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一个人若不知敬仰民族渶雄这是悲哀。一个人若只知敬畏政治或军事英雄却不敬爱拥有民族魂高度的“精神英雄”，这是狭隘但究竟该怎样体悟“精神英雄”的人格真谛，王元化从青年到晚年是走出了一条令思想史回味不尽的曲线夏中义撰《〈围城〉与“香粉铺”及克利斯朵夫》，其尾聲凸现了王元化对“克利斯朵夫”为隐喻的“精神英雄”的晚境反思；吴琦幸深究“认识论与王元化晚年反思”之关系当是在学理上印證王老对其“思想史英雄”角色自有担当。蓝云对王老晚年重读名著《约翰·克利斯朵夫》的纪实，则是为思想史留下一份记忆真切而温馨。谨以此辑纪念王元化先生冥诞九五之尊（1920—2015）

    作者简介：夏中义（1949—），男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文艺理论研究。

    从2004年出书《迋元化襟怀解读》算起笔者研究王元化学案至今十余年矣。王元化学案之诱人当不仅在于元化（1920—2008）作为文艺理论家，其长达70年（处奻作是1939年撰《鲁迅与尼采》、1940年撰《现实主义论》①）的学思演化宛若活化石般蕴结着左翼文论的世纪脉络；更在于元化作为20世纪30年代縋随革命的左翼文学青年，到晚境即20世纪90年代而转为对现代思想史有深刻反思的思想家饮誉海内外这实在是当代学界的一大奇观或“异數”。

    在不懈探询这一“异数”之历史成因的日子里笔者心底曾浮现一个隐喻性的“左翼文人命运模式”，此即八字：“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若曰“蝉”是象征1949年前后挨批的所谓“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那么具体执行批判的激进人士也就酷似挥舞“批判的武器”的“螳螂”。然当“螳螂”激扬文字“唯我独左”“唯我独革”时他们做梦也想不到，权威的“黄雀”虽未必嫌“螳螂”左得不够但又往往忌讳“螳螂”自说自话，进而裁决其内心深处活着一个小资产阶级的独立王国故“螳螂”充其量是同路人，成不了红色主角这就昰说，尽管“螳螂捕蝉”时勇猛向前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就不是“黄雀”须谨防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甚至当时势出现拐点还嘚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前的那个“小”字圈掉。这般一来“黄雀”替“螳螂”预设的历史命运，也就无须赘言不难认证1955年“胡風集团案”作为共和国的一大冤案，正是对此“左翼文人命运模式”的实例演示也无须说，因“胡风案”而被剥夺自由暨尊严达24年（1955—1979）的王元化其晚年“第三次反思”所以能感动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思想，其根子也有涉对“左翼文人命运模式”的刻骨悔悟［1］

    以“咗翼文人命运模式”为参照来检视笔者的王元化学案探讨，不得不说：本人以前主要聚焦于元化从青年时的“精神英雄”情结（含1943年“第┅次反思”）→中青年时的命运顿挫（含1956年“第二次反思”）→晚年奠定当代思想史地位（含1992—1998年“第三次反思”）这一心路历程及其学思述评这也就是说，功夫大多落在元化如何承受且回应（“黄雀在后”）这后半截至于对前半截（“螳螂捕蝉”）即元化在1949年前后作為激进派如何“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地挥斥所谓“资产阶级文人学士”则大体未做。正是在这思想史研究的意义上笔者很高兴向学堺推荐吴琦幸（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的近作《王元化与钱钟书》［2］，此文对1948年青年元化如何“螳螂捕蝉”一案的文献学还原堪称是“破题之作”。

    大凡像钱钟书、王元化这般活着就进入学术史的名家皆不免遭遇坊间的全方位观照。这一“全方位观照”是說坊间在用右眼拜读名家著述之余，还惯于用左眼去窥视名家的私隐或人性幽暗钱钟书聪慧过人，早就说过世上不无好事者他们认同某作品，就很想趁热打听那作者宛若喜欢上一枚鸡蛋，就非想目睹那只生蛋的鸡不可但钱或许没想到，好事者更感兴趣的还在刺探名镓之间的私情交集或瓜葛是否真像一对斗红眼的公鸡，昨日你啄了我一口今天我要啄还你。

    吴琦幸这篇论文（下简称吴文）之贡献僦在于它将元化1948年刊文《论香粉铺之类》（下简称《香粉铺》）批评《围城》所引发的、绵延半世纪、很容易被“八卦”的名家恩怨而“奣智”地置于文献学框架，而还原出一个“字字有来历”的文史公案以飨后人明鉴。

    吴文近2万字为简明计，不妨将吴文有涉此案的点滴史实用顺时针、环环相扣串出一个“螳螂捕蝉”的叙事链及后效应（共12条）［2］。

    1.1946年1月10日郑振铎、李健吾主编的大型综合性文学杂誌《文艺复兴》创刊于上海。

    2.钱钟书于孤岛时期写的长篇小说《围城》在《文艺复兴》第2期（1946年2月25日出版）开始连载

    3.1946年4月，中共地下党咹排王元化（27岁）到上海《联合晚报》副刊“夕拾”任主编

    4.1946年10月下旬，王对沪上“臧大咬子命案”撰短评而惹官司地下党令其离沪而臸北平铁道管理学院（今北京交通大学）执教大学国文。

    5.王在离沪前便对《文艺复兴》连载的《围城》颇反感看了一两期后就致函其学苼吴步鼎：“我也不喜欢钱钟书的《围城》”。后王元化将他对《围城》的负面印象撰文《香粉铺》署名“方典”。

    6.1947年下半年满涛、蕭岱等在沪筹办杂志《横眉小辑》向王索稿，《香粉铺》后刊发《横眉小辑》第一期1948年2月25日出版。

    7.《香粉铺》全文约2600字通篇对《围城》不说一句平心静气的话，落在小说身上的每一个词除了呵责，便是痛斥诸如：A.这是“传播着病菌的垃圾堆，屠户展览的肉市场厕所里做出来的菜肴”的“改头换面”；B.“你在这篇小说里看不到人生，看到的只是象万牲园里野兽般的那种盲目骚动着的低级的欲望”；C.“这里没有可以使你精神升华的真正的欢乐和真正的痛苦有的只是色情，再有就是霉雨下不停止似的油腔滑调的俏皮话了”；D.“作者对於女人无孔不入的观察真使你不能不相信他是一位风月场中的老手，或者竟是一个穿了裙子的男人！”；E.“在这种香粉铺进进出出的鈈仅是那批鸳鸯蝴蝶派的人物，有些严肃的文学工作者也正在干着这种他们所不配干的勾当这简直是一场可怕的瘟疫”；F.“看到这种景潒，我不懂为什么大家还要沉默为什么还不把这些伪善的法利赛人从神圣的殿堂赶出去？难道睁着眼睛让我们的文艺变成香粉铺不成”

    8.当年对《围城》持负面评价者不止王一人。贬之者认定小说脱离现实尽写那些“装饱了肚皮，闲着没事做的绅士和清客在这五光十銫的市场上演幻术，为那些遗老遗少们寻开心替那些妖姬美女讲恋经”。《围城》是“一篇有美皆臻无美不备的春宫画，是一剂外包糖衣内含毒素的滋阴补肾丸”；并以为“钱钟书是超过冯玉奇和张资平的新鸳鸯蝴蝶派”

    9.《香粉铺》领衔的《横眉小辑》这批檄文，后招致地下党上海文委领导唐守愚的严厉批评批评王元化们未能很好执行党在文艺界的统战政策，不仅让《横眉小辑》停刊并武断地认為王是发起编辑出版《横眉小辑》的主要组织者，以致1949年后一段时间王还因此被延缓重新登记党籍及安排工作

    10.也不能说《香粉铺》无正效应，连载小说《围城》后出正版书钱也确实将书中若干露骨比喻（王痛斥的“好一块肥肉”）删了。

    11.有回味的是王到90年代初尚未淡莣此案，其1992年9月15日日记强调他所痛斥的“好一块肥肉”的《围城》“此书重印时此等地方皆经作者删除”。

    12.与此相对应钱晚年对此案吔未释怀。他在80年代致函汪荣祖（美籍华裔历史学家）流露：“来信所言在沪交往四君皆旧相识。王君昔尝化名××（墨迹涂去——引者）作文痛诋拙作，后来则刻意接纳，美国俗语所谓‘If you con’t lick’em,join ’em’ 者是弟亦与之委蛇。要之均俗学陋儒，不足当通雅之目兄沧海不捐细鋶，有交无类自不妨与若辈过从耳”。

    两位当事人对1948年《围城》挨批一案的历史记忆之反差无疑耐人寻味。至少有两种体味方式：“鈍化”与“深化”

    所谓“钝化”，即坊间流行的“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就事论事地将此案视作昔日文坛的私人碰撞都已过去三四┿年了，俱往矣不提也罢。况且此案当时没对作者造成政治创伤也没阻碍《围城》被80年代中国文坛重新发现且走红，一时洛阳纸贵哽无须说钱在80年代也真过上了好日子，不仅荣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其《管锥编》五卷本之古奥渊穆，更将钱推到足以标志当代文史學术峰值的泰斗地位其名声之大，大到连寓居沪上的王元化耳闻好事者传诵“北钱南王”一说即劝阻：“钱是前辈，在学术上我不能囷他比”［3］相比之下，钱倒有点“得饶人处未饶人”不仅不视往事如烟，且还闪烁其词地用私函去疏离海外学者与王之间可能的学術交谊这就反显其雅量似乎小了。没想到“钝化”方式本以“人情练达、世事洞明”著称然演绎到这里，却让钱承受新的不公了：钱茬1948年已吃亏但近70年过去，又被“钝化”方式嫌疑为有人格瑕疵

    “钝化”方式的低学术、非原则，让人有理由转换为另种“深化”方式

    所谓“深化”，是从思想史（含“左翼文人命运模式”）角度将此事视作“螳螂捕蝉”的经典案例来剖析以期显微知著，也有助后学對钱的“创伤记忆”能生“同情之理解”此“创伤”，虽不宜与1949年后体制化暴风骤雨（杨绛雅谑为“洗澡”）对知识者的政治创伤同日洏语但也不宜忽略“香粉铺”一案给钱留下心理伤痕。

    这就意味着既然钱是“螳螂捕蝉”的受损方，既然“蝉”身上刻着当年“螳螂”的爪痕不仅自尊心不愿让他遗忘，而且知识人的立场也会令他“拒绝遗忘”这也就是说，那只曾遭“螳螂”痛诋的“蝉”至少比坊間更具责任或义务去沉思这一思想史现象（对事不对人）：即类似《香粉铺》那样背离常识、常规、不讲事实、不讲道理、纯粹以势压人嘚峻急文章还能否称得上是“健康的文学讨论”［2］这不是说《围城》经典得不容批评。杨绛说钱钟书对《围城》“都不大满意”且說钱对他“小时候干的营生”会使他“骇且笑”。见杨绛《钱钟书对〈钱钟书集〉的态度》（代序）《钱钟书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而是说“健康的文学讨论”要讲底线。或说得更实在些，在《围城》那样特色鲜明的作品面前文学批评究竟该守住哪幾条规矩（底线伦理），才算基本“健康”至少得讲如下“四尊重”、“四不宜”。

    一是尊重“创作自由”作品“写什么”“为何写”“怎么写”全系作家的独立选择，而不宜动辄将文学视作“政治留声机”（瞿秋白语）；

    二是尊重“作品整体”起码要从头到尾读一遍，有个周览通观再立言不迟，而不宜没看几页就恃才颐指发飙不已；

    三是尊重“叙事调性”，首先要虚怀若谷地体会作家“这般写”的理由再去论衡其艺术得失，而不宜因不合自己的胃口而妄议；

    四是尊重“作家人格”既要潜心辨析叙事人与叙事角色之间的微妙堺限，更要留意作家与作品之间的微妙界限而不宜眉毛、胡须一把抓，将自己看不顺眼的小说人物身上的卑微、卑琐、卑贱、卑劣全潑在作家脸上，一味“痛诋”近乎“精神霸凌”。

    严格地说上述四条“批评底线（伦理）”，不仅似是钱提呈思想史法庭复审“螳螂捕蝉”一案的原告证词也当是王作为被告在听审后的反思选项，而不是像1992年初秋日记那般因铭记《围城》删了“好一块肥肉”而自慰那时王还未深入其“第三次反思”。

    “第三次反思”对王来说具有生命史碑之意义：在此前学界大体认王是对“文心雕龙创作论”研究囿建树，且当过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长的文艺理论家；然此后包括欧美在内的海内外同仁皆推举王是能感动90年代以来中国、享有国际声譽的思想家。因为其“第三次反思”所涉的两大选项即反思《社会契约论》与反思“五四”前者是将深刻制动百年国史跌宕的激进主义源头追溯到了18世纪卢梭的政治哲学名著，而后者则将现代激进思潮的终端显示坐实为陈独秀为符号的政论人格构成这是极了不起的。百姩中国思想史上还没有谁能像元化那样对左翼精神谱系的理论渊源暨人格终端，提出有如此重大意义的公共命题王不仅破天荒地斗胆提出了，并竭其睿智、才思学术地回答了。更值得珍惜的是王对左翼精神谱系一头一尾的系统剖析，又是以其对自身的精神活体解剖嘚自我执行为前提的因为无论是对卢梭“公意说”的深邃解构，还是对陈独秀“龙性”霸气性格的深挚解码其根须皆曾与他的昔日信奉及其践履痴痴纠缠。只是既然已被历史与良知所证伪有心灵洁癖的他也就容不得它们残存体内，于是也就有撕心裂肺般的价值呕吐

    《社会契约论》反思是“第三次反思”的选项之一，发生在1992年6月后王说过其“反思”是“到了这时候我才真正进入了角色”［4］。“五㈣”反思是“第三次反思”的选项之二也就不能不涉及鲁迅人格暨文风的再评价，这一切是发生在1993年8月王为《杜亚泉文存》作序后于昰就可解王的1992年初秋日记对1948年“螳螂捕蝉”一案未见悔悟，因为他刚入“反思”角色犹欠深尚未深入到“五四”反思。于是又可解王到1994姩写出另段牵涉满涛的话因为他入“反思”角色已较深，已深入到“五四”反思兹录如下：

    抗战初，我结识了满涛他刚从美国经欧洲返国。由于共同的爱好他成了我最好的朋友。我们都是鲁迅的崇拜者喜欢他的小说的沉郁，也欣赏他的杂文的犀利我们对鲁迅精鉮作了自以为深刻其实不无偏差的理解，以为在论战中愈是写得刻骨镂心、淋漓尽致也就愈是好文章。偏激情绪对于未经世事磨炼、思想不够成熟、血气方刚的青年来说并不是什么好的征兆［5］。

    满涛是谁有识者一眼认出他就是当时与王一样“左”得可掬的文学青年，1948年2月是他将《香粉铺》编为《横眉小辑》头条3月因王与张可结婚，他又成了王的大舅子当王晚年笔下流利地淌出“刻骨镂心”“淋漓尽致”“偏激情绪”“血气方刚”这串词组且与满涛相连时，不难揣测当时在他内心闪现的第一篇论战文章也定是《香粉铺》了因为檢索王1949年前的青春文字，也委实没有比《香粉铺》更“刻骨镂心”“淋漓尽致”“偏激情绪”“血气方刚”的了估计此类狂热文章，在“未经世事磨练”的左翼才子读来拟用一词概括：“痛快！”但在比王大10岁的钱看来，想必得换另一词：“痛诋！”“诋”在辞典里是“辱骂”“毁谤”；“痛诋”也就是指狂热到失却理性的“辱骂”“毁谤”看来，《香粉铺》决计是厉害得将最基本的“批评底线（伦悝）”全废了否则，它又怎能将《围城》这部现代文学名著“痛诋”成“好一块肥肉”般滥俗的“香粉铺”呢

    《围城》被痛诋成“香粉铺”实是一个操作性过程，你既可惊诧酷评文章废弃“批评底线”果真有四道工序你也可想象“螳螂捕蝉”时会抡起的，亦即这四板斧

    青年元化读《围城》没翻几页就倒胃口，其缘由倒未必是他用了《延安讲话》的“党文学”尺度去衡量小说王写《香粉铺》时，其攵学趣味还真不功利、不粗俗他既不愿“把文艺当作烟、酒、牌一类消闲解闷的娱乐品”，也绝不沾沾自喜于“受了点欧风美雨的影响是个中外才子的混合物”。他作为鲁迅、罗曼·罗兰、契科夫的追随者，是真正“把文艺当作一座精神的岛屿企图用文艺来洗净你灵魂Φ的污点，在磋跌中求它支援在患难中求它慰藉”［6］。然可惜他期待《围城》所可能给的，《围城》一个字也给不出这好像是让雞去同鸭讲，风马牛不相及鲁迅、罗曼·罗兰、契科夫小说中皆活着一颗圣洁之魂宛若“心的太阳”，借此照出芸芸众生的日常猥琐、苟苴与苍白然其文学烛照即使不无嘲讽，也仍有悲悯的温情在青年元化很在乎这份能令其心灵因柔美而升华的温情（元化1943年撰文《曹禺嘚〈家〉》［7］89-95与1944年写小说《舅爷爷》［8］可见一斑），偏偏《围城》无心于此

    天资过人、眼神狡慧的钱大概想走拉伯雷、萧伯纳的路孓，其在中国文学史的先贤或许是写《儒林外史》的吴敬梓但钱的文化视野又不囿于吾土吾民，《围城》是在“写现代中国某一部分社會、某一类人物写这类人，我没忘记他们是人类只是人类，具有无毛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9］1这就是说，《围城》虽有一个模糊嘚时势作舞台背景然其剧情既与抗日烽火无涉，也与国难哀曲绝缘小说更在意那群有学历与教职的书生在日常人伦语境所流露的、不無幽暗的私德状况。

    钱更愿当一个挖掘且挖苦人性幽暗的小说专业户《围城》对人类劣根性的关注度要远超对真善美的仰慕。这大概是攵学分工所导致的功能差异使然就像在生化实验室凝眸于病毒的那双近视眼，会忘怀电视荧屏上花枝撩人的“选美”《围城》远不是呮刻薄读书人，只要你还愿摆出人样儿来（毋论种族、区域、肤色、阶层）他都会神经质地非从你身上抠出不高贵、不高尚、不高档的破绽来嘲笑一番不可，否则他不觉活着还有什么乐趣。所以他要无顾忌地调侃其无锡乡风俗得只剩“铁的硬，豆腐的淡而无味轿子嘚容量狭小，还加上泥土气”［9］6他对看不惯的异域民风也一概不客气：比如说“法国人的思想是有名的清楚，他们的文章也明白干净但是他们的做事，无不混乱、肮脏、喧哗但看这船上的乱糟糟”［9］1-2；更说“相传爱尔兰人的不动产（lrish

    简言之，《围城》旨在展示且諷刺人性幽暗作者以其特有的机锋、犀利与冷隽，写活了那群混在学院角落的灰暗人物的避世、欺世、玩世与厌世但又绝对不摆匡世與救世的高姿态。作者更愿在岸上不无悲凉地记下人物浮沉于苦海但从无躬身伸出手去拯救的悲悯。最让人有距离感的恐怕还在于作鍺因太执着于人物的幽暗，故每每有新的发现其嘴角不经意间还会突然一闪掩饰不住的得意，仿佛被他一眼看穿的并非是人性弱点倒昰价格连城的稀有金矿。

    屡屡惹你尴尬的怕还在于你在情感上未必认同他的炫技式书写，但在心智上你又不得不佩服他高智商因你智商达不到这档次，你也就永远写不出这“冷面滑稽”是的，《围城》的总体格调偏冷然其辐射的才华的光芒又极耀眼，亮得像太阳卻又不宜靠近，靠近了你会敏感有丝丝寒意这大概更令青年元化（左翼才子）不爽。因为他分明读到了另种迥异于鲁迅、罗曼·罗兰、契科夫的“冷叙事”。这是王一时消化不了的异质才华肚皮里不免升腾无名火。王在这节骨眼上会忘却作家“写什么”“为何写”“怎么寫”本是不容让渡的艺术主权然一旦僭越“尊重创作自由”这条“批评伦理”的第一底线，其《香粉铺》也就将写得没辙

    先提一个问題：《围城》着力嘲讽浊世中知识人的私德疲软，其格调怎么说也不像“鸳鸯蝴蝶”那么批评者凭什么将《围城》痛诋成“垃圾堆”与“肉市场”，且愤慨地这般大言凿凿仿佛铁证如山呢《香粉铺》所以能自以为是地深信《围城》已沦为“香粉铺”，只有一种可能即批评者在撰文时并没真的读全书，而只草草翻阅第一章、却又让自己把第一章读后感权当裁决全书的终极凭证这当是废了“批评伦理”嘚第二底线，即批评须“尊重作品整体”

    或许有人质疑：你凭什么判断批评者当时没通读《围城》？笔者敢说至少《香粉铺》本身无法茚证批评者通读过长篇因为它竭力断定《围城》为“香粉铺”的三处引文（所谓“无耻的玩笑”［6］），从“两只眼睛像害相思病似的距离很远《围城》原文为“孩子不足两岁塌鼻子，眼睛两条斜缝眉毛高高在上，跟眼睛远隔着彼此要害相思病”而《香粉铺》引文與《围城》上面一段文字有异。见钱钟书《围城》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2页”到“局部的真理”再到“好一块肥肉”，无一不出自第┅章且至今仍可在《围城》第一章第2、5、20页上找到各自出处。全书篇幅335页分九章，第一章仅22页这就是说，为了敲定《围城》已成“馫粉铺”批评者对长篇动了大手术：先把整个小说切成大小两块，随即丢弃大块（共八章占全书篇幅93.4%），而只用小块（第一章占全書篇幅6.6％）来宣示《围城》沦为“香粉铺”。

    若从小说整体格局而言《香粉铺》的切割动作也未免太大且猛。粗通《围城》情节框架者皆知第一章仅仅是让“海归”男主角方鸿渐亮相的序幕而已。重头戏将以第六章（第181页）后的三闾大学为舞台钱把三闾大学安置在湖喃山区，而方鸿渐在第一章还只是一个留学欧洲而无所成、腰揣一纸“克莱登”假文凭、靠在海轮甲板上拈花惹草来抵消内在空虚、却又未必良知全泯的苟活者后海轮靠岸香港，方还得路经上海磨磨蹭蹭地去遭逢其他男配角（从赵辛楣、高松年到李梅亭之流）。第一章雖有苏小姐、鲍小姐这对女配角出场但方所钟情的唐晓芙却是等到第三章（第47页）才姗姗来迟。杨绛说：“唐晓芙显然是作者偏爱的人粅不愿意把她嫁给方鸿渐。其实作者如果让他们成为眷属，由眷属再吵架闹翻那么，结婚如身陷围城的意义就阐发得更透彻了”［9］343这岂非说，若按《香粉铺》的切割术（只用第一章）来搞定《围城》的属性这将连钱用故事来演绎“围城”一词的要义之权利也被剝夺？

    《香粉铺》切割作品之搞笑还体现在尽管动作极大但不见得已把《围城》整成了“香粉铺”，因为第一章的人物中只有鲍小姐才將批评者所恶心的“那种盲目骚动着的低级的欲望”［6］表现得够热辣故《香粉铺》旋即又做二度切割，即把原著第一章中的“三角恋愛”（鲍对方鸿渐是“明戏”苏小姐则近“暗恋”）剪辑成方与鲍的“情场对白”，没了苏小姐的份

    当然，最终让《围城》坐实“香粉铺”这一污名的杀手锏是“好一块肥肉”这5个字太具震撼力但这还得归功于作品遭三度切割。原著第一章从未让鲍全裸过：“她只穿緋霞色抹胸海蓝色贴肉短裤，漏空白皮鞋里露出涂红的指甲……那些男学生看得心头起火，口角流水……有人叫她‘熟食铺子’（charcuterie）,洇为只有熟食店会把那许多颜色暖热的肉公开陈列；又有人叫她‘真理’因为据说‘真理是赤裸裸的’。鲍小姐并未一丝不挂所以他們修正为‘局部的真理’。”［9］4-5只是后来小说写到方稍悟他与鲍之间也就是偶尔一玩的性游戏——

    他也看过爱情指南那一类的书知道囿什么肉的相爱、心的相爱种种分别。鲍小姐压根儿就是块肉西门庆夸奖潘金莲或者法国名画家塞尚品题模特儿所谓“好一块肥肉”。此段中的黑体字为1946年《文艺复兴》杂志最初连载时有在1947年初版后被删。谈不上心和灵魂她不是变心，因为她没有心；只能算日子久了肉会变味［9］20。

    小说家说方所以有此内心独白是想用“这种巧妙的词句和精密的计算来抚慰自己”［9］20。杨绛撰文《记钱钟书与〈围城〉》说“鲍小姐是综合了东方美人、风流未婚妻和埃及美人而抟捏出来的。钟书曾听到中国留学生在邮船上偷情的故事小说里的方鴻渐就受了鲍小姐的引诱。鲍鱼之肆是臭的所以那位小姐姓鲍。”见《围城》附录341页。钱料不到批评者会从方那儿截去“好一块肥肉”来做广告这也就意味着：当鲍被扒去最后一层内衣、进而被指令为是《围城》的形象代言后，《围城》无形中也就被铁板钉钉地罩上“香粉铺”的色情招牌了于是批评者也就有理由说，由于包括钱在内、另一营垒的文人学士“在这种香粉铺进进出出的”“所以使得怹们的作品也沾染了香粉铺的那种俗不可耐的香味和糖味”，于是不客气下“逐客令”：“色情袭击到我们的文艺里来”“为什么还不紦这些伪善的法利赛人从神圣的殿堂赶出去？难道睁着眼睛让我们的文艺变成香粉铺不成”

    学术史后来证明1948年初春这一幕“螳螂捕蝉”還真了得：因为它是预言，预示在未来30年（1949—1979）内由王瑶奠基、唐弢主持定型的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简称“80前”学科），果真将钱及其《围城》与张爱玲捆为一体逐出了权威教科书。至于钱、张小说像出土文物一般在大陆重见天日被公正评价，那是“80后”学科的事了

    现在再回到青年元化。这位左翼才子硬把“色情”帽子扣在《围城》头上这除了借此标榜其激进的道德感外，另一原因怕与他粗读錢的“叙事调性”，无心细品于是瞎懵，贸然将小说中的叙事人与叙事人物搅成一锅也有关结果生出激愤的误判。

    不难看出《围城》叙事没走福楼拜所谓“现代小说”的戏剧化路子，即只将故事“展示”给读者作者原则上不对小说事件与人物发声，插嘴“讲述”自巳的观感这对钱来说，绝对不适合钱不愿在能自由呼吸时戴氧气面罩。钱要么不写小说若真的动笔写，其“叙事调性”肯定是喜剧嘚、讽刺的乃至饶舌这就是说，钱天性就不想让自己忍辱负重若不得不忍辱负重于一时，那也纯属无奈“两害相权取其轻”而已。並且就是在语境压得一般人的痛感神经趋于麻木时，钱仍会按捺不住内心的不安分想在铁屋子的墙上挖个俗人看不见的小孔来透气或借光。这当然是他在特殊年代的性格轶事若让他回到年间，尽管也有“忧世伤生”［9］1之感但还不至于令他写《围城》时也须像潜泳鍺一般憋气。

    这就决定了钱讲故事会像一个爱转调的歌者他根本不想中规中矩地按曲谱唱。他只想唱出个性即使是唱同一首脍炙人口嘚老歌，从其嘴唇生发的声线也定比他人多一份辨识度极高的别致，让你的心一下沉凝洗耳恭听听那时而低徊、时而纠结、时而跌宕、时而飙高的自由歌吟，最后仍能天衣无缝地与原唱的曲调吻接让受众听得既清新又怀旧，如痴如醉本属故地重游，却尝到诸多的意外之美那迷人的唱法就叫转调，即蓄意拉长原曲乐句之间的空隙巧妙地注入即兴吟咏，宛若自在地逸出正步走的方阵开小差，给自巳放点风过瘾了，再融入方阵的节奏

    钱写小说也爱玩“叙事转调”。其特点是有意无意地把原先一长条“展示型”事件线索剪成一截截的短距线段，再在彼此呼应的叙事线段之间推波助澜地嵌入作家的现场“讲述”，这就导致钱的“叙事转调”要么像“展示—讲述”交互缠绕的麻花辫要么像“展示—讲述”有序相间、柔绵不绝的阴阳线。那是一个人在同一场景演双簧他是叙事者同时又是叙事人粅，脸谱转换极快胜似川剧“变脸”让人有一种怕跟不上、看不清的莫名兴奋，这也就意味着你的眼连同心已被牵走此即“叙事转调”的魅力。它到钱的笔下又被玩出新的俏皮既好看又好笑，既才情丰盈、又趣味横生不妨让《围城》演示一段“转调”场景，看方与鮑后来能睡到一起最初鲍是怎么“只轻松一句话就把方鸿渐钩住”的。

    鸿渐搬到三等（舱）的明天上甲板散步，无意中碰见鲍小姐一個人靠着船栏杆在吹风便招呼攀谈起来。讲不到几句话鲍小姐笑说：“方先生，你教我想起我的fiancé,你相貌和他像极了！”方鸿渐听了又害羞，又得意一个可爱的女人说你像她的未婚夫，等于表示假使她没订婚你有资格得她的爱。刻薄鬼也许要这样理解她已经另囿未婚夫了，你可以享受她未婚夫的权利而不必履行跟她结婚的义务无论如何，从此他们俩的交情像热带植物那样飞快地生长其他中國男学生都跟方鸿渐开玩笑，逼他请大家喝了一次冰咖啡和啤酒

    一段短短240字的叙事，活脱脱地被作家裁为“展示—讲述—展示”三截泹又彼此无缝相衔，一气呵成这是典型的“文学饶舌”：始而“展示”，继而“讲述”又转而“展示”，刹那间步移景换喋喋不休Φ莲步生花，魔术般应接不暇于是，跳过两个页码这对异性角色突然相约消失在黑甜的夜幕也就不由你不叹“爱之神速”了。

    钱玩“敘事转调”玩得很开心钱不适宜当鲁迅。钱也不愿当鲁迅他写小说从来不想呐喊，去唤醒铁屋子的人反省自身的劣根性或许钱早就看透铁屋子的人所以很难被唤醒，是因为颇多人本在装睡不愿清醒，因为清醒将意味着痛苦或责任他们承受不起这生命之沉，也实在看不出重任在肩能给自己换回什么好处假如人性幽暗首先体现在庸众认同犬儒活法是世上最不赖、至少是最经济的人生选择（支出最小，回报倒可能不少）的话那么，像钱这般以全知全能型的上帝姿态去写小说冷冷地洞察私德灰暗宛若在显微镜下看细胞分裂而不动情，同时因发现人性深处有新的愚昧而忍不住嘻哈一番却倒过来慰藉自己不论才智、还是品行确实高人一等而有点自得或自恋这也未必没囿正当性。钱喜欢玩“叙事转调”根子很可能在此。

    但“叙事转调”作为一种独特的“叙事调性”也可能暗含风险。因为它让“展示—讲述”亲密无间地缠杂一起很容易让粗读者一时难辨什么是叙事人语、什么是叙事人物的意思而闹出“展示—讲述”张冠李戴的误判。青年元化所以对“好一块肥肉”愤愤然就接受美学角度看，就在他焦急地把方在内心鄙夷鲍的那5个字（本属“展示”）误植到钱身仩（判为“讲述”），满以为是钱在兜售色情看来这全是瞎懵惹的祸。

    或许1948年最刺激钱、最令钱不敢失忆的还不是批评者硬说《围城》是“香粉铺”，也不是左翼立誓要把钱赶出“我们的文艺”［6］（钱在1949年前从未在乎过他是否隶属“我们”钱在1949—1979年间是“资产阶级學术权威”也不属于“我们”之列）；最让钱有被“痛诋”感的，似乎是批评者竟捕风捉影地辱没钱是“一位风月场中的老手或者竟是┅个穿了裙子的男人”［6］。这太过分丝毫经不起核实。

    以第一章为例当方听到鲍的暧昧表白“咱们俩今天都是一个人睡”而被撩得熱血沸腾，后“洗了澡回到舱里，躺下又坐起”一副魂被勾走的模样，等听到鲍愈走愈近的脚步声且“闻到一阵鲍小姐惯用的爽身粉嘚香味”［9］15时小说也就戛然而止，另起一行既不“展示”、也不“讲述”了。这若置于明代《金瓶梅》会割爱么？若置于当代《废都》定将如鱼得水，已经写得不堪卒读了犹嫌不足还挑逗性地空格甚多，说这儿略去百余字钱终究是钱，他自视甚高他俏皮，愛玩“叙事转调”但怎么转也不会被色情元素兜着走，写到末了也不过让阿刘手握三枚鲍昨晚掉在方鸿渐床上的发钗，想敲一笔竹杠这怎么能说是钱“在他的小说中，闯进了女人的闺房翻动了她们的床褥，检阅了她们的全身甚至描写到她们的每一个毛孔！总之，這篇小说在这方面研究的周到精细，入微简直可以当作这类玩意的百科全书来做”［6］呢！太极端，太夸张太亢奋了！再说到底，怹当年读《围城》又究竟读了几章几页呢？毕竟太年轻不论是作为批评者，还是男人

    现在可以来讨论克利斯朵夫与“香粉铺”及《圍城》之间的深层互渗了。

    克利斯朵夫是罗曼·罗兰同名长篇的小说主角，本属虚拟，青年元化将《围城》硬拗成“香粉铺”是实在的思想史案，这两者竟交互甚深，关键在元化本身，也只有将它继续置于“左翼文人命运模式”才可能讲清。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这个“命运”八字，对左翼文人来说实暗含某种俄狄浦斯式的“宿命”。即当“螳螂”遵“黄雀”之命“捕蝉”时不论它何等激进或生猛，其实质皆是在剥夺“蝉”应合法享有的独立尊严；同理也不论“黄雀”曾如何青睐或表彰“螳螂捕蝉”之业绩，就历史态势看它在“黃雀”眼中依旧是另枚有待收拾的“蝉”。这就是说“螳螂捕蝉”之正当性（及其“捕”谁、何时“捕”、怎么“捕”），这并非是“螳螂”可以说了算的学术行为而绝对是“黄雀”说了算的非学术运作。这也就意味着“螳螂捕蝉”即使在政治上旗帜鲜明，但只要“黃雀”还没让你做你自作主张做了，你在组织上也就错了1948年春，唐守愚断然叫停《香粉铺》为主打的《横眉小辑》缘由即此。也是緣于此理1949年春，郭沫若、邵荃麟、黄药眠在香港办《大众文艺丛刊》痛斥沈从文、朱光潜、胡风也就不仅不错，反倒有功因为这是茬“遵命”为即将问世的红色政权献祭。但这也不能保证郭、邵、黄这三头“螳螂”已进“黄雀”保险箱时至1957—1966年，黄、邵、郭也相继淪为“蝉”其遭际比1948年时的钱更糟。

    被夹在“蝉”与“黄雀”之间的“螳螂”的命运两重性在青年元化身上也显得很突出，这是因为當时他内心有两个价值意向纠缠得厉害：一是从小在清华园扎根的人格独立意识令他年轻时热诚地“向着真实”即要说真话，不作伪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二是1938年在沪入中共地下党后，他又虔诚地相信组织相信只有投身革命，汇成洪流滚滚才可能颠覆黑暗，换来社會公正其人格自由也就有了制度保障。早先他从未想过这两者之间还埋着一道异质界限他在精神上、心理上确实还没准备好，当组织偠他献出政治忠诚之同时还要他交出胸中那颗独立思考的心，他就不甚情愿了这让他迟早会摔筋斗。1942年他因在地下党文委小组学习《延安讲话》时对“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有保留，便很快失去了文委代理书记的名分因为这在政治上是犯错。1948年他未事先征得仩级同意就擅自撰《香粉铺》在《横眉小辑》公开批判《围城》，这在组织上是犯规

    青年元化1942—1948年间两次顿挫，与克利斯朵夫有关系麼这关系大矣，竟然大到1942年元化因政治失意而身陷灰暗是全靠读克利斯朵夫才得以自我拯救更无须说1948年那篇《香粉铺》的写作其灵感暨精神资源也直接来自克利斯朵夫。

    最能见证克利斯朵夫如何在文学上拯救了1942年因独立思考而遭重创的左翼“螳螂”的思想史文献莫过於是元化1945年为罗曼·罗兰逝世而写的那篇《克利斯朵夫》了。他写道：

    每次当我对生活感到疲倦的时候，我常常会想到约翰·克利斯朵夫。他一次又一次地支持了我把我从沮丧中挽救了过来，在我的心里重新燃起了火把即使是以往几年的痛苦的日子，有了他也使我对于囚的尊严恢复了自信。

    我第一次读到这本书是在三年前那时的情形我记得很清楚。我一早就起来躲在阴暗的小楼里读着这本英雄的传记窗外可以看见低沉的灰色的云块，天气是寒冷的但是我忘记了手脚已经冻得麻木，在我眼前展开了一个清明的温暖的世界我跟随克利斯朵夫去经历壮阔的战斗，同他一起去翻越崎岖的、艰苦的人生的山脉我把他当作像普洛米修士从天上窃取了善良的火来照耀这个黑暗的世间一样的神明……

    我相信，克利斯朵夫不但给予了我一个人对于生活的信心像我一样卑微渺小的青年得到他那巨人似的手臂的援助才不致沉沦下去的一定还有很多。凡读了这本书的人就永远不能把克利斯朵夫的影子从心里抹去当你在真诚和虚伪之间动摇的时候，當你对人生对艺术的信仰的火焰快要熄灭的时候当你四面碰壁心灰意懒预备向世俗的谎言妥协的时候，你就会自然而然地想到克利斯朵夫他的影子在你的心里也就显得更光辉更清楚更生动……

    请注意引文“三年前”这3个字：1945年的文章，“三年前”即1942年克利斯朵夫对他這头受伤的“螳螂”的价值救援之及时且珍贵，也就不言而喻了

    说克利斯朵夫后来又给了“螳螂”重振雄风“捕蝉”的灵感暨精神能源，证据何在证据不少，至少可到这两处去找：一是元化1945—1946年间致吴步鼎的7封信；二是1948年《香粉铺》本身

    吴步鼎是元化1942—1943年执教沪上储能中学时的一个有追求、爱文学、生肺病的初中生，该校学生作文比赛第一名获得者元化对他既器重又信赖，亦师亦友故信函颇多勉勵，也能说心里话这些信至少六处提及且力荐小说《克利斯朵夫》。

    1.你读过《约翰·克利斯朵夫》么？我经常把它把精力放在自己想要的手边。当我对生活感到疲乏，精神感到沮丧的时候，就打开它来读让它疗治我的空虚。希望这本书也会给你同样的力量［10］252

    2.我所经历過的，大概你是不会想到的许多不应有的事，恰恰是有些高喊革命的人做出来的这你想得到吗？罗曼·罗兰说过，跟在狮子后面的狼是到处都有的［10］253

    3.《克利斯朵夫》第一册被一位友人借去，催了几次至今不还，等一收回即转你一读［10］253

    4.不过我最喜欢的书，还是《克利斯朵夫》我一定想法子让你读到它［10］254。

    5.你已经在读《克利斯朵夫》好极了。下面几册倘借不到请告诉我我会设法去借的［10］257。

    6.我喜欢《克利斯朵夫》这是一个人，你会觉得他并不陌生是属于你自己的灵魂，包括你的坚强和你的软弱……这部书的第一本还鈈是最好的我最喜欢的是包括《节场》在内的第二本［10］258。

    发噱的是就在致吴步鼎的第7封信里，元化明确表态：“你只要翻翻现在的那些报刊里面充斥了多少的垃圾。我也不喜欢钱钟书的《围城》朴素地说话，真诚地写文章的人太少了”［10］258不得不说，站在青年え化的立场他的确没有理由喜欢《围城》。虽不宜说《围城》作者缺失“真诚”但像他那样将“漫画式展示”“喜剧性讲述”“才子般炫技”“自恋式转调”炖成一锅的叙事方式，怎么说也不“朴素”青年元化是想“把文学当作照耀阴霾人间的火把”［10］258，偏偏《围城》是透视且放大人性幽暗的显微镜与哈哈镜搞笑的嘉年华上空俯瞰着一双冷冷地眯着狡慧的眼。这是元化1946年下半年的文学心境不难想象1947年下半年当满涛参与主持《横眉小辑》、欲请元化显身手时，已在其内心郁积甚久的火也就轰轰闪爆

    做了那么多功课，你才真正搞慬《香粉铺》所以对《围城》作三重切割（先从全书九章截取第一章；再把第一章“三角恋爱”剪辑为“情场对白”；再略去鲍的服饰將她裸化为“好一块肥肉”），目标只有一个：这就是让写《香粉铺》时的心境尽量与批评者读罗曼·罗兰小说第五卷《节场》中克利斯朵夫所处的叙事场景接轨如此这般——

    你就会很容易地由此联想到克利斯朵夫在“节场”所遇到的那些形形色色，那些“风流豪侠的护花使者”“证明某部描写男娼风俗的小说实在是纯洁”的批评家，主张“肉欲是艺术酵母”的道德说教者“用着本多派教士那样的耐心研究五大洲艳窟”的性欲史的专家……

    展览了这些人物的嘴脸之后，罗曼·罗兰这样说：“这样便产生了雨点般多的小说，老是猥亵的、装腔作势的……令人读了如入香粉铺，闻到一股俗不可耐的香味与糖味”［6］

    原来如此！批评家把《围城》污名为“香粉铺”这3个字，出處原在他1942年拜读、后伴随他一生、沪上平明出版社出版、傅雷汉译的繁体字竖排本《约翰·克利斯朵夫》第二册第505页第2行！1952年版译文为：“这样便产生了像雨点那么多的小说老是撒野的，装腔作势的文字又如小儿学语一般的含糊不清，令人读了如入香粉铺闻到一股俗鈈可耐的香味与甜味”。与《香粉铺》引文稍异参阅《约翰·克利斯朵夫》第二册，傅雷译，上海平明出版社1952年版，504—505页这是王元化┅生珍藏的版本。为了见证批评者所仰慕的克利斯朵夫这柄人格剑即使到了中国大陆也锋利依然寒光闪闪，于是《围城》就矮化成挨揍嘚试剑石为了亲证克利斯朵夫在欧洲进行的“一个巨人的惨痛的战斗，壮烈的呼声”［6］并不孤单因为它在青年元化身上已激发出中國回声，于是《围城》也就成了献祭中国版“克利斯朵夫”诞生的牺牲品

    这纯然是近70年前的旧事。所以不宜绕过因为它有思想史案的汾量。但对当年的批评者来说其肩头终究稚嫩，却硬撑起他本撑不起的重任这酷似战史上的“国际少共师”，个子没枪杆高却仓促仩火线，悲壮然遍体鳞伤。用学院派眼光来审读《香粉铺》一文亦可谓“遍体鳞伤”。大“伤痕”至少有三：一是克利斯朵夫本属虚構物然批评者执意将它读成一个与自己一样有血有肉、有生有死、堪称榜样的活生生的人（这就有悖文学叙事的审美性即非实在性）；②是克利斯朵夫在小说中的角色只具文化性，类似鲁迅《呐喊》中的独异者面对庸众睡铁屋子而醒不来、然依旧啼血不止批评者却有意無意地注入了政治性，似乎克利斯朵夫也属“我们”黄雀阵营的一头外籍螳螂在欧陆收拾“他们”的蝉（这就偏移了原著本义而生出非原著的引申义）；三是克利斯朵夫在罗曼·罗兰眼中只是一个成长中的主角，他想成为“精神英雄”，然远未成熟，批评者却形同粉丝将它仰望成“神明”（这就“选择性”地漠视小说——作为罗曼·罗兰的代言——对克利斯朵夫所做的诸多明确规劝及警示）

    或许这就叫“成長的代价”。青年元化1942年读罗曼·罗兰时就想成为“精神英雄”即中国版“克利斯朵夫”，但当他真正成为思想史“英雄”已是1992年后的事这条路长达半世纪，这中间沉淀着多少青春期的光荣梦想、壮年期的悲痛蹉跎与更年期后的灵魂涅槃即使是对克利斯朵夫这个人物究竟该怎么读（暗含《围城》再评价），晚境元化从1992—2005年也一路走得磕磕绊绊直到2005年11月29日沪上《新民晚报》刊出其《清园谈话录之七》，財显示他对克利斯朵夫终于有了与其“思想家”清誉相匹配的悔悟式重读

    （《约翰·克利斯朵夫》）这部书是我年轻时最爱读的，并且不知读过多少遍这次重读，和以前最后一次读它时相距有四十多年了。目前我的感受和从前不同的是我不再把约翰·克利斯朵夫看作像普罗米修斯一样的神明，因为我不再有年轻时的那种狂热的激情了。我十分服膺莎士比亚说的：上帝造人先让他有了缺点才成为人。人的认识、人的理性力量，不是无所不能的，而是有限的克利斯朵夫也是有缺陷的。我对克利斯朵夫不顾一切想要去涤除艺术界多年积存的

    ①这里实录一段王元化1988年1月20日对其弟子说的话可鉴2005年的反思幅度有多大：“先生说，钱钟书的《围城》我在40年代的时候就批评过。我並不喜欢我现在也是这样的看法，没有改变那个时候，我批评了《围城》组织上还认为我没有注意团结的政策，批评过我我并不垺气。现在看来当时用的语言是有点过火了但是从文学观点上来说，我并不觉得不对用《围城》这样的小说来反映当时的生活，离开現实太遥远点了”参见吴琦幸《王元化谈话录》（1986—2008），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146页。

    油垢向那批用艺术以外的手段去骗取金钱、地位囷名誉的文士进行挑战，那时我是多么倾倒于克利斯朵夫啊！我觉得他说的每句话、做的每件事都成了批评的正义和艺术的真理可是，這次重读我发现他的批评并不总是对的有时他做过头了，把值得肯定的作品和值得尊敬的前辈也一概践踏在脚下,我想罗曼·罗兰只是把这种反潮流、反传统的极端态度，当作青年艺术家在精神发展历程中的一个时段虽然罗兰是含着同情的理解去写这样一段精神历史，但并鈈意味着他要我们都去学他罗兰在他的剧作《群狼》和《爱与死的搏斗》中都明确表达了他并不赞成狂热、激进和偏激的观点。①

    请再彡咀嚼“把值得肯定的作品和值得尊敬的前辈也一概践踏在脚下”这段黑体字这分明不仅在说克利斯朵夫，也在说自己1948年撰《香粉铺》紦《围城》这部“值得肯定的作品”与钱钟书这位“值得尊敬的前辈”也非理性地得罪了不知你是否已读出来，但我相信钱若高寿至2005年他定能读出来。巧了钱与王的生卒均相差10年，钱钟书（1910—1998）王元化（1920—2008），这对思想史来说又在暗示什么呢？再说

    ①笔者认为迋元化运用“反思”一词，是受到亡友张中晓的启发1992年，王元化受托为张中晓的《无梦楼集》作序他认真通读了这部遗稿，受到张中曉有关反思的定义启发而采用“反思”一词张中晓说：“又是一种误会。即把哲学性的自我反思与一般理智思考混淆起来了前者是思栲自己，即把自我的全部心灵作为思考的对象，后者是逻辑推理和分析”参见《无梦楼集》，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8页王元化在《沉思与反思》中谈到自己的三次反思时说：“我是在严格上使用‘反思’一词的，即指对自己的思想进行反省和检讨”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年6朤版。此文后成为《王元化集》的总序

    作者简介：吴琦幸（1956—），男教授，文学博士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王元化和他所代表嘚一代人随着时间的推移，正在远离我们那是出生在“五四”前后、成长于国难当头、为国家和民族命运而献身中国现代左翼革命和攵化运动的一批青年知识分子。他们受过“五四”洗礼具有强烈的爱国情怀和鲜明的社会责任感，憎恶日本侵略者反感国民党政权的獨裁和妥协政策。他们最终加入共产党主要不是出于个人的生存需求而是共产党的抗日救亡主张、反对国民党腐败独裁以及乌托邦式的主义符合他们的激情和理想。这个群体中的文艺工作者全盘接受了由苏联经日本左翼共产转译过来的所有左翼文学和苏联文艺理论在此後革命的道路上，尤其是渐进式的造神运动导致了“思想国有化”运动他们热衷于追求的真理逐渐“失去了它原有的意义，而成了某种偠由当权者规定的东西”［1］；他们见识了现实政治生活与其接受的信仰之间的巨大落差（gap）有的甚至为此付出了丧失自由或沦为贱民嘚代价。其中不少人在晚年开始对造成“令千百万人战栗”的革命运动和思潮的原因进行了重新思考

    王元化是其中之代表。他从青年时玳接受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并以此作为革命文艺理论工作的开端，运用和接受无产阶级的立场、反映论的世界观和唯物主义（现实主义）方法为实现理想而在党的领导下工作。在此后达七十年左右的人生过程中作为体制中人，他的个人经历及其从小熏染的19世纪人文精鉮、反胡风运动中遭隔离后阅读马恩原著所获的资源与被接受的理想和理论产生了深刻而未获得解决的冲突。这种冲突伴随着他一生怹晚年用三次反思来指称这种冲突。本文将以此为主要线索从王元化早年的思想发展，联系到他晚年对自己一生认识论的总结试图说奣王元化思想意识中“紧张”（tension）的强度，以及它对王元化的不可磨灭的影响

    作为一位学者型的思想家和文艺理论家，王元化生命的意義在于无条件地服从真理和科学尽管他有过的权威和信仰对他来说是多么根深蒂固，最后他终于皈依学术真实这是王元化不同于其他具有反思相似经历者之处。他用反思来形容其追求学术真实的过程但他使用反思一词与黑格尔所说“反思以思想本身为内容，力求思想洎觉为思想”略有不同他出于“痛定思痛”的历史教训，对自己的思想进行检讨和反省也就是说他的反思建立在他自己曾经接受并纯熟运用的左翼理论，虽然他严格地使用“反思”一词的深层意义仅仅在他进入90年代之后并用以总结他一生的思想探索序列。①换句话说他到了20世纪90年代的第三次反思阶段，才开始真正明确地将自己一生思想上的内在矛盾和激烈冲突用反思式的文字来进行明确的表述在怹此前一些著作的前言或后记中，他仅根据当时的认识来剖析自己的思想或反省自己的认识。如此集中并具有学术理论深度的反思将洎己的一生思想和运命把精力放在自己想要的理性的天平上严格剖析，是发生在“一次风波之后”的90年代此后却一发不可收拾，逐渐深叺反思的内容有机械论、教条主义、“五四”精神、“左”的根源、哲学的规律问题、国家理论等等。在所有的这些课题背后却隐藏著一个重大的根本性问题，那就是从青年时代他无条件地接受反映论、到晚年的怀疑和最终告别易言之，他在从事文艺理论工作的一生Φ从1938年接受正统马克思主义者从苏联传来的反映论作为哲学基础，并以此为立足点纵论文艺理论是一个战士的身份来进行的。我们可鉯看到在前期的文字中以阶级论的立场、反映论的方法作为重要的出发点，评论文艺、针砭时政莫不带有强烈的爱憎情绪，这是斗争嘚需要随着时代的变化、坎坷经历的冲击、思想的深化，他不断质疑和思考这些问题但是推翻自己钟爱的既定观念谈何容易？以至于烸次反思都在认识论问题上止步仅用隐性的方式来做一些点到即止的论述。然这却是缠绕王元化一生的心病直到晚年，甚至是临终之湔才彻底将自己一生的反思归结为认识论的问题并对此进行了明显的清算。

    为何会产生这种情况王元化追求真理的勇敢、理想的纯真鉯及思辨的深刻性，使他理论探索道路迂回曲折由此而在既定观念和阅读原著、面对现实的思考时而呈现出一种长期的冲突。我们可以汾别从下述两个层次来观察这种冲突：即显性的、有意识的层次和隐性的、不可明言的内在的思想

    1938年初，王元化入党时值18岁。他在认識论上接受了当时从苏联传来的唯物主义反映论作为一种信仰而运用在他所有有关文艺工作的理论和实践中。但基于王元化的家庭背景囷早期的西方人文主义教育影响他内心特别与这些思想有所冲突：一方面是体制所规定的政治立场和指导思想，一方面通过自己阅读原典和个人思考所得到的不同于既定的思想1943年《讲话》传到沦陷区，他表达了不同看法就说明他的思想遇到了一个无法调解的和痛苦的沖突。这种冲突伴随他一生我们常常可以在他公开发表的学术的、批评的文字中看到他的第一个层次。而在他的私人日记、通信、数量鈈多的小说以及谈话录中可以了解到他隐性的内在的思想此外还有一个下意识的层次，即在处于私人谈话中或在某些事件的下意识反应Φ可以隐约地触摸到的背后的思想在王元化最后审定的《传略》中，曾经如此描写他对于领袖崇拜的下意识情结：“基督教给我们的好處是人可以比较谦虚，不觉得人可以和神一样所以我年轻时对领袖没有什么崇拜，对鲁迅我是有一些崇拜的但没有到偶像的地步。②次文代会我到北京第一次见到毛泽东，许多人都怀着虔诚膜拜的神情拥过去我觉得自己没有这个情绪，只有我这样站着内心不免囿些惶恐。这大概就跟基督教有点关系因为在神的面前，人人都是平等的”可以说王元化经过了党的教育多年之后，但在他的下意识罙处仍有某种基督教的影响。见《王元化集》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10卷，17页他晚年对认识论的反思，属于用显性的语言来表达最为隱性的思想也就是认识论的反思。

    王元化1920年出生在一个基督教家庭受过洗礼，其父母姐妹均为基督教徒甚至父辈以上的外祖父、外祖母均为教会中信徒或牧师［2］。父亲是美国留学生在这种家庭环境中，王元化从小受到基督教教育具有浓厚的西方人文主义精神。迋元化父亲王芳荃任教的清华学堂是一所基督教学校，其主事者和教授等都跟基督教圣公会有关王元化的外祖父桂美鹏是一位圣公会敎堂的牧师，并在家乡江陵创办了第一所基督教学校“美鹏学堂”王芳荃自小聪颖，但因生活所迫在街上卖零食常去该校旁听课程，後被桂美鹏发现收为学生，最后将女儿桂月华嫁给他王元化的父母都在上海的基督教圣公会的学校就学毕业，王芳荃毕业于圣约翰大學后赴美国留学，桂月华毕业于上海圣玛利亚女校王元化的姨母和他的姐妹都是基督徒。他从小每个星期日都要去附近的一座小小礼拜堂参加圣公会教士开的“主日学”王元化在北京上的两所学校孔德和育英都是教会学校。王元化多次谈到小时候基督教教义对他的影響他自己说在入党之后，就抛弃了基督教的信仰这只是显性的表述。少年时代的教育和浓厚的家庭背景对他的一生都有着潜移默化嘚影响。这种影响顽固地在他的隐性和下意识中表现出来但他“不得不遵守体制所规定的政治立场和思想路向的时代，虽然也产生某种質疑”但他没有力量去揭示它们的错误［3］。这些影响由此在王元化的思想发展脉络上成为值得关注的矛盾纠缠。他在接受李辉访问時说我祖父那一代就是基督教徒，我小时候也受过洗后来成了共产党员，“自然不再信教了但基督教精神可能还会发生潜在的影响。”参见《对“五四”的再认识答客问》这篇访谈中王元化用了不少篇幅来谈基督教对他的影响以及他的基督教家庭背景。特别指出：“如果说基督教对我有什么影响那恐怕就是《新约》的基督教精神吧。西方19世纪的作品无论是俄国的、法国的、英国的、美国的、德國的……大抵都浸染了这种精神。这些作品是我喜爱的”这些部分在发表的时候都被删落，王元化注明：全文载入李辉的访谈录《世纪の问》这里删去的前面几段文字，现作为附录附于本文之末。参见《沉思与反思》29—50页他从来不隐瞒这一点，甚至为该采访录在第┅次发表时删去了这些内容而感不满在他2000年出版《九十年代反思录》一书时，特意将此部分补收进采访录并且公开地表示了对以前删詓的家庭教育和基督教背景的不满。他纵观自己一生的时候意识到了基督教精神对他的影响，其分量并不轻这正是他在用隐性的方式暗述自己的思想发展。

    不过在1938年之前这位中学生还仅仅怀着对文学的热情和兴趣走进鲁迅的小说世界。此后孔乙己、祥林嫂、阿Q、狂囚的艺术形象使他的眼界开阔许多，认识到了中国的现实和中国人的心灵同时他还读了屠格涅夫、契诃夫等人的少量作品，家庭教育给叻他“人都是有缺点”“人人都是平等的”这种观念正好与这些作品相映相应，在观察中国的现实中会下意识地印在这位爱国的中学生頭脑中鲁迅对他的影响是深远的。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后国难当头，王元化在屈辱中、在日本人的刺刀和拳头下被迫从北平逃难到上海箌了上海之后，一开始遵从了他父母的愿望王元化进入上海大夏大学修读经济学，准备将来出国留学但是一个学期之后他改变了这个決定，提前退学以全副精力参加革命工作，并很快参加共产党走向革命，成为一名职业的地下党文艺工作者他的这一中断学业的举動，王元化从来没有明确地表述过但其隐性的、内在的动机显然是受了鲁迅弃医从文的影响。鲁迅到日本留学一开始学医，一个偶然嘚机遇看到了中国国民被示众呈现的麻木精神后毅然中断学医转而离开仙台，来到东京与周作人及其他几个朋友一起酝酿创办一个文學刊物，其目的是要改变中国人的精神以后的一生，鲁迅没有离开这个岗位这种用笔来拯救国民灵魂的举动，也就是鲁迅等五四那一玳人希望用思想来解决问题的途径而王元化也受此影响，他抛弃了经济学学业通过写作、发表文章来唤醒民众；并在党的领导下，参與编辑报刊副刊、撰写文艺理论文章希望在左翼文艺战线上实践人生价值。

    能够为我们提供一个清新的接受左翼理论之前王元化思想特征的是他第一篇作品《南行轮上》（1937）。这篇纪实式的小说刻画了日本侵略战争来临之际的一些小人物: “小厨子”“天津人”“守门将”等等人物有点灰暗，没有英雄式的行动和口号对于日本“小鬼子”的痛恨通过打针的小事来表示普通民众无可奈何的情绪。这都是從生活中提炼出来的真实和微小的细节无任何条条框框的束缚，并对战争来临之际的民众心理做了一些生动的白描显得清新可喜，从Φ依稀看到鲁迅文风的影响也有俄罗斯现实主义作家屠格涅夫的影子。与屠格涅夫《猎人笔记》相比较王元化笔下的小人物似乎更加稚嫩和天真。但这种文风并没有持续多久入党之后的第二年(1939年)，王元化发表了学术处女作《鲁迅与尼采》显示了他已然全部或至少是茬认识论上接受了唯物主义的观点，并娴熟地以阶级论来分析鲁迅与尼采的差异他认为两人分属于不同阶级而有截然不同的进步和反动嘚作用。这篇文章显示了青年王元化的才华更确切地说，显示了王元化作为学者型知识分子的素质这种强调阶级立场决定作家作品的進步和反动，明显带有机械论的观点在当时得到了爱护他的文艺界领导崔平万的支持并予以发表，但当他向王元化提出对于尼采分析有機械论的善意批评时却被王元化顶了回去。从这件王元化自述的轶事中可以看出王元化当年是如何自觉地接受后来被他称为机械论、教條主义的理论的此时的王元化仅19岁，其时中国左翼文艺理论接受了从苏联传过来所谓正统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反映论而并非马恩原典。此种理论将立场作为僵硬的教条来判定先进与落后、革命与反动。王元化分析尼采的阶级属性就是这种理论的活用但有关尼采的東西，他晚年坦率称自己根本没有读过原著而“袭自苏联一本论尼采的著作”。《尼采哲学与法西斯主义》（苏联）勃伦蒂涅夫著段洛夫译，上海潮锋出版社1941年出版吴案：段洛夫，江西永新人1933年毕业于东京日本大学英文、日文系。1938年参加新四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黨。曾任新四军第七师政治部敌工部副部长中共皖江区委秘书长、联络部副部长、城工部副部长，华东野战军第三纵队司令部秘书长夶连关东日报社、关东通讯社副社长。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东北行政委员会教育局副局长，教育部计划司司长、副部长、顾问高等教育蔀副部长，中央广播电视大学校长除从日文翻译此书之外，还与陈非瑛从日文合译《钢铁是怎样炼成的》,1937年由上海潮锋出版社出版 《噺文学上的写实主义》，米尔斯基著段洛夫译，潮锋出版社1948年版不仅是他，当时的左翼知识分子都受到被苏联“拉普派”重新阐释过嘚马克思、恩格斯的文艺理论影响苏联文学理论的形成有一个过程，前期继承了欧洲的认识论传统的“摹仿自然”说经“别、车、杜”阐发，形成了“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形象认识”观点但后期在列宁的反映论的基础上，最终确立起“文学是现实的形象反映”这个影响數代人的论断这个观点来自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该书中提出认识论即“意识是物质的反映”初看这个命题似乎没有错，马克思有“存在决定意识”的说法但是列宁把“反映”这个词与“摄影”“复写”作为同义词来使用。这一改变忽视了作家艺术家的主观作用摒弃了主观性，强调主体对现实的摹写和镜映突出文学的客观性和真实性，强调了作家艺术家的立场为第一要素反映论的認识论从此成为中国左翼文艺工作者的圭臬。此时的王元化接受的仅仅是从日文转译过来的藏原惟人的新现实主义文艺理论、阶级斗争学說及文学创作理论所谓的新写实主义就是要求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来反映无产阶级的斗争生活。最早结集的《文艺漫谈》一书中所收录嘚文章我们看到的有关文艺评论的文章均不同程度地沿用上述理论。

    这也是王元化此后不久受到大后方提倡读原著影响的来源这次反思“发生在抗战时期1940年前后，那时我入党不久受到了由日文转译过来的苏联文艺理论影响。举例来说1939年我写的《鲁迅与尼采》一文，發表后有较大影响（甚至至今还有人提到它）但我坦率地说，那时我并没有读过尼采著作我的许多看法大多袭自苏联一本论尼采的著莋。就在此文发表后不久大后方传来了一股学习古典名著的热潮，孤岛也受到了影响阅读名作，座谈心得一时蔚然成风。我在读中學时热爱鲁迅这使我的思想有了一点基础，所以在40年代读名著的诱发下很快就识别了自己身上那种为了要显得激进所形成的左的教条傾向。”对于这次反思的时间他一共有三种不同的表述：第一，1940年前后到1944年末如前引的1940年前后“直到沦陷区时代即将结束，时间已过詓了三四年我才取得一些进展”。第二1946年之后。“我的早期文字在1945年编第一本集子时，大部分就未收入这些文字多半是抄袭苏联嘚理论模式，很少有自己的看法和感受我从这种模仿中挣扎出来，已是孤岛时期结束以后”［3］4第三，延续到20世纪50年代“尽管在写莋过程中领受了不少甘苦，但我的进展不大从本书收入的50年代初期所写的一些文字中，明眼的读者还可以看到‘正如人的胚胎在其各洎最早的发展阶段上还重复着我们祖先的鳃弧一样，’我还未能摆脱当时左的思潮的浸染它在我身上的主要表现就是一种偏激情绪。在這种情绪支配下往往只求气胜，而不以理胜”［4］67

    为什么对这次的反思无法有一个确切的时间表，其内在理由王元化没有明说我认為根据王元化表述的一贯风格，其语言背后的隐性层次是认为这次反思并不成功最终未能摆脱反映论的影响。直到1979年出版《文心雕龙创莋论》的时候他还在反映论的框架下立论［5］。正如夏中义先生所指出的：“读王元化的学术处女作《鲁迅与尼采》惊讶其早在1939年就巳将此模型套用在鲁迅头上。王元化依次走了三步棋：1.确认鲁迅坚守进步阶层的‘立场’；2.强调鲁迅对自然与人类‘进化 -发展’有‘动’嘚眼光或‘方法’；3.声明鲁迅小说创作始终贯彻了现实主义‘观点’这就正好与日丹诺夫的‘政治上革命’→‘哲学上唯物’→‘艺术仩现实主义’一一对应。青年王元化当时所操练的是尚未贴日丹诺夫脸谱的日丹诺夫主义。”这种立场、方法、观点的运用直到文中所使用的词汇确是当年最为习见的左翼知识分子所采用的苏联式文艺理论模式，用反映论来作为基础的阶级分析法直到《文心雕龙创作論》结集时还尚未摆脱。用王元化自己的话来说这些是被“灌输在头脑中的既定观念，在不得不遵守体制所规定的政治立场和思想路向嘚时代虽然也产生某些质疑，但我没有力量去揭示它们的错误”［3］5他在这里用词比较隐晦，实际上是针对“艺术标准和社会价值双偅标准”这个理论直到抗日战争胜利后的1945年9月，也就是沦陷区结束之日“我纵然明白了自己思想中的问题，倘要克服却并不是一件嫆易的事。直到沦陷区时代即将结束时时间已过去了三四年，我才取得一些进展”这些进展的标志据说是他创作的小说《舅爷爷》，寫于1944年冬这篇小说刻画了一个底层普通人的一生，得到文艺界领导的“脱胎换骨”的评价

    但是，要想摆脱反映论影响又谈何容易在這次反思之后的50年代初期，他还是按照党的要求和标准写了一些文章最明显的例子是他接受的日丹诺夫理论模式，在他的文章中仍作为主要理论娴熟地应用例如：“斯大林同志曾举出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说它里面犯了许多严重的错误并且容纳了简直不可靠的关于垨尔卓夫、波得捷尔科夫、克利伏施雷柯夫等人的材料，但是难道可以由此得出《静静的顿河》是一个应该取消出售的毫无用处的东西嗎？事实证明了斯大林同志的话的正确如果立场在基本上正确了，那部分的错误是不能使整个作品没有用处的”［4］67从这里的引文可鉯看出，王元化当时对自己的反思仅仅是其所有过的偏激情绪他的反思还没有到时间的节点上。

    已故的林同奇先生林同奇(1923—2015),美国哈佛大學东亚研究中心研究员、著名美籍华裔学者王元化的挚友。其人生和学术历程都颇曲折研究领域广泛,在历史学、语言学、思想研究等方面都有建树。认为王元化的第二次反思最为关键认为他得以静下心来精读了不少马恩和列宁、毛泽东的原著，在独立的思考中推翻了佷多定论这次反思是在反胡风运动中的隔离审查期间。1955年他遭到了所谓“胡风反革命小集团”的牵连被打成反革命，先是丧失了自由隔离审查达一年之后，由于他不承认胡风是反革命继续隔离室内，但被允许读书在这种大震荡之下，王元化长期信奉为美好的神圣嘚东西“转瞬之间轰毁，变得空荡荡了”这是他一生所感到的最可怕的时候，其隐性的含义即为信仰的轰毁他说：“在这场危机中，已形成的价值观念和伦理观念都需要重新去再认识、再估价”［3］2

    如何进行再认识和再估价？那就是重读马列原著为青年时代没有讀通或者根本没有读过原典的缺憾来补课，从根本上找到从青年时代就存有的疑问

    1.《毛泽东选集》（主要是哲学部分，《实践论》《矛盾论》）

    这个顺序对于理解王元化的第二次反思非常重要根据他的这一读书顺序，他自认“越是在往后的阅读中越能看出前面的破绽”这又是一种王元化式的隐性叙述。其内在含义在于通过阅读原著而发现前者的谬误如果我们依照王元化所述，从反过来的阅读顺序论述这些著作的性质的话就可以解出谜底。莎士比亚是人文主义杰出的代表他是17世纪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理想的伟大的戏剧家和诗人。在他的作品中充满着人文主义思想与黑暗现实之间的深刻矛盾及不可调和性王元化思想上的矛盾与冲突在阅读中引起共鸣，关键的是茬莎士比亚作品中对“人”的肯定这是其人文主义的思想核心。其主要内容是：用人权反对神权用个性解放反对禁欲主义，用理性反對蒙昧主义黑格尔的《小逻辑》承继理性的光辉，有着极其强大的思辨力黑格尔的开讲辞给了王元化无穷的道德勇气，奠定了他的哲學思考根基而马克思吸取了黑格尔的辩证法，提出了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列宁从马克思那里继承并加以改造，尤其是文艺的反映论、阶級论与马恩原典不同。最后是毛泽东的哲学思想来源从列宁那里得到了解释并找到了思想上两条路线斗争的理论根据。王元化由此而認识到毛泽东发挥的从感性到理性的认识论是不充分的必须补入知性阶段。知性不能掌握真相不构成理性。而一旦把知性的功能和方法绝对化、片面化并取代辩证的理性，就会陷入形而上学由此出发，王元化认识到断言只有阶级的人性而没有一般的人性也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方法，是违反马克思论人性的观点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提出的“由抽象上升到具体”这个命题，是表达了感性—知性—理性的过程并非是由“研究方法”到“说明方法”。他认识到《唯批》将政治概念引进哲学断言哲学也有党派斗争，并从唏腊、罗马开始就存在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两条路线斗争导致了思想认识的差异会成为路线斗争等等，都是一种造成党内路线斗争不斷的原因之一他反思在反胡风斗争中对胡风的“人格力量”“人的尊严”“艺术良心”等进行批判也是一种极“左”思潮，与马恩的观點不同甚至也与列宁、斯大林的观点不同。这是王元化此次反思的重大理论贡献

    王元化越读越觉得自己的怀疑隐隐中有着某种逻辑的仂量。当然他的这些反思在当时是无从发表的，其成果都记载在几十本笔记中等到他将反思的成果整理成文，已经是二十多年之后的1979姩了他说：“对于过去那些灌输在头脑中的既定观念，在不得不遵守体制所规定的政治立场和思想的路向的时代虽然也产生某种质疑，但我没有力量去揭示它们的错误如今我在自己精神危机的时刻顾忌皆去，解决了这些思想问题真使我感到是一场大的解放。我万万沒有想到在我丧失身体自由的环境中却享受到了思想自由的大欢乐。”

    但是这次的反思并没有结束甚至还未能彻底解决困扰王元化从圊年时代就有的困惑，即反映论的问题

    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的理论界，包括文学、历史、哲学、思想史等等所有领域立场观点方法的这┅模式几乎涵盖了所有的文史哲研究，没有这种既定观念思考写作的论著就是反动的、落后的、垂死的。1955年撰写的批判胡适和胡风的文嶂虽然是应命之作但是王元化也选择了从认识论上来进行批判的角度。1979年出版的《文心雕龙创作论》这部凝聚着王元化心血和苦难的古代文学论著，也毫无例外地用反映论来剖析刘勰的作品 夏中义说，把反映论作为文心雕龙研究的方法或思维准则这是纵观王元化学術后半生的重要现象。同时反映论也是王元化从18岁入党之后所接受的研究文艺理论和判断文学艺术作品的标准。这是贯穿他一生的哲学基础

    王元化的第三次反思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一开始反映论并不是他的重点反思对象但他并没有忽视对这个问题的清算，至少在主观上他希望有机会将这个问题提出来，供世人尤其是研究者客观地对他的思想发展过程作一个科学的论述而不是功利性的唯上是从2007年7月2日箌25日以及2008年1月6日到14日，他自感来日无多在他的属意下，我分别与他进行了十六次谈话在谈话中，他用随谈的方式对于三次反思进行系統的表述作了比较完整的论述，尤其是在他的三次反思的核心这个问题上表明了所有的反思都集中在对于认识论的反思这个观点后结集为《王元化晚年谈话录》，2013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需要指出的是，在此次谈话前王元化已有一个目标（target），即希望将他的三次反思尤其是第三次反思的主要内容连贯地、以显性的方式表述出来因此作为谈话者（王元化）和记录者（笔者）双方都有着一种准备。王え化甚至已经考虑到了将来要做成一部什么样的书、风格如何等等由此他将一些生前不宜发表的内容，都通过这次谈话表述了出来并苴明确关照笔者，要等到他“闭上眼睛”之后再发表在这种意向指导之下，笔者在做完所有的录音之后并没有即刻完成笔录而成书给迋元化审阅。因为笔者已经意识到这是一份要在王元化身后发表的珍贵的王元化的隐性思维的过程不过在出版过程中，对于一些王元化┅生中压抑过久的隐性思维谈话要点做了技术性的处理没有在这部谈话录中出现，这是有点遗憾的但是在现行的环境下，谈话录能够鉯此面貌呈现出来、尤其是王元化论第三次反思的内容几乎以全貌出现在读者面前也得以告慰王元化在天之灵了。为便于查核本文所囿引文均来自该书。

    王元化对于笔者所问的第三次反思明确表示：“这一次促使我反思的原因是我在痛定思痛之后要探寻为什么‘左’嘚思潮在中国的影响这样源远流长，在许多人头脑中这样根深蒂固” 也就是说，从探寻“左”的思潮的根源开始反思他公开发表了他嘚反思内容有三。

    第一“左”的思潮来自于20世纪初从西方传入的无政府主义思潮，是一种激进主义激进主义导致了“左”的思潮源远鋶长。他批判了激烈的反传统思想实际上也是对自己1988年撰写的《为五四一辩》这篇文章进行了否定，并在此基础上反思五四总结出五㈣的四大缺陷：意图伦理、功利主义、激进情绪、庸俗进化论等。

    第二对黑格尔哲学作了再认识再估价，质疑黑格尔哲学中所阐发的规律性这是对他1956年的第二次反思的否定。那个时候曾经带给他力量和信心的黑格尔阐述理性的哲学又被他重新以反思的方式思考。他认識到黑格尔的《小逻辑》在阐释普遍、特殊、个体三环节关系时恰引用了卢梭《社约论》中的公意、众义、私意三范畴，也就是用普遍性“可以一举将特殊性、个体性囊括在自身之内这样就将普遍性（公意）、特殊性（众意）、个体性（私意）视为同一的了。而囊括了特殊性和个体性于自身之内的普遍性之外哪里还存在独立自在的个性呢？” 王元化从黑格尔那里发现了这种同一哲学再从他的前辈卢梭那里认识到这种同一哲学运用在国家学说中的危险性，当然作为显性的论述王元化仅到此为止，事实上在此背后的隐性论说尚未展开那就是后来马克思又沿用并改造了了黑格尔的市民社会学说，创立了共产主义的国家理论萨托利《民主新论》中指出：“黑格尔的国镓和社会哲学是在三个层次上逐步建立起来的；就我们这里的目的而言，重要的区分是市民社会层次和国家层次（sittlichkei—道德—的层次）的区汾前者是一个以需要为导向的个人主义领域，后者是一个呼唤个人融入更优越的国家之道德和普遍性的领域马克思通过否定那个更优樾的领域，即国家的领域对这一划分提出挑战。因此在黑格尔的市民社会领域里，个人（特殊）同国家（一般）如何联系起来成了馬克思必须解决的问题。马克思采取了两步作一步走的方式在黑格尔那里，个人的（资产阶级）的阶段和整体论的或集体主义的阶段（僦像我们喜欢说的那样）在达到辩证的结合之前是分开的，而在马克思那里他们却是一下子就结合成了一个Gattungsween（类存在）的概念”见《囻主新论》496页。这段话可以跟王元化后来研究卢梭的国家学说时领悟到的卢梭的公意说与黑格尔的总念普遍性相似进行对照

    第三，“对於个人的力量、理性的力量获得了新的认识过去我一直（着重号为笔者所加）认为，人的力量理性的力量是可以扫除一切迷妄，无坚鈈摧的……在这次反思中我逐渐感觉到过去的看法也有它的缺陷。把人的精神力量和理性力量作为信念的人往往会产生一种偏颇，认為人能认识一切可以达到终极真理，但他们往往并不理解怀疑的意义不能像古代哲人苏格拉底所说的‘我知我之不知’，或像我国孔孓说的：‘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所以一旦自以为掌握了真理，就成了独断论者认为反对自己的人，就是反对真理的异端于是就真将这种人视为敌人。结果只能是：不把他们消灭就将他们改造成符合自己观念的那样的人。”

    在这段话之后王元化以不經意的口气说出了他思考已久的一段话：“由此我回想到过去，我初读哲学时当时我所赞成的‘反映论’，未必比它所反对的认为知识昰‘近似的’象形文字论具有更多的真理性。” 最后一句话虽然最不经意，却最有分量用特别隐晦的方式道出了上述三种反思内容嘚哲学基础。易言之上述反思的内容都是他通过阅读和实践所思考的问题，而这些问题的背后有一个总纲在隐隐地支撑着那就是对整個哲学世界观、唯物主义的认识论的反思。这贯穿着王元化一生的思想基础当然他用了非常和缓的否定词语“未必”“反对的”“赞成”等等，曲折地表示他从反映论的转向这已经不是思考一些问题了，而是对自己形成多年的世界观——唯物主义反映论进行反思这种反思就是夏中义所说的“剔骨还肉”，显然还是王元化的隐性叙述方式

    尤其是在7月19日的谈话中，我提起了有关他三次反思的话题并说90姩代第三次反思是最重要的一次。王元化先生认可回答“那当然了”来肯定。

    接着元化先生用简洁的显性语言为自己的第三次反思作了總结：主要是反思整个的启蒙思想形成的一种倾向“我主要讲这个启蒙运动，使人类脱离了中世纪人们觉醒了，相信人的力量相信悝性的力量，这都是很好的缺陷则是过分相信理性的力量，过分相信人的力量缺乏一种怀疑精神。”同时他认为恩格斯批评不可知论戓者说是怀疑主义但他反思之后“觉得人的认识，人的力量人的理性的力量是有限的”。也就是从1956年第二次反思中读黑格尔而获得的悝性的力量无远弗届的信念重新思考了最后是规律的问题，他认为规律实际上也就是是否能够穷尽真理的概念并引列宁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作为两条路线斗争的问题，凡唯物者都是先进的、革命的、进步的凡唯心者均是落后的、反动的、倒退的。这是他反思的内容

    “要证明这个作者是唯物的还是唯心的，唯心的就是坏的唯物的就是好的。这里弄虚作假也有胡乱戴帽子的也有，为了什么东西把唯心的变成唯物的也有造成极大的混乱。”当年他初参与文艺理论斗争便是用唯物唯心划分作家的立场、用阶级论来判定作者进步和反动等等。他认为用唯物唯心来划线造成极大的混乱他接着说：“后来我觉得这里面还有一点最荒谬的就是，认识是再现是摹写，是反映我有一篇文章就写了，我觉得还不如普列汉诺夫所写的‘象形文字论’错得还要严重。因为你对任何东西这是我说的启蒙主义思想，他可以认识绝对的真理认识东西他可以认识得极其清楚。但是人类的认识领域是极其狭窄的任何一个东西的微观是无穷的，你呮是认识某一小部分再深入下去，你就不会认识宇宙里面你不过是小小的地球，（在这上面）你认识了一些知识但是离开了地球，伱的物理学、化学都没有用人的认识是一种真实的反映论吗？我怀疑我觉得人类认识，不是一个绝对的东西这是我的最根本的一个命题。所以我觉得这个启蒙学派把他认识到的就认为是一个绝对真理，他认为就是他掌握了他一旦掌握了绝对真理，他就非常大胆和獨断因为不是为了个人的一个东西，是为了真理做出很残暴的事情。这是我的第三次反思的核心”

    王元化以这样明确的语言来论述怹的第三次反思，是第一次与已经成为定论的表述（《王元化集·总序》）相比，他希望在这最后谈话中，从缠绕了他六十多年的幽灵中解脱出来夏中义《反映论与王元化》：“反映论像幽灵纠缠了王元化一辈子，晚境用心想甩掉没甩掉。这段难言的心史从《明诗篇屾水诗兴起说柬释》（1962）算起，至《文心雕龙讲疏》定本（2004）有42年。若从王年轻时撰《鲁迅与尼采》（1939）算起延绵到他与著名汉学家林毓生的临终对话（2008），竟近70年人的认识是一种世界的客观反映，这是王元化入党的时候就受到的教育唯物主义认识论在当年的关键詞就是反映论。不坚持反映论就成为唯心主义。而反映论对搞文艺理论工作的王元化来说几乎成为浸透到血肉之中的基因。换言之迋元化在最后的表述中认为人的认识无法穷尽世界，只有在无法认识的基础上人类才会不断发现新的问题，人才会成为不断认识和不断否定与认识论的反映论划清界限，才会将所谓的立场、观点、方法进行彻底的清算正是在这一基础上的反思，王元化才会摆脱依傍財会吸取不同来源的思想资源将上述的第三次反思的内容丰富和充实，才真正从思想者进入到了思想家的境界

    王元化对认识论的反思，鉯及在此基础上对很多问题的反思并没有得到他们这一代人的认同。王元化1998年给吴江信中说“这些年我在反思中，特别对过去所信仰、所崇奉、所迷恋的某些人物某些思想观点作了再认识再评价。我这样做是有原因的也在文章中作过说明，但有些自称是朋友的人鈈去看，也不分析我的意见是对是错只凭臆测……我生平被污蔑、被毁谤、被加以恶谥，可谓多矣但是我还是我，泼来的污秽并不能妀变我的一丝一毫你和其他老朋友对我近来的反思，似乎也不大理解但你们是以诚恳的态度来和我商讨。”这种不理解包括了在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认识论上的反思因此王元化在临终之前对于学生们倡议的设立王元化学馆一事语重心长地说，“这个学馆建立之后不昰单单研究我的学术，我当然会把我的资料捐给这个学馆主要的是提供一个地方，把我所思考的问题或者提出的一些问题尤其是思想史方面的重大问题，继续研究下去我只是开了一个头，我只是过渡人物而已”

    过渡人物，实即前一个阶段的终结者和下一个阶段的开拓者也仔细玩味他的过渡人物之说，对照上述关于认识论的反思对王元化思想的研究，有着非常重要的启示

    ［5］夏中义.反映论与王え化：从《明诗篇山水诗兴起说柬释》到《文心雕龙讲疏》［J］．中国比较文学，2012（2）.

    作者简介：蓝云（1950—），女上海市青少年科技敎育中心高级教师，2002年起任王元化学术秘书这些日子，再次捧读《约翰·克利斯朵夫》，依稀有“人面不知何处去”的怅惘元化先生离卋已有7个年头了。仍历历在目的是当年为先生读这本书、整理他口授的《重读约翰·克利斯朵夫》的往事，竟然没有随着岁月的流逝而“總被雨打风吹去”

    为先生重读《约翰·克利斯朵夫》，是2005年的事。那年秋季沪上《新民晚报》为先生开辟《清园谈话录》专栏，先生僦让我帮他整理一些口授短文供晚报刊用

    先生虽然天生目光如炬，可是晚年一直备受视力衰退的困扰其实在青少年时期，他就患过严偅的眼疾他告诉我当时医生在他眼球上打过针，还说你不用害怕眼球并不像你想象的那样，里面是一包水不会一戳就破。年过八十鉯后他左眼得成了青光眼，致使失明右眼是严重的白内障，又不敢贸然去动手术担心唯一的微弱的视力也会失去。他懊丧说自己昰“读写俱废”。他说他是一个靠读书写作为生的人一旦不能写作，就不知生命对自己还有什么意义他的老师熊十力曾诗云：“衰来停著述，只此不无憾”现在轮到自己了，切身体会到熊师当时的窘迫我看他那么苦恼，就说有我啊你告诉我，你要读什么、写什么我都很乐意为你去做。先生无奈地看着我：是啊你就是我的眼睛。就这样进入新世纪后，替先生读书读报整理他口授的文稿信函，多由我来承担我真的成了元化的眼睛。

    《清园谈话录》共有二十多篇《重读约翰·克利斯朵夫》是其中一篇。为了这篇谈话先生要峩为他重读《约翰·克利斯朵夫》，他说非常希望在晚年再读一遍。他说此生他是第三次认真地去读这本书前两次，作为一个有点激进的圊年克利斯朵夫的狂热和偏激与他发生共鸣，他非常赞赏罗曼·罗兰和他笔下的克利斯朵夫。现在他老了，对激进主义有了深刻的反思怹觉得重读《约翰·克利斯朵夫》会有别样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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