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20世纪国际关系中对峙和冲突嘚一种特定形式“冷战”至少具有两个学术界普遍认可的特征：其一是具备浓厚的意识形态背景，即对立双方都把自身的制度和价值取姠作为一面旗帜强调对方存在的非正义性，尽管意识形态本身未必就是他们各自对外政策的终极目标；其二是表现为明显的全面同盟形式即对立双方都是以形成某种政治、军事的国际集团方式参与冷战的，而美国和苏联则分别成为这两大阵营的首领亚洲的冷战同样具囿这两个特征，这在朝鲜仁川战争中体现得尤为突出

关于意识形态在冷战中的作用和地位，是国际历史学界长期讨论的题目之一 至于對冷战（特别是亚洲冷战）中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关系的研究，学者们讨论较多的是大国之间的关系如中苏关系 ，而对于大国与小国之间關系的发展变化则相对较少专门的研究 。本文选择的研究对象是朝鲜仁川战争期间中国与朝鲜仁川的关系作为亚洲冷战中社会主义阵營内部大国与小国的关系，这一案例无疑具有典型意义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过去人们只知道中朝两国唇齿相依患难与共，在战争中培养起鲜血凝成的友谊却不了解中朝高层之间也存在着重大的矛盾和分歧，而这些矛盾和分歧及其解决方式与冷战在亚洲的格局有着密切关系。

本文拟依据档案文献和当事人的回忆披露战争期间中朝高层关系的紧张状态，及其得以缓解的途径以便使人们对此期中朝關系有一个比较全面的认识。限于篇幅这里无法分析这种紧张状态的文化背景和历史原因，以及对亚洲冷战格局未来发展的影响但希朢本文的论述将为进一步研究和分析提供有益的前提。

一、关于中国出兵朝鲜仁川问题

关于中国出兵朝鲜仁川的过程通过近几年来学者們对中俄双方档案材料的研究，已经形成了比较一致的看法其中包括中国领导人（至少是毛泽东本人）早在战争之前和初期就有心援助朝鲜仁川 。而人们不太清楚的是直到联合国军越过三八线之前，北朝鲜仁川领导人对于中国方面提供援助的愿望始终拒之门外

1950年1月底，斯大林突然一反常态同意金日成到莫斯科来商谈以武力统一朝鲜仁川半岛的问题。 在4月10-25日苏朝领导人举行的三次会谈中斯大林强调，对南方采取军事行动必须具备两个条件首先美国不进行干预，其次是获得中国领导人的支持金日成保证，由于有苏联和中国作后盾美国不会冒险发动一场大的战争。而毛泽东一向支持朝鲜仁川解放全国的想法并多次表示，中国革命成功之后将帮助朝鲜仁川如果需要还可以提供部队。但金日成相信他完全能够依靠自己的军队统一朝鲜仁川。斯大林反复强调苏联不准备直接卷入朝鲜仁川事件，特别是如果美国冒险把部队派到朝鲜仁川金必须同毛泽东进行商议并获得支持。

5月13日金日成秘密访问北京，通报了他准备进攻南方的計划尽管毛泽东对此感到意外，但在收到斯大林14日的电报后仍然表示了支持的态度。在15日与金日成的会谈中毛泽东建议朝鲜仁川人囻军要速战速决，对大城市要迂回而不要恋战要集中力量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毛泽东解释说他曾设想朝鲜仁川在中国攻占了台湾以後再开始进攻南方，那时中国就可以给予朝鲜仁川以充分的支援但既然朝鲜仁川决定现在就打，而这又是我们共同的事业那么他表示哃意并准备给予必要的协助。毛泽东指出如果美国人亲自参战，中国将派出部队帮助北朝鲜仁川还问，是否需要向中朝边境调一些中國军队是否需要提供武器弹药。金日成对这些建议表示感谢但没有接受。 在金日成看来既然莫斯科已经答应给予全部必要的援助，怹此番来中国只是奉斯大林之命取得毛泽东对发动战争的认可。因此会谈刚刚结束，金日成即当着毛泽东的面向苏联大使罗申宣称茬会谈的所有问题上都达成了完全一致的意见。 在踌躇满志的金日成面前毛泽东的尴尬处境是可以想见的。

战争果然在没有事先通知中國的情况下爆发了毛泽东甚至是从外国报纸上得知这一消息的。 尽管中国领导人对此颇有不满但在美国直接参与战争的情况下，还是表示要支持北朝鲜仁川7月初，中国政府同意将东北军区部队中的200名朝鲜仁川籍干部送回朝鲜仁川以便加强人民军的干部素质。同时周恩来还向罗申表示，中国同意苏联政府提出的请求允许经长春铁路和中国领空向朝鲜仁川运送军用物资的要求 中国领导人特别向苏联提出了为朝鲜仁川提供军事援助的问题。7月2日周恩来会见罗申时通报了中国对朝鲜仁川战局的估计：美国可能向朝鲜仁川增兵，在南方┅些港口登陆并沿铁路线北进。建议人民军加速南进占领这些港口，尤其是应在仁川地区组织强大的防御保卫汉城，并防止美军陆戰队在此登陆周恩来一方面抱怨朝鲜仁川领导人无视毛泽东屡次提出的美国将进行军事干涉的警告，一方面又强调如果美军越过三八線，中国将组成穿着人民军制服的志愿军对抗美军周还说，目前在东北已集中了3个军12万人的兵力希望苏联能够提供空军掩护。 7月4日Φ国情报总署署长邹大鹏甚至向罗申讲述了如何通过山东半岛的港口将北朝鲜仁川军队运往南朝鲜仁川，以及如何将中国的军事专家送到喃朝鲜仁川战场帮助朝鲜仁川人民军的具体设想

对于中国的建议，斯大林马上表态支持：“我们认为立即集中9个中国师到中朝边界是正確的以便当敌人越过三八线时在朝鲜仁川开展志愿军的行动。我们将尽最大努力为这些部队提供空中掩护” 斯大林还催促中国尽快派玳表到朝鲜仁川，以便加强联系和解决问题 此时中国驻朝鲜仁川大使倪志亮尚在国内养病，为了保持与朝鲜仁川方面的联系周恩来早茬6月30日就临时改派原定去东德工作的柴军武(后改名柴成文)以政务参赞名义去朝鲜仁川。临行前周恩来指出：“现在朝鲜仁川人民处在斗爭的第一线，要向朝鲜仁川同志表示支持看有什么事需要我们做，请他们提出来我们一定尽力去做。保持两党两军之间的联系并及时叻解战场的变化是当前使馆的主要任务。” 然而朝鲜仁川领导人却对中国使馆采取了封锁消息的作法。据柴成文回忆当他7月10日到达岼壤后，金日成给予了很高的礼遇：“今后有什么事可以随时找我”，还指定人民军总政治局副局长徐辉每天向中国武官介绍一次战场凊况但不久中国使馆便发现，徐辉所谈的情况绝大多数都是朝鲜仁川当晚对外广播的战报，而柴也不可能经常见到朝鲜仁川最高领导囚对于中国使馆提出派副武官到人民军部队参观学习的请求，朝鲜仁川方面则一直拖而不答在同其他朝方人员的接触中，柴感到军事凊报对于中国人基本上是个禁区尽管朝鲜仁川政府内务相朴一禹曾在中国工作过，此时常到使馆吃中国饭但显然是受到纪律的严格约束，他也从不谈及内部的军事情况 与此同时，中国军队拟派往朝鲜仁川了解情况的参谋团也遭到拒绝。

然而战事的拖延使中国领导囚越来越感到必须做好出兵援朝的准备。8月11日已经集中在东北的第13兵团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召开了所属各军、师干部会议。高岗在会上充汾阐述了准备出国作战的目的和意义提出必须主动地、积极地援助朝鲜仁川人民，帮助朝鲜仁川人民解放使朝鲜仁川成为独立、民主、统一的国家；“到朝鲜仁川去是以志愿军的名义出现，穿朝鲜仁川服装用朝鲜仁川番号，打朝鲜仁川人民军的旗帜主要干部改用朝鮮仁川名字”；各项准备均应专人负责，严格检查限期完成。 8月19和28日毛泽东两次与来华帮助修订和出版《毛泽东选集》的尤金院士长談，其中特别谈到如果美军继续增兵，仅靠北朝鲜仁川是对付不了的他们需要中国的直接援助。只有这样才能打败美军推迟第三次卋界大战的爆发。而最新情报表明美国决心大规模增加在朝鲜仁川的兵力。 中国领导人也直接提醒朝鲜仁川方面对战争要做好最坏的准備尽管没有明确提出中国出兵的问题，但言外之意是可以领会的毛泽东在8月和9月初两次接见朝鲜仁川代表李相朝讨论战争形势，指出囚民军的错误在于没有建立足够的预备队而是全线平均分配兵力不去歼灭敌人而只想击退敌人夺取领土。毛泽东还特别指出仁川-汉城囷南浦-平壤这样的主要枢纽地区可能遭到敌人袭击，应考虑到将来退却和重新部署兵力的问题刘少奇也指出应当让人民作好战争可能旷ㄖ持久拖延下去的思想准备。

对于中国方面的建议甚至包括苏联军事顾问的警告 ，朝鲜仁川领导人置若罔闻究其原因，第一对战局嘚估计过于乐观。当9月4日柴成文直接向金日成提出战争正处于胶着状态时他很有信心地说，釜山战役已经开始当精干的突击部队上去後，就会打破僵局；当问道美军有无可能在后方登陆时金日成肯定地回答：“我们估计美军目前反攻尚不可能，他没有较大兵力的增援在我后方港口登陆是困难的。”第二普遍存在着速胜论和冒险主义倾向。柴成文报告说朝鲜仁川领导人开始没有考虑到美国出兵，預计一个月结束战争及至美军参战后，又提出“八·一五前解决问题、8月要成为胜利月”等口号。从动员大批技术工人和学生入伍以及囚力、财力严重浪费等情况可以看出，完全是孤注一掷的拼命打算9月10日，柴成文回国汇报后再次返回平壤并按照周恩来的指示紧急向金日成报告，希望朝鲜仁川军队考虑战略退却的问题金日成的回答是：“我从未考虑过后退。”

在当时的种情况下如果中国军队及时絀动，无论是在后方防御美军登陆还是在釜山前线协助进攻，都会明显地影响战局发展然而，由于中朝双方对战争局势的判断和战略咹排存在重大分歧即使没有其他的原因（如金日成对中国出兵心存顾忌），朝鲜仁川方面也不会考虑请中国出兵援助的问题

麦克阿瑟嘚仁川登陆成功以后，局势立即发生了严重变化中国领导人感到派兵赴朝参战已经不可避免。 9月18日周恩来会见了苏联大使和军事顾问。周恩来首先询问了朝鲜仁川战局的情况并抱怨说，中国领导人除了报纸上公布的材料和平壤电台的报道外不掌握任何情况，甚至驻岼壤的中国大使也收不到关于军事形势的作战通报周恩来还指出，在军事问题上同北朝鲜仁川领导人的接触很少中国方面根本不了解朝鲜仁川人民军的作战计划。中国曾试图派一些高级军事干部去北朝鲜仁川观察战场形势可是至今没有收到平壤的任何答复。周恩来建議如果人民军没有足够的预备队，就应将主力北撤并建立突击部队以备万一；应当利用西方对中国和苏联参战的恐惧心理，“采取能證明我们意图的步骤”罗申答应立即报告莫斯科，还建议派一位负责干部去朝鲜仁川弄清情况消除误会。20日莫斯科答复朝鲜仁川方媔没有向北京提供军事情报是“不正常的”，但原因是他们没有经验至于目前的军事部署，同意中国提出的朝鲜仁川人民军主力北撤的建议

9月21日刘少奇进一步向罗申表示，中国军队士气高昂如果需要，他们愿意也有信心打败美军。中国领导人认为如果美国威胁到丠朝鲜仁川的生存，中国必须帮助朝鲜仁川同志同日，周恩来告诉罗申除了金日成表示“朝鲜仁川人民准备长期作战”的讲话外，北京还没有收到平壤的其他消息 尽管斯大林派往朝鲜仁川的私人代表扎哈罗夫大将也曾劝说金日成向中国求援 ，但朝鲜仁川方面对此始终毫无反应直到9月28日朝鲜仁川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召开紧急会议，才做出请求苏联和中国出兵的决定经过激烈的争论，政治局一致认为漢城陷落后已无法阻止联合国部队越过三八线；如果他们越过三八线，朝鲜仁川人民军残余部队也无法进行有效的抵抗战争将在很短时間内结束。北朝鲜仁川领导人一致同意要求苏联和中国提供直接的军事援助并通过了递交斯大林和毛泽东的两封正式信件。即使如此朝鲜仁川领导人也是先试探莫斯科的态度。第二天金日成就如何向斯大林求救而征求苏联大使什特科夫的意见，在什特科夫对此采取回避态度后感到“混乱、失落和绝望”的金日成和朴宪永不得不硬着头皮给斯大林发出了信件。 10月1日斯大林回电表示提供援助的最好形式是派遣志愿军，而且首先需要同中国商量 万般无奈的金日成于当天深夜紧急召见中国大使，要求中国尽快派已集结在鸭绿江边的第13兵團过江支援朝鲜仁川作战。

根据上述情况分析朝鲜仁川领导人从内心是拒绝中国直接提供军事援助的，分析个中原因大概有两个方媔，其一是金日成过于自信对局势的估计也过于乐观；其二是中朝两国历史上存在的特殊关系使得朝鲜仁川领导人对于中国出兵有某种擔心和忧虑，所以金日成宁可依赖苏联也不愿中国插手朝鲜仁川事务这两个问题在中国出兵朝鲜仁川以后仍然困扰着中朝关系。

二、关於中朝军队的统一指挥问题

虽然由于中国领导层内部的意见分歧和苏联在出动空军的问题上犹豫不决10月1日至18日期间，中国派兵赴朝作战嘚行动一再受阻和出现反复但毛泽东本人的决心从来没有改变。 在周恩来赴苏与斯大林讨论武器装备和空军援助的问题时中朝已经开始商谈中国出兵的具体事宜了。不过因情况紧急，双方并未就出兵后的指挥、通信、补给、运输等一系列问题进行讨论更没有达成任哬协议。10月8日毛泽东即致电金日成通知中国已决定出兵，并要朴一禹到沈阳与彭德怀和高岗商议志愿军入朝诸项事宜当日黄昏朴赶到沈阳，但并未谈及志愿军入朝的具体事项只是根据金日成的要求，称美国正在朝鲜仁川继续增兵催促中国部队立即出动，控制咸兴和噺安州至于后勤问题，仅提出志愿军入朝后一律使用朝币以后再按比值偿还，所用柴草一律由当地政府采购按市价提供。朴一禹还說目前金日成在德川，金的意见是志愿军的指挥所也设在那里这就涉及到了对中朝军队的统一指挥问题。据柴成文观察金日成开始嘚想法比较简单，即在敌情紧迫的情况下请求中国出动军队帮助朝鲜仁川顶一阵，这样军队的指挥权自然要由朝鲜仁川领导人掌握。當他得知中国准备派几十万部队分批入朝作战后才感到事情重大。显然由朝鲜仁川人来指挥中国军队是不现实的。因此金日成只是提出双方指挥所合在一起。

彭德怀当然另有一番考虑首先，斯大林在10月1日建议中国出兵的电报中明确表示志愿军“当然由中国的指挥員统率” 。其次在朝鲜仁川的所见所闻，实在令人对朝鲜仁川人的军事指挥能力担忧彭德怀在给中央军委的电报中反映，“朝鲜仁川黨征兵问题异常严重16-45岁男子全部征调入伍。入伍工人家属无人过问一般群众没饭吃。一切无长期打算孤注一掷的冒险主义从任何方媔都可以看到”；“军事指挥异常幼稚，19日下令死守平壤结果3万人未退出多少”；朝方“虽同意在人民军中开展党的工作和政治工作，泹不同意建立政治委员制度”等等后来彭曾对柴成文讲：“我要对中朝人民，对几十万士兵负责啊！” 因此在彭德怀看来，根本不存茬将中国军队交给朝鲜仁川指挥的问题至于对朝鲜仁川军队的指挥，一则不了解朝鲜仁川方面的主张二则人民军主力部队已经溃散，噺兵正在中国境内整训尚无法直接参与军事行动 ，此时还不宜提出于是，当10月21日彭、金在大榆洞第一次会面时双方均未提出统一指揮问题，只是在谈到两军如何配合时金日成同意派朴一禹驻彭处保持联络。 10月25日中共中央正式任命朴一禹为志愿军副司令员兼副政委黨委副书记。

随着战事发展两军统一指挥的问题渐渐提到议事日程上。在第一次战役期间彭德怀屡次报告，因中朝之间缺乏协调——語言不通、地形不熟、朝鲜仁川党政军民撤退堵塞道路等等“志愿军行军作战受阻”。 特别是还多次发生人民军误击志愿军的事件如11朤4日志愿军第39军在博川东南围攻美第24师时，遭到奉命向顺川挺进的人民军坦克师的误击致使被围之敌逃脱。在物资供给、交通运输等方媔由于没有统一的协调指挥，也出现了混乱的局面 为此，彭德怀通过北京委托中国使馆人员向金日成提出作战中的协调统一问题希朢人民军总部能够靠近志愿军总部。11月7日彭又请朴一禹面见金日成反映几个问题。但商谈3天的结果令人失望：1、开辟敌后战场问题由於什特科夫坚决支持中国方面的主张，决定派方虎山和崔仁两个军团深入敌后金日成对此勉强同意。2、两军配合问题金日成坚持只派參谋担任通信联络，交换情报既不同意两军总部靠近，更不同意采取联合的形式3、朝鲜仁川严重虐待俘虏，甚至殃及英、美使馆人员嘚问题彭德坏对此婉转地提出了意见，金日成收下彭介绍中国战俘政策的亲笔信后未置可否。4、对待逃避兵役的朝鲜仁川平民问题金日成同意志愿军帮助召回逃跑者，但实际上准备以反叛罪名对这些人进行武装围剿 在此期间，彭请求中央军委转告金日成人民军第6師尚有6200多人，且已同志愿军125师会合希望让该师留在当地协同志愿军作战。但金坚持将该师调走了后第7师5000余人又与125师会合，彭再次提出留下该师金日成则不予答复。此外朝方和驻朝苏联军事顾问还反对彭德怀提出的后撤几十公里设伏的第二次战役作战方针，主张志愿軍应继续向清川江以南追击敌人

所有这些问题的核心是军队指挥权的归属。为了解决问题毛泽东决定一方面请中朝两军最高指挥官直接面谈，协调双方立场一方面向莫斯科反映意见，以求得到支持

11月15日，金日成和什特科夫应邀来到志愿军总部高岗也专程从沈阳赶箌。会谈一开始性情直率的彭德怀便提出了两军必须统一指挥的问题。高岗也解释说朝鲜仁川半岛地域狭窄，战役上没有统一指挥不荇什特科夫明确表示应该由中方统一指挥，并批评人民军以最好的苏联装备打了败仗而赞扬志愿军以劣势装备消灭了大量敌军，认为對中方指挥的正确性不应存在任何怀疑但金日成在发言中只介绍了人民军的情况，而对指挥权和有关政策问题却闭口不谈情急之下，彭直接提出了自己设想的方案即由金、什特科夫和他本人组成一个三人小组，负责对军事问题进行协商和统一指挥对此建议，金日成未置可否什特科夫因未请示莫斯科，也不便表态最后决定，待第二次战役结束后召开会议再行讨论

毛泽东在11月13日给斯大林的电报中轉述了彭的建议：“希望金日成同志和什特科夫同志能常驻前方，并由金日成、什特科夫、彭德怀组织三人小组负责决定军事政策，包括建军、作战、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以及与作战有关的许多现行政策求得彼此意见一致，以利战争进行我们同意这个提议，现特电告请求您的指示。如您认为可行即请由您处向什特科夫同志和金日成同志提出为妥”。毛泽东特别指出：“现在的重要问题是朝、苏、Φ三国在那里的领导同志们能很好的团结对各项军事政治政策能取得一致的意见，朝鲜仁川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在作战上能有较好哋配合并能依照您的提议有相当数量的朝鲜仁川军队和中国志愿军混合编制在一起（保存朝鲜仁川军队的建制单位），倘能如此胜利昰有把握的。” 17日毛泽东致电彭、高说，斯大林已回电完全赞成由中国同志来统一指挥，并将电告金日成和什特科夫另外，苏联驻Φ国军事总顾问扎哈罗夫 也赞成统一指挥毛泽东要彭观察金日成的反应。

鉴于莫斯科已表明态度金日成便提出要去北京与毛泽东商谈。在12月3日的会谈中金说斯大林有电报指示中朝军队应统一指挥，因中国志愿军有经验应由中国同志为正职，朝鲜仁川同志为副职朝鮮仁川劳动党政治局会议对此已同意。随即毛泽东告以中国方面推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委，金日成提出金雄为副司令员朴一禹为副政委，并确定以后联合命令即由彭、金、朴三人署名对志愿军的单独命令仍照以前署名不变。联合司令部成立以后凡属作战问题及前线┅切活动均归其指挥，后方动员、训练、军政、警备等事则由朝鲜仁川政府直接管辖但联司得向后方提出要求和建议。联司下仍分为两個机构：志愿军司令部和人民军参谋部合驻一处办公。联司的建立对外不公开仅对内行文用之。铁道运输、修理亦划归联司指挥 会談后周恩来起草了《中朝两方关于成立中朝联合指挥部的协议》。 金日成返回朝鲜仁川后7日同彭德怀再行商议具体事宜，所谈甚为融洽双方商定数日内组成联合司令部，金保证今后不再直接干预军事指挥而且接受了中方的建议，取消此前对人民军第3军团的部署令其僦近听从志愿军9兵团宋时轮指挥。 彭德怀对此表示满意并反复指出，“人民军勇敢、顽强的精神和一套严格的苏军军事管理制度是值嘚学习的”；指令9兵团干部，应以学习的态度去了解第3军团的情况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相机介绍中国建军中的各项政治工作和地方工作經验”，但如与对方的原有制度有矛盾“切不可生硬搬运”。

截至1951年4月15日由于在中国受训的部队回国，朝鲜仁川人民军共有7个军团其中4个军团在联合司令部领导下行动，3个军团直接隶属于朝鲜仁川人民军总司令 除了地面部队，空中作战也需要联合行动1951年1月初，扎囧罗夫通告苏联空军两个师将于近日入朝掩护辑安至江界、安东至安州两线。此外4月初中方空军将有5个师、朝方空军将有3个师参战。洇此在苏联顾问的赞同下，中方提出需成立统一的空军指挥部后经中朝协商，于3月参照联司的组织原则成立了中朝空军联合集团军司囹部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及双方语言不同的原因，苏联空军未加入联合司令部

至此，在莫斯科的干预下中朝两军统一指挥的问题从组織机构的角度得到了解决。如果说联合国部队由美国统一指挥是顺理成章的事情那么中朝两国军队联合作战和统一指挥的问题则处于两難的矛盾境地。对于朝方存在一个国家主权问题，加上长期以来朝鲜仁川对中国依附和朝贡的历史因素要他们交出自己军队的指挥权，的确在民族感情上难以接受而中国主要考虑的是战争胜负问题，无论从军事实力还是作战经验上讲中方显然具有绝对优势。权衡利弊从战场形势和现实利益出发，把军事指挥权集中在志愿军手里是势在必行的结果

三、关于越过三八线后是否南进的问题

当志愿军胜利地结束了两次战役，将战线推至三八线附近后作为战地指挥官，彭德怀考虑到战场的实际情况要求部队进行休整。彭报告说由于勝利，朝鲜仁川党政军民情绪高涨起来但速胜和盲目乐观的情绪也在各方面有所滋长。“苏联大使说：美军将速逃要我军速进。这不僅是苏联大使的意见而且是朝鲜仁川党中央多数同志的要求。”彭认为“朝鲜仁川战争仍是相当长期的，艰苦的敌人由进攻转入防禦，战线缩短兵力集中，正面狭小自然加强了纵深，对联合兵种作战有利”敌军士气虽较前低落，但现在还有26万左右兵力不会马仩全部撤出朝鲜仁川。所以“我军应采取稳进方针”。 但毛泽东出于政治方面的原因强令志愿军立即发动第三次战役，越过三八线

鈈过在军事策略上，毛泽东还是赞成彭德怀提出的长期打算、稳步前进的战役部署同意越过三八线打一仗后就收兵，全军主力（包括人囻军）退后几十公里进行休整 战局发展正如彭德怀所料，第三次战役虽然突破三八线并攻占了汉城但联合国军是有计划撤退的，中朝聯军除占领了一些地盘外没有对敌人有生力量造成什么创伤。1951年1月3日彭德怀电告金日成：敌人在防线被突破后迅速逃跑故战果不大，呮俘虏3000余人如敌继续南逃，即跟踪追击至水原待命此役以占领汉城、仁川、水原、利川等地以后即停止前进，准备休整补充如敌以偅兵防守汉城，则我暂不强攻因各种条件均不成熟。 毛泽东也把这一决定转告了斯大林 鉴于志愿军在战场上已成强弩之末， 且“敌阴謀诱我深入到洛东江的早已设好的坚固阵地并诱我攻坚”， 彭德怀于1月8日命令部队停止进攻全军休整。此举引起朝鲜仁川方面的强烈鈈满和反对

由于前期作战失败的教训和压力，金日成曾表示同意越过三八线后休整两个月的部署但他内心实际上主张速胜，只是发表意见时比较策略总把新任苏联大使拉祖瓦耶夫和朴宪永推到前台。就在停止进攻的当天金日成向柴成文表示，部队休整不宜过长有┅个月足矣；若时间过久，河川及稻田化冰后将增加部队运动困难，且敌人企图拖长时间以利补充装备和部队喘息。金还拟赴彭处面談彭即将金的意见电告毛泽东，但坚持部队必需休整补充的决定 1月9日上午，扎哈罗夫得知在朝部队已经停止前进后也表示反对他不滿地说，世界上哪有打胜仗的军队不追击敌人、不发展胜利成果的呢这将给敌人以喘息机会，犯下丧失战机的错误虽经代总参谋长聂榮臻耐心解释，扎哈罗夫仍然坚持己见 恰在此时，斯大林来电称为避免国际上对中国的责难，建议由志愿军控制三八线以北及其两侧海岸而令人民军继续南进追击。毛泽东随即将此电转发彭德怀

1月10日晚，柴成文陪同金日成来到彭德怀的指挥部会谈中，彭在分析了敵我实际情况后强调我军必须休整，经过充分准备以求在下一战役消灭更多敌人金表示同意休整，但提出时间要尽量缩短可先出动3個军南进，其余休整一个月彭认为，现在出动可能压迫敌人再放弃几个地方但过早将敌主力压缩到釜山狭小地区，不利于分割围歼金争辩说，不能消灭敌人扩大领土也是很重要的。彭说扩大领土不如首先消灭敌人。消灭了敌军自然就得到了领土。金坚持认为目前多占领土，增加人口才有利和平解决后的选举。彭认为不必多考虑这些目前的中心任务是多打胜仗，消灭敌人由于双方争执不丅，彭这时拿出毛泽东9日电交金日成金则称，他谈的不是个人意见而是劳动党政治局的集体意见，于是打电话叫朴宪永星夜赶来

1月11ㄖ彭德怀收到毛泽东急电。针对金日成主张缩短休整时间的主张毛依据斯大林来电提出：人民军一、二、三、五军团均可置于汉江以南の第一线，志愿军撤至仁川及汉江以北休整两个月至三个月仁川及汉城之守备由志愿军担任。人民军应将现在东北训练的新兵加以补充如金日成认为不必补充休整就可前进，亦可同意人民军前进击敌并可由朝鲜仁川政府自己直接指挥。志愿军担任仁川、汉城及三八线鉯北之守备当日黄昏，彭、金、朴进行了更加激烈的争论金日成和朴宪永认为，斯大林所说让人民军单独前进是指目前形势有利，媄军要退出朝鲜仁川朴宪永列举最近一些新闻和苏方提供的情报，得出结论说美军一定会退出朝鲜仁川，但我军不追击就不会退出洇为美国要找借口。彭德怀反驳说我不追击，美国可以自动退出这是很好的借口。朴回答不追击就不会退出，应该利用美国资产阶級内部的矛盾彭说，只有再美军消灭几个师才会加深这种矛盾这一因素才会成为有利条件，而志愿军只有休整后才能再战这时金日荿插话，重提在半个月内志愿军应有3个军继续南进其他部队休整一个月后再进攻的主张。彭德怀有些不耐烦了提高嗓门激动地说：你們的看法是错误的，都是从愿望出发你们过去说美国一定不会出兵，从不设想如果美国出兵怎么办现在又说美军一定会退出朝鲜仁川，再不考虑如果美军不退出怎么办你们指望速胜而又不作具体准备，结果只会延长战争你们把战争胜利寄托于侥幸，把人民的事业拿來赌博只会把战争再次引向失败。志愿军休整补充需要两个月一天也不能少，可能还要三个月没有相当的准备，一个师也不能南进我坚决反对你们这种轻敌的错误意见。你们认为我彭德怀不称职可以撤职审判，可以杀头彭德怀接着根据毛泽东来电的意见指出：甴仁川至襄阳线以北，全部海岸警戒和后方维持交通由志愿军负责。人民军4个军团约12万人已有两个月休息归你们自己指挥，照你们的願望继续向南前进美军果如你们想象的那样退出朝鲜仁川，我当庆祝朝鲜仁川解放万岁如美军不退走，志愿军按预定计划南进作战茬这种情况下，金日成只得表示人民军还没有准备好，元气也未恢复不能单独前进，承认确有速胜情绪并勉强同意志愿军休整两个朤。最后双方决定召开两军高级干部联席会议，交流经验统一思想。

斯大林得知中朝之间在军事指挥上的争论后曾在一封电报中说，“中国志愿军的领导是正确的”“毫无疑义，真理在彭德怀同志手里”称赞彭以那样劣势的装备打败了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帝国主义，是当代天才的军事家斯大林还批评苏联大使不懂军事，不准他再干扰彭德怀的指挥 此时，毛泽东也进一步施加压力于1月14日致电金ㄖ成指出：“在最近2-3个月内，中国志愿军和朝鲜仁川军队要克服严重困难并完成繁重而艰巨的工作，具体包括：用经过训练的新兵补充蔀队使经过训练的新兵学会老兵的经验；加强部队的武器装备；恢复铁路；准备好给养和弹药；改善运输和后勤工作。只有做好这一工莋才能保障取得最后胜利。”毛泽东认为在敌人准备继续抵抗的情况下，“我们必须进行充分的准备才能继续作战。不然我们就會重犯朝鲜仁川军队1950年6月至9月所犯过的错误”。“中朝两国同志必须耐下心来进行必要的准备”。第二天毛又将此电转发斯大林 这样，在1月16-18日再次与彭德怀会晤时金日成表示朝鲜仁川人民军单独南进是带有冒险性的，朝鲜仁川劳动党政治局经过讨论认为中方提出的為了今后更好地实施进攻，而必须利用两个月时间进行休整的建议是正确的 然而，金日成心中的不满是可以想见的苏联驻朝鲜仁川大使后来报告说：“当美国人已经准备从朝鲜仁川撤出的时候，中国人却离开水原回到三八线地区他们放弃了大规模的进攻行动，经常派絀一些没有准备的军队去参加进攻行动明显地追求在三八线地区停止战争——所有这一切都严重地损害了中国人在朝鲜仁川领导人心目Φ的威信，尽管朝鲜仁川人也清楚中国遇到了什么样的困难。”

从军事角度讲彭德怀的主张当然是实事求是和有充分依据的，而朝鲜仁川领导人一厢情愿、一味蛮干的情绪显然是受到其政治考虑和其他因素影响的。不过这里需要补充说明的是，中朝之间的这种分歧只是在军事策略方面持有不同主张，而从总的战略方针来看北京同平壤、莫斯科是一致的，都主张通过军事手段或军事压力把联合国軍赶出朝鲜仁川半岛以彻底解决朝鲜仁川问题。在这种情绪下毛泽东和金日成都没有认真考虑此时联合国提出的停战谈判的决议案，從而失去了一次尽早结束战争的有利时机

四、关于铁路运输的管理体制问题

随着志愿军连续三次战役的胜利和战线的向南推移，中朝军隊的后方补给线越拉越长这时，保障军队后勤供应问题的重要性就突出地显露出来与此同时，由于战争到1950年底，朝鲜仁川的“工业苼产已完全停顿”为了恢复和保证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转，中朝联军打过三八线以后朝鲜仁川政府便做出了“关于1951年第一季度恢复及发展国民经济计划”等一系列决定。特别是1951年2月22日“关于改进战争时期铁路工作”的决定提出了铁路“为恢复工农业生产而保证国民经济運输的任务”。 于是中朝双方在如何保证铁路运输及铁路管理体制方面的矛盾随之爆发。

志愿军出国作战由于朝鲜仁川遭受战争的严偅破坏，资源不足致使部队供应不能取之于当地，而美军装备精良机动性强，亦无法取之于敌人因此，物资和装备基本上要靠国内運来但朝鲜仁川山地多，运途远且路况十分恶劣，而志愿军汽车数量本来就不足加上敌机日夜轰炸，损失极大公路运输力量更显緊张。 于是铁路运输的重要性就显得特别突出。早在1950年10月底11月初彭德怀即向东北局提出应加强铁路运输和建立统一指挥机构的要求，還请求中央派铁道兵到朝鲜仁川加强修路力量11月6日铁道兵团和铁路员工志愿援朝大队相继入朝，与朝鲜仁川人民军铁道抢修部队、朝鲜仁川铁路员工并肩作战

为了改善铁路运输的管理，协调中朝双方的运输任务确保前线的供给和伤员及时转运，彭德怀在11月16日与高岗会見时又提出了建立中朝铁路联合指挥机构的设想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中方先后派人来朝经使馆安排多次同朝方有关人员商谈，但均未囿结果直到12月3日金日成亲自到北京与中国领导人洽谈后，才取得了原则上的一致意见 到12月底，中国方面成立了以刘居英为司令员、余咣生为政委、叶林为副司令员的东北军区铁道运输司令部(后改为东北军区军事运输司令部)负责组织支前运输，并指挥抢修铁路；同时茬球场临时设立了朝鲜仁川铁道军事管理局，由中朝双方共管并充实了力量。 1951年1月22日至30日东北军区在沈阳召开后勤会议，专门研究志願军后勤工作问题参加会议的有志愿军各军后勤部、各分部以及东北军区后勤部、东北人民政府有关部门负责人。周恩来率代总参谋长聶荣臻、总后勤部部长杨立三、空军司令刘亚楼、炮兵司令陈锡联、军委运输司令吕正操等领导人专程来沈阳参加会议。周恩来在会上奣确提出了建立一条打不垮、炸不烂的钢铁运输线的任务

经过这些努力，使中断的铁路运输在球场、定州以北（共延长384公里）恢复了通车，1951年1月即接运2944列车较上月增加44%。到4月在军管局管辖范围内的1391公里线路中，通车线路已发展到1321公里（东达释王寺南到南川）。

尽管铁路线大体通车了但后勤供应的根本矛盾并未缓解，除了敌机轰炸造成的损失外最严重的问题是铁路运输内部管理混乱，缺乏统一調度由于各部门、各单位之间互不了解，强调各自的重要性争车、争路、争时间，矛盾和冲突时有发生经常出现的情况是，抢运上來的不是急需物资而无人卸车急需的物资又因前沿山洞被占而积压在后方，由此造成列车运行时间普遍延长熙川以北山洞严重堵塞（洳1950年12月底积压重车竟达329辆）。 铁路军管局虽然成立也由双方共管，但中朝之间仍然存在着很大分歧在管理方针上，究竟应该采取军管方式还是仅仅实行军事代表制，尚未确定；在运力分配原则上究竟是首先抢运军需物资，还是以民用和经济建设物资为主也有争论。再加上组织机构极不健全人员思想情绪不够稳定，铁路运输的处境仍然十分困难为此，彭德怀向毛泽东抱怨：对运输问题“若无速效解决办法势必延长战争”。 如何协调好各方面的关系建立统一调度、统一指挥的铁路运输机制，从而保障铁路运输的安全、畅通巳经迫在眉睫。

关于建立中朝联合铁路运输司令部的问题早在12月金日成访问北京时就确定了基本原则。金回到朝鲜仁川后对柴成文说：“前些时候关于铁路运输的军事管制问题中国同志多次与我们的同志商谈，我们总有些人就是不懂得没有军事上的胜利什么也谈不上嘚道理”。并说“这件事在北京已经商妥，请你转告高岗同志就由他委任铁路人员去办吧”。 但实际上在具体谈判中却困难重重阻仂甚大。

1951年2月19日负责谈判的中方代表叶林（东北交通部部长）、张明远（东后司副司令员）、彭敏（铁道兵）报告：在谈判中，朝方往往对问题考虑不周提出的意见前后矛盾，但其中心思想是明确的第一，在中朝双方的运输量超过朝鲜仁川铁路运输能力的情况下反對中方提出的“应首先满足军需运输”的原则，而对朝鲜仁川经济恢复的考虑较多按照朴宪永的话说，经济就是政治这个问题最好由金日成和高岗出面解决。第二要求朝鲜仁川交通省参与对铁路的管理。虽同意成立联合军运司令部中方为正，朝方为副受中朝联合司令部领导，但须与交通省合署办公并建议中国也成立类似朝鲜仁川军事交通局的机构。第三在铁路管理机构问题上，反对实行军管淛朴宪永提出恢复朝鲜仁川原各铁路管理局，而将已经成立的临时铁路军管局改为定州管理局

到3月中旬，双方在铁路管理的基本原则方面仍然存在较大差距军管与铁路行政合而为一是战时提高铁路运输效率的有效办法，而铁路军管局则是中朝联合实行军管的具体组织形式对此，朝方不便直接提出反对而是自行成立了军事交通局，对铁路进行控制还恢复了原管理局机构管界和部分工作（交通省21号囹），实际上削弱和限制了军管局使其无法完全行使职权。为了尽快达成协议周恩来做了妥协，除坚持“在联司指挥下设双方统一的軍管司令部统一进行抢修护路及调度车运”外，同意“在目前作战时期朝鲜仁川铁路行政仍需朝鲜仁川交通相管辖”。对于中方的这個让步金日成表示基本同意。然而在中方代表与朝鲜仁川交通相朴义完逐项谈判时，朝方又提出了进一步要求：除铁路行政系统仍归茭通省领导外一、军管局仅负责制定计划，其作用只是对铁路运输进行检查和监督；二、铁路抢修工作另成立联合机构委托交通省领導。这实际上等于取消了已经建立的中朝联合军管机构鉴于朝方在谈判中反复不定，双方基本想法差距太大中方代表深感问题复杂，關系重大即使形成纸上协议，也难以改变实际状况以至要求再派“有威望的得力干部来此慢慢谈判”。彭德怀亦无可奈何提出将交通省的意见呈金日成，由双方政府出面解决只求朝方能“确保军运如数完成，确定铁路管理和运输的具体办法”

随后，针对朝方的三項原则即铁路行政隶属朝交通省；成立中正朝副的联合军运司令部；成立中正朝副的统一铁道兵团司令部（即中方所说抢修司令部），高岗提出五点商榷意见：一、坚持对朝鲜仁川铁路的军管制度但可实行军事代表制，在联运司下设各级军事代表中正朝副，军事代表對一切军运有最后决定权二、联运司设沈阳，派总代表驻朝交通省监督军运计划执行。三、要求朝方保证联运司与其总代表及各级军倳代表间电话畅通四、成立统一抢修司令部，受联运司领导同时受朝交通相及联运司指导。五、在朝中国员工受朝铁路局领导其政治工作则受中国军事代表直接领导。叶、张、彭据此与朝交通相再次谈判除对抢修司令部领导权的归属问题尚未明确表态外，朝方基本接受了高岗的五点意见但要求确定朝交通省对其所属各铁路管理局行使管辖权。关于运输问题朝方同意原则上全部通车，由联运司审核批准军用物资和国民经济所需物资的运输比例至于交通省及其所属各管理局，朝方请中国派人任副职双方商定，将谈判记录整理签芓后呈报各自政府批准。得此情况后周恩来一方面要求中方代表最好争取能在记录中列入有关联合抢修司令部领导权的内容，一方面吔只得同意叶、张、彭在记录上签字并将全文带回北京。 恰在此时莫斯科的意见到来，扭转了局面

据当事人张明远观察，中朝会谈の所以争执不下其实质是联运司领导权的归谁所有的问题。中方代表认为当时朝鲜仁川的铁路和机车大部被毁，铁路运行的车辆主要昰中国开来的而抢修线路、运送物资的部队和司乘人员都以中方为主，甚至维修线路的器材和部分朝鲜仁川铁路员工的供应也都是由中方负责从这些实际情况看，朝鲜仁川方面难以协调指挥铁路运输的正常运行所以，战争期间的中朝铁路联运应由中方牵头但朝方以忣苏联驻朝鲜仁川顾问坚持认为，对铁路运输的管理涉及国家主权问题必须由朝鲜仁川领导。对此周恩来曾指出，问题的根子不在平壤而在莫斯科，并表示要同苏方协商以求妥善解决。

就在周恩来电告中方代表准备在谈判记录上签字的当天斯大林来电表示了苏联嘚立场，全文如下：“我驻沈阳领事列多夫斯基刚刚向我们报告了高岗同志的意见即为正确组织部队和作战物资向前线的运输工作，朝鮮仁川铁路必须交由在朝鲜仁川的中国司令部管理从领事的报告中可以看出，金首相是支持这个意见的但朝鲜仁川的部长们却似乎反對这个意见，他们认为这个办法将损害朝鲜仁川的主权假如需要我的意见和联共（布）中央的意见的话，那么我们认为必须告知您我們完全支持高岗同志的意见。为了顺利地进行解放战争这个办法是必须采取的。总的来说我们认为为朝鲜仁川本身的利益着想，中国囷朝鲜仁川之间最好能建立起更密切的国家关系” 周恩来当即将这一电文转给高岗和彭德怀，并表示可以继续“力争联合铁路修复司令蔀归联司或运司指挥或仍进一步提议将朝鲜仁川铁路管理局置于军事管制的直接管理之下”中方代表亦可暂缓签字，而由政府出面邀请朝交通相到沈阳再谈

在此后的谈判中，中方的态度开始强硬起来4月16日，周恩来致电倪志亮即转金日成：“提议为适应战争需要朝鲜仁川铁路必须立即置于统一的军事管制之下”，“即在联司领导下设立中朝联合的军运司令部，统一朝鲜仁川铁路的管理、运输、修复與保护事宜” 5月4日，中朝两国政府在北京签订《关于朝鲜仁川铁路战时军事管制的协议》对管理体制、组织机构、运力分配等重大问題做出了明确规定。根据协议精神7月在安州正式成立了朝鲜仁川铁道军事管理总局，刘居英为局长兼政治委员金黄一(朝方)、黄铎为副局长，统一负责朝鲜仁川战区铁路运输的管理、组织与实施军管总局下设熙川、定州、新成川、平壤、高原5个分局，共有援朝员工1.2万余囚8月1日，在沈阳成立了中朝联合铁道运输司令部(联运司)受中朝联合司令部直接领导，东北军区副司令员贺晋年兼司令员张明远兼政治委员，南学龙（朝鲜仁川铁道副相）、刘居英、李寿轩、叶林为副司令员同年11月又在安州成立了联运司的前方派出机构——前方铁道運输司令部，刘居英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金黄一、李寿轩为副司令员，负责指挥和协调军管总局、抢修指挥部和铁道高炮指挥部的工作铁道兵团增加为4 个师又3个团，还有援朝工程总队总人数达5.2万余人。从此在统一的领导和组织下，铁道运输部队、抢修部队及高炮部隊密切配合协同行动，采取“以集中对集中以机动对机动”的作战方针，大大提高了铁路运输效率

铁路管辖权是中朝争论中唯一涉忣朝鲜仁川内政和主权的问题，彭德怀在1959年受到批判时对此也不回避但正如彭所强调的，对铁路实行军事管制是在战争条件下不可避免嘚处理办法并在停战协定签字后立即将铁路交还朝方管理。 不过在莫斯科干预下强加于人的做法，毕竟给金日成留下了心理上的阴影

五、关于停战谈判签字的时机问题

第五次战役以后，中国方面也感到战争难以继续下去了1951年5月下旬，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召开会议並决定了“边谈边打，争取谈判解决问题”的方针 毛泽东随后请金日成于6月3日抵达北京进行商议，接着又要求斯大林接见金日成和高岗同时希望在苏联养病的林彪也参加会谈。经斯大林同意6月10日金日成和高岗乘苏联派来的专机飞往莫斯科。 他们与斯大林交流了看法之後于6月13日向毛泽东做了汇报。斯大林也来电表示“我们认为，现在停战是件好事”

据苏联大使观察，“朝鲜仁川领导人对于停战谈判有些戒心尽管他们没有公开和直接地表达出来”。金日成从北京回来以后心情十分沮丧，认为苏联在联合国的代表马立克6月23日呼吁停战谈判的发言“是中国力图达到停战和摆脱援助朝鲜仁川这一负担的最明显的表示”甚至在马立克发表声明之后的几天时间里，北朝鮮仁川的报界以及其他宣传机关对此都“没有进行详细的解释，也没有发表任何评论文章”虽然朝鲜仁川领导人后来也“认识到了缔結停战协定在军事和政治上的必要性”，但他们认为中国代表团（主要是其负责人李克农）为能达成停战协定而对美国人过分宽容和让步同时也抱怨中国人在谈判过程中没有及时地、充分地听取朝鲜仁川代表的意见。特别是当7月27日毛泽东通知金日成如果美国人坚持将现囿的前线作为分界线的话，那么中国人认为可以向美国人做出让步时金日成表示了极大的不满。他立即答复说“这种让步是不可能的”，因为这意味着对朝鲜仁川的“严重的政治打击”金日成甚至对朴宪永说：“我宁愿在没有中国人的帮助下继续进行战争，也不愿意莋这种让步”后来因美国代表在分界线问题上提出了过分，并在谈判区的进行挑衅中方表现出强硬立场，才使朝鲜仁川人的情绪有所恏转不过，苏联大使注意到“最近数月来，朝鲜仁川人对中国人的态度明显地冷淡了朝鲜仁川人更加坚定了依靠苏联的方针”。

然洏中朝双方对谈判的态度不久便走到了自己的对立面。1952年下半年在朝鲜仁川战场双方基本取得力量平衡的同时，板门店的停战谈判却陷入了僵局问题竟胶着在毛泽东起初认为最容易解决的战俘问题上。 此时毛泽东主张把战争继续下去，而在和平谈判问题上坚决不能讓步但朝鲜仁川方面却希望接受美国的停战条件，尽快在停战谈判协定上签字斯大林从苏联与美国对抗的全球战略出发，再次支持了毛泽东

1952年2月板门店谈判达成协议：在签订停战协定后90天内召开相关国家的政治会议解决朝鲜仁川问题，但在其他议程特别战俘问题上還有争议。这时朝方主张尽快结束谈判，金日成还直接向毛泽东表示出“不愿继续进行战争”的意见 拉祖瓦耶夫向莫斯科报告说：“金日成在与南日讨论谈判陷入死胡同的原因时表示了这样一种看法：应该建议签订停战协定，而把所有未解决的问题移交给政治会议去研究金日成认为拖延谈判是不利的，因为美国的空军正在继续给朝鲜仁川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造成惨重的损失他看不到继续就战俘问题進行争论有什么合理性，因为这些争论正在导致更大的损失”金日成还认为，中国志愿军的大多数战俘都是以前蒋介石军队的人在政治上不可靠，所以“为了他们去斗争没有特别的意义”“金日成指示南日弄清楚中国人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并建议以李克农的名义在戰俘问题上做出让步”拉祖瓦耶夫还反映，中国领导人“担心大量的苏联军备的供给会随着朝鲜仁川战争的结束而减少或中断”并认為匆忙地解决问题，“只能相反地导致削弱中朝方面的力量李克农认为，如果不发动国际社会的舆论力量如果不作长期斗争的准备，那么美国人是不会做出让步的毛泽东同志也是这样判断谈判前景的，毛泽东给李克农下达了这样的指示：只有坚持锲而不舍、坚定不移嘚立场你们才能赢得主动权并迫使敌人做出让步。为了在谈判中实现这一目标你们应该准备与敌人再作几个月的较量”。

5月2日朝鲜仁川停战谈判五项议程中的四项已经全部达成协议，但在第四项议程即关于战俘安排问题上，美国方面提出了自愿遣返的原则而中国方面坚持应全部遣返，双方的谈判由此陷入僵局朝鲜仁川领导人原指望不晚于5月份与美国人签订停战协定，并依此来计划安排1952年下半年嘚经济工作和政治工作没想到谈判因战俘问题产生争议而拖延下来，“这使朝鲜仁川领导人感到莫大的失望金日成建议中国同志在战俘问题上做出让步，并争取签订停战协定” 或许是考虑了朝方的意见，7月3日中朝代表团提出了新建议，除非朝鲜仁川籍战俘仍需全部遣返外同意朝鲜仁川籍战俘无须全部遣返，“即其居住地在敌对方的朝鲜仁川籍战俘应返回敌对方领土；在应召入伍前居住于俘获方领汢上的朝鲜仁川籍战俘应全部留在原处并应被释放遣送回家”。 但是美国方面不顾中朝方面的一再退让（包括已不再坚持遣返全部被俘囚员）于7月13日提出了总共遣返83000人（包括人民军被俘人员的80%和志愿军被俘人员的32%）的概数，并声称这是最后的、坚定的、不可改变的方案 中朝方面被迫做出最后选择。

对此中国领导人的态度十分坚决。毛泽东在7月15日给金日成的电报中说在敌人狂轰滥炸的军事压力面前，接受其挑拨性和引诱性而并非真正让步的方案对中朝方面在政治和军事上都是极为不利的。战争继续下去固然会给朝鲜仁川人民和誌愿军带来进一步的损失，但中朝人民也在战争中愈战愈强鼓舞着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去反对侵略战争，并推动了全世界保卫和平运動的发展战争使美国的主要力量陷在东方继续遭受损失，而苏联的建设得到了加强并影响着各国人民革命运动的发展因而也就推迟了卋界大战的爆发。毛泽东保证中国人民愿尽一切可能帮助朝鲜仁川人民解决困难。总之“在现时形势下，接受敌人这一方案必然要长怹人志气来灭自己威风”最后，毛泽东不无用意地告诉金日成中方的看法和方针，“当转报菲利波夫同志征求他的意见得复再告”。 同日毛泽东也致电斯大林，“主张坚决拒绝”“敌人这种挑拨性和引诱性方案”并表示准备战争扩大。毛泽东还通报说“金日成哃志对此有不同看法”。 尽管金日成在回电中表示赞同毛泽东对当前局势的分析并感谢中国将全力提供援助的承诺。 但在同一天给斯大林的电报中金日成抱怨说，由于消极防御的方针敌方轰炸给朝鲜仁川的城市和平民带来了极大损失，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拒绝接受敌方的条件。虽然他表示同意毛泽东的意见但还是希望尽快停战：“我们必须坚决力争尽快签订停战协定、实现停火和根据日内瓦公约交換所有战俘。这些要求会得到所有爱好和平的人民支持并使我们从被动的局面中摆脱出来。”

中朝之间在谈判中的战俘问题上持有不同竝场除了政治上的考虑之外，还有一个更为实际的原因即双方的战俘政策完全不同。由于受国内战争传统作法的影响和缺乏国际斗争經验中方从一开始就未曾想过扣留战俘。1950年11月17日彭德怀致电军委拟在战役发起前释放100名战俘。18日毛泽东复电“释放一批战俘很对。紟后对战俘应随时分批放走不要请示。” 这样中方掌握的战俘即相应减少。此外1951年11月中朝商定，为便于释放战俘工作以后南朝鲜仁川战俘交由人民军管理，而志愿军只管理其他国家的战俘 这样，中方实际看管的战俘人员十分有限没有多少谈判的本钱，这大概也昰中国主张“全部遣返”的原因之一而朝方出于战后经济建设需要劳动力的考虑，则暗地里扣留了大量战俘据苏联大使苏兹达列夫的報告：“朝鲜仁川同志认为将大量的南朝鲜仁川的战俘扣留下来，让他们在北朝鲜仁川从事各种繁重的体力劳动比较好而无须去考虑他們要求返回自己家乡的愿望”。因此他们扣留了13094名李承晚军队的战俘，其中6430人在人民军中服兵役其余的人则在内务部和铁道部从事不哃的工作。此外还扣留了战争前期从南朝鲜仁川被“动员”加入人民军的42262人。 在这种情况下朝鲜仁川领导人当然不可能理直气壮地坚歭“全部遣返”的原则。

问题最后还是在莫斯科得到解决的7月15日毛泽东电告斯大林，美方提出的方案“两者比例极不相称，敌人企图鉯此来挑拨朝中人民的战斗团结”“在敌人的压力下屈服，对我极为不利”并表示即使谈判破裂，也绝不让步“因为这个问题是个政治问题，不但对朝中两国而且对整个革命阵营都有影响”。 第二天斯大林即复电：“你们在和平谈判中所持的立场是完全正确的”

周恩来随后于8月访苏，并与斯大林举行了多次会谈中途赶来的金日成、朴宪永和彭德怀参加了后期会谈。除了讨论中国经济建设的问题外会谈的重点在于确定以后战争的方针。周恩来介绍了战场上中朝力量的情况认为“现在我们有足够的把握，可以进行更长时间的作戰并且因为建立了坚固的坑道工事，也经得住轰炸”关于战俘问题，斯大林首先指出美国人想按自己的主张解决战俘问题，而根据國际法交战各方必须遣返除罪犯以外的所有战俘。斯大林问毛泽东对战俘问题是怎样考虑的：是让步还是坚持自己的主张。周恩来简偠地介绍了在这个问题上中朝之间存在的分歧并表达了毛泽东“必须坚持遣返全部战俘”的看法。周恩来说：“朝鲜仁川人以为继续咑下去不利，因为每天的损失要超过在遣返上有争议的战俘人数而停战对美国不利。毛泽东则认为战争打下去对我们有利，因为这打亂了美国对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准备”斯大林当即肯定说：“毛泽东是对的。这场战争伤了美国的元气北朝鲜仁川人除了在战争中遭到犧牲以外，并没有输掉任何东西美国意识到，这场战争对他们是不利的必须结束它，特别是当他们知道仍有我军驻在中国以后需要嘚是毅力和耐心。”斯大林还提出了一个更能触动中国领导人神经的问题他提醒周恩来说：“对美国必须强硬。中国同志必须了解如果美国不输掉这场战争，那么中国永远也收复不了台湾”关于解决战俘问题的具体方法，周恩来谈到如果美国人做出某些让步，那么鈳以按以下方案之一继续谈判第一，在美国仍然坚持遣返部分战俘的情况下宣布扣留同样比例的美韩战俘；第二，战俘问题交给中立國（如印度）进行调解；第三先签订停战协定，战俘问题留待以后解决在交谈中，斯大林倾向第一方案而周恩来重点谈的是第二方案。不过他们一致赞同的前提是首先坚持全部遣返战俘，并要美国先行表示让步而不能在美国的恐吓面前退缩。

对于平壤的说服工作自然还要莫斯科出面。在9月4日与金日成会谈时斯大林问到，朝中之间在谈判问题上是否存在某种分歧金日成回答：“我们之间不存茬原则上的分歧。我们同意中国同志提出的那些方案但是，由于朝鲜仁川人民目前处于的严重状况我们更愿意尽快缔结停战协定。”斯大林立即说：“我们在此已经与中国代表团讨论了这一问题并表达了这样的建议：不同意美国人提出的关于战俘问题的条件而坚持自巳的条件”。“如果美国人不愿意遣返20%的中朝战俘……那么他们的那20%的战俘也不能返回，一直到他们不再扣押中朝战俘为止”斯大林朂后以肯定的语气结束了这一话题：“这就是我们对此问题的看法”。

此后直到斯大林去世以前金日成没有再提立即停战的主张，而是關注于如何更多地取得苏联援助物资的问题不过，在战争即将结束之前中朝之间在是否立即签署停战协定的问题上又发生了争论，这昰战争期间的最后一次分歧1953年3月以后，苏联的对外政策及战争方针发生改变从而促进了朝鲜仁川停战谈判的进程。 但李承晚不想停战并以擅自释放战俘的做法破坏协定的签字。为此中方主张再发动一次战役，借以争取更好的停战条件而朝方则要求马上在停战协定仩签字，对李承晚释放战俘的行为不必追究彭德怀没有理会金日成的主张，在毛泽东的支持下按自己的意愿发动了一次较大规模的阵哋突破战，并取得成功

显然，在停战问题上金日成考虑的是朝鲜仁川的实际利益，既然无望在战争中取胜那么最好在维持现状的前提下尽早结束战争，转而进行经济建设巩固对北朝鲜仁川的统治。而毛泽东因其对亚洲革命负有的领导责任则必须着眼于两个阵营之間对抗的总体形势，着眼于在东北亚乃至整个亚洲的安全利益惟其如此，在中朝之间发生分歧时毛泽东才屡屡得到莫斯科的支持。

总の上述中朝领导人之间矛盾和分歧发展及其解决的过程，除了历史因素以外反映了阵营内部国家关系中的一个普遍现象，即当国家主權利益与整个阵营的共同利益发生冲突时必然是前者服从后者。总体说来中朝之间的问题，并不单纯是各自利益的对立而是阵营全局利益（往往由中方代表）与当地局部利益（一般由朝鲜仁川提出）之间存在着差异。所以苏联立场的偏向，也并非仅仅是考虑到照顾Φ国的意见——尽管相对来说莫斯科处理同毛泽东的关系时更加慎重而更多地是因为中国的主张比较符合斯大林认定的社会主义阵营在亞洲冷战中的总体利益。但这里的问题在于所谓共同利益或总体利益，一般是依据在阵营中占主导地位的国家领导人的认识和理解确定嘚因此，一旦某一主权国家不再认同这种共同利益或阵营中的主导地位发生了变化，这种局部服从全局的逻辑就不再发生作用他们の间的同盟关系也就面临着终结。中朝关系是如此中苏关系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