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你不懂广东人(开场篇)

　　在中国，也许很难再找一个地方像广东这样，受到那么多的争议，对她的好恶如此悬殊。喜爱她的人与厌恶她的人，各自用尽最强烈的措辞去赞美她，或贬损她。广东集无数的羡慕、妒忌、赞美、咒骂于一身。你随便问一个人：“你觉得宁夏人怎么样？”或者“你觉得贵州人怎么样？”他们也许会惊讶地回答：我对这些地方不太了解，无可奉告。但如果你问“你觉得广东人怎么样？”几乎所有人都能口若悬河，说出一套一套的看法，并举出许多例子来证明他的观点——不管他是否在广东生活过，是否认识广东人，都无碍他深信自己是一个客观公正、铁面无私的批评家。

　　热爱广东的人，赞誉她是近代民主革命的发源地，东西方文明的交汇点，改革开放的桥头堡和排头兵；广东人是海洋的族群，纯朴、强悍、充满朝气与活力，富于冒险性、开创性，敢为天下先。

　　讨厌广东的人，则把她斥为南蛮、文化沙漠，既不识孔孟，又不懂黑格尔，满脑子只有钱，认钱不认人；是惟利是图、投机取巧、寡廉鲜耻、冷酷无情的金钱动物。

　　究竟哪一种广东人，才是真实的广东人呢？

　　南北之间的种种隔阂，有人认为，缘于历史上交通与资讯的落后。中国“百代都行秦政法”，连一个小小知县的任免，都要奉天承运皇帝诏曰。那时的交通通讯又十分落后，在发明电报之前，一道圣谕从京师六百里加急传到广州，不知要跑死多少匹快马。

　　不仅如此，广东背枕五岭，面朝大海，是一个对于内陆相对封闭，而对于海洋则完全敞开的地理格局。这种格局本身，就足以引起历代王朝统治者的猜疑和忧虑了。“那些狡黠的南蛮子，在五岭之外的海边捣鼓些什么？”皇帝们不安地猜测着。对自己鞭长莫及的东西，他们总会疑心生暗鬼。

　　在中原人眼里，四夷都是化外之民，介乎人与禽兽之间。《山海经》里描述南方人，“其为人人面有翼，鸟喙。”这种说法，不仅盛传于坊间，甚至见之于官史。《魏书》就形容广东人“鸟声禽呼，言语不同，猴蛇鱼鳖，嗜欲皆异”。在我记忆中，直到1960年代初，还有不少北方人以为海南岛的广东人长有尾巴，千方百计想掀开他们的衣服瞧瞧呢。

　　历代王朝都在有意无意地提示人们，远在关山万重之外的岭南，是未经王道教化的黑暗之邦，是对礼乐道德的一种潜在威胁。从秦汉开始，就一直是朝廷流放罪臣的地方，不仅犯罪的官吏会被流放到南方，而且还有所谓“七科谪”，凡是逃犯、赘婿和商人(包括三代以内经过商的)，都要充军到南方。

　　南方成了贱民、罪民的渊薮。偶然从那个遥远而陌生之地传来的，不外乎是断发文身、住在树上的草屋、出门就坐独木舟、吃蛇虫鼠蚁之类的怪异轶闻，以致许多北方官吏一听要去岭南，便如五雷轰顶，眼泪鼻涕都下来了。

　　人们对岭南的恐惧与抗拒，并不仅仅是因为消息不通，而是“自古圣贤，不臣异俗”的王道正统心理在作祟，惟我独尊，不肯承认文化是多元的，互补的，不肯放弃“老子天下第一”的心态。此辈人物，香灯不绝，至今还大有人在。不管世界如何变化，兀自做着“万国衣冠拜冕旒”的春秋大梦，天下皆醒我独醉，整天拿“犯强汉者，虽远必诛”之类的梦话来自我膨胀，岂不可笑？

　　无论是赞是弹，都不乏街谈巷议的率尔之言，情绪化的判断充斥其中。中国人喜欢攀比。人与人攀比，村与村攀比，镇与镇攀比，县与县攀比，然后是城市与城市攀比。如果赢不了对手，就唱衰对手，是常用的一种招数。人们在谈论中国的龙头城市时，喜欢把北京、上海、广州这三个城市相提并论，互相比较。这三个城市也俨然把其他两个城市视为对手。然而，在这三个城市中，广州的位置似乎比较尴尬。

　　北京是中国的政治中心。做过燕都，做过元都，做过明都、清都。自1421年以来，北京一直是中国的政治中心。巍峨雄伟的紫禁城，气象万千的天坛，已足以使北京人把天下看得轻如鸿毛，根本不在乎别人的褒贬；而上海在近代的西方殖民史上，已经奠定了作为中国金融、贸易中心的地位，近年凭着中央和全国人民的倾力支持，发展更加神速。

　　因此，当别人批评北京、上海时，他们可以拿文化古都来说事，拿GDP来说事，北京有多少价值连城的国宝，有多少文化大师，上海有多少跨国公司总部，有多少外资银行，你不服气也没用，他照样雄视天下，气逾霄汉。

　　而广州则一向被人挖苦像个大集市。珠三角的工业都是劳动密集型组装加工业啦；靠剥削廉价劳工发家啦；广东没文化啦；广东人是暴发户，没有高学历人才，没有高素质人才啦。各种道听途说、人云亦云、似是而非的嘲笑与谩骂，此起彼伏，从1980年代到今天，就一直没平息过。

　　现在，资讯和交通都非常发达了，人类进入太空时代，通讯卫星有了，电视卫星有了，互联网也有了。但这种文化心理的痼疾，并未完全根除，一有风吹草动，还会旧疾复发。甚至可以说，恰恰是资讯的发达，有时反成了这种痼疾的发酵剂。真理传播得快，谬误也传播得快。

　　2003年初爆发的一场SARS，广东人在一夜之间，几乎成了万恶不赦的罪魁祸首。不仅广东人的饮食习惯，备受责难，而且迅速提升到种族、血统、历史传统、道德文化等层面。“南蛮”一词，再度流行于高度文明的21世纪，不能不说是一种奇观。甚至有人在互联网上喊出“广东人忏悔吧”、“广东人，你到底要把中国折腾到什么时候”、“杀尽广东人”一类的口号。

　　我觉得很奇怪，英国出现疯牛症，没听见欧洲人说要杀尽英国人；香港出现禽流感，也没听见人们说要杀尽香港人；上海爆发过大规模的甲型肝炎，波及人数多达几十万，比SARS不知要大多少倍，也没见谁口口声声要上海人忏悔啊，广东人就这么招人恨？

　　广东人的典型性格，在这里表现得淋漓尽致。他们没有喊冤连天，没有作气急败坏的争辩，而是在一片责骂声中，一方面默默地与SARS病毒奋力斗争，积极与其他疫区分享“抗炎”经验；大家并不怨天尤人，工照开，学照上，街照逛，生活如常，井然有序；另一方面，由广东省人大迅速通过立法，要求“公民应当养成文明、卫生的饮食习惯，不滥吃野生动物，预防动物传播疾病”。这就是广东给全国人民的一份答卷。

　　互相埋怨并不能解决问题，与其把臭氧层骂出一个大洞来，还不如做一点有用的实事。广东人深明这个道理。

　　然而，尽管如此，针对广东人的谩骂并没有停止，反而惹来更多气势汹汹的质问：这条立法为什么不是“禁吃野生动物”，而只是“不滥吃”？“不滥吃”并非严谨的法律术语，说了等于没说。是不是广东人在SARS之后，仍然死不悔改，还要继续吃野生动物？有一位网友在网上愤怒地叫嚷：“都是因为广东人的滥吃才给我们带来了这场泼天大祸，他们现在还不思悔改。自己找死死了活该，不要连累全国人民呀。”一时巨炮冷枪，弹如雨下，广东人满身都是窟窿矣。

　　广东人以“不滥吃”代替“不吃”，恰恰是务实态度的体现。说从此不吃野生动物，纯属自欺欺人，海洋鱼类也是野生动物，你能说从此不吃吗？从立法的角度看，如果“不准吃”与“不滥吃”都是难以操作的话，那么，宁愿采用防御性的“不滥吃”，好过采用进攻性的“不准吃”。这样更符合立法的精神，也更能维护人们既有的权益和秩序。

　　2003年的SARS事件，不仅在医学上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而且在研究社会文化时，也可以成为一个经典案例，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南北文化的种种差异，看到广东人特殊的族群性格，看到他们的心理素质和精神状态。

　　第一篇 广东人，为什么你如此沉默

　　老广为何要死守着自己的方言？(1)

　　中原人在岭南定居后，他们带来的文化，便一如水银泻地，渗透到社会的各个角落。处于弱势地位的土著语言——古百越语，很快被逐入深山老林、穷崖绝谷之中。客家人有一警句：“宁卖祖宗田，不丢祖宗言”。祖宗的语言，是他们在远离故乡，不得不挣扎求存于“瘴疠之地”时，仍然抱着庙宫未改，城社尚存的心态，坚守强势文化优越感的精神支柱，成为维系一个族群世代相传的重要纽带。

　　如果你认为自己是一位广东人，在广东出生，吃广东米，饮广东水长大，从小到大你填写简历时，籍贯一栏都是填广东。但有一天，冷不防有人问你：“你有什么证据证明你是广东人呢？”你脱口而出的回答是什么？因为我在广东出生？因为我父母是广东人？还是因为我的户口在广东？

　　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在广府、潮汕和客家三大民系中作过一个调查，到底广东人是根据什么认定自己是广东人的？结果，在被访对象中，有一半以上的人都是根据方言，其次是血缘关系，第三才是地缘关系。也就是说，人们是根据乡音，从茫茫人海中，找到自己的同乡的。就算你生活在梅州，但不会说客家话，你也不算客家人；就算你的户籍是潮州，但你不会说潮州话，走到街上也不会有人当你是潮州人。在广东人心目中，方言的位置就是这么高。方言的功用，并不仅仅是简单的信息传递工具，而且是重要的感情交流工具。

　　以前，北方人把广东话一律称之为“禽声鸟语”。大清皇帝召见广东地方官员时，被他们一口一个“我哋、佢哋”搞得头大如斗，一怒之下，诏令闽粤两地都要设立正音蒙馆、正音书院，以驻防旗人为正音教师，全力推广普及官话。可惜驻防旗人本来就懒，又碰上广东这样的方言死硬派，推广了半天，广东人的舌头没有卷起来，正音书院却荒废倒闭了不少。

　　五岭之外，依然是一片鸟语花香。

　　今天，“推广普通话，迈向现代化”这个口号，喊得震天响。似乎方言成了现代化的障碍。其实，欧盟15个国家，统一了货币，统一了经济政策，也没统一语言，不是一样可以现代化吗？香港人在回归前也没有推广普通话，大家都说粤语，并不妨碍她成为现代化的国际大都市。事实上，广东话与现代化并不矛盾，说到底，普通话只是一种交流的工具，无须提升到道德与素质的高度，甚至与国家前途、民族兴衰挂上钩。

　　广东人都是很讲实际的，只要生活确实有讲普通话的需要，根本不用政府采取行政手段，他自然会去学、去讲。只要有助于他“揾食”，别说是普通话，就是非洲土话他也肯学。学普通话就等于学英语一样，多掌握一种交流工具，绝对有赚不赔，但不能为了鼓励学习普通话，就去践踏自己的母语。广东人并不拒绝学习普通话，而且他们的“推普”是不遗余力的，“煲冬瓜”的水平，与改革开放前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语，中青年一辈基本上都能听能说了。只要尊重事实，就不会否认这个巨大的进步。

　　今天北方人到广州的商店购物，大部分售货员都会主动和他说普通话；公务员也都会讲普通话了；城市的大部分学校都用普通话教学了。据调查，银行、邮局、公园、商店、的士等行业的普通话也都全部过关。这还不够吗？难道非要广东人在家里也说普通话不可？非要粤剧也用普通话来演唱不可吗？

　　在全国七大方言中，粤方言是最古色古香的，大量原汁原味的古汉语词汇和用法，像“企”（站）、“食”（吃）、“行”（走）、“颈”（脖子）、“渠”（他、她）、“晏”（晚）、“悭”（节省）、“无”（没有）、“银子”（钱币）、“卒之”（最后）、“姑勿论”（且不说）、“于是乎”（于是）等等，读起来儒雅之至，白话文早就没人这样用了，可在粤方言里，还大行其道，成为市井坊间的日常口语，甚至连“嗟”、“噫”这些古汉语中的感叹词，广州的小孩子也常冲口而出——“嗟，怕乜？”（“嗟”白话读作“车”，含否定之意，“怕乜”即“怕什么”。）“噫，好肉酸！”（人们通常误把“噫”写作“咦”，其实在粤语中，两个字是不同的。“肉酸”意即“难看”。）使人不禁拍案惊奇。

　　老广为何要死守着自己的方言？(2)

　　广东人里有不少中原世家，古风余韵，虽废犹存。在台山人的家庭里，媳妇把家婆称作“安人”。安人，从宋代开始就是正从六品官诰命夫人的封号。除了台山，据说在花都、从化一带，也有称家婆为安人的。听起来颇有点官宦人家的派头，也许，这就是“祖上也曾风光过”的遗痕吧。

　　有人认为，粤语形成于晋代，所谓“北人避胡多在南，南人至今能晋语”。西晋时发生

　　“八王之乱”，继而出现“五胡乱华”的局面，这是一个北人南迁的高潮。故广东人“至今能晋语”，也不是什么奇怪的事。但清代广东著名学者陈沣认为，广州音最切合隋唐音，最方便阅读古文。他写过一本《广州音说》，专门解释其原因，“盖千余年来中原之人徙居广中，今之广音实隋唐时中原之音。”

　　人们所说的“粤语”，主要是指广府话，尤其是指以广州西关（上下九、第十甫一带）口音为本的白话。如果你想验证自己的粤语说得准不准，有一个办法，念念这首歌谣吧：“阿四阿四，攞条锁匙，开个夹万，攞两毫子，买斤荔枝，唔爱黑叶，要爱槐枝。”这首歌谣取衣韵，必须上下齿咬合，舌面向上，才发得出衣音。如果你能咬字清晰准确，就算会说正宗的白话了。

　　在粤语词汇中，据说有三分之一以上是方言。广州人日常口语中，方言出现的频率，竟高达五六成。最令北方人头痛的，也许是广州话中大量的倒装句。北方人说“你先走”，广州人说“你行先”；北方人说“很感谢”，广州人说“多谢晒”；北方人说“太饱了”，广州人说“饱得滞”；北方人说“给你一块钱”，广州人说“畀一文过你”；北方人说“找不到你”，广州人说“揾你唔到”。如此等等，真是天涯同此路，人语各殊方啊。

　　在粤语文化圈里，常听到人们谈论起辛亥革命后的一段掌故。当年，帝制倾覆，共和初肇，在中华民国国会里，要求奉粤语为中国“国语”的呼声很高，支持的票数，已然过半。但孙中山逐一去说服粤籍议员，劝他们放弃粤语，改投北京话一票。最后，凭着孙中山的人望，粤语仅以3票之差，败给了北京话。

　　揣测孙中山的用意，当时南北双方仍处于对立状态，既然清朝把北京话作为官话已经两百多年了，继续沿用下去，可以避免节外生枝，减少南北统一的障碍。这恰恰表现了南方人胸襟开阔，相让为国的精神。南腔北调，乃地理自然形成，本无所谓优劣，既然我可以奉你的语言为国语，你又何必非把我的语言斥为“鸟语”不可呢。

　　广东人始终坚持认为，白话是广府人的母语，福佬话是潮汕人的母语，客家话是客家人的母语。方言是一个族群的身份认同，是一种凝聚力。方言蕴含了丰富的地方人文内涵，一种方言的消失，势必会使它所传达的那种地方文化也随之萎缩和贫乏化。正如美国一位语言学家所说：“一种语言从地球上消失，就等于失去一座卢浮宫。”所以从文化的角度看，普通话固然应该推广，但方言也不应听凭它消亡。

　　在广东这个移民大省里，各种方言错综复杂，四乡八镇，各有不同，甚至村头村尾亦相迥异。没有哪一种方言，能够把三州六府的乡音统一起来。即使人们力图从语言学上把它们分类，也往往予人绠短汲深的感觉。广东真是一座语言的大宝库。

　　中山大学人类学系的调查显示，有82.86%的广府人、39.18%的客家人和38.18%的潮汕人认为自己的方言比其他方言好听。同时也有37.06%的客家人和37.27%的潮汕人认为广府白话比其他方言好听，而广府人对潮汕话和客家话的“好听度”，评分却很低。由此可见，在广东地区，白话占了绝对的优势。

　　广东人的兼容并蓄，同样反映在语言上。近20年，大量华洋杂陈的港式粤语长驱直入，对粤方言所作的深耕改土，是历史上两百年都难以达到的。其结果，粤方言在最古色古香的美名之外，又增添了一个最多创新词汇的特点。“炒更”、“揾食”、“搞掂”、“无厘头”、“士多”、“T恤”、“的士”、“擦鞋”、“人气”、“案底”、“做骚”、“草根阶层”、“夹心阶层”、“人间蒸发”等等新词，以及“他很阳光的样子”、“她苍白着脸”这些词法乱用的港式粤语，复畅行内地

《著名作家周喜俊：看人家怀特（槐底村）是怎样改造“城中村”的》 精选一

石家庄市槐底村党委书记陈玉信

一个细雨蒙蒙的下午，我走进了槐底村，在村口，首先映入眼帘的是牌楼上一幅对联：“民不富，心不安，同心创下千秋业；公生明，廉生威，勤政务实百姓赞。”两行字经过雨水的冲刷显得格外醒目，我想，这大概是以陈玉信为首的槐底领导班子几十年遵循的执政理念，也是向村民的集体宣言。

槐底是河北省会石家庄的城中村，距我就职的单位很近，每天上下班都要经过。我亲眼目睹了这个村庄由乱到治，由穷到富的全过程，却从来没想过为他们写篇文章。我觉得这个楼房越盖越高，商业区越来越繁华，服务设施越来越齐全、就业群体越来越庞大、经营辐射面越来越宽的村庄发展迅猛的有些让人目不暇接。对于这样一个有着“全国服务业企业500强”、“全国文明村”、“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 “河北百强企业”等耀眼光环的城中村，我觉得太神秘了。

听不少人讲过槐底村党委书记、怀特集团董事长陈玉信的故事，我从来没想过有一天去采访他。在我心中，一个拥有上千亿，能够包几十架专机、包专列、包轮船，组织上千名统一着装的村民集体赴香港、澳门、苏州、上海、杭州、大连等地旅游观光，在全国产生巨大轰动的当家人，该是多么的不可一世！

在槐底村委会见到陈玉信的第一眼，我想象中的“大老板”形象顿时一扫而光。他没有高大魁梧的身材，没有财大气粗的傲慢，一头黑发，满面红光，两眼炯炯有神，看上去比实际岁数年轻很多。尤其是那朴实真诚的微笑，让人感到就像多年熟知的朋友，没有丝毫距离感。

一个把事业做得如此辉煌之人，有着这样良好的精神状态，可以断定，他不仅具有超常的智慧和魄力，而且长期保持着健康文明的生活习惯。

谈起槐底村的发展史，陈玉信如数家珍，任村里一把手24年的经历，桩桩件件都在脑子里装着呢，没有穿鞋戴帽儿的官话套话，没有云山雾罩的的大话空话，没有慷慨激昂的豪言壮语，娓娓道来的平实讲述中，透露出昂扬向上的正气，还有势不可挡的豪迈之气。

尽管陈玉信始终面带微笑，语气平静的如拉家常，我凭着职业习惯，仍能从中感受到这个“城中村”涅槃的阵痛以及在变革中求发展的艰难跋涉。

槐底村有着悠久的历史，据史料考证，早在周代，槐底村的祖先就在这块土地上繁衍生息。明朝万历年间，由于战乱和自然灾害，不少移民从山西迁到槐底。以农耕为主的村民因人多地少，始终过着食不果腹的贫穷生活。

“穷槐底，槐底穷，不打长工打短工”。

“金谈固，银白佛，玉石高家营。推煤车，卖砂壶，槐底最穷”。

这些流传至今的民谣是对解放前槐底村民生存状态的具体描述。

新中国成立后，槐底村在**党领导下，发扬艰苦奋斗精神，探索科学种田经验，五十年代，创下华北地区小麦高产纪录，成了石家庄农业战线的一面旗帜。

1959年麦收时节，*****到槐底视察，在烈日炎炎的大田里与农民拉家常，了解村民的生活情况，询问粮食亩产多少？并带走了试验田里一株独根多蘖的“小麦王”，说要让专家们好好研究研究。

这令槐底人热血沸腾的场面，当时还在母亲怀抱中的陈玉信不记得。但从他记事起，经常听老人们绘声绘色讲述周**视察槐底村的情景。那是令村民引以为豪的光荣历史，陈玉信每次听都受到触动。他想，前辈们靠科学种田为槐底争得了荣誉，将来我能为村里做些什么呢？

1975年，陈玉信高中毕业后回村务农，他亲眼看到，随着村里人口逐年增长，土地越来越少，村民生活越来越穷。他强烈意识到，农民仅靠种地很难走上富裕之路，要想改变这种状况，必须拓宽发展渠道。

梦想就是目标。陈玉信二十二岁被推选为生产队长，迈上了实现梦想的第一个台阶。在大多数农民都以种地为生的年代，他便一手抓农业，一手搞经营，利用农村资源，为城市提供服务。年终，其他生产队一个工最多四、五毛钱，他们生产队一个工达到一块八毛钱，在全村八个生产队中排第一。

榜样是无声的引领。陈玉信思维的多元化让村里人受到启发，不少人开始琢磨如何从土地上解放出来，利用城中村的优势，走多种经营发展之路。

机遇总是青睐有准备的人。

改革开放为槐底发展搭建了平台。八十年代初，村里率先成立起华燕实业总公司，村办工业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最多时达到近50家。这些企业凭着“船小好调头”的优势，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呈现出蓬勃发展态势，槐底村一度成为石家庄发展乡镇企业的排头兵。

陈玉信由生产队长转任木器加工厂厂长，他学过木工，有经营头脑，内行当领导，一切顺风顺水，很快就把木器厂经营的红红火火。员工们钱袋子日渐鼓胀起来，他也成为令人羡慕的万元户，厂里配上了当时还很稀缺的伏尔加轿车。

陈玉信没有自满，他清醒地意识到，随着时代的发展，“城中村”融入城市已是必然趋势，农民变市民，不是有了钱就行，还需要总体素质的提高。他在带领大家致富的同时，有意识地从一点一滴做起，引领村民转变不良传统习惯，培养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逐渐与城市接轨。

农村人祖祖辈辈睡土炕，陈玉信告诉员工们，以后住进楼房，不可能再盘土炕了，咱得习惯睡床。他亲手设计了美观实用的木床，制作出一批，给员工们每家分一张床，青年人非常喜欢，很快就在村里普及开了，好多人都到木器厂来定做床。

过去农村女人分娩都是在村里找接生婆，这些没有任何医学常识的家庭妇女凭的是经验，一旦出现难产问题束手无策，悲剧时有发生。陈玉信爱人临产时，他坚持送到石家庄市妇产医院，确保母子健康平安。村里女人们受到启发，纷纷效仿，谁也不肯再拿生命当儿戏。

陈玉信的超前意识来自对生活的热爱，还有不服输的倔强性格。他从小生长在贫穷的农民家庭，自尊心很强，最不能容忍一些城里人对农民的蔑视，尤其是对农村孩子的歧视，多年前他就曾经发誓，总有一天让槐底村民过上比城里人还富有的日子，让槐底村的孩子们上石家庄最好的学校！

这掷地有声的赌气话，成了陈玉信的奋斗目标。

和陈玉信熟悉的人普遍认为，这是个大能人，只要他想干的事都能成功。也有人说，陈玉信是个福星，凡事总能逢凶化吉。陈玉信说，要做事总会有困难，只要挺直腰杆往前走，就没有过不去的坎儿。

改革开放后的十年间，槐底村是颗耀眼的明星，到八十年代末，这颗明星逐渐黯然失色。随着城市的扩张，土地逐年缩减。说是农民，无地可种，说是市民，无法就业。村办企业效益滑坡，集体经济入不敷出，再加上村里收入的征地补偿款花项不明，群众怨声载道，矛盾犹如随时可点燃的炸药包，两委班子谁也不敢触动。

九十年代初，村里几乎处于无**状态，房基地管理混乱，盖新房不交旧地，乱搭乱建现象严重，随便搭个简易房出租给收废品捡垃圾的就能赚钱。村容村貌脏乱差，到了夏季，苍蝇蚊子四处飞，遍地污水没人管，村里连一条路都修不通。殡葬管理混乱到极致，有人竟然在育才街的村口堆起多个坟头。计划生育严重失控，打架斗殴刑事案件时有发生，聚众上访成了家常便饭……

这种乱象持续了四五年，乡领导出面做工作，想让陈玉信收拾这个残局。

他还没考虑好是否答应，先遭到亲朋好友一致反对，大家都觉得，槐底村就像生命垂危的癌症患者，已经没救了，说啥也不能去沾这晦气。

乡领导的期望和亲朋好友的反对声交织在一起，让陈玉信心情烦乱。那天吃过晚饭，他独自走出家门，在村外散步。没有路灯的街道坑坑洼洼，私搭乱建的简易房里摇曳着微弱的灯光，堆积如山的废品和垃圾散发着难闻的气味儿。狗的吠叫和孩子的哭声混杂在一起，男人的吼喊女人的叫骂不时从村里传出。城市的美丽夜景与槐底的阴暗杂乱形成了鲜明对比，让陈玉信的心如针扎般刺痛。

“槐底村就这样乱下去、垮下去、穷下去吗？”

“这个肌体疑难杂症太多了，要治愈是会付出代价的，也会有很大风险，自己能承受的了吗？”

“是放下势头正旺的木器厂，投入全部精力为槐底村做这个大手术？还是远离是非之地，安心赚钱过自家的幸福生活？”陈玉信内心很纠结。

这是他生活了37年的村庄，这里有他的追求和梦想，也有快乐和忧伤，还有他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陈玉信围着村子转了一圈又一圈，自己做着激烈的思想斗争。夜深了，走累了，他坐在路边的台阶上，仰望星空，试图找到答案。一轮明月挂在树梢儿，像一面镜子，映照出他走过的人生之路，让他繁乱的思绪开始变得清晰。

作为土生土长的槐底人，陈玉信从小过着贫穷的日子，到了结婚年龄，因家里弟兄多，房子少，找对象成了难题。父母四处人保媒，好不容易有人给物色到一个，在方北村办企业工作。姑娘漂亮能干，温柔贤惠，两人一见钟情。可女方父亲是吃商品粮的正式工，嫌他家穷，又是农村户口，说什么也不愿意。媒人极力撮合，历经曲折，总算促成了这桩美满婚姻，可这件事对陈玉信的刺激是刻骨铭心的。他从此明白了一个道理，槐底人虽生活在城市一隅，城乡之间却有着难以逾越的鸿沟。青年人结婚、就业、孩子入托、上学等一系列问题都与城市人有着天壤之别。

只有让村民走上集体富裕的道路，才能过上和城里人一样有尊严的生活，这是陈玉信多年的梦想。如今槐底村已乱到了极致，乱必然导致村里更加贫穷，最终受害的是老百姓。要治理这种乱象，需要魄力，需要奉献精神，更需要责任和担当。为了槐底村的父老乡亲不再受穷，为让子孙后代融入到这座城市，过上有尊严的生活，自己作为一名**党员，也应该站出来，哪怕干上三五年，只要扭转了这种混乱局面，槐底村就有救了。

1994年4月10日，槐底村经民主选举，产生了新一届领导班子，陈玉信当选为村党总支书记。

尽管他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还是没有料到，矛盾会像疾风暴雨般迅猛。

第二天早上，他还没去办公室，四五百名村民已堵在家门口，吵闹着让他处理过去的遗留问题。他苦口婆心劝说，刚把群众安抚下来，乡里来电话通知，让他马上去市**门口接访。他匆匆赶到现场，好说歹说总算把这拨群众劝走，还没顾上喘口气，又接到通知，另一拨村民已聚集到省**门口拦车告状……

多年积累的矛盾，像又臭又长的裹脚布，缠的人透不过气来，干群关系已到了水火不相容的地步。他像陀螺一样不停地转，不停嘴的做说服工作，连坐下来喝杯水的时间都没有。连日的着急上火，他起了满嘴的燎泡，患上了严重的咽炎。两个月过去了，整天忙于接待上访群众，根本进入不了工作状态。

陈玉信是个自尊心极强的人，过去当生产队长，因聪明能干，社员们对他刮目相看。在木器厂当厂长，企业效益好，员工收入高，无论到哪儿，领导和群众都是笑脸相迎。自从当了这个村官儿，不是被群众堵着门大吵大闹，就是挨上级的批评，整天四处磕头作揖说好话，他觉得特别窝囊。

妻子看他吃不好睡不安，晚上说梦话都是在给上访群众做工作，非常心疼，劝他别受这份罪了。他也有些灰心丧气，随口说：“不干了，明天找乡领导辞职。”

一觉醒来，妻子把纸和笔已准备好，催促道：“赶紧写辞职报告吧，吃完饭马上送到乡里去。”

陈玉信坐在床沿上沉思了一会儿说：“不行，还得干，那么多党员投票把我选上来，是希望我把村里治理好，刚上阵就举了白旗，不是让大伙失望吗？”

妻子生气地说：“你这是过什么官儿瘾？凭你的能力，随便干点啥都能轻轻松松赚大钱，为啥非要蹚这浑水？你这样吃苦受罪到底图个啥？”

陈玉信幽默地说：“天降大任于斯，不干连老天爷都对不起。要说图啥，就图让村里能早点稳定下来，走上正路，咱不能让外人笑话，槐底村几千口子人，连个当家主事的男人都找不出来吧？”

贤惠的妻子劝说没用，只能把家务承包下来，让他全身心去处理村里的事情。

如何从矛盾的漩涡中抽出身来，尽快走上发展之路，是陈玉信那段时间思考的主要问题。他召集两委班子开会，对同事们说：“我们整天被旧矛盾缠着可不行，老百姓看不到希望，就会对新班子失望。要想打破目前的僵局，必须治理群众反映强烈的顽疾，只有这样，才能给群众以信心和力量。”

宅基地和违章建筑是最大的难题。当时全村1800多户，涉及私搭乱建、盖新不拆旧、抢占多占宅基地的高达430户。因涉及到好多“硬茬儿”，前几届领导班子都不敢碰。陈玉信认为，私搭乱建之风不刹，树不起正气，民心聚不到一起，不可能有健康发展的氛围。不管阻力多大，都要迎难而上，只有刹住歪风邪气，才能解决遗留问题。

决策是正确的，但执行起来太难了。拆除违章建筑的通告贴出去半月了，规定的期限已到，竟然没有一户动工，村干部的话如同空气，连个气泡都没有。

身不正，何以正人？陈玉信说：“要想解决这个难题，干部必须率先带头。我家没有违章建筑，先从我大伯家拆起！”

他去给大伯做动员，大伯说：“你小子别充能了，多年都没人敢动的事，你说拆就能拆了？想拆也行，你让别人家都拆完了我再拆也不迟。”

陈玉信好话说尽，大伯就是不肯带头。没办法，他只好把大姑请来帮着做工作。大姑费尽口舌，仍不见效。陈玉信见软的不行，悄悄溜出来把院门锁了，指挥待命的推土机快速行动，直接把大伯家院墙外的违章建筑推倒了。

大伯听见声响，从屋里冲出来，拽院门拽不开，又气又急，爬上梯子，翻过院墙，直接跳了下去。陈玉信听见“扑通”一声，扭头看见老人直挺挺躺在地上，猛扑上前去看他是否受伤，老人一抡胳膊窜起来，狠狠给了陈玉信一个耳光，开口骂道：“你个六亲不认的混账东西！别人当官儿，七大姑八大姨都跟着沾光，你刚上来，就拿咱家人开刀！我没你这样的侄子！”

我问陈玉信当时害怕不？他呵呵笑道：“要说不怕是假的，看见大伯躺在地上那会儿，我吓得两腿都软了。你想快70岁的人了，从那么高的墙头上跳下来，万一摔出个好歹，是我一辈子的愧疚。可我必须这样做，干部不带头，这事推行不下去，老百姓看不到希望，村里的乱象就没法治理。”

陈玉信率先拆了大伯家的房，并不等于一帆风顺了，村里还有几个难缠的户，要是不敢碰硬，照样不能服众。有个年轻小伙子，是出了名的“刺儿头”，陈玉信带人去做工作时，他瞪着血红的眼睛，横着身子挡在门口，手里挥舞着明晃晃的刀子吼喊：“不怕死的就过来，谁要敢拆我的房，我先捅了谁！”

陈玉信微笑着迎上前，和颜悦色说：“你要捅死我，你就是死刑！年轻轻的连命都没了，还留着房子干啥？你要捅不死我，我就得给你拆了，不能因为你家的违章建筑影响全村发展。反正迟早都是拆，早拆了还能落个好名声。”

小伙子被陈玉信柔中带刚的一番话震慑住了，心悦诚服地说：“我从来没有服过谁，这下服你了，我拆！马上就拆！”

几个“钉子户”一天之内全部拔掉，老百姓感受到了这届班子的气魄，觉得他们是真心想把村里搞好，积极配合，不到三个月，村里所有违章建筑全部拆除。

多年没人敢碰的难题势如破竹般解决了，干群之间的冰墙开始慢慢融化。

集体企业利润不上缴，是群众反映强烈的另一个难题。当时槐底村有50家集体企业，一年上缴利润只有29万。有的企业长期亏损，资不抵债。有的财务管理混乱，搞账外账。有的以总公司名义搞担保、抵押，致使村集体屡屡被告上法庭，承担违约责任。更多的是厂长们相互观望，你不交我也不交，挣了钱归自己，亏了是集体的。

“这个问题必须快刀斩乱麻！”陈玉信表了态，班子成员一致赞同。他们找市里权威部门对所有企业进行财务审计，清产核资，摸清家底，订立承包合同。对于经营不善的，不按时上缴利润的负责人一律免职，厂长免了12个。随后对集体企业进行改制，通过租赁、拍卖、兼并、“租壳卖瓤”、股份合作等多种形式，只保留3家集体企业，其他25家全部改为自负盈亏的个体企业，给村里交场地租赁费。这一举措，让企业焕发出勃勃生机，仅一年时间，企业上缴款项由原来的29万元增加到240万元。

壮大集体经济，刹住分光吃净风，是陈玉信解决的第三个难题。

1994年底，河北省电力公司征地，一次性补偿占地款9600万元，钱来了矛盾也随之而来，老百姓强烈要求按人头把钱分到各家各户。

陈玉信理解大家的心情，过去村里老百姓对征地补偿款花向不清不楚，群众对村干部信不过，觉得只有把钱攥到自己手里才放心。但要把钱全部分光，村集体没有任何积蓄，如何上项目？如何发展公益事业？

陈玉信苦口婆心给大家做工作：“这是咱槐底村的保命钱，土地越来越少，把这笔钱分光花净了，以后怎么生存？这钱咱得用来发展集体经济，给大家带来更多的实惠。”他掰着手指头给群众算账，“你们想想，全村近万人，要是按人头分下去，每人也没有多少钱，这钱拿在手里干什么？无非是盖房子，娶媳妇，钱花光了，就再也没有了。用这钱去做小买卖，村里有几个懂经营的？要是赔了，血本无归，一家老小怎么过？这笔钱分到个人手里，只能是消费性支出，在村集体就能变成生产性投入。咱用滚雪球的办法，上项目，搞开发，让，利生利，把蛋糕做得越大，大家获利也就越多。”

陈玉信入情入理一番话，让村民看到了发展前景。他同时承诺，把这笔钱留给集体，每年给每人分1000元利息。群众一算账，感觉不吃亏，欣然接受。

在石家庄体育南大街的门牌楼上，有一幅气势磅礴的对联：“招财进宝遍栽梧桐树，巨贾云集引得凤凰来。”村民们说，这是陈玉信最初的创意。

村集体拥有了9600万元占地补偿款，选择什么样的发展项目是关键一环。槐底地处石家庄市区东南，大专院校、科研单位云集，还有大片的居民区，而商业服务业却相对落后。随着城市的不断扩张，“城中村”融入城市已是大势所趋。依托区位优势和自身资源，发展第三产业，带领村民走集体化道路，让槐底村所有的沿街建筑都变成，让寸土生出寸金来！

经过缜密的思索、讨论和专家论证，陈玉信果断决策，确定了槐底村的发展方向：吃区位饭，发展三产，融入城市、服务城市！

有思路就会有出路。1995年，村集体拿出500万元沿槐南路、育才街和体育大街扩建了第一批商业门脸儿，总面积

2015年7月下旬，回湖南老家看望老人，前后正好一周，天气炎热，每日不过就是在家闲坐打发时光，间有人来聊天，尽量把来访者当成一个访谈对象，往往一谈就是数小时，偶尔也到邻居家坐坐，所到之处，都自觉当作一次调查，每日略作笔记，回锡后，根据笔记，稍加整理如下，算是回乡散记。

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自然村落，在我的记忆里，曾经是人口繁盛，百业兴旺，老有所养，幼有所乐，虽然物质生活还是很艰苦，但因为刚刚实行责任制，大家都满怀希望，认为好日子就在眼前。

人是活在希望中的，希望使人精神焕发，做起事来，劲头十足，认为前途光明，幸福感也就**提高。这次回家，在村子里所感受到的，似乎并没有这种充满希望的朝气，倒是处处显出暮气沉沉，虽然物质生活水平**提高了，但幸福感并不强烈，尤其是展望未来，笼罩在人们心头的，多是不确定的阴霾。

在老人的帮助下，回忆了三十年前的人口，也就是1985年左右，刚分产到户不久的时候，村子里的人口，一共是132人，这些人中，老中青搭配合理，尤其是青年一代人，所占比例差不多是半壁江山，所以，那时感觉未来光明无限。（一个小的自然村，整个行政村将近一千人。）

而目前的人口，按照在村子里有田地的来算，排除通过高考等渠道出去而稳定在城市生活下来的人，是126人，但长期居住在村子里的，只有54人，而这54人中，基本以老幼为主，如果只算成年人，那么在村子里的成年人的平均年龄，超过60岁，也就就是说，基本都是老人，至少是年纪不合适在外打工的人。另外的72人，绝大部分都到了广东、上海、天津等地打工，其余的，有两家在附近镇上做生意，有一家已经是国家工作人员，彻底脱离了村子，但还是在村子里有田地，享受国家的直接补贴，还有一家在河南稳定下来，从来没有回过乡，但似乎还是有回家的打算，因为村子里集资拉自来水，这家还是参与了集资。（还有两家是通过了高考的独木桥，远远的在城市里安了家）

老幼相守的村子，人们谈不上有什么希望所寄，老一辈，既使无可奈何，也是习惯了自己的故土，幼的一辈，不过是暂时寄托在这里罢了，待到十五六岁，也就开始东南飞了。

外出的人，有的寄希望于回家养老，所以一般都利用多年的积蓄，盖了个房子在村子里。还有一部分，尤其是80后的一代，已经连回家养老的念头都没有了，利用几代人的积蓄，在县城，甚至在自己的镇上，买了套小小的住房，有的还只是可以住三十年的廉租房。乡下，确实已经不是衣锦还乡的去处了。

因为劳力限制，村庄里的耕种方式，这些年来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一是水田当旱地种。插秧割稻，没有几个劳力是难以完成的，请人帮助犁水田，或者插秧，一天要120到150元的人工费，还不大容易请到合适的人，于是逐步都改为种玉米，全村的水田，插秧的面积不到十分之一。

问及吃饭的问题，都说种一季水稻后，可以管吃两年甚至三年，不足的时候，就到镇上买点来吃。显然，人口的减少，吃饭问题已经更容易解决了。

二是旱地的种植方式，已经全靠除草剂和农药了。过去都是犁地，锄草，现在都不用了，但这样连续多年种植下去，田地退化，土质板结，种上的庄稼更容易发生自然死亡之类的疾病，产量大减。

老人们都自我解嘲：这哪里是种地啊。他们也深知这种方式不可持续，但没有劳力，又有什么办法呢？

三是种上茶叶或者油茶。采取简单的方法种旱地，也已经力不从心，就采取一种更省力的方法，种上茶叶或油茶，表示这田地还有主人，不可变为大家的牛马场。

至于茶叶今后的市场需求，甚至是否能够把茶叶采出来，都没有来得及考虑，与其说是种植经济作物，不如说是因为种不了，又不愿意被他人占用，采取的一种暂时占田的办法。

四是田地周围的树木开始吞噬农田。因为人口越来越少，加上现在饲养猪的方式就是吃饲料，不需要柴火，甚至烧饭也都用上了沼气，而建筑用材也基本停止，因为盖房子的高潮已经过去。于是田地周围的树木肆意生长，农田往往成为一个个的林中小洞，结果是庄稼的光照不足，林中各种大小动物开始与人争夺粮食，小则松鼠、鸟雀慢慢的侵占，大则有野猪成片的蹂躏。

目前还有老一辈的村民苦苦支撑，往后的发展，基本可以断定，年轻人不会种地了，自然和人争夺田地的较量，将会以自然的胜利而告终。当然，人退林进，也未必不是好事，但村庄的衰落，将是不可避免的趋势。

改革开放后，尤其是实行责任制初期的一代人，当时基本都是三十几、四十几岁，到如今，都已经是七十开外的人了。这一代人，早期经历了大集体时代，辛苦操劳还无所获，半饥半饱的过日子，子女众多，更是艰难度日，后期经历了改革与分田到户的责任制，感觉自己的劳动回报很直接，很有保障，就胼手砥足，起早贪黑，为自己的那个富裕梦想而竭尽全力，所以，这一代人是最辛苦、勤劳的一代人。

劳动惯了，也就成为一种习惯，成为一种生活，长期习惯的生活，是难以短时间内改变的。村子里六七十多岁的老人，很少坐在家里享福，只要有最后一点力气，都是坚持劳作，认为白日闲过，就是一种罪过。

子女辈将孙辈留在家里，爷爷奶奶辈再次充当一次父母辈，一把屎一把尿地带两三岁的小孩。接着就是上幼儿园，来回七八里路的山路，不择寒暑，每天跑两次。待到大一点，到镇上上学，奶奶们又合租一个小房子，算是陪读，并且，把孩子一送进学校，马上去找各种副业来做，只要能够赚几个钱，什么都愿意做。

村子里的庄稼，也就是这些老人们种出来的，单独一个七十岁的老太太，种上二十斤玉米种的玉米，也并不是什么稀罕事。

精力是有限的，生命也是有限的，接二连三地，这一辈人开始凋零，大多都是劳动到最后，也就撒手西去。长期卧床的，少有，大概对于勤劳的人们来说，不能劳动了，也就自认为走到了头，甚至对住医院都持排斥的态度，认为是浪费了钱。

更有少数老人，因为没有子女照顾，或者照顾质量太差，干脆自我做了了断，谁说农民不理性呢？城市里的人，还为了最后延续几天生命，不惜高昂的医疗费，往往也只能维持一种质量很差的生命。但乡村老人的这种理性，却还是让人在感情上难以接受，虽然站在他们的立场上，可能是理性的，或者说是不得已的选择，但作为旁观者，还是为他们惋惜。

一座座新坟的出现，直观见证了一代人成为过去，他们在此劳碌了一辈子，最终发现后继无人，自己辛勤开垦出来的田地，正被繁茂的树木逐渐吞噬，他们心中的理想家园，不再是后辈们眷顾的处所，甚至有的坟头，也难得有人来烧一柱香了。

4、即将返乡的第一代打工者

与村子里一位四十六岁的中年男人聊天，他告诉我：今年过完年就不想出去打工了，但在家忙过一阵后，发现还是难得找到钱，于是又勉强出去找事做，还是去深圳，但是发现工作不好找，年纪渐长，技术有限，于是只能找到又苦又累，工资还少的事情，前些天太热了，就又匆匆回家了，说不想再出去了。

这是一个处于临界状态的人，正在回家还是继续打工之间徘徊，两边都感觉是鸡肋，都没有多少好事情了。

其实，这正是第一代打工者的最终结局，年轻时候的精力与聪明才智，已经奉献给了城市，像一根甘蔗一样，被城市咀嚼过一遍后，汁水留在了城市，这个渣滓，最终难以在城市停留，大部分都还得回到生养他得这片土地上来。他们目前的年龄，大约在四十到五十五岁之间，因为这一代人所处的时代，大学教育还是精英教育，按照现在的大学入学水准，他们中很多都是可以上大学的，所以，这些人中，并不乏一些具有聪明才智的人，但时代弄人，他们并未获得多少成功，即便有，也是凤毛麟角。

为此，大部分都还是做了些准备的。利用多年打工的一点积蓄，差不多都回乡盖了个房子，虽然一律都是用水泥砖直接搭成，没有钢筋，没有柱子，但只要不发生地震之类的地质灾害，这样的房子大概还是可以住上几十年的。田地虽不少，但对这一辈人已经不具有多大的吸引力，早早的就吩咐家里的老人帮助种上了茶叶之类的经济作物，意思是回家后也不打算插秧种玉米了。

他们的上一辈，把田地视为珍宝，甚至不惜与邻人大动干戈，到他们这一辈，只把田地当鸡肋，他们的下一辈，更是没把眼睛往这里瞅了。

想象一下，老一辈已经凋谢，这一辈回归乡村，对种田缺乏激情，下一辈不会做回归打算，将是一副什么样的乡村景象?

或许还是像现在一样，又带着他们的孙辈，继续艰苦讨生活?

没有了那份忍受艰苦的耐力，他们的子女辈能够赡养他们?

从当前的趋势来看，是做不到的，因为教育的缺失，不愿意回归的这一代人，其实也很难在城市立足，从在镇上买廉租房的这些年轻人身上，看不到他们赡养自己的子女和自己父母的能力。

5、前途未必光明的第二代打工者

我们总是宗教式的把希望寄托在后辈身上，对于已经开始陆续外出打工的年青一代，是否能够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其实这取决于他们的教育状况与自己的精神状态，当然还有大环境的机遇。

从村子里的一些小青年来看(九十年代及其后出生)，虽然情形有差异，但总体而言，前途似乎并不光明。

大部分青年，都是父母在外打工，由爷爷奶奶，或者外公外婆带大，隔代教育，虽然物质上得到了基本的保证，但学业多荒疏，爷爷辈与学校基本没有联系，更谈不上家庭与学校的有机配合了，于是多数初中不能毕业，少数初中毕业者，只能进职业技术学校，而作为山村的孩子，一进县城，俨然一个大世界，就只知道玩耍，唯有与外在打工的父母联系，索取生活费，手脚也开始大了起来，当越来越不能满足其铺张的生活时，就辍学了事，或者到处混，或者到外面的城市打工。

其次是吃苦耐劳精神不再。

若果说第一代打工者还有吃苦耐劳，勤俭节约的一面，可在第二代打工者身上，已经难以发现这些良好的品质，他们认为这是一种傻，毕竟，他们并未经历他们父辈曾经经历过的苦日子。但他们的教育与阅历，决定了并不能轻松赚钱，开支与收入相抵，并不能有所积累。又对乡下的生活，横竖不习惯，铁定了心不再回到乡下种地，事实上也已经全然没了种地的经验，于是以谈朋友、结婚为名，裹胁父母甚至爷爷辈，倾其积蓄，在镇上甚至县城买得一套小房子，以为这样就成了城里人。

将乡村仅有的一点资源，悉数灌溉了城市建设，自己没有经济来源，住上楼以后，将何以为生？

如果说第一代打工者最终将回归乡村，那么第二代打工者将是既融入不了城市，又回不了乡村的一代，虽然这一代也会分化，积极的会渐渐融入城市，消极的会退回乡村，但主流还是徘徊于城乡之间，他们是一个不稳定的群体。

从村子里的青年就可以看出，有的成了混混，有的辗转开店而终无所成。而这些混混和失败者的代价，都需要乡村来承担，直接地说，外面无以为生，还是找自己的父母甚至爷爷辈哭穷求助，间接地说，这些在镇上游手好闲，或者开店跑车的人，还是从乡下父老的口袋中赚钱，甚至无所不用其极，采取欺诈哄骗的方式，榨取乡下老实人的那点劳动果实。亲眼见过有小青年冒充即将上大学的学生，兜售蜂蜜，一瓶不过40元的蜂蜜，硬是卖到150元，各种伪劣产品的下乡，也是这些人子弟回报乡里的结果。

总的趋势是，人口回流将越来越少，费孝通主张的落叶归根的良性循环的乡村，始终不可得。少数优秀分子通过高考等渠道一去不复返，年轻一代虽难以进城，还是勉强赖在城市，不愿返乡。乡村的发展，后继无人，没有人的乡村，只有衰败，只有重新回归自然。

在传统乡村社会，人口几乎没有，人们生于斯，长于斯，老于斯，形成了费孝通先生所讲的乡土社会，虽然物质不够丰富，但社会有序，人与人之间，家庭与家庭之间，虽然也起干戈，但绝大多数时候，都处于运转良好的状态，毕竟，在一个熟人的社会里，坏人并没有多少便宜可得，名声不佳，也往往不受人待见。

在此平衡中，良风美俗成为一种重要的社会资源，使乡村的生活安排得井然有序，也使人们的生活富有意义，对未来心中有数。但当前的农村，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过去的良风美俗，若不是还有一些古朴的老人支撑，可能就已经荡涤干净了。

一天与一位寡居的老太太聊天，谈及子女们的孝顺，她不禁潸然泪下，一口气讲了很多：我一年到头，辛辛苦苦种了又收，得到几千斤玉米，又买饲料和了玉米一起喂猪，一年还挣个万多块钱，我把钱都存在女儿那里，她用我的钱都还了债，但说今后会都给我的。大儿子回来后，从不给我什么，虽然名义上是他负责赡养我，一回来倒是逼问我的钱哪里去了，动不动就要找我借钱，也给他借了些，可还是不能满足他们的要求，认为我偏了心，把钱都给了他弟弟妹妹。媳妇总是吵，回家就到处找钱。是啊，他们应该有钱，自己在外面承包工程，光工程机械就花了多少万，可是回家就只找我借钱，再就是背腊肉出去吃。

在农村，老一辈和他们的下一辈之间，确实有着空间上的隔离，要尽孝道，基本谈不上，老年人都是自食其力，哪怕八十多岁了。能够相忘于江湖，对于老人来说，也并不是什么难事，可惜的是，子女辈还是念念不忘父母的那一点点财产，总认为自己从中分到的一份是最少的，而不问自己为老人做了什么。更有甚者，新起的房子，有人不愿意老人一起居住，认为不干净，在屋旁另筑小平房，算是父母的栖身之所，老人偶尔大到正房里走走，还引得媳妇的大骂，甚至拳脚相向，理由只是踩了脚印在家里。参加村子的丧礼，见子女在棺材前后，并无戚容，只是当作一个寻常事来办罢了。

过去的乡土社会，男女有别，夫妻之间虽然没有多少浪漫的爱情可言，但相近如宾，互相有底线，倒是很平常的。但现在的村子里，从谈话中可以知道，中青年们，男女之间的关系已经很混乱。中年男女，因为人口流动关系，夫妻天各一方的，已经很普遍，但留守的一部分人，虽然有乡村人言之畏，还是不愿意难为自己，两两凑对的不在少数，更有甚者，部分稍有姿色的中年妇女，还把那有限的残山剩水当作资源，使得一些男人们围绕着团团转。而在外打工的一部分人，少了乡土社会中的人言之畏，更是随便。而小青年们，自小因为父母外出，教育失调，在两性关系上，亦难健全，于是有十六七岁就私奔，过几天在外混不下去又回来的，有十六七岁就开始堕胎，甚至三番五次而无休止的，而男人则又是不同的男人。急剧变迁中，平静的乡村应对失措，不免阵脚有些乱，这苦果，也得他们自己慢慢去咀嚼。

一方面是上面讲得两性关系的问题，严重影响了婚姻质量，或许，也是互为因果。一方面，主要受到当前金钱为上潮流的影响，眼睛中金钱多了，感情就少了，加上置身于城市五光十色、变幻莫测的环境中，更模糊了男女们的视线。村子里好几个小孩，都是还不足一岁时，妈妈出走，出走的原因，主要是不能忍受贫困的生活，因为他们的妈妈，都是他们的爸爸在外打工时，一时认识的外地女孩，而现在，他们的爸爸又已经给他们换了几届妈妈。

7、现代化之树也结有苦果

现代化给人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改进了人们的福利，尤其是在城市，在东南沿海，现代科学技术对人们生活的影响之深，无论怎样形容都是不过分的。

在内地山村，人们的知识文化水平没有跟上科学技术进步的节奏，在适应现代化的过程中，难免进退失据，在村子里，我们看到现代化对他们的很多负面影响，小小一个村子，就尝遍了现代化的很多苦果。(鉴于现代化的正面后果是显而易见，在此不表，并非认为现代化只有其负面后果。)

垃圾处理难。随着大量的塑料产品、玻璃产品等的出现，以往那种自然循环的生活垃圾方式，已经难以奏效了，在循环过程中，出现了很多无法消解的多余之物。如大量洗洁剂、洗衣粉等，水直接排入自然环境，各种农药瓶、酒瓶、饮料瓶，连同其它一些无法自然分解的东西，都扔到自然环境中去，在家家户户的周围不远处，都有相对集中丢弃这些东西的地方，但在山区，地势有高低，这个丢弃地，可能就是其他人家的水源地，影响之大，显而易见。

其它垃圾也开始集中出现，如随着养殖业的扩大，甚至个别的规模化，产生大量的动物排泄物，未经处理，直接排向自然，严重影响周边地区的水源，村子里的一个养殖户，就已经污染了地势偏低的旁边一个村落的水源，为此官司连连，上下不宁。

交通事故频发。因为是山区的村子，地势坡度大，而马路又是村民自己设计，自己动手修建的简易马路，路面差，弯度急，加上在农村跑的，大都是些三轮摩托车，经过随意的改装，也就开始既当货车，又当客车，驾驶者又无资格限定，谁高兴都可以买一个上路跑。

在这么一个小小的村子里，五年之内，发生交通事故无数，其中就有三起严重事故，一起是一村民乘车去镇上，半路翻车，当场身亡;一起是一村民开车去卖茶叶，翻车，当场车毁人亡;一起是一家三口开车上路，车子冲下悬崖，当场死了刚结婚的儿子，媳妇重伤，腹中快临产的婴儿流产，自己重伤，虽然医治过来，但彻底丧失劳动能力。过去的肩挑背扛，固然是难以适应需要了，但机械给人带来方便的时候，附加这样高的风险，并且让农民自己承担，对村子的伤害是很大的。

打工者的精神健康。小小的村子里，有三名外出打工的妇女出现严重的精神疾病(因为未见其本人，不明白具体是哪类精神疾病，但从村民描述的情形看，大多与情感有关，如一个时刻怀疑有别的妇女勾引她丈夫，动辄对别的妇女大骂，甚至舞刀弄棒，构成很大的安全隐患，还有两个是无端的发怒，与周围的人发生冲突)，而未出去之前，都是极为健康的。因为精神出现问题，长期需要到医院治疗，还需要有人伺候，打工不仅没赚到钱，还因此而致贫。

而这三位只是其中最严重的罢了，只有不能正常生活了，农民才认为是个问题，为了尽量多挣钱，是不会考虑人际的误会不误会、心情愉快不愉快的。

从一个宁静而与世无争的环境中，突然置身于一个变幻莫测、不讲人情、五光十色的世界中，自然有些人是不适应的，他们的喜怒哀乐，又有谁会去关心呢?

联想到我们在城市调查中所看到的，农民工一天工作十二小时，住宿条件恶劣，社会交往基本没有，甚至夫妻异地，亲子远隔，如此日积月累，年复一年，怎能保证人的精神健全呢?而他们从中得到的，居然是精神疾病和贫困，甚至连村子里的人，都仅仅将她们视为疯子，不大值得同情的。

城里人在享受轻车广厦时，可能也不会想到有这样一个群体，他们为了城市建设作出了巨大的牺牲，却并未得到应有的回报，“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事实上，她们也只能是“归来泪满巾”了。

商业化、货币化渗透每个角落。过去的换工互助，现在成为直接支付工资的雇佣，按天收费，一点不含糊;过去走亲访友，带点礼品，或者自己亲手所做，或者到商店精心挑选，现在一律直接给钞票，并且已经成为人情的一种，不仅过去轻松的亲朋聚会之乐少了，反成一种负担，各自要在心里记住欠谁多少，或者谁欠我多少;在土葬习俗未改的情况下，过去周围的人一齐到场，热热闹闹、轻轻松松的就组成了抬柩队伍，现在总担心是否能够把个笨重的棺材抬上山，甚至职业化的抬柩人员已经出现，给钱办事，买卖而已。当一切都货币化，也就失去了往昔的人情与社区认同。

传统手艺的消失。农村过去在应付物质匮乏的过程中，积累了很多的技艺，这些技艺既是对物质的极大节约，又塑造了大量生活中的艺术品。但在工业产品充斥的时代，这些都不存在了，或者至少是濒临消失。

过去精巧的竹篾器具，古朴实用的石磨、不用任何铁钉胶水的桌椅，别致的蓑衣、斗笠，等等，都渐渐被一些县城周围的所谓农庄搜集去了，为的是给食客们看一看，意思是已经进入博物馆了。取而代之的，一律都是粗糙的、无法自然化解的铁质、塑料制品，甚至很多家庭的餐桌，直接以一块大的地面砖作为桌面，取其光滑易擦。

过去红白喜事，都有村中的大厨，带领一帮人整治出一桌桌美味的饭菜，虽然都是本地常用食材，却色香味俱全，规规整整4×4的十六碗摆放方式，现在却都消失了，美其名曰学城里，圆桌、浅碟加酒精炉，菜品则更不足道，甚至有煮整鸡蛋径直当作一道菜的。

曾经被托尼称之为中国宝贵财富的民间手工艺，从此似乎走到了尽头，以粗俗代替精致，到底是一种进步还是一种倒退呢?我们一再批判西方文化霸权，叫嚣抵制西方文化入侵，却忘了最基层的传统文化正在自我毁灭。

按照当前的行政体系，村民委员会是村民的自治组织，不算一级行政单位，但事实上又存在一个行政村的概念，往往几个自然村被合并到一个行政村里，有什么对上和对下的事务，还是以行政村委单位进行组织。

那么在当前，我们的村庄到底有哪些自治?又有哪些自上而下的行政?两者如何衔接?国家的政策，最终如何落实到村民中去，行政的这最后毛细血管是否畅通?

象征性的自治与行政：从村子里了解到的情况是，村委的自治作用，仅仅体现在村民之间有纠纷产生时，可能会到村委的人来评个理，但因为村委的人与不同村民之间的关系远近不一致，村委在裁决时，或多或少，存在偏袒现象，即使公平裁决，当事各方往往也认为存在偏袒，对村委的信任，一半只存在于关系更近的一方，往往不大容易达成纠纷双方都认可的方案，所以事实上所起的调节作用还是有限，其结果，村委一般也不大情愿出面调解纠纷。

而行政，大概就只存在低保名单的确定之类的事情了，可以说基本无行政可言，与多年前需要催缴农业税、上缴提留款的时候大不一样了。这样，从积极的意义上理解，村民是完全自由的，不受干涉(比如村子里有嫁出去的女孩，在娘家超生，而无人问津)，从消极的意义上讲，村民就是完全自生自灭，贫富、强弱、智愚、多寡，都一任自然法则摆布。

分裂的村委：在村委几个成员之间，居然也存在难以调和的矛盾，尤其是书记与村主任之间，各成一派，凡是对方拥护的，我就反对，势同水火，全然无视村民本身的迫切诉求。

书记以其母系、父系亲属都是本村居民，亲属范围较广，所占势力也就不小，而村主任也是靠了亲属范围较广的优势，得以获得这一位置。所以虽然行政不多，但凡是涉及些许小利，都分裂为两个阵营，互相过不去。典型的比如，在修一条通往一个自然村的简易马路时，因为工程是由村主任牵头，书记一系就出现了钉子户，路不能通过，最终以大打出手，强行通过而告终。

在乡村，家族与村务之间，难免会出现这种不愉快的冲突，但如何超越家族局限，以一村为务，确实是一个大的问题。

漠视民生：正如上面所言，象征性的行政，导致村民的自生自灭。仅就道路而言，还是上世纪七十年代，由国家组织修路，有一条路从村中穿过，但各自然村，一直没有摆脱肩挑背扛。直到本世纪初，各村的老一辈村民，哀叹再也背不动、挑不动了，自发组织修个简易公路，男女老幼齐上阵，以一个冬季之功，勉强修通简易路，但在山区雨水冲刷下，总是路难行，大卡车进不去，小三轮摩托车总是跳跳蹦蹦的跋涉。而这一自发工程，没有得到行政村的任何协助。

在全国乡村道路硬化的大背景下，是可以由村出面，通过打水泥路而领取相应的资金的，可还是没有人牵头。当然，村委的成员，都住在过去修的马路边上，并无迫切的需要。

最下者与民争利：如果仅仅是让村民自生自灭，也许还算一种无为而治，但现实是，村委利用自己手中仅有的权力，还有与民争利的趋势。比如该村的一名村委，自己想到另外一个自然村旁边的河里开辟砂场，就动员该自然村集资打水泥路，即在原来的简易路的基础上铺上一层水泥。动员大家出工、出力、出资，对富裕一点的几户人家，采取拉赞助、等各种方式，让其把仅有的一点积蓄倾囊给他支配，最终的结果，是他个人通往河边的简易公路修通了，水泥路只从主公路出发的地方，象征性打了几百米，村民最初以为是村委为民办事，最后明白目的在砂场，该村委利用修通的路，让去河边拉沙的卡车，按车收钱，很快自己的大楼房就建起来了。

村级行政路在何方?作者初中时代的同学，年富力强，文化程度在村里就是很高的了，高中毕业，曾经有一段时间可能也被哪个方面看中，入了党，在村委干了两年，但最终还是广东打工去了，问其原委，说只能打杂帮忙，干不上事情，而他的家族背景，就非常寒微了，父母双方都没有什么亲属，这就是没有群众基础吧?而小村里的另外一个四十岁的村民，为人正派，乐于帮助邻里，口碑不错，自己勤俭持家，日子过得耶红火，听说最近正在入党，村子里有各种说法，说他可能会接班，意思就是可能成为行政村的书记之类，而这人的“群众基础”，也只能是一般，以前面的高中生经历来看，其实也未必能够如愿。

在各自为家，相互之间无合作，更无以己之力带动周围村民，无人思考村子整体发展的情况下，村子就是一盘散沙，散沙中难以产生真正的意见领袖。无论是行国家之政，还是组织一村之自治，均成问题。

8、乡土是否还可以重建?

早在七十年前，费孝通先生就提出了乡土重建的问题，认为在当时，乡土正被城市化的浪潮所冲刷，一切资源都被开矿似的挖起运走了，乡村衰败，不可持续。其实，乡村真正的衰败，城市化的巨大威力，到今天才显露无遗，今日的乡村，才真正衰败而需要重建，但仔细思考，我们的乡土是否还可以重建呢?

城乡共生应该是基本方向。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至少国内已经逐渐形成了一个统一的市场，再一味追求浪漫的田园风格，是难以做到的。发展中，城乡关系到底是相辅相成，还是牺牲乡村而繁荣城市，在费孝通早年就一再讨论过，他的结论是中国的城市化过程，是牺牲乡村而繁荣城市，并且这样最终导致乡村的衰败、溃烂，以致城市的繁荣终将走不远。

通过我们自己在乡下的见闻，通过一些专门研究农村问题的专家言论，我们知道，乡村的衰败确实是一个趋势，并且越来越严重，而其中的关键原因，就是乡村的各种资源(尤其是人才)源源不断地流向城市，而向农村反馈的，虽然有，但远远不及流出的多，长此以往，就导致了牺牲乡村以繁荣城市的格局。

虽然我们可以通过发展工业，利用国外的农产品，并且这个趋势已经越来越明显，但作为一个人口大国，农产品的自给，应该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所以乡村的发展，似乎不能任其衰败下去，现在的村民，粮食不够，还可以到市场上买点来补充，但一任发展下去，将来还能以能接受的价格买到吗?

或者再退一步，即使最终都城市化了，不考虑乡村的荣枯，也需要乡村的人口都能够在城市很好的适应下来，稳定下来，不致于像拉各斯那样，农民涌向城市，形成一个巨大的贫民窟，社会问题更加突出，而我们当前的趋势，确实有大量的人口尴尬的处于城乡之间。

所以，城乡发展的相辅相成，城乡的共生，应该还是发展的基本方向。

城乡共生要求资源的循环是平衡的。资源一方面是物质方面的，一方面是人口(或人才)方面的。

游牧时代，人们逐水草而居，这是人口追逐物质资源，但这多少还是有一些主动性的，而我们现在，年轻一代出去打工，成了迫不得已的一种选择，因为只有到城市才能赚到点钱，从这个意义上看，还是人口追逐物质资源的，人口越是外流，尤其是优秀的人才的外流，越是导致城乡之间失去平衡，而物质资源是随人口而流动的，于是出现了物质追随人口而去的趋势，不是有很多的农民，千辛万苦培养一个大学生，结果孩子大学毕业了，留在了城市，还需要父母省吃俭用，凑钱帮助买房子吗?或者退而求其次，如上所述，在镇上或县城也要买个劣质的廉租房吗?这就是人与物一并流向了城市，正应了费孝通那句话，“乡间把子弟送了出来受教育，结果连人都收不回”。

不仅大学生不会再回来，就是目前在乡村教书的教师，乡村医生，也想尽办法到县城，甚至更大的城市。在这样的洪水冲刷下，乡村的田野能不越来越贫瘠吗?

重视地方是留住乡村人才的关键。演变到今天这个局面，似乎都是市场的作用，确实，不能否认市场再配置资源上的巨大作用，也不能否认其合理性。但我们应该看到，我们从正式体制到一般社会心理，都只强调中枢的作用，从区域发展来说，城市分为各个不同的层次，从一线到三线四线，最后无足轻重的就是乡村了，反过来，人口也就向高层次城市流动，在小城市都不够气壮，更遑论乡村了。

直白的说，就是乡村没有机会，没有地位，没有希望，而这不仅仅是市场决定的。虽然用人为干预的方式来挽救乡村，未必是很好的办法，但改变我们对地方的不重视，恢复到城乡并重的路子上去，最低限度，不牺牲乡村以繁荣城市，将是必要的。

这就要求乡村医生、教师乃至一切乡村人口，都有机会在本地获得一个受人尊重的、体面的生活。而机会来自制度的安排，一方面，要让人才愿意下基层，一方面，要有一种机制，让在大城市里工作的优秀人才，有机会为家乡做贡献，有些地方的乡贤委员会的组织，是值得借鉴的。只有人们将眼光盯在地方，从地方就可以找到安身立命之所，而不必一定到中心(镇上、县城、省城、北上广等)才能得到认可，人才的分布才会趋于相对均衡。

以真正的民意代表来代表地方。在资源不是单向向城市流动的前提下，以真正代表民意的代表来代表地方，使地方事业能够有所推进，其实，在当前的农村，最需要各种合作，很多事业都需要具备知识和经验的人士来推动，比如教育、医疗、养老等等，若照当前这样下去，将越来越糟糕。当然，自上而下的重视，物质资源的反哺，也是必要的，今日媒体报道的山西近万名机关干部到村任第一书记事实，也充分说明基层缺乏组织力，运转不灵了。

但自上而下的关照，毕竟还是一种外来力量，只有充分发挥本地的积极性，才能真正走出衰败的困局。一般而言，自上而下的力量，难以准确获悉老百姓的真正需求，而老百姓知道自己真正的需求，却不知道如何实现这些需求。当老百姓认识到是为自己而奋斗时，往往都是很积极的，凝聚力是很强的，作为自上而下的力量，在于挖掘、配合这种自下而上的力量，一句话，充分尊重民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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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作家周喜俊：看人家怀特（槐底村）是怎样改造“城中村”的》 精选四

农业部新闻办公室于2015年2月27日（星期五）上午10:00在农业部新闻办公室新闻发布厅（农展南里11号）举行新闻发布会，向媒体介绍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试点工作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

农业部农村经济体制与经营管理司司长张红宇、副巡视员赵鲲

农业部办公厅副巡视员雷刘功

女士们、先生们，新闻界的朋友们，上午好！为了使社会公众和媒体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试点情况有一个全面的了解，我们今天邀请农业部农村经济体制与经营管理司司长张红宇先生，还有赵鲲副巡视员，向大家介绍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

各位女士，各位先生，各位同事，大家上午好！非常感谢大家在春节以后刚刚上班百忙之中抽出宝贵的时间参加这次新闻发布会。我记得去年的同一天——2014年2月27日，我们也在这个地方举行了新闻发布会，就农业部关于家庭农场的指导意见召开了一次专题新闻发布会。时隔一年，我们再次聚在一起，就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相关工作向大家做一个通报。我感觉很高兴，也非常感谢各位媒体的同志对我们农业部的工作、对我们经管司的工作大力支持和帮助。按照今天新闻发布会的要求，我给大家就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作相应的新闻发布，讲以下几个大的问题。

一、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试点进展情况。改革开放36年，我们的改革是从农村土地制度开始的，也就是说改革一直是沿着深化农村土地制度的主线来进行的。改革进行这么多年，对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特别是2007年随着《物权法》的颁布，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被明确为用益物权以后，怎么样建立健全相关的登记制度，强化对农户承包经营权益的保护，一直成为中央关注的问题，成为全社会关注的问题。2008年以后的中央一号文件都一直强调要求建立健全相关的登记制度，开展相关的试点工作。特别是******在2013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建立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制度是实现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稳定的保障，要把这项工作抓紧抓实，真正让农民吃上“定心丸”。

*****在去年的**工作报告里也要求抓紧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副**对这项工作更是抓得很紧，多次强调、多次作出具体的指示，要求抓好现有的试点，扩大整省试点范围。去年年底中办国办又下发《关于引导农村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发展弄业适度规模经营的意见》（中办发61号文件），明确提出要把稳定承包关系、推进确权登记颁证作为引导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重要基础，摆在首先位置。

1969年1月我作为“黑帮子弟”，来到陕西延川县文安驿镇的梁家河插队落户。

离开京城，投入一个陌生的环境中，周围遭遇的又是不信任的目光，年仅15岁的我，最初感到十分的孤独。

但我想，黄土高坡曾养育了我的父辈，她也一定会以自己宽大的胸襟接纳我这个不谙世事的孩子。

于是，我真诚地去和乡亲们打成一片，自觉地接受艰苦生活的磨炼。几年中，我过了四大关：

一是跳蚤关。在城里，从未见过跳蚤，而梁家河的夏天，几乎是躺在跳蚤堆里睡觉，一咬一挠，浑身发肿。但两年后就习惯了，无论如何叮咬，照样睡得香甜;

二是饮食关。过去吃的都是精米细面，现在是粗粝的杂粮，可不久我便咽得下，吃得香了，直到今日，我对陕北乡村的饭菜还很有感情，就拿酸菜来说，多时不吃还真想它;

三是劳动关。刚开始干活时，我挣6个工分，没有妇女高。两年后，我就拿到壮劳力的10个工分，成了种地的好把式;

四是思想关。这是最重要的，我学到了农民实事求是，吃苦耐劳的精神。同时，乡亲们也逐渐把我看作他们中的一分子。

我生活在他们中间，劳作在他们中间，已经不分彼此，他们对我坦诚相待，让我做赤脚医生，做记工员、农技员。

20岁那年，又选我做大队党支部书记。我和社员一道打井、打坝、修公路，发展生产，改变家乡的面貌。我已认定，这里就是我的第二故乡。

1993年，我再回梁家河时，有的乡亲提到，当年我在村里创建铁业社，为村民增加了收入;我带领大家开挖出陕西省第一口沼气池，让村民用沼气照明、做饭。可是，我所记得的，是他们曾经无私地帮助过我，保护过我，特别是以他们淳厚朴实的品质影响着我，熏陶着我的心灵。

15岁来到黄土地时，我迷惘、彷徨;22岁离开黄土地时，我已经有着坚定的人生目标，充满自信。

作为一个人民公仆，陕北高原是我的根，因为这里培养出了我不变的信念：要为人民做实事!

无论我走到那里，永远是黄土地的儿子。

古人郑板桥有首咏《竹石》的名诗：“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我想将之改几个字，作为我上山下乡的最深刻体会：“深入基层不放松，立根原在群众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基层离群众最近，最能磨炼人。七年多上山下乡的经历使我获益匪浅，同群众结下了深厚的情谊，为成长进步打下了比较好的基础。

在团结方面我从小就受到家庭的影响。

我父亲经常给我讲团结的道理，要求我们从小就要做讲团结和善于团结的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给人方便，自己方便”，用他的话讲，就是做每件事不要只考虑自己愿不愿意，还要考虑别人愿不愿意，因为你生活在人群中，什么事都以自己为主，就是不行的。

父亲讲的团结方面的道理，当我们后来生活在集体环境时，体会就很深刻了。

无论是上寄宿学校，还是下乡和参加工作，我都深深感到：凡事团结处理得好，工作都能做得比较好;凡事团结处理不好，就都做不好。

特别是后来上山下乡到陕北，远在千里之外，举目无亲，靠的就是团结。

在这方面自己也有挫折和教训。在上山下乡时，我年龄小，又是被形势所迫下去的，没有长期观念，也就没有注意团结问题。别人下去天天上山干活，我却很随意，老百姓对我印象不好。

几个月后我回到北京，又被送到从前的太行山根据地。

我姨姨、姨父把我妈妈带出来在这里参加了革命，他们都是我很尊敬的人。姨父给我讲他当年是东北大学学生，“一二九”以后怎么开展工作，怎么到太行山。他说，我们那个时候都找机会往群众里钻，你现在不靠群众靠谁?当然要靠群众。

姨姨也讲，那时我们都是往老乡那里跑，现在你们年轻人，还怕去，这不对!

何况现在城市也不容易，我们在这儿干什么?天天让人家当作流窜人口?

当时的国庆节经常要清理“倒流”人口，但清理完后，又不让我们回去，先关在派出所，一进去就是四五个月。而且关进去不是让你白坐着，还要让你干重体力活，海淀一带的下水管，都是我们埋的。

听了他们的话，回去以后，我就按这个思路努力跟群众打成一片。一年以后，我跟群众一起干活，生活习惯，劳动关也过了。

群众见我有所转变，对我也好起来，到我这串门的人也多了，我那屋子逐渐成了那个地方的中心，时间大概是1970年。每天晚上，老老少少都络绎不绝地进来。进来后，我就给他们摆书场，讲古今中外。他们愿意听城里人侃大山，讲他们不懂的事，渐渐地就连支部书记有什么事都找我商量。

他说，年轻人见多识广，比他懂得多。这样，我在村里有了威信。我那时不过十六七岁，村里几个老头有什么事也都找我商量。

现在有的作家在作品中把知青写得很惨，我的感觉并不完全是这样。我只是开始时感到惨，但是当我适应了当地的生活，特别是和群众融为一体时，就感到自己活得很充实。

我的成长进步起始于陕北。最大的收获一是懂得了什么叫实际;二是培养了我的自信心。

大概到了1973年，我们又集中考大学，像我这样家庭背景的人在当时是不可能被录取的。

后来我又去冯家坪公社赵家河大队搞社教。搞社教很有意思，我当时是团员，不是党员。

县团委书记也是北京知青，清华附中的，他把我拉到他负责的赵家河大队后说：让你到这里“整社”，你就整吧，整得怎么样我都认了;整好了算你的，整坏了算我的。

我那时候才20岁。赵家河大队在整社中换了一个30多岁的人当支部书记。那个村整得好，群众也信任我，要求留我在村里工作，而我插队的梁家河大队也要我回去工作。

要留在村党支部工作，就有个是不是党员的问题。我已先后写过十份入党申请书，由于家庭原因都不批准。这次公社又将我的入党问题交到县委去研究。

在研究我的入党问题时，当时的县委书记说，这个村姓氏矛盾复杂，本地人很难处理得好，确实需要他回村里主持工作。

他爸爸的结论在哪儿？没有，不能因此影响他入党。所以就批准我入党，并让我当了大队支部书记。让原来的大队支部书记担任大队革委会主任。

在此之前，入团也费尽了周折，入团申请书前后写了八份。

第一次写完入团申请后，我把大队支部书记请到我的窑洞来：一盘炒鸡蛋，两个热馍。

吃完后我说，我的入团申请书你该递了吧?他说，我怎递？上面都说你是可教子女。

我说，什么叫可教子女?他说，上面说你没划清界限。我说，结论在哪？一个人是什么问题，得有个结论。我父亲什么结论？你得到中央文件了？

你说，真没有，递，那就往上递。

从公社回来之后，他说，公社书记把我骂回来了，说我不懂事，这样的人，你还敢递?

我说，我是什么人?我干了什么事?是写了反动标语，还是喊了反动口号?我是一个年轻人，追求上进，有什么不对?我毫不气馁。

过几天，又写了两份申请，请支书又给递上去，就这样一直写到第八份。

我那时已没有那种凄苦之感，或者是一种自卑感，只是一个感觉，就是党内、团内好人越多，坏人会越少，不入白不入，除非你不能让我入。

当写到第八份时，终于批下来了。当然，这是得到公社团委书记的支持后才批的。

团委书记到我那里，跟我聊了五天，最后就成为“死党”。

后来也就是他接任公社知青办主任后，一手把我的“黑材料”付之一炬的。那次，他把我拉到一个小山沟的青石板上坐下，说，我把你的所有“黑材料”都拿出来了。

我说，“黑材料”拿来有什么用?他说，烧了吧!我说，你敢啊?掉脑袋的事。他说，怎不敢，我看这材料不是你学校寄来的。

因为我那时是中学生，我的材料不是八一学校给的，是中央党校写的，当时我母亲在中央党校，“文革”中我们家被抄之后，搬到党校里去。到党校后，因我有一股倔劲，不甘受欺负，得罪了造反派，有什么不好的事都算在我身上，都认为我是头儿，我就被康生的老婆曹轶欧作为“黑帮”的家属揪出来了。

那时，我15岁都不到。他们说，枪毙够一百次了!我想一百次跟一次没什么区别，都一百次了还怕什么?

但是，当时连送派出所都没送，只是在威胁我，说专政机关对你实行专政，再给你5分钟。

之后，念毛**语录，天天晚上熬夜。我说，我只要在那能睡觉就行，别管去哪。我被送到派出所门口就又被拉回去。

后来决定送我去少管所，当时少管所设有“黑帮”子弟学习班。在要我去的时候，床位满了，大概要排到一个月才能进去。

就在这时候，1968年12月，毛**最新指示发表：“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于是我马上到学校报名上山下乡，我说，这是响应毛**号召。他们一看，是到延安去，基本上属于流放，就让去了。

经过这么多的周折，“文化大革命”的周折，上山下乡的周折，最后，这个村子需要我，离不开我，我当时的感觉是在农村好，如果当个工人或当这个、那个，越是这些地方“文革”搞得越厉害，少不了天天要挨批判。

在陕北农村也要搞大批判，批***、***在西北的代理人“彭、高、习”和刘澜涛、赵守一等， “彭、高、习”即彭德怀、高岗、习仲勋。

搞大批判还是由我来念报纸，当地有几个识字的?天天念得司空见惯，也无所谓了。

但当地的老百姓非常理解，毕竟是我父亲过去的根据地。我父亲那时是“陕甘边”的苏维埃**，当时才19岁。有这个背景，就有很多人保护我、帮助我，再加上我本身也比较坚强，就这么过来了。

我的成长、进步应该说起始于陕北的七年。最大的收获有两点：一是让我懂得了什么叫实际，什么叫实事求是，什么叫群众。这是让我获益终生的东西。现在我还受益于此。

刚到农村的时候，经常有要饭的来，一来就赶，让狗去咬。因为当时在我们这些学生的概念里，要饭的都是“坏分子”、“二流子”，不知道当时那正是“肥正月、瘦二月，半死不活三四月”，家家都是“糠菜半年粮”，老婆、孩子都出去讨饭，把粮食都给壮劳力吃，让他们忙春耕。

这些东西是在农村生活了一段后才了解的差距，有很多感慨;二是培养了我的自信心。常言说，刀在石上磨，人在难中练。

艰难困苦能够磨练一个人的意志。七年上山下乡的艰苦生活对我的锻炼很大，后来遇到什么困难，就想起那个时候在那样的困难条件下还可以干事，现在干嘛不干?你再难都没有难到那个程度。这个对人的作用很大。一个人要有一股气，遇到任何事情都有挑战的勇气，什么事都不信邪，就能处变不惊、知难而进。

我那时一边当村干部，一边总想着有机会还是想上学深造一下，因为读书读得太少了，这与我理想的目标并不违背。

那时候报大学，清华有两个名额在延安地区，全分给了延川县。

我三个志愿都填清华，你让我上就上，不让我上就拉倒。

县里将我报到地区，县教育局领导仗义执言为我力争：清华来招生的人不敢做主，请示学校。这又是一个机遇。1975年7、8、9三个月，正是所谓的“右倾翻案风”的时候。迟群、谢静宜都不在家，刘冰掌权，他说，可以来嘛。

当时，我父亲下放的洛阳耐火材料厂，开了个“土证明”：“习仲勋同志属人民内部矛盾，不影响子女升学就业。”

开了这么个证明，就上学了。走的时候，当地还剩下的一些知青都特别羡慕我。那些知青也都没得说，一恢复高考，都考上了学，还都是前几名。

在这一批知青中，出了不少人才。1993年我应邀回去了一次，当时我是省委**、福州市委书记。延安行署专员给我讲，你们知青来了2万6，号称3万。现在出了省部级干部八个，厅局级干部大概二三百个，处级干部有三千多个，这是一笔大资源。在八个省部级干部里，我了解的有王岐山。

此外，还出了一批作家，像陶正，写《魂兮归来》、《逍遥之乐》，他是去延川的知青。

还有路遥，他是延川的本地知青，写了《人生》。

还有个作家叫史铁生，写了《我那遥远的清平湾》，这个清平湾就是过去他插队的延川县关家庄。

另外出了一批企业家。前几年，延安搞了一次聚会，大概回去了上千人，拖儿带女的让下一代去体会一下，还拍了个片子，他们送了我一套。

上山下乡的经历对我们影晌是相当深的，形成了一种情结叫“黄土情结”。在遇到困难时想到这些，就会感到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人生的道路要靠自己来选择，如何选择一条正确的道路，关键是要有坚定的理想信念。否则，环境再好照样会走错路。

我插队的那个村不通电，我走了以后帮他们搞了个变压器，通了电。前几年，又帮他们修了小学，后来又修了桥。这些都不是我出的钱。有的是我介绍去的帮扶项目，有的是我请求当地领导给予帮助，引起重视后解决的。我在的那个村绝对是个贫困村。延安养育了我好几年，为延安老区农民做点事，是我们应该做的。

对于我们**党人来说，老百姓是我们的衣食父母，我们必须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党和**的一切方针政策都要以是否符合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最高标准，

要时刻牢记自己是人民的公仆，时刻将人民群众的衣食、冷暖放在心上，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想问题、干事业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像爱自己的父母那样爱老百姓，为老百姓谋利益，带着老百姓奔好日子，绝不能高高在上，鱼肉老百姓，这是我们**党与那些反动统治者的根本区别。

封建社会的官吏还讲究“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我们**党人不干点对人民有益的事情，说得过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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