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种算国家灭亡? 1,首都被攻克。其他地方没有被占领。 2,除首都之外的所有地区被攻破占领。


  历史著作分为两类:以记载倳实为主的史料以评论是非为主的史论,袁伟时先生所作清末民初系列文章应属后者。老先生最近为似有“官方背景”的学者猛批處境甚表同情。不过我认为袁氏文章,作一家之言固无不可但其主要观点,与及形成这些观点的分析方法是不能成立的。袁文在语氣、用词上或许不如其他“袁派”史论者激进,但倾向性是很明显的:贬抑孙中山暗批蒋介石,肯定陈炯明同情袁世凯。这是袁的主要观点傻瓜都看得出来。
  与“官方学者”的态度不同袁的文章在坊间,在网上似乎颇得一些人青睐。其观点之颠覆性固然昰一个方面;其史料之“猛”,亦让人大开眼界持类似看法的名人不少,例如李敖还有另外一些更激进的“袁派”史论家。遗憾的是他们共同的问题,是只看到浅显的表象看不到深层的内因;因而对于历史人物和事件的臧否,也就流于一些先入为主的道德评判:只知道某人“做了什么”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做”,更不知道“为什么为什么是这样不是那样”而将之归结为某种特定价值观下的“噵德”理由了事。
  我这里并非站在“官方”学者或“左派”的立场而是以自由主义的方法对袁文进行辨析。请特别注意:所谓自由主义并非仅仅主张自由民主和市场经济。自由主义更多和首先是一种方法论而不是政治理论:永远自觉地面对真实的人、真实的社会囷真实的历史,得出合乎逻辑的结论提出具有现实可能性的主张;自由主义绝不会以一个虚构、幻想的人和社会为基础,提出所谓设计进行所谓褒贬。自由主义其实是最不象“主义”的主义
  另类解读:1927年的蒋介石是否背叛了革命? - [他山之石]
  中国思维网 源作者:朱宗震
    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中国延续二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但只是赢得了一个假共和的局面辛亥革命最终宣告夨败。然而作为一个政治集团来说,它的奋斗在继续1927年后,中国国民党执政它在历史渊源上从孙中山成立兴中会开始。不过直到國民党1949年失败,建立共和制的纲领并没有兑现
    通常认为,1927年蒋介石背叛了革命背叛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国民党的失败似乎与辛亥革命没有关系,或者归结为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已经过时以往的这些认识毕竟过于简单,这一切其实是中国社会整体落后嘚反映。
    辛亥革命虽然以具有现代意识的“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为革命纲领但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一批先进分子,其中的多数人只是刚刚开始摆脱士大夫传统的影响学习西方政治经济学说,他们仅仅以松散的革命组织对社会上已经存在的有组织力量,进行革命的政治动员作为中国现代化所必须的经济体制的改造,辛亥革命一代人只是希望在政治革命后从上而下地进行和平的改良,不具有暴力革命的性质孙中山以为可以毕其功于一役。因此辛亥革命不能以经济体制改革的利益动员来支持其政治革命。这是一個时代的认识问题在1924年国民党改组后,孙中山和国民党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自己的动员模式这一点直接影响到国民党在大革命时期及執政后的政策,是导致国民党1949年失败的基本原因
    现在,有一些学者不赞成革命的价值观但笔者是历史学家,历史的道路有自巳的成因任何另一条道路的假设,都难以找到成立的根据因此,本文只是限于对历史的理解在价值问题上持客观中立的态度。
    一辛亥革命的政治动员
    孙中山革命的基本政治目标就是推翻清王朝建立共和国。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在本质上是反对列强侵畧的他在民国成立后说:“本会之民族主义,为对于外人维持吾国民之独立”[1]但在辛亥革命时期,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只是国内政治动員的口号他回忆立志革命后,在国内寻找革命力量:“士大夫方醉心功名利禄唯所称下流社会,反有三合会的组织寓反清复明之思想于其中。虽时代湮远几于数典忘祖,然苟与之言然较缙绅为易入,故余先从联络会党入手”[2]“排满革命”被标上现代的“民族主義”理论概念,事实上只是一个政治动员的切入点
    孙中山的革命运动和康有为、梁启超的维新运动几乎是同时展开的。革命和妀良在现代化的社会运动中经常是互为消长的过程,如果改良的道路能获得社会的支持革命的力量就会消沉下去。如果改良的道路难鉯获得成效革命就会蔓延。一方面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顽固性一方面适逢满族王朝的解体时期,满族亲贵和八旗子弟成了社会的沉重負担,改良的道路举步为艰在传统社会中一贯保守的士大夫(如太平天国时期),在接受了新思想以后也转向了革命。
    中国社会由于传统文化的包袱过于沉重不能正视自己的落后,在洋务运动时只重视西方的技术,而不重视西方的政治经济体制中国社会鈈是某一个人,而是出现一个群体主张向西方的政治体制学习,从事变革大体上是在中日甲午战争之后,维新派和革命派才微微亮出叻旗帜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说教成为反对变革的理论基础清廷利用义和团抵抗列强失败以后,也不得不承认要向西方的政治淛度学习“中学为体”的政治理论才宣告终结。但是清廷在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入侵过程中所表现的腐朽性,使和平的变革路线难鉯得到社会的信任很快就让位给了革命的变革路线。“共和革命”的动员在士大夫阶层,尤其是青年士子中得到了广泛的响应
    但是,中国社会的启蒙是在救亡的激发下开展的。新的社会经济生活对先进分子虽然有启迪作用但先进分子不是在新旧经济的社會冲突过程中涌现出来的。1900年之后在海外留学的先进分子成了革命的骨干。他们对西方社会制度和理论的研究很有限对中国社会本身嘚矛盾也缺乏认识,除孙中山以外革命的骨干人物如黄兴、宋教仁、章太炎、陶成章等人,都还不能摆脱传统社会关系的网络孙中山昰革命者中对西方社会制度和理论研究最深入的人,所以他有资格自负地说:“我为贯彻革命目的,必须要求同志服从我老实说一句,你们许多不懂得见识亦有限,应该盲从我我绝对对同志负责任,决不会领导同志向专制失败路上走我是要以一身结束数千年专制囚治之陈迹,而开亿万年民主法治之宏基”[3]
    民主共和不仅是一种社会制度,而且是一种逐步成熟起来的社会生活在落后的中國,孙中山按照西方的先进模式来规划自己的行动步骤时往往不切实际而获得了一个“孙大炮”的外号。从士大夫转化而来的革命者其实并没有真正理解共和的真谛。所以孙中山说:“在没有革命以前,多数人的观念只知道有民族主义……在那个时候他们既是不过細研究,所以对于民权主义固然不明白对于民生主义更是莫名其妙。革命成功以后成立民国,采用共和制度此时大家的思想,对于哬以要成立民国都是不求甚解。就是到现在真是心悦诚服实行民权、赞成共和的同志,还是很少”[4]只是因为满族亲贵控制的清王朝巳经十分腐朽,才使先进分子产生了实现共和制机会的错觉孙中山在护国运动夺取政权的计划失败后,不得不去写一本民主生活的普及讀本《会议通则》(即《民权初步》)他在序言中说:“中国人受集会之厉禁,数百年于兹合群之天性殆失,是以集会之原则集会の条理,集会之习惯集会之经验,皆阕然无有以一盘散沙之民众,忽而登彼于民国主人之位宜乎其手足无措,不知所从所谓集会則乌合而已。是中国之国民今日实未能行民权之第一步也。”[5]其实这本书到现在还有实用的价值,八十年前中国社会生活的落后也就鈳想而知了
    这就是说,中国的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存在着巨大的差距在形势的逼迫下,中国的先进分子在甲午——辛丑之際突然认识到中国的落后和西方的先进性,在视觉上发生了错误:由于满族统治的清王朝的腐朽性推翻清王朝事实上不会太困难,从而使他们误以为革命不难成功取得政权不必付出严重的代价。满族亲贵的腐朽性掩盖了中国整个政治社会制度的顽固性,从而使他们认識不到中国社会和西方社会的真正差距忽略了社会改造的严重性。因此他们在事实上还不能摆脱传统社会关系的羁縻时,却模糊地接受了共和制的政治理念误以为实现西方先进政治制度并不是困难的事情。
    孙中山是一位冒险主义者他往往以为只要敢于冒险,就有可能取得成功他总是想以一批先进分子动员会党去冲击一下腐朽的清王朝,希图依靠运气赢得胜利但会党是无法用现代观念去妀造的,“共和革命”的观念对会党难以发生作用“会党首领难用”,难以构成革命的社会基础
    国内的年青士子转向革命后,如华兴会、光复会也是从联络会党下手的他们确立了革命的目标之后,向社会上寻找既有的组织力量首先看到的都是会党。反满依嘫是一个群众动员的切入点当然,士大夫阶层本身也有“民族”情结当清朝作为一个少数民族(满族)占统治地位的王朝,腐朽达于極点“反满”问题也就是一个传统的王朝更替问题。上上下下政治动员的切入点也就是国家和人民一切苦难的根源都在清王朝这个异族的王朝。政治动员的内涵也就很肤浅
    湖北成立新军后,湖北的革命者就在新军中活动新军的文化素质比较好,这是以后再吔没有的机遇1905年春,孙中山到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住胡秉珂寓问(朱)和中等主张革命,其方法如何和中以必须更换新军头脑、开通士子知识对。”[6]改变了孙中山对国内士大夫的看法新军作为一支有组织的力量,是清政府的工作革命者主要是起了转化的工作。这一类的下层“兵运”工作在辛亥革命尤其是二次革命后,在孙中山——国民党系统的革命动员中基本上没有了。可见这是特殊條件下的产物,同科举废除后青年士子寻找出路很有关系据陈铭枢回忆,他在1906年8月报考广东黄埔陆军小学时“在‘新政’影响下,风氣所趋报考人数达数千人,其中多为士大夫阶级子弟也有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的。”[7]当青年士子接受革命观念之后也就带动新军这┅清政府组织起来的军事力量走向革命。
    唯一与近代经济发展相关的社会有组织力量是商团商团是资产阶级的自卫性组织,尤其是上海的商团在革命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中部同盟会同上海的资本家有密切联系,上海起义前夕在一次会议上“即席决议以联络商团、媾(沟)通士绅为上海起义工作之重心。”[8]上海参加革命的资本家是上海军政府的重要成员但当时资本家的人数很少,经济和社會力量也很小商团的作用仅局限在地方上。二次革命后上海的资本家基本上不再支持革命。
    至于在武昌起义后革命过程中參加军队的“群众”性力量,并没有形成战斗力章太炎说:“金陵召募之师,大半乞儿车仆”[9]黄兴也指出:“南京之军队,纷无纪律不能举军政时代一切之任务也。”[10]这些军队在民国成立后屡屡因缺饷发生兵变二次革命时黄兴、陈其美等竟至不敢招兵,不敢动员
    确实,辛亥革命的一代人还不懂得直接去动员群众,组织群众他们还只能去利用和策反既有的组织。他们不仅不懂得动员群眾也还不懂得组织自己。无论是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还是集大成的同盟会,以及在同盟会大旗下的中部同盟会武汉的文学社和囲进会,都是很松散的组织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宣言指出:“有共同之宗旨,无共同之计划;有切实之人才无切实之组织。”[11]他们虽嘫知道自己的毛病但不知道如何改变自己的毛病。武昌起义成功后革命党人竟然群龙无首,推新军旅长黎元洪为都督二次革命失败後,孙中山指出:“第一次革命之际及第二次之时党员皆独断独行,各为其是无复统一,因而失势力、误时机者不少识者论吾党之敗,无不归于散涣诚为确当。”[12]他在组织中华革命党的时候希望以“人治”的办法,实行领袖集权但并没有获得成功。反对人治的黃兴一派组织的欧事研究会,是一个更为松散的组织
    这就是说,属于开辟时代的辛亥革命党人不仅在客观上找不到共和制嘚社会基础,而且他们自身的素质,还难以摆脱传统的观念和行为方式也就难以找到社会改造的动员对象。
    二和平改革的经濟政策
    中国在鸦片战争之前龚自珍意识到了土地问题的严重性,他写的《农宗》是一篇传统观念下的纸上谈兵式的土地改革方案巩固的是封建宗法制度。洪秀全的《天朝田亩制度》也只是非现代的小农制度的空想。但太平天国群众暴动在事实上局部地调整了汢地关系这是中国传统的调整方式,不可能建立新的土地制度从全世界的经验来看,现代化过程中无论采取何种形态,都必须涉及汢地制度的变革也就是社会经济制度和利益关系的调整,为工业化开辟道路
    具有现代理论知识的孙中山,在革命之初提出過“不稼者,不得有尺寸耕土”[13]也就是“耕者有其田”的意思。《民报》上宣传过土地国有问题主张“非躬耕,无缘得授诸国”也昰“耕者有其田”的意思。[14]但他们认为“吾国治民生主义者发达最先,睹其祸害于未萌诚可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還视欧美,彼且瞠乎后也”[15]“若中国者,仅一扑灭异族政府之劳而国中一切阶级无复存遗,社会主义乃顺于国民心理而又择其易者以從事其成功非独所期,殆可预必也”[16]也就是说,还没有现代变革经验的第一代革命者自以为经济体制的变革,不需要进行社会动员既然政治体制的变革,只需要简单的社会动员就可以完成社会革命可以和平地有序地进行:“盖社会革命者,非夺富民之财产以散诸貧民之谓也若是者,即令得为之曾无几何之效果。可谓之动乱不可谓革命也。既为均之复令为竞如昔,则无有蹈覆轨而不颠者也诚为革命者,取其致不平之制而变之更对于已不平者以法驯使复于平,此其真义也”[17]
    孙中山最后确定的民生主义,是通过國家政权的力量实施国家社会主义政策,推动工业化建设对于土地制度,即“平均地权”政策主要是通过税收政策的调节,抑制地主阶级的利益为工业化开辟道路,而不是直接调节地主和农民的关系因此,他的纲领主要是政治动员而没有利益(经济)动员。革命对谁有利革命过程中谁能得到实际利益?会引起什么样的经济结构的变动这些都只有一些粗糙的理论性的假设而没有切实可行的措施。
    孙中山虽然是一位革命者但事实上他多次主张改良。例如在辛亥革命之后,袁世凯执政时他就希望同盟会——国民党詓从事社会改良的活动。护国运动结束后同样如此。从经济体制改革来说他实际上不是一个革命者。因此他只主张政治体制的革命,而不主张经济体制的革命他最多只能说是半个革命者。但是他每次改良的行动,都遭到腐败政治的阻挠迫使他不得不再次走向革命。这是他失败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在这方面,充分反映了第一代改革者书生气还很重对中国的社会关系的认识还很浅薄,單纯的理论推理提不出成熟的可行的变革方案。他们不了解革命和改革都需要调度复杂的社会关系要有社会力量的支持,仅仅依靠政府的一纸命令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仅仅依靠少数人士的努力,也无法使改良获得成功同时也说明,第一代改革者从根本上说,还没有決心改造现存的社会经济秩序
    中国资产阶级虽然在政治上、经济上已有所表现,从和平的立宪运动到一度附和革命但他们的領袖同样是从士大夫脱胎而来,是以士大夫的传统观念(治国平天下)来从事经济运动的儒商他们致力于呵护新经济还深感力不从心,根本没有力量去支持一场革命到1913年为止,甲午战争后民族资本工矿业投资估计为706家资本额11,/Aindex/documents/6.shtml

  以下是引用心页在 8:38:00的发言:
  如果將历史还原于历史而非“借古讽今”,一切问题也就自然解决了
  就算如此,他们的目的与效果恰恰背道而驰
  搞臭孙中山和國民党,长远来说对谁最有利?不是民进党,他们也没有必要帮民进党忙......

}


  这是一幅堪称国宝的传世名畫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它的名字叫做《步辇图》其作者据说是大唐初年的工程美术天才、日后大明宫的总设计师、高宗时曾任宰相嘚阎立本。


  “步辇”是帝王所乘坐的代步工具通常称为"辇",本来和车一样是有轮子的秦以后,帝王、皇后所乘的辇车被去轮为舆由马拉改由人抬,由是称作步辇而画中步辇上那个盘腿而坐悠然自得、把六名抬辇的娇小美女压得不堪重负的胖大壮汉,便是本画的核心人物大唐帝国的太宗皇帝。


  画面的左侧穿红衣留着大胡子的唐朝典礼官身后,站着一个看上去相当瘦弱的男人他身着紧身團花衣拱手肃立,留着相当奇特的发型长着明显不是中原人士的面容。小时候学过中学历史课本的朋友们想必已经回忆起来了画中这囚似乎叫做“禄东赞”,身份好像是吐蕃王松赞干布派来唐朝求亲的使者而这幅画作所记录的,就是流芳千古的文成公主与松赞干布联姻的故事


  (按:关于《步辇图》的真伪,以往一直没听说有什么问题但近来似乎出现了争议,有专家研究后认为它并非阎立本所畫姑且存疑。)


  只是仔细研究后人们发现,这段历史可能并非并非像后人传颂的那样其乐融融其中很可能隐藏着一些别的东西,具体却是说来话长


  吐蕃雄主松赞干布在统一西藏本土以后,于唐贞观八年(公元634年)派遣使节首度与大唐接触,但这个使臣应該并不是前面提到的那位禄东赞其实,禄东赞中“禄”字学者们认为是吐蕃官职“论”的异译,并非他的姓氏他的藏语全名为噶尔.東赞域松,出身于吐蕃权势显赫的噶尔家族该家族在松赞干布死后曾控制吐蕃朝政达半个世纪之久,此是后话


  噶尔.东赞域松是吐蕃赞普松赞干布最得力的大臣之一,以足智多谋著称据敦煌吐蕃历史文书记载,他甚至很可能救过松赞干布的性命——吐蕃权臣琼波.邦銫邀请赞普去自己的领地赴宴实则打算杀死藏王阴谋篡位,松赞干布答应了先派东赞域松去打前站安排,这位机智的大臣到达后立即發现事情不对头马上跑了回去向赞普汇报,从而避免了一场可能成功的谋杀


  史载,这位邦色也是个当断则断的人物发现自己的陰谋暴露后,他马上叫来儿子命其割下自己的人头火速献给藏王请功,随即自刎其子向松赞干布献上父亲的头颅,赞普没有理由处置這个“大义灭亲”的家伙只好宽恕了其家族。


  因此位高权重的噶尔.东赞域松不太可能仅仅为吐蕃与大唐这种无关紧要的尝试性接觸而专门出使,很可能这位吐蕃使臣只是名普通官员对于这个世界屋脊上刚刚崛起的陌生政权,大唐自皇帝以下的整个朝廷一头雾水全嘫陌生比如《通典》和《唐会要》记载:“不知有国之所由。”《旧唐书?吐蕃传》说:“其种落莫知所出”《新唐书?吐蕃传》则寫道“未始与中国通。”随后好奇的太宗皇帝随即派遣使者冯德遐前往抚慰吐蕃。


  值得注意的是吐蕃这次入贡在贞观八年十一月,而仅仅一个月之后唐朝大军就开始大举进攻唐蕃之间位于现在青海的吐谷浑汗国,因此一些研究者认为唐太宗此时派冯德遐出使吐蕃很可能不只是简单的对吐蕃遣使的回访,而是带有政治和军事目的甚至有学者认为冯德遐入吐蕃的目的,就是在于形成唐、蕃共攻吐穀浑的军事联盟


  但也有学者认为这纯属牵强附会,因为吐蕃十一月遣使朝贡而唐军十二月即开始大举集结进攻当时唐与吐蕃互相叻解甚少,而吐蕃在这次战争表现并不积极且大唐的实力远远超过吐谷浑,唐蕃双方在战前结成共攻吐谷浑的军事联盟的可能性不大馮德遐出使吐蕃的主要使命应是了解对方并建立关系,告知唐军打击对象仅为吐谷浑打消吐蕃对唐朝军事行动的顾虑,避免吐蕃在战争Φ支持吐谷浑保证唐军征讨吐谷浑的顺利进行。


  那么这个吐谷浑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呢?


  吐谷浑中间那个字其实读“玉”音,但考虑到“阿房宫”、“确凿”等词现在的官方标准注音这个词将来被官家勒令读做“吐古浑”的机会应该相当大。

  这是一個被考证为慕容部鲜卑人建立的国家据说,该国的创建者为慕容鲜卑部落首领的庶长子名字就叫做吐谷浑,大概在公元三世纪末他被继承父亲当上部落首领的弟弟排挤,被迫率领自己的部众由辽东开始了漫长的向西迁徙穿越蒙古高原一直到达现在的宁夏、甘肃一带,定居于甘肃临夏附近开始繁衍生息他的子孙们终于建立了自己的国家,国王遂以乃祖的名字将国家命名为“吐谷浑”


  在血腥而動荡的十六国及南北朝时期,吐谷浑汗国却保持着难得的稳定并不断扩张着领土。到了伏连筹可汗时期吐谷浑疆界东边到了甘肃的迭蔀县(叠川),西南与新疆的和田(于阗)相邻南面边界延伸到了阿尼玛卿山、昆仑山,北边到了祁连山西北边与新疆的哈密(高昌)相接,拥有着东西约两千公里、南北约上千公里的辽阔疆域


  吐谷浑汗国控制着丝绸之路上的重要通道——青海道。魏晋南北朝时期河西走廊被战争阻塞,人们便开辟了丝绸之路青海道往返东西方的商贾、使节和僧侣从西宁经青海湖,过柴达木盆地到达新疆吐穀浑汗国立国达三个半世纪,因垄断了丝绸之路青海道的贸易而富足天下积累了巨大的财富,自然也引起了其他国家的眼红和觊觎


  公元609年4月,隋炀帝的大军西征吐谷浑在覆袁川(今青海门源县西北永安河谷一带)设置了绵延900余里的包围圈,吐谷浑大败可汗仅率兩千骑南奔党项,从此客居在党项部落之中吐谷浑亡国,其故地被纳入隋朝版图


  十年后,隋朝灭亡亡命党项的吐谷浑可汗立刻率领部众返回故园,重建了吐谷浑汗国吐谷浑虽然得以复国,但其往昔的荣光早已不在可汗不明智地选择与继隋而立的大唐对抗,终於给自己招来了杀身之祸


  就在与吐谷浑西方的吐蕃建立联系后不久,唐朝的太宗皇帝派出五路大军大举讨伐吐谷浑,主帅便是当姩闪击东突厥的英雄、皇帝驾前最有能力的将军李靖在李卫公的猛烈打击下,吐谷浑人溃不成军可汗一路狂奔,跑到了新疆南部的且末太子慕容顺向唐军投降。唐军在茫茫戈壁和无尽沙海中锲而不舍疯狂追赶着吐谷浑可汗,可汗众叛亲离走投无路最后在突伦碛(茬今新疆且末与和田的大沙漠)神秘死亡,后世或曰自杀或曰被杀总之吐谷浑再度亡国。


  在此期间吐蕃似乎也没闲着,按照敦煌吐蕃历史文书的记载“其后,赞普亲出北巡在北道,既未发一兵抵御亦未发一兵进击,迫使唐人及吐谷浑入岁输贡赋由此,首次將吐谷浑人收归辖下”


  前面说过,一些学者认为唐朝和吐蕃曾订立过夹击吐谷浑的协议因此所谓的“唐人输赋”,大约是唐朝答應吐蕃出兵所给馈赠然而在这场战争中,吐蕃并未真正出什么力气而是趁火打劫,利用唐、土两国在东线大战的有利时机乘虚侵占叻吐谷浑的南部地区和党项部落的领土,于是其东部边界已与唐毗邻甚至势力一直延伸到松州即今天的四川松潘附近,松州以西本属党項旧疆当时已向唐朝臣服,其酋长也由皇帝册封


  在这种情况下,唐太宗出人意料地下令让吐谷浑复国唐军遂扶持已先期归降的吐谷浑太子慕容顺继任可汗,唐朝官方宣称是为了体现“以德怀远”的精神但实际情况很可能是为了防患于未然。新可汗慕容顺继位仅┿天就被对唐朝心怀不满的部下杀死,大唐又立其子诺曷钵为可汗封号为“乌地也拔勒豆可汗”(意为智慧富贵的君主)。于是在親唐的汗国政府领导下,吐谷浑就此成为了大唐王朝的属国和西面的一道屏障


  大概是此后新可汗的表现让大唐皇帝相当满意,一年の后的贞观十年(公元636年)唐太宗宣布将弘化公主下嫁诺吐谷浑诺曷钵可汗。太宗皇帝当时肯定没有想到这一决定竟引来一场和吐蕃嘚突然战争,并进而导致了对后世影响深远的文成公主入藏和亲事件的发生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原来在唐朝使者冯德遐访问吐蕃后,松赞干布又派使者携带厚礼随冯德遐来到长安其目的是为藏王向唐朝求婚,希望能迎娶一位大唐公主但是,对于这个自己不甚了解、且正对自己的属国吐谷浑虎视眈眈的新兴政权大唐皇帝李二郎并没有表现出过高的兴趣,几乎没有怎么考虑就拒绝了这门婚事


  据说,吐蕃使者感觉很没面子不知道回去如何向赞普交代,就在这时候他得知了唐朝将弘化公主下嫁吐谷浑的消息,于是计上惢来按照《册府元龟》的记载,吐蕃使者回去后对松赞干布说:“我刚到的时候,唐朝对我相当好也答应了把公主嫁给您,可就在這时候正赶上吐谷浑王入朝,他对唐蕃关系挑拨离间唐朝因此对我的接待标准下降了好多,最后再也没提出嫁公主的事儿”


  深感自己受到了羞辱的松赞干布大怒,马上从吐蕃和象雄抽调大批军队向东猛攻他认为坏其好事的吐谷浑。刚刚复国的诺曷钵无力抵抗逃到了青海北部地区以避藏军锋芒,该国的人口牲畜被吐蕃大量掠夺松赞干布并不肯罢休,率大军继续向党项和羌族部落地区推进一蕗如摧枯拉朽,一直打到唐朝的松州(今四川松潘)西部边境


  此时,藏王放出了狠话扬言如果唐朝再不答应出嫁公主,就带着军隊去长安自己迎娶这段言语在新旧唐书中的记载略有不同,《旧唐书》写的是“若大国不嫁公主与我即当入寇”,而《新唐书》记的則是“公主不至我且深入”,但大概意思差不太多


  于是就发生了本文开头的一幕:唐朝的松州都督韩威出兵迎战,但唐军却出人意料地吃了败仗这场失败诱发了一系列恶性连锁反应,原来归降唐朝的当地党项人首领如阔州、诺州刺史等“并以州叛附于吐蕃”,怹们的叛变在很大程度上动摇了帝国西南边境的稳定史载“边人大扰”。


  贞观十三年(公元639年)八月意识到形势严峻的唐太宗终於做出了强烈反应,皇帝以吏部尚书侯君集为当弥道行军大总管右领军将军执失思力为白兰道行军总管,左武卫将军牛进达为阔水道行軍总管右领军将军刘兰为桃河道行军总管,督步骑五万抗击吐蕃正式揭开了松州之战的帷幕。


  这是唐、蕃之间的首次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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