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三年大饥荒饿死多少人

三年大饥荒饿死多少人 三年大饥荒真相

中国三年大饥荒饿死多少人(一)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有一段被称为“三年困难”的时期，是指1959年至1961年的“三年大饥荒”。三年大饥荒时期人们吃不饱饭，三年大饥荒饿死多少人，特别是农村更严重。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有一段被称为“三年困难”的时期，是指1959年至1961年的“三年大饥荒”。三年大饥荒时期人们吃不饱饭，三年大饥荒饿死多少人，特别是农村更严重。

　　近年来，不同出版物陆续披露的困难时期非正常死亡的人数不尽相同，推算的口径也不尽一样：较早的推算说，“三年大饥荒，中国非正常死亡人口大约为1700万”;之后有人推算，“中国农村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可能达到3471万”;有一本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纪实》的书中说，“非正常死亡和减少出生人口数，在四千万人左右”;有媒体称，“中国人口减少四千万，这可能是上世纪全球范围的最大饥荒”;最近一本史学著作的计算表明，“1959—1961年，中国非正常死亡人口为3250万”。

　　在那场大饥荒当中，全国平均每个县有一两万名农民兄弟被夺去了生命。但是，王永成担任县委书记的昌乐县却没有饿死人。

　　1964年6月17日，王永成(前排中)调离昌乐县时，县委一班人为他送行。

　　那是在整风、反右、大跃进、人民公社化以后的1959年，有人发现农村出了问题。当时山东省昌潍地委做出决定，把青州、寿光、昌乐三县定为“落后县”，派出三个工作组分别去“改造落后”，时任地委宣传部长的王永成被派到昌乐。

　　王永成是从村支部书记、区委书记和县委书记的岗位上磨练出来的，具有农村工作的丰富经验。他到昌乐后首先到人民公社化搞起来的大食堂去考察，这时的食堂里已没有多少可吃的东西;他到农民家里去访问，农民家里也没有粮食。王永成敏锐地意识到，这是个天大的事情，民以食为天，解决农民的吃饭问题便是一切工作的出发点，保住农民的生命便是“重中之重”。王永成不顾个人的利害得失，舍掉包括个人“进步升迁”等具体利益，不顾一切地要确保全县十万户家庭的安全和四十万百姓的生命。

　　王永成立即向地委告急，他不顾当时接连而至的政治运动，没有顾及正在进行的“反右倾”斗争，也没有效法派往××县“改造落后”所搞的“扒两张皮”(逼富裕中农卖粮——认为富裕中农有粮食)等做法，而是呼吁上级尽快调来救命粮，解决百姓的燃眉之急。

　　与此同时，王永成在县里提出“千方百计”救灾渡荒的要求：对那些绝粮的村子，号召群众千方百计自救渡荒;对那些没有自救条件的群众，凡是有亲友可投的都允许他们去投奔亲友以争得一线生路;实在没有亲友可投的，那就采取“破产渡荒”的断然措施：变卖家具物品，换回粮食，以保住生命为原则。

江苏食人事件之谜 揭秘1959年大饥荒中的食人事件

中国三年大饥荒饿死多少人(二)

中国因自然灾害在1959年至1961年全国爆发了三年大饥荒，饥荒正非常严重、国家焦头烂额之时，1959年的3月的江西出现了一件非常诡异的事情!那时，全中国大范围都是饿死的人，更甚者还出现了人吃人的可怕事情!

　　中国因自然灾害在1959年至1961年全国爆发了三年大饥荒，饥荒正非常严重、国家焦头烂额之时，1959年的3月的江西出现了一件非常诡异的事情!那时，全中国大范围都是饿死的人，更甚者还出现了人吃人的可怕事情!这应该是我国历史上无比黑暗又可怕的三年，在困境中求生，如粮荒，反右，打击富农，无数人挣扎、吼叫。在如此艰难的时刻，江西到底怎么回事?

　　江西有个净水县，很小，但也住着千把人，这是坐落在武夷山附近的一片群山中，古时候是猎人进山打猎的落脚地，县中有条小溪，水澈清，所以起名净水县。

　　59年3月，我们接到了上级的指示，马上进驻江西净水，而且是和几只驻军部队一起，说实话，一般能转到我们那里的任务基本都是高危险任务，但是规模都不大，一般都是几个小组配合调查

　　一般能转到我们那里的任务基本都是高危险任务，但是规模都不大，一般都是几个小组配合调查行动，如今竟然需要和军队一起行动，情况可想而知!

　　和其他机密任务一样，在到达任务地点前，只有我们带队的人才知道任务行程和情况，而我们这些下属只能跟着。

中国第一个人民公社的大饥荒

中国三年大饥荒饿死多少人(三)

八十一岁的张申细言慢语地向我讲了他的历史和他在1959年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经过，他的老部下74岁的周化民在一边听着，有些是他们共同的经历。

张申，1953年后任中共开封地委书记，是焦裕禄的老领导，离休前任河南省委秘书长；周化民在1958年任开封地委工业部部长，1965年任兰考县委书记。离休前任商丘地委副书记。

1955年上半年，郑州地委改名开封地委，原地委书记张健民调任河南省委组织部长，我继任开封地委书记。

从我当了地委书记就失去了平静的日子。

原来农村合作化工作比较顺利，1953年，被称为“农民运动专家”的邓子恢出任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他提出的基本思路是坚持群众自愿入社的原则．步骤要稳；合作社规模宜小些，不同地区区别对待，不要一刀切；农村合作社不仅要发展，更要巩固。

从我实际工作中体会，这是正确的。

可我错了!毛主席开始批邓子恢是“小脚女人”，1955年下半年就实现了合作化。大大加快了速度。我有些担心。可新乡地委书记耿其昌成了风头人物，我不想当“小脚女人”也跟着跑吧，省委一些领导已认为我“右”了。

1958年，毛主席想游黄河，到了兰考东坝头，省委副书记史向生陪着，到兰考，也让我上了专列，兰考县委书记程约俊同时上车，拿来兰考出的西瓜、葡萄让主席尝。

我上车。见毛主席穿白大褂(睡衣)，正看三国呢。

毛主席要在这儿游泳，罗瑞卿考虑安全，没有同意，便从这儿去了商丘。

这之后便是我领豫东几十万人到巩县、密县去大炼钢铁。

1958年，党中央提出要高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为在第三个五年计划中进入共产主义而大干特干，人们提出口号：

“眼熬烂，腿跑断，连轴转，活着干，死了算!”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脚蹬地球手托天，要把产量翻几番!”

当时头脑发热到了极点呀!说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叫嵖岈山人民公社，就在河南信阳。

新乡地委书记耿其昌陪毛主席到七里营人民公社视察，由毛主席肯定的名字：“还是叫人民公社好!”一下子，全国就全是人民公社了。

到处办食堂供给制，吃饭不要钱，过的是“共产主义”生活。我去黑龙江省参观，看到有“无人售饭处”、“无人售货处”；到处放卫星，发“号外”。捷报满天飞。强迫农民说谎话，报高产量。通许练城公社常庄有个50多岁的老农叫常木林，过去给地主当长工，他对本村回家探亲的杞县老县长说：“现在逼着叫报产量，报不了还得挨打，一说就是党中央的决定。他妈的‘党中央’这个人恁坏，我不相信，连毛主席也管不了这个‘党中央 ’!”他是个老实农民，把“党中央”误认为是个人了。

1958年8月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开扩大会议．决定1958年钢产量要比1957年翻一番，1070万吨。当时开封地区西部5县是山区，有些铁矿石，可以炼铁。我当时兼任地委大办钢铁办公室主任，要到炼钢铁前线去，我去参加省的大办钢铁会，省委书记问：张申到了没有?你回去告诉他，书记要挂帅上…

张申点头说是，张申接着说下去：

我挂帅，坐镇前线指挥部，各县委书记也都既挂帅又出征了。按省委指示，开封地区动员35万人到巩县、登封、密县、新郑、荥阳西5县就地安排，组成各级指挥部，人山人海，人们自带行李，推

小车、带口粮，没有煤，就砍树、运树。建小高炉需要头发，便让女孩子剪辫子，小女孩剪了辫子就哭。高炉需要引铁，便把群众家的锅、门锁…全砸了。

那场面也真壮观，白天人海如潮，夜间一片灯火。不管是山区、丘陵，城乡上下，大小炼铁炉，一个个，一片片，长形的，方形的到处皆是，一眼望不到边。长的有十米甚至上百米，叫做土炉。小的是

木制风箱炉。炎天暑热，汗水和烟尘，每个人脸黑黝黝积满灰尘，很熟的人见面都不认识了。

登封当时是全省大办钢铁的“先进县”。这是从除“四害”(苍蝇、蚊子、麻雀、老鼠)和大搞卫生开始的。《河南日报》登照片，叫农民为驴刷牙，带上口罩，让人啼笑皆非。

登封在大办钢铁前，曾用土法炼过铁，这时，登封成了典型，全国都来参观，哲学家艾思奇也来过。他下放到这儿挂职县委副书记，县委书记是蔡振中。蔡振中虚报产量，搞形式主义，我批评他，他

不吭气。由登封提出“四无”县后，他让群众在厕所里刨蛆，打苍蝇，给牲口、羊刷牙…省里以此典型推广搞四无专区。我不赞成不行，少数服从多数，地委的领导都同意，我没办法。毛主席来河南搞农业40条，蔡振中回答毛主席提问说：三年可以进入共产主义。

1958年冬天，大炼钢铁进行不下去了。

1958年12月，中央批准取消商丘地区建制并入开封地区，原开封地区西部5县划入郑州市，新开封地区共辖21个县，1100多万人口，我任地委第二书记。

1958年冬．粮食没有了。那年粮食丰产没丰收，浪费惊人。商丘就更为严重，上边还不知道真情，冬天在郫城还开粮食丰收现场会，是“反瞒产”。可我看到大大的粮食囤，只在上头有一层粮食，下边全是麦秸、麦糠呵，可“反瞒产”却越反越厉害。

这年春节以后开始饿死人了。

商丘地区五风严重，原地区专员任秀铎和地委组织部长马振藻两人一同指挥修“潘口水库”，毁灭了几十个村庄，组织男女劳力几万人．在数九寒天挖此水库，还组织几十个女孩子参加“秧歌队”扭秧歌，穿着裙子跳舞。大批庄稼被毁，大块土地荒芜，生活极端困难，劳动强度又大，造成了成百上千人死亡。1958年，他们在商丘北郊挖了个“东风湖”，是马振藻带着医护人员、设计人员到苏州、杭州参观回来后亲自指挥搞的。全湖有很多各式各样的桥和假山。三九天里，北风刺骨，马振藻住在离“东风湖”不远的医院里疗养．逼着机关干部、工人、农民，跳到齐腰的水里，挖湖抬泥，结果也饿死、冻死、累死一些人…。

这年冬天．副省长赵文甫和地委书记陈冰之一人带一个秘书到下边私访，到禹城杜集，一进村口．就见人们浮肿厉害，老百姓哭着说：再不来粮食，就都饿死了。陈冰之从村西头走进一家，见一老人在草窝里睡，看不见粮食，见屋里有个小缸，淹着一缸肉，问：是什么肉哩，狗肉? 猫肉?老人哭了，说那是我孙女的肉哩!

饿的人吃人肉了!陈冰之再也呆不住，便找到赵文甫，一块看了看那淹女孩肉的小缸! …

我想说一点真话，讲了点真实情况，还没敢说多严重，可59年8月，我被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那时，我是分管工业的地委第二书记。

周化民的叙述，比张申本人记得具体!

1959年8月，中共河南省委召开工业会议，通知各地、市的分管工业的书记和工业部长参加。我和当时地委第二书记张申同志出席了会议。会议本来是研究如何组织工业大跃进问题，但后来变成“反右倾”了…

一天上午，省委常务书记主持会议，说是要“解放思想，破除迷信”，如实反映一下大跃进中的缺点和问题、困难，对省委有什么意见都可以提，对当前形势有什么看法也可以讲...

参加会议同志都经历过1957年的“反右派”，大多心有余悸，但听省委领导启发，也便你一言我一语的提了一些问题，说了一些看法和建议。张申同志比较系统而如实地作了概括发言，我记得你发言内容大概是：上去几十万人大办钢铁，也炼出了些铁，但质量不高，问题很多。平原群众到山区很不习惯，不断发生逃跑，有几个群众逃跑时掉进水库淹死了；赔钱很多，我们财政上也解决不了，要求省委给我们弥补一些。

农业形势本来很好，但像去年(1958年)一样，丰产了没有丰收．粮食浪费很大。人民公社建立是不是太快了?很短时间就发展为公社化了。步子要稳些就好了。……

在张申说到大办钢铁的问题时，我补充了许多事例：登封县“卫星号外”是假的，是将煤田地面的表皮一剥离，根本就没有往下挖，更没有见煤，就报成产量发出“卫星号外”了。铁的质量很差，中

央物资部来一处长调我们的钢铁，我把他带到登封县现场一看，他嘴里不敢说是铁的质量差。因有顾虑怕说是“右倾”，但拒绝按计划调拨…我还谈到大办钢铁中有许多问题……

我们发言后的第二天下午三时许，一位副省长和一位省委副秘书长来到我们驻地。他们说张申的发言有错误，让他明天在省委北院礼堂作检讨。

第二天下午，省委常务书记，二把手杨蔚屏主持会议，他说：“今天召开这个会议，是安排开封地委第二书记张申做检讨，他有‘大炼钢铁得不偿失论’，还有人民公社搞早了，搞糟了等一系列错误言论，下面由张申做检讨。”

张申上台做检讨，他讲了思想情况，承认思想“右倾”，承认发言中有错误，他讲到犯错误的阶级根源时说：

“我是信阳人，出身于小土地出租者，这是小资产阶级思想劣根性在党内的反映…”

主持会议的杨蔚屏立即打断说：“张申，你把那个‘小’字给勾喽!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

张申讲完，杨蔚屏便让各地市发言批判，看来批判的人思想也认识不上去。水平不高，都是软绵绵的。

主持人杨蔚屏做总结讲话，他说：“现在正在庐山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彭德怀给毛主席上了万言书，他跳出来了。中央这次会议正批判他们!张申的思想和彭德怀一样，也是大办钢铁得不偿失论，和彭德怀遥相呼应。张申也反对人民公社、大跃进……这是一场两条路线的斗争，我们要坚决与张申划清界限，斗争到底…”

从省里开会回来后，省委立即派书记处书记李立，省委常委、组织部长张健民到开封地委坐阵。亲抓反右倾运动。将开封地区的反右倾作为全省的典型，首先从张申的“右倾”开刀，批判张申是在地直机关召开各部门负责干部会议，组织对张申的揭发检举，接着是批判斗争。再接着就是批判续凯(副专员)、杨体泽(副专员)、王向明(地委组织部副部长)三位地委常委的“右倾”。

不久．地委副书记耿化武找我谈话：“经地委研究决定，省委批准你要停职反省，老实交待，彻底揭发检举张申，接受批判斗争，争取从宽处理。从此后，在地委机关工业交通系统召开大会，对我进行无数次批判斗争。

开封地委二十一个县，批了我们半个多，回地区轮流批，上挂下联。

从1959年9月到i960年3月。约半年的时间，对我进行批判斗争，多少场次则不计其数，而且还有人看管，当然没有什么人身自由…

地委常委1960年元月31日批准，划周化民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撤销其地委工业部副部长职务，工资待遇降两级。

批斗结束我在等待处理时，曾令我随一个救灾工作组到永城县检查灾情，安排群众生括。我们一行8人到永城后，县委书记韩某安排我们到县委小灶吃饭．被我们拒绝了。这时小灶上吃的是精粉，生活非常特殊，这个书记终日花天酒地，大吃大喝；他的办公案子很大，玻璃板下放着很多模仿毛主席姿势的个人照片，看起来叫人恶心。

当时永城县60万人口，已活活饿死10万之多，韩书记决定：不准群众外流要饭，不准叫喊无粮无款。他向我们封锁消息，隐瞒实情，说永城群众生活没有问题，拒绝国家发放粮款。我们亲眼在城北一个小村的小庙里见有8个人饿死在那里，回县要向他反映，他死不承认是永城人，说是安徽人到永城来饿死的!他瞪着眼说：“那是冒充我们永城人，给我抹黑!你们不要谎报灾情!不要上当受骗!不要右倾!”

我顶着“右倾”帽子，回来还是如实报告了实情!

1960年2月20日，地委行政科长将我叫去，责令我：“你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现下放劳改要将“工作证”和“公费医疗证”一两天内送到行政科，以后不能享受国家干部待遇，不能享受公费医疗!”

第二天我将两个证明．将这两件关系我的政治生命和身体健康的证件交给他了!

3月25日，通知我去巩县孝感钢铁厂劳动改造，整整一年零九个月……

我被批斗之后，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从行政10级降到12级，然后去杞县付集农场劳动改造。

个人的挫折痛苦算不了什么，最痛心的是：从此在党内没有了民主，不敢再说不同的意见，和57年反右之后，知识分子再不敢说话一样，整个国家沉默了，人民因此受到更大的灾难，这才在我的家乡信阳出现了骇人听闻的“信阳事件”，因为说天大的谎言，造成天大的灾难。

我的老父亲夏佑铭是民主人士，原来跟我住一起，反我右倾机会主义，他便回到了家乡信阳，成了这事件的目睹者。 1961年，我平反后，他又回到开封，是开封市文史馆馆员，民主人士开会，他提出信阳事件就激动不已：死的人到处都是啊!比我们解放信阳市打国民党兵团司令张轸时两方死的人都多得多呀!

据当时统计，光信阳一地，饿死百姓一百多万!

张申说到这儿，说不下去了，他眼里含上了泪花，虽然这已是四十年前的往事，说来还历历在目，如在昨日!

我听着，心里很沉重，我向老周说：准能详细说说信阳事件吗，我要写谎言的悲剧，应该不忘这民族的大悲剧。

老周说：住在我楼上的是开封市纪检委书记姚学智，已离休，他最了解。回去，我们去访访他，他也很愿把这情况告诉别人，让人们记住这段历史…

回到开封，老周领我认识了原开封市纪检委书记姚学智，他80岁，身体好，腰板直挺，满面红光，说话膛音很大。他在1944年参加工作，当过“愚公移山”移动的王屋山地方的小学校长；1955年任省委农村丁作部生产处处长兼办公室副主任。

姚学智的职务，使他亲眼目睹、亲自调查了河南信阳所发生的那场历史大悲剧的前前后后。。。

提起那段往事，这位80多岁老人记忆犹新。

信阳遂平县嵖岈山人民公社，是中国第一个人民公社!也就是在这中国第一个人民公社放出的中国第一颗小麦高产“卫星”!

1958年6月的一天下午，管农业的副省长彭笑千、省委农村工作部副部长赵定远让我去省政府谈生产问题。我到后，见在遂平嵖岈山人民公社蹲点的信阳地委秘书长赵光手拿一把麦穗正汇报哩：“这是嵖岈山公社韩楼大队的麦子，两亩9分地亩产：3800多斤哩，这千真万确，没有错的!”

我听到这数字大吃一惊：咱整天和农业打交道，平时一亩地麦200多斤就不错，咋会冒出个三千八百斤?所有人都表现吃惊，可谁也没说“不信”!

赵定远说：“老姚，你把赵光同志安排在省招待所，让他写个报告，明天早上交卷。”

我领赵光去了招待所，安排好，他写报告，我走了。第二天，我把他的报告拿来交给了赵定远副部长。第二天，就在《河南日报》头版头条登出来了!

这就是全国放出的第一个小麦高产“卫星”。

1958年秋天种麦，省委组织工作组，我是组长，去新乡检查生产。人们去大办钢铁了，麦子种不上，越说谎话越要表扬，叫“气可鼓不可泄”!大食堂的馒头扔的到处都是。我问生产队长：“这么吃，能吃几个月?”生产队长说：“吃三个月。”“吃完后咋办哪?”“有国家管哩，都要共产主义啦，还能叫饿着吗?”

我到济源县王屋公社，见县委书记，我问：“你这劳力都大办钢铁了，没人种地，你还吃饭不吃饭?”

他不吭气，后来，他小声告诉我说：省里点他的名字，我不去大办钢铁，行吗?

新乡获嘉县委书记看到劳力情况严重，把大炼钢铁的劳力调回来了。地委书记把他叫去。问他为何这么办?他说：吃不上饭，不种地，吃铁疙瘩能行吗?地委书记让他写检查，他说：中啊!只要让老百姓吃上饭，咋让我检查都行啊!

1958年夏、秋两季的粮食征购，让嵖岈山区的老百姓们大难临头，惊恐不安!遂平县实际粮产2440万斤，可下来的征粮任务是9000万斤。因为县账面上是100279万斤，比去年增长31倍。

这能怪谁呢?这数字不是你们吹出来的吗?产量人均粮食已达1565斤，根本吃不完，你不交给国家干什么?

这个9000万斤的征购指标是河南省委召开的征购会议定的。省委书记吴芝圃主持会议说：今年全省粮食放了卫星，人均粮食超千斤，已向中央报了数，受到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表扬。所以要下大力搞好粮食征购，在征购粮食中要大放“卫星”，加强领导、书记动手，政治挂帅。大辩论开路，对任何迟疑、畏缩、瞒产、耍滑的行为，要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逼着县委表态报高产量，规定不能低于亩产500斤。谁报低，路宪文便组织人辩论，这一斗，把产量斗上去了。县委书记蔡中田和同来开会的人商量：报低了过不了关，报9000万斤，说不定还过不了关哩。可把粮征光，老百姓吃啥，蔡中田说：先过今天这一关再说吧。

和兴乡十一分队队长吴国祥是硬汉子，会计问他咋办，他说：“先留下种子和口粮，其他的都扯淡，有多少交多少!” 完不成任务昨办?他说：“天塌下来我顶着!让老百姓饿肚子。没门儿!”他硬是留下万把斤种子和口粮。上级一次次催交粮，他只说没有，上级急了眼带找粮队半夜里偷袭进村，挖出存粮，把吴国祥五花大绑带走了。他临走对含泪的乡亲们说：老少爷儿们!我对不起你们啊!

天啊!是谁对不起父老百姓呢?

老百姓被逼无奈，交粮掺假，把当年对付日本鬼子的办法都使出来了!

终于9000万斤任务完成，家家户户家徒四壁，在县大礼堂鞭炮齐鸣庆胜利时，老百姓啼饥号寒，抢地呼天!

1959年8月，在嵖岈山食堂喝着越来越稀面汤，人人脸上浮肿之时，没想到远在天边的庐山开个什么会。之后，奠名其妙开展反右倾运动，更使人心神不宁了!

嵖岈山公社先是集中开会。开始，人们互相打听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是哪村人，怎么犯这么大错误，后来才知是朝廷中的大臣，激怒了天子，所以要全民共诛之。

可批判会总不热闹，干部着急，便要每个小队找出个“小彭德怀”来站在中间，联系实际。遂平县委高度评价这做法。嵖岈山有361名大小队干部，莫名其妙被当成“小彭德怀”，斗个鼻青脸肿；有458名群众因偷吃牲口料被当小右派斗。

从1959年11月至1960年7月上，信阳地区在反右倾追逼粮食中正式由公安机关逮捕1774人，36人死在狱中，拘留10720人，死在拘留所的667人，处处都有阎王殿，只见活人去，不见活人还。

1960年冬，我参加信阳地委领导在驻马店参加县委第一书记会议。我和正阳县委书记住一个房间，他说：“老姚呀，不得了啦，你不知道下边饿死的人厉害得很哪．光正阳县就死了几万啦…·”

我回来问蔡中田：嵖蚜山公社饿死多少人？他回答说：死300人。我回到嵖岈山问陈炳寅书记，他也回答：死300人，原来是县里布置统一了口径。

省委副秘书长打来电话问我：嵖岈山公社死多少人？我回答：我听县委书记、公社书记说300人。晚上，省纪检委书记焦祖涵来电话也问我：嵖岈山到底死多少人，我还是做如上回答。他说：一定要搞确实。

我看省委如此重视，我不能只听汇报。要亲自去调查。

我先到一个村，村干部说：俺村就死二人，还是老头，该死了。我出了队办公室，在路上遇到一群妇女，却哭着诉说他家里饿死人，这一统计就是四五十人哪!

我又去了一个村，也死了几十个人。

这样全公社估算要在三四千人以上啊!

我回公社专门叫各村支书来汇报死亡人数，可支书却不在了!

这个公社的南尧大队，一家老人饿死了，只剩下两个哥，一个妹妹，冬天晚上烤火，哥问弟：饿不饿？饿了咋办，咱不能等死啊!两人一商量：吃了妹妹吧!便把小妹打死。在火里烤着吃。当家叔叔闻到烤肉味儿，过来一看，哥儿俩正烧妹妹的大腿撕着嚼呢。便大骂他们，他们像没听见，还撕着吃，把啃完的头骨放在窗台上，叔叔报告了，公安局来人抓他俩，弟弟跑了，哥哥被抓去，又送回来了——在路上死了。逃走的弟弟也饿死了。

我去调查，有两个村已死绝了，尸体倒在街头，没人掩埋，真是惨不忍睹哇!

我跑回省里，向省领导做了汇报。先找到副秘书长王秉璋，他问嵖岈山死了多少人?我说：根据我独自调查，死人在3000以上。他说：已给中央写报告，报了300人，这咋办？

在省常委会上，我汇报嵖岈山死人实情。

杨蔚屏感到问题严重，派管农业的副秘书长崔光华跟我一块再去嵖岈山调查；让我先写个情况，由机要室打印了。把我写的情况上报中南局。

那天我住在遂平招待所。第二天．中央来了陈正人、陶铸、吴芝圃、李立副书记，从信阳乘大轿子车直奔嵖岈山去，我也到了那里。

陈正人问县里干部：这个公社死了多少人？

陈正人说：工作组报告三千多人，怎么回事？

这是指我写的报告，到底是谁说假话，欺骗中央?我说召开全公社各村的贫下中农代表会，一个村一个村的报，就把死人的盖子揭开了。不是3000多人，而是4000多人哪!我让会议延长一天，把死的人名单拉出来，看着这厚厚一摞密密麻麻的父老乡亲死者的人名，那些想隐瞒真相的人还有什么话说?

新中国三年自然灾害时的代食品:用麦秆做馒头

中国三年大饥荒饿死多少人(四)

1956年到1961年，全国缺粮从农村蔓延到城市，一场由中央发动，各级代食品领导小组指挥，全民参与的代食品运动在全国大张旗鼓地开展起来。这些特殊的食品，在从精神上缓解人们对饥饿的恐惧方面所起的作用，要比它在填充肚皮方面的作用更大。

随着1958年春大跃进运动的全面展开，粮食高产卫星频频上天，似乎吃粮问题已经完全解决。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央领导人提出了“粮食多了怎么办”的问题，在农村公社食堂中曾出现了放开肚皮吃饭的号召，同时国家增加了粮食出口。

事实上，当时许多地方不仅缺粮问题依然存在，而且相当严重。云南省在1958年春夏之间就有70多个县市出现严重缺粮问题。几个月之后，全国粮食不够吃的现象已经十分普遍。到1960年，全国缺粮问题不仅没有丝毫缓解，而且从农村蔓延到了城市。

肚子吃不饱，群众难免怪话连篇，以表达不满情绪。陕西群众说：“人民公社好，粗茶淡饭吃不饱”，“食堂光汤，吃了心慌，做活没劲，吃饭嚷仗”，“过去粮食打的少，还够吃，现在粮食打多了，却不给人吃够，政府不知道把粮食用到哪里去了！”面对极度缺粮的现状和群众的怪话与疑惑，政府不可能视而不见，充耳不闻。

但出于种种考虑，各种媒体一面一如继往地宣传人民公社的无比优越性和大跃进的伟大成就，一面以群众对粮食的消费水平提高和城镇人口增加等原因对缺粮现象进行解释。

《人民日报》在1960年8月25日的社论《全党动手，全民动手，大办农业，大办粮食》中认为：“在过去十年中，我国农业是逐步增长的，特别是1958年和1959年，增长的速度更快……但是，我国原来的农业水平很落后，而解放以来，随着国家建设事业的发展，对农产品的需要却增长很快”，因为“凡是能参加劳动的人一般都参加了劳动，工人和农民全年都在积极地劳动，食量大为增加；人民公社和公共食堂成立以后，原来的贫农、下中农的口粮已提高到中农的水平；近三年来城市工矿区人口增加了两千万左右；工业用粮也增加很大；农业基本建设队伍很大，去冬今春参加水利建设的人数最多的时候达到了七千多万人，他们的口粮比一般农民多。”

解释与宣传是针对思想认识的，并不能有效地缓解现实的吃饭问题。因此，在通过媒体对缺粮问题进行解释的同时，政府不得不采取“低标准，瓜菜代”的措施。也就是一方面降低城乡人口的吃粮标准，一方面大力生产瓜果、蔬菜和代食品。

由于代食品的生产不像瓜菜生产那样要受土地面积和生长期的双重制约，因此中央对依靠代食品缓解粮食问题寄予很高的期望。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和小范围的试验，到1960年11月，中央下发了《中共中央关于立即开展大规模采集和制造代食品运动的紧急通知》，一场由中央发动，各级代食品领导小组指挥，全民参与的代食品运动在全国大张旗鼓地开展起来了。

“让野生植物参加社会主义建设”

所谓代食品，是指人们用于充饥，但在正常年成不作为食品的植物、动物、微生物、化学合成物等。自古以来，人们在灾荒年代都有采集、食用代食品的习惯。三年困难时期，在全国性严重缺粮的情况下，中央人民政府发动全国人民采集和生产代食品，而且由各级党委成立了代食品领导小组，具体负责指挥和领导各地群众研究、试验、开发、生产、收集代食品的活动。

国家在代食品进行宣传时，尽量不提代食品是“度荒”、“救灾”的产物，而将代食品的生产宣传成对农产品的“综合利用”及“人民公社的新发明”等等。河南将群众利用玉米皮制作代食品的举动说成是“人民公社喜事多”，并且编成歌谣：“大跃进，喜事多，玉米皮做出优质馍，不仅香甜又美口，营养价值真不错”。

三年困难时期的代食品主要分为四类：第一类为农作物类代食品，它包括各种非灾难年份人们不曾食用的农作物的秸秆、根、叶及壳类，如水稻、小麦、大麦、玉米、高粱等的叶、秆、根及玉米皮、玉米芯、稻谷壳等，以及薯类作物的叶、茎、根等；第二类为野生代食品，是指野生植物的秸秆、根、叶、皮、果实等，如榆树叶、树皮、橡子、芭蕉芋、蘑芋、石蒜、土茯苓、大百合、野苋菜、洋槐叶、沙枣、鸭跖草之类；第三类为小球藻、红萍等浮游植物；第四类指合成类代食品，如“人造肉精”、“人造肉”、叶蛋白等，它们相对于前三类有较高的营养价值，而且有一定的技术含量，因此也被称作精细代食品。

利用麦秸、油菜秸秆、谷壳、豆秆、豆壳、玉米根、玉米秆、玉米包皮、玉米芯、高粱秆等制作淀粉。《人民日报》1960年7月6日发表评论员文章《综合利用潜力无穷》：据广西河池县试验，一百斤麦秸可能制成湿淀粉六七十斤；这种淀粉掺和一些面粉和米粉，可以制成馒头、花卷、烙饼和面条，质量和面粉做的一样。

在各种农作物中，玉米在制造代食品方面的作用尤其突出，不仅从玉米粒上脱下来的玉米皮是上乘的代食品，而且玉米叶、秆、根，甚至玉米棒的包皮及芯都可以用来制作代食品。因此，三年困难时期各级政府大力提倡种玉米，《人民日报》也在1960年春的相关报道中不断提升玉米的地位，把它从“饲料之王”，提到“杂粮首要地位”，一直到“主粮地位”。

以甘薯的茎叶、木薯的块根、芭蕉芋的根作为代食品。在正常年份，人们食用的是甘薯的块根，茎和叶用作饲料。三年困难时期，甘薯的茎和叶也被作为食品推广。《人民日报》也称甘薯全身是宝：薯叶摘下来洗净晾干，就可当菜，或是掺饭吃；薯叶尖、叶柄放在开水中一烫，加盐腌一天，即可做干菜。

南方的广西等地大种“费工少、成本低”的木薯，用它的块根和叶做成食品。云南等省对主要产于当地、产量大、平时作为猪饲料的芭蕉芋的充饥功能十分重视，《云南日报》多次介绍，称之为“地下粮食”、“人吃的好粮食”，说它含有大量的淀粉和糖分，吃起来味道甜美，可单独食用或掺拌饭吃，还可用来制出可口的馒头、包子、点心、凉粉等。

在政府的宣传上，农作物类代食品的生产是对农作物废料的“综合利用”，野生代食品的采集则是“让更多野生植物参加社会主义建设”。

我国的野生植物资源种类多、分布广，有许多可以为人类所利用。夏、秋季节，许多野生植物生长成熟，采集它们并制成代食品对于缓解缺粮问题有一定作用，因此，1959年秋，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深入发动群众广泛采集和充分利用野生植物的指示》，号召各地开展一个“小秋收”运动，上山采集野生植物资源。

《人民日报》在报导各地“小秋收”情况的同时，也于1959年11月30日发表社论《赶快加工利用野生植物》，进一步推动“小秋收”活动。各地党委纷纷响应，把“小秋收”运动列为党在农村的一项重要任务，建立了领导机构，竭力动员劳动力潜力，或利用农事间隙全民出动，划片包干，或组织“小秋收”专业队，分期上山，野生植物熟一批收一批。

1960年夏季，一些地区总结上一年搞“小秋收”的经验，组织群众到荒野去采摘成熟的野生植物。中央对这一“小夏收”活动非常赞许，《人民日报》及时地发表了社论《让更多野生植物参加社会主义建设》（1960年8月10日）对已经在黑龙江等地取得初步成果的“小夏收”予以推广，并要求各地同时为“小秋收”做准备。

为了配合“小夏收”、“小秋收”，《人民日报》等重要报刊对多种野生植物资源进行了图片或文字介绍。据《人民日报》介绍，每百斤橡子可提取橡子粉30—50斤，经过水或碳酸纳溶液浸提，除去单宁，即可食用；“橡子粉的淀粉含量虽略低于大米和面粉，蛋白质含量也较低，但橡子粉中含有17种氨基酸，其中包括有人体所不能合成而必须从食物中摄取的8种氨基酸。”

据《农业技术》对沙枣的介绍：主要分布在甘肃、新疆、青海、陕西、山西、内蒙古等省，以甘肃省最多；沙枣的果实生吃、熟吃和混在主食中都很可口；沙枣面可以蒸馍、作饼、作面条，还可以作糕点、果酱、酱油、糖、酒和醋等副食品，每百斤沙枣可产沙枣面38斤左右；沙枣的嫩叶煮熟可以当菜吃。

三年困难时期，小球藻一直是政府相当看好的代食品，这大概与小球藻不与农作物争地、易培育、生长快等因素有关。《人民日报》最初对小球藻的宣传却是以培养猪饲料为名的，直到1960年7月6日，《人民日报》的社论《大量生产小球藻》才明确提出小球藻不仅是很好的精饲料，而且具有很高的食用价值。该社论还举例说有些地方用小球藻试制糕点、面包、糖果、菜肴、藻粥、藻酱等食品，清香可口；有人用小球藻粉哺育婴儿，效果跟奶粉不相上下。

此后各媒体有关小球藻的报道主要讲它食用营养价值如何之高。《云南日报》报道“人吃了小球藻以后，最突出的效果是精神好，在一般的情况下，经常定量吃小球藻，体重就会有不同程度的增加。有些地方用小球藻做糕点、糖果、菜肴、藻酱等食品，质高味美，清香可口。有的地方给体质病弱的人吃小球藻，病人很快就恢复了健康。人们称小球藻为‘水中猪肉’、‘植物牛奶’、‘人造鸡蛋’。”这些报道，使许多人对小球藻在度过困难中将起到的作用无比憧憬。

胡乔木看了这些报道后上书毛泽东，建议在全国推广小球藻。毛泽东于1960年10月27日将胡乔木的信批转全国，要求全面推广小球藻。很快，全国掀起了生产小球藻的热潮，农村、城市纷纷建池、沤人畜粪便以培养小球藻。与此同时，推广小球藻培育方法的图书纷纷出版，仅1961年就出版了《国外小球藻的试验和研究》、《小球藻生产知识》、《小球藻生产技术问答》等。

合成类代食品的生产有一定的技术含量，大范围推广的难度较大，一般先由科研部门试验，再把成功的经验向各地介绍。陕西省科学分院和陕西科技大学试验以萝卜、红薯取代琼脂、葡萄糖为培养基的人造肉生产技术，陕西省大荔农校以粗制淀粉加玉米叶粉培养链孢霉的技术，以及西安化学研究所利用农村土炕培养人造肉的方法成功之后，陕西省委代食品领导小组迅速地于1961年1月向各地介绍这一经验。

缓解了人们对饥饿的恐惧

应该说，代食品对缓解三年困难时期的严重缺粮问题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这一点在农村尤为突出。当时广大农民的口粮标准极低，1960陕南汉中地区年平均每人每天的口粮按原粮计算，一些平川县区的大队为半斤，丘陵地区只有4.1两。

在这样一种情况下，绝大多数农户的口粮仅仅靠精打细算、多吃瓜菜根本难以果腹，因此用农作物的根、秸、叶等生产的粗制代食品和利用“小夏收”、“小秋收”采集的野生植物制作的代食品有效地填补了粮食上的不足。汉中地区的多数平川社队按1斤代食品、3斤青菜、5两原粮安排群众每日生活，丘陵地带的社队每人每日约吃2.5两荞花、稗谷、包谷皮、榆树叶等代食品。

不过，农村食用的粗制代食品因口感粗糙、味道奇怪而难以下咽，正如有人记载的困难时期赴农村参加整社的工作组成员吃由蕃茄秆、茄子秆、包谷秆、红苕藤混合在一起推磨成粉做成的代食品馍馍后的感受：“听说发馍馍，三人笑开颜；人均三四个，生活大改善；渴望多少日，饱餐将实现。馍馍端上桌，三人互谦让；拿在手中看，有似马粪状；送进嘴里尝，怪味满口腔。一口咬过后，二口嘴难张；狠心咬三口，呕吐倒胃肠；感谢造物主，有此大犒赏”。

然而，在农民眼里，能有代食品果腹已经很不错了。陕西就有农民将榆树皮磨成面掺些粮食做成熟食后高价出售，获利最少的也赚到150元，最多的一户获利竟达到500元之多。

且不说代食品有没有营养、是不是有食用价值，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代食品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人们的饥饿感，对人们从精神上战胜饥饿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经历过严重饥饿的人都知道，腹中无物的空荡荡的感觉使人心慌神乱，可以为了任何一丁点能够入口的东西去拼命。代食品的使用对处于饥饿中的人们来说，似乎看到了一线战胜饥饿的希望，有助于缓解因饥饿而导致的精神上的极度紧张。

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虽然各级政府部门对代食品的安全问题比较重视，一些出版社也配合代食品生产工作出版了不少有关鉴定和防止代食品中毒的书籍，但由于人们饥不择食，在对一些代食品的性质不太了解的情况下，没有经过试验就食用，因而中毒现象此起彼伏。1960年5月31日至6月10日陕西洋县谢村公社有五个管区先后发生食用枇杷籽致18人中毒的现象；洛南县有个食堂1960年因食用蓖麻叶以致58人中毒；商洛专区从1960年12月2日至21日这20天的时间内，连续发生六起代食品中毒的事故，共294人中毒。

在三年困难时期，代食品在救灾度荒方面起到的作用是不容置疑的，它在从精神上缓解人们对饥饿的恐惧方面所起的作用要比它在填充肚皮方面的作用更大一些。

中共成立的时间 中共成立时有多少党员

中国三年大饥荒饿死多少人(五)

中共成立的时间是1921年8月初，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浙江嘉兴南湖的一艘画舫上完成了最后的议程，庄严宣告中国共产党成立。那么中共成立时有多少党员?

　　中共成立的时间是1921年8月初，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浙江嘉兴南湖的一艘画舫上完成了最后的议程，庄严宣告中国共产党成立。那么中共成立时有多少党员?

　　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及其成员的界定是指在1921年7月底8月初，中共一大召开之前，已有的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及其成员。这些早期组织是指在共产国际代表指导下，由陈独秀、李大钊等领导创建的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

　　关于中国共产党早期成员，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给共产国际的报告说是50人，中共一大给共产国际的报告说是53人，陈独秀给共产国际的报告写得比较含糊，说是50余人。后来，张国焘在莫斯科说是57人。

　　主要的争议，围绕“53人说”与“57人说”展开。

　　“57人说”依据1928年中共六大召开时的一份统计表，该表中所记一大党员数为57人，包括了旅法中共小组。但这一记载在后期论述时，对于代表中“工人4人”一说的争议较大。

　　而“53人说”的依据是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档案中保存的一份写于1921年下半年的不具名的俄文档案文献《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这个应该是距离中共一大召开最近的一份文字记载。文中称“已有6个小组，有53个成员”。

　　但这份档案并没有把旅日、旅法小组包括在内。如果都算上，应该是8个小组，又由于旅日小组已包括在上海小组内，所以应在53个成员之上再加上旅法小组5人，这样应有58人。

　　此前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在“党的早期组织的建立”一节中一共列举了59位成员的名单：

　　上海(17人)：陈独秀、李汉俊、李达、陈望道、沈玄庐、邵力子、袁振英、陈公培、施存统、林祖涵、沈雁冰、沈泽民、杨明斋、俞秀松、李启汉、李中、周佛海。

　　北京(14人)：李大钊、张国焘、邓中夏、高君宇、何孟雄、罗章龙、刘仁静、范鸿劼、缪伯英、张太雷、李梅羹、宋介、陈德荣、张申府。

　　武汉(10人)：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刘伯垂、张国恩、赵子健、郑凯卿、赵子俊、黄负生、刘子通。

　　长沙(3人)：毛泽东、何叔衡、彭璜。

　　广州(6人)：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李季、陈独秀、袁振英。

　　济南(2人)：王尽美、邓恩铭。

　　旅法(5人)：张申府、周恩来、刘清扬、赵世炎、陈公培。

　　旅日(2人)：施存统、周佛海。

　　上述59人名单中，有陈独秀、陈公培、施存统、袁振英、周佛海、张申府6人重复出现，所以只有53人。这个名单包括了旅法小组5个人，如果去掉旅法小组的5个人，只有48人，显然与1921年下半年的不具名俄文档案文献《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一文中所说的国内“现在有6个小组，有53人成员”的说法不相符。那么，国内至少应还有5人未包括进来。那这张名单里究竟遗漏了哪些人?

　　根据亲历者回忆，北京小组还有朱务善、江浩、吴雨铭3人。其中，张国焘回忆朱务善是在1920年9月加入青年团的，朱本人回忆讲是在1921年3月参加北京小组的。江浩是民国国会议员，思想积极，1920年底由南方回到北京后，在李大钊的帮助和影响下，加入了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并捐助了较多的活动经费。至于吴雨铭(又名吴汝铭)，张国焘明确肯定他是党员。张在《我的回忆》第三章中提及“1921年1月1日……中共党员吴汝铭参加学校工作。”

　　另根据调查，长沙小组还应增加贺民范、易礼容、陈子博3人。济南小组还应增加王翔千。

　　而59人名单中在列的黄负生与刘子通都是武汉中学国文老师，被认为是在1921年8月由陈潭秋介绍一起入党的。由于陈潭秋出席了党的一大，一大在8月初闭幕，陈回到武汉才能介绍他们入党，由此推断，黄负生、刘子通应是在一大以后入党的，不应算是早期组织成员。

　　由此在名单中增加7人，移除2人，与不重复的名单合计为58人。该说法与1921年的“53人说”加上旅法小组的5人的算法一致。

　　这一新观点，得到了众多权威党史专家的认可，成为目前国内关于中共党史的最新研究成果。与该成果同时发布的《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及其成员研究》中还首次系统地梳理出8个小组的全部成员。“这是一部填补中共党史研究重要空白之作。”求是杂志社社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李捷说。

　　这58名党员基本上都是知识分子。其中，留日的有18人，北大毕业生有17人，其他大学的有8人，中师、中学毕业的有13人。

　　从籍贯来看，湖南、湖北人数较多，分别为20人、11人。鲜明的地域特征折射出太平天国运动、辛亥革命不容忽视的影响力。此外，他们大都走出故乡，来到北京、上海甚至远赴海外留学，从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因此，聚集在北京与上海的最多。

　　他们之中，有参加过辛亥革命的老同盟会会员，在实践中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如董必武、林伯渠、贺民范等人。而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则成为新文化运动的精神领袖。也有五四运动前出国留学的知识分子，留学海外的经历使他们了解到社会主义的理念。最为年轻的是在五四运动时期成长起来的左翼青年学生，以北大学生居多。还有湖南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批青年学生以及赴法国勤工俭学的学生。这一代从新文化运动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和知识青年的群体特征表明，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历史起点很高，是近代中国社会变革深入到思想文化层面的产物。

　　在革命征途上，58名成员历经革命战争的“大浪淘沙”，有21人牺牲(包括在革命岗位上病逝)，有16人因各种原因脱党退*。脱党后又恢复党籍参加革命工作的有5人。有8人被开除党籍。到革命胜利时，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有4人。

中国三年大饥荒饿死多少人

三年大饥荒饿死多少人 三年大饥荒真相

中国三年大饥荒饿死多少人(一)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有一段被称为“三年困难”的时期，是指1959年至1961年的“三年大饥荒”。三年大饥荒时期人们吃不饱饭，三年大饥荒饿死多少人，特别是农村更严重。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有一段被称为“三年困难”的时期，是指1959年至1961年的“三年大饥荒”。三年大饥荒时期人们吃不饱饭，三年大饥荒饿死多少人，特别是农村更严重。

　　近年来，不同出版物陆续披露的困难时期非正常死亡的人数不尽相同，推算的口径也不尽一样：较早的推算说，“三年大饥荒，中国非正常死亡人口大约为1700万”;之后有人推算，“中国农村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可能达到3471万”;有一本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纪实》的书中说，“非正常死亡和减少出生人口数，在四千万人左右”;有媒体称，“中国人口减少四千万，这可能是上世纪全球范围的最大饥荒”;最近一本史学著作的计算表明，“1959—1961年，中国非正常死亡人口为3250万”。

　　在那场大饥荒当中，全国平均每个县有一两万名农民兄弟被夺去了生命。但是，王永成担任县委书记的昌乐县却没有饿死人。

　　1964年6月17日，王永成(前排中)调离昌乐县时，县委一班人为他送行。

　　那是在整风、反右、大跃进、人民公社化以后的1959年，有人发现农村出了问题。当时山东省昌潍地委做出决定，把青州、寿光、昌乐三县定为“落后县”，派出三个工作组分别去“改造落后”，时任地委宣传部长的王永成被派到昌乐。

　　王永成是从村支部书记、区委书记和县委书记的岗位上磨练出来的，具有农村工作的丰富经验。他到昌乐后首先到人民公社化搞起来的大食堂去考察，这时的食堂里已没有多少可吃的东西;他到农民家里去访问，农民家里也没有粮食。王永成敏锐地意识到，这是个天大的事情，民以食为天，解决农民的吃饭问题便是一切工作的出发点，保住农民的生命便是“重中之重”。王永成不顾个人的利害得失，舍掉包括个人“进步升迁”等具体利益，不顾一切地要确保全县十万户家庭的安全和四十万百姓的生命。

　　王永成立即向地委告急，他不顾当时接连而至的政治运动，没有顾及正在进行的“反右倾”斗争，也没有效法派往××县“改造落后”所搞的“扒两张皮”(逼富裕中农卖粮——认为富裕中农有粮食)等做法，而是呼吁上级尽快调来救命粮，解决百姓的燃眉之急。

　　与此同时，王永成在县里提出“千方百计”救灾渡荒的要求：对那些绝粮的村子，号召群众千方百计自救渡荒;对那些没有自救条件的群众，凡是有亲友可投的都允许他们去投奔亲友以争得一线生路;实在没有亲友可投的，那就采取“破产渡荒”的断然措施：变卖家具物品，换回粮食，以保住生命为原则。

江苏食人事件之谜 揭秘1959年大饥荒中的食人事件

中国三年大饥荒饿死多少人(二)

中国因自然灾害在1959年至1961年全国爆发了三年大饥荒，饥荒正非常严重、国家焦头烂额之时，1959年的3月的江西出现了一件非常诡异的事情!那时，全中国大范围都是饿死的人，更甚者还出现了人吃人的可怕事情!

　　中国因自然灾害在1959年至1961年全国爆发了三年大饥荒，饥荒正非常严重、国家焦头烂额之时，1959年的3月的江西出现了一件非常诡异的事情!那时，全中国大范围都是饿死的人，更甚者还出现了人吃人的可怕事情!这应该是我国历史上无比黑暗又可怕的三年，在困境中求生，如粮荒，反右，打击富农，无数人挣扎、吼叫。在如此艰难的时刻，江西到底怎么回事?

　　江西有个净水县，很小，但也住着千把人，这是坐落在武夷山附近的一片群山中，古时候是猎人进山打猎的落脚地，县中有条小溪，水澈清，所以起名净水县。

　　59年3月，我们接到了上级的指示，马上进驻江西净水，而且是和几只驻军部队一起，说实话，一般能转到我们那里的任务基本都是高危险任务，但是规模都不大，一般都是几个小组配合调查

　　一般能转到我们那里的任务基本都是高危险任务，但是规模都不大，一般都是几个小组配合调查行动，如今竟然需要和军队一起行动，情况可想而知!

　　和其他机密任务一样，在到达任务地点前，只有我们带队的人才知道任务行程和情况，而我们这些下属只能跟着。

中国第一个人民公社的大饥荒

中国三年大饥荒饿死多少人(三)

八十一岁的张申细言慢语地向我讲了他的历史和他在1959年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经过，他的老部下74岁的周化民在一边听着，有些是他们共同的经历。

张申，1953年后任中共开封地委书记，是焦裕禄的老领导，离休前任河南省委秘书长；周化民在1958年任开封地委工业部部长，1965年任兰考县委书记。离休前任商丘地委副书记。

1955年上半年，郑州地委改名开封地委，原地委书记张健民调任河南省委组织部长，我继任开封地委书记。

从我当了地委书记就失去了平静的日子。

原来农村合作化工作比较顺利，1953年，被称为“农民运动专家”的邓子恢出任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他提出的基本思路是坚持群众自愿入社的原则．步骤要稳；合作社规模宜小些，不同地区区别对待，不要一刀切；农村合作社不仅要发展，更要巩固。

从我实际工作中体会，这是正确的。

可我错了!毛主席开始批邓子恢是“小脚女人”，1955年下半年就实现了合作化。大大加快了速度。我有些担心。可新乡地委书记耿其昌成了风头人物，我不想当“小脚女人”也跟着跑吧，省委一些领导已认为我“右”了。

1958年，毛主席想游黄河，到了兰考东坝头，省委副书记史向生陪着，到兰考，也让我上了专列，兰考县委书记程约俊同时上车，拿来兰考出的西瓜、葡萄让主席尝。

我上车。见毛主席穿白大褂(睡衣)，正看三国呢。

毛主席要在这儿游泳，罗瑞卿考虑安全，没有同意，便从这儿去了商丘。

这之后便是我领豫东几十万人到巩县、密县去大炼钢铁。

1958年，党中央提出要高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为在第三个五年计划中进入共产主义而大干特干，人们提出口号：

“眼熬烂，腿跑断，连轴转，活着干，死了算!”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脚蹬地球手托天，要把产量翻几番!”

当时头脑发热到了极点呀!说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叫嵖岈山人民公社，就在河南信阳。

新乡地委书记耿其昌陪毛主席到七里营人民公社视察，由毛主席肯定的名字：“还是叫人民公社好!”一下子，全国就全是人民公社了。

到处办食堂供给制，吃饭不要钱，过的是“共产主义”生活。我去黑龙江省参观，看到有“无人售饭处”、“无人售货处”；到处放卫星，发“号外”。捷报满天飞。强迫农民说谎话，报高产量。通许练城公社常庄有个50多岁的老农叫常木林，过去给地主当长工，他对本村回家探亲的杞县老县长说：“现在逼着叫报产量，报不了还得挨打，一说就是党中央的决定。他妈的‘党中央’这个人恁坏，我不相信，连毛主席也管不了这个‘党中央 ’!”他是个老实农民，把“党中央”误认为是个人了。

1958年8月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开扩大会议．决定1958年钢产量要比1957年翻一番，1070万吨。当时开封地区西部5县是山区，有些铁矿石，可以炼铁。我当时兼任地委大办钢铁办公室主任，要到炼钢铁前线去，我去参加省的大办钢铁会，省委书记问：张申到了没有?你回去告诉他，书记要挂帅上…

张申点头说是，张申接着说下去：

我挂帅，坐镇前线指挥部，各县委书记也都既挂帅又出征了。按省委指示，开封地区动员35万人到巩县、登封、密县、新郑、荥阳西5县就地安排，组成各级指挥部，人山人海，人们自带行李，推

小车、带口粮，没有煤，就砍树、运树。建小高炉需要头发，便让女孩子剪辫子，小女孩剪了辫子就哭。高炉需要引铁，便把群众家的锅、门锁…全砸了。

那场面也真壮观，白天人海如潮，夜间一片灯火。不管是山区、丘陵，城乡上下，大小炼铁炉，一个个，一片片，长形的，方形的到处皆是，一眼望不到边。长的有十米甚至上百米，叫做土炉。小的是

木制风箱炉。炎天暑热，汗水和烟尘，每个人脸黑黝黝积满灰尘，很熟的人见面都不认识了。

登封当时是全省大办钢铁的“先进县”。这是从除“四害”(苍蝇、蚊子、麻雀、老鼠)和大搞卫生开始的。《河南日报》登照片，叫农民为驴刷牙，带上口罩，让人啼笑皆非。

登封在大办钢铁前，曾用土法炼过铁，这时，登封成了典型，全国都来参观，哲学家艾思奇也来过。他下放到这儿挂职县委副书记，县委书记是蔡振中。蔡振中虚报产量，搞形式主义，我批评他，他

不吭气。由登封提出“四无”县后，他让群众在厕所里刨蛆，打苍蝇，给牲口、羊刷牙…省里以此典型推广搞四无专区。我不赞成不行，少数服从多数，地委的领导都同意，我没办法。毛主席来河南搞农业40条，蔡振中回答毛主席提问说：三年可以进入共产主义。

1958年冬天，大炼钢铁进行不下去了。

1958年12月，中央批准取消商丘地区建制并入开封地区，原开封地区西部5县划入郑州市，新开封地区共辖21个县，1100多万人口，我任地委第二书记。

1958年冬．粮食没有了。那年粮食丰产没丰收，浪费惊人。商丘就更为严重，上边还不知道真情，冬天在郫城还开粮食丰收现场会，是“反瞒产”。可我看到大大的粮食囤，只在上头有一层粮食，下边全是麦秸、麦糠呵，可“反瞒产”却越反越厉害。

这年春节以后开始饿死人了。

商丘地区五风严重，原地区专员任秀铎和地委组织部长马振藻两人一同指挥修“潘口水库”，毁灭了几十个村庄，组织男女劳力几万人．在数九寒天挖此水库，还组织几十个女孩子参加“秧歌队”扭秧歌，穿着裙子跳舞。大批庄稼被毁，大块土地荒芜，生活极端困难，劳动强度又大，造成了成百上千人死亡。1958年，他们在商丘北郊挖了个“东风湖”，是马振藻带着医护人员、设计人员到苏州、杭州参观回来后亲自指挥搞的。全湖有很多各式各样的桥和假山。三九天里，北风刺骨，马振藻住在离“东风湖”不远的医院里疗养．逼着机关干部、工人、农民，跳到齐腰的水里，挖湖抬泥，结果也饿死、冻死、累死一些人…。

这年冬天．副省长赵文甫和地委书记陈冰之一人带一个秘书到下边私访，到禹城杜集，一进村口．就见人们浮肿厉害，老百姓哭着说：再不来粮食，就都饿死了。陈冰之从村西头走进一家，见一老人在草窝里睡，看不见粮食，见屋里有个小缸，淹着一缸肉，问：是什么肉哩，狗肉? 猫肉?老人哭了，说那是我孙女的肉哩!

饿的人吃人肉了!陈冰之再也呆不住，便找到赵文甫，一块看了看那淹女孩肉的小缸! …

我想说一点真话，讲了点真实情况，还没敢说多严重，可59年8月，我被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那时，我是分管工业的地委第二书记。

周化民的叙述，比张申本人记得具体!

1959年8月，中共河南省委召开工业会议，通知各地、市的分管工业的书记和工业部长参加。我和当时地委第二书记张申同志出席了会议。会议本来是研究如何组织工业大跃进问题，但后来变成“反右倾”了…

一天上午，省委常务书记主持会议，说是要“解放思想，破除迷信”，如实反映一下大跃进中的缺点和问题、困难，对省委有什么意见都可以提，对当前形势有什么看法也可以讲...

参加会议同志都经历过1957年的“反右派”，大多心有余悸，但听省委领导启发，也便你一言我一语的提了一些问题，说了一些看法和建议。张申同志比较系统而如实地作了概括发言，我记得你发言内容大概是：上去几十万人大办钢铁，也炼出了些铁，但质量不高，问题很多。平原群众到山区很不习惯，不断发生逃跑，有几个群众逃跑时掉进水库淹死了；赔钱很多，我们财政上也解决不了，要求省委给我们弥补一些。

农业形势本来很好，但像去年(1958年)一样，丰产了没有丰收．粮食浪费很大。人民公社建立是不是太快了?很短时间就发展为公社化了。步子要稳些就好了。……

在张申说到大办钢铁的问题时，我补充了许多事例：登封县“卫星号外”是假的，是将煤田地面的表皮一剥离，根本就没有往下挖，更没有见煤，就报成产量发出“卫星号外”了。铁的质量很差，中

央物资部来一处长调我们的钢铁，我把他带到登封县现场一看，他嘴里不敢说是铁的质量差。因有顾虑怕说是“右倾”，但拒绝按计划调拨…我还谈到大办钢铁中有许多问题……

我们发言后的第二天下午三时许，一位副省长和一位省委副秘书长来到我们驻地。他们说张申的发言有错误，让他明天在省委北院礼堂作检讨。

第二天下午，省委常务书记，二把手杨蔚屏主持会议，他说：“今天召开这个会议，是安排开封地委第二书记张申做检讨，他有‘大炼钢铁得不偿失论’，还有人民公社搞早了，搞糟了等一系列错误言论，下面由张申做检讨。”

张申上台做检讨，他讲了思想情况，承认思想“右倾”，承认发言中有错误，他讲到犯错误的阶级根源时说：

“我是信阳人，出身于小土地出租者，这是小资产阶级思想劣根性在党内的反映…”

主持会议的杨蔚屏立即打断说：“张申，你把那个‘小’字给勾喽!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

张申讲完，杨蔚屏便让各地市发言批判，看来批判的人思想也认识不上去。水平不高，都是软绵绵的。

主持人杨蔚屏做总结讲话，他说：“现在正在庐山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彭德怀给毛主席上了万言书，他跳出来了。中央这次会议正批判他们!张申的思想和彭德怀一样，也是大办钢铁得不偿失论，和彭德怀遥相呼应。张申也反对人民公社、大跃进……这是一场两条路线的斗争，我们要坚决与张申划清界限，斗争到底…”

从省里开会回来后，省委立即派书记处书记李立，省委常委、组织部长张健民到开封地委坐阵。亲抓反右倾运动。将开封地区的反右倾作为全省的典型，首先从张申的“右倾”开刀，批判张申是在地直机关召开各部门负责干部会议，组织对张申的揭发检举，接着是批判斗争。再接着就是批判续凯(副专员)、杨体泽(副专员)、王向明(地委组织部副部长)三位地委常委的“右倾”。

不久．地委副书记耿化武找我谈话：“经地委研究决定，省委批准你要停职反省，老实交待，彻底揭发检举张申，接受批判斗争，争取从宽处理。从此后，在地委机关工业交通系统召开大会，对我进行无数次批判斗争。

开封地委二十一个县，批了我们半个多，回地区轮流批，上挂下联。

从1959年9月到i960年3月。约半年的时间，对我进行批判斗争，多少场次则不计其数，而且还有人看管，当然没有什么人身自由…

地委常委1960年元月31日批准，划周化民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撤销其地委工业部副部长职务，工资待遇降两级。

批斗结束我在等待处理时，曾令我随一个救灾工作组到永城县检查灾情，安排群众生括。我们一行8人到永城后，县委书记韩某安排我们到县委小灶吃饭．被我们拒绝了。这时小灶上吃的是精粉，生活非常特殊，这个书记终日花天酒地，大吃大喝；他的办公案子很大，玻璃板下放着很多模仿毛主席姿势的个人照片，看起来叫人恶心。

当时永城县60万人口，已活活饿死10万之多，韩书记决定：不准群众外流要饭，不准叫喊无粮无款。他向我们封锁消息，隐瞒实情，说永城群众生活没有问题，拒绝国家发放粮款。我们亲眼在城北一个小村的小庙里见有8个人饿死在那里，回县要向他反映，他死不承认是永城人，说是安徽人到永城来饿死的!他瞪着眼说：“那是冒充我们永城人，给我抹黑!你们不要谎报灾情!不要上当受骗!不要右倾!”

我顶着“右倾”帽子，回来还是如实报告了实情!

1960年2月20日，地委行政科长将我叫去，责令我：“你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现下放劳改要将“工作证”和“公费医疗证”一两天内送到行政科，以后不能享受国家干部待遇，不能享受公费医疗!”

第二天我将两个证明．将这两件关系我的政治生命和身体健康的证件交给他了!

3月25日，通知我去巩县孝感钢铁厂劳动改造，整整一年零九个月……

我被批斗之后，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从行政10级降到12级，然后去杞县付集农场劳动改造。

个人的挫折痛苦算不了什么，最痛心的是：从此在党内没有了民主，不敢再说不同的意见，和57年反右之后，知识分子再不敢说话一样，整个国家沉默了，人民因此受到更大的灾难，这才在我的家乡信阳出现了骇人听闻的“信阳事件”，因为说天大的谎言，造成天大的灾难。

我的老父亲夏佑铭是民主人士，原来跟我住一起，反我右倾机会主义，他便回到了家乡信阳，成了这事件的目睹者。 1961年，我平反后，他又回到开封，是开封市文史馆馆员，民主人士开会，他提出信阳事件就激动不已：死的人到处都是啊!比我们解放信阳市打国民党兵团司令张轸时两方死的人都多得多呀!

据当时统计，光信阳一地，饿死百姓一百多万!

张申说到这儿，说不下去了，他眼里含上了泪花，虽然这已是四十年前的往事，说来还历历在目，如在昨日!

我听着，心里很沉重，我向老周说：准能详细说说信阳事件吗，我要写谎言的悲剧，应该不忘这民族的大悲剧。

老周说：住在我楼上的是开封市纪检委书记姚学智，已离休，他最了解。回去，我们去访访他，他也很愿把这情况告诉别人，让人们记住这段历史…

回到开封，老周领我认识了原开封市纪检委书记姚学智，他80岁，身体好，腰板直挺，满面红光，说话膛音很大。他在1944年参加工作，当过“愚公移山”移动的王屋山地方的小学校长；1955年任省委农村丁作部生产处处长兼办公室副主任。

姚学智的职务，使他亲眼目睹、亲自调查了河南信阳所发生的那场历史大悲剧的前前后后。。。

提起那段往事，这位80多岁老人记忆犹新。

信阳遂平县嵖岈山人民公社，是中国第一个人民公社!也就是在这中国第一个人民公社放出的中国第一颗小麦高产“卫星”!

1958年6月的一天下午，管农业的副省长彭笑千、省委农村工作部副部长赵定远让我去省政府谈生产问题。我到后，见在遂平嵖岈山人民公社蹲点的信阳地委秘书长赵光手拿一把麦穗正汇报哩：“这是嵖岈山公社韩楼大队的麦子，两亩9分地亩产：3800多斤哩，这千真万确，没有错的!”

我听到这数字大吃一惊：咱整天和农业打交道，平时一亩地麦200多斤就不错，咋会冒出个三千八百斤?所有人都表现吃惊，可谁也没说“不信”!

赵定远说：“老姚，你把赵光同志安排在省招待所，让他写个报告，明天早上交卷。”

我领赵光去了招待所，安排好，他写报告，我走了。第二天，我把他的报告拿来交给了赵定远副部长。第二天，就在《河南日报》头版头条登出来了!

这就是全国放出的第一个小麦高产“卫星”。

1958年秋天种麦，省委组织工作组，我是组长，去新乡检查生产。人们去大办钢铁了，麦子种不上，越说谎话越要表扬，叫“气可鼓不可泄”!大食堂的馒头扔的到处都是。我问生产队长：“这么吃，能吃几个月?”生产队长说：“吃三个月。”“吃完后咋办哪?”“有国家管哩，都要共产主义啦，还能叫饿着吗?”

我到济源县王屋公社，见县委书记，我问：“你这劳力都大办钢铁了，没人种地，你还吃饭不吃饭?”

他不吭气，后来，他小声告诉我说：省里点他的名字，我不去大办钢铁，行吗?

新乡获嘉县委书记看到劳力情况严重，把大炼钢铁的劳力调回来了。地委书记把他叫去。问他为何这么办?他说：吃不上饭，不种地，吃铁疙瘩能行吗?地委书记让他写检查，他说：中啊!只要让老百姓吃上饭，咋让我检查都行啊!

1958年夏、秋两季的粮食征购，让嵖岈山区的老百姓们大难临头，惊恐不安!遂平县实际粮产2440万斤，可下来的征粮任务是9000万斤。因为县账面上是100279万斤，比去年增长31倍。

这能怪谁呢?这数字不是你们吹出来的吗?产量人均粮食已达1565斤，根本吃不完，你不交给国家干什么?

这个9000万斤的征购指标是河南省委召开的征购会议定的。省委书记吴芝圃主持会议说：今年全省粮食放了卫星，人均粮食超千斤，已向中央报了数，受到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表扬。所以要下大力搞好粮食征购，在征购粮食中要大放“卫星”，加强领导、书记动手，政治挂帅。大辩论开路，对任何迟疑、畏缩、瞒产、耍滑的行为，要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逼着县委表态报高产量，规定不能低于亩产500斤。谁报低，路宪文便组织人辩论，这一斗，把产量斗上去了。县委书记蔡中田和同来开会的人商量：报低了过不了关，报9000万斤，说不定还过不了关哩。可把粮征光，老百姓吃啥，蔡中田说：先过今天这一关再说吧。

和兴乡十一分队队长吴国祥是硬汉子，会计问他咋办，他说：“先留下种子和口粮，其他的都扯淡，有多少交多少!” 完不成任务昨办?他说：“天塌下来我顶着!让老百姓饿肚子。没门儿!”他硬是留下万把斤种子和口粮。上级一次次催交粮，他只说没有，上级急了眼带找粮队半夜里偷袭进村，挖出存粮，把吴国祥五花大绑带走了。他临走对含泪的乡亲们说：老少爷儿们!我对不起你们啊!

天啊!是谁对不起父老百姓呢?

老百姓被逼无奈，交粮掺假，把当年对付日本鬼子的办法都使出来了!

终于9000万斤任务完成，家家户户家徒四壁，在县大礼堂鞭炮齐鸣庆胜利时，老百姓啼饥号寒，抢地呼天!

1959年8月，在嵖岈山食堂喝着越来越稀面汤，人人脸上浮肿之时，没想到远在天边的庐山开个什么会。之后，奠名其妙开展反右倾运动，更使人心神不宁了!

嵖岈山公社先是集中开会。开始，人们互相打听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是哪村人，怎么犯这么大错误，后来才知是朝廷中的大臣，激怒了天子，所以要全民共诛之。

可批判会总不热闹，干部着急，便要每个小队找出个“小彭德怀”来站在中间，联系实际。遂平县委高度评价这做法。嵖岈山有361名大小队干部，莫名其妙被当成“小彭德怀”，斗个鼻青脸肿；有458名群众因偷吃牲口料被当小右派斗。

从1959年11月至1960年7月上，信阳地区在反右倾追逼粮食中正式由公安机关逮捕1774人，36人死在狱中，拘留10720人，死在拘留所的667人，处处都有阎王殿，只见活人去，不见活人还。

1960年冬，我参加信阳地委领导在驻马店参加县委第一书记会议。我和正阳县委书记住一个房间，他说：“老姚呀，不得了啦，你不知道下边饿死的人厉害得很哪．光正阳县就死了几万啦…·”

我回来问蔡中田：嵖蚜山公社饿死多少人？他回答说：死300人。我回到嵖岈山问陈炳寅书记，他也回答：死300人，原来是县里布置统一了口径。

省委副秘书长打来电话问我：嵖岈山公社死多少人？我回答：我听县委书记、公社书记说300人。晚上，省纪检委书记焦祖涵来电话也问我：嵖岈山到底死多少人，我还是做如上回答。他说：一定要搞确实。

我看省委如此重视，我不能只听汇报。要亲自去调查。

我先到一个村，村干部说：俺村就死二人，还是老头，该死了。我出了队办公室，在路上遇到一群妇女，却哭着诉说他家里饿死人，这一统计就是四五十人哪!

我又去了一个村，也死了几十个人。

这样全公社估算要在三四千人以上啊!

我回公社专门叫各村支书来汇报死亡人数，可支书却不在了!

这个公社的南尧大队，一家老人饿死了，只剩下两个哥，一个妹妹，冬天晚上烤火，哥问弟：饿不饿？饿了咋办，咱不能等死啊!两人一商量：吃了妹妹吧!便把小妹打死。在火里烤着吃。当家叔叔闻到烤肉味儿，过来一看，哥儿俩正烧妹妹的大腿撕着嚼呢。便大骂他们，他们像没听见，还撕着吃，把啃完的头骨放在窗台上，叔叔报告了，公安局来人抓他俩，弟弟跑了，哥哥被抓去，又送回来了——在路上死了。逃走的弟弟也饿死了。

我去调查，有两个村已死绝了，尸体倒在街头，没人掩埋，真是惨不忍睹哇!

我跑回省里，向省领导做了汇报。先找到副秘书长王秉璋，他问嵖岈山死了多少人?我说：根据我独自调查，死人在3000以上。他说：已给中央写报告，报了300人，这咋办？

在省常委会上，我汇报嵖岈山死人实情。

杨蔚屏感到问题严重，派管农业的副秘书长崔光华跟我一块再去嵖岈山调查；让我先写个情况，由机要室打印了。把我写的情况上报中南局。

那天我住在遂平招待所。第二天．中央来了陈正人、陶铸、吴芝圃、李立副书记，从信阳乘大轿子车直奔嵖岈山去，我也到了那里。

陈正人问县里干部：这个公社死了多少人？

陈正人说：工作组报告三千多人，怎么回事？

这是指我写的报告，到底是谁说假话，欺骗中央?我说召开全公社各村的贫下中农代表会，一个村一个村的报，就把死人的盖子揭开了。不是3000多人，而是4000多人哪!我让会议延长一天，把死的人名单拉出来，看着这厚厚一摞密密麻麻的父老乡亲死者的人名，那些想隐瞒真相的人还有什么话说?

新中国三年自然灾害时的代食品:用麦秆做馒头

中国三年大饥荒饿死多少人(四)

1956年到1961年，全国缺粮从农村蔓延到城市，一场由中央发动，各级代食品领导小组指挥，全民参与的代食品运动在全国大张旗鼓地开展起来。这些特殊的食品，在从精神上缓解人们对饥饿的恐惧方面所起的作用，要比它在填充肚皮方面的作用更大。

随着1958年春大跃进运动的全面展开，粮食高产卫星频频上天，似乎吃粮问题已经完全解决。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央领导人提出了“粮食多了怎么办”的问题，在农村公社食堂中曾出现了放开肚皮吃饭的号召，同时国家增加了粮食出口。

事实上，当时许多地方不仅缺粮问题依然存在，而且相当严重。云南省在1958年春夏之间就有70多个县市出现严重缺粮问题。几个月之后，全国粮食不够吃的现象已经十分普遍。到1960年，全国缺粮问题不仅没有丝毫缓解，而且从农村蔓延到了城市。

肚子吃不饱，群众难免怪话连篇，以表达不满情绪。陕西群众说：“人民公社好，粗茶淡饭吃不饱”，“食堂光汤，吃了心慌，做活没劲，吃饭嚷仗”，“过去粮食打的少，还够吃，现在粮食打多了，却不给人吃够，政府不知道把粮食用到哪里去了！”面对极度缺粮的现状和群众的怪话与疑惑，政府不可能视而不见，充耳不闻。

但出于种种考虑，各种媒体一面一如继往地宣传人民公社的无比优越性和大跃进的伟大成就，一面以群众对粮食的消费水平提高和城镇人口增加等原因对缺粮现象进行解释。

《人民日报》在1960年8月25日的社论《全党动手，全民动手，大办农业，大办粮食》中认为：“在过去十年中，我国农业是逐步增长的，特别是1958年和1959年，增长的速度更快……但是，我国原来的农业水平很落后，而解放以来，随着国家建设事业的发展，对农产品的需要却增长很快”，因为“凡是能参加劳动的人一般都参加了劳动，工人和农民全年都在积极地劳动，食量大为增加；人民公社和公共食堂成立以后，原来的贫农、下中农的口粮已提高到中农的水平；近三年来城市工矿区人口增加了两千万左右；工业用粮也增加很大；农业基本建设队伍很大，去冬今春参加水利建设的人数最多的时候达到了七千多万人，他们的口粮比一般农民多。”

解释与宣传是针对思想认识的，并不能有效地缓解现实的吃饭问题。因此，在通过媒体对缺粮问题进行解释的同时，政府不得不采取“低标准，瓜菜代”的措施。也就是一方面降低城乡人口的吃粮标准，一方面大力生产瓜果、蔬菜和代食品。

由于代食品的生产不像瓜菜生产那样要受土地面积和生长期的双重制约，因此中央对依靠代食品缓解粮食问题寄予很高的期望。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和小范围的试验，到1960年11月，中央下发了《中共中央关于立即开展大规模采集和制造代食品运动的紧急通知》，一场由中央发动，各级代食品领导小组指挥，全民参与的代食品运动在全国大张旗鼓地开展起来了。

“让野生植物参加社会主义建设”

所谓代食品，是指人们用于充饥，但在正常年成不作为食品的植物、动物、微生物、化学合成物等。自古以来，人们在灾荒年代都有采集、食用代食品的习惯。三年困难时期，在全国性严重缺粮的情况下，中央人民政府发动全国人民采集和生产代食品，而且由各级党委成立了代食品领导小组，具体负责指挥和领导各地群众研究、试验、开发、生产、收集代食品的活动。

国家在代食品进行宣传时，尽量不提代食品是“度荒”、“救灾”的产物，而将代食品的生产宣传成对农产品的“综合利用”及“人民公社的新发明”等等。河南将群众利用玉米皮制作代食品的举动说成是“人民公社喜事多”，并且编成歌谣：“大跃进，喜事多，玉米皮做出优质馍，不仅香甜又美口，营养价值真不错”。

三年困难时期的代食品主要分为四类：第一类为农作物类代食品，它包括各种非灾难年份人们不曾食用的农作物的秸秆、根、叶及壳类，如水稻、小麦、大麦、玉米、高粱等的叶、秆、根及玉米皮、玉米芯、稻谷壳等，以及薯类作物的叶、茎、根等；第二类为野生代食品，是指野生植物的秸秆、根、叶、皮、果实等，如榆树叶、树皮、橡子、芭蕉芋、蘑芋、石蒜、土茯苓、大百合、野苋菜、洋槐叶、沙枣、鸭跖草之类；第三类为小球藻、红萍等浮游植物；第四类指合成类代食品，如“人造肉精”、“人造肉”、叶蛋白等，它们相对于前三类有较高的营养价值，而且有一定的技术含量，因此也被称作精细代食品。

利用麦秸、油菜秸秆、谷壳、豆秆、豆壳、玉米根、玉米秆、玉米包皮、玉米芯、高粱秆等制作淀粉。《人民日报》1960年7月6日发表评论员文章《综合利用潜力无穷》：据广西河池县试验，一百斤麦秸可能制成湿淀粉六七十斤；这种淀粉掺和一些面粉和米粉，可以制成馒头、花卷、烙饼和面条，质量和面粉做的一样。

在各种农作物中，玉米在制造代食品方面的作用尤其突出，不仅从玉米粒上脱下来的玉米皮是上乘的代食品，而且玉米叶、秆、根，甚至玉米棒的包皮及芯都可以用来制作代食品。因此，三年困难时期各级政府大力提倡种玉米，《人民日报》也在1960年春的相关报道中不断提升玉米的地位，把它从“饲料之王”，提到“杂粮首要地位”，一直到“主粮地位”。

以甘薯的茎叶、木薯的块根、芭蕉芋的根作为代食品。在正常年份，人们食用的是甘薯的块根，茎和叶用作饲料。三年困难时期，甘薯的茎和叶也被作为食品推广。《人民日报》也称甘薯全身是宝：薯叶摘下来洗净晾干，就可当菜，或是掺饭吃；薯叶尖、叶柄放在开水中一烫，加盐腌一天，即可做干菜。

南方的广西等地大种“费工少、成本低”的木薯，用它的块根和叶做成食品。云南等省对主要产于当地、产量大、平时作为猪饲料的芭蕉芋的充饥功能十分重视，《云南日报》多次介绍，称之为“地下粮食”、“人吃的好粮食”，说它含有大量的淀粉和糖分，吃起来味道甜美，可单独食用或掺拌饭吃，还可用来制出可口的馒头、包子、点心、凉粉等。

在政府的宣传上，农作物类代食品的生产是对农作物废料的“综合利用”，野生代食品的采集则是“让更多野生植物参加社会主义建设”。

我国的野生植物资源种类多、分布广，有许多可以为人类所利用。夏、秋季节，许多野生植物生长成熟，采集它们并制成代食品对于缓解缺粮问题有一定作用，因此，1959年秋，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深入发动群众广泛采集和充分利用野生植物的指示》，号召各地开展一个“小秋收”运动，上山采集野生植物资源。

《人民日报》在报导各地“小秋收”情况的同时，也于1959年11月30日发表社论《赶快加工利用野生植物》，进一步推动“小秋收”活动。各地党委纷纷响应，把“小秋收”运动列为党在农村的一项重要任务，建立了领导机构，竭力动员劳动力潜力，或利用农事间隙全民出动，划片包干，或组织“小秋收”专业队，分期上山，野生植物熟一批收一批。

1960年夏季，一些地区总结上一年搞“小秋收”的经验，组织群众到荒野去采摘成熟的野生植物。中央对这一“小夏收”活动非常赞许，《人民日报》及时地发表了社论《让更多野生植物参加社会主义建设》（1960年8月10日）对已经在黑龙江等地取得初步成果的“小夏收”予以推广，并要求各地同时为“小秋收”做准备。

为了配合“小夏收”、“小秋收”，《人民日报》等重要报刊对多种野生植物资源进行了图片或文字介绍。据《人民日报》介绍，每百斤橡子可提取橡子粉30—50斤，经过水或碳酸纳溶液浸提，除去单宁，即可食用；“橡子粉的淀粉含量虽略低于大米和面粉，蛋白质含量也较低，但橡子粉中含有17种氨基酸，其中包括有人体所不能合成而必须从食物中摄取的8种氨基酸。”

据《农业技术》对沙枣的介绍：主要分布在甘肃、新疆、青海、陕西、山西、内蒙古等省，以甘肃省最多；沙枣的果实生吃、熟吃和混在主食中都很可口；沙枣面可以蒸馍、作饼、作面条，还可以作糕点、果酱、酱油、糖、酒和醋等副食品，每百斤沙枣可产沙枣面38斤左右；沙枣的嫩叶煮熟可以当菜吃。

三年困难时期，小球藻一直是政府相当看好的代食品，这大概与小球藻不与农作物争地、易培育、生长快等因素有关。《人民日报》最初对小球藻的宣传却是以培养猪饲料为名的，直到1960年7月6日，《人民日报》的社论《大量生产小球藻》才明确提出小球藻不仅是很好的精饲料，而且具有很高的食用价值。该社论还举例说有些地方用小球藻试制糕点、面包、糖果、菜肴、藻粥、藻酱等食品，清香可口；有人用小球藻粉哺育婴儿，效果跟奶粉不相上下。

此后各媒体有关小球藻的报道主要讲它食用营养价值如何之高。《云南日报》报道“人吃了小球藻以后，最突出的效果是精神好，在一般的情况下，经常定量吃小球藻，体重就会有不同程度的增加。有些地方用小球藻做糕点、糖果、菜肴、藻酱等食品，质高味美，清香可口。有的地方给体质病弱的人吃小球藻，病人很快就恢复了健康。人们称小球藻为‘水中猪肉’、‘植物牛奶’、‘人造鸡蛋’。”这些报道，使许多人对小球藻在度过困难中将起到的作用无比憧憬。

胡乔木看了这些报道后上书毛泽东，建议在全国推广小球藻。毛泽东于1960年10月27日将胡乔木的信批转全国，要求全面推广小球藻。很快，全国掀起了生产小球藻的热潮，农村、城市纷纷建池、沤人畜粪便以培养小球藻。与此同时，推广小球藻培育方法的图书纷纷出版，仅1961年就出版了《国外小球藻的试验和研究》、《小球藻生产知识》、《小球藻生产技术问答》等。

合成类代食品的生产有一定的技术含量，大范围推广的难度较大，一般先由科研部门试验，再把成功的经验向各地介绍。陕西省科学分院和陕西科技大学试验以萝卜、红薯取代琼脂、葡萄糖为培养基的人造肉生产技术，陕西省大荔农校以粗制淀粉加玉米叶粉培养链孢霉的技术，以及西安化学研究所利用农村土炕培养人造肉的方法成功之后，陕西省委代食品领导小组迅速地于1961年1月向各地介绍这一经验。

缓解了人们对饥饿的恐惧

应该说，代食品对缓解三年困难时期的严重缺粮问题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这一点在农村尤为突出。当时广大农民的口粮标准极低，1960陕南汉中地区年平均每人每天的口粮按原粮计算，一些平川县区的大队为半斤，丘陵地区只有4.1两。

在这样一种情况下，绝大多数农户的口粮仅仅靠精打细算、多吃瓜菜根本难以果腹，因此用农作物的根、秸、叶等生产的粗制代食品和利用“小夏收”、“小秋收”采集的野生植物制作的代食品有效地填补了粮食上的不足。汉中地区的多数平川社队按1斤代食品、3斤青菜、5两原粮安排群众每日生活，丘陵地带的社队每人每日约吃2.5两荞花、稗谷、包谷皮、榆树叶等代食品。

不过，农村食用的粗制代食品因口感粗糙、味道奇怪而难以下咽，正如有人记载的困难时期赴农村参加整社的工作组成员吃由蕃茄秆、茄子秆、包谷秆、红苕藤混合在一起推磨成粉做成的代食品馍馍后的感受：“听说发馍馍，三人笑开颜；人均三四个，生活大改善；渴望多少日，饱餐将实现。馍馍端上桌，三人互谦让；拿在手中看，有似马粪状；送进嘴里尝，怪味满口腔。一口咬过后，二口嘴难张；狠心咬三口，呕吐倒胃肠；感谢造物主，有此大犒赏”。

然而，在农民眼里，能有代食品果腹已经很不错了。陕西就有农民将榆树皮磨成面掺些粮食做成熟食后高价出售，获利最少的也赚到150元，最多的一户获利竟达到500元之多。

且不说代食品有没有营养、是不是有食用价值，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代食品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人们的饥饿感，对人们从精神上战胜饥饿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经历过严重饥饿的人都知道，腹中无物的空荡荡的感觉使人心慌神乱，可以为了任何一丁点能够入口的东西去拼命。代食品的使用对处于饥饿中的人们来说，似乎看到了一线战胜饥饿的希望，有助于缓解因饥饿而导致的精神上的极度紧张。

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虽然各级政府部门对代食品的安全问题比较重视，一些出版社也配合代食品生产工作出版了不少有关鉴定和防止代食品中毒的书籍，但由于人们饥不择食，在对一些代食品的性质不太了解的情况下，没有经过试验就食用，因而中毒现象此起彼伏。1960年5月31日至6月10日陕西洋县谢村公社有五个管区先后发生食用枇杷籽致18人中毒的现象；洛南县有个食堂1960年因食用蓖麻叶以致58人中毒；商洛专区从1960年12月2日至21日这20天的时间内，连续发生六起代食品中毒的事故，共294人中毒。

在三年困难时期，代食品在救灾度荒方面起到的作用是不容置疑的，它在从精神上缓解人们对饥饿的恐惧方面所起的作用要比它在填充肚皮方面的作用更大一些。

中共成立的时间 中共成立时有多少党员

中国三年大饥荒饿死多少人(五)

中共成立的时间是1921年8月初，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浙江嘉兴南湖的一艘画舫上完成了最后的议程，庄严宣告中国共产党成立。那么中共成立时有多少党员?

　　中共成立的时间是1921年8月初，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浙江嘉兴南湖的一艘画舫上完成了最后的议程，庄严宣告中国共产党成立。那么中共成立时有多少党员?

　　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及其成员的界定是指在1921年7月底8月初，中共一大召开之前，已有的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及其成员。这些早期组织是指在共产国际代表指导下，由陈独秀、李大钊等领导创建的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

　　关于中国共产党早期成员，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给共产国际的报告说是50人，中共一大给共产国际的报告说是53人，陈独秀给共产国际的报告写得比较含糊，说是50余人。后来，张国焘在莫斯科说是57人。

　　主要的争议，围绕“53人说”与“57人说”展开。

　　“57人说”依据1928年中共六大召开时的一份统计表，该表中所记一大党员数为57人，包括了旅法中共小组。但这一记载在后期论述时，对于代表中“工人4人”一说的争议较大。

　　而“53人说”的依据是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档案中保存的一份写于1921年下半年的不具名的俄文档案文献《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这个应该是距离中共一大召开最近的一份文字记载。文中称“已有6个小组，有53个成员”。

　　但这份档案并没有把旅日、旅法小组包括在内。如果都算上，应该是8个小组，又由于旅日小组已包括在上海小组内，所以应在53个成员之上再加上旅法小组5人，这样应有58人。

　　此前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在“党的早期组织的建立”一节中一共列举了59位成员的名单：

　　上海(17人)：陈独秀、李汉俊、李达、陈望道、沈玄庐、邵力子、袁振英、陈公培、施存统、林祖涵、沈雁冰、沈泽民、杨明斋、俞秀松、李启汉、李中、周佛海。

　　北京(14人)：李大钊、张国焘、邓中夏、高君宇、何孟雄、罗章龙、刘仁静、范鸿劼、缪伯英、张太雷、李梅羹、宋介、陈德荣、张申府。

　　武汉(10人)：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刘伯垂、张国恩、赵子健、郑凯卿、赵子俊、黄负生、刘子通。

　　长沙(3人)：毛泽东、何叔衡、彭璜。

　　广州(6人)：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李季、陈独秀、袁振英。

　　济南(2人)：王尽美、邓恩铭。

　　旅法(5人)：张申府、周恩来、刘清扬、赵世炎、陈公培。

　　旅日(2人)：施存统、周佛海。

　　上述59人名单中，有陈独秀、陈公培、施存统、袁振英、周佛海、张申府6人重复出现，所以只有53人。这个名单包括了旅法小组5个人，如果去掉旅法小组的5个人，只有48人，显然与1921年下半年的不具名俄文档案文献《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一文中所说的国内“现在有6个小组，有53人成员”的说法不相符。那么，国内至少应还有5人未包括进来。那这张名单里究竟遗漏了哪些人?

　　根据亲历者回忆，北京小组还有朱务善、江浩、吴雨铭3人。其中，张国焘回忆朱务善是在1920年9月加入青年团的，朱本人回忆讲是在1921年3月参加北京小组的。江浩是民国国会议员，思想积极，1920年底由南方回到北京后，在李大钊的帮助和影响下，加入了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并捐助了较多的活动经费。至于吴雨铭(又名吴汝铭)，张国焘明确肯定他是党员。张在《我的回忆》第三章中提及“1921年1月1日……中共党员吴汝铭参加学校工作。”

　　另根据调查，长沙小组还应增加贺民范、易礼容、陈子博3人。济南小组还应增加王翔千。

　　而59人名单中在列的黄负生与刘子通都是武汉中学国文老师，被认为是在1921年8月由陈潭秋介绍一起入党的。由于陈潭秋出席了党的一大，一大在8月初闭幕，陈回到武汉才能介绍他们入党，由此推断，黄负生、刘子通应是在一大以后入党的，不应算是早期组织成员。

　　由此在名单中增加7人，移除2人，与不重复的名单合计为58人。该说法与1921年的“53人说”加上旅法小组的5人的算法一致。

　　这一新观点，得到了众多权威党史专家的认可，成为目前国内关于中共党史的最新研究成果。与该成果同时发布的《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及其成员研究》中还首次系统地梳理出8个小组的全部成员。“这是一部填补中共党史研究重要空白之作。”求是杂志社社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李捷说。

　　这58名党员基本上都是知识分子。其中，留日的有18人，北大毕业生有17人，其他大学的有8人，中师、中学毕业的有13人。

　　从籍贯来看，湖南、湖北人数较多，分别为20人、11人。鲜明的地域特征折射出太平天国运动、辛亥革命不容忽视的影响力。此外，他们大都走出故乡，来到北京、上海甚至远赴海外留学，从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因此，聚集在北京与上海的最多。

　　他们之中，有参加过辛亥革命的老同盟会会员，在实践中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如董必武、林伯渠、贺民范等人。而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则成为新文化运动的精神领袖。也有五四运动前出国留学的知识分子，留学海外的经历使他们了解到社会主义的理念。最为年轻的是在五四运动时期成长起来的左翼青年学生，以北大学生居多。还有湖南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批青年学生以及赴法国勤工俭学的学生。这一代从新文化运动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和知识青年的群体特征表明，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历史起点很高，是近代中国社会变革深入到思想文化层面的产物。

　　在革命征途上，58名成员历经革命战争的“大浪淘沙”，有21人牺牲(包括在革命岗位上病逝)，有16人因各种原因脱党退*。脱党后又恢复党籍参加革命工作的有5人。有8人被开除党籍。到革命胜利时，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有4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