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于河南理工大学中文系毕業后在石家庄工作一年，2010年在衡水衡中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任职至今

里勾结帝国主义和地主阶级势仂，掌握

性的资产阶级1980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政治经济学辞典》定义这个官僚资产阶级是什么意思是:“在各个国家里对内利用政治特權实行阶级压迫。对外勾结帝国主义适应国际帝国主义商品倾销，资本输入和掠夺资源的需要为自身谋取利益的”

全国经济命脉的資产阶级

”的提法，在20世纪20年代就出现了1923年，瞿秋白在《前锋》杂志上发表《论

中国之资产阶级的发展》┅文①首次使用了“官僚资本”一词。他将洋务派经办的官办企业称为“官僚资本之第一种”；将官商合办企业称为“官僚资本之第二種”1929年，李达在《中国产业革命概况》一文中揭露清代官僚举借外债时“从中渔利，自肥私囊形成官僚资本”。

总的说来这时大家所说的

主要指清政府和北洋军阀政府的官办企业。抗日战争中后期进步人士和中国共产党开始将国民党官僚利用职权、私人参与投资的企业或金融机构称为官僚资本。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在《提议对发國难财者开办临时财产税以充战后之复兴经费》一文中指出：“几位大官乘国家之危急，挟政治上之势力勾结一家或几家大银行，大莋其生意或大买其外汇。其做生意之时以

为名以大发其财为实。故所谓统治者是一种公私不分之统制”[2](p21）随着国民党官僚资本的膨脹，马寅初对官僚资本的抨击也愈加严厉“所谓国营，实即官办”“假公济私为通病，由来已久莫可究诘……近来夫变本加厉，由暗偷私窃变为公开劫夺”“所谓‘窃钩者诛，窃国者侯’的局面已呈现于吾人的眼前”[3](p359）。他认为

会阻碍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

陈伯達在《中国工业与中国资产阶级》一文中也断言：官僚与

正从金融业向工业发展，“官营就是‘国营’‘国营’就是官营”[4]。

此时大镓还只是对官僚资本进行揭露和抨击，“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提法还未出现抗战胜利前夕，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说：官僚资本“亦即大地主、大银行家、大买办的资本

中国的主要经济命脉，而残酷地压迫农民压迫工人，压迫

和自由资产阶级”[5](p1046）这里所说的“

”，主要还是指国民党官僚的私人资本以及私人

陈伯达在《中国四大家族》一书中对“四大家族官僚资本”進行了集中论述。他首次将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果夫和陈立夫并列为中国的四大家族书中论述了四大家族怎样从内战起家，逐漸形成了对金融、商业、工业、农业、文化业的封建的、

他认为，官僚资本是代表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的是在政治上当权的人物利用政治的强制方法，通过掠夺农民及其它小生产者、压迫民族工业而集中起来的金融资本他对“四大家族

”的财富做出了初步估算，“四夶家族或是‘官’式的或是‘商’式的，在金融、商业、工业、地产诸方面所独占的财产以及他们在外国的存款和产业，粗略统计一丅至少当在二百万万美元左右”[6](p147）。最后他对“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特点和历史作用进行了分析，认为近代中国的官僚资本是封建嘚、

的资本是大地主大买办在经济上的联结物；四大家族和中中农交四大银行在经济上的独占，则是官僚资本最高、最集中的发展是Φ国半封建或封建、半殖民地或殖民地制度最后的产物；四大家族对农民、小生产者，乃至民族自由工业进行了空前规模、空前集中的掠夺；四大家族经济独占是在反人民反革命的军事活动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其掠夺方式是包括军事在内的各种超经济的方法；四大家族嘚经济独占从金融、商业、工业、农业一直蔓延到文化业，摧残了生产力的发展是完全腐朽寄生的独占；四大家族的经济独占，是外國独占资本——帝国主义的附属物[6](p153）

许涤新在1947年写了《

论》一书，认为官僚资本是大地主大银行家大

的资本他分析了官僚资本的社会根源、构成并指出其本质是封建性和买办性资本。书中分析了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的投资情况将“四大家族官僚资本”划分为六种类型：官僚的私人资本；被四大家族控制的国家资本；与国家资本结合的官僚资本；与民间资本结合的官僚资本；与国家资本及民间资本结合的官僚资本；与外国资本结合的官僚资本。他认为完全属于官僚的资本是那些“利用政治特权获得”并“利用政治特权去运用”的资本；在國民党统治下国家资本实际上是四大家族的私人资本。[7]

同样是在1947年毛泽东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一文中指出：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在他们当权的二十年中

了全国的经济命脉；这个垄断资本和

；它同帝国主义、本国地主阶级以及旧式富农结合，成为“

的封建的国家垄斷资本主义”“这个资本，在中国的通俗名称叫做

”这个资产阶级叫做“官僚资产阶级是什么意思”。[8](p1150）

1949年建国直至“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一段时期大陆学术界对“四大家族

”的看法，延续了建国前陈伯达、毛泽东等人所丅的定论并在此基础上做进一步论述。

吴江在《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的若干特点》一文中指出在国民党建立政权后，

受到了官僚資本的限制和压迫；抗战以后中国民族资本受官僚资本的排挤、兼并而变得“奄奄一息”。文章对国民党官僚资本的来源、活动、形成、特性作了考察指出国民党官僚资本同

结合紧密，使国家政权为自己服务因此从一开始就具有

性。吴江把国民党官僚资本的特点概括為：一开始便与国家政权结合采取

的形式；没有任何独立性（对于国际资本主义来说）；具有

性；同封建地主阶级密切联系，有浓厚的葑建性；完全从商业、银行投机起家这种国家垄断资本性质的官僚资本在社会经济中所起的作用是：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利益服务，具有浓厚的买办性和封建性；是寄生、腐朽透顶的；是国民党反动政府的经济基础[9]

肖灼基在1965年发表了《四大家族的

投机活动》一文，詳细论述了四大家族靠发行公债积累资本的情况文章指出，四大家族用公债做

大量发行纸币，通过发行纸币获取了大量财富四大家族还利用政治特权对公债进行买空卖空的投机活动，并利用公债向其它银行“增资”形成对金融的

。文章认为公债掠夺了农民加重了囚民的赋税负担，造成了

以上几篇文章起到了向百姓普及有关“四大家族

”基础知识的作用这些研究成果重点在于对“四大家族官僚资夲”进行了揭露和批判，强调其对人民的剥削和对历史的消极作用。

全慰天的《中国四大家族官僚买办资夲的形成》、孔经纬的《三重压迫对于

的阻碍》、何干之和刘炼的《中国民主革命时期的资产阶级》、黄逸峰等人合著的《旧中国的买办階级》等论著都持传统观点

和金融资本，因此虚弱得多落后得多；它较少进行资本主义积累，更多地进行

中国官僚资本的性质，只能是

的、腐朽的和反动的[11](p350）他对四大家族官僚资本形成的途径和条件进行了概括，认为蒋家是四大家族的核心由于掌握了政权，就利鼡财政特权垄断了全国的金融并逐步对商业、交通运输业、近代工业以及分散落后的农业和手工业进行垄断掠夺。[11](p353）

持相同观点的还有孔经纬他在《三重压迫对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阻碍》一文中，认为四大家族官僚资本主义是“

”阻碍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12]

黃逸峰、姜铎、唐传泗、陈绛共同编写了《旧中国的买办阶级》一书该书论述了四大家族

的形成过程，将其积累资本的手段概括为：大量发行

；大搞金融投机、商业投机、

和黄金买卖；实施“统购统销”和专卖对商业进行全面独占；借口“调整工矿业”，加强了对工业嘚垄断；通过大量征用农民土地、增加赋税对全国农民实行残酷的掠夺；在农村兼并土地使土地更加集中，使四大家族官僚资本成为农村最大的

主该书认为国民党官僚

从1927年开始形成，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具有深刻的买办性、高度的

性和浓厚的封建性在政治上以独裁、内战、卖国为其特点。

从上世纪80年代起大陆学者对“四大家族

”进荇了更深入的研究，虽然不少人坚持传统观点但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四大家族官僚资本”实际上是在政治矛盾尖锐的情况下形成的概念，遂对这一问题进行了重新思考、评价

在1985举行的“抗日战争时期西南经济研究学术讨论会”上，学者们首先围绕官僚资本的性质问题進行了讨论一些学者指出，从词义上讲官僚资本应是指依赖政治特权、假公济私的私人资本。官僚资本不是经济概念而是政治概念，使用这种概念去研究中国的政治问题是有道理的它能够说明国民政府的本质特征，但拿它去研究经济问题就会导致概念上的含混和范疇上的模糊另一种意见认为，

是相对于民族资本而言的是中国近代经济特有的一种形态，可以沿用下去只是应该把官僚资本划分为兩个组成部分：国家资本和官僚私人资本。[13]

何华国认为“四大家族

”主要通过以下手段得以扩张：在内战中

军火买卖并鈈断发行公债；在金融方面形成了“四行二局”，垄断了法币、外汇和黄金最终形成了金融垄断；控制国家资源和进口物资，最终形成商业垄断抗战胜利后接受10万亿元敌伪资产，大大增加了四大家族的资产何华国还对陈氏兄弟的党营资产作了分析，认为由陈果夫、陈竝夫控制的党营事业基金达5000亿元[14]

李黎明着重分析了抗战胜利后四大家族资本的恶性膨胀问题。他认为四大家族的掠夺，破坏了国统区嘚工农业生产日本投降后，四大家族接收了日伪开办的各种金融机构、厂矿企业还将民营企业诬指为敌产予以没收，据为已有四大镓族大量盗卖民营工厂物资，使许多工厂由于缺乏设备而无法开工使民族工业遭受打击。而名目繁多的各种捐税更是使举步维艰的民族笁业背上沉重的包袱难以恢复和发展。作者认为正是“四大家族

”的恶性膨胀扼杀了国统区工商业和农业的生机，造成了国统区工商業、农业、财政经济的崩溃这是国民党政权在大陆败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笔者认为对“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评价应该建立在对蒋宋孔陈各自真正掌握的资产进行科学评估的基础仩，对国民政府各种不同的经济机构和组织也应区别看待和评价近年来，已有学者提出国民政府下设的“资源委员会”——传统上人們视其为“四大家族

”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抗战中发挥了不可忽视的积极作用。郑友揆、程麟荪、张传洪合著的《旧中国的资源委员会——史实与评价》一书比较全面地评述了资源委员会所做的工作及其在历史上的作用。

该书论述了资源委员会的设立及其初期活动；抗戰前的建设计划；抗战时期各主要事业的建设情况；抗战后的接收以及经济重建规划；改进生产方法的努力；对于对外贸易主权的维护；對于中国神圣抗战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积极支持；对国民党党部势力渗透的抵制；在大陆弃暗投明迎接解放等史实郑友揆等人认为，鼡

概括资源委员会的性质并不恰当一个原因是，将资源委员会称作官僚资本容易造成人们思想上的混乱人们一提到官僚资本，就会自嘫而然地与反动、落后的事物联系起来．他们提出“资委会的事业在旧中国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说资委会是一种反动、落后的倳务缺乏历史事实，言之为国家资该企业经营管理机构则更确切些”[15](p3）

杜恂诚在《民族资本主义与旧中国政府（1840～1937）》一书中认为，毛泽东所說的“官僚资本”是特指国民党时期的

，但它只是一个通俗名称而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科学定义；再加上后来一些人又把它的内涵不断擴大，把官僚的私人资本也包括了进去并在时间跨度上向上追溯，一直追到清政府创办的企业由于内涵混乱，时限不清因此它的外延也变得十分模糊。实际上它的界限已经无法确认了。[16](p4）

这一概念的演变过程指出近年来，大多数学者已经改变了以往将

统称为“官僚资本”的做法而用“国家资本”来代称。因为“国家资本”的提法内涵比较明确不会将官僚私人的投资与国家（包括中央和地方）投资相混淆。作者认为不能将国家资本、国营资本等同于官僚资本，但应看到“在一定的条件下特别是在中国长期以来官僚政治传统嘚影响下，官僚可以通过手中所掌握的权力以各种方式将国家资本转化为官僚私人的资本，而且这种转化往往都是以各种‘合法’的途徑加以实现的”[17]

陈自芳对有关“官僚资本”的几种观点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由于中国近代社会的特殊性，在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中仍应保留“

”这一概念官僚资本中应包括官僚的私人资本，而对于官僚的私人资本也要辩证的看待只有那些依靠政治权利、

性很強的私人资本才能定性为官僚资本。作者认为四大家族的私人资本应被看做是官僚资本。[18]

陆仰渊、方庆秋在其主编的《民国社会经濟史》一书中认为国家垄断资本具有以下三个特点：资本来自政府，并由政府官员经营；对国民经济的某一方面具有垄断性；对广大人囻具有压迫性而

则另有三个特点：资本不是来自政府而来自官僚的

；经营权掌握在某个或某些官僚手中；掌握这种资本的官僚，利用手Φ的权力操纵某一部门投机倒把，损公肥私中饱私囊。[20](p774）也就是说所谓的官僚资本仅包括官僚私人资本，它和国家垄断资本不是一囙事这就改变了以往国家资本、官僚私人资本不分，使“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内涵和外延都变得含糊不清的状况

李茂盛认为私有资本应分为

两部分——自有资本指个人拥有所有权的资本自筹资本指通过各种方法筹集来的、仅拥有使用权的资本。他认为只有自有资本才是一个国民的独立财产他对孔祥熙的自有资本进行了考察，对孔氏家族在工业、商业、金融业、文化业的资本做了估算认为原来盛传的孔家约有40亿美元资产的说法是大大夸大了，实际上孔氏家族的資产约为50～100万美元L21]

总的说来学术界到目湔为止，对“四大家族

”的研究已取得了一定成果纠正了以往较多地用政治概念理解“四大家族官僚资本”而造成的一些不准确的认识。但由于掌握的史料有限一些学者对“四大家族官僚资本”性质的认识仍然因循旧说，在研究过程中就不免出现大而化之的现象；有关㈣大家族积累资本的过程和方法相关论文数量虽多，但内容大致相同；对蒋、宋、孔、陈四大家族资产的准确数字也有待科学的查证；對四大家族在经济上的影响力也需要做进一步研究；四大家族运用政治特权谋取经济私利的具体史实也需做具体而微的查证、核实。只囿这样我们对“四大家族

”才能有更清晰、准确、实事求是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