政府，拱手将政权交给了资产阶级。
1917年10月之前，苏维埃至少有四次机会夺权，但每次都放弃，错过了把革命纳入民主化轨道的机会，反而成为布尔什维克夺权的驱除者。
苏维埃支持临时政府的条件：大赦政治犯；言论出版集会自由；废除基于阶级、宗教和民族的限制；召开制宪会议；解散警察；实行直接、普遍、秘密和平等的选举制；参加革命的士兵不得解除武装或送到前线，在不值勤时享有完全公民权。条件没涉及战争和土改，最重大的两个问题。
沙皇尼古拉2月26日的日记：10点做弥撒；早饭时有很多人，包括所有的外国人；给Alix写了信，在Bobrisky路上的小教堂边散了会步；天气不错，有点冷；下午茶后读了点书，跟参议员Tregubov谈到吃晚饭；睡前玩了会儿多米诺骨牌。那天彼得堡军队全面哗变，苏维埃于次日成立。
军队没来护驾。有一支小队赶到冬宫，但米哈依大公担心瓷器受损，命令其返回。执行总司令担心调动前线军队回京镇压，会引发全军哗变，被德军所乘。他和全部前线将令通电尼古拉，沙皇叔父尼科莱跪求，要其逊位。尼古拉问于随从将领，答案一样。孤家寡人，穷途末路，沙皇逊位。
沙皇原传位儿子阿列克塞。儿子13岁，血友病，拉斯普金曾说13岁前能治愈。御医说血友病无药可治，而且尼古拉一旦逊位就会被流放。尼古拉于是传位于兄弟米哈依，因为他不能与儿子分离。沙皇一家数年后被布尔什维克全部枪杀。李斯末路悲黄犬，奈何生此帝王家！
米哈依大公意外得知被传位，问杜马领导人如果自己接位能否保障人身安全，答案是否定的。他于是拒绝。300年沙皇制结束。举国欢腾。没有人想复辟，后来的白军领袖也不敢以此为口号。这等于政治自杀。他们比张勋聪明。
临时政府面对三大问题：在土地问题上，放任农民分抢地主；在民族问题上，认为在国民大会召开前应保持现状，为此不惜在芬兰以武力威胁；在战争问题上，继续对德战争。可以说，沙皇制崩溃后临时政府寄望对外战争来建国，布尔什维克坚决停战，但不惜用内战来建国。布尔什维克赢了。
1917年4月，列宁从瑞士归国。德国乐见革命者返俄，列宁不待俄临时政府与德谈判即单方达成通行协议。布尔什维克是惟一坚定反战的政党，厌战已久的前线迅速布尔什维克化。士兵大多出身农民，布尔什维克主义只意味着4个字：回家，分地。
列宁在返国列车上起草了四月提纲：结束帝国主义战争，立即开展无产阶级革命。这一方案远比国内的布尔什维克方案激进，当时只有科伦泰支持他。反对者中，有斯大林。
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认为二月革命推翻沙皇，是人民的胜利。处于底层的农民、工人和士兵认为这是底层对于压在其头上的一切阶层的胜利。他们才是“人民”。他们赢了，除了砸碎一切特权的标志，还强烈地想要按其意志彻底重组社会：农民要地，工人要工厂，士兵要和平，所有人都要自治。
布尔什维克是惟一表示会满足这些需求的政治势力。
五、列宁的革命
25万彼得堡俄军是最有权但没有灵魂的力量。它不服从临时政府，表面上服从苏维埃，已是乱兵。它只有一个愿望，不打仗。乱兵无主的时间没有长到军队产生独立政治抱负，所以没有出现军阀。要打仗的临时政府统不住这些乱兵，布尔什维克以反战赢得他们的支持。
7月3日，因抗议彼得堡机枪旅被令开赴前线，工人士兵大游行，要求推翻临时政府，一切权力归苏维埃。
一切权力归苏维埃，这个口号体现布尔什维克的意志，因为苏维埃自己并不愿接管政权，布尔什维克此时的革命路迳是一切权力归苏维埃，而布尔什维克接管苏维埃。
次日，两万Kronsdat水兵武装开进彼得堡，要列宁下令夺取政权。布尔什维克在苏维埃中尚居少数，列宁认为革命时机不成熟，未下决心。水兵抓住苏维埃领导人、社会革命党领袖切尔诺夫，“你这狗日的，快点掌权，都送你手上了！”政治领导人没决心，工人士兵无计划。暴乱无果收场。
工人冲进苏维埃领导人会议室，挥枪大喊：我们绝不允许你们与资产阶级政府做交易，掌权吧！别讨论了！“苏维埃主席塞他张纸，你按这张纸上说的做就好了。纸上要求所有人回家，不然是反革命。工人被忽悠走了。革命有力量，无表达，要寻找自己的领袖。这一幕与武昌新军找黎元洪很相似，有不同。
右派称7月暴乱是布尔什维克主使，传播列宁是德国间谍的谣言，出自中校
Yermolenko，自称被德国人俘虏时得知。作者不信此说：德国人是资助布尔什维克，但量不大，而且布尔什维克自行其是，根本不听德国人的。7月5
日，临时政府指控布尔什维克通敌暴乱，通缉列宁及另外11人。
布尔什维克失势。临时政府重组，原临时政府与苏维埃达成的执政条件废止，克伦斯基当政，大幅右转。苏维埃被逐出Tauride宫，迁至市郊。
7月暴乱宣告后革命时期各派别成型：布尔什维克是极左，苏维埃其他党派如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是左，克伦斯基是中，宪政民主党是中右。7月暴乱后极右将领Kornilov接替Brusilov任总司令，向克伦斯基摊牌，要取消士兵委员会，在全国军管。此举被苏维埃和临时政府联手粉碎，但政治两极分化加剧，中间派已无立足之地。
左中右都意识到必须结束无政府状态，而办法是专政。克伦斯基问原总司令Brusilov，是否支持他当独裁者，将军拒绝。问将军本人是否愿意当独裁者，将军拒绝。
极右将领Kornilov的反革命逆流，推动苏维埃权力向极左转移。标志性事件发生在8月31日，布尔什维克第一次在彼得堡苏维埃占据多数。无产阶级革命的条件全部成熟。只有一个问题，一切权力归苏维埃，通过苏维埃来执政，这个路线还要不要？现在，列宁不要了。
苏维埃9月间召开民主大会，讨论接管政权还是与临时政府合作，达不成决定。各社会主义政党通过苏维埃联合执政建立社会民主政权的最后机会丧失。
10月10日，布尔什维克中央决定起义。21名委员仅12名出席，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投反对票。加米涅夫主张通过苏维埃执政，是另一条路线的领袖。他反对布尔什维克自行武装起义，为此辞去中央委员职务，并登报谴责。列宁登报斥其为叛徒。人人都知道布尔什维克要动手，但都无所作为或无力作为。
克伦斯基错判形势，宣布调动彼得堡军队到前线，想激起布尔什维克暴乱，以便一网成擒，就像对付Kornilov那样。布尔什维克成立革命军事委员会，让一名左翼社会革命党人作主席，以便工人士兵以其为苏维埃的军事机构。10月23日，布尔什维克已经控制了彼得堡所有军营、交通和通信。10月25日起义，毫无悬念。苏维埃第二次全国大会当天晚上召开，Aurora号向冬宫开炮已过去一小时。当天早上，克伦斯基说要去前线找军队，在街上征用了一辆美国使馆的车，一去不返。
孟什维克左翼领袖马托夫主张成立苏维埃各党派参加的新政府，全票通过。但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的右翼坚决反对布什维克政变，以退出大会抗议。托洛茨基抓住机会，说退会者反对苏维埃，是反革命，只配扫进历史垃圾堆。马托夫大怒，也退场。布尔什维克彻底控制了苏维埃，十月革命获得了苏维埃的背书。
革命者在冬宫发现了有史以来最大的酒窖，就此成为纪律噩梦。派人民委员看着，人民委员自己每天喝醉；派士兵把守，士兵盗卖；把酒倒街上，人们在路沟里喝；运到斯莫尔尼宫，运到瑞典；什么办法都使过，什么办法都没用。要等新年到来，酒喝光，革命才从一场大醉中醒来。
六、停战，分地，清洗
契卡首任主席团，右二为捷尔任斯基
10月27日，十月革命的第三天，革命军事委员会禁止反对派报纸出版。
社会革命党右翼和孟什维克认为布尔什维克政权撑不过一个月。布尔什维克当时所恃不过彼得堡乱兵。但布尔什维克随即把反对者的椅子全部抽掉：宣布没收地主土地归公，工厂归公，立即议和。全国出现抢地、没收富人资产的狂潮，工人、士兵自然为革命前驱。文革在1918年就发生过了。
12月，革命军事委员会取消，契卡代之。契卡内部训令：审讯时不用问别的，问名字，问受过什么教育，问有没有财产，就知道是否专政对象。还有更浅显的：如果双手白嫩，就是专政对象。司法人民委员是左翼社会革命党人，对列宁说，叫什么司法部？不如叫消灭部！列宁两眼放光，说得好！不过能干不能说。
新政权成立人民法庭，后来更仿雅各宾派成立革命审判廷，以工人、士兵为审判者，不通法律没关系，凭革命良心（revolutionary
conscience）足以断案。
日，社会福利人民委员科伦泰强行接管东正教圣地Alexander
Nevsky教堂作荣军院，枪杀神职人员。列宁次日发布公告，没收一切教产。列宁以旧体制每一根支柱为敌，与旧体制愈决裂，来自旧体制底层的支持愈牢固。
人民热爱红色恐怖。一位新生女婴被父母命名为Terrora。
尽管有契卡专政工具为后盾，极少数人之所以能够发动绝大多数人打倒少数人，是因为顺应了底层要掀翻一切在它之上阶层的恐怖力量。俄罗斯300年君主专制而不是列宁制造了这种力量，列宁只是放它出笼。
1917年11月，原订制宪的最高权力机构国民大会终于选举，太晚了。布尔什维克获24%选票，但社会革命党获38%。列宁认为，如果国民大会不能体现布尔什维克意志，那么人民不需要它。1月大会召开，列宁要求土地、银行归公的决议被否，国民大会即被解散。两天后苏维埃原样通过，它是未来苏俄第一部宪法。
布尔什维克对参战各国发出停战邀请。他们原相信帝国主义战争会被各国工人阶级起义所代替，俄国只是第一个。没有实现。对德
Brest-Litovsk条约谈判，列宁要求接受德国条件。布哈宁反对，要打革命战争；托洛斯基是不战不和，即宣布不打仗，但不接受德国的和平条件。
对德和约三派中，布哈林占多数，托洛斯基其次，列宁最少数，只得与托结盟。托洛斯基对德摊牌。德国人惊呆：从来没有一方退出战争却不接受战胜者条件的事情。德军进攻，三天之内推进150英里，相当于过去三年的总和。布尔什维克胆寒，列宁亲自向柏林发电报，接受一切条件。
为免在Brest-
Litovsk耻辱和约上签字，托洛斯基辞去外交人民委员，让一位沙皇时代的外交官接任签字。俄罗斯失去了乌克兰、波兰、芬兰和波罗的海沿岸，失去了
1/3的人口和耕地、54%的工业和89%的煤。直到1939年与纳粹德国瓜分波兰，才大体恢复原状。再往后，1991年，在经历繁盛与崩溃后，俄罗斯的欧洲边界才又回归后Brest-Litovsk条约状况。未来还变不变？
帝国主义国家无产阶级大起义久等没来，世界革命论息鼓，列宁创造社会主义在一国首先胜利论。革命理想主义还在，但现实主义更迫切。列宁主义建国开始。第一步是首都迁至莫斯科。
内战来了。
七、内战建国
红军缔造者托洛斯基
白军主要有三支。第一支是南部顿河流域由Kornilov和邓尼金率领的右翼军队，与右翼哥萨克合作；第二支在伏尔加河流域及西伯利亚东部，国民大会中间派议员与适在境内未归国的捷克军队合作，败后与高尔察克的第三支军队合流。白军在1919年夏季向莫斯科大进军，但到1920年春便告失败。
白军失败并不是因为布尔什维克强大，而是因为只想回到革命前，提不出政治纲领，重大政治问题如土地和战争，都要等战争结束后再决定，但输就输在先军事后政治，布尔什维克赢在有革命政治纲领：土地给农民。俄罗斯腹地战区农民的向背决定了战争结果。
1918年夏，与布尔什维克同路半年之后，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起义。此前左派社会革命党退出政府，但未退出契卡，在20人委员会中占7席，完全掌握契卡武装。莫斯科城中无兵，他们可以拿下克里姆林宫，却前往苏维埃发表演说，被卫兵一网打尽。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也不是辩论。
同期，沙皇在流放地叶卡捷琳堡被杀。此前列宁准备将其带到莫斯科公审但改变了主意。白军攻城，当地布尔什维克在地下室枪杀沙皇一家11人，跟传说不同，除了宠物犬没有生还者。虽然军中多有君主制拥护者，白军领袖并不想用沙皇作旗号，但列宁不知道。
布尔什维克以内战为建国奠基。红军最多时达到500万人。农民和工人在内战中扫盲，赤化，经受考验，牺牲，成为共产主义铁血新人、新政权的基石。一切为了战争的中央集权体制，也启动了从太上到最下彻底重组俄罗斯社会的进程。沙皇时代，俄罗斯农村帝力于我何有，但被布尔什维克以铁腕导入专政体系。以红军命令体制投射社会，创建现代专政体制，农民国家脱胎换骨，始于托洛斯基，最终由其死敌斯大林完成。
沙俄名将Brusilov心向君主制，但拒绝加入白军，不管好坏，俄罗斯人民已经选择了红色，他只能顺不能逆。Brusilov一度被新政权软禁，独子为求父亲自由加入红军，在顿河流域被邓尼金军队所俘。邓尼金曾为Brusilov部将，不满其温和派立场，将其子处死。1920年5月，新独立的波兰攻下基辅，Brusilov加入红军，此后，在爱国的旗帜下，数万名原沙俄军官加入红军，帮助摧毁他们原来所属的那个阶层。“原来爱国主义这么管用！”托洛斯基说。
托洛斯基告诉
Brusilov，以其名义呼吁白军军官停止抵抗，保证人身安全，并组建一支军队，对波兰作战。后来告知计划取消。事实是，红军飞机对克里米亚半岛上的白军残军散发传单，以Brusilov名义许诺大赦。数百名军官选择留下而不是撤退，日后全部被枪毙。Brusilov不应感到意外。他在加入红军时提条件，释放契卡在押军官。托洛斯基说，捷尔任斯基连我都可以抓！
Brusilov
“如果不是信仰禁止，自杀该多么幸福。”9个月后，Brusilov病死。
托洛斯基是红军创造者、内战获胜的首功。但布尔什维克从红军创建就分裂：托洛斯基大量招募沙俄军官加入红军——工人和农民出身的士兵搞大民主，战前投票决定战术，不可能打赢。许多新兴红军将领反对，包括日后的红军元帅伏罗希洛夫，并得到了斯大林支持，被称为军事反对派。两派之争在列宁调和下暂时妥协：旧军官要利用，也要政委来监控其忠诚。这奠定了日后所有红色军队的雏形，也是托洛斯基和斯大林不死不休斗争的第一章，30年代斯大林对红军的大清洗，也在此埋下伏笔。
中央集权加计划经济，迅速造就庞大官僚体系。几千人负责管理油料分配，但根本没有油料可供分配。全俄90%的纸张消费都在政府。1921年，官僚达到240万人，是革命前四倍有多，是政权所代表的工人阶级人数的两倍。这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而是红色官僚专政。
八、第二代
对于工人和农民来说，战时共产主义撕毁了大革命的契约。它直接产生于粮食管制。布尔什维克政权宣布农民余粮都归国家所有，取缔粮食市场，组织粮食队下乡强行收粮。在城市，工厂收归国有，控制权从工人手中收到红色官僚手中。这既是因为布尔什维克眼中革命需要使然，也完全符合其中央集权的气质。
虽然在红色剥夺与白色剥夺间倾向前者，但当红色征粮队征收额超出收成时，1920年夏秋，俄罗斯腹地农民造反。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成为造反领袖。他们想回到年间的农民有地而自治状态：“要苏维埃，不要布尔什维克！”
列宁说这是新政权最大威胁。
到1921年夏，俄罗斯农村的布尔什维克力量已被农民造反一扫而光。1921年2月，莫斯科工人举行反布尔什维克大罢工。列宁问工人是不是宁愿要白军统治，他以为这样能吓住工人。工人说，黑的、白的，鬼也行，就是不要你！
1917年向冬宫开炮的Aurora号，这次加入抗议队伍。最大挑战来自Kronstadt水兵。他们曾是布尔什维克最可信赖的武力，在十月革命和解散国民大会时发挥了关键作用。现在他们决定反抗：“从沙皇那里争来的自由，被布尔什维克夺走了！”他们要求恢复多党制的苏维埃。被镇压。
镇压Kronstadt水兵同时，布尔什维克召开大会，通过决议禁止党内派别，此举原为打击科伦泰的工人反对派，但影响深远。为此成立中央书记处，以斯大林为总书记，这是斯大林崛起的关键一步。在党对国家的绝对领导确立后，确立了中央对全党自上而下的绝对控制。
通过新经济政策，列宁向农民和工人作出妥协，结束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这使后人无休止地讨论：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与新经济政策，哪一个是列宁的本意？哪一个是权宜之计？
1921年，俄罗斯大饥荒。高尔基向列宁申请成立民间救援总会，由此获得胡佛的美国援助机构ARA资助。这是苏俄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NGO。最高峰时，ARA每天给1000万人散粮。ARA一来，列宁就解散民间救援总会，除高尔基外的所有人被指控为外国间谍。1921年冬，列宁最喜欢的作家、俄国革命的良心，高尔基离开苏俄。
1921年，列宁战胜了党内反对派、工人、农民和士兵叛乱，但身体战胜了他。健康状况陷于崩溃。颈部和胳膊有两粒子弹未取出。次年中风，左侧身体瘫痪。他一度想自杀，照顾他的妹妹不忍，找到斯大林，因为他心硬如铁。斯大林拒绝，政治局否决。列宁求死不得。谁来接班？
托洛斯基是最能干的中央委员，列宁说。他接不了班。孟什维克出身、贵族作派、独断性格，使他在党内树敌太多。列宁年代党内的两个反对派：军事反对派和工人反对派，都是托洛斯基的反对派。
所有人都低估了斯大林，温和中庸勤奋忠诚。他们还没懂得权力的性格与个人的性格是两回事。斯大林掌握组织部和书记处，党羽遍布党务系统。没有巨人列宁的年代，选票最重要。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与他组成三驾马车，以对抗托洛斯基。加米涅夫想接班，以为托洛斯基是最大竞争对手；季诺维也夫与托洛斯基有仇。他们以为可以利用斯大林，不知道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一场审判在十年后等待着他们。
列宁末年想去掉斯大林，但无力回天。他留下了三个遗嘱：民族问题、党内民主、接班人，都直接针对斯大林，明确地说斯大林太过刚愎自用，要由更宽容的同志担任领袖。列宁的医生和秘书已被斯大林控制。遗嘱在送到中央委员会之前斯大林已知道内容。斯大林没有阻止遗嘱在
12大上宣读，但把大会召开时间推迟了一个月。大会召开时斯大林派已占据多数，毫发无伤，反而巩固了实力。托洛斯基数月后挑战三驾马车，被逐出政治局，政治生命结束，1927年再度流亡海外。
列宁在轮椅上挣扎一年多，“怎么他妈的还不死！”斯大林说；1924年初，列宁去世，遗愿是骨灰撒在土里。斯大林不干。尸体保存起来供人参观，大脑放到实验室供人研究。死列宁比活列宁对斯大林更有用。
斯大林的时代开始了。以100万布尔什维克、300 万官僚、500万红军为工具，一场空前的社会实验降临在俄罗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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