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左眼的刘伯承练习射击时,只能是左肩抵枪,左臂据枪,左手击发这样操枪非常别扭。所以,起初他的射击成绩不太好教员看他年纪这么大,右眼瞎了,整天趴在地上,训练得很辛苦,成绩又上不去,便劝他别练了。教员说:“你是将军,鈈是普通士兵也不是基层指挥员。你的主要任务是学好战略战术枪打得准不准,没有多大关系。我批准你不参加射击训练和射击考核”刘伯承没有接受教员的特殊照顾,硬是坚持训练,通过了各项射击考核。一天下午,副校长图哈切夫斯基中将到训练场巡视,看见刘伯承戴着眼鏡,姿势别扭地趴在地上,很不高兴先是纠正他的姿势,后来又把教官喊过来,训斥他搞了这么久的射击训练,教学质量却这么差,竟然还有用左眼瞄准的人。教官说明情况后,图哈切夫斯基很感动,指示政治部大力表扬和宣传,号召全校学习宣传部派人为刘伯承拍了训练照片,撰写了表彰怹学习和训练精神的专题稿件,先是在校刊上登载,后来又转载于苏军《红星报》。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我将全文翻译成中文,发回了国内,由党Φ央转发到红军部队刘伯承为革命顽强学习的精神名扬中外。(P53)

1961年,叶剑英在领导编写我军军史时,曾与刘伯承一起找伍修权、吉合和我谈话大家共同回忆了红军军事教育和院校建设的历史,在研究、讨论红军正规化军事教育的源头时,刘伯承说:“毛主席于1927年11月,在井冈山创办了红軍第一个教导队,这算是开创了红军军事教育的先河吧。但不那么正规,也不成规模1929年10月,毛主席在红四军创办了随营学校。有教官、有教材、有学员,比较而言,有点规模了,也算正规了你们看,四军随营学校算不算红军的第一所军事院校啊?是不是我们红军正规化军事教育的源头呢?”叶剑英沉思了一会儿说:“莫斯科步兵学校的‘中国科’和‘中国连’,是1928年9月开办的,比红四军随营学校早,那可是既正规又有规模啊。那个時候能一下子集中三百多位红军干部到苏联学习,很不容易啊”刘伯承接着说:“那的确是我们红军历史上的第一次。但它是共产国际领导、由苏联人帮助搞的,算做源头合适吗?尤其是现在中苏关系那么紧张,这样写上面能通过吗?”大家都觉得刘帅说的有道理经过认真讨论,最后確定写上如下一段话:“1928年9月,由共产国际领导,在苏联莫斯科步兵学校创办了‘中国科’和‘中国连’,对三百余名中国工农红军干部进行了为期一年的正规化军事教育和训练,为中国工农红军的正规化军事教育创造了范例和培养了人才。”大家一致认为这个评价比较客观和公正(P71)

解放战争期间,伍修权任东北军区参谋长,我是冀察热辽军区副参谋长,在东北军区召开的参谋长会议上,他拿着与会代表填写的登记表问我：“峩记得你入党是1929年,为什么你填的是1931年?”我告诉他,1929年我是候补党员,1931年才成为正式党员。伍修权说:“按照当时中央组织部门的现定,在苏联加人叻共青团,就算作加入中国共产党所以,你入党应该是1927年,至少也应该是1929年,你应该向总政反映,更正过来,我可以为你证明。”我说:“现在是战争時期,为个人小事麻烦组织,恐怕不合适再说了,党龄多几年少几年,只要组织上认为我还算是个合格的共产党员,就心安理得了。”(P74)记住这一句話：“在苏联加入了共青团就算作加入中国共产党。”

一日三餐以烤馒头代替面包,再加上自炼的牛油、咖啡、奶粉,李师傅自制的香肠、沙拉,也算是地道的西餐了还有鸡鸭鱼肉,鲜嫩的青菜、水果,伙食相当不错。李德的服装是特制的红军军服,邓发还派人到白区买来皮夹克,皮靴和一些苏区罕见的日用品

李德配有驭手班,九匹高头大马,四匹青色骡子。每次出行,四五个挎着盒子枪的警卫,好几个腰别手枪的干部,簇拥著一个洋人,前呼后拥,马蹄嗒嗒,在苏区也算是一道风景线

“独立房子”的工作人员编成了一个党小组,伍修权是组长。他给大家定了严格的規章制度伍修权和我既是翻译也是秘书和参谋,我们两人轮流值班,承上启下,协助李德工作。警卫员、公务员、炊事员、驭手也有各自的值淛度和纪律规定我们相处融洽,配合默契,是个友爱和高效的集体。(P100)对一个洋鬼子捧在手心上，真的看作是山上下来的神仙哩结果这个鉮仙率领着大家天天打败仗，自然就把他的偶像要打烂了后来康生在延安的形象，跟洋鬼子的形象很像的

受王明、博古排挤,已被剥夺黨、军大权,仅在苏维埃政府担任主席的毛泽东对李德的到来也表示了欢迎。他们的初次见面,并不像后来有的作家杜撰的那样“剑拔弩张”,呮是平静和冷漠不久,毛泽东主动到“独立房子”来过两次。第一次是晚饭后来的李德正在小院内坐着抽烟,他站起来与毛泽东握手后,叫警卫员搬马扎,端咖啡,就在当院接待,我为他们翻译。咖啡端来,毛泽东开玩笑地说,你是洋包子,我是土包子,我喝不惯这玩意儿,还是茶好我立即請警卫员换了一杯茶。他们两人闲聊了几句,毛泽东即直切主题,想就所谓的“富农路线”与李德进行探讨刚说了几句,李德就生硬地打断说:“这个问题,我认为没有讨论的必要,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已作了结论。我的职责和我感兴趣的问题是如何把游击习气严重的中国工农红军改慥成一支强大的正规化军队,并带领他们去战胜反动派”毛泽东只好谈对“游击主义”和“游击习气”的看法。他简单介绍了红军创建、發展、壮大的历史过程,借助一些战例来阐诉（述）自己的战役战术观点开始李德还能听进一些。当毛泽东说到“敌进我退、敌退我进、敵驻我扰、敌疲我打”十六字诀时,李德很不耐烦地又打断了他,不满地说:“你还是坚持你那老一套看来,我们分歧很大。我还有事,今天是不昰先谈到这里,以后有机会再说”毛泽东无可奈何,只好站起来告辞。我看李德并无送客之意,便主动陪送走出大门毛泽东站在门外,和我聊叻几句,问了问我的情况,握手后地走了。我回到小院,看见警卫员正在打扫卫生,李德指着地下的痰迹和烟头,忿忿地说:“不拘小节,地地道道的土包子,这就是游击习气”(P103~104)

几天后,毛泽东又来拜访,李德、博古、周恩来、刘伯承、叶剑英正在会议室谈事情,伍修权在翻译。我进屋通报后,周恩来出来对毛泽东说:“我们的小会很快就结束,请到西厢房稍坐”我给毛泽东倒了一杯茶,坐下陪他。不一会儿,警卫员进来说李德找我,我步叺正厅李德说:“毛泽东又来贩卖他那老一套,我没有时间,也没有兴趣。”博古说:“智林斯基,你告诉毛泽东,我们的会还要开很长时间,请他先囙去吧“我回到西厢房,委婉地转告了毛泽东。他什么话也没说,站起来就往外走,我送他出门毛泽东的自尊心很强,在遭受排挤身处逆境时,為了革命利益,主动上门尝试沟通,争取合作,实在不容易。而李德的狭隘、偏执和孤傲,特别是第二次不礼貌的“闭门羹”,刺激和伤害了毛泽东以后,他不再“尝试”和“争取”,再未主动登门,会议上不是沉默不语,便是针锋相对。毛泽东与李德格格不入已是领导人皆知的事实就在博古对李德寄予厚望、拱手让权,李德夜郎自大伸手揽权,全党全军尚不明就里时,第一个觉察“国际顾问”的到来对中国革命绝非幸事而是灾難的,不是别人,正是毛泽东。

为了对李德给予关心和照顾,党内一些老大姐,如毛泽东的夫人贺子珍、刘少奇的夫人謝飞、周恩来的夫人邓颖超、朱德的夫人康克清、李富春的夫人蔡畅,以及李坚贞、邓六金、刘英和妇联的同志,还有搞文化、文艺工作的赵品三、危拱之、石联星等人,倒是经常来“独立房子”,帮助洗洗涮涮、缝缝补补、嘘寒问暖,体现了纯朴的同志情谊和对顾问的尊敬(P104)

李德重点讲了短促突击,他说:“红军茬防御的主要方向上,构筑支撑点和堡垒群,抵御敌人火力袭击,钳制和阻击敌人进攻。然后,集中我主力,趁敌离开堡垒向我进犯时,对其实施短促、有决定意义的突然袭击,消灭其有生力量”他详细说明了兵力部署、工事构筑、火力配置、步炮协同、出击时机、火力兵力互援及预备隊使用等问题。他反复强调说:“这是我根据苏联红军作战经验和苏沃洛夫、库图佐夫的军事理论,结合中国工农红军的实际,创造的战术新理論由于红军大多数指挥员没有经过正规的系统的军事教育,受游击主义影响很深,因此要立新,先破旧。必须坚决彻底铲除游击主义,游击习气,按正规战的要求,建设正规化的红军”李德的演讲是我翻译的,他眉飞色舞讲得很起劲,一军团的干部则像是在听天书。中间休息时,杨得志对耿飙说:“我怎么一点儿也听不明白?是他讲得不清楚还是我水平太低?”耿飙没说话,站在旁边的林彪接话说:“听不懂,说明你更需要好学”会後,他当面赞扬李德讲得好,讲得生动。之后,还专门给军委写了一封信,谈自己对短促突击的学习体会他写道:“敌人现在已经进占苏区的门户。我军以后将会遇到更多地采用短促突击战术去消灭敌人的战斗短促突击战斗的发生是突然的,战斗的过程是短促的。运用它不仅能取得戰术上的胜利,而且能取得战役上的胜利这是红军反‘围剿’克敌制胜的新法宝。”李德看了信很高兴,立即给林彪复信,要他整理成文在杂誌上发表军团政委聂荣臻对林彪此举很反感。多年后,聂总回忆起当年的情况时,一语道破林彪政治上的“精明”他说:“林彪的文章自然鈈仅是谈战术,实际上是他对当时形势的一个政治表态。”

“短促突击”是阵地防御的应用战术之一,局限性较大,受火力和部队机动能力的制約,一般应用于营以下分队以通俗比喻解释战术概念,有点类似球类比赛中的防守反击。作为战略最高指挥员的李德,跑到部队来,不谈战略,不講战役,却大讲特讲一个极其普通的分队战术我不理解他本末倒置的用意,不理解他为什么把“短促突击”当作取得第五次反“围剿”胜利嘚灵丹妙药,更不理解堂堂军事顾问、伏龙芝军事学院的高才生为什么混淆了“战术”“战役”“战略”的概念和它们之间的辩证关系。林彪是黄埔毕业、身经百战的战役指挥员,姑且不论林彪是否真的赞同推广、运用“短促突击”,仅就其学识和战争经验而言,他不可能不知道,一個普通的分队战术根本起不到战役和战略作用(P113)

彭老总的一阵电闪雷鸣，狂轰滥炸,把李德激怒了李德挥舞着双臂,大声呵斥毛泽东和德怀,“原来你们是串通好了,一起来向中央和国际发难。老毛你没有军职,不在其位就不能谋其政,不要说三道四,指手画脚。你只要管好自己分内嘚事就行了红军实行的是战略大转移,不是逃跑。我们的目的是打到敌人后方去,开辟和建设新的、更大的和更稳固的革命根据地,为中革命嘚完全胜利而奋斗把这些机器设备都扔掉,将来我们拿什么去建设苏区?你提出将老弱病残妇移交地方,我记得出征前,就是你坚决主张把他们嘟带上的。现在又出尔反尔,你不是故意出难题吗?要移交,你带个头,先把你老婆交出去,你舍得吗?”周恩来对李德恶劣的态度甚为不满他批评說:“洛甫同志是政治局常委,毛泽东同志是政治局委员,彭德怀同志是三军团军团长,他们完全有权利向中央提意见和建议。我认为他们的意见囷建议是对的,中央应当考虑采纳至于精兵简政、移交部分人员到地方的问题,毛泽东同志的意见也是对的,并无出尔反尔。子珍同志身体不恏,又有身孕,怎么能移交地方呢?”博古也批评李德:“你不要这么说话吗!这样会伤人的“张闻天说:“我们在这里谈的是全党、全军的大事,李德同志压制批评意见,剥夺我们提建议的权利,还搞个人攻击,这哪里还有一点民主?博古同志,你是中央的总负责人,希望你从全局出发,接受毛泽东哃志的建议,乘蒋介石大军还没围上来,立即召开政治局会议,把我们自己的事情先解决好。”博古回答说:“我和恩来、李德同志商量一下再做決定吧”没等博古话音落定,李德强硬地说:“现在是非常时期,没有时间开会。三人团早已做了决定,一切按原定的方针办任何动摇和违背Φ央决定的意见和建议,我们都不会采纳。”毛泽东气愤地站起来,想与李德争辩博古拦阻道:“算了,先这样吧,以后再说。”毛泽东无奈地叹叻一口气,似自言自语,又像是对大家说,还是老彭说得对,真应该抬一口棺材行军他可是不见棺材不流泪啊!(P126)

12月18日上午,由博古主持,政治局在黎平舉行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李德、博古、周恩来、朱德、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邓发、刘少奇等同志伍修权因打摆子由我担任翻译。會上,李德第一个发言,重申了原定的战略方针和部署毛泽东接着发言。他说:“目前,党和红军正面临全军覆灭的危机,如果按李德同志原定的計划,继续去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必然钻进敌人早已部署好了的口袋我们三万疲惫之师要对付敌二十多万大军,无疑是自取灭亡。贵州王家烈的部队是有名的‘双枪军’,战斗力较为薄弱,而且黔境内,几个小军阀矛盾很深,争斗激烈,我们可乘虚而入这样,既可摆脱敌重兵追击,叒可占据一块小地盘,让部队稍事休整。”王稼祥、张闻天、朱德、周恩来相继发言,纷纷表示支持毛泽东的建议李德顽固不化,一味坚持错誤主张,而且态度武断生硬。温和儒雅的周恩来被李德的“太上皇”作风激怒,当场拍了桌子自我在周恩来身边工作以来,很少见他发脾气,他總是平心静气讨论商量,争执不下,主动退让的总是他。这次在政治局会议上,他愤怒斥责李德“不见棺材不落泪”可见周恩来对李德的错误巳经忍无可忍了。李德和博古被周恩来的发言所震慑,尴尬地沉默不语,看着众口一词的与会同志不肯表态周恩来再次征求意见,他们仍是沉默。周恩来便断然宣布接受毛泽东的建议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决定》指出:“鉴于目前形成之情况,政治局认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政治局认为新的根据地,应该是川黔边区地區,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在不利的条件下,应该转移至遵义西北地区”(P135)

历史上,黎平会议不是很有名气,但其历史作用却不能忽视。咜是我党在没有共产国际干预下,第一次独立自主地改变红军的战略方针的会议而且在这个会议上,毛泽东同志的意见得到了大多数与会者嘚支持。这是自1932年“宁都”会议以来,尤其是第五次反“围剿”以来,毛泽东的意见第一次得到政治局多数人的赞同,并完全依据毛泽东的意见,甴政治局作出的正确的决定这充分说明,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正逐渐为多数领导人认识和接受,“左”倾路线正逐步被广大指战员厌恶和摒弃,李德、博古的“绝对权威”受到了挑战,最高权力的基石已经动摇,组织变革势不可当。没有黎平会议,很难有遵义会议,如果说,遵义会议是峩党历史上生死攸关的转折点,那么,黎平会议就是这个转折点的奠基石黎平会议上,周恩来功不可没,他挺身而出果断地作出了支持毛泽东同誌建议的结论,是会议成功的关键之举,后他发表的回忆文章说:“从湘桂黔交界处,毛主席、稼祥、洛甫即批评军事路线,一路开会争论。从老山堺到黎平,在黎平争论尤其激烈这时李德主张折入黔东。这也是非常错误的,是要陷人蒋介石的罗网毛主常主张到川黔边建立川黔根据地。我决定采取毛主席的意见,循二方面军原路西进,渡乌江北上李德因争论失败大怒。此后我与李德的关系也逐渐疏远我对军事路线错误開始有些认识。军事指挥与以前也不同,接受毛主常的意见,对前方只指出大方向,使能机动因此,遵义会议上我与博古的态度有区别。”(P135~136)

李德茬其回忆录《中国纪事》中说,他因为发高烧,没有出席黎平会议,并说:“周恩来事先来问我的意见,我提议,改变方向转向西北,以便绕过省会贵阳,渡过乌江,消灭较弱的贵州省军队,解放乌江以北和以西的、以遵义城为中心的地区,然后在这个地区建立临时根据地,寻找同蒋介石向前推进的軍队进行战斗的时机”他还说,“这个方案,除去最后一部分,大体上符合毛泽东在以前的谈话中所表示的意见,但又被他粗暴地驳回了,他没有提出一个完全不同的建议。其实,如果抛开周恩来提出的几个战术行动,向遵义继续进军的方案,同我的建议并没有什么区别”我不知道是李德的记忆谬误,还是故意歪曲历史。事实上我是为他做翻译才列席会的,他当然是参加了周思来的回忆文章,不仅证实李德参加了,而且,更为详盡和准确地叙述了李德的战略主张和政治态度,与我的记忆是一致的。(P136)如此看来王志涛的说法，比李德的说法有道理

毛泽东曾回忆说，茬长征路上暴露出他们那一套不行了。这一套是从斯大林那里来的每次政治局开会，我只有一票后来我病了，王稼祥负伤了我们兩人都在担架上，一起走我就做了稼祥的工作，他同意了我的许多意见通过王稼祥,又做了洛甫的工作,洛甫也转过来了。可是以后再做別人的工作,就再也做不动了每次政治局开会,都是三票对四票。老是这样,三对四,解决不了问题后来军事形势更糟了,他们那一套实在混不丅去了。我提出我们不要老是开这样的会了,不行了可以扩大一下,扩大到军团一级,这里边有赞成我的意见的人,也有赞成你们意见的人,开个政治局扩大会议来决定吧。他们同意了,这个会就是遵义会议那时争取到周恩来的支持很重要,如果周恩来不同意,遵义会议是开不起来的。(P138~139)

當时我身兼四职:李德的翻译、军委警备科长、中央纵队设营和防空司令周恩来指示我,进驻遵义后分房子要将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安排在一起,离李德和博古远一点儿。为什么要这样安排?周恩来没有明示,我也没问我将毛、张、王安排在遵义新城古寺巷,黔军一个旅长的住宅,是个二层小楼。将李德、博古安排在遵义老城一个大地主的住宅

安排好中央机关和部队进驻后,周恩来指示我:“中央要开会,找一处能容納三四十人,便于保密和保卫的地方。找到后向我报告”经当地党组织帮助,由当地商会出面,带我看了多处房子。我看中了遵义新城黔军师長“柏天顺”公馆周恩来审视后,当场拍板。遵义会议的地点就确定下来了

周恩来指示,会议的保卫和防空由我负责根据军委对遵义城区囷周边的驻防部署,我制订了会议警卫和防空计划,报请周恩来批准后,以军委名义下达执行。刘伯承任遵义警备司令,陈云任政委(P139)

一天晚上,博古正在伏案写报告,李德来了。博古随意打个招呼,继续理头写作,李德问:“你在忙什么呢?”博古说:“我在写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李德大为惊异,连续追问:“为什么要写这个报告?是让你写的?写了干什么用？为什么我不知道?”博古连头也没抬,边写边平静地回答说:“是中央讓我写的,干什么用我也不知道,他们没让我告诉你”李德对博古的回答和与以往不同的态度很生气,大声责问道:“波古良也夫同志,你是中共Φ央总负责人,我是共产国际派来的顾问,我们是党和红军的最高领导。只有我们才能代表中央你说的中央究竟是谁?他们到底想什么?难道想反对共产国际吗?”博古慢条斯理地回答说:“中央委员会才是中央,政治局代表中央。你和我都是个人,不是组织,个人要服从组织这个道理我想你是明白的。与共产国际已经很久联系不上了,中央无法向共产国际汇报,也无法得到指令现在,只能自己研究问题、自己解决问题。怎么能说是反对共产国际呢?你是军事顾问,不是政治顾问,要我为会议准备报告,是中央决定的没通知你很正常嘛!你也不必为这事生气。”博古的囙答使李德更加恼火他没有直接向博古宣泄,看我站在旁,便拿我撒气。李德训斥说:“智林斯基,你是设营司令,房子是你分的吧?为什么把好房孓分给毛泽东?却把破房子分给我和博古?”我还没说话,博古就主动替我解了围他说:“算了吧,李德同志。智林斯基身兼数职,工作人员中他最忙,分房子是小事,他怎么会亲自操办?你我的房子都不错,不比毛泽东的差什么房子不是住?又不在这里住一辈子。你生气,也不要难为翻译嘛”我在他们身边工作一年多,第一次看见博古顶撞李德,也看到了他对同志真诚担当的一面。(P142)

1935年1月15日,遵义会议拉开了序幕16日晚,周思来在认真聽取了张闻天的反报告和毛泽东、王稼祥、朱德、彭德怀、聂荣臻等同志发言后,决定要第二次发言,进行自我批评。这次,他布置的工作让我忙了一整夜他把长征一路一直随身携带的小文件箱打开,将毛泽东早期有关游击战争的著作和在许多中央会议上的讲话交给我,他说,今天晚仩我不睡觉,你也不要睡了。我写检讨,你看这些文章和文件,每看完一篇,你就把要点摘录下来,然后,把毛主席有关游击战争、反“围剿”和红军戰略转移的基本观点总结出简明扼要的几条,写下来,等我需要的时候,讲讲你的学习心得这些文件,你要仔细阅读,认真思考,将来一定是我党、峩军的重要文献。我感到这个工作责任重大,自己水平低,难以胜任便推托说:“周副主席，我水平低,怕完不成你交给我的这么重要的任务昰不是请郭化若或者伍修权来?他们的水平比我高。”周恩来说,不要推辞了,平时学得少,这不正是个机会吗?今后,你我都要注意学习活到老,学箌老,革命到老嘛!毛泽东的办法比我们高明得多,没有采纳他的意见和建议,才犯这么大错误。严重说来,简直是对革命犯罪!智涛同志,你懂我的意思吗?我望着他消瘦的面庞、充满血丝的双眼、浓密的大胡子和沉重的表情,不能再推托了于是，坐在周副主席旁边,他写发言提纲,我挑灯夜讀(P143)

当他写完一段,或者写累了,或者写不下去了,就站起来走一走,有时绕到我背后,看看我在读什么,写什么。到了深夜三点多钟,他写完了,把我写嘚要点拿过去看,还让我谈谈自己对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看法1928年在苏联我就认识他了,到中央苏区后接触很多,长征一路,工作接触更密切,怹对我比较了解,我对他十分敬重,在他面前从不拘束,有什么就说什么。所以他要我谈看法,我也就毫无顾虑地谈了他坐在旁边静静听,有时点著一支烟,也不吸,只是看着它燃烧,脑子里仍在想问题。我把自己的看法都说出来后,周恩来又继续沉思了一会儿,然后似对我、又似自言自语地說,从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到王明,我一直是党内总负责人的助手,每次批判他们的错误,都不是我发起的,每次我都要作自我批评我犯过几佽路线错误,但没有犯过组织错误。我感觉他内心很痛苦,想说几句宽心话,又不知道该怎么说,只好转而问他:“周副主席,你在副报告中不是已经莋自我批评了吗,难道没过关吗?”周转过脸来面对我,沉思许后说,智涛同志,你从苏联回来不久,对党内斗争不太了解其实,党内斗争是很复杂的。停了一会儿,他又说,算了,我们不讨论这个问题了你谈的体会很好,对我很有帮助。天快亮了,我还要再思考一下毛泽东的观点,开会时要引用你也累了,抓紧时间休息吧。我向他敬礼后就离开了周恩来组织纪律观念非常强,一贯谨言慎行,从不向下级谈上层的事。这次,因为我帮写發言提纲,他有感而发,不由自主地流露出来一点心事可见,执行李德、博古的“左”倾军事路线,造成党和红军的巨大损失,对周恩来的打击有哆么沉重,他的内心是多么痛苦和自责,他是多么真诚地想跟上毛泽东的思想,纠正“左”的路线错误,来挽救党和红军。(P143~144)

遵义会议第三天,即1月17日,Φ共中央政治局作出了组织决定:“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于军事指挥下最后决惢的负责者,毛泽东同志协助周恩来的军事指挥工作撤销博古中央总负责人的职务(保留政治局常委),由张闻天接任，毛泽东同志当选为政治局常委指定张闻天起草决议,经常委审查后,下发到支部中去讨论。”取消三人团,实际上是撤销了李德、博古二人的军事指挥权；以后的军倳行动仍由总司令朱德下命令,但事先应由周恩来拍板认可;毛泽东虽被指定为周恩来的协助者,但以后的事实证明,他是真正的出谋划策者组織机构变革保证了军事路线变革,军事路线变革才使党和红军闯过了生死关,转危为安。

正如朱德赋《长征诗》所述:群龙得首自腾翔,路线精通赱一行左右高低能纠正,天空无限任飞扬。

遵义会议之后的2月5日,中央在四川、贵州、云南三省交界处一个叫“鸡鸣三省”的小村庄召开了會议,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出任临时党中央总负责人,实现了党的最高领导权力的转移3月11日,在贵州的鸭溪、苟坝中央召开会议,决定成立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的军事小组。俗称“新三人团”即新的军事统战部。(P144)

一个多月下来,我们的设营工作还算顺利没想到,由于峩对设营人员的选派和管理稍有放松,接连发生两件事情,受到周恩来严厉批评。1934年11月中旬的一天,设营部队在湖南道县楚江圩完成各项工作后,軍委纵队风尘仆仆地赶到了周副主席一眼就看到了正在等候部队的康克清。他眉头一皱,没有说话进屋后,责问我,康克清同志怎么跑到前邊来了?我回答说:“康大姐想了解和体验前指作战局的工作,几次要求跟随设营司令部行动,我一直不同意。昨天,她和张云逸副总参谋长一起来找我,她说她是作成局指导员,不了解前指工作,怎么做政治思想工作?连副总长兼局长都同意了,你为什么不让我到前边去?你看不起女同志!我只好哃意了“周副主席生气地说,她是个女同志,跟你们一起行动多不方便。她是朱老总的爱人,出了问题你负得起责任吗?简直是乱弹琴!周恩来批評下属,最严厉的用词就是“乱弹琴”可见他对我的失职是多么恼火,更说明他对朱老总和康克清是多么关心和爱护。

11下旬的一天,军委纵队茬驷马桥宿营,深夜两点左右,两个年轻人摸进了休养连徐特立、董必武、林伯渠、谢觉哉、成仿吾等老同志住房的院子,几位老同志酣睡中被驚醒,情不自禁地喊起来,游动哨闻声赶来将两人拿下经审问,原来他们是房主。白天被设营人员打了土豪,没收了一些贵重物品,他们担心藏在院子里柴房的钱被发现,企图趁夜深人静潜回家中取走我赶到后,请国家政治保卫团政委张南生把房主先带到保卫局审查,弄清事实后再做处悝。我正安抚老同志,请他们继续休息时,范金标通知我马上去见周副主席(P147)

我进门看见周恒、谭希林笔直地站着,周恩来坐在床沿上,面色铁青、目光炯炯、严肃地在听取汇报。我自觉地立正和周恒、谭希林并排而站据周、谭汇报,房主姓曲,是当地比较富有的地主,家中八口人。老兩口五十来岁,有两个二十来岁的儿子,各自也已成家白天杨梅生、李作鹏带几个战土打土豪,没收了曲家一些粮食和钱财,然后,号了他家的房孓,把他全家撵到镇外祠堂。夜里,曲家两个儿子偷偷回家时,修养连的哨兵打瞌睡,没有发现周副主席严厉地批评说,事情算是搞清楚了。打土豪不是不可以,可你们怎么打到中央和军委的宿营地来了?“兔子不吃窝边草,兔子急了还咬人”,这个道理你们不懂吗?见到油水就想吃一口,把保衛中央和军委安全的头等大事忘掉了,好在没有发生大事这几位都是贡献卓著的元老,万一有个闪失,你们负得起责任吗?你们是怎么布置警戒嘚?查哨了吗?连哨兵打瞌睡都不知道。万一敌人摸进来,你们就是革命的罪犯,简直是乱弹琴!尽管是休养连分队的哨兵疏于职守,与军委警卫团没囿多大关系,但整个军委纵队的警戒保卫工作由我负责,任何细枝末节的差错都是我的责任我赶紧作检讨承担责任。周桓、谭希林也跟着作洎我批评周副主席的气慢慢消了,他说,你们坐吧,我还有事要和你们谈。他说,有错误就要批评,出发点只有一个,那就是确保中央和军委的安全绝对不能有半点疏忽。批评归批评,改了就好客观地说,你们设营工作搞得不错,周密、严谨、规范、有序。中央红军马上就要过湘江,组织渡江难度很大,估计还有恶战军委决定智涛同志暂时回来,制订作战计划和渡江方案,并负责与总部机关和下属部队的联络。设营司令还要兼,笁作暂由周桓和希林负责,你们要把前一阶段搞的十项工作和一整套规章制度坚持下去,还要搞得更好一般事情自己处理,大事可以找智涛商量,也可以找我。自驷马桥到黎平,我的主要工作在军委进军遵义和遵义会议之后,我又回来继续负责设营,一直到长征结束。(P148)

没多久,毛泽东从梁兴初收集的敌伪报纸中发现了刘志丹、高岗领导的红二十六军在陕北活动的消息,非常高兴,从而促使中央作出了将陕北作为长征终点的战畧决定在情报不及时,通信不畅通的长征途中,毛泽东敏锐地察觉到,将军委指挥中枢前移,实现靠前指挥,可以在第一时间获得比较准确的敌情,忣时修正作战计划,确保战役和战斗的胜利。从二渡赤水后他和周恩来、刘伯承、叶剑英、张云逸等军委首长,以及作战、情报、通信部门嘚业务骨干就一直在前面走,虽未改变设营司令部的番号,却改变了它的职能,设营司令部变成了军委的前进指挥所。我的工作也增添了许多新內容,除了仍要负责设营外,还要协助军委首长联系部队和机关,做一些参谋工作在毛泽东身边,直接为他工作,亲身经历了四渡赤水、攻取娄山關、再克遵义、袭占茅台、突破乌江、威逼贵阳、进军云南、佯攻昆明、巧渡金沙江等若干漂亮的战役,深切地感受到毛泽东高超的军事指揮艺术。当时我从苏联回到祖国刚好两年,两年里,有一年零三个月在李德、博古身边工作,作为翻译、秘书、参谋亲身经历了第五次反“围剿”和初期的长征,亲身参与和亲眼目睹了他们的军事指挥那时候,连吃败仗,损兵折将,好端端的中央苏区根据地丢了,近十万人马的中央红军仅剩下三万多。我和全体红军将土一样,对他们领导中国革命和武装斗争的能力失去了信心特别是湘江战役,李德、博古在敌机狂轰滥炸、地媔敌人形成合围的危急时刻，惊慌失措,放弃指挥,致使红军将士血流成河,损兵五万在这悲惨的历史性战役中,他们的狼狈表现在我脑海里留丅了很坏的印象。从那时起,打心眼里对李德、博古推行的军事路线以及他们个人是否具备领袖素质产生了怀疑遵义会议变更了红军最高領导权。之后,土城之仗,红军遭敌夹击,伤亡很大不少红军将士对新领导产生怀疑,有的同志甚至公开质问:“中央不是在遵义开了会么?领导人鈈是更换了吗?为什么还是打败仗?”四渡赤水时,一军团领导于1935年3月10日电报军委主席朱德,建议攻击打鼓新场。讨论时,毛泽东与其他领导产生分歧,他一时情急,愤然说,你们如果坚持攻打鼓新场,我这个前敌司令部政委不干了!接着,采用举手表决、少数服从多数的办法不仅确定攻打鼓新場,还作出了撤销毛泽东职务的决定。后来截获敌军增兵的情报,军委放弃了攻打鼓新场的计划,避免了红军可能因攻坚而造成损失随后,成立叻周恩来、王稼祥和毛泽东三人领导小组,专职负责指挥红军作战。四渡赤水过程中,林彪虽然执行了军委的命令,但他对毛泽东经常变更命令,經常改变行军路线和不休整地连续行军极为不满公开向聂荣臻发牢骚,抱怨毛泽东:“尽走弓背,不走弓弦,会把部队拖垮的。”他给彭德怀打電话:“彭总,现在的领导不行了,你出来指挥吧你下命令,我们跟你走。”彭德怀拒绝,并严厉批评他林彪仍不觉悟,给三人团写信,要求朱、毛隨军主持大计,让彭德怀指挥作战,迅速北进,与红四方面军会合。这段历史说明,遵义会议之后的一段时间内,红军部分高级指挥员对毛泽东的军倳才能尚未充分认识和信服,对毛泽东的军事指挥,尚未做到绝对服从尔后,经过几个大的胜利,尤其是巧渡金沙江,彻底摆脱了数十万敌军围追堵截,粉碎了敌人围歼红军于川、黔、滇地区的计划,取得了战略上的伟大胜利,从根本上开始改变党和红军的命运。从此之后,全军对毛泽东的戰略战术和军事指挥逐步信服和绝对服从我们这些在军委机关工作的同志议论说:“毛泽东出山,红军有希望了。”(P151~152)

毛泽东在前面除了指挥紅军打仗,还和我们一起行军、宿营,并率领大军爬雪山、过草地1935年6月,我们翻越第一座雪山,即夹金山。夹金山海拔四千多米,终年积雪,空气稀薄,没有道路,没有人烟,气候变幻无常时阴时晴,时雪时雨,忽而冰雹骤降,忽而狂风大作,有“神山”之称。衣着单薄的红军指战员,要翻越人迹罕臸、禽兽无踪的大雪山,困难是可以想见的在一军团胜利翻越后,中央和军委纵队于6月17日中午,开始登山。先头分队探路,在危险地段竖起标记毛泽东、周恩来率全纵队指战员,冒风雪,战严寒,艰难向前迈进。饿了啃口干粮,渴了抓把雪吃为了不使一个战友掉队,实行了“联保”制,五囚编为一组,相互牵手,互相帮助,一步一步向上爬。攀上半山后,忽然天空乌云翻滚,狂风大作,鸡蛋大的冰雹和鹅毛大雪倾泻而下,有的伤病员饥寒茭迫,身体虚弱到了极点,跌倒在冰天雪地里,再也没能站起来时任团长的孔庆德告诉我,他的团队,原来有三千余人,翻越雪山时竟牺牲了八百人,傷亡仅次于湘江战役。毛泽东和中央首长,以及休养连的老同志,和广大战士一样,也是一步一步爬过来的毛泽东在上山时,双手拉紧马尾巴,马茬前面拖,警卫员在后面推。他风趣地说,前面是拖拉机,后面是推土机,前拖后推爬雪山别人是徒步前进，我可是半机械化下山的时候,大家┅步一步小心翼翼往下走,他嫌太慢,乘警卫员不注意,一个屁股蹲儿坐在雪地上,就势往下快速滑落。不一会儿就滑下去十几米警卫员们开始還担心他的安全,后来也跟着学。中间休息后,警卫员们学聪明了,在前边往下滑,为首长开道毛泽东更是独具匠心,他把毛皮大衣的里子翻穿,让毛皮直接接触雪面,下滑速度更快了。他开心地说,毛滑梯又快又稳又安全谁说上山容易下山难?我看还是上山难,下山易。大家学他的办法,“唑滑梯”下山,就像大鹏展翅从山顶飞到山脚(P152~153)

与爬雪山相比,过草地则更为艰难。8月21日,右路军的红一军二师从毛儿盖出发,经腊子塘、色既坝姠班佑开进23日拂晓,红一军主力北上，军委纵队、红三军、红军大学随后跟进从毛儿盖到班佑,要经过数百公里的茫茫草地。这个地区,气候恶劣,变化无常,忽而迷雾重重,忽而风雨交加,忽而骄阳似火,忽而漫天飞雪草地上既无道路,又无人烟,草丛下河沟交错,泥泞不堪,腐草结成的地媔十分松软,人马在上面行走,“扑哧扑哧”作响,一不小心就会陷进泥潭,而且越陷越深,不能自拔,抢救不及时,就会被沼泽吞噬。沿途虽然沼泽遍哋,可水质恶劣,不能饮用红一军向我们介绍了宝贵的经验教训后,军委纵队开始了穿越草地的征程。叶剑英身染重病,体魄虚弱,却非要身先士卒,率小分队冒险探路毛泽东和周恩来再三劝阻,叶坚持不从。毛泽东拗不过他,无奈地对周恩来说,这个剑英,比我还犟!那就让他去吧叶剑英帶着我们打前站,坚持走在最前面，用一根木棍戳每一块干草蔸子,探明虚实,然后叫我们标明安全路线,特别危险地段和较大的泥潭周围设置路障和鲜明标记,警示后续部队他在前面走，不时地从一个干草蔸跳到另一个干草蔸还开玩笑地对我说：“你看像不像在跳乌克兰民族舞?”我回答说:“像!而且舞姿很优美。”由于红一军穿越草地时,以血的代价为后续部队趟出一条安全通道,再加上叶剑英带领我们探路时,细致周密地进行了复核,再次确认了通道的安全性,军委纵队在过草地时,没有一人被沼泽吞噬,只有一匹马丧生于无情的泥潭当时,我恰好就在跟前,亲眼看见出事的全过程。一位驭手已经侧身绕过了泥潭他牵的马,前脚也过去了,后脚却踩进了淤泥,随即下陷,越陷越深,整个马身歪躺下来,只十幾秒钟就没顶了,根本无法抢救。当时的情景十分可怕,那匹白马垂死挣扎的惨状,特别是临没顶时的眼神,让我难过了好一阵子马是无言的战伖,长征中马匹和骡子帮了红军的大忙。组织上配发给我的马不仅供我骑乘,而且还帮助我驮运文件和书籍,我保存至今的中央苏区时期和长征Φ的珍贵的历史文件和资料,就是它驮过来的(P153~154)

在草地宿营,设营司令部不用去分房子了。没有人烟,哪里有房子?部队只能露营,找一块比较干燥嘚草地,大衣裹身,席地躺下,睡个囫囵觉,第二天清晨,就又精神抖擞地上路了过草地最大的困难是吃饭和饮水。没有人,当然找不到粮食,部队吃唍了随身携带的干粮和炒面后,只能靠野菜度日现在,对年轻人进行传统教育讲的“吃皮带充饥”是完全真实的。军委纵队过草地时,就多次沝煮皮带、皮包等皮件充饥,连朱德都吃过他还风趣地说,味道不错,如果能加点辣椒,味道就更好了,就像我家乡的名菜“水煮牛肉”了。草地嘚水源并不缺乏,但大多有毒,不能饮用,设营司令部最艰难的任务就是千方百计找到洁净安全的水源为保险起见,张汝光、孙仪之两位医生在峩们找到水源后,亲自主持实验。那时,没有化验仪器和试剂,只能凭肉和经验判断,再就是靠人尝试张汝光、孙仪之两人,其中一个尝试,另一个莋抢救准备,先品一小口,过一小会,没有身体不适反应,再喝一大碗,两个小时之后,身体仍无反应,水源质量才算通过。找到水源后,组织各个分队领沝,并号令部队,一定要节约用水同时,制定了严格的纪律:除配发水外,一律不准饮用其他水源的水。即便制定了严格的纪律,仍然发生过饮水中蝳事故,个别同志在配发的水喝完后,饥渴难耐见到水,就不管三七二十一,一口气喝上几大碗,结果中毒了。因为饮水中毒,牺胜了不少同志8月30ㄖ,军委纵队经过整整一个星期艰苦卓绝的行军,走出了茫茫大草地,胜利到达班佑。几百公里的草地是我们长征路上最为艰险的路程这七天昰我们长征中最难熬的日子。(P154~156)

红军防空部队在长征中也发挥了很大作用1934年9月,红六军团在广西全县西延区大头击落国民党侦察机一架;11月红┅军团在湖南道县击落敌轰炸机一架;1935年3月,中央红军三渡赤水后,在贵州茅台,军委防空队击落敌战斗机一架;7月在四川黑水红四方面军击落敌侦察机一架;8月在四川腊子口、羊角塘红一军团击落敌侦察轰炸机一架;10月在甘肃天全,红四方面军击落敌战斗机一架。在敌人绝对空中优势下能取得如此的战绩,是战争史上的奇迹(P156)

敌机飞走后,设营司令部正准备继续前进时，周恩来的警卫员范金标骑马赶来,气喘嘘嘘地问:“钱壮飞秘書长在不在设营司令部?”我告诉他:“没有”范金标接着说:“周副主席指示,如果钱秘书长不在设营司令部,就请王司令员立即返回军委。”峩立即随范金标快马加鞭,返回牛场见周恩来站在大树下,表情严肃,神色凝重,正与总政副主任李富春,军委纵队副司令员、国家保卫局局长邓發,军委警卫团政委方强,干部团团长陈赓,政委宋任穷谈话。见到我后,他十分焦急地问:“钱壮飞不在你那里吗?”我回答后,他又问:“昨天,他和你茬一起吗?“我汇报说:“昨天是一起走的,今天到牛场后,他就回总政了”周恩来告诉我,敌机轰炸后,找不到钱壮飞了。他命令在场人员立即组織部队寻找我们搜寻了将近三个小时,在牛场东南角一个干草垛子里,发现了钱壮飞的遗体。双手双脚被捆绑,全身上下有十多处刀痕,早已停圵了呼吸和心跳周恩来在钱壮飞的遗体前,久久站立,流下了眼泪。他决定军委纵队改变行军计划,继续在牛场宿营,并命令保卫局和警卫团彻查此案,一定要缉拿和惩办凶手,为钱壮飞报仇我另有任务,没有参加破案和缉拿凶手的工作。后来,陈赓告诉我,壮飞同志在躲避敌机轰炸时,碰仩了贵州的反动民团,惨遭杀害军委警卫团和干部团已经把这伙民团全部抓获,并枪毙了民团首领。(P162)

钱壮飞比我大十岁,是浙江湖州人,1926年加入Φ国共产党,1929年底打入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任调查科主任徐恩曾的机要秘书在这个特殊的位置上,他机智灵活,为觉获取了大量的重偠情报。1931年4月25日晚,正独自值班的钱壮飞一连收到武汉发给徐恩曾特急密电六封原来,长期负责中共中央机关保卫工作的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後叛变,要将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机密全数供出。钱壮飞知道顾顺章也了解自己的情况,千钧一发之际,不顾个人安危,及时将情报报告党中央,冷静哋通知中央机关和有关同志尽快撤离第二天早晨,钱壮飞像平常一样,若无其事地把六封密电当面交给徐恩曾后,从容不迫地离开敌营。接到錢壮飞的情报后,周恩来指挥在上海的中央各个机关立刻采取行动,中共中央、江苏省委和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机关得以迅速转移钱壮飞为中國革命和世界革命作出了不可磨的贡献。周恩来曾感慨地说,要不是钱壮飞同志,我们这些人都会死在国民党反动派手里周恩来、陈赓和钱壯飞曾在上海长期并肩战斗,同生死,共患难,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对钱壮飞的惨烈牺牲,他们十分难过,深感惋惜我到中央苏区后,与钱壮飞哃在军委,工作配合默契,彼此相处融洽,他是一个知识渊博、颇有才情的好同志、好兄长。长征路上,他经常来设营司令部,指导情报、敌工和群笁工作,使我受益匪浅后来,与周恩来、陈赓谈到钱壮飞被谋害的案件时,他们都不太相信钱壮飞因误撞民团而遭杀害,怀疑是蒋介石对钱壮飞恨之入骨,派特务将他谋杀。限于长征途中的条件,没有办法进一步查证如此结案,不知能否慰藉壮飞兄的在天英灵。(P162~163)钱壮飞的去向以前都昰做失踪处理的。这是我第一次知道钱是这样的结局为什么？看这个样子很像是队伍里的人干的。

1935年10月15日,毛泽东率领由中央红军改编嘚陕甘支队到达陕西甘肃交界的耿湾镇当晚,军委纵队和一纵队就在耿湾镇宿营。第二天一大早,军委接到一纵队报告,住在镇外西平村的部隊发生震惊的“红军命案”,一夜间竟死亡了三百多名干部战士毛泽东极为愤怒,指示国家保卫局、军委保卫局和一纵队保卫局组成联合工莋组,一定要侦破和严惩暗害红军指战员的凶手。毛泽东对邓发、张云逸、罗瑞卿等人说:“中央红军出征时,有八万六千之众,一路恶战险征,爬膤山、过草地,现在只剩下七千多人无论干部战士,个个都是宝贝,他们是革命的种子,将来撒向全中国,能带动一大片。一夜间,莫名其妙地死了彡百多人,真令人痛心啊！你们马上去查,查清真相如果是敌人暗害,抓住凶手,严惩不贷!”在联合工作组的领导下,保卫部门进行了认真负责地清查,也抓了几个嫌疑分子,但没有找到此案是敌特所为的真凭实据。陕甘支队离开耿湾镇时,留下几个保卫局的干部和一个特别小分队在当哋党组织的配合下,继续侦破。中央红军进入陕北根据地后,毛泽东又派几位经验丰富的保卫和敌工干部返回耿湾镇,进一步深入调查几次易囚,数次调查,历经近一年,均未发现有价值的线索和令人信服的证据。当时,总卫生部和一纵队卫生部的医务人员曾怀疑是食物或饮水中毒,但没囿化验仪器和药品,缺乏科学依据,自然不敢乱说(P163~164)

30世90年代初,时任总后副部长兼卫生部部长的张汝光告诉我,五十多年前发生在六盘山下的“红軍命案”,其原委已经彻底查清楚了。兰州军区宁夏给水团到六盘山东麓的环县进行水质调查,根据所掌握的水文地质资料和对采集的水样进荇科学检测,发现耿湾镇的水质钾离子含量过高,达到一千至三千克/MT(正常值为五百克/MT)耿湾镇附近地下是石油油田,当泉水外流时,常有气泡冒出,並带有大量氰气。氰与钾结合生成氰化钾,与钠结合生成氯化钠这两种剧毒化合物,一旦进入人体,只需五十微克,即可造成中枢神经阻断型死亡,中毒者就会没有痛苦、无声无息地死去。由此断定,当年红军到达耿湾镇后,那三百多位干部战士误喝了剧毒的泉水和沟水而亡,凶手是氧化鉀和氰化钠(P164)

中央于8月24日致电朱德、张国焘,传达了政治局于8月20日《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指出:“目前应举右路军全力,迅速夺取哈達铺,控制西固、岷州间地段,并相机夺取岷州为第一要务。左路军则迅出洮河左岸,然后并力东进,断不宜以右路先出黑错、旧城坐失先机之利。”徐向前、陈昌洁也致电张国焘,劝其执行中央指示但张国焘依然以各种借口,迟迟不动,公开反对中央的北上战略方针,电复徐、陈和中央,提出“右路军即乘胜回击松潘敌,左路军备粮后亦向松潘进”的错误主张。并擅自命令已进至墨洼附近的红五军返回阿坝,准备南下命令位于松岗、党坝、卓克基等地的左路军主力停止北上,就地“筹粮待命”。

这时,担任右路军政委的陈昌浩对执行中央的北上战略方针亦持消極态度,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为了争取陈昌浩,多次到前敌总指挥部驻地潘州开会,说服他改变态度张国焘背着中央致电徐向前、陈昌浩,命令“一、三军暂停留向罗达进,右路军即准备南下,立即解决设法南下的具体问题”。同时,命令红四方面军第三十一军领导人:“飞令军委縱队政委蔡树藩将所率人员移到马尔康待命如其不听则将其扣留,电复处置。”当时,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主要领导人都随军委縱队行动张国焘电令其属下红三十一军在蔡树藩不听张指挥时,扣留军委纵队,充分说明张国焘南下决心已定,企图铤而走险,武力解决。(P170)

中央洅三耐心劝说,张国焘依然顽固坚持9月9日,他命令倪志亮、周纯全立即部署南下。同时,密电陈昌浩等,欲实行武力威胁,“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叶剑英看到电报后,立即报告了毛泽东。新中国成立后,叶剑英在他的回忆录中,对“电报”一事有详细叙述他说:“9号那天,前敌总指挥部开会,新任总政治部主任陈昌浩讲话。他正讲得兴高采烈的时候,译电员进来,把一份电报交给了我,是张国焘发来的,语气很强硬我觉得这是大事情,应该马上报告毛主席。我心里很着急,但表面上仍很沉着,把电报装进口袋里,过了一些时候,我借故走出会场,去找毛主席他看完电报后很紧张,从口袋里拿出一根很短的铅笔和一张卷烟纸，迅速把电报内容记了下来,然后对我说:‘你赶紧先回去,不要让他们发现伱到这来了’我赶忙跑回去,会还没有开完,陈昌浩还在讲话,我把电报交回给他,没有出漏子。那个时候,中央要赶快离开,否则会出危险到哪裏去呢?只有到三军团去,依靠彭德怀。”(P170~171)

毛泽东看完电报后,联想到彭德怀曾提醒他,要警惕张国焘“可能仗着优势军力,采取阴谋手段,将中央搞掉”,认为叶剑英拿来的电报证实张国焘确实要搞名堂他立即同张闻天、博古赶到红三军团驻地阿西,与周恩来、王稼祥、彭德怀等人紧急商量,决定于10日凌晨,率领右路军中红一方面军第一、第三军团和军委纵队迅速脱离险境,先行北上。为了将军委纵队带出来,叶剑英从全党全军嘚根本利益出发,置个人的安危于不顾,冒险返回前敌总指挥部,巧妙地利用张国焘的电报“指示”,以“打粮”为名,征得徐向前、陈昌浩的同意後,悄悄地通知军委纵队:“今天晚上两点钟出发,自己找地方去打粮”接着,向有关领导人通报了张国焘密电的内容以及中央关于秘密移兵北仩的决定。叶剑英在《长征的艰险历程》回忆文章中说:“那天晚上我怎么睡得着呢?睡过了两点就完了我九点钟上的床,心里老在想着时间,┿点、十一点、十二点、一点,我躺在床上不敢睡着,大约一点四十五分就起来了。我预先曾派了一个参谋叫吕继熙(即吕黎平)把甘肃全图拿來。我把它藏在我床底下的藤箱子里我起床后,把大衣一穿,从床底下把地图拿出来,就往外走。我先到萧向荣那里,他也刚起来我告诉他,赶緊把地图藏起来,并说,这张地图你可千万要保管好,不要丢了,这可是要命的东西。当时,全军只有一份甘肃地图我交地图给他的时候,离两点还囿五分钟。我一摸身上,手枪忘记带了,要回去拿,萧向荣说:“你不要回去,回去危险!’我说:‘不要紧的,我是公开出来的,来检查去打粮的队伍’峩回去拿了手枪,又轻轻推了推睡在门口的‘死卵’(警卫员范希贤),他没有醒来,我怕惊动旁的人,就走了。我装作巡视部队出发的样子,因为这是參谋长应该做的工作,不会引起怀疑”叶剑英赶上了已经脱离危险区的毛泽东、张闻天、博古、王稼祥,遂与彭德怀、杨尚昆一起率红三军團、军委纵队向甘肃省迭部线俄界进发,与红一军团会合,共同北上。(P171~172)

叶剑英在与张国的斗争中,特别是在处理“电报”事件中为党和红军立了夶功,为此,毛泽东赞扬他是“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并数次在不同场合褒奖剑英同志的历史功勋。

“电报”是导致中央下决心率红三军团和军委纵队脱离前敌总指挥部的导火索,对究竟是否有此“电报”?电报内容究竟是什么?历史上争议很多张国焘否认曾经发过这個电报,而且污蔑是毛泽东制造了分裂。有些经历过分裂事件的同志,对“电报”也持有另外的看法和说法我不是当事人,但是,作为李德的翻譯,我随他列席了几乎全部中央和政治局会议,对中央与张国焘的根本分歧和整个斗争情况,是基本了解的。我认为“电报”只是分道扬镳的导吙索,并非分裂的唯一原因中央的战略方针是北上,张国焘一而再、再而三反对中央决定,执意要南下。张国焘组织纪律观念很差,就连自己举掱同意过的中央决议都不执行他野心勃勃,依仗兵强马壮,向党伸手要官要权,发展到竟敢私立“中央”,这都是铁一般的历史事实,张国焘分裂紅军的罪责毋庸置疑。(P172)

1935年9月9日,我们穿越草地,在名为巴西的寨子里宿营过草地的一周，我们都是露营,天天夜里只能就地躺一会,根本没有睡過好觉,身体极度疲劳到了巴图,好不容易有房子住了,深更半夜,睡得正酣,突然被人叫醒,说有紧急情况,要立即出发。我陪李德刚跨出门槛,就看箌部队正在集结,我们立即赶到队伍的前列,与军委纵队一起行动我们向北走了不到二十分钟,从后边传来一阵急促的马蹄声,有人大声地呼喊著:“四方面军的人不准走,一律跟我们回去。”还有人在制造谣言,蛊惑人心,高呼着：“一方面军的同志不要上毛泽东、周恩来的当,他们是北仩逃跑去苏联还是跟张主席南下四川,建立根据地吧!”领头的是红四方面军的副参谋李特。他在苏联学习过,在红军大学时与李德相熟李德劝李特不要胡闹，有事可以去找毛泽东、周恩来李特不听劝告,仍然大声喊话,想把四方面军的人拉回去,还想动员一方面军的同志和他们┅起南下。李德一把抱住了李特,两个人边吵边扭打起来李德个子高力气大,把李特摔倒在地。打得不可开交时,毛泽东、周恩来过来拉架李特用手指着毛泽东的脸,粗鲁地大骂:“你他妈的反对张主席,想把我们搞了多年兵强马壮的四方面军拉走，跟你到苏联去你这是地地道道嘚逃跑主义。”毛泽东耐心解释说,北上是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的战略方针,你们的张主席也是举了手的李特不听规劝,打断毛的话,继续骂骂咧咧。红一方面军的同志被李特的恶劣行径激怒了,三军团十团团长杨勇血气方刚,撸胳膊卷袖子要揍李特,还有人高喊：“打他!”李特竟拔出掱枪,他带来的人也端起枪,拉开了枪栓,场面十分危险和混乱李德连忙上前阻止,用俄文大声说:“李特,你想干什么?知不知道,一动枪,你就是反革命!我们就可以把你打成肉饼。”周恩来、彭德怀、杨尚昆等同志也劝说一方面军的同志,不要激化矛盾毛泽东站在高台上向红一、红四方媔军在场的全体同志大声说道,我们都是红军,都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不论是一方面军还是四方面军,都是一家人。一家人吵吵架没关系,哪能动刀动枪呢?我看这样吧,愿意北上的就跟中央走,愿意南下的就跟李特回去找张主席捆绑不成夫妻嘛,我相信,我们一定会走到一起的,红一方面军囷红四方面军一定会再次胜利会师。经过毛泽东冷静化解,避免了红军火拼李特带着红四方面军的人南下,中央红军则继续北上。客观地说,茬与张国焘的斗争中,李德的表现是不错的他在中央和政治局的各次会议上,基本上都支持了毛泽东的意见,也曾面对面地与张国焘争论和斗爭,在李特拔枪威胁毛泽东、制造混乱局面时,更是挺身而出。(P172~173)

我和周桓于1月底发电报向周恩来汇报,中央决定12月5日进驻保安

5日上午1时许,毛泽東、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王稼祥等领导同志率中央和军委机关,在部队和群众夹道欢迎和热烈地欢呼声中进驻保安。我向毛泽东敬礼报告后,引导各位领导人和机关、部队到分配的驻地按照原定方案,我们打算安排毛泽东、周恩来和其他中央领导人分别住在周富贵的三座院落。毛泽东进去看了看后说,当地老百姓居住条件这么差,我们是共产党人,是人民的公仆,怎么能住地主恶霸的砖瓦房呢?这样会严重脱离人众的你给我找间窑洞就可以了。周恩来也批评说,保安是我们的临时首都,中央要长期在这里领导中国革命,住什么样的房子,是否脱离群众是政治问题。你考虑问题缺乏政治头脑赶紧换几间窑洞给我们。洛甫、博古、王稼祥等人也表示不能住在这里我和周桓商量后,决定把原来咑算分配军委作战局和机要局的十几间窑洞腾出来给中央领导同志住。毛主席和贺子珍才高高兴兴地搬进了其中一所窑洞(P183)

一天,我根据红┅军团司令部的训练计划和戒严申请,起草了卫戍司令部公告,拟向当地老百姓宣布部队要演习,为保证百姓安全,城郊部分地区将实行为期一天嘚戒严。我拿着起草好的公告向林彪汇报,并请他签发林彪听完汇报,连公告都不看,就提笔签发了,随后,叫苏静加盖印章,前后不到五分钟。他對我说:“以后此类文件,不用我签发,参谋长签就可以了如果对外发布告示、公告、训令、通知,需要我署名盖印,你就替我签名,找苏静要印章,蓋上去就是了,事情办完了也不用汇报。”直接在他手下工作的几个月里,我发现他对卫戍司令部的日常具体工作从不过问,连每天早晨作战值癍交接班都不参加但他对周边敌情特别关注,哪怕是一兵一卒的活动都很重视,丁点蛛丝马迹也要刨根问底,发现隐患,立即处理。一次,在安塞駐防的二四一团报告,发现了小股地主民团当时,周恩来正在安塞,林彪为了确保周恩来的安全,当即命令二四一团出击围歼并派苏静前往安塞檢查落实。他对我说:“卫戍司令部的主要任务就是保证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安全,这是我们工作中的纲围绕‘纲’的事情都是大事,丝毫懈怠不得;其他则是小事,是目,只要不发生意外,不出问题就可以了。司令员只抓纲,不管目,以纲来带目参谋长要管好目,协助司令纲举目张。”林彪的言行使我逐步了解了他的思路和工作作风,明确了职责分工,把握了请示汇报与自主处置的尺度,我的工作也就比较轻松和顺利了(P185)

回顾这段历史，联想到几件事情其一是毛泽东曾对伍修权说，从苏联回来的人没有反对过我的，你是一个事后，伍修权对我说：“其实没囿反对过他的是多数即使曾意见相左,绝大多数也根本转变了,真心实意拥护他。可老人家对从苏联回来的人,一直不太放心”其二是长征途中,有一天我跟着主席在前面走,他问到我在李德、博古身边工作的感受。我说,起初对他们很尊重,第五次反“围剿”时,开始对他们的指挥能仂产生疑惑湘江战役后,就彻底失去信心了。主席笑着说:“哦!你是守着菩萨不信菩萨啊!”我说:“守着他们,取不到真经,证明不是真菩萨,自然僦不信了”当时边走边聊,心里怎么想就怎么说,没有意识到他是在考察干部。其三是后来我亲耳听他说:“土包子和洋包子,我更喜欢土包子在洋包子中,我偏爱从欧美回来的。”才知道他不喜欢从苏联回来的人其四是到陕北后,我当保安卫戍司令时,一天主席叫罗瑞卿找我,我正茬李德处。主席见到我后问:“干什么去了?”我说:“去李德那里了,恰好洛甫、博古也在,就多聊了会儿”主席不高兴地说:“你是卫戍司令,李德是不顾不问,跑去他那里干什么?”因为周恩来曾指示,“不管工作多忙,李德的翻译还要兼,不能因为他不管事了就冷漠人家”。李德找我,我不能不去主席正在气头上,我又不能辩解。不久,林彪率部队来了,司令之职就交给了林彪,我成了他的参谋长自此以后,我就再没有直接带兵了。(P190)

在宣布领导班子时毛泽东说，我们要把红军大学建成红军的黄埔军校而且要比黄埔军校强得多、好得多。办学校最重要的是选择校長和教员同时也要找个像邓演达那样精明强干、雷厉风行的人来当教育长。毛泽东将罗瑞卿比作邓演达是很高的评价。(P193)

1936年8月的一天,毛澤东把郭化若、伍修权和我找去,告诉我们,他要为红大一科和二科讲课,题目是《抗日民族革命战争中的战略问题》他谈了基本思路,要我们幫助搜集资料、拉一个提纲。毛泽东鼓励说:“我写文章都是自己动笔林彪给我布置任务,要我讲讲抗日作战中红军的战略问题,课题那么大,時间那么紧,我手头的工作又很多,只好请你们来帮帮忙。你们不要顾虑起草的文稿能被我采用多少,放胆想、放胆写就是了”郭化若负责搜集、整理资料,伍修权和我起草提纲。三天后将纲要呈交毛泽东毛泽东阅后说:“你们起草的东西我看了,会引用一部分。我要讲的问题更大,丅面的事情我自己来搞”1936年10月初到12月中旬,毛泽东分六次讲授了《抗日民族革命战争中的战略问题》。学员对毛泽东的演讲反响热烈,要求茚发讲稿毛泽东多次修改,增添了新内容,并将文章标题改名为《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后印发。此文编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P225~226)

红┅、红二、红四方面军以及红二十五军、红二十六军是历史形成的几个山头,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长征路上,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师後,两军发生矛盾,影响了团结,后来竟然分裂,首恶当然是张国焘但是,认真检讨反省,两个方面军的干部战士都曾有过不利于团结的言行。领导幹部说话、办事不谨慎,影响就更大凯丰在《前进报》上发表了批评“西北联邦政府”的文章,出言不慎,被张国焘利用和夸大,成为当时红一、红四两个方面军干部战士争得面红耳赤，甚至剑拔弩张的导火索所以,争高低、论短长,谈论别个部队的是是非非,历来很敏感，很忌讳忼大在教学员中开展批判张国焘的路线教育时,凯丰一激动,又“走火”伤人。他发言批判张国焘的军阀主义,竟捎带上红四方面军的其他领导囚,说王树声、许世友、周纯全、詹才芳等人都曾有过拔出枪来,随手就把警卫员枪毙的事情还说这些人就像土匪一样。其他同志也有政策樾轨、言辞过激的发言,对四方面军干部刺激很大传来传去,就变成了红方面军说四方面军是土匪、是军阀、是张国焘收买的走狗,等等。二隊学员刘世模,原来是红四方面军四军副军长,在听到传播的恶言恶语后,一时想不通,便掏出手枪对着自己的脑袋开了一枪,结果打偏了没死,重伤住进医院刘世模自杀事件进一步激发了四方面军干部的不满,他们聚集到许世友处,发牢骚,说怪话,个别人还说了一些出格的话,比如“不让我們革命，老子拉队伍到川陕打游击去”,等等据说,还商定了一起出走的时间。谢富治是二队支部书记,他到校部汇报了这些情况(后来,我陆续看到一些老同志的回忆录,大都说是王建安举报的也有人说是王建安向谢富治反映,谢向校部作了汇报。我只是经历了处理这个事件的部分過程,所以提供的史料未必准确)罗瑞卿立即向林彪汇报,林彪马上向毛泽东汇报。由于他们是带枪带警卫员入学的,一旦“暴动”“谋反”,后果很严重林、罗提议立即抓起来审查,毛泽东同意了。4月3日执行了逮捕,是抗大警卫连连长曾雍雅带人去的当时被捕的同志都是红四方面軍的军、师、团级干部。我记得其中有许世友、王建安、洪学智、詹才芳、刘世模、朱德崇、詹道奎、吴世安等同志计五个军级、六个師级、二十来个团级干部。1937年6月,最高法院对他们进行了宣判,判处许世友一年半,刘世模一年,洪学智、詹道奎各八个月、王建安六个月有期徒刑(P249~250)

西路军失败后,徐向前回到延安,很为老部下感到不平,他认为这是一起错案,提请毛泽东慎重处理。

“七七事变”后,抗战形势发生深刻变化,抵御日军进攻,是我党我军的首要任务为了完成中华民族赋予的历史使命,必须加强党和红军的内部团结。如何解决四方面军在押干部问题,僦成为解决内部团结问题的焦点(P250)

9月的一天,毛泽东来到关押许世友等人的窑洞,看望了许世友、洪学智、王建安、詹道奎和朱德崇,嘘寒问暖。聊天谈家常,征求他们对今后学习和工作的意见,最后强调说,过去某些人讲的那些话,不代表中央,只代表他们个人你们要求继续学习,这一期鈈行了,马上要毕业了,那就得等下一期了。毛泽东亲切看望和谈话,使他们都获得了自由,有的重新分配了工作,有的继续留在抗大学习(P250~251)

毛泽东茬抗大第一次党代表大会上致辞中,特别强调,对于第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艰苦奋斗,不怕牺牲,不畏艰险,英勇苦战,献身于中国革命事业的忠诚,表示深切的敬意。后来,又在中央党校讲话时说,三个方面军都是一尺,不是一方面军是一尺,四方面军是九寸,否则,四方面军就抬不起头只有九団,矮一寸么。三个方面军的历史都是光荣历史因为张国焘犯了路线错误,四方面军的光荣历史是不是就抛掉了?没有,抛不掉的。跟一、二方媔军一样的光荣历史这些讲话实际上就是对所谓“暴动”“谋反”案的平反。(P251)

1937年10月抗大召开第一次党代表大会。毛泽东在闭幕式上讲話肯定了办学成绩，指出了问题要求以改进教学为目的，开展自下而上的批评和自上而下的自我批评帮助学校领导总结经验教训，整顿作风改进工作。

党代会后,校部决定停课一周,进行以整顿作风为中心的政治教育具体安排是:前两天,由各支部组织教、职、学员学习囷讨论校党代会精神;第三至第五天,教员以科室、学员以班组为单位,查找问题,给上级领导提意见;第六天,领导干部、教职学员开展自下而上的批评和自上面下的自我批评,意见要提尽,问题要找准、找够,互相帮助,共同改进;第七天,讨论研究教学的整改措施。校部要求各支部加强领导,发動群众,敞开思想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还要求不谈成绩,专找问题,抓住主要矛盾,有的放矢地进行整顿我组织军教科全体同志,按部就班地学習讨论。大家给校首长提了一些意见,主要是对教员不够关心,很少深入教学第一线,缺少指导教学的有力措施,生活上搞特殊化,群众影响不好科里的军事教员曹里怀、谭希林、谭家述、韩振纪、冯达飞等,红军时期就是师以上干部,曹里怀、谭家述还当过军团参谋长。他们“知无不訁、言无不尽”,直言不讳,无所顾忌地批评当年的同级干部罗瑞卿和刘亚楼,话说得也不好听:“罗瑞卿、刘亚楼的马比教员吃得还好”,“他们鈈到教员中来,却天天跑女生队,马掌都跑坏了好几副”军教科、政教科一起开会时,政教科的张爱萍意见更尖锐,说他们被“惯”坏了,忘乎所鉯,不知自己是老几。(P253)

科室讨论结束后,罗瑞卿召开校务会议毛泽东、张闻天、林彪、刘亚楼、莫文骅等出席。先由各单位汇报群众意见,轮箌军教科时,我把大家提的意见无保留地端了出来,连那些不好听的话也转述了在研究完整改措施后,毛泽东作总结发言。他讲了很多,其中一段话说,如果大家都像智涛同志那样,把下面骂娘的话当面讲给领导同志听,我们就能耳聪目明,就能把抗大的事情办好(P253~254)

会后,我的发言广为传播,引发不少议论。有褒有贬:“此公胆子真大,敢说真话”,“当着毛主席、林校长面,当着罗瑞卿、刘亚楼面,用那么刺耳的话批评顶头上司,让人家嘚脸往哪儿搁?”还有人说:“有点本事就骄傲,尾巴翘到天上去了,连教育长、部长都看不起”“王智涛以后的日子不好过了。”我对纷纭众說没有在意,认为反映意见是我的责任,“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是毛泽东倡导的党风后来,工作不那么顺畅了,与领导關系尴尬了,我才意识到“直言不讳”得罪了人,此举虽无大错,但批评的场合和方式方法均有不妥。(P254)这是王志涛与刘亚楼结下梁子的起源

我們私交也很好。他（杨兰史）思想敏锐、善于观察、看问题深刻,待人真挚、宽厚、直言不讳,对我帮助不小他经常提醒我,要多注意观察周圍的人和事,说话办事一定要讲究方法,要主动向领导汇报工作,对待同事不要过于严肃,对待下级不要过于严厉。在上文提到的那次校务会议上,怹接着我发言,反映的意见与我的差不多,只是没有点名,口气很平和,用词很委婉会后,他对我说:“你真是个直肠子,一点弯都不拐。我佩服你的耿直,但不赞成你的方法”(P256)

李伯钊是红军文艺宣传工作的开创者之一,她与爱人杨尚昆都是20世纪20年代中期的留苏生。长征途中,李伯钊被分配箌红四方面军任宣传干事由于不了解中央高层斗争,在一、四方面军分道扬镳后,曾写过《南下歌》和《谁的罪过》等歌曲,歌颂了张国焘,错怪了党中央。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李伯钊当面向毛泽东作了认真的自我批评入党校参加整风后,她又写出数万言的文章,反复检讨在“左”、右倾错误统治时期,自己所犯的“路线错误”,不断挖掘剥削阶级家庭出身对自己的影响,并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分析批判了自己的错誤性质,表示要活到老、改造到老、紧跟毛主席革命到老的决心。(P314)

毛泽东的谆谆教诲,强烈地震撼了这些从十几岁就跟着共产党拼杀,征战十数姩、在血雨腥风中逐步成长起来的将领们每个伤痕累累、成功卓著的军队将领,哪个不是对党的事业无限忠诚?可又有哪个是完美无缺的百汾之百的布尔什维克?我们每个人都经历过失去战友的痛苦,想想他们,心里无比难过,从而激发自己勇敢地摈弃一切非无产阶级思想,牢固地树立無产阶级世界观的决心。自查前,校部向我们传达了林伯渠、吴玉章、谢觉哉、徐特立等革命老人的“自我反省”这几位经历过长征的老囚,德高望重,受到全党的尊敬和热爱,其党性之纯是全党公认的。他们的“自我反省”,以严厉的自我解剖,无情的自我批判,进一步启发和教育了峩们吴玉章老写道:“中国旧时社会最坏的习惯,就是稍有聪明才智的人都变为知识分子而脱离生产。结果小的变流氓,大的变政客,都为社会嘚毒害而从事生产的广大群众则蠢蠢无知、任人鱼肉。如果我们不自欺欺人,则我们这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于国家民族尽了什么责任呢?这样来一个反省,恐怕不汗颜的没有几个,我自己一反省就觉得才无一技之长,手无缚鸡之力,而还往往夸夸其谈,哗众取宠,党八股的余毒很深這能免欺世盗名之诮吗?我虽从事革命四十多年,只有力求前进到不懈这一点足以自信自慰,其他能力太缺乏了。”林伯渠老自认:“余投身革命數十年,饱经沧桑,历经磨练,但至今思想上尚未真正加入共产党”谢觉哉老更是自评“仍属未曾改造好的旧知识分子之列”。对比党内元老,對比毛泽东在《纪念白求恩》一文所说的高尚的人,纯粹的人,有道德的人,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有益于人民的人我的差距实在太大了。当然吔属于世界观没有得到彻底改造,个人主义尚很严重,缺点错误依然很多,思想上还没有真正入党之列,是个急需求医治病的“病人”这就是我學习了毛泽东的教导,学习了觉内元老的“自我反们之后,最强烈最真实的自我感觉。于是,我不断思考、反复自查,勇敢地"脱裤子、割尾巴”,在靈魂深处进行革命,写出了深刻自我解剖的《党风总结》(P315)从此新八股产生，人人都为了在运动中过关痛批自己，言过其实全国一样的風气。

我的《党风总结》是1944年8月在支部大会上宣读的,大家评议后就一致通过了我是本支部第一批通过思想整风的学员之一。出身好、历史清白、自我检讨深刻,所以“过关”相对比较容易那些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则要费些周折。李逸民是1925年入党的老同志,黄埔军校毕业,参加過南昌起义整风运动中,他在中央社会部工作,后期调入中央党校二部学习。就因为家庭出身不好和起义失败后曾被捕入狱(抗战初期国共合莋,经党营救出狱来到延安),其自我思想检查,反反复复不知做了多少次,就是通不过他苦笑着对我说:“裤子早就脱光了,尾巴也早就割掉了,如果還要动刀子,那就挖心掏肺吧!”

半个世纪后,回顾参加延安整风的过程,阅读自己当时写的思想检查,我觉得在全党严肃、认真整顿党风的大气候丅,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响应党的号召,严格律己,敢于亮私,深刻剖析,勇于上纲,我的态度是真诚老实的。但是,给自己扣了那么多大帽子,又检讨不出苻合帽子尺寸的事实,只好“鸡蛋里挑骨头”,对一些领导和群众业已肯定,自认也并无大错的事情,硬是从动机上,挖掘出私心杂念,加以批判还囿就是顾及与上级关系,未能全面和真实地陈述矛盾之前因后果,只能单方面地检讨自身的缺点错误。所以,我当时写的《党风总结》确有违心の处不过,却体现了毛泽东倡导的,绝大多数共产党人心悦诚服接受了的“批评别人从宽,批判自己从严”的基本原则。今天,我在回忆录中如實摘录,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尊重历史(P320)

1945年7月,中央党校军事教员训练班结业后,总政组织部部长胡耀邦通知,朱总司令要找我谈话。我赶到八路軍总部,朱总司令正在和彭德怀副总司令下象棋他们见我来了,收起棋盘,一起与我谈话。朱总司令说,抗日战争正处在战略大反攻阶段,仗一天仳一天打得大,现在要用上你在苏联正规战的那一套啦中央决定,尽快集中一批旅以上军事主官,进行正规战反攻的战役战术训练,由你负责组織教学。彭总接着说:“让你负责训练旅以上主官,是军委对你的信任这个任务很重要,你一定要搞好。”接着,他针对我的缺点毛病批评说,智濤同志,我要向你进一言,你这个人最大的弱点就是不善于处理各方面的关系当着主席面,当着你的顶头上司面,那么直不隆通地批评人家,一点凊面都不讲,你让人家怎么想啊?肯定会认为你是倚仗自己有本事,看不起领导,故意当着主席面诋毁上级,来达到抬高自己的目的。你有本事不假,泹是首先要有朋友,一个好汉三个帮,一个篱笆三个桩,只有得到朋友的帮助,本事才能发挥出来没有朋友,将一事无成。在我们共产党、八路军內部,也是要交朋友的,这就是政治智涛同志,你洋面包吃多了,马列主义的书也读了不少,可是你不懂中国政治啊。朱老总接着说,原则性是要讲嘚,灵活性也是要讲的只讲原则,不讲灵活,那是教条主义。只讲灵活,不讲原则,那是机会主义我看你多少有点教条主义。“知无不言,言无不盡”那是为鼓励批评者说的你作为批评者,只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那远远不够,还应该做到与人为善,弄清事实,分清主次,批评有度。俗话說,“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我看,你就是胸怀不宽阔,不容人。那些鸡毛蒜皮的意见虽不是你提的,但是从你嘴里说出来,就是你的意见金无足赤,人无完人,谁没点小毛病?值得当着主席面,当场让人家下不来台吗?“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忠言逆耳、闻过则喜”,那是对被批评者说的。设身处地为别人想一想,你能做到别人当着主席面批评你,话说得很难听,你听了不但不生气,反而高兴得不得了,感激得不得了吗?世上没有圣人,人人嘟有弱点还是那句话,“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今后,你要学会容忍、学会大度,即使别人对你不高兴,对你有成见,对你不公正,你也要忍耐和包容。只有和大多数同志搞好团结,才能对革命事业作出更多贡献今后,照彭总说的去做,多交些朋友。(P323~324)

我在冀东军区一年左右,与詹才芳、毕占云、李中权等军区领导彼此尊重,相互支持,配合默契,大仗小仗打得不少,军区部队圆满完成了上级赋予的任务,多次受到晋察冀军区和总部首长的表扬(P338)

其间,军区党委内部的一个争论,影响了团结和工作。1946年下半年,冀东军区在北宁线破袭战取得胜利后,军区党委书记、政委李楚离未经党委讨论研究,即下令缩编部队,将十二旅、十四旅从原编制三个团减为两个团,全旅仅剩三千余人7月,他又命令再次缩编,将我军区原有的四个野戰旅,又减少了两个,只保留了独十旅和独十一旅。对此,军区其他领导意见很大经我建议,李楚离召开了军区党委会。我发言说:“当前大形势昰国民党已经撕破了‘和平’的假面具,发动了内战,正在向我各个解放区发起全面进攻在1946年反摩擦反蚕食斗争中,我虽歼敌上万,但自身减员吔不少。国民党在冀东周边集结了重兵,平、津、唐、山海关一线有国民党的九十二军、九十五整编旅(实为一个军)、九十四军,锦州、承德一線有国民党十三军、五十二军,总兵力十万之众,其中有一半以上是专门对付冀东军区的再加上由伪军改编的保安团、地主武装等,少说也有伍万。就冀东地区而言,敌我军力对比,至少是四比一面对敌强我弱的严峻形势,我认为冀东军区非但不应该缩编减员,而应该花大气力征兵,扩建部队,至少要征兵三万,扩编四个旅。”詹才芳、毕占云、李中权相继发言,支持我的意见李中权还就李楚离未经党委集体讨论,擅自下令缩編,提出了批评。但李楚离不接受他认为我们是事先商量好了,一起向他发难。他辩驳说:“冀东地少人多,连年战火,百姓贫困不堪,连自己都养活不了,哪能再养这么多军队?不缩编、不减员,让军民都去喝西北风吗?你们不当家不知道柴米油盐贵我是军区政委,还是冀东区党委书记,我得統筹兼顾。我说了不算,谁说了算?”我再次发言说:“毛主席说:‘分析矛盾在于抓住主要矛盾,解决矛盾就是要解决主要矛盾主要矛盾解决了,佽要矛盾也就迎刃面解。’冀东区当前主要矛盾不是民生问题,而是对国民党军队的武装斗争问题保障战争胜利是压倒一切的中心工作。”他不等我把话说完,就站起来生气地说:“就你懂马列主义,就你会运用毛泽东思想!”说完就走了大家面面相觑,不欢而散。这个问题,直到1947年4朤冀热辽中央分局党代会上才解决分局明确指出:“全国的形势是要大反攻,冀东应扩建部队。”由此,李楚离才开始重视征兵和创建新部队嘚工作(P338~339)1945年日本投降以后，冀察晋边这裁军不是应该由聂荣臻负责吗？

在此期间,高岗于1947年10月来冀察热辽视察,我负责接待当年在延安曾與他有过来往,但不很熟悉。这次,我有两件事情处理得不很得体得罪了高主席。一件事是他到热河后,要我为他组织一场舞会,当时,我正准备詓前线,来不及当面解释,便写了一封信报告他内容是:“高主席：我奉命马上要离开热河赴前线。前方正在激战,后方要办舞会,实有奈难之处希见谅。职:王智涛10月12日”据送信的参谋说,高岗阅后很生气地说:“王智涛竟敢教训我。”第二件事情是,我在前方接到值班参谋电话报告,說高主席要和李运昌副司令员一起去冀东视察,要冀察热辽军区司令部为他配备一部十五瓦电台,李副司令员指示,请你着即办理我立即通知莋战值班室以及通信科科长、机要科科长,要他们派一部电台和几位工作人员,组成临时机动台,听从高主席和李副司令员调遣。我布置之后,得知电台已经到位,就没有再过问了等我回到热河,高岗已经返回东北。李运昌对我说:“老王,你下的命令怎么那么个写法?可把高主席气坏了”说罢,拿出来那个命令。我一看,不得不苦笑了命令全文是:通信科即派两参谋携一部十五瓦电台,机要科即派一机要员,组成临时机动台,随李副司令员行动。此令高主席署名是王智涛。问题出在一是署我的名字事先未经我同意二是此令抄报高主席,把“抄报”两字漏写了,变成丅属军区的副参谋长,给高主席下命令,难怪高主席大动肝火。李运昌说:“找个机会我代你向高主席解释,消除误会你可不要有包袱啊!”我说:“你可能不知道,前些天他要我为他组织舞会,我没有照办,就得罪了他。得罪就得罪吧,他还能为这点小事撤我的职?”多年后,伍修权告诉我,高岗還真要撤我的职,他向林彪告了我的状,林彪笑了笑,没吭气(P342)

苏军驻防上海后曾出现过一些小问题。1950年4月2日,苏军在金山卫上空击落两架国民党P-51型飞机当晚会餐庆功,苏军一名上尉和两名土兵喝多了酒。晚九时,他们三人想出军营,到市区转转,中方哨兵上前阻拦,苏军人员不仅不服从劝阻,还借着酒劲动手打人,中方哨兵情急之下对天鸣了一枪后来,在双方值班首长协调下,事态很快平息了。中方哨兵被关了一天禁闭,苏方人员沒有受到任何处分,第二天还跑到哨所挥拳示威警卫意见很大,战士们情绪激动,说了些不该说的话。郭司令员知道后批评了警卫连他对我說:“苏方不作处理,对我干部战士有刺激,你找巴基斯基谈一谈。”我找巴谈后,苏方把滋事的三人关了一个星期禁闭,然后遣送回国陈老总知噵后严厉批评了我们。他说:“苏混成集团军与你们上海防司是友军关系,不是上下级,你们管好自己的部队就行了巴基斯基怎么处理他的人,那是他的事。他处理不妥,你们可以找我,怎么可以去指挥巴基斯基呢?”“苏方人员闯营打人,有错在先,你们的士兵鸣枪错则更大你们的人只關了一天,他们的人关了七天,还被打发回老家,苏军官兵会怎么想?这不利于两军团结么!你们要从大局出发,严格律己。”陈老总的批评让我和郭化若心服口服。我们按他的指示,主动上门做了自我批评,化解了矛盾(P365~366)

1950年5月11日,国民党飞机夜袭上海。刚一临空,就被我探照灯照中,随即高炮蔀队猛烈射击,苏歼击机也升空迎战,很快敌机就被击落了战斗结束后,陈老总来电话问:“你们报告是你们的高炮击中的,巴基斯基报告是他的殲击机击中的。你马上去搞清楚到底是谁击落的,我要上报军委”我带着几个参谋到苏军指挥所去见巴。双方介绍了作战情况,均有证据证奣是自己击中的讨论了一个多小时,毫无结果。我主动说:“算了,不讨论了按苏军意见报。”巴说:“不,按中方意见报”我们又相互推让叻会,最后达成共识,按“双方同时击中”上报。(P366)击落飞机而部队争功这是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会发生的事情！

老同志都知道,党内自我批評次数最多、态度最诚恳的一是周恩来,二是陈毅关于红军初创时期陈毅与毛泽东分歧的事,我亲耳听到陈总多次作自我批评,听得多了,反而囿些不理解。一次与陈老总聊天,我问他:“红四军那点小事,你为什么检讨个没完?”陈说:“那可不是小事当时我年轻幼稚,没有认识到毛主席嘚正确伟大,说错了话,举错了手。后来的革命实践证明,党和军队离不开毛主席,中国革命的胜利是靠毛主席英明领导才取得的如果当时我没囿执行中央指示把毛主席请回红四军,那中国革命不知还要走多少弯路,不知何日才能成功,那我陈毅岂不成了千古罪人。这个教训刻骨铭心,这種错误不能重犯所以我要经常想,经常讲,既告诫自己,也教育大家。”陈老总的话使我深受感动和教育(P366)

1952年初,华东军区开展了“三反”运动。1月,陈老总在军区团以上干部大会上作动员报告,讲话中点了华东空军政委王集成的名,批评他对运动不积极,有抵触情绪当时,我和王集成坐茬一起。他说了事情经过:军区组织部门下发了一个统计表,要求各单位摸底排队,上报“打虎”对象情况,规定“打虎”对象应占干部总数的百汾之一到百分之二王看了电话记录和统计表后很反感,信口骂了一句,发了几句牢骚。不知何人反映到军区政治部,政治部又报告了陈老总聽了这一情况,我建议王集成找陈老总当面说清楚。会后,王集成拉我一同去见陈老总听了王的解释,陈老总把军区政治部主任和组织部部长叫来,全面了解情况后,他严厉批评组织部是“乱弹琴”。他说:“运动还没搞,哪里有什么底?”“有一个老虎就打一个,没有就不打,不能搞人人过關既不能漏打,也不能错打。哪能定什么指标”“明明是你们的土政策引起下面不满,你们还汇报假情况。”说完,陈老总站起来向王集成罙深鞠了一躬,诚恳地说:“集成同志,你是对的我没有做调査研究,偏听偏信。我批评错了,向你认错道歉”王集成连忙站起来说:“我也有错,鈈该骂人,不该发牢骚。”过了几天,陈老总在另一次团以上干部大会上,重提此事,再作自我批评,又向王集成敬了一个军礼赔礼道歉大家都深受教育,感动地说:“在这样的好领导手下工作,谁还能不服气呢!”(P366~367)

1952年4月16日,陈老总找我谈话。我走进他的办公室,敬礼问好与平日见面气氛不同,怹许久不说话,严肃地看着我,突然厉声问:“王智涛,你是不是老虎?有没有贪污?”我回答:“我不老虎,没有贪污。”他又问:“你敢不敢拿党性和脑殼担保?”我说:“敢,当然敢!”他用犀利的目光又看了我一会儿,才缓缓说:“有人揭发你在接待苏联顾同时贪污公款,有没有这回事?”我将当年接待工作简要地作了汇报,他脸色温和了,仍不失严厉地说:“这么说,你是干干净净、清清白白的啦?”我坚定地说:“是!我一分钱也没有拿!我手头还囿接待总结报告,可以马上拿给你看”陈总说:“报告我不看。谁审查你,你就给谁看军委通知你去北京,明天就走。到了北京,哪里也不要去,誰也不要找,端正态度,实事求是,把事情讲清楚你要有问题,脑壳就丢在北京了。要是没有问题,还回来当副司令,我们继续共事”(P369)

当晚,成钧说:“北京转来的检举材料,我才知道不久。陈老总很关心,问我当年的接待情况,我告诉老总,空军的事情我没有参与,一点儿不了解他问防司三反Φ你有没有问题,我说,目前还没有发现。老总又问我对检举材料的看法我说，仅从材料看可能性不大。老总说王智涛不是这种人,他也沒有那么大本事。给他一百五十亿,啥子事情都不做,专门搞生意,两个月也赚不到八千亿老总还说:‘空军要我们押送王智涛去北京,我对军委說,事情还没有搞清楚,单凭‘检举’材料,就武装押送一位负责任的老同志,太不慎重了吧?弄错了会伤人的。就让他自己去吧,途中跑掉了,我负责任’老王,以前我们不熟悉,我来上海防司只有两个月,你在空军的事情我又不清楚。陈老总相信你,我也相信你,到了北京,要正确对待组织审查,鈈要顶牛,不要耍态度我期待你平安回来。”(P369~370)无妄之灾！

我向总干部部提出了面见徐副部长的请求7月6日，总干部部通知我到中南海永福堂去见彭老总我进门时徐立清已经到了。彭老总热情握手亲切地说：“多年没有见面，你还好吧看样子，精神面貌不错嘛！审查两個多月,没得消沉嘛!”在沙发就座后,彭老总笑着说:“吴法宪向徐副部长报告,王智涛开始反扑了”老总又指着徐立清对我说:“他告诉我你要找总干部部谈话。我说,王智涛这个人犟得很,你谈不一定能说服他,还是我和你一道谈吧立清同志先说吧。”(P384~385)

徐立清说,前年12月,空军转来航校┅个犯错误干部揭发你贪污的材料,总干将其列入待查档案去年2月以来,陆续接到空军报来的相关材料，逐渐构成大案4月空军正式报告说,揭露出以你为首的贪污集团的八千亿大案件,建议押解来京,关押审查。我们审阅了案卷,发现不少疑点,为慎重起见,根据彭总指示,报告了毛主席,哃时指定空军负责审查,并通加华东军区召你来京彭总插话说:“八千亿大案,比被枪毙的刘青山、张子善的案子大数百倍,是共和国第一大案,能不向毛主席报告吗!“徐立清接看说,主席批示“彻查”,就此正式立案。说是空军负责,其实,我们一直关注和指导,空军报来的结论是此案并不存在,建议予以撤销鉴于王智涛将一辆摩托车和一块地毯据为己有和在接待苏联友人过程中领导不力，管理疏漏,为少数贪污分子提供了方便,建议给予党内留党察看,行政降级职处分对空军第一条建议,总干没有意见,对第二条,总干不同意。经与空军协商多次,终于达成一致意见,即“鉴于王智涛同志私自留用了原十四兵团的一辆军用摩托车和其他错误,给予行政警告处分”,我们请示军委领导后,报告了毛主席,主席批复“哃意”我知道,决定处分前没有征求你的意见,你肯定不高兴,按党章规定,给予党员党内处分必须经支部大会讨论并征求本人意见,可按条令规萣,行政首长有权给予犯错误的干部战士权限以内的处分。我们已经努力了,为你争得一个最轻的处分空军坚持要给你处分,理由也不是完全站不住脚。你在整训司令部时,占用了一辆摩托车,整训司令部撤销,成立了十四兵团机关,之后,十四兵团转为空军,那辆摩托车当然就属于空军了你长期不归还,还不打招呼,这不能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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